普拉斯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读普拉斯

作者：Rhian Sasseen

编译：Anna

校对：LIT.CAVE

编辑部配图：Online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有属于自己时代的诗人，而且这些诗人的原型是让我们如此熟悉、模式也如此的相似，以至于乍一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哥特风的少女、顺从的女儿、全优生、不满的家庭主妇、女权主义先驱、天生的天才。似乎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只要你读的英语文献足够多，迟早会发现一种模式的形成，就是这些熟悉的东西会带来痉挛一般的感觉——它们充斥了书背、营销文案、维基百科条目、甚至评论和推荐等。如果一个女人写的是关于死亡的东西，或是关于性别的东西，如果她自己在年轻时不幸死去——或者，更妙的是，她自杀了——人们就总是会拿这个做比较。那么，她就是「X」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X」通常指的是另一个国家，不过偶尔你会发现它也适用于以一种不同于文学媒介工作的艺术家，比如黛安娜·阿布斯（Diane Arbus）被称为摄影界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米奥·维斯特里尼（Miyó Vestrini）被称作委内瑞拉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最近她的一本由安妮·博伊尔(Anne Boyer)和卡桑德拉·吉利格(Cassandra Gillig)翻译成英文的作品合集，其封底上这样写道，「她会让泰德·休斯(Ted Hughes)为之疯狂」。

「提到美国的诗歌界，人们会想到普拉斯和塞克斯顿（Saxton）」，肖勒·沃尔佩（Sholeh Wolpé）——福罗法·法罗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作品的译者写道，法罗赫扎德是伊朗的西尔维娅·普拉斯。

「薪火相传。这是伊朗的福罗法·法罗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的诗歌应该属于的分类。」雅莉珍达·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是阿根廷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约翰纳斯·戈兰森（Johannes Göransson）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中写道，「皮扎尼克是那种诗人，就像西尔维娅·普拉斯一样，她经常被拿来和她比较——她被打败了。」

这些作家大多没有读过普拉斯，也没有受到她的影响，但普拉斯所遗留下的影响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想象中显得举足轻重，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界互动中也是如此。对一些人来说，她的影响是持久的——意大利诗人阿米莉亚·罗塞利（Amelia Rosselli）有着一些令人动容的作品，她曾在普拉斯诞辰33周年时自杀。

在文学界，她几乎无法脱身。她还是一名作家，在经典中占据的位置也富有争议；正如玛吉·纳尔逊（Maggie Nelson）在《残酷的艺术》（The Art of Cruelty）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不要忘记，被称为世界上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并不是一件好事。」

她的作品风格被定义为歇斯底里的、幼稚的、是来自青少年的多愁善感；她的诗是纯自传式的；她言语风格是残酷的，她偶尔涉足政治，以及她太难得开心了，而这些负面的东西全部都被摒弃了，或者说是被忽视了。普拉斯是一个与高雅背道而驰的诗人；她往往太过复杂，正是这种多样性让人害怕，却在感觉上与平庸之辈背道而驰。

在对比普拉斯和其他女作家时，最常比较的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观点；第二，就是传记。对于二十世纪左右的女性作家，请查看一下能够符合条件的人：

你自杀过了吗？

「皮扎尼克（Pizarnik）、琼克尔（Jonker）、韦斯特里尼（Vestrini）、沙古夫塔（Shagufta）」

你恨你父亲吗？

「琼克尔（Jonker）」

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吗?

「巴赫曼（Bachmann）」

你是否在年轻的时候就悲剧性地死去，你是否写过关于性别的文章，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是否强烈地挑战了作为一个女性所受到的限制?

「法罗赫扎德（Farrokhzad）」

或者也许你曾公开地写过关于死亡的文章，尤其是你自己的。

「又是皮扎尼克（Pizarnik），又是韦斯特里尼（Vestrini）——『第一次自杀是独一无二的，』，这是韦斯特里尼（Vestrini）的诗『碎胡萝卜』的开头，由安妮·博伊尔和卡桑德拉·吉利格由西班牙语翻译而来。『他们总是问你这是一场意外，还是真诚的对于死亡的命题。』)

或许，把这些比较视为一种国际主义、一种团结，而不是出于精明的营销或下意识的比较，会更有用。

很难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普拉斯是上个世纪为数不多的能在美国获得即时且广泛知名度的诗人之一，但是这种比较仅仅出于这是一种好的营销手段吗？（毕竟，翻译过的文学作品很难推销，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数据库显示，翻译文学在美国文学市场的比例不到3%。）

它可能是「美国例外论」的一种变异形式，出版界必须透过它来过滤外国的、未经翻译的东西，使之迎合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没错，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或者说是某种其他模式。普拉斯的视野，以及所有这些作家各自的作品，都不能轻易地被这种界限的规则所限制并控制。

这种界限告诉了我们普拉斯的什么呢？她身上被神话的部分与美国有关？与作为美国人的某种特质有关？与美国对自身的看法有关？

在书的封面上，她穿着比基尼微笑着，这是一幅战后展现美国活力的图景，随着肥皂、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白色尖桩篱栅一起诞生。她带着一套全新的新秀丽行李箱来到剑桥参加富布赖特(Fulbright)时装秀；她涂了红色的口红，把头发染成了金色；她曾在康泰纳仕（Condé Nast）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尽管工作的很糟。一位传记作家曾把她比作玛丽莲·梦露。她被描绘得像一个广告，实际上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译者注：康泰纳仕（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Inc）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国际期刊出版集团。旗下众多出版物中，包括《The New Yorker》、《Vogue》、《GQ》、《Vanity Fair》、《Conde Nast Traveler》、《Wired》等知名杂志。

尽管她一生都与马萨诸塞州有关联，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认为她本质上不是新英格兰人；哈德威克在1971年的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觉得她特别缺乏国家和地方的根基，尤其在她的诗歌中，我感觉到了这一点。里面发挥作用的仅仅只是基础的位置上的变化。」

在她的著作中，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存在推拉关系。其中偶尔会有像「爸爸」这样的「乱七八糟的」德语，是来自她的移民父亲，母亲的移民父母的语言。她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遗留下来的东西是多么有害，这可以从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祈求中见得，她否定她的父亲，连带着对他语言的否定，并觉得他们应该对此负责。

「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发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第一件事。」这句名言是对巴赫曼所观察到现象的滑稽表述。

特别是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家庭背景上，一个是双胞胎姐弟，一个有着亲人般的弟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她们相差六年，隔着一片海洋，但各自的工作都在将独裁主义和男性权威之间的点联系起来。

1968年，巴赫曼在一篇评论《钟罩》（The Bell Jar）的草稿中写道：「人们在第三遍阅读《钟罩》后，会问自己，这些悲伤的秘密从哪里来，是如何开始的，在我看来，就像你在书中找不到其他一切东西的证据一样，这即是最好的，也是最奇怪的。」

《钟罩》【美】西尔维娅·普拉斯

或许，把这些比较视为一种国际主义、一种团结，而不是出于精明的营销或下意识的比较，会给我们更多的参考价值。毕竟，这里提到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高度，都是20世纪的标志性作家。

皮扎尼克（Pizarnik）是拉丁美洲文坛的重要人物，罗贝托·博拉尼奥（Roberto Bolaño）、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等人都很欣赏她；

法罗赫扎德的翻译肖勒·沃尔佩（Sholeh Wolpé）写道，她是「伊朗最受尊敬的女性诗人」。「了解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机会，去窥探一个比他们的国界还要大的世界。」

普拉斯或许是一个出发点，但正如罗塞利（Rosselli）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普拉斯的死亡本能，快乐本能》（Instinct of Death, Instinct of Pleasure in Plath）【Lisa Mullenneaux译】中所写的那样，「用最高强度进行艺术研究，比如对普拉斯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风险。」这种强烈的感情会把它所触及的人烧成灰烬，从国与国之间，语言到语言之间，留下一条灰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