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哪个朝代哪国人(孙武和伍子胥是哪个朝代的)

伍子胥是哪个朝代哪国人？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只知道他是春秋末期楚国人，后来投奔吴国，最后被杀害。那么问题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只知道他是春秋末期楚国人，后来投奔吴国，最后被杀害。

作者：傅安平

小时候我读连环画，初知伍子胥这个人，但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最深的情节，是他在逃亡路上身上沾满粪尿，头生癞疮，趴在道旁乞讨，那样一个人，我怎么会喜欢呢？基于这样的印象，后来很多年里，我都无意于去认真了解这个历史人物。这次再读《史记》，我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细读《伍子胥列传》的，为什么，因为伍子胥不但是一个楚国的叛国者，我恰好是湖北人，而且我也不喜欢他那种至刚至烈的性格，不喜欢那个动则愤怒发狂、须发俱张，死后还化为厉鬼在江海捣乱的形象，这样的人是很难在内心把他当朋友可亲吧。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司马迁为什么一定要写伍子胥，而且写得那么仔细、用心、动情呢？我觉得和伍子胥相比，他的好友“兵圣”孙武 才是真正名垂千古的人物，他的那本《孙子兵法》传遍世界，可是司马迁写孙武 只用了一段文字，还是和吴起合传。司马迁“抑孙扬伍” ，其中肯定有不一般的原因。这就是促使我去写伍子胥的一个特殊原因。

（一）伍子胥真是一个狠人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是伍姓开姓之宗。从伍参、伍举、伍奢，到伍尚、伍员（子胥）兄弟，这四代人都是楚国之臣，特别是伍参、伍举，都因参谏得力，为强楚立下显功。没想到伍奢以“三公”太傅的身份，在职责范围内因为直谏楚平王不要听信奸臣费无极之言而疏远太子，遭到楚王的迫害，被囚禁起来。为了斩草除根，楚王派人去河南召令伍奢的两个儿子回楚都，结果大儿子伍尚自甘被缚去陪父亲一块受死，而二儿子伍子胥抗令逃走，就这样开启了他报楚仇、兴吴国悲情壮烈的一生。伍尚伍员兄弟俩的遭遇，和姫考（伯邑考）姫发（周武王）兄弟俩的何其相像。当楚王使者要求伍奢出面叫他的两个儿子回来时，伍奢说了这么一句“……（子胥）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这句“刚戾忍訽”我是存疑的。既然子胥性格“刚戾”，为何又能“忍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刚戾忍訽”恰好预言了伍子胥后来大半生的性格特征，伍奢有这么神准吗？这种露馅蒸包子式的写法，更像是司马迁运用文学手法，提前对人物形象进行铺垫与烘托，包括听到伍子胥从楚王使者面前成功逃脱后，伍奢又说了一句“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即使是“知子莫若父”，我也不相信伍奢真的能未卜先知预判出伍子胥那激荡风云的一生，要知道伍子胥在逃亡的路上就几次差点死了，他能活着到达吴国就算是幸运的。

还有，作为楚国太傅，伍奢的那句叹息“楚国君臣且苦兵矣”，改为“楚国黎庶且苦兵矣”更好，楚国君臣是自取其祸，有什么可叹的呢？后来郢都城破，最遭殃的确实都是楚国百姓，楚国君臣都窜逃了，只有躺在坟墓里的楚平王不能逃。

“刚戾”“忍訽”，这互相矛盾的两种极端性格，竟然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只能用一个词形容：狠人。这就是伍子胥。伍氏兄弟的贤能连费无极、江上渔父都知道，但伍子胥的那股狠劲，只有他的父亲看得最透。

伍子胥的确没让他的父亲看走眼。他的狠劲，从他违抗楚王使者召令的那一刻就开始展现出来了，他能忍着父兄俱死不去救助，够狠；他用弓箭击退使者，让他们不敢上前围捕，够狠；为了不被人通过悬赏画像认出来，他在全身涂满污物装疯卖傻，够狠；他欲出重兵把守的安徽昭关，一夜熬白了头，够狠；他逃出昭关后，因遭遇疫病倒地数月乞食求生，并坚持活了下来，够狠；他到吴国看出公子光的弑君野心后，退乡耕种六年之久，忍而待发，够狠（也可能是这段隐忍经历才让子胥在后来能看透勾践卧薪尝胆的野心，可是夫差没有这种经历，就是看不透）。

伍子胥自被吴王拜相，“缠绵如毒蛇”连年挥兵袭楚，使楚疲于应战，吴军屡战屡胜，终于攻破楚都，紧追不舍楚昭王，迫使楚王四处逃命，够狠；伍子胥没抓到楚昭王，就掘了已葬十年的楚平王之墓，拖出尸骨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够狠（只是奇怪他为什么不拖出费无极的尸体鞭尸呢？是费无极九年前被灭族后连个坟墓尸体都没留吗）；吴王阖闾死后夫差继位，新主旧臣因怨生恨，子胥被赐剑自刭前，叫别人在他死后挖出眼睛挂在城东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军从东方进城灭掉吴国，够狠！而夫差呢，也被伍子胥的狠毒激怒，把他的尸体塞进马皮袋，抛到江上。可以说，伍子胥终其一生，他的狠劲都没稍有减退，能做到这样“刚戾忍訽”一生不改本色的，舍其有谁？只是在他的父兄还在世时，他的狠劲是通过他的父亲之口转述出来的，我们无法具体知道他年轻时的故事。（二）司马迁特别中意伍子胥的这股狠劲可以说，《伍子胥列传》通篇之气，写的就是伍子胥的这种狠劲，司马迁最中意的，也是伍子胥的这股狠劲。

伍子胥，生于楚国三代重臣之家，其成长环境和司马迁颇为相近，祖父辈都具有深厚人文修养。司马迁生于世代史家，承袭世职，在开始编写《史记》时，没想到突遭“李陵之祸”，可以说他和伍子胥一样，也是靠着一股狠劲才坚持活了下来，并靠着一股更狠的精神，终于穷尽毕生心力完成《史记》。他的努力之难度，孤身奋笔皓首穷年，一点也不亚于伍子胥。所以对于伍子胥这个遭遇特别悲壮激烈，悲烈到不断做出叛国、涂污、掘墓、鞭尸、抠眼等异常行为的人，司马迁不仅没有厌弃之感，反而自以为隔着时空的知音，用一句话说，那就是“没有人比他更懂伍子胥”，没有人比司马迁更懂伍子胥为什么那么怨毒、能忍、刚烈、无畏，达到了超出肉身之人的地步，怪不得他死后，吴地之人认为他就是“涛神”“恶神”，每到端午祭拜他；他即使是死了，怨毒也从没在人世消停过，会定期化作滚滚潮汐，扑向吴楚之地。那伍子胥知道自己的行为狠毒吗？他一直是知道的。他掘墓鞭尸后，他的旧友申包胥斥责子胥“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连死人都残害，你令人发指啊！子胥回答“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他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被逼上绝路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已死之人，那他就可以不受世上道德礼法的约束而快意恩仇了。报完楚王之仇，我相信以前的那个伍子胥真的已经死了，此后的那个伍子胥将全心全意属于吴国。

对于伍子胥的“倒行逆施”，司马迁没有紧接置评，但在篇末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可见他是私心赞赏这种怨毒的，再加上中间“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明添之语，这分明是司马迁在讲他自己内心想讲的话——他心里封存的悲愤，正好借伍子胥讲了出来。由此可以窥知，司马迁的内心，也是饱含着无比怨毒，但是他能找谁去报复去鞭挞呢？他面对现实毫无回击能力，所以只能把他无穷的怨毒和怒火在豆粒油灯下一字一句的刻进他的丹青竹卷，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狂书当哭。 伍子胥是刚烈的，司马迁其实也是刚烈的，在别人都不敢为李陵奏议时，他敢说，只是为了那一点正义，而犯诬上大罪；司马迁的刚烈，在他受了宫刑耻于人世时，仍能隐忍苟活，坚持完成《史记》巨著以遂其志；司马迁的刚烈，在他完成那部巨著之后，悄然而逝，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怎么死的，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他死前的那一声叹息。——悲哉！夫人之刚烈到极处，就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能争人之所不能争，虽死而不辱其志，伍子胥是这样，司马迁也是这样！

对于伍子胥背叛楚国的行为，在司马迁的笔下看不到一点这方面的影响，或者说，司马迁是正面肯定了伍子胥的复仇攻楚行为，这种正面肯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方面与他纯厚的人文情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司马迁自己受过皇帝迫害的经历有关。在这点上，连楚国最伟大的爱国者屈原也在《涉江》中哀叹“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把伍子胥与比干并列，这等于说伍子胥是一个忠臣，不是叛国者，真正背叛楚国利益的是迫害伍家的楚平王和费无极他们。

要知道，屈原也是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所以他们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神相通的。再者，战国时代的士人心中，还没有真正形式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爱国主义至上的概念。《礼记·曲礼》中也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父兄之仇无从选择，君臣之义可以取舍，那伍子胥优先复仇攻楚行为就不算叛国，血亲复仇在历史上算是一种美德。对于伍子胥的好战友“兵圣”孙武，司马迁只用了一段文字作传，因为孙武是一个懂得因时进退善于自保的人物，这样的人不是司马迁想寄托个人情感的对象，所以也就没有注入太多的感情，只是客观记述了孙武在军事上的才能与成就。

（三）伍子胥更是一位为地方作出巨大贡献的实干家在伍子胥尸体被夫差塞进皮袋抛到江上后，司马迁记了这么一句“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句背后可大有深意，说明伍子胥是深得吴地民心的，没有伍子胥尸体可葬，百姓就不顾危险多处为他立祠纪念，把山名为胥山，把江名为胥江，把浦名为胥浦，把门名为胥门……等等，可见伍子胥的人格魅力。伍子胥一个暴脾气的人，这个满头白发的糟老头子，为什么这样深得民心？因为实际上伍子胥不只是一个狠人，更是一位为吴地民生与发展倾注大半生心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实干家，可惜在司马迁笔下几无记载。伍子胥的狠毒，只对仇人，奸人，和昏人。伍子胥自公元前522年来到吴国，于公元前514年拜相，到公元前484年被杀，在吴国生活长达39年之久。吴国在他和孙武的努力下，从一块草莽之地变成东南霸主，而霸业之始，正是离不开他们君臣一心奋力发展基础事业。

伍子胥亲自筑造了吴都阖闾大城；营造了姑苏古城，开启富庶苏南第一篇；作为申地首任行政长官开建申城，挖下上海第一锹土；开凿胥溪，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打造江海战舰，建设史上第一支水师……只要想一想现代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域的历史缔造者，就是伍子胥，你就知道他作出的贡献有多卓然不朽！这是司马迁也料想不到的。这样的伍子胥，人们能忘记不纪念他吗？当然，伍子胥也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他明知夫差杀念已起，就把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后，为什么还要返回吴国愤然受死呢？为什么他面临楚王之逼可以忍恨逃生，面临吴王之逼却自取其祸呢？

要知道不但是张仪孙武范蠡张良之辈都懂得选择退路，​连孔子都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难道如子胥者竟不知道？难道是对于吴国他倾注了大半生的努力之后，真的变成了热爱不想离开？抑或如诸葛亮所言“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他屡经生死已经不屑于谋身图安？哎，总的来说，非凡人物的思想，可不是我这样平凡之人所能猜度理解的。又想到子胥、伯嚭、范蠡、文种这几个风云人物都原是楚人，除范蠡退隐善终外，其余三人都被君王杀害，真是“兴吴、越者，楚人也；亡楚人者，吴、越也”。实际上，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只是“楚才晋用”，楚才一直还为各诸侯国、封属国所用，人才辈出的楚人，也只能颠沛流离于烽烟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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