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停车场平台（互联互通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好,综合小编来为大家讲解下互联互通停车场平台，互联互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继禁止“二选一”之后，互联互通成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又一热门话题。互联互通对市场竞争有什么影响？互联互通应该是大企业的义务还是小企业的义务？互补产品和替代品的开放应该基于相同的要求还是应该区别对待？

近日，《财经》商业治理研究院与浙江理工大学竞争法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数字经济下互联互通趋势探讨”学术研讨会暨《财经》商业治理沙龙第二期，邀请多位重量级学者从法律、经济、社会治理等不同维度探讨互联互通。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院教授焦海涛在会上表示，“互联互通本质上应该是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开放，而不是大企业对彼此的开放，更不是小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开放”。

互联的核心是开放接口。

焦海涛指出，在反垄断法史和欧美文献中，与互通相对应的词主要是互通，即不同的应用之间可以交换和使用彼此的信息。他说，现有的互操作机制基本上依赖于应用编程接口(API)。“不同的应用程序可以相互通信，并且必须根据网络规则进行通信。这种通信主要依赖于一个又一个接口，互操作的机制类似于开放接口。”

互联互通最早是在电信领域被提及的，最著名的是ATT案。ATT被美国政府一分为八，因为它拒绝与一家独立的当地电话公司连接。法院认为互用性非常重要。如果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的电话网络不能连接到大型网络，它们的价值就会降低。这些独立的竞争者只能把自己卖给ATT，而ATT通过拒绝联网确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

焦海涛介绍了另一个与互联网相关的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通过拒绝互操作性来排斥网景的Navigator浏览器和Sun的Java技术。Navigator浏览器和Java技术无法兼容Windows系统，微软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相关应用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微软一度被认为是分裂，最后以和解告终。微软承诺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向第三方软件开发者提供API。

数字平台领域最新的互操作案例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诉脸书案。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脸书。主要指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收购；二是人为设置“互操作权限”，即对其他App开发者关闭或有条件访问API。

事实上，脸书最初是开放API的，但在2013年开始推出新的接入政策：新的应用程序(如Vine)因为担心未来成为威胁而被直接拒绝开放；以前被允许访问的有条件应用程序开发者，即他们不得开发与脸书蓝或Facebook Messenger竞争的程序。

FTC认为，脸书是在有目的地切断与一些应用程序的互操作性，从而防止对方在未来成长为脸书的竞争对手。这就构成了反垄断法中的拒绝交易。

法院认为，直接驳回新申请不符合驳回交易的条件，因为不存在“以前的交易”，而根据美国以前的案例(阿斯彭滑雪案)，驳回交易的前提必须是有以前的交易。但法院也表示，有条件访问API涉嫌违法，但FTC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相关行为发生在2013年。最终，法院驳回了FTC的诉讼。

对市场竞争有什么影响？

焦海涛指出，我国《反垄断法》采用的是消极调整模式，互联互通是积极义务，反垄断执法机构很难直接要求企业承担互联互通义务。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现行的《反垄断法》缺乏对垄断行为救济的系统性规定。

焦海涛解释，所谓救济措施，是指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其构成垄断或者限制竞争时，责令当事人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负面影响。这种措施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不是，比如禁止某种行为；也可以是肯定的，比如必须履行某种义务。

在欧美很多国家的竞争法中，都有救济措施的相关规定，互操作性往往被视为一种救济措施。在此基础上，国外相关执法机构可以直接向当事人提出互联互通要求。

中国《反垄断法》对经营者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救济措施，而对其他垄断行为的救济措施主要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事实上，在所有的垄断行为中，执法部门都应该可以强制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但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法》缺乏明确的规定。”焦海涛指出，如果允许执法部门对垄断行为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那么互联互通可能会相对较好地实现。”

焦海涛从竞争法的角度指出，互联互通是促进平台领域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短期内，互联互通是解决网络平台封禁的基本途径；从长远来看，互联互通有助于降低网络效应可能带来的市场进入壁垒，增强平台领域的竞争。网络效应使得新的市场进入者很难突破“临界规模”，这是数字经济中特有的进入壁垒。解决这一障碍对于摆脱数字市场的垄断非常重要。

“互联互通便于新进入者基于现有平台开发一些互补产品。通过把平台的相关程序连接到新的App上，这个平台的用户或者平台本身就可以快速达到‘临界规模’。”焦海涛说。目前，巨头之间竞争激烈，但缺乏潜在的竞争压力。推动互联互通有利于促进平台领域的市场竞争。

互联互通有边界吗？

在焦海涛看来，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互联互通的主要目的是培育竞争对手，方便新的主体进入市场，并对大企业施加义务以达到这一目的。基于此，互联应该更多的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或者小服务之间的互通，少一些小企业的义务。他认为，最近舆论关注的阿里和腾讯之间的开放生态，可能不是未来互联互通的主要方向。“互联互通本质上应该是大企业对小企业或者小服务开放，而不是大企业互相开放，当然也不是小企业对其他企业开放。”

互联互通中互补产品和替代产品的开放应该基于统一要求还是区别对待？焦海涛介绍了欧盟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数字时代的竞争政策》，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基于互补产品开放性的——协议互操作和基于替代品开放性的全协议互操作。他指出，互联互通主要是互补产品之间的互操作，一般不涉及替代品。

以前者为例，我们可以用各种支付工具接入电商平台。支付和电子商务是互补的，应该允许这种接入。至于替代品的互通性，除非是电信等强管制领域，否则应该由企业自己决定。比如，未来人们是否期待支付宝和微信可以互相转账，不同的聊天工具可以互相发消息？焦海涛表示，对于替代品之间的互联互通要格外谨慎。“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将互联互通扩大到替代品的层面。”

担心互联互通可能导致数据安全风险，焦海涛表示，开放API会涉及一些数据的获取和利用，但一般需要坚持“数据最小化”的原则，即收集和获取的数据只用于互联互通。如果有，涉及的数据有限，安全性不是大问题。但他也指出，数据共享会增加合谋风险，大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可能会产生排挤小企业的客观效果。

从事后监督到事前义务

未来如何推进互联互通？焦海涛介绍，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传统的监管工具，即事后惩罚，主要是基于市场支配地位滥用中的拒绝交易制度。他指出，传统工具应用条件高，不确定性大，但拒绝互联互通的反竞争目的和效果可以从平台参与市场竞争的特殊性来分析。

最近尝试了一种新的监管工具——在先义务清单，欧美和中国都有监管创新。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数字市场法》提案，互操作性被确定为“守门人”的义务之一。2021年6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6个平台反垄断案例(草案)，其中引入了一个类似于欧盟“看门人”的概念，即——covered platform。其中《通过实现服务切换来增强兼容与竞争的2021年法案》 (ACCESS Act)专门规定了互操作性义务。

2021年1月14日，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10次修订，规定“对竞争有至关重要的跨市场影响的经营者”不得“拒绝或阻碍商品和服务的互操作性或数据的可携带性”；2019年3月，英国“数字竞争专家组”发布研究报告《解锁数字竞争》，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即具有“战略市场地位”(SMS)的数字平台。

“现在很多国家通过采用新的立法或者修改现有法律，直接把互通作为大型数字平台的义务。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前义务清单模式。”焦海涛指出，这是美国“准入法案”最典型的例子。其中，互操作性的相关标准是由FTC而非平台本身制定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FTC应该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与平台、平台对手和独立第三方合作制定标准。另一种观点认为，互操作性标准可以由标准化组织确定，但需要权威机构的监督。

《准入法案》提出以个性化的方式设定标准。焦海涛解释说，这是因为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互操作需求，只能通过个性化的方式来做。但这样一来，成本会不会太高？焦海涛认为不是，“因为互通只适用于大平台，只是少数平台。”

《准入法案》还提出了持续监督。互操作性标准建立后，平台应在120天内向竞争对手提供完整准确的文档；平台不得擅自更改界面。需要变更的，应当报经FTC批准，只有特殊情况才不需要批准。

焦海涛指出，《访问法案》中提出的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也值得关注，其中“规定了很多在互联互通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内容。”此外，《存取法》提出了“数据最小化”的原则。焦海涛解释说，这主要是指平台不得收集、使用或共享通过互通接口获取的其他企业的用户数据，其他企业也不得收集、使用或共享优势平台上的用户数据，除非是为了保护此类信息的隐私和安全或维护服务的互通性。

我国法律法规中也涉及到建立在先义务清单这一新的监管理念。2021年10月底公布的《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规定，超大型平台的运营者应当在满足安全和相关主体权益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促进其服务与其他平台运营者提供的服务之间的互联互通。超大型平台的运营商应该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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