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我可以这样做。我熟悉自己,也了解别人。我生来就与我所见到过的任何人不同。我敢保证我同现在的任何人都不尽相同。如果说我不比别人棒,可我起码与众不同。欲问大自然打碎了它塑造我的模子是好是坏,只有读了这本书之后才能判断。
让末日审判的号角吹起来吧,我将捧着这本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大声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过的,我所想过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以同样的坦率写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任何恶行,也没添加任何义举。假使有些不经意的添加,也只不过是填补因记忆欠佳而造成的空缺。我可能会把自以为如此的事情当作真事写了,但我绝没有把明知是假的写成真的。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是可恶可耻也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宏高尚也不羞羞答答:我把你看不到的我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了。上帝啊,把我的众多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叹息吧!
为我的可耻而羞愧吧。让他们一个个以同样的真诚把他们的内心呈献在你的宝座前,然后,看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个人好!”
我于1721年在日内瓦出生,父亲是伊萨克·卢梭公民,母亲是女公民苏珊·贝尔纳。祖上只有一份薄产,由15个孩子平分,父亲收入甚微。他只是靠钟表匠的手艺谋生,但他是个能工巧匠。我母亲是贝尔纳牧师的女儿,比较富有。她人又聪明又漂亮,我父亲颇下了不少工夫,才把她娶到手的。他们可说是从小青梅竹马。八九岁时,每天晚上他俩便一起在特莱依广场玩耍。十岁时,他俩便已是形影不离了。他俩心心相印,灵犀相通,致使由习惯培养成的感情更加地牢固了。他俩生来温柔多情,一心等待着在对方心中发觉同样心境的时刻的到来,或者说,这一时刻也在等待着他们,只要一方稍稍有所表示,对方就会表露心迹。命运好像在阻遏他们的激情,这反倒更使他们难以割舍。小情郎因为得不到梦中情人而忧伤愁苦,面容憔悴。她则劝他出趟远门,以便把她忘掉。他出了远门,可是回来时,非但没能把她忘掉,反而爱她爱得更加发狂。他发觉自己的心上人仍旧温柔忠贞。这么一来,他俩便以身相许了。他俩山盟海誓。老天也为他俩祝福。
我舅舅加布里埃尔·贝尔纳爱上了我的一位姑姑。但姑姑提出,只有他姐姐嫁给她哥哥她才答应嫁给他。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桩婚事在同一天举行了。因此,我舅舅也是我姑父,他们的孩子成了我的双重表亲。一年过后,两家各添了个孩子。后来,两家便不得不分开了。
我舅舅贝尔纳是一位工程师。他去报效帝国了,在匈牙利欧仁亲王帐下效力。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期间及其战役中,他屡有建树。我父亲在我惟一的哥哥出生后,应召去了君士坦丁堡,成了王宫钟表匠。父亲不在家时,母亲的美丽、聪明、才华招来了一些仰慕者。法国公使拉克洛苏尔先生是最殷勤者中的一个。他的爱想必十分强烈,因为30年后,我看见他在谈到我母亲时仍然缠绵缱绻。我母亲很看重贞操,没受人诱惑。她情真意切地爱着她的丈夫,催促他赶紧回来。他抛下一切,返回家来。我便是父亲归来后结下的不幸之果。十个月后,我出世了。我先天不足,老是体衰多病的。母亲生下我之后死去,所以我的出生是我所有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清楚父亲是怎样承受住失去我母亲的痛苦的,但我知道他的悲痛始终没有得到抚平。他认为在我身上重又看到了母亲,但却又无法忘记是我夺去了她的生命的。当他亲我的时候,我总感到在他的叹息、抽搐的搂抱中,有着一丝苦涩的遗憾交织在他的抚爱之中。因此,他的抚爱更加地温馨。当他对我说道:“让-雅克,咱们来聊聊你母亲。”我便回答他说:“好啊!我们要大哭一场了。”听我这么一说,他立即泪如雨下。“唉!”他叹息道,“把她还给我吧,抚平我失去她的痛苦吧,填满她在我心上留下的空缺吧。如果你只是我的儿子,我会这么爱你吗?”母亲去世40年后,父亲嘴里念叨着我母亲的名字,心里埋藏着她的音容笑貌,在我继母的怀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的生身父母。在上帝赋予他们的所有品德中,惟一留给我的就是一颗温柔的心。这颗心铸成了他俩的幸福,但却给我的一生造成了种种的不幸。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几乎快要死了,大家对我能否活下来已不抱希望。我随身带来了一种病痛,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加重,现在,这个病痛虽然有时有所缓解,但随即又使我更加疼痛难忍。我的一位姑姑,是一位又可爱又聪慧的姑娘,对我关怀备致,救了我的命。在我写这件事的时候,她还健在,已80岁高龄,但她仍在照料我那位比她小、但却因酗酒而身体极差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原谅您使我活了下来,但我很难受,不能在您晚年时报答您在我出世时所给予我的细心照顾。我的那位老奶妈雅克琳也仍旧健在,身体很硬朗,腰板也很结实。在我出世时,让我睁开眼的手,将来在我死的时候,会为我合上眼睛。
我在想到之前便感觉到:这是人类的共同命运。对于这一点我比别人感受更深。我不知道我五六岁之前的事情,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看书认字的,我只记得最初读的那些书及其对我的影响:我对自己不断地了解便是从这时开始的。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父亲和我晚饭之后便开始阅读它们。一开始,只是为了让我练习着读点有趣的书,但不久,我的兴趣便十分强烈了。我和父亲轮流不停地读,通宵达旦,一直读到结尾处。有的时候,我父亲清晨听见燕子啁啾,便不好意思地说:“咱们去睡吧。我比你还像小孩。”
不久,我就通过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仅掌握了一种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而且还有了我这么大的孩子对激情的一种谁都没有的悟性。我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任何概念,但我已经明白所有的感情了。我对什么都不理解,但却全都感受到了,我不断地感受到的这些混乱不堪的感情,丝毫没有损害我当时还没有的理性,但却为我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理智,使我对待人生有了一些奇特而荒诞的想法,后来的经验和反省都没能够完全彻底地根治它们。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一位见解独到风趣幽默的人
1719年夏天,小说读完了。冬天,我们就又干别的了。我母亲的藏书都读过了,我们便把外公留给我们的书拿来读。巧得很,其中有一些好书。这并不奇怪,因为那原是一位诚实而博学的牧师的藏书,当时的时尚就是如此,而且,他还是一位见解独到且风趣幽默的人。勒絮厄尔的《宗教与帝国史》、博絮埃法国著名作家(1627—1704),卢梭经常读他的《论宇宙史》。的《世界通史》、普吕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布吕耶尔的著作、丰特奈尔的《宇宙万象》和《死者对话录》,以及莫里哀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其《悭吝人》、《伪君子》等为我国观众所热爱。的几部著作,都被搬到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我便在他干活儿的时候,念给他听。对这些书,我有了一种罕见的、也许是我这么大的孩子所少见难得的兴趣。我尤其喜欢普吕塔克。我兴味盎然地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书,这稍微减少了我对小说的钟情。很快我便喜欢上了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三人均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超过了对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分别为当时的三部流行小说中的人物。的喜爱。这些很有意思的书以及我和父亲二人就这些书的谈论造就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思想,那种不屈服的傲岸性格,不愿忍受桎梏和奴役,使得我一生中,当这种性格受到压抑的时候,便痛苦莫名。我一心念着罗马和雅典,可以说是生活在其伟人们之中,但我生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位对祖国的爱高于一切的父亲的儿子。我以父亲为榜样,也对祖国充满了激情。我自以为成了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变成我在读其生平的那些人物了:他们的忠贞不渝、英勇不屈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目光炯炯有神,声音铿锵有力。有一天,我在饭桌上叙述塞沃拉罗马的青年英雄,因夜间行刺入侵者国王时错杀了他人而悔恨不已,隧将自己右手放在火上烧烤,以示惩戒。的英雄壮举时,为了表演逼真,我离开餐桌,把手放在火盆上,令举坐皆惊。
我有个哥哥,大我七岁。他跟着父亲学手艺。大家对我极其偏爱,对他则有点冷落。我对此并不高兴。这种冷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影响。他甚至还没到成为一个真正放浪形骸的人的年龄,便已放纵难缚了。后来,他被送到别人家去学徒,但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常常偷偷地溜出去。我几乎总也见不到他,可以说是几乎都不认识他。但我仍然真心地爱着他,而且他也像一个放荡之人能够爱点什么似的喜欢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狠狠地揍他的时候,我赶紧夹在他们中间,紧紧地护住哥哥。我就这样用身子挡住他,替他挨了不少的拳头。由于我总这么护住,父亲终于住了手,也许因为我又哭又喊的关系,或者是父亲害怕反而让我挨打。最后,哥哥越变越坏,干脆逃得不知下落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了德国。他一封信都没写回来过。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因此,我也就成独子了。
如果说那个可怜的哥哥受人冷落的话,他的弟弟可并不是这样的,皇家的孩子们也不会比我小时候所受到的关怀更加深厚,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宝贝似的,而且更加难得的是,我始终被疼爱着,但又并不是溺爱。在我离家之前,家里的人从未让我单独地跟其他孩子一起跑到街上去过,从来就没有想压制或者满足那些古怪的脾性。大家把这些脾性归之于天生的,但它们却完全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这么大孩子的缺点;我话多嘴馋,有时候还说假话。我可能会偷水果、糖果、零食吃,但我从不存心坑害人或毁坏东西,从不给人添麻烦,从不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不过,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们的一位邻居克洛太太去听讲道时,在她家的锅里尿过尿。说实在的,一想起这件事来,我仍觉得开心,因为克洛太太虽说是个老好人,但却实在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爱唠叨的老太太。这就是我幼年时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切的故事。
我所见到的都是些很好的榜样,我身边都是些最好的人,可我是怎么变坏了的呢?父亲、姑姑、奶妈、亲戚、朋友、邻居等等我身边的所有的人,他们并没一个劲儿地迁就我,但却都喜欢我,而且,我也喜爱他们。我的任性很少受到鼓励或制止,所以我都想不起自己曾经有过什么任性行为。我可以发誓,在我受老师管束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异想天开。除了在父亲身边看书写字以外,除了奶妈带我去玩以外,我总是同姑姑在一起,坐在或站在她的身旁,看她刺绣,听她唱歌,我心里高兴极了。她的开朗、和蔼、她的美丽的容颜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直到今天,她的音容笑貌、举止仪态仍浮现在我的眼前。她的温馨的话语仍萦绕在我的耳边。我甚至还记得她的穿着打扮,还记得她爱追求时髦,在两鬓留着两个小小的黑发卷。
我坚信,我很久以后才培养起来的对音乐的爱好,或者说是激情,应归功于我姑姑。她会唱许多美妙动听的小调和歌曲,唱起来委婉悦耳。这位好姑娘心平气静,为她自己及其周围的人驱除了惆怅和忧愁。她的歌声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地大,所以不仅她的许多首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即使今天我已记忆欠佳,那些自儿时起已完全忘记的歌曲,随着我的年迈,以一种我难以表述的妩媚,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谁能相信,我这么一个饱经风霜、受尽苦痛的糊涂老人,有时竟会像个孩子似的,用已经微弱、颤抖的声音,一边哼哼这些小调,一边抽泣呢?特别是其中的一首歌的曲调,我还记得很清楚,但后一半的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尽管我对它的韵律还有点模糊的印象。下面就是这首歌的开头以及我还能记起的余下部分:
我害怕胆怯,迪西,
不敢到小榆树下,
去听你吹牧笛;
因为在我们村子里,
大家已经在议论纷纷。
……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毫不足虑,
是玫瑰总是带刺儿的。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汲取到巨大的教益
我在思忖,我的心为什么对这首歌这么神往:这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一种心灵感应。每当我唱这首歌时,我总不免会潸然泪下,难以为继。我一再地想往巴黎写信,想打听余下的歌词,如果真的有人能记全这首歌的话。但我却几乎深信,假如我得知除我可怜的苏珊姑姑而外,别的人也曾唱过这首歌的话,我那回味它的乐趣便要大打折扣。
这就是我初涉人世时的初始情感:那颗既极其高傲又极其温柔的心,那种女性的但却难以驯服的性格,就这样开始在我身上形成或显现出来;这种性格始终在懦弱和勇敢之间,在柔弱和刚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使我自身矛盾重重,使得我既没能得到节制和享受,也没能获得快乐和审慎。
这种教育被一次意外的事情打断了;这件事情的后果影响了我以后的一生。我父亲同一个名叫戈蒂埃的先生发生争执;戈蒂埃先生是法国的一名上尉,与议会的人沾着点亲。此人是个既无礼又胆怯的家伙。他的鼻子流血了,为了报复,便指控我父亲在城里持械行凶。被判入狱的父亲,坚决要求根据法律,让指控者与他一起坐牢。因为要求未获批准,我父亲宁可离开日内瓦,一辈子流落异国他乡,也不愿在他觉得有损于荣誉和自由的问题上让步。
我舅舅贝尔纳做了我的监护人。那时,他在日内瓦防御工程工地工作。他的大女儿死了,但他还有个儿子,与我同年。我俩一起被送到博赛,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寄宿,学习拉丁文,学习被加上教育美名的一切纷繁杂乱的玩艺儿。
在乡下呆了两年,我那罗马人的粗暴性格有所收敛,恢复了孩童的稚气。在日内瓦,没有人逼迫我,但我却喜欢看书学习。那几乎是我惟一的消遣。而在博赛,我不爱做功课,反而喜欢上使人能得到放松的游戏。我觉得乡村特别新鲜,我不能不尽情地享受。我对乡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爱,这种爱永远也无法减退。在我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幸福时日时,我便对在乡村的逗留及其乐趣感到难以忘怀,直到我重新回到那里去为止。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既不忽视对我们的教育,又不用太多的作业来压我们。尽管我讨厌受人管束,但每当我回想起以往学习的情景时,我从未感到过厌恶,而且,尽管我并没有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并没下多大工夫便学会了我所学的东西,而且一点也没有忘,这足以证明他深谙教学艺术。
这种乡村生活的质朴给了我一个无法估量的好处,使我敞开心扉去寻求友谊。在这之前,我只有一些高贵但却是空想的情感。一块儿生活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致使我与表哥贝尔纳情投意合。很快,我对他便产生了远远胜过于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未磨灭。他是一个身材颀长、纤细瘦削的小伙子,性情的温柔,如同其身体的孱弱一样,而且,他并没因为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在家中受到偏爱,便任性耍蛮。我俩的功课、消遣、爱好都相同;我们都没有朋友;我们年岁相同;双方都需要有个伴儿;我们倘若分开,可以说谁都会受不了的。尽管我们很少有机会表述我俩之间的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们从未想到过会终须一别。我俩都心慈面善,只要别人没有强迫我们,我们总是顺从听话的。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如果由于管我们的人的偏爱,他在他们的眼里高我一筹的话,私下里,我便占一次他的上风,算是扯平。上课的时候,当他背诵不出来时,我就给他提词儿;我做完作业,便帮他做,而在玩耍时,我的兴趣比他浓,总是我领着他玩。总之,我俩的性格如此地一致,维系着我俩的友谊如此地真诚,以致在我们几乎形影不离的五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在博赛还是在日内瓦,我承认,我俩是打过架,但却从未要人劝解过,我们每次争吵从没超过一刻钟,双方都从来没有告过对方的恶状。尽管有人会认为这都是小孩子的事,但从这中间却产生了一个榜样,这也许是自从世界上有孩子时起便是独一份儿的例子了。
我在博赛的生活方式对我合适极了,如果能呆得更长些的话,我的性格就彻底定型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温柔、亲切、恬静的情感。我认为人世间没有谁生来就比我的虚荣心小。我常因为冲动而心高气傲,但随即便又陷入萎靡之中。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受到接近我的所有人的喜爱。我很温柔,我表哥亦然,连管教我们的人也如此。在整整两年里,我既没看见过也没受到过粗暴的对待。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培育了受之自然的禀性。看见大家对我和一切事情都很满意,我十分地快活。我总也忘不了,在教堂里回答教理问答时,当我一时语塞,我看见朗贝尔西埃小姐面露焦急,我真是羞愧难当。单是这一点已比我当众出丑更让我难受要命的了,但却让我十分感动,因为,尽管我对表扬不太动心,但我对羞惭却一直是十分敏感的,而且,我可以在此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害怕受到朗贝尔西埃小姐的训斥,反倒是担心会让她难受。
不过,必要的时候,她同她哥哥一样,也是很严厉的。然而,由于这种严厉几乎总是有其原因的,而且都是适可而止的,所以我虽然十分难过,但却心悦诚服。我觉得讨人厌烦比受惩罚还要让我感到难过,而且难看的脸色比受到体罚更使我痛苦难耐。更明确地道出自己的心情是挺难堪的,但却必须如此。如果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一味地不加区别地,而且往往是心直口快地对待年轻人的那种方法的长远后果,那就改变一下对待他们的方法吧!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事全部抖出来,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一个既普遍又有害的例子中汲取到巨大的教益。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推向最粗暴的淫欲之中
朗贝尔西埃小姐对我们有着一种母爱,所以她对我们也就有了权威,有时当我们犯了错儿,她对我们便像对子女似的进行处罚。她总是威胁要处罚我们,而这种对我来说挺新鲜的威胁比处罚本身更加可怕,但真的处罚过后,我反倒觉得没有先前那么害怕了,而且,尤其滑稽的是,这一处罚使我更加喜爱处罚我的人。是我对她的全部真挚的爱以及我全部的善良天性阻止了我再犯应该受到同样处罚的错儿,因为我感到在疼痛之中,甚至在羞惭之中,夹杂着一种快感,使我更加企盼而不是害怕再次挨她的纤纤玉手的责打。的确,这其中无疑是夹带着某种性早熟,所以我感到她哥哥的责罚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过,他脾气好,所以我也不怕他打我,而且,我之所以约束我自己,免遭处罚,那完全是出于害怕伤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心。这就是亲切,甚至是肉欲产生的亲切,在我身上所具有的威力,而这种亲切始终在我心中支配着我的肉欲。
我既躲避又不害怕的这个错儿又重犯了,但错不在我,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故意的,但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过错。但这第二次处罚也是最后的一次了,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无疑是看出一点这处罚并未达到目的的苗头,因而她便宣称她不再处罚我了,说这样做太累人。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睡在她屋里的,甚至冬天有时候还睡在她的床上。两天之后,我们被弄到另一间房里去睡了。从此以后,我便有幸——我真不想要这种荣幸——被她当成大孩子看待了。
谁会想到,一位30岁的女子用手责打一个八岁的孩子的这种处罚竟然违背常理地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兴味、欲念、激情及我这个人呢?在我的肉欲被激励的同时,我的欲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我的肉欲只局限于我曾感受过的,根本不想再另外寻求什么了。我虽然胸怀一腔几乎与生俱来的肉欲的热血,但直到最冷淡、最迟滞的气质发育的年龄之前,我都行为检点,规规矩矩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什么原因竟忧心忡忡,总是用一种炽烈的目光贪婪地盯着漂亮女人。我总是回想起她们来,但只不过是为了使她们按我的方式浮现出来,变成一个个的朗贝尔西埃小姐。
甚至到了结婚娶妻年岁,这种始终缠绕在心头的、甚至达到堕落、疯狂的怪癖也没有使我失去似乎本该失去的美德。倘若有什么淳朴纯洁的教育的话,那我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个姑姑不仅是标准的贤慧女人,而且有着女人们早就不再有的一种端庄矜持。我父亲是个寻乐爱玩的人,但他是个旧式的殷勤男人,即使在他最喜爱的女人们面前,也从不说让大姑娘脸红的话;没有哪一家比在我们家里,在我面前,更尊重孩子的了。我发现朗贝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甚至有一个很不错的女佣,就因为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粗俗了点的话便被辞退了。直到我变成大孩子,我不仅对男女间的事毫不知晓,而且这种模糊的思想在我脑子里从来就只是以一种丑恶、恶心的形象出现的。我对妓女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从未消失。当我看见一个放荡之人时,我总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感到可怕,因为,有一天,我从一条低洼的小路去小沙科内村时,看到两旁有一些土洞,别人对我说那些人就在那里面胡搞,从此,我便对淫荡深恶痛绝。一想到他们,以前野狗交媾时的情景总要浮现在我眼前,我便恶心得不得了。
教育上的这些偏见,本身就会使一种易惑气质的最初的迸发迟滞,正如我所说的,肉欲的初现在我身上所引起的遏制也对它们有所促进。
尽管我的血在不合适地沸腾,但我只能想像我曾有过的感受,所以只会把自己的欲念寄于我已知的那种肉感,从未想到过去尝试一下人家告诉我的那种我所痛恨的快感,而这种快感与那种肉感十分相近,可我却毫无觉察。在我愚蠢的奇思遐想之中,在我的色迷之中,在它们有时使我干出的荒谬的行径之中,我脑子里常在求助异性的帮助,但我却从未想到过,异性除了我渴求的那种用途而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功用。
就这样,我不仅带着一种极其强烈、极其色迷、极其早熟的气质度过了青春期(除了朗贝尔西埃小姐极其无辜地使我感到的肉欲而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快感),而且,当我随着年岁的增长,终于长大成人的时候,依然是原本会毁了我的东西保全了我。我原先的那种童稚的兴趣,非但没有失去,反而与另一种兴趣密切相连,竞至无法从我感官燃起的欲念中把它去除掉。这种疯狂,加上我天生的胆怯,总是使我不太敢于在女人们面前胡来。因为不敢吐露心思,或不能为所欲为,另一种享受只不过是我那种享受的最后终结,我的那种享受是不能被渴求它的男人所抢夺,也不能被可以给予的女子所猜到的。我一辈子就这样渴求着最心爱的女人,但在她们面前又不敢声张。我虽然不敢表露心思,但我起码还可以想像我所知晓的男女间的事,以求自娱。跪在一个凶蛮泼辣的情妇面前,对她惟命是从,求她原谅宽恕,我都觉得是很甜蜜的享受。而且,我那活跃的想像越是使我热血沸腾,我便越是一副木讷羞涩的情人模样。不难想像,这种恋爱方式是不会立竿见影的,但对被爱上的女方的贞洁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此,我实效很少,但通过我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想像,我毕竟大大地享受了。就这样,我的肉欲与我胆怯的性格和浪漫的精神配合一致,通过同样的兴味,为我保全了一些纯洁的感情和诚挚的品德。如果稍有不慎,这些兴味也许本会把我推向最粗暴的淫欲之中的。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最艰难的第一步
我在忏悔的黑暗而充满泥污的迷宫中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最难启齿的并不是那些罪恶的事,而是那些既可笑又可耻的事。从现在起,我可以对自己充满信心了:在我刚才敢于说出那一切之后,我没有任何的顾虑了。大家可以断定,对于这种坦白,我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我的整个一生之中,面对我爱得发狂的女人,我情急难耐,我眼不能见,耳不能闻,神魂颠倒,浑身痉挛,可又不敢冒失,去向她们吐露心思,也从来没有趁最亲密熟识之机,向她们乞求我所需要的惟一的恩宠。只是在我童年时,曾经有过一次这种事,那是同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而且那还是她先提出来的。
在这么追溯我敏感心路最初的痕迹时,我发现了一些因素,它们有时好像非常矛盾,但却又常常聚集在一起,有力地产生一种相同而又简单的效应;而且我还发现了另一些因素,它们表面上看是相同的,但却在某些情况的作用下,形成了差异颇大的组合,人们永远想像不出它们之间会有任何联系。例如,谁会想到在我的灵魂里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中,有一股力量会是在奢华和脆弱流入我的血液的同一源泉中蕴育的呢?我刚才说的并没有离题,大家将从中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在紧连着厨房的房间里,我正独自在做功课。女佣把朗贝尔西埃小姐的梳子放在铁板上烤。等她回来取的时候,其中有一把一边的齿儿都断了。这是谁弄坏的?除了我没别人进过这间房间。于是,大家便盘问我:我说我根本就没碰过那把梳子。朗贝尔西埃先生和朗贝尔西埃小姐一起在劝说我,逼迫我,吓唬我。我就是死不认账。但是,他们非一口咬定是我干的不可,我怎么争辩也没有用,尽管大家头一次见我如此胆大,竟敢撒谎。事情闹大了,应该严肃处理。使坏、撒谎、死不认账,好像得数罪并罚了。但是,这一回,并不是朗贝尔西埃小姐来处罚我。他们给我舅舅贝尔纳写了一封信,舅舅赶来了。我可怜的表哥犯了一个也不小的错,我俩被一块儿处罚。这一次,处罚可是厉害极了。当人们为了以毒攻毒,要永远割断我的孽根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他们治得我老实了好一阵儿。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掏出所需的口供。我经多次盘问,被弄得悲惨极了,可我就是不松口。我宁可死,而且也决心以死相拼。武力只好向一个“魔鬼般的倔强”的孩子——他们对我的坚贞不屈就是这么说的——让步了。我终于逃过了这次残酷的折磨,虽然被折腾得够呛,但毕竟我是胜利了。
这一经历距现在已将近50年了,今天,我再也不必为这种事情遭受惩处了。嗯,我要面对上帝声明: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弄坏梳子,连碰都没有碰过,我没有靠近过那块铁板,连想都未曾想过。大家不要问我梳子是怎么弄坏的:我不知道,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我是无辜的。
请大家去想像一下那个孩子的性格吧:在平常日子里,他胆小听话,但要是把他给惹火了,他便激烈、傲然,难以驾驭。那个孩子一向由理性所支配,一贯受到温柔、公正、和蔼的对待,都不知道什么是不公正,可却第一次受到了正是他最热爱、最尊敬的人的那么可怕的处罚。他的脑子该有多么地乱啊!他的感情混乱了!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脑子里,在他整个聪明、理智的身体里,天翻地覆了!我要求大家倘若可能的话,想一想这一切,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无力分析、无力叙述我当时的心境。
我还没有足够的悟性去理解表面现象是怎么使我受到怀疑的,也无法设身处地地为别人去着想。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而我感到,我并未犯错,但却受到了可怕的惩处。皮肉受苦虽然疼痛钻心,但我却并不在意;我只感到愤怒、气忿、失望。我表哥的情况与我差不多,大家把一个粗心的过错当成故意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所以他跟我一样地怒不可遏,可以说,与我团结一致。我俩躺在一张床上,激动地颤抖着,搂抱着,喘不过气来。当我们的那两颗幼小的心灵稍微平静,可以发泄时,我们便坐起身来,拼足全身力气,一遍又一遍地喊:卡尼费克斯,卡尼费克斯,卡尼费克斯系古罗马有名的刽子手的名字。!
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觉得心跳加快;当时的情景我就是活到下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这暴力和不公正的第一次感受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心中,以致凡是与此相关的一切观念都会使我如当初那样愤怒不已,而且,源自于我的这种感受本身已永驻不去,并且完全摆脱了一切个人利害,所以,我只要看到或听到任何不平的事,不管受害者是谁,也不管发生在何地,就立刻怒火顿起,形同身受。当我读到一个暴君的残酷行径,读到一个邪恶僧侣的诡计丑行时,我真想去亲手杀死他们,万死不辞。每当我看见一只公鸡、一头母牛、一只狗,或其他什么动物欺负另一只动物时,我常常会跑得大汗淋漓,去追赶或是用石头砸它,就是因为它在恃强凌弱。这种感情可能是我的天性,而且我也认为这是天性造成的。但是,对我第一次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深刻回忆与我的天性交织太久,太密,不会不增强这种天性的。
我童年生活的宁静到此便结束了。从此,我不再享有一种纯净的幸福,而且,我至今仍然觉得,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就是到此为止的。我们在博赛还呆了几个月。我们在那儿就像人们描绘的亚当一样,虽仍在人间天堂,但已不再享受其欢乐了。表面上,情况如常,但实际上境况已有天壤之别了。学生与他们的引路人之间已不再存在关怀、尊崇、亲切、信任了;我们已不再把他们看作是能看透我们心思的圣人了。对于坏事我们已经不再觉得羞惭,而是更加害怕被揭发:我们开始隐瞒,强辩,说谎了。我们这种年龄所具有的所有恶劣行径在腐蚀我们的天真无邪,把我们闹着玩的事变成了坏事。在我们的眼里,连乡村也失去了它让人动心的温馨和淳朴的风情,好像变得荒芜凄凉了,如同蒙上了一块帆布,遮盖住了它的美丽。我们不再侍弄我们的小花园,不再锄草育花。我们不再去轻轻抠松泥土,因发现我们撒下的种子发了芽而高兴地嚷叫。我们对这种生活已失去兴趣;别人也讨厌我们了。我舅舅把我们领了回去;我们离开了朗贝尔西埃先生和小姐。双方均感到满意,对分别并没有太大遗憾。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回忆在磨灭
我离开博赛快30年了,每当我想起那段时光,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没什么值得怀念的。然而,自从我人过中年,日渐衰老时,我感到别的回忆在磨灭,惟独那些同样的回忆常常又浮现、深印在自己的脑海里,而且其美妙与深刻在与日俱增。仿佛我已经感到生命在消逝,想竭力把它抓回来,重新开始。对当年的细小的事情我都颇有兴趣,就是因为它们是陈年的往事。所有有关的地点、人物和时间,我全都又想起来了。我看见:女佣或男仆在我房间里忙忙碌碌;一只小燕子从窗户飞了进来;我读书的时候,一只苍蝇落在我的手上。我们住的房间的一切布置我也都想起来了。朗贝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在我们右边,墙上挂着一幅绘有历代教皇像的版画、一只晴雨表、一个大日历。他的房间背靠一座地势很高的花园,几棵覆盆子树遮护着他的窗户,有时树枝还探头进来。我知道,读者们没太大必要知道这一切,但我却需要把这些告诉读者们。我为什么不敢把当年所有的趣事轶闻全都说给读者们听!每当我回忆起那些事来,我仍旧高兴得浑身发颤!特别是有五六件事……咱们妥协一下,我少说五件,单说一件,惟一的一件,但愿读者们让我尽可能地把这件事说得长一些,好让我多高兴一会儿。
如果我只是想哗众取宠,我可以写朗贝尔西埃小姐露出屁股来的事。她不幸在草地下方摔了一跤,把屁股整个露了出来,路过的撒丁王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平台上胡桃树的事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摔跤我只不过是一个观众,而这一次我却是个演员。而且,说实在的,我爱朗贝尔西埃小姐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也许爱得更深,摔跤本身虽然可笑,但我却笑不出来,反倒怕她摔坏了。
啊,你们,对平台上的胡桃树的来龙去脉很好奇的读者们,听我说说这段可怕的悲剧吧。希望你们尽可能地不要颤抖。
院门外,入口的左边,有一平台,午后,大家常去那儿坐坐,但上面没有一点荫凉。为了让它有点荫凉,朗贝尔西埃先生便让人在上面种了一棵胡桃树。种树时,十分认真:我们这两个寄宿生做了这棵树的教父。当大家在填坑时,我们便一边用手扶住树,一边唱着歌儿。为了给树浇水,还在树根周围垫了个围子。每天,我和表哥俩人成了浇水的热心观众,很自然地坚信不疑,在平台上栽一棵树比在突破口上插一面旗更加地伟大,而且我们决心独占这份荣耀,不同任何人分享。
为此,我俩去砍了一截小柳树条,栽在平台上,离那棵赫赫然的胡桃树十来英尺光景。我们也没忘了给我们的柳树根部围了一圈:困难的是怎么给它浇水。因为有水的地方挺远的,大人们不让我们跑老远去提水。可是,我们的柳树又必须浇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它浇了几天水,而且成绩很不错,我们看到柳树发了芽,有了嫩叶,我们老去量那柳树叶,坚信它很快就会替我们遮荫凉,尽管那棵柳树高出地面还不足一英尺。
我们一门心思地想着这棵柳树,干什么都精神不集中,对学习也没了心思,像是走火入魔了似的,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对我们比以前管得更严了。柳树要断水的要命的时刻到了,我们眼看着它渴死,心里难受极了。最后,我们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妙计,救了柳树和我们一命:我们在地上掏出一条小暗沟,把别人浇胡桃树的水偷偷地引一部分来浇柳树。我们拼命地干着,但一开始并不理想。因为坡度挖得不好,水根本就不流。老往下掉土,暗沟总被堵上。入口处还塞满污物。全都乱了套了。但我们仍心坚意定:艰苦劳作,战胜一切此处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我们把小暗沟和柳树根周围弄深一些,好让水流进去。我们把小木箱底儿截成小窄板条儿,用其中的一些一块块地平铺在沟底,用另外一些斜插在两侧,弄成一条三角形引水道。我们在入口处插一些细木头棒,做成类似栅栏门或滤栅的形状,挡住污泥石块,让水流进去。我们用揉捏得很棒的泥土把我们的杰作遮掩严实。全部弄好之后,我们怀着企盼而又担心的心情等待着浇水的时刻。等了许久之后,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朗贝尔西埃先生也像平时一样地来看浇水。我俩呆在他的身后,挡住我们的柳树。幸好,他是背朝着它的。
当第一桶水刚刚倒完,我们便看见水流到柳树的小围子里了。我们一看,竟忘乎所以,高兴得欢叫起来。朗贝尔西埃先生听见我们的笑声,扭过头来。这一下可完蛋了,因为他看着胡桃树下的土质好,在贪婪地吸水,正在高兴,突然发现有两处在吸水,不觉一怔,也喊叫起来,细细一看,发现了我们的花招,立即叫人拿了一把镐来。一镐下去,掘掉了我们两三块木板,还大声地吼道:“偷水!偷水!”他抡起镐来,狠狠地一通乱刨,每一镐都像是刨在我们的心上。不一会儿工夫,木条、引水沟、树围、柳树,全都给毁了。他这么残酷地破坏时,嘴里翻来覆去嚷叫着的就两个字:“偷水!偷水!偷水!”
大家一定以为,这件事对小建筑师们来说后果十分严重。这可是想错了:一切到此为止。朗贝尔西埃先生没说一句责怪我们的话,没有对我们拉长脸,而且再没跟我们提起这件事。一会儿过后,我们甚至听见他在他妹妹面前高声大笑,因为朗贝尔西埃先生的笑声老远就能听见。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最初的心疼过后,我们自己也不太难过了。我们在别的地方又另外栽了一棵树,而且我俩常记起第一棵树的遭遇,常装模作样地学着:“偷水!偷水!”在这之前,每当我自以为是阿里斯蒂德或布律蒂斯时,一种了不起的感觉便油然而生。这一次是我强烈的虚荣心的第一次流露。我们可以动手造一条引水沟,种一棵小树,去与大树抗衡,在我看来,这是极大的光荣。我十岁时对光荣的看法就胜过30岁的恺撒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我的秘密被发现了
这棵胡桃树以及有关的小故事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或者常常浮现出来,所以,1754年,在我去日内瓦旅行的美好计划里,有一项就是去博赛,想再去看看我童年玩耍的地方,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那相隔大约有33年多了。我实在太忙,老是身不由己,脱不开身,腾不出时间来了却自己的心愿。看来我将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但我并没死心,我几乎坚信,一旦回到这些亲切的地方,发现我那棵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将用泪水去浇灌它。
回到日内瓦,我在舅舅家里呆了两三年,等着他们决定如何安排我。舅舅想让他儿子学工程学,让他学点制图,也教他一点欧几米德的《几何学原理》。我也跟着表哥在学,而且还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制图。但是,大人们却在商量着让我当钟表匠、教士或牧师。我很想做一个牧师,因为我觉得布道很有趣。但是,母亲遗产的那点收入,经我和哥哥二一添作五,就不够我上学的了。由于我还小,还不必急着作出抉择,我便呆在舅舅家里等着,几乎是在浪费光阴,而且,照理还不得不付出一笔数目不小的膳宿费。
舅舅同父亲一样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同父亲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担负着什么责任,对我们很不关心。舅母是个有点像虔信派的虔诚女人,但她宁可唱圣诗,也不愿管我们的教育。他们几乎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但我们从未因此而放任自己。我和表哥总是形影不离,只要我俩在一起就足够了,并不想与同龄的顽皮孩子作伴,所以没有沾染上一丝一毫闲散造成的浪荡习气。我把我俩说成闲散之人甚至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悠悠晃晃过,而且,幸运的是,我俩始终喜爱的游戏把我们一起拴在家里,不想到街上去玩。我们制作鸟笼、笛子、三羽球、鼓、小房子、玩具汽枪、弹弓等。我们喜欢学老外公的样儿,学做钟表,常常弄坏他的工具。我们特别喜欢在纸上涂涂抹抹、画图、着色、润刷画面,糟踏颜料。日内瓦来过一位意大利江湖艺人,名叫康帕-柯尔塔。我们去看过一次他的演出,后来就再也不愿意去了。但他有一些木偶,所以我们也动手制作起来。他的木偶扮演喜剧动作;我们也为自己的木偶编喜剧。没有变音哨子,我们便憋着嗓子学小丑的声音,表演那些有趣的喜剧。我们的可怜而又善良的家长们耐着性子在看,在听。但是,有一天,我舅舅贝尔纳在家里读完了一篇他自己写的很美的讲道稿之后,我们便丢下喜剧,也写起讲道稿来。我承认,这类琐碎的事情没什么意思,但是却表明了我们的启蒙教育是多么需要引导,以便像我们这样小便几乎自己支配时间、管束自己的孩子不致放任自流。我们很少需要找伴儿,甚至有这种机会也不以为然。当我们去散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孩子在玩也不眼馋,甚至都没想到过要跟着他们一起玩。友谊充满我俩心间,只要我俩在一起,最简单的游戏都能让我们高兴快活。
由于我俩老在一起,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特别是我表哥很高,而我却很矮,俩人成了挺可笑的一对。他身材瘦长,脸蛋像个干苹果,弱不禁风,走路没力,引起孩子们的嘲笑。
大家用当地方言给他取了个绰号:“蠢驴”。我们一出来,就听见大家冲我们喊“蠢驴”。表哥比我有耐性。我生气了,想打架,这正是那帮小淘气包所希望的。我动了手,但被人打了。我可怜的表哥尽量帮着我,可他没有力气,一拳就被人打倒了。我顿时火了。可是,尽管我没少挨拳头,但他们毕竟不是冲着我的,而是想打“蠢驴”。而我这么不加克制反而在帮倒忙,所以我们只有等这帮小学生上课时再出门,免得被追逐戏弄。
我已经是一个行侠仗义的游侠骑士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帕拉丹查理曼大帝的12个重臣之一。,我只差一位贵妇人了。我倒是有过两位贵妇。我不时地去沃州小城尼翁看我父亲。他已在那儿定居。他很受人爱戴,连他儿子也跟着沾光。在我在父亲身边那不长的逗留期间,大家都争着邀请我作客。特别是有位维尔松太太,对我更是抚爱眷顾。此外,她女儿还把我视作情人。一个11岁的男孩成了22岁的姑娘的情人,究竟怎么回事,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所有这些颇有心计的姑娘都非常喜欢把小洋娃娃这么摆在前面,以遮掩大洋娃娃,或者通过她们善于玩弄的诱人花招来勾引大洋娃娃。可是,我却看不出我和她有什么不般配的,所以我便认真起来。我把整个心,或者可以说把整个脑子全放在这事上了。因为我只是脑子里恋着她而已,尽管我爱得入迷,尽管我因为激越、骚动、癫狂而做出一些令人笑破肚皮的举动来。
我了解两种完全不同又非常真实的爱情,尽管它们都十分地炽烈,但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都跟亲密的友谊大不相同。我整个一生遇到的就是这两种性质迥异的爱情,而且我甚至还同时经历过它们。因为,譬如说,在我谈到的那个时候,当我公开地、专横地占有维尔松小姐,不允许任何男人接近她时,我还同一位小女子戈桐小姐幽会过。时间虽然很短,但热烈似火,她只不过是像小学老师对待小学生一样地待我而已。但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一切,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已经感到秘密的可贵,尽管我只是作为孩子去对待它。但当我发觉维尔松小姐对我的关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时,我便以牙还牙了,她可没有料到我会这样。但非常遗憾,我的秘密被发现了,或者说,我那位小学女老师没有像我那样保守住秘密,因为我们很快便被分开了,而且,不久之后,当我回日内瓦路过库丹斯时,一些小姑娘还冲我悄悄地在喊:“戈桐、卢梭,两相好。”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我终于胜利了
这位戈桐小姐的确是个很特别的女子。她并不漂亮,但脸蛋儿却让人过目不忘,而且,我还经常想起她来。对于我这么一个疯老头来说,未免过分了些。她的身材、她的举止,特别是她的眼睛,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那副小模样既威严又傲气,很适合她的角色。我俩幽会时首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她的那副神气。但她最为怪异的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大胆和矜持的兼而有之。她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可却不允许我同她随随便便。她完全把我当成小孩子对待:这使我以为,要么她已不再是孩子了,要么相反,她自己仍旧是个孩子,把身入险境视同儿戏。
我对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全心全意的,而且是那么地投入,所以我同她俩中的任何一位在一起时,从未想过另一位。但是,她俩让我感受到的却不尽相同。我可以同维尔松小姐过一辈子而不想与她分开。但是,在我走近她时,我的喜悦是平静的,不会冲动。人多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她。玩笑、挑逗、甚至嫉妒,我都感到有趣。看见她好像对那些年龄大的情敌很冷淡,而对我格外眷顾时,我便得意扬扬。我常痛苦难受,但却喜欢如此痛苦。掌声、鼓励、笑容使我心里发热、劲头十足。我侃侃而谈,机智风趣;我在交际圈子里爱得她发狂。与她单独在一起,我会拘谨、冷淡,也许厌烦。但是,我温柔地关心着她。她有病,我难受,我真想用自己的健康去换取她的康复,而且,请注意,我因为有亲身经历,很清楚什么叫有病,什么叫健康。她不在的时候,我想念她;一见到她,她的爱抚使我的心而不是感官觉得温馨。跟她在一起,我内心坦然;她给什么我就要什么;然而,她如果对别人也是如此,我就会无法忍受。我像兄弟似的爱她,但又像情人似的在嫉妒她。
我一旦想到戈桐小姐会像对我一样地对待别人,我便会像暴徒、狂人、老虎一般地对待她,因为她所给予的如同恩赐一般,须下跪才能获得。同维尔松小姐在一起时,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喜悦,但我并未乱了方寸。可是,我只要一看见戈桐小姐,别的什么也都看不见了,完全彻底地心荡神迷。我同前者亲近而不放肆;相反,在后者面前,即使是十分熟识了,我也既颤抖不已又躁动不安。我认为要是同她在一起呆得太久,我就活不了了,心跳加剧会使我窒息。对于她们两个,我都不敢得罪,但是我对一个更殷勤,而对另一个则更驯服。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惹恼维尔松小姐;然而,如果戈桐小姐命我赴汤蹈火,我认为我会义无反顾的。
我同戈桐小姐的爱情,或者说幽会,时间不长,这对她以及对我来说都是很幸运的。尽管我同维尔松小姐的关系没有这种危险,但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也遇上了灾难。这一切的结局将永远带有点浪漫色彩,使人感慨万端。尽管我和维尔松小姐的交往并不密切,但也许更加难分难舍。我俩分手时总要流泪,更奇怪的是离开她之后,我就感到没着没落的。我嘴上老挂着她,心里老想着她:我的悲伤是真切而强烈的,但我认为,实际上这些英雄般的伤感并不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是以她为中心的娱乐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为了减轻离别的痛苦,我俩互相写了一些情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
我终于胜利了:她再也受不了了,便前来日内瓦看我。这一下,我便不知东南西北。她在的两天里,我如痴如狂。她走了之后,我恨不得要投河自尽。我的哭喊声在空中回荡。一个星期之后,她给我寄来了一些糖果和手套。如果我当时不知道她已结婚,不知道她那次有心看望我的旅行是为了置办结婚盛装的话,我会觉得她的表示是异常多情的。不难想像,我气得发昏。我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我发誓再也不见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认为这是对她最严厉的惩罚。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死去,因为20年后,我去看望父亲,同父亲泛舟湖上的时候,我向父亲打听离我们的船不远的一条船上的几位妇人是谁。父亲笑嘻嘻地对我说:“怎么!难道你的心感觉不出来吗?那是你昔日的情人呀。那是克里斯丹夫人,从前的维尔松小姐。”一听见这个几乎从记忆中消失了的名字,我浑身一颤。我立即让船夫把船划开。尽管我很可以报复一下,但我觉得不值得违背誓言,去找一位半老徐娘算20年前的旧账。
在家里人替我安排前途之前,我少年时的大好时光就这么白白地浪费掉了。长久地商量之后,为了照顾我的天性,家里人终于作出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决定,让我到城里法院书记官马斯隆先生家去,跟他学习贝尔纲先生所说的刀笔吏那有用的行当。我对“刀笔吏”这个称谓十分厌恶。通过不正当途径去挣大钱,这与我高傲的个性不符。我觉得干这一行厌烦乏味,难以忍受。持续不断,还得听人役使,更让我对这一行深恶痛绝。我走进事务所时的厌恶日见其甚。马斯隆先生对我也鄙夷不屑,老是骂我“呆笨”,“愚蠢”,每天总要对我唠叼说我舅舅向他保证“我这也会,那也会”,而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懂;说我舅舅答应给他送一个漂亮小伙子的,可送来的却是一头蠢驴。最后,我因愚蠢而被可耻地赶出事务所。马斯隆先生的文书们说我只配去握锉刀。
我的志向这么确定之后,便被送去当学徒,但不是去钟表铺,而是去了一个雕刻匠家。书记官的鄙夷狠狠地打掉了我的锐气,所以这一次我服服贴贴地去了。我的师傅名叫迪柯曼先生,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年轻人,没多久工夫就把我幼时的一切光华给抹掉了,把我多情而活泼的棱角给磨平了,在精神上以及境况上都把我弄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徒弟。我的拉丁文、古典文化、历史,全都被抛到脑后了。我甚至都记不得世界上曾经有过罗马人。当我去看望父亲时,他都认不出我是他的宝贝儿子了。对于女士们来说,我已不再是那个风流的让-雅克了。我自己都清楚地感觉到朗贝尔西埃先生和小姐见到我也认不出他们的学生来了,以致我无颜面对他俩,而且自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他们。最卑鄙的兴趣、最下流的恶习代替了我的那些可爱的娱乐,使我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净。尽管我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我一定是有一种极大的堕落的倾向,因为这一切变得如此地快,毫不费力,就连非常早熟的恺撒也望尘莫及。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分担一下我的苦恼吧
这行当本身我并不讨厌:我特别喜欢绘图;摆弄雕刻刀也挺有意思;而且,由于雕刻匠与钟表匠相比,属雕虫小技,所以我希望达到尽善尽美。如果不是师傅的粗暴,不是束缚太多,使我对这行当感到厌恶的话,我也许是会心想事成的。我背着他偷偷干些同样性质的私活,因为没有约束,干起来很带劲儿。我雕刻一些骑士勋章,和伙伴们一起佩戴。师傅发现我没正经干活,狠狠地揍了我一顿,骂我在练习造假币,因为我们的勋章上有共和国的徽记。我可以发誓,我根本就没想到过造假币,就连真钞我也不怎么了解。我对罗马阿斯古罗马货币单位。是怎么制造的都要比我国的三苏法国旧时辅币名。分币的造法知道得更清楚。
师傅的专横终于使我对我原会喜爱的工作难以忍受了,而且还使我染上了一些我所痛恨的恶习,如说谎、躲懒、偷窃。对这段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的回忆比什么都使我更清楚地体会到依靠父母与受人奴役的区别。我生来就胆小,我可以有任何缺点,但绝不会厚颜无耻。我以前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只不过是程度上有所减少,现在却终于丢失精光了。我在父亲那儿无所顾忌,在朗贝尔西埃先生家自由自在,在舅舅家谨慎小心。到了师傅家里,我变得战战兢兢的,从此,我便成了一个被毁掉的孩子。同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习惯了一视同仁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习惯了好菜好饭总有我一份,习惯了想要什么要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请想一想,在师傅家里,我该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我有话不敢说;饭没吃完就得下桌;没事就得立刻到外面去;整天干活儿,只能看着别人玩,就是没有自己的份儿;看见师傅及伙计们自由自在,更增加了受奴役的重负;争论中,即使我最清楚的事我也不敢插嘴;总之,我看到什么心里就想要什么,惟一的原因就是我被剥夺了一切。永别了,清闲,愉快以及从前使我犯了错而常常躲过惩罚的机灵话。有件事,我一想起来便要发笑:有一天晚上,在父亲那儿,因为淘气,我被罚不许吃晚饭就去睡觉,当我拿着一小块面包走过厨房的时候,我看见并且闻到铁扦上的烤肉香。大家都围着炉子;我得向大家道声晚安。向众人道过晚安之后,我瞟了烤肉一眼:又好吃又好看。我忍不住向烤肉鞠了一躬,可怜地对它说:“永别了,烤肉。”这句天真的俏皮话好像非常有趣,所以大家便让我留下一块吃晚饭了。也许,这句俏皮话在师傅家里也能产生同样效果,可我肯定是想不起来的,或者想起来也不敢说出来。
我就这样学会了暗自贪婪、隐瞒、遮掩、撒谎,最后还学会了偷窃。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偷窃,可我从此就怎么也改不了了。贪婪而又无能为力必然导致这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仆人都是小偷骗子,而每个学徒为什么也该如此。不过,在平等和宁静的氛围中,要什么有什么的话,学徒们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是会摒弃这种可耻的癖好的。我没有这样有利的条件,所以没能从中得到同样的好处。
几乎总是一些好的情感因为没有正确引导才使得孩子们向邪恶迈出了第一步。尽管一无所有,还不断受到诱惑,我还是在师傅家里呆了一年多而没敢偷拿什么,连吃的东西都没偷过。我第一次偷窃是出于好心好意,但却给后几次并无这么可称道的目的的偷窃打开了大门。
我师傅家有一个伙计,名叫韦拉先生。他家就住隔壁,稍远处有一个园子,种着一些芦笋,长得很好。韦拉先生经济不宽裕,想偷他母亲的芦笋卖个时鲜,美餐几顿。由于他不想亲自出头,而且还笨手笨脚的,便挑中我去干。他先来一番花言巧语,把我弄得晕晕乎乎的,看不出他想要干什么,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个主意,让我去干。我不干,可他非要我干。我受不了好话,便同意了。我每天早上把长得最好的芦笋割下来,送到莫拉尔集市上去卖。有个老太婆看出我是刚偷来的,挑明了要贱价买我的。我害怕了,只好任她杀价。我把钱给了韦拉先生。他立即去美餐了一顿。钱是我提供的,吃饭的是他和另一个伙计。因为对我来说,有点残羹剩饭就很满足了,不会同他们去大吃大喝的。
这种小花招我耍了好几天,并没有想到要去偷小偷一把,从韦拉先生的芦笋收入中弄点回扣。我忠心耿耿地耍弄这个鬼花招,惟一的动机就是去讨让我这么干的人的欢喜。然而,要是我被人发现,我得挨多少打骂,得受多大的虐待,而那混蛋会反咬我一口,他的话有人信,而我却因胆敢乱咬别人而受到加倍惩罚,因为他是伙计而我只是学徒!有罪的强者溜了,倒霉的是无辜的弱者,没有道理可讲的。
就这样,我明白了偷窃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可怕,而且我立即把我的技能很好地付诸实行,以致凡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只要够得着,就准能得到。我在师傅家里吃得并不算太差,之所以忍耐不住,是因为看见师傅并不能以身作则。当端上最诱人的食物时,师傅总是把年轻人打发走,我觉得这样做很容易让他们又贪又馋。我很快便沾染上了这两种毛病。我经常是如愿以偿的,有时被人发现,就得吃些苦头。
有一件事让我想起来仍旧觉得心有余悸但又好笑:那是因为偷苹果,这件事可把我给玩苦了。苹果放在食品贮藏室的顶里边,有一扇很高的软百叶窗可从厨房透进光亮。有一天,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便爬上面包箱,想看看赫斯珀里德斯花园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园。赫斯珀里德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守护该园的众女神。里那我无法靠近的稀罕水果。我把铁扦——因为我师傅喜欢打猎——接上。我戳了好几次也没戳着。最后,我美滋滋地感觉到戳着一个了。我慢慢地往回收:苹果已经碰着软百叶窗,我正要伸手去拿。真急死人!苹果太大,没法从窗格中拿出来。我绞尽脑汁,非要把它拿出来不可!必须找些东西把铁扦固定住,还要找一把比较长的刀把苹果切开,另外,还需要一根板条托住苹果。我费了不少的劲儿和时间,终于可以切苹果了,希望随后把一切两半的苹果拿到手。但是,刚刚切好,一切两半的苹果就又掉下去了。好心的读者,替我分担一下我的苦恼吧。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那个会坏事的罪证
我并没有气馁,但却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害怕被人撞见;我想好了一条计策,准备第二天实行,便像没事人儿似的重新开始干起活来,忘了食品贮藏室里还留有那个会坏事的罪证。
第二天,我又瞅准了个好机会,再做一次尝试。我爬上面包箱,伸出铁扦,对准苹果,正要扎下去……糟了,“凶龙”没有打盹儿;突然,食品贮藏室的门开了:师傅从里面出来,抱着双臂,看着我说:“你好大的胆儿!”……我的手现在还在发颤,都握不住笔了。
由于老挨打,我很快便皮实了;最后,我觉得挨打是对偷窃的一种补偿,让我有权继续偷。我非但没有把眼睛往后看,想想受惩罚的情形,反而在往前瞧,想着如何报复。我认为,拿我当小偷处治,就是允许我当小偷。我觉得偷窃与挨打是相辅相成的,从而可以说是构成一种交易,我在完成这种交易中我的那一份时,我让我师傅去干他的那一份。这么一想,我去偷的时候就比以前要心安理得了。我在琢磨: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会挨打。随它去吧:我生来就是挨打的命。
我喜欢吃,但并不馋;我喜欢女色,但并不浮荡。我其他的欲念太多,对这两种欲念便淡漠一些。只有当心里没着没落时,我才想到解馋;而我一生中,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没什么时间去想好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老是只想到偷东西吃,而是对一切吸引我的东西我全都要偷。如果说我没有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偷,那是因为钱对我的诱惑并不太大。我师傅在作坊里另有一个单间,门老锁着。我找到了办法把门打开,然后再关好,不露痕迹。我在里面动用师傅的好工具、好图案、印模等一切我所羡慕而他又不肯让我用的东西。实际上,这算不上是偷,因为我是拿来为师傅干活儿用的,但由于可以任我随意使用它们,我高兴极了,我以为把师傅的技术和产品一起给偷了过来。再说,在一些小盒子里,还有一些碎金块、碎银块、小首饰、贵重物品和零钱。当我口袋里装上四五个苏时,我就神气活现的了。但我根本没有去碰这些东西,连贪婪地瞟上一眼我都没有想过。看见它们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害怕,而不是高兴。我相信,这种对盗窃钱财及其后果的恐惧大部分源自教育。这中间夹杂着羞耻、坐牢、惩罚、绞架的潜在念头,使得我如果要见财起意,便不寒而栗。而我觉得我的那些花招只不过是淘气而已,而且确实也是如此。这么干顶多挨师傅一顿打,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了。
不过,我想再次声明,我并没太贪婪,所以没必要洗手不干;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斗争的。我觉得只要有一张好画纸,就比可买一令纸的钱对我的诱惑力更大。这种怪癖来自于我的独特的性格中的一种,对我的行为影响挺深,必须阐述一下。
我有着一些十分炽烈的激情,当它们骚动不安的时候,我便驾驭不住了:克制、尊重、胆怯、规矩全都被抛到脑后去了;我成了一个无耻、放肆、粗野、桀傲的人;羞耻挡不住我,危险吓不了我。除了我一心念着的那惟一的东西而外,世间万物对我来说都一文不值。但这一切只是转瞬即逝的事,随后我便跌落到绝望之中。平静的时候,我非常地懒散、胆怯:我什么都怕,什么都讨厌;一只苍蝇飞过都能吓我一跳;我懒得说话,懒得动弹;恐惧和羞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真想躲到没人看得见的地方去。非行动不可的话,我不知该如何做;非说不可的话,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有人看我的话,我便局促不安,当我满怀激情的时候,我有时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在日常谈话的时候,我脑子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我觉得日常的谈话简直难以忍受,惟一的原因就是没话找话说。
另外,我的那些占主导的欲念没有一个是牵涉到可以花钱买的东西的。我只需要纯洁的乐趣,而金钱会使乐趣全部毒化。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但是,我不能忍受高朋满座的拘束,也不能忍受小酒馆的乌烟瘴气,所以只能与一位好友品尝。因为我不能一人独饮,那样脑子会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也就失去吃的乐趣了。如果我心血来潮突然想女人了,我那颗激动的心让我更渴望的是爱情。我觉得卖笑女子已经失去了她们的魅力;我甚至怀疑我会消受她们。对于我力所能及的享乐我都是如此的。如果它们需要金钱才能获得,我便觉得它们平淡无奇。我所喜爱的只是那些东西,它们不属于任何人,而只属于能深知个中滋味的第一个人。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金钱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件宝贵的东西。而且,我甚至从来也没有觉得金钱是万能的。金钱本身毫无用处,必须把它变换了才能享受它;必须去买,去讨价还价,常常受骗,花了大价,并不如意。我要的是一件上乘佳品,可我肯定花钱买到的却是一件次品。我花大价买一只鲜鸡蛋,却是一只臭鸡蛋;买一个好水果,却是没熟的水果;找一个姑娘,却是个烂货。我喜欢玉液琼浆,可是到哪儿去寻?去找酒商?不管我如何提防,也要被毒死。要是我非要得到很好的服务呢?那有多让人操心,多让人麻烦呀!得有朋友,得有代理人,得付佣金,得写信,来回往复,翘首以待,可最后常常还是免不了要受骗。我的钱带来了多少麻烦!我对金钱的恐惧胜过我对美酒的喜爱。
在我学徒期间及以后,我多次想出去买点好吃的。我走近一家糕点店,看见柜台前有几个女人;我觉得已经看见她们在偷偷地讥讽、嘲笑我这个小馋鬼了。我走过一家水果店,偷眼望着漂亮的梨子,香气扑鼻;旁边有两三个年轻人看着我;有个认识我的男人呆在他的店门前;我看见远处走来一个姑娘,她是家里的那个女佣吗?我眼睛近视,产生许多幻觉。我把所有走过来的人都当成了熟人;我在哪儿都胆小害怕,总是往后退缩。我越是羞怯,欲念越是强烈,但我们好像一个馋虫啃啮的傻瓜似的转回家去,尽管口袋里装着钱,买得起,但却什么也没敢买。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攥住金钱而又并不贪财
如果我把自己或是别人用我的钱时我所感到的尴尬、羞惭、厌恶、不适以及种种不快都记述下来,那就成了一本索然寡味的流水账了。读者在逐渐对我的生活有所了解的同时,将会对我的性格有所了解,我不必多说,也将会感觉出这一切来的。
大家对此有所了解之后,将会很容易懂得我的一个所谓的矛盾:对金钱的极大蔑视与几乎利欲熏心的吝啬相互并存。我觉得,金钱是一个很不好的玩艺儿,宁可没有,也不想得到。而当我有了它的时候,我老是留着不花,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花法。但是,如果有了合适如意的机会,我是知道怎么花钱的,以致用得一干二净也没有觉察。不过,请别在我身上寻找那种吝啬鬼的怪癖,那种为了炫耀而花钱的怪癖;正好相反,我不声不响地花钱,而且是为了寻求乐趣:我花钱不是为了摆阔,而是不显山露水。我深知金钱不是供我使用的,我几乎羞于有它,更不用说花它了。我深信,一旦我有足够的钱,能像模像样地生活,我是不会想当守财奴的。我将把钱全都花光,而不想让它生利。但是,我境况不好,总是提心吊胆的。我崇尚自由。我憎恨窘迫、苦痛、寄人篱下。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就可以保持独立,就不用绞尽脑汁去弄钱。我总是害怕手头紧。因为担心缺钱,我爱惜钱。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我才攥住金钱而又并不贪财。
我的淡泊只不过是懒惰而已。有钱的乐趣补偿不了敛财的繁难。我的挥霍也仍然只是懒惰而已。当有机会痛痛快快地花钱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太管它用得是否值得了。金钱对我的诱惑没有物品的诱惑来得大,因为在金钱和希望占有的物品之间,总有一个中介;而在物品本身及其享用之间,绝无中介。我看见物;它便在引诱我;如果我只看到占有物的手段,那该手段对我并无诱惑力。因此我做过贼,而且我现在有时还在偷一些小玩艺儿,它们在引诱我,而我宁愿去拿它们也不愿去讨要。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无论小的时候还是长大之后,我不记得曾经拿过别人的一个子儿。除了有一次,那是大约15年前的事了,我偷过七利弗尔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一古斤银的价格。零十苏。这件事值得说一下,因为其中有着一种无耻和愚蠢的十分可笑的巧合,如果不是牵涉到我而是牵涉别人的话,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的。
那是在巴黎。大约五点钟左右,我同弗朗格伊先生在皇宫花园散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我说:“咱们去歌剧院吧。”这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们就去了。他买了两张池座的票,给了我一张,他拿着他自己的一张走在前面,我跟在他的后面。他走进去了。我跟在他后面往里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堵住了。我抬头望过去,发现大家都站着。我觉得我会在人群中走散的,或者至少弗朗格伊先生会以为我走丢了的。我走出来,拿了一张中途外出票证退了钱,扬长而去。没想到我刚到大门口,大家全坐下了。这时,弗朗格伊先生清楚地看到我并没在剧场里面。
我的本性可不是这样子的。为了说明有时候人是会突然有一种恍惚,所以不应该以其行为来判断他们,我便把这件事记述下来了。这并不是在偷这张票钱,而是对这钱的使用的偷窃;越是说这不算偷窃,越是让人汗颜。
如果我想把我学徒时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无耻之尤的全部历程详细写下来,那我会永远也写不完的。不过,虽然染上了学徒的各种恶习,但我不可能对它们完全产生兴趣。我对同伴们的玩乐很讨厌。当我对干活产生极大的反感时,我便对一切感到了厌烦。这使我恢复了对早已丢弃的阅读的兴趣。干活时间偷看书,这成了我的新的罪过,因此遭到了新的惩罚。不许我读书,反而更激起了我对书的兴趣,因而我很快便达到如痴如狂的程度。有名的租书店女老板拉特里布租给我各种书籍。我好书坏书都读,不加挑选,读起来都一样地废寝忘食。
我边干活儿边看书,出去办事也看书,上厕所也看书,而且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看得头昏脑胀,仍然要看。师傅偷偷监视我,抓了个正着,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书也给没收了。有多少书被撕坏,烧毁,扔到窗外去了!拉特里布的店里有多少残缺不全的书啊!当我没钱租书的时候,我便拿自己的衬衫、领带、衣物抵账。我每星期天那三个苏的零用钱全都送到女老板那儿去了。
大家会对我说:看来金钱还是不可缺少的。的确如此,不过那是当我因为读书而别的什么事都不能干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地沉浸在我的新癖好之中,除去看书,我什么都不再干,也不再偷窃了。这也是我的一大独特性格。当某种习惯成为自然的时候,一点点儿的东西便能使我分心,改变,迷恋,最后竟至如痴如醉的。于是,我忘记一切,全部心思都用在占据我的心的那种新玩艺儿上了。兜里只要装了一本新书,我便焦急地要翻看;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立刻把书掏出来,也不再想去师傅的单间里找寻点什么了。即使我有了花钱的癖好,我甚至都不相信我会去偷。我脑子里只想到眼前的事,不去想将来的事。拉特里布同意赊账;押金不多。我装好书,其他什么就都不想了。我的钱自然而然地全跑到这个女人手里去了。当她催讨时,我随手拿起衣物去抵账: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我既不想先偷钱存着,也没有偷钱还债的念头。
由于争吵、挨打、偷读未加选择的书籍,我的个性变得内向、孤僻了,精神开始不佳,成了真正的孤独者了。我因爱书嗜读而看了一些平庸的作品,但幸好没有读到那些淫秽的书籍。倒不是拉特里布这个机灵的女人有所顾忌,不租给我,而是她为了提高淫书的价码,向我推荐时,总是带着一副神秘兮兮的腔调,使我既感到讨厌,又觉得难为情,反倒没有租这种书来看。而且,我生来就害臊,加上机缘巧合,所以30多岁了,也没有对任何一本这类危险的书籍瞟过一眼。据一位上流社会的美丽贵妇说,这类书不登大雅之堂,只能背着人偷看。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热中于幻想而懒于行动
没到一年,我便把拉特里布小书店的书看完了。没事的时候,我便觉得无聊得很。通过对读书的爱好,甚至通过我读的那些书,我改变了我顽童的习气。尽管我对书不加选择,还经常看些坏书,但看书毕竟把我的心灵引回到比我的职业赋予我的情感更加高尚的那种情感上来。我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厌恶,我感到有可能诱惑我的一切又离我太远,所以看不到有什么可以使我怦然心动的东西。我的肉欲早已燃起,渴求一种满足,可我却又想像不出到底渴求什么。我正如一个从未有过性生活的人,对具体的要求一无所知。而我已到青春期,人很敏感,可我有时只是在想我以前的癫狂,从未有非份之举。处于这种奇怪的状态之下,我那不安焦虑的想像起了作用,拯救了我。息灭了我那刚刚冒头的欲火。我尽量想像我看过的书中的使我感兴趣的那些情景,追忆、变换、综合它们,把自己摆进去,成为其中的一个我自己设计的人物,按照自己的意愿,始终使自己处于最佳地位,最后,想到不能再想,便让这假想的境况使我忘却我所极为不满的真实状况。对于幻境的爱以及我很容易的投入使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彻底厌弃了,更加地喜欢一个人独处。从此以后,我便一直孑然一身了。大家在这之后将不止一次地看到其奇特的后果,也就是这种表面上极其愤世、极其阴郁的禀性,实际上是来自一颗过于热烈、过于多情、过于温柔的心,因为找不到与自己相似的心,而不得不沉湎于空想。现在,我只须指出那个癖好的渊源和起始原因就足够了。这个癖好改变了我所有一切的欲念,而且因为它也包含着一切的欲念,所以始终使我因过于热中于幻想而懒于行动了。
就这样,我进入16岁了。我六神无主,对一切、对我自己都不满意,对自己的行当没有兴趣,没有我这么大孩子的乐趣,满是空无着落的欲念,好端端地便流泪抽泣,无缘无故地便唉声叹气。总之,因为看不见周围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只好自做温馨梦了。每个星期天,礼拜仪式后,伙伴们总来找我去一起玩耍。而我是能躲开就躲开。然而,一旦同他们玩起来,我便比谁都起劲,比谁都跑得远。鼓动我难,拉住我也难。这就是我一向的个性。当我们出城去玩的时候,我总是跑在最前面,除非别人提醒我,不然都忘了回城。我撞上过两次:我没能赶回来,城门关上了。第二天,如何处治我,是可想而知的了;第二次,师傅说下不为例,否则就如何如何,吓得我不敢掉以轻心了。但是,十分可怕的第三次又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因为轮到那个该死的队长米努托里先生上岗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提前半小时关城门。我和两个伙伴正往回跑,离城半法里法国古里,一法里约为四公里。时,我听见准备关城门的号角声了。我加快脚步。我听见鼓声响起,拼命跑起来,挥身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心怦怦直跳。我老远看见士兵们还守着岗位;我一边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喊。但太晚了。离前哨20步远的时候,只见第一座吊桥在往上吊。当我看见那些可怕的号角伸向空中,我浑身在哆嗦,因为这是个凶兆,我不可避免的命运就在此刻注定了。
我当即感到痛不欲生,扑在平坡上,嘴啃着地。伙伴们对此不幸反而在哈哈大笑,他们当机立断,主意拿定了。我也打定了主意,但与他们的不太相同。我当场发誓永不再回师傅家去;第二天,城门打开时,伙伴们回城去了,我便与他们道了别,只是求他们偷偷地把我的决定告诉一声我表哥贝尔纳,并转告他在哪儿还可以见我一次。
自从当了学徒之后,因为离他家较远,我很少见到他。不过,有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天,我们总要聚上一聚。但是,不知不觉之中,我俩便都各有各的偏爱,见面的机会就稀少了。我敢肯定,他母亲在这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上城区的孩子,而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徒弟,只不过是圣·热尔维区的孩子。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我俩已不再是平等的了。老跟我在一起,有失身份。不过,我俩之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而且,由于表哥人很善良,尽管得听从母亲,但他有时还是要听凭自己良心的驱使的。得知我的决定之后,他赶来了,但不是为了劝阻我或者与我一起远走高飞,而是给了我一点钱物,以备途中之需,因为就我那一丁点儿钱,是走不了多远的。他还送了我一把短剑,我非常喜爱,一直带到都灵,为解决肚皮问题才卖掉的。有人开玩笑说,我把它吃进肚里去了。后来,我对表哥在我那艰难时刻的表现越琢磨,越深信他是遵照自己母亲,也许还有他父亲的旨意行事的。因为就他本人来说,他不可能不想法拖我后腿,或者跟我一块儿出逃。但他并没这样做。他并没阻止我,反倒像是在鼓励我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见我去意已定,便离我而去,没有流下多少眼泪。我们后来再没见过面,也没通过信。这真可惜:他的禀性本质上就很好;我俩天生就该是一对好朋友。
在我听天由命之前,请允许我想一想,如果我遇上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师傅,我的命运会如何呢?一个好手艺人的那种安稳平静、默默无闻的生活,特别是在某些阶层中,例如日内瓦的雕刻匠阶层,对我的个性是更合适不过的了,更能使我幸福。这种行当虽不能发大财,但日子总算过得去,能在我有生之年抑制我的野心,让我有适当的闲暇培养一些有节制的爱好,使我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根本无法摆脱出来。我想像力比较丰富,可以用胡思乱想来想像各种各样的生活;而且,我的想像力挺丰富,可以说能把我随心所欲地从一种生活带进另一种生活,而我在其中到底怎么样那就无伤大雅了。我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很快地进入我的幻想之中去。就这一点来看,最简单的行当、最不烦恼不操心的行当、让思想最自由的行当,就是最适合我的行当,而且也正是我的行当。我本可以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和我的朋友中,过上一种平静闲适的生活,这正是依照自己的心愿,适合自己的个性,适合自己的工作与兴趣,与交际相一致的那种生活。我本会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好公民、好父亲、好朋友、好工人、一切方面的好好先生。我本会热爱自己的行当,也许还会为之增添光彩,在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平凡但平稳而安乐的一生之后,我将在亲人们的身边静静地死去的。我无疑很快会被遗忘,但我至少会被想到我的人缅怀的。
但事与愿违……我将描绘的是个什么样的图画?啊!先别着急叙述我这一辈子的苦痛吧!这个悲惨的内容我会让读者详细知晓的。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身陷穷途末路
在我因为害怕而想法逃跑的时候,我觉得很凄惨很悲凉,但一旦真的跑了,我反倒觉得很有趣。我小小年纪便离开故乡、亲人,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手艺只学了一半,还没掌握谋生手段,便弃之而去;身陷穷途末路,不知何时才能摆脱;稚弱无辜的年纪,就得面临邪恶和绝望的各种诱惑;在一种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更加难以挣脱的桎梏的压迫下,去远方直面苦恼、谬误、陷阱、奴役和死亡:这些就是我当时要面对的,也是我本该想到的前景。它与我想像的真是相去甚远!我以为已经获得的独立是惟一使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情感。我自由了,成了自己的主人了,我以为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成:我只要纵身一跳便能腾空而起,在空中飞翔了。我安然地走进大千世界;我将大显身手;每走一步,我都要碰上盛宴、财宝、奇遇、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急于讨我欢心的情妇。我一出现,便要主宰世界,但我并不要整个世界,我可以说要放弃一些,因为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有一个可爱的交际圈子足矣,用不着为其他的东西受累了。我的节制使我进入一个狭小的范围,但却是我细心选定的,可保证我在其中的统治地位。我野心不大,一座城堡就够了,只要成为城堡的主人主妇的宠儿、小姐的情人、少爷的朋友、邻居们的保护人,我便知足常乐、别无所求了。
我心里想着这普普通通的未来,在城郊四周流浪了几日,住在一些认识的农夫家里,他们待我全都比城里人要好。他们欢迎我,留我吃住,对我真是太好了,让我感到受之有愧。这不能算是施舍,因为他们并没有显出高人一等的神气。
我到处走,一直走到离日内瓦两法里的萨瓦镜内的孔菲格农。当地的那个神甫名叫蓬韦尔先生。我对该共和国历史上显赫的姓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好奇地想看看“羹匙”贵族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萨瓦的一些天主教派贵族,与日内瓦人为敌,在脖子上戴一个羹匙作标记,发誓“用勺子吃掉”日内瓦人。他们的领袖就是蓬韦尔家族。的后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我便去拜访蓬韦尔先生。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跟我谈起日内瓦的异端邪说和圣母会的威望,还留我吃饭。我对于这样结束的谈话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觉得,在他家里吃得这么好的那些神甫至少与我们的牧师不相上下。我肯定比蓬韦尔先生学问要深,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我当时只顾吃了,没有顾上去当一名好的神学家。而且,我认为他那弗朗基葡萄酒味道醇美,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要是让这么一位好主人闭上嘴,我会羞愧难当的。所以我让步了,或者说,至少我没有正面顶撞他。就我的行为来看,有人也许会认为我虚伪。那就错了,我只不过是老实罢了,这一点无可怀疑。奉承,或者说迎合,不总是一种恶习,反倒常常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我们对于善待我们的人是有感情的:我之所以谦逊,并不是为了欺骗他,而是为了不让他扫兴,不以怨报德。蓬韦尔先生接待我,盛情地款待我,有心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受益之外,他并无任何好处。我那颗年轻的心就是这么想的。我不觉地对这位仁慈的神甫产生了感激和尊敬之情。我感觉出自己高他一筹,但我不想不知好歹,让他难堪。我这么做并无任何的虚伪动机:我根本就不想改变信仰;我不但没有这么快就萌发这一念头,而且只要心存此念便觉得可怕,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一想法避之惟恐不及。我只是想别惹恼那些想劝我改变信仰的人。我想维持他们对我的善良用心,所以我显得不如实际上的那样恒心既定,以便他们对我存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的错误就像正派女子的献媚,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既不容许什么,也不答应什么,但却善于使人产生一种得到比她们所愿意给的东西要多的希望。
理智、怜悯、喜欢明理,这肯定要求人们非但不赞同我的癫狂,而且要把我打发回家,使得我远离我所滑向的自毁的道路。这才是一切真正有道德的人本会做或试图要做的事。但是,蓬韦尔先生尽管是个好人,却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正好相反,他是一个信徒,只知道崇拜偶像和祈祷,不知道其他什么道德。他是一个传教士,为了维护信仰,除了写些小册子来反对日内瓦的牧师们之外,就想不出任何招数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让我回家,反而趁我想离家出走,使我即使想回家也回不去。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把我往贫困潦倒或变成无赖的道路上推。他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这一点:他看见的是一个从异教中抢救出来并归还给天主教的灵魂。只要我去做弥撒,我是正派人或是无赖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别以为这种想法惟有天主教徒才有的。只重信仰而非行为的任何独断的宗教都是这样的。
蓬韦尔先生对我说:“主在召唤您,去阿纳西吧。您在那儿会遇上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国王的宏恩使她能够把别人的灵魂从她本人已摆脱了的错误中拯救出来。”他指的是新皈依的华伦夫人,神甫们确实在迫使她同前来出卖自己灵魂的任何混蛋分享撒丁王赐给她的那两千法郎年金。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好夫人的帮助,这使我感到非常丢人。我很希望别人提供我生活之必需,但我并不想要别人的施舍,而且一个女信徒对我没太大的吸引力。然而,由于蓬韦尔先生的催促和肌肠辘辘的缘故,也由于很高兴能去逛一趟,而且,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所以尽管不甘心,我还是决定去阿纳西了。一天工夫就可以笃笃定定地走到的,但我不着急,花了三天才到达。每当遇到道路两旁有城堡时,我都要跑去看看,坚信有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擅自闯入,也不敢敲门,因为我非常胆小。我会唱一些很优美的歌曲,是我的伙伴们教给我的,而且我唱得也很委婉动听,于是我便在最有希望的窗下唱歌,但我非常惊讶,放声歌唱了半天,竟不见有贵妇或小姐被我美妙的歌喉或风趣的歌词吸引出来。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贫病交加灾难重重
我终于走到了。我见到了华伦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一阶段决定了我的性格,绝不能一笔带过。我已16岁半了。我算不上人们所说的那种英俊小子,但是我长得小巧玲珑,腿细脚美,神态潇洒,容貌姣好,嘴很秀气,黑发黑眉,小眼深凹,喷薄出热血沸腾的光芒。不幸的是,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辈子,从未想到过自己的风姿,等到想到时,早已失去了良机。因此,除了因为年龄小而怯生生的以外,我还有着一种很重感情的人的那种胆怯,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惹人生气。此外,尽管自己已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但却不谙世事,根本不懂什么社交礼节,所以我的知识非但不能弥补我的不足,反而使我感到在这方面更加欠缺,更加使我退缩不前。
因此,由于害怕冒冒失失闯到人家,我便采取了对我有利的方法,以演说家的风格写了一封很棒的信,把书中的妙词丽句与学徒的词语揉合在一起,极尽自己的才华,以博取华伦夫人的欢心。我把蓬韦尔先生的信夹在我的信里,然后前去进行这次令人生畏的拜访。我没立刻见到华伦夫人,人家对我说她刚出门,上教堂去了。那天是1728年的圣枝主日。我立即追了上去:我见到她,等了等,同她谈了话……我大概还记得那个地方;此后我在那儿洒下过许多的眼泪,亲吻过那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可以用金栏杆把这个幸福之地给围将起来!为什么不让全世界的人来朝拜它!凡是尊崇人类获救纪念物的人都应该跪行到它的面前。1928年,根据卢梭的意愿,为纪念卢梭与华伦夫人相见200周年,卢梭所描绘的那个地方建起了金栏杆。
那是她房后的一条走道,右边房屋和花园之间,有一条小溪,左边是院墙,有一扇便门通向方济各会教堂。华伦夫人正准备进那扇门,听见我的喊声,便扭过头来。我一见,惊呆了!我原以为她是个令人厌恶的老修女,以为蓬韦尔先生说的那个好女人只能如此。可我看见的却是花容月貌,两只美丽的蓝眼睛柔情似水,面色光彩照人,酥胸微露,美丽诱人。我这个小小的新教徒——因为我就在这一刹那信奉了她的宗教,深信由这样的一位传教士宣扬的宗教肯定会把人引向天堂的——匆忙地把她看了个够。她含着微笑接过我颤抖着递给她的信,拆开来,看了一眼蓬韦尔先生的信,便在看我的信。她从头看到尾,要不是她的仆人催她进教堂,她是会再看一遍的。“唉!孩子,”她的声音让我一激灵,“您这么小就到处跑,真是太可惜了。”然后,没等我答话她又说道,“去家里等着我吧。让他们给您预备饭,做完弥撒,我要同您聊一聊。”
路易丝一埃莱奥诺·德·华伦是沃州沃韦市的一个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很年轻的时候便嫁给了洛桑卢瓦家族维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这桩婚姻没有给夫妇俩带来孩子,不太美满,再加上一些家庭纠纷,华伦夫人便趁维克多-阿梅代王驾临埃维昂的时候,过湖去投靠了这位国王。就这样,她像我一样冒失地背离了丈夫、家庭和故乡。她为此常黯然神伤。这位国王喜欢装成热情的天主教徒,便收留下她,给了她一千五百利弗尔的皮埃蒙特一个500利弗尔的皮埃蒙特约等于1750法国利弗尔。年金,对于一位不怎么慷慨的国王来说,这够不错的了。可是,当他发现有人认为他这么做是坠入爱河了,他便派了一个卫队把她送到了阿纳西。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往见会1610年成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修道院里,她发誓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
我到的时候,她在那儿已经呆了六年了。她与本世纪同时诞生,已经28岁了。她风韵犹存,因为她的美不再在于容貌,而在于其风姿,因此,她仍如少女时一样地俊秀。她神情亲切温柔,双目含情,笑如天使,嘴同我的嘴一般大小,灰白色的秀发有一种罕见的美,随便拢一拢便光彩照人。她身材不高,有点矮,虽说不上不匀称,但稍许嫌胖。然而,她的脑袋、酥胸、玉手、双臂,简直是美极了。
她受的教育很杂。她同我一样,一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所以不加区别地遇什么学什么。她跟家庭女教师学了一点,跟父亲学了一点,跟老师学了一点。但她从她的几个情人那儿学了不少,特别是塔韦尔先生,既高雅又博学,以此点拨他所喜爱的女人。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教育在互相制肘,而且她也没有很好地理清,所以学到的各种东西就不能正确引导她的才智去发展。所以,尽管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父亲对江湖医学和炼丹术的爱好也影响了她。她常常制造一些酏剂、酊剂、香膏和灵丹妙药,而且还声称掌握其秘诀。走江湖的便利用她的弱点,抓住她,纠缠她,毁了她,在炉子和药剂中耗尽她的才智、天赋和风姿,而她本来是可以用这些来使上流社会倾倒的。
如果说卑鄙的骗子们利用她所受到的未加引导的教育模糊了她理智的光芒,但她那高尚的心灵却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如一:她那亲切温柔的性格、她那对不幸之人的同情、她那无边无垠的善良、她那欢快、开朗、坦率的性格,从未改变。甚至在她接近晚年,贫病交加,灾难重重的时候,她美丽的心灵依然宁静爽朗,一直到驾鹤西归都使她保持着最美好时日时的那种欢快。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她的话竟然残酷地被应验了
她的错误的根子在于她精力旺盛,总想干点事。她所需要的不是女人们的那些偷情私通,而是创办和领导一些大事业。她生来就是干大事的。隆格维尔夫人孔代大公的姐姐(1619—1679),名叫安娜-热纳维埃夫,公爵夫人,能力很强,野心勃勃,在投石党时期,因反对首相马扎兰而名声大震。要是处于她的位置,只能是一个为小事奔忙的女人;而她要是处在隆格维尔夫人的位置,则能安邦治国。她怀才不遇。她若是身处高位,本可以使她名扬天下的东西,却因她的生活环境而使她一败涂地。在她所处理的那些事情中,她总是把计划想得很大,把目标定得很高。因此,她采用的一些手段与想法符合,但力量却不够,由于别人的过错,全都以失败而告终。计划未能成功,她自己毁了,可别人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这种事业心虽然给她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至少使她在修道院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好处:使她不像她刚进修道院时想的那样,苦度余生。单调乏味的修女生活,接待室里的无聊谈话等等一切是无法让一个始终活跃的思维满意的。这思维每一天都有新的方案,它需要自由,以使方案能够实施。好心的贝尔奈主教,脑子虽不如弗朗索瓦·德·萨勒,但在许多方面却与他很相像。而被他称之为孩子的华伦夫人却在其他许多方面很像尚塔尔夫人勃艮第议会一位议长的女儿(1572—1614)。1592年,嫁给尚塔尔男爵;后者于1601年意外身亡。日内瓦主教弗朗索瓦·德·萨勒让她进了修道院,并于1610年使她成为圣母往见会的第一任院长。。华伦夫人如果不是因为其爱好使之不安于修道院的无聊生活,而是乐于隐身其间的话,可能更加像她。如果这位可爱的女人没有做那些似乎符合一个新皈依的修女在主教指引下所做的修行小事的话,那并不说明她缺乏热情。无论她改变信仰的动机是什么,反正她对皈依的宗教是诚心诚意的。她可以因犯了一个错而懊悔,但并不想纠正它。她不仅死的时候都是个好天主教徒,而且她在虔诚笃信之中度过了一生。我想我是看透了她的心思的,我敢说,她纯粹是因为厌恶装腔作势才不愿当众表现为虔诚信女。她的信仰非常牢固,用不着装模作样。不过,现在不是详细地谈论她的信仰的时候;我会有机会谈到这些的。
但愿那些否认灵犀相通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解释一下,华伦夫人怎么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第一个眼神就使我不仅深深地被她吸引住了,而且对她产生了从未消失的完全的信赖,如果我对她感受到的确实是爱情的话(凡是注视着我同她今后关系的人至少将会觉得这是不可信的),那么,这种激情怎么会一产生就伴随着与爱情不沾边的心平气静、坦诚、安稳、信赖等情感呢?怎么会在第一次接触一位可爱、端庄、美丽的女人,接触一位地位比我高而我又从未接触过的贵妇,接触一位我的命运可以说取决于她的关怀之大小的女人,总而言之,在接触这么一个女人的时候,我怎么会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轻松愉快,仿佛我完全肯定能博得她的欢心呢?我怎么会丝毫没有感到局促、胆怯、拘束呢?我生性胆小,腼腆,从未见过大世面,怎么会第一天、第一刻便同她谈话随便、言词亲切、语气亲热,仿佛多年老友,亲密无间呢?没有欲望的爱情我是不谈的,因为我有欲望,但是,没有焦虑,没有嫉妒的爱情存在吗?一个人难道不想至少问一声自己心爱的人爱不爱他吗?我一生中再没有想到过要问她这一问题,倒是我在问自己是否爱她,而且她也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在我对这位美貌女子的感情中肯定有点奇特的地方,大家以后会发现一些没有料到的怪事。
我们要谈一下我的前途问题;为了谈得从容些,她留下我吃午饭。我一生之中,这还是头一次吃饭时没有食欲。她的女佣在为我们上菜,也说她从没见过我这种年龄、这种体格的远方客人会没有食欲。她的话并没有使她的女主人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倒是有点击中了同我们一道用餐的一个肥胖的乡下人。他狼吞虎咽,一人足足吃了六个人的饭。至于我,我是激动不已,不想吃了。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感情,传遍全身,脑子都没法去考虑任何其他事情了。
华伦夫人想知道我过去的一切。为了说给她听,我恢复了在师傅家丧失的满腔热情。我越是激发这位高尚的女人对我的关怀,她越是为我即将面对的命运担忧。她的神情,她的目光,她的举止都透着她的亲切的怜悯。她不敢劝说我回到日内瓦去。处于她的地位,这么做是要犯亵渎天主教之罪的。她很清楚自己已被严密地监视着,不能随便说话。但是,她以催人泪下的口吻谈到我父亲的痛苦,使我清楚地看到,我如果回去安慰父亲,她是会赞成的。她并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在反驳自己。除了我决心已定而外——这一点我认为已经说过了,——我越是觉得她言之有理,令人信服,她的话就越是打动我的心,我也就越是下不了狠心离开她。我感到,假如回日内瓦去,就在她和我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堤坝,除非再采取已采取过的行动。倒不如横下一条心,留下来的好。因此,我就留下来了。华伦夫人见劝说无效,也就没再往下说,免得连累自己,但她用一种怜惜的目光望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主召唤你去的地方去;但等你长大以后,你会想起我的。”我相信她自己也未曾想到她的话竟然残酷地被应验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小小的年纪就离乡背井
仍旧困难重重。这么小小的年纪就离乡背井,以后怎么个活法儿?我的手艺还没学到一半,根本谈不上精通。即使精通,也无法在非常贫穷、养不起手艺人的萨瓦赖以为生。替我们吃饭的那个乡下人,被迫停了一会咀嚼,歇歇颌骨。他说出一个看法,说那是来自上天的,但从结果来看,不如说是来自地狱的。他建议我去都灵,说那儿有一个收容所,专为训练初学教理者创办的,去了那儿,我的肉体和精神就有了着落,等到我进入天主教的怀抱之后,可以依靠善男信女们的仁慈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位置。他继续说道:“至于川资,如果夫人向主教大人建议这一仁善之举,他是肯定会大发善心,很乐意提供给你的,而且男爵夫人是那样地乐善好施,”他俯首向着餐碟说,“也一定会帮您一把的。”
我感到所有这些施舍都非常叫人难堪:我很揪心,一句话也没说,而华伦夫人对这个建议没有提议人那么热心,只是说,对于善行,各人都得尽力,她将找主教谈谈这事。但是,那鬼东西担心她按她自己的意思去说,再者,他在这件事里,还有点小便宜可以沾沾,所以便先跑去通知神甫们,跟这些善良的神甫们都说通了,以致当华伦夫人不放心我去那儿而去找主教谈的时候,发觉事情已经定好了,而且主教当时就把我此行的一点点川资交给了她。她不敢坚持要我留下来:我已经长大了,像她这么大年岁的女人把一个男青年留在身边是要引起流言蜚语的。
我的旅行就这样由关怀我的人给安排好了,我只得服从,我甚至并无太大反感地就照办了。尽管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猜想,作为京城都灵当时为撒丁王国的京城。,它同阿纳西的关系比同一个不同宗、不同教的外国城市要更加密切。再说,我是遵从华伦夫人之命前去的,所以我认为自己仍旧是在她的指引下生活,甚至胜于在她身边生活。再者,长途旅行很能满足我已经开始养成的漫游的癖好。我觉得,我这么大的人,翻山越岭,攀上阿尔卑斯山顶,俯视自己的伙伴们,真是美极了。对一个日内瓦人来说,四处看看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我答应了。那个乡下人两天之后便要同他老婆一起动身。我被托付给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我的钱也交给了他们,其中包括华伦夫人在一再叮咛嘱咐的同时,偷偷塞给我的一小笔钱。复活节前的星期三,我们便上路了。
我离开阿纳西的第二天,父亲同他的一个叫里瓦尔的朋友跑来找我。里瓦尔先生同父亲一样,也是钟表匠。他聪明过人,很有学问,作的诗胜过拉莫特法国著名诗人兼剧作家及评论家(1672—1731)。1710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其全集于1754年辑为11卷。,口才同拉莫特也几乎难分伯仲,而且为人十分正派,但其文采未能得到发挥,只是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培养成了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到华伦夫人,只是同她一起为我的命运长吁短叹,并没有去追赶我。他们骑马,我步行,很容易就能追上我的。我舅舅贝尔纳也是一样。他来过孔菲格农,知道我在阿纳西,便回日内瓦去了。我的亲人们似乎在同我的星宿串通一气,把我交给等待着我的命运。我哥哥就是因为类似的漠然而不知去向的,至今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父亲不仅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为人尤为耿直。他有着一颗造就伟大美德的坚强的心。此外,他还是一位好父亲,尤其是对我。他很疼我,但他也喜欢自己玩乐。自从我远离他之后,其他的一些爱好有点冲淡了他的父爱。他在尼翁又结了婚。尽管继母已超过给我添弟弟妹妹的年岁,但她还有亲戚。这样便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了另一种目标,过起了新的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再常常想念我了。他老了,而且没有多少钱来养老。我和我哥哥,我们有母亲留下的一点财产,其收益在我们远离时应该归父亲所有。父亲并不是主动想要这笔钱的,而且这并不妨碍他履行他的职责。但是,这种念头在不知不觉之中起了作用,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以致有时会冲淡他的热情,否则他是会更加疼爱我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先找我找到阿纳西,可又没有追到尚贝里,他肯定会在那儿找到我的呀。这也是为什么我出走之后,常去看望他时,我总是获得父亲的爱抚,却不见他竭力想留住我。
我非常了解父亲的慈爱和品德,他这么做,使我反省了自己,对我保持心理健康起了不少作用。我从中得到一个很大的道德准则,也许是可以实际运用的惟一准则,那就是避免使我们的义务与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发生,避免使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如果不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不管你是多么诚挚高尚,迟早都要不知不觉地气馁颓废,而且,尽管你内心依旧公正善良,但实际上却变得不义和邪恶。
这一准则铭刻在我的心中,而且,尽管稍微晚了一点儿,但仍然贯穿在我所有的行为之中。它是使我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熟人中间,显得最古怪、最愚蠢的众多准则之一。大家责怪我想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说实在的,我既不怎么想做得与他人一样也不想不一样,我只是真心实意地想做好事而已。我总是尽力避免使我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违背的情况发生,免得对他人的不幸产生一种虽不是有意但却是窃喜的心情。
两年前,元帅大人即乔治·基思(1686—1778),被放逐的雅各宾派,但仍保留着苏格兰元帅的世袭称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想在他的遗嘱上把我也写进去。我拼命地反对。我对他说,我绝不列入任何人的遗嘱里,更不想列入他的遗嘱中。他听从了我:现在,他想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有人会说这么一来对我更合适;也许是的。但是,我的恩人和父亲啊,如果我不幸死于您之后,我知道,失去您,我就失去了一切,我也就一无所获。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人的不少邪恶
我看这就是好的哲学、惟一真正符合人心的哲学。我天天在深刻体会它的深邃之处,并且在最近的著作中,我在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述。但是,公众轻佻浅薄,并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一点。如果本书完成之后,我还侥幸活着,能写另一部书的话,我想在《爱蜜尔》续集中写一个有关这同样哲理的生动感人的实例,迫使我的读者加以注意。对一个漂泊者来说,反省已经够了,又该上路了。
我的旅途比我想像的要愉快,而且那个乡下人不像其外表那样地粗鲁。他是个中年人,花白的头发结成一条小辫儿,一副掷弹兵的模样,粗声大气,人挺活泼,能走路,更能吃。他什么营生都干过,但都一窍不通。我记得,他曾建议在阿纳西搞一个什么作坊。华伦夫人肯定是同意他的计划的,而且,他是为了试图让大臣批准才去都灵的,路上的大量花销也不用自己掏腰包。这个人很会钻营,总是混在神甫堆里,装出为他们效劳的殷勤样子。他曾在神甫学校学到某种虔诚的行话,老在使用它,以伟大的预言家自诩。他学会《圣经》上的一段拉丁文,便装作知道成百上千似的,因为他每天都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段拉丁文。此外,当他知道别人口袋里有钱,他就很少缺钱花。他比骗子更高明,他以连哄带骗地招募兵丁者的口吻滔滔不绝,如同隐士彼得腰悬佩剑在鼓动十字军似的。
至于他老婆萨布朗太太,倒是个好女人,她白天比夜里安静。由于我一直与他们睡在同一间房里,她那夜间折腾的声响经常吵醒我,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我可就更睡不着了。可我甚至都没猜想到,我在这一方面愚蠢透顶,只有让本能来开导我了。
我同我虔诚的向导及其活泼的老婆在愉快地赶路。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从未有过那么好。我年轻力壮,充满朝气,无忧无虑,相信自己也信赖别人。我正处于人生中那短暂而宝贵的时刻,有一种外露的幸福感,可以说把我们身上的所有感官都扩张开了,用生活的魅力在我们眼前把大自然美化了。我那微微的不安心绪有了一个目标,使之不再飘忽不定,并稳定了我的遐想。我把自己看作华伦夫人的作品、学生、朋友,甚至情人。她对我说的亲切的话语、她对我的温柔抚爱、她似乎对我表现出的那极大的关怀以及她那我觉得充满了爱的愉悦的目光,——因为那目光激起了我的爱恋——所有这一切,一路上,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使我浮想联翩。对自己命运的任何担忧都没有扰乱我的这些梦想。我觉得,把我送往都灵,是保证我有一个安身之地。我不用再操心自己了,有人在为我操心。因此,扔掉了这一重负,我步伐轻快了。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心愿、美好的希望和光明的未来。我看见的一切似乎都在证实我即将获得幸福。我在想像着家家户户的乡村盛宴、草场上疯狂的戏嬉、水边的沐浴、漫步和垂钓、树上的美果、树荫下的男女幽会偷情、山间的大桶牛奶和奶油。简直是一派悠然自得、平和、清纯、轻松的景象。总之,映入眼帘的任何东西都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一种陶醉。景象的雄伟、多姿和自然美使得我的陶醉是合乎情理的。这其中确实透着一点虚荣。我觉得,自己这么年轻,便能去意大利,就已经到过不少地方,就踏着汉尼拔系指迦太基著名将领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在第二次惩罚罗马人的战争之初,于公元前218年,率队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足迹翻山越岭,这是超越我这么小小年纪的人的一种光荣。此外,还经常在一些很好的驿站打尖歇脚,还有好吃好喝来满足我旺盛的食欲,因为,我其实用不着客气,同萨布朗先生的吃法相比,我吃的就不值一提了。
我一生之中是否有过像我们这七八天的旅行那么无忧无虑的事,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们必须照顾走得慢的萨布朗太太,所以这一次简直就是在作长途散步。对这次旅途的回忆,使我对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特别是对那些山峦,对那徒步旅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只是在我美好的时日徒步旅行过,而且总是乐此不疲。不久,因为各种职责、事务或行李拖累,我不得不摆出绅士架势,乘车外出。我一上车便提心吊胆,心烦意乱,不像从前那样只觉得走路的快活,而是想尽快赶到目的地。在巴黎的时候,我曾想找两个趣味相投的伙伴,各人掏50路易系金路易,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20法郎的金币。,花上一年时间,一起徒步环游意大利,不带任何行李,只带一名背着睡袋的小仆人。有不少人跑来,他们看上去都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但心底里都把它当成异想天开,只是空谈一通,不愿身体力行。我记得,我兴致勃勃地与狄德罗和格里姆谈过这一打算,他们终于也想这么大干一场。我以为就这么说妥了,但最后竟成了只想做一次纸上旅行。格里姆觉得最有趣的是让狄德罗在这样的旅行之中犯下许多反宗教的罪行,而让我代他受过,打入宗教裁判所。
这么快便到了都灵,我觉得挺遗憾的,但我看到的是一座大城市,有希望在这儿出人头地,因为脑子里已经为那勃勃野心所充塞,因此遗憾随之一扫而光。我已经看见自己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徒弟了,但我真的没想到我马上就要连个小徒弟都不如了。
在往下叙述之前,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琐碎之事和我马上要叙述的读者觉得毫无兴趣的事,我得先请读者原谅,或者说要向读者表明一下。我已决心全部彻底地展示给读者,所以就该说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任何隐瞒。我必须始终暴露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清我心中的所有迷惑,看清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免得在我的叙述中发现最小的疏漏时,他们会纳闷儿:他这期间都干了些什么?那他们便会指责我不愿意全盘托出。我通过我的叙述展示了人的不少邪恶,不想因沉默而使之扩大。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我变成一个调皮鬼
我的一点点钱没了,因为我说漏了嘴。我的粗心对我的向导们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萨布朗太太竟然有办法把华伦夫人送给我配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夺走了,那是我最心疼不过的了。要不是我死不相让,连短剑也保不住了。一路上,他们倒是老老实实地替我付了账,但却一点钱也没留给我。我人到了都灵,但衣物、钱、换洗衣服全都没了,实实在在地把我逼到两手空空,从零开始的地步。
我带了推荐信,交给了收信人;我随即被带到初学教理者收容所,在那儿接受我被卖身的那个宗教的教育。我进门时,看见一扇大铁门;我一走进去,那铁门立即给牢牢地锁上了。我觉得这个开头很沉重,不快活,并且使我在被带到一间大屋子里时,开始思索起来。屋子里没什么家具,只是房间顶里面有一个带有大十字架的木制祭坛,及其周围的四五把椅子。椅子也是木制的,仿佛打过蜡似的,其实是因为坐得久了,被磨得光溜溜的而已。这间大厅里有四五个凶汉,是我的学友,简直像是魔鬼的卫士,哪儿像要做上帝之子的初入教者。这帮混蛋中有两个是斯洛文尼亚人位于今南斯拉夫境内的克罗地亚地区的居民。,自称是犹太人和摩尼人,他们告诉我说,一直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流浪,只要有利可图,到处接受天主教义和受洗。另外一扇铁门打开了;铁门位于一个大阳台中间,朝向天井。我们那些初入教的姐妹们从这扇铁门进来。她们同我一样,不是通过受洗,而是通过庄重的改教宣誓来获得新生。她们是历来玷污基督羊圈意指教会。的最下贱、最淫荡的轻佻女子。其中只有一个我觉得挺漂亮,还有点意思。她几乎与我年龄相仿,也许大一两岁。她两眼狡黠,有时与我四目相对。这使我产生一种想结识她的欲望。但是,她已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了,在她还要呆下去的差不多两个月里,我绝不可能接触她,因为她被我们的那个老太婆监管看管得很严,而且那个神圣的传教士老缠着她,在努力让她改教,其热情超乎寻常。她尽管看上去不像,但一定是非常愚笨,因为对她的训导从未有过地长。那位神圣的人总觉得她没有达到宣誓弃绝的程度。但她厌烦这种禁锢生活,说是想出去,是不是基督徒并不在乎。必须趁她还愿意入教的时候,照她的话做,免得惹火了她,不愿意再入教了。
小团体集合起来欢迎我这个新来者。有人对我们作了一个简短的训话;对我,是督促我不要辜负上帝对我的惠顾,而对别人,则要他们为我祈祷,为我作出表率。然后,我们的贞女们回到自己的内院去了,我这才有时间,怀着惊奇的心情,悠然地看看我呆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集合起来训导,这时我才开始头一次思考要采取的行动以及把我引到这一步的前因后果。
我说过的、我现在重复的、而且也许还要再说的一件事、我日益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会有一个接受了合理而良好教育的孩子的话,那就是我。我出生于一个其习俗不同于一般人的家庭,接受的都是我所有亲人的明智的教育,以及他们贤德的榜样。我父亲虽然是个爱玩乐的人,但他不仅十分耿直,而且虔诚。他在交往的圈子里是个风流人物,在家里却是个基督徒。他很早就用他的感情启发了我。我的三位姑姑全都贤慧端庄。大姑和二姑都是虔诚信女。三姑是一位风姿绰约、才华横溢、知书达理的女子,也许比大姑二姑还要虔诚,尽管表面上却看不太出来。我从这个应受尊重的家庭到了朗贝尔西埃先生家里。后者是教会中人和传教者,真心信奉上帝,可以说言行一致。他和他妹妹通过温和而明智的教导,培育他们在我心中发现的虔诚因子。这两位可敬的人为此使用了一些如此真诚、如此谨慎、如此合理的方法,使我对讲道毫不生厌,而且听完之后,心里很受感动,决心好好生活。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决心,很少食言。但我的贝尔纳舅母的虔诚却让我有点厌烦,因为她成天就知道顶礼膜拜。在我师傅家里,我不再多想宗教了,但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我没有遇上什么拉我堕落的年轻人。我变成一个调皮鬼,但却不是放荡的人。
所以,我当时对宗教的信仰完全是我那么大的孩子所可能有的信仰。甚至我的信仰更多些。为什么要在这里隐瞒自己的思想呢?小时候,我一点儿也不像个孩子。我总是像个大人似的去感受,去思考。只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才恢复常态。我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大家见我把自己说得有点像个神童似的一定好笑。那就笑吧。但是,笑够了之后,请大家找出一个六岁就恋上了小说,对小说产生了兴趣,被小说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孩子来看。那样的话,我会感到我的虚荣心是可笑的,我会同意说我错了。
因此,要想让孩子们有一天信仰宗教,就绝不能同他们谈宗教,他们是根本不可能按我们的方式去理解上帝的。我的这一感觉是从我的观察,而不是从亲身经验得出来的,因为我知道我的经验是不适用于其他人的。找几个像六岁的让-雅克·卢梭的孩子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谈上帝,我保证绝对不成问题的。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我都还没有初领圣体
我认为,大家都觉得对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大人来说,所谓有信仰,就是生在哪儿就信哪个教。有时候,信仰会减弱,很少会加强。教义的信仰是教育的一个结果。除了这个把我拴在我先辈们的信仰上的一般道理而外,我还特别对天主教有着我故乡的人们所独具的那种厌恶。人们告诉我们,天主教是一种可怕的偶像崇拜,把神甫们描绘得十分阴险狡猾。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根深蒂固,所以一开始,我只要一进到教堂,一遇见一个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甫,一听见仪式队伍的铃声,便恐惧惊慌得发抖。到了城里之后,就不这样了,但在乡村教堂里,常常“旧病复发”,因为它们同我最初产生这种感觉的教堂很相像。的确,这种感觉与日内瓦市郊的神甫们喜欢爱抚当地的孩子的情景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送临终圣体的铃声固然使我害怕,但弥撒或晚祷的钟声却使我想到早餐、点心、新鲜黄油、水果和乳制品。蓬韦尔先生的美餐仍余香在口。因此,我很容易地便被所有这一切给麻痹了。我只是从好玩和贪馋的角度去考虑天主教,觉得不难习惯天主教的生活。但是,要正式加入其中则只不过是一闪念,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此时此刻,再也没有办法可以改弦易辙的了:我怀着最最强烈的厌恶,看见我所许下的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身边的那些未来的新教徒并不能以其榜样来鼓舞我的勇气,所以,我无法掩饰,我将从事的神圣事业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强徒的行径而已。尽管我还很年轻,但我感到,不管哪个宗教是正宗的,我可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而且,即使我选择得很好,在内心里我仍要欺骗上帝,应该受到世人的唾弃。我越是这么想,越是痛恨自己,而且悲叹命运不佳,弄到这种地步,仿佛这不是我自作自受似的。有时候,这些想法极其强烈,以致我一旦发现大门开着,我非逃不可。但是我没遇到这样的时机,而且,我的决心也没有那样大。
有太多的私心杂念在搅和着,所以,总狠不下心来。再说,坚决不回日内瓦的既定方案、羞耻惭愧、重新翻山越岭的艰难、离乡背井、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窘境等等,都使我视良心上的愧疚为一种为时已晚的悔恨。我假装谴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开脱。我在夸大昔日过错的同时,把将来的错误视为一种必然结果。我心里常在说:“你什么错也没犯,如果愿意,你可以成为清白的人。”而对自己是这么说的:“为你所犯下的和已不得不犯的罪过悲叹吧。”
确实,像我这么大的人,需要有非常罕见的精神力量,才能推翻在这之前我所许诺或让人希望的所有一切,才能砸烂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锁链,才能义无反顾地勇敢宣称,我愿仍旧信奉我先辈们的宗教!我这种年龄的人是没有这种气魄的,而且侥幸成功的可能也是十分微小的。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已无回天之力,而且,越是拼命抗争,越是受到别人各种各样的压服。
毁了我的那种诡辩正是大多数人的那种诡辩;在为时已晚时,他们才来抱怨缺乏勇气。勇气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如果我们愿意始终审慎,我们就用不着什么勇气了。但是,一些易于克服的倾向在无法抗拒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因忽视其危险而对一些微小的诱惑听之任之。我们不知不觉地便陷入一些危险境地,这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可是,陷进去了,就必须异常地英勇顽强才能摆脱。我们终于掉进深渊,这才祈祷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么软弱?”但上帝却不管这些,只是对我们的良心说:“我确是把你造得太弱,爬不出深渊来,但我曾把你造得挺坚强,让你别掉进去。”
我还没明确地决定成为天主教徒,但我发现限期还很远,便不紧不慢地去习惯这一想法。其间,我在想像出现某种意料不到的事情,能使我摆脱困境。为了争取时间,我决心尽可能地进行最有效的防范。不久,虚荣心使我能够不再去想自己的改宗决定。自从我发现有时候我竟然难倒了想开导我的那些人时起,我便觉得用不着更多努力便可以完全驳倒他们。我这么做的时候,特别地起劲,挺滑稽的。因为,在他们开导我时,我也想开导他们。我真的以为,只要说服了他们,我就可以让他们改奉新教了。
因此,他们觉得我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在意志方面,都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好对付。新教教徒一般来说要比天主教徒知识面广。这是必然的,因为新教教义要求讨论,而天主教则只要求驯服。天主教徒应该接受别人对他作出的决定,而新教教徒则应学会自己拿定主意。这一点他们很清楚,但他们没想到凭我的身份和年龄,会给一些训练有素的人出了一些挺大的难题。再说,我都还没有初领圣体,也没有受到与此相关的教育,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可是在朗贝尔西埃先生那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让这帮先生头疼的小小存货,也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儿时就已经能背诵下来,后来又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但随着争论的激烈,我又想起来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当初避之犹恐不及
有一位老神甫,个头儿不大,但却挺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给我们大家一起讲第一讲。对于我的同伴们来说,这第一讲是一次教理问答,而不是辩论。他要做的是开导他们,而不是解答他们的疑问。但对我这样就不行了。轮到我的时候,我便就一切问题难为他,把所能找到的难题全部向他提出来。第一讲因而便拖得很长,使其他听众觉得很乏味。老神甫说了很多,越说越发火。他东拉西扯,最后,声称听不太懂法语,溜之乎也。第二天,因为害怕我的随便的诘问把其他同学给带坏了,他们便把我弄到另一间屋里,同一个神甫住在一起。这个神甫比较年轻,能说会道,也就是说,尽夸夸其谈,而且自鸣得意,如同圣师。但是,我并没怎么被他那威严的样子吓唬住。而且,我觉得,我反正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便能比较胸有成竹地回答他,并且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难住他。他以为用圣·奥古斯坦、圣·格雷戈里和其他圣人就能击败我,但他十分惊奇地发现,我对这些圣人几乎同他一样地非常熟悉。并不是因为我曾读过他们的著作,也许他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絮厄尔书中的许多片断。等他刚引述一段,我并不对其引证加以反驳,而是用同一圣人的另一段来回敬他,使他常常十分狼狈。但是,最后获胜的是他,原因有两个:首先,他居高临下,可以说,我感到自己受制于他,尽管我很年轻,但却很明白不能把他逼得太狠,因为我看得出来,那个矮个子老神甫对我的博学及我本人没有好感;再者,这位年轻神甫做过研究,心有所得,而我却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研究。这就使得他论证时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而我却听不明白,而且,当他一感觉到被一种出乎意料的反驳问住时,便借口跑题,拖至第二天再谈。他甚至有时把我的所有引文斥之为有误,主动替我去找原书,硬说我找不到那些引文。他觉得自己并没冒多大风险,认为我尽管背得滚瓜烂熟,却不太会查书引证,而且我又不通晓拉丁文,在一大厚本书中是找不到那段引文的, 即使我确信就在里面。我甚至怀疑他用过他指责牧师们的不忠实手段,有时候编造一些引文,以摆脱遭到反驳、难以对答的困境。
当这种唇枪舌剑在继续的时候,当成天地争论、祈祷和耍无赖的时候,我遇上了一件小小的、但却够令人恶心的事,差一点儿对我产生恶果。
任何一颗再卑鄙的灵魂、再凶蛮的心,也不可能没有产生爱恋的时候。自称摩尔人的两个凶汉中的一个,看上我了。他有意接近我,同我说些他那纯属莫名其妙的事,向我献点小殷勤,有时候还把他的那份菜分点给我,特别是还经常热烈地吻我,弄得我很不对劲儿。他的脸好像香料面包,还有一道长长的刀疤,目光火辣辣的,好像狂怒而非柔情。尽管这张脸不免让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是承受着他的吻,心想:“这个可怜的人对我十分友爱,拂逆他是不对的。”他渐渐地更加放肆,说些极为奇怪的话,以致我有时认为他是昏了头了。有一天晚上,他想来同我一起睡。我不干,说我的床太小。他就催促我去他床上睡。我仍旧不干。因为这家伙实在太脏,一股嚼过的烟草味,我觉得恶心。
第二天清晨,大厅里只有我们俩人。他又开始动手动脚的,动作十分粗野,更让人害怕。最后,他居然想干起最下流的狎昵事来,而且攥住我的手,逼着我也那么干。我大吼一声,拼命挣脱开来,向后跳了一步,但并没表示恼怒、气忿,因为我根本不懂那是什么事。我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的惊愕和厌恶,他也就没再逼我。但是,当他自我癫狂一阵之后,我看见有白色粘稠物向壁炉射去,落在地上,心里恶心极了。我一辈子都没这么激动、慌乱、甚至害怕过,我向阳台奔,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无法理解那个可怜虫到底怎么了。我以为他得了癫痫,或者是什么更加可怕的疯病,而且,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对于一个冷静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见这种肮脏下流的举动以及这张最淫荡的丑恶嘴脸更加恶心的了。我从未见过别的男人这样过。如果我们在女人面前这么癫狂,她们一定对我们厌恶鄙夷,除非她们的眼睛被迷住了。
我急慌急忙地跑去把我刚才遇到的这一切告诉大家。我们的老女总管叫我住嘴,我看得出这事让她非常不安,而且我听见她在咬牙切齿地嘟哝说:“该死的!孽障!”由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许我声张,我仍旧不顾禁令四处嚷嚷,而且因为嚷得太凶,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管理员便来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责怪我小题大作,败坏圣院名声。
他训斥了我很久,一边还向我解释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并不认为在教我明白这些事情,因为他相信我知道那人要跟我干什么,只是我因为不同意才反抗的。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事同淫荡一样是不可干的,但对作为行为的对象的那个人来说,这种意愿并不算什么侮辱,被人看着可爱并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他毫不隐晦地对我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荣幸,由于来得突然,猝不及防,但他一点也没觉得那有多么可怕。他甚至恬不知耻地使用那些专门的词语,以为我不肯的原因是怕疼,便对我保证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听着这个无耻的家伙说着,惊愕不已,因为他根本没在为自己辩解,好像是为我好才来开导我的。他觉得自己的话平常得很,用不着背着人偷偷地去说。我俩旁边还有一人,是一位教士,同他一样地认为这一切没什么可动怒的。这种处之泰然的神气把我给吓唬住了,所以我终于相信这无疑是世上司空见惯的事,只是我早先没有机会受教罢了。因此,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没有生气,但心里却非常厌恶。我所遭遇的,特别是我所看见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每每回想起来,仍觉恶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对那件事的憎恶竟波及到辩护者身上,我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以致让他看出了他的教诲所产生的恶果。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此以后,他便挖空心思让我在教养院里日子不好过。他完全达到他的目的了。我看见只有一条路可走,所以便像当初避之犹恐不及地那样,急不可耐地走了这条路。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我有生以来最美的一餐
这一经历使我日后不会再受到同性恋男人的引诱,而且,我一看见像是这样人的时候,便想起我那可怕的摩尔人的神情、举止,心里始终有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厌恶。恰恰相反,与之相比,女人却大大地赢得我的心。我觉得我应该对她们温柔,敬重,以补偿我们男人对她们的非礼,因此,当我想起那个假非洲人的时候,最丑陋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成了可亲可爱的了。
至于那个假非洲人,我不知道大家对他会怎么说,反正我觉得,除了洛朗莎太太而外,大家仍旧如同往常一样地看待他。不过,他不再接近我,也不再同我说话了。一个星期以后,他隆重地接受了洗礼,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以表示他的再生灵魂的纯真。第二天,他离开了教养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月后才轮到我,因为让我的训导者们获得使我这个难伺候的人皈依的荣誉,时间太短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他们还让我把所有的信条都过了一遍,以炫耀他们已使我服服帖帖了。
最后,在充分地受教和充分地听命于我的训导者们之后,我被结队引向圣-让主教堂,去庄重地宣誓皈依,并参加洗礼的辅助仪式,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给我施洗礼,但是,辅助仪式与正式仪式几乎一样。这样做就是让人明白,新教徒并不是基督徒。我穿了一种饰有白色花边的灰长袍,是专供这种场合穿戴的,前后各有一人托着铜盆,用钥匙敲着,大家根据自己的虔诚或对新皈依者的关怀程度,往里面布施。总而言之,天主教的繁文缛节,应有尽有,以便更好地教育大家,而羞辱我。只有那件对我本是十分有用的白衣服,他们没有像对摩尔人那样让我穿,因为我没有荣幸成为犹太人。
到此还不算完。然后得去宗教裁判所接受对异教徒的赦罪,再举行亨利四世由其钦差代行的同样的改宗仪式,回到天主教的怀抱。可尊敬的裁判神甫的神态、举止没能驱除我走进这间屋子时的那种内心恐惧。他先就我的信仰、职业、家庭问了好几个问题,然后,突然问我母亲是不是下了地狱。我顿时冒出的愤怒被恐惧压制住了。我只是回答说,我希望她没下地狱,上帝的光辉在她临终时可能照亮了她。那神甫没有作声,但撇了撇嘴,看得出来他一脸的不相信。
这一切结束之后,正当我暗想终于会按照我的意愿安排自己时,他们却把我逐出门外,只把布施得来的20多法郎的零钱给了我。他们叮嘱我要像一个好信徒那样生活,要忠诚于圣宠。然后,他们祝我好运,把门一关,一切就都消失了。
我的巨大希望就这么转瞬间便消失殆尽了。我刚才所做的利害相关的一切,留给我的只剩下既是弃教者又是受骗者的回忆了。不难想像,当我从飞黄腾达的美梦中跌落到贫困潦倒的境地时,当我早晨还对将要居住的宫殿挑来挑去,晚上就要露宿街头时,我脑子里真的是乱了套了。有人会以为我开始陷入一种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尤其是因为自己悔不当初,怨恨自己亲手造成了自己所有一切的不幸。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生平第一次被禁闭了两个多月。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重新获得了自由。做了长久的奴隶,又变成了自己以及自己行为的主宰之后,我发现自己跻身于一座繁华富庶、尽是出身高贵的人的城市里,一旦我的聪明才智被别人赏识,我不会不受到欢迎的。再说,我有的是时间等待,而且兜里的20法郎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我可以随意使用,不必向任何人报账。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这么地阔绰。我根本就没有垂头丧气,痛哭流涕,我只是改变了想法,但自尊心一点儿也没失却。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自信和镇定过。我已经认为自己出息了,而且因为这全是靠了自己,所以我觉得很不错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逛遍全城,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即使这只是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自由。我去看卫兵上岗,因为我很喜欢军乐。我跟着迎圣体行列看热闹,因为我喜欢听神甫们唱圣歌。我去参观王宫;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看见别人进去,我也跟着进去,没人阻拦我。也许是因为我胳膊里夹了个小包才让我进去的。不管怎么说,进到王宫时,我以为自己很伟大了,已经把自己几乎看作是在宫中居住的一个人了。最后,因为老是走来走去的,我没劲儿了。肚子饿了,天气又热,我便走进一家乳品店。女店主给我端上来奶糕、凝乳和两个我最喜欢的皮埃蒙特长形小面包。我只花了五六个苏,便吃了我有生以来最美的一餐。
我必须找个住处。因为我已经会说不少皮埃蒙特话,可以让人听得懂了,所以找个住处并不犯难。我挺谨慎小心,只是根据财力而非兴趣选择住处。有人告诉我说,波河街有个士兵的老婆,留宿闲散仆人,一夜一个苏。我在她家得到一张破旧空床,安顿下来。那女人尽管已经有五六个孩子,但人仍很年轻,而且母亲、孩子、客人,全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在她家时一直就这么住的。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女人,尽管满嘴粗话,总是衣冠不整,披头散发,但心地善良,嘘寒问暖,对我挺好,甚至还帮过我的忙。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危险景象让我神魂颠倒
我有好几天都完全沉浸在自由自在和好奇的快乐之中。我在城里、城外游荡,东张西望,观看我觉得好奇和新鲜的所有一切。而且,对于一个逃出牢笼、从未到过京城的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稀罕和新奇的。我对瞻仰王宫特别准确无误,每天早晨都参加王家小教堂的弥撒。同那位王公及其随从呆在同一座小教堂里,我感觉妙极了。但是,这种执著更多地是出于我那开始显露的对音乐的激情,而宫廷的排场很快便全看到了,而且总是老一套,不久也就失去了魅力。撒丁王当时拥有欧洲最好的交响乐队。索密士、德雅尔丹和贝佐齐父子轮番地在乐队里大显身手。为了吸引一个年轻人,用不着这么好的乐队,只需要把一个小乐器演奏好,就足以让他心花怒放。对于眼前的豪华气派,我毕竟只是惊愕赞叹而已,并非贪得无厌。在这王室的辉煌之中,惟一使我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位年轻公主,既值得我尊敬,又能与她风流风流。
我差一点儿干出一桩风流事来,那是在一种没有这么豪华的场合中,但是,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本可以在其中寻找到十分美妙的乐趣的。
尽管我生活非常地节俭,但我的钱袋却在不知不觉地瘪了。这种节俭毕竟不是出于未雨绸缪,而是纯属一种饮食的不讲究,即使今天,盛宴佳肴也没有使之改变。我以前没吃过,而且今天仍旧没吃过比粗茶淡饭更好的美餐。只要有乳制品、鸡蛋、蔬菜、奶酪、黑面包和一般的葡萄酒,人们就可以放心地让我美餐一顿了。我胃口好,吃什么都香,只要没有膳食总管和仆人围着我,让我看腻了他们那讨厌的样子就行。那时,我花上六七个苏就能吃上一顿非常好的饭,可后来,花六七个法郎也吃不上了。我因为没有受到饕餮的诱惑而在饮食上很有节制。但我把这一切称之为饮食上很有节制是不对的,因为我只要有好吃的东西也是从不放过的。一吃上梨子、奶糕、奶酪、皮特蒙特长形小面包和几杯掺合讲究的蒙斐拉普通葡萄酒,我就成了最幸福的贪馋之人了。但是,尽管如此节俭,我那20法郎也快要用完了。我一天天地看得更清楚这一点了,而且,尽管我还年轻,不懂事,但对未来仍感觉到害怕。我的所有幻想就只剩下一个了:寻找一份能让我活下去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了我以前的行当,但我的手艺不精,没有哪个师傅会雇我的,而且干这一行的师傅都灵并不多见。于是,我一边等待好时机,一边决定逐个铺子地去自我举荐,在餐具上刻个姓名起首字母图案或徽记什么的,然后,任人赏赐,希望以廉价的劳动来吸引人。这个办法收效甚微,几乎到处碰壁,而且,即使找到点活儿干,工钱也少得可怜,仅够吃几顿饭的。然而,有一天,我一大清早从孔特拉诺瓦街走过时,从一家店铺橱窗,看见一位风姿绰约、美丽迷人的年轻女老板,尽管我在女人面前羞涩腼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走了进去,向她推荐我的雕虫小技。她没有拒绝我,反而让我坐下,让我说说我的简单经历。她很同情我,叫我鼓起勇气,说是善良的基督徒们是不会撇下我的。然后,她一边让人到附近的一家金银器店去找那些我说我需要的工具,一边到楼上厨房去亲自给我拿早点来吃。我觉得这个开端是个好兆头,以后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她好像对我的那点玩艺儿挺满意,而且对我稍微放松一点之后的一通闲聊更加满意;她亮丽可人、着意打扮,尽管态度和蔼可亲,但她那风采却让我望而生畏。然而,她好心的招待、同情的语气、温柔亲切的举止很快便使我不再感到拘谨局促。我看到我成功了,而且这使我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她尽管是意大利人,而且过于漂亮,显得有点妖冶,可她是那么稳重,而我又是那么胆怯,所以很难立即有所发展。我们也没来得及成全好事。每当我想起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些短暂时刻,我总感觉到十分欣慰,而且,可以说,我在其中尝到了初恋般的最甜蜜、最纯洁的爱的情趣。
她是个特别撩人的褐发女人,但她那漂亮脸蛋儿上显现的天生善良使她的活泼样儿非常地动人。她叫巴齐尔太太。她丈夫比她年岁大,而且嫉妒心强,外出时,便让一个总是拉长着脸、不会讨女人喜欢的伙计看管她。这个伙计也不乏其野心,只不过是用赌气来表示罢了。他对我很不客气,尽管他笛子吹得不错,我很喜欢听。这个新埃癸斯托斯阿伽门侬之妻传说中的情人及其谋杀其夫的帮凶。看见我进了她女主人的店里之后,成天嘟嘟囔囔的。他没有给过我好脸看,巴齐尔太太也没有好脸给他看,甚至好像有意在他面前与我亲热,借此来折磨他。而这种报复方式很对我的胃口,要是单独在一起时她也这样那就更合我意了。但她并没把事情推向这一步,至少方式方法上不尽相同。要么是她觉得我太小,要么是她根本不会主动出击,要么是她确实想做个端庄贤淑的女人,反正她保持着一种矜持态度,虽然并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不知怎么搞的,我总觉得望而却步。尽管我对她没有感到像对华伦夫人那样的既真实又温情的尊敬,但却觉得更加胆怯,不敢亲近。我局促、胆怯,不敢看她,在她身边不敢出气,但让我离开她,我觉得比死都可怕。我以贪婪的目光偷偷地瞅着我能看到的一切:她衣裙上的花、漂亮的脚尖、手套和袖口间露出的那一截结实雪白的胳膊以及有时脖颈和围巾之间显露出来的那块地方。每一部分都使我联想到其他地方。由于老盯着我能看见的地方,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我竟至眼花缭乱,胸闷气堵,呼吸越来越急促,不知如何是好,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我们常常默不作声时轻轻地唉声叹气而已。幸好,巴齐尔太太忙着干活儿,我觉得她并没发现什么。然而,我有时看到她由于某种同情心的缘故,披肩起伏不停。这种危险景象让我神魂颠倒,而当我准备听任激情迸发时,她却以平静的口吻说上一句话,让我立即便规规矩矩的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那不成熟的爱就此告终
我曾多次和她这样单独地呆在一起,但从未有过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过分的眼神,表示我俩之间有任何心灵相通的事。这种状况使我十分苦恼,但却让我感到甜蜜温馨,我那颗单纯的心几乎无法想像出我为什么这么苦恼。好像这些短暂的二人独处她也并不讨厌,至少她在常常提供这种机会。在她那一方面,这样做只不过是表示点关怀而已,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而且她也没容我有机会表示点什么。
有一天,她厌烦了那个伙计的无聊唠叨,便上楼回房去了。我正在店铺后屋,便赶忙把那点活儿干完,随后便上了楼。她的房门虚掩着,我进去了,她没有察觉。她正背对着门,在一扇窗前绣花。她不可能看见我进来,而且因为街上马车声响,也听不见我进来。她总是很注意衣着,那一天,她的穿戴近乎妖艳。她姿态优美,头微微地垂着,露出了雪白的粉颈;秀发雅致地盘起,还插了一些花。她整个外形透着一种魅力,我仔细地端详着,不能自已。我一进屋便跪倒在地,激动不已地把双臂向她伸去。我深信她不可能听见我,也没想到她能看见我。但是,壁炉上有一面镜子,让我露了馅儿。我不清楚我的冲动在她身上产生了什么效果;她根本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话,只是侧转过脸来,用指头稍稍指了指她面前的垫子。我哆嗦着、呼唤着奔向她指给我的地方。但是,人们也许很难相信的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竟没敢造次,既没说一句话,也没抬眼看她,甚至没有借此僵直的姿态,触摸她一下,好暂时靠在她的腿上。我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但我肯定自己心里是不平静的:我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我的激动、高兴、感激,以及既捉摸不透对方、又害怕引起对方不快的强烈欲望。我那颗年轻的心不能肯定她是否讨厌我。
她显得并不比我平静,而且好像比我还要胆怯。她看见我在那儿,心慌意乱,见我被引诱到如此地步,不禁手脚无措,开始感觉到一个想必是没有很好考虑的手势的严重性。她既没欢迎我,也没撵走我,眼睛只是盯着自己的女红,竭力想装着没看见我在她面前似的。我再怎么愚蠢也能看得出来,她同我一样地狼狈,也许与我的渴望相同,只是被与我一样的羞愧所阻止。但这并没有给我以克服羞涩的力量。我觉得,她比我大五六岁,应该比我胆大。但我暗自在想,她既然没有任何表示,以鼓励我壮起胆来,就是不愿意我胆大妄为。即使今天,我仍然认为我想的是对的,而且,她肯定很聪明,不难看出像我这样的一个小小年纪的小伙子,不仅需要鼓励,而且需要引导。
如果不是有人打扰,我不知道这个激动而无言的场面如何收场,也不知道我会这么既滑稽可笑又称心如意地一动不动地呆多长时间。在我最激动的时候,只听见紧挨着我俩呆的那间房间的厨房门开了。巴齐尔太太吃了一惊,连忙连说带比划地慌忙冲我说:“快起来,罗吉娜来了。”我急忙站起身来,同时抓住她伸给我的一只手,在上面印上了两个热烈的吻;在吻第二下的时候,我感觉出那纤纤玉手轻轻地按了按我的嘴唇。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过如此温馨的时刻。可惜,我失去的机会没有再来,我俩那不成熟的爱就此告终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位可爱的女人的形象才在我的心底里留下了如此令人心醉的印象。甚至,随着我对世事和女人有了更好的了解,她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美丽了。只要她稍微有点经验,她就会是另一种做法,以激励一个无知的小伙子了。虽然她的心很软,但却很诚挚。她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引诱她的那种念头,但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她这是头一次不忠贞,而我也许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消除自己的而非她的羞愧。我虽未能做到这一点,但却在她身边品尝到了难以描述的那份温柔甜蜜。占有女人的一切感觉都无法与我在她面前度过的那两分钟相比拟,尽管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敢触碰。真的,人们所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予的快乐是任何快乐都比不上的。在她身边,一切都是恩宠。巴齐尔太太手指的微微一动、手在我嘴上轻轻地一按,都使我受宠若惊,而且,每当我想起这些细微的恩宠时,我仍旧心房颤动。
在随后的两天里,我徒劳地寻觅单独相处的机会。不可能再有这种好机会了,而且,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创造这种机会的意思。她的态度并没冷淡,只是比平时更加矜持,而且我觉得她在躲着我的目光,担心自己乱了方寸。她那个该死的伙计比以前更加讨厌。他甚至在冷嘲热讽,说我靠着女人能飞黄腾达。我因为自己的某种不谨慎而心惊胆战,而且,我认为自己已与巴齐尔太太串通一气,便想把一种一直无须过于遮掩的兴趣,用神秘笼罩起来。这使我在寻找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变得更加谨慎,而且因为想万无一失,所以再也没能找到机会。
我还有另一种浪漫的怪癖,从未丢弃,而且,与我天生的胆怯合在一起,大大地否定了那个伙计的预言。我敢说,我爱得过于实在,过于真挚,所以很难幸福。从未有过像我这么既十分强烈又十分纯洁的激情,从未有过更加温柔、更加真实、更加无私的爱情。我宁可为了我心上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对我来说,她的名声比我的生命更加宝贵,我宁可放弃一切欢乐,也不愿扰乱她片刻的安宁。这使我在行动时非常地细心、隐蔽、谨慎,以致一事无成。我之所以在女人面前屡屡失败,全是因为我太爱她们的缘故。
我再来谈谈那个会吹笛子的埃癸斯托斯。奇怪的是,这个阴险小人虽然越来越讨厌,但好像却更加殷勤。巴齐尔太太从对我看顾的第一天起,便想让我在店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懂点算术,她便建议那个伙计教我管账,但那小子坚决反对,也许是害怕被我取代。因此,我在雕刻完活儿之后的全部工作就是,抄写几笔账目和账单,誊清几本账簿,或把几封意大利文商业信函译成法文。突然,那家伙又想重提那个被他自己拒绝了的建议,说是要教我记账,想让我在巴齐尔先生回来之后,能为巴齐尔先生效劳。在他的口气和神态中,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虚假、狡诈和嘲弄,使我无法相信他。巴齐尔太太没等我回答,便生硬地对他说,我对他的好意是很感激的,但她希望我的命运最终会让我发挥聪明才智,认为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只当个小伙计实在是太可惜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她身患乳腺癌
她好几次对我说,想给我介绍一个可能对我有用的人。她想得比较明智,觉得是该让我离开她的时候了。我俩无言的心声是在那个星期四表露的。星期天,她请人吃午饭,我也在座。客人中有一位慈善的天主教多明我教派的修士,她把我介绍给了他。这位修士对我很友好,祝贺我的皈依,还对我说了好几件我个人经历的事,使我得知巴齐尔太太曾把我的情况详细地告诉过他。然后,修士用手背轻轻地拍了两下我的面颊,叫我要听话,要有勇气,还叫我去看他,好一块儿更从容地聊聊。从大家对他的尊敬来看,我断定他是个非同小可的人;再从他同巴齐尔太太说话时那慈父般的口吻来看,我断定他是她的忏悔师。我同样清楚地记得,他那亲切有礼的态度中夹杂着对他的忏悔者的器重,甚至尊敬,对此我今天回想起来比当时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如果我当时更聪明点儿的话,我会为能让一个受到其忏悔师尊重的年轻女人动心而更加激动的!
我们人多,餐桌不够大,必须加一张小桌子。我同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伙计便挺自在地单独在小桌子上吃了。从关怀和佳肴来看,我根本就没有受什么损失;小桌子上端来了好多菜,那肯定不是冲着那个伙计的。到这时为止,一切都挺好的:女人们兴高采烈,男人们殷勤备至;巴齐尔太太以迷人的风采在招待客人。饭吃到一半,只听见门口停下一辆马车;有人在上楼,是巴齐尔先生。他进来的样子仍浮现在我的面前:他穿着一件金色钮扣的鲜红上装。自那一天起,我便对这种颜色厌恶极了。巴齐尔先生身材高大,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登登地走了进来,一脸想吓住大家的神气,尽管在座的都是他的一些朋友。他妻子奔过去搂住他的脖子,抓住他的双手,千般温柔万种抚爱,但他却并未有所回应。他向众宾客打了个招呼;有人给他添了一副餐具,他便吃了起来。大家刚开始谈起他这趟旅行,他便朝小桌子看过去,没有好气地问他所看见的坐在那儿的小男孩是什么人。巴齐尔太太天真地告诉了他。他问我是否住在他家里。有人告诉他说不住。他又厉声喝问道:“为什么不住?既然白天在这儿,那他晚上当然就会在这儿。”修士这时开了腔。他先对巴齐尔太太既认真又属实地赞扬了一番,然后又称赞了我几句,接着又补充说道,巴齐尔先生不仅不该呵斥他太太的仁慈胸怀,反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她的仁慈之举,因为这其中没有任何的过分。巴齐尔先生气呼呼地抢白了几句,但有碍于修士的情面,忍住了火气,可这足以让我感觉到他对我已有所耳闻,而且他明白那个伙计弄巧成拙了。
大家刚一离席,那伙计便奉了他老板的旨意,神气活现地跑来告诉我,老板要我立即离开他家,而且这辈子不许再踏进他家门槛。伙计的话里添进了不少恶言恶语,十分伤人、残忍。我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心里十分难过,倒不是因为离开了这位可爱的女人,而是因为让她听任丈夫的虐待。他不愿让她不忠,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她尽管端庄、出身良家,但她毕竟是意大利人,也就是说,既多情又好报复。我觉得他不该那样对待她,那样反而会招致他所担心的不幸。
我第一次的艳遇就这么结束了。我曾试着在那条街上走了两三趟,盼着至少能再见一见我日夜思念的那个女人。但是,我没看到她,反而看见了她丈夫和那个警觉的伙计。那伙计一发现我,便拿起店里的尺子,不是在表示欢迎,而是在羞辱我。我发现被人严加防范,便泄了气,没再去过。原本想至少去看看她为我引见的那个修士,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在修道院周围转了不知有多少次,希望能碰上他,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其他的一些事情使我抛开了对巴齐尔太太的温馨回忆,而且,我很快地就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以致我又同从前一样地单纯、一样地稚嫩,见了漂亮女人也不受其诱惑了。
然而,她的馈赠却多少充实了一点我的那个小行囊。尽管礼物十分有限,但却是出自一个谨慎的细心女人之手。这个女人注重的是整洁,而不是华丽,她不想让我受苦,但也不想让我花哨。我从日内瓦带来的那件上衣,挺好的,还可以穿;她只是给我添了一顶帽子和几件内衣。我没有袖套,但她并不想给我,尽管我非常想要。她只是让我穿得干净整洁,而且,只要我在她面前,不用多说,我都是这样的。
我的不幸过后不几天,我曾说过,对我挺好的那位女房东告诉我说,她可能替我找到了一份差事,说有一位有身份的夫人想见见我。我一听,满以为又有美妙的奇遇了,因为我总往这上面去想。那位夫人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引人注目。我是同曾跟她谈起过我的那个仆人一起去她家的。她问了问我,仔细地看了看我,觉得我并不讨厌,因此,我便立刻被留了下来,并不完全是她的宠儿,而是她的仆人。我穿着仆人的衣服,惟一的区别是,其他仆人衣服上有植绒,而我的没有。由于号衣上没有饰带,几乎像一件普通百姓的服装。这样,我所有的伟大希望终于出乎意料地结束了。
我来到的是韦塞利伯爵夫人家。她是寡妇,没有子女。她亡夫是皮埃蒙特人;而我一直以为她是萨瓦人,因为想像不到一个皮埃蒙特女人法语说得会这么好,而且语音语调又那么纯正。她已届中年,容貌高贵,很有才气,喜好并深谙法国文学。她写了很多东西,而且全是用法文写的。她的信札遣词造句颇似塞维尼夫人法国17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其书信集在法国文坛享有盛誉。,而且文采也几乎相同,有几封信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我的主要活计——我倒并不讨厌这活儿——就是她口授,我记录,因为她身患乳腺癌,非常痛苦,不能亲自动笔。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心灵高贵而坚强
韦塞利夫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心灵高贵而坚强。直到她死,我一直在她身旁。我看见她痛苦到死,但她却没有流露出片刻的懦弱,没有丝毫挣扎的样子,没有失去女人的仪容,而且没有想到这其中竟有其哲学,因为这个词当时尚未传开,她也并不了解这个词今天所含有的意思。这种坚强的性格有时竟至生硬冷漠。我总觉得她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没有感情。当她为落难之人做点好事的时候,并不是出于一种真正的同情,而只是为做好事而做好事而已。我在她身边度过的三个月中,多少感受到了一点这种冷漠。她对一个常在她跟前的有点希望的年轻人,自然会有所怜爱的,而且她想到自己即将西去,这年轻人在她死后是需要帮助和支持的,但是,或许她觉得我不配受她眷顾,或许缠着她的那些人使她只能想着他们,反正她没为我做任何事。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她曾有点好奇地想了解我。她有时问问我:她很高兴我把写给华伦夫人的信拿给她看,很高兴我跟她谈谈心。但是,她了解我的心思的办法很不好,因为她从不向我暴露她的心思。我只要感觉到别人愿意听,就乐意打开自己的心扉。但韦塞利夫人只是冷漠地询问,对我的回答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使我无法信赖她。当我看不出我的絮叨是讨喜还是讨厌时,我总是忐忑不安的,所以宁可少谈自己的心思,免得说出什么可能引起麻烦的话来。后来,我发现,这种通过干巴巴的提问来了解人的方法是自以为聪明的女人的比较共同的毛病。她们以为在不暴露自己的任何心思的同时,就能更好地洞察对方的心灵,但是,她们没有看到这样反而使别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一个被人询问的男人就凭这一点便开始小心防范了,而且,如果他认为别人只是在套他的话,并不是真心在关心他,那他便或撒谎,或缄默,或加倍小心提防,而且,宁可被当成一个傻瓜,也不愿上你那好奇心的当。总之,想洞察别人的心而又把自己的心紧紧地包裹起来,那绝对不是个好办法。
韦塞利夫人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使我感到可心、怜惜、亲切的话。她冷冰冰地询问我;我有所保留地回答她。我的回答是怯生生的,她一定以为无聊和讨厌。后来,她便不再问我了,跟我说话也只是交代干什么活儿。她对我的判断不是根据我这个人,而是根据她让我成为的人,在见我只像个仆人时,她便使我只能以仆人的面貌出现在她的面前了。
我觉得我自这一时刻起,便对这种贯穿我整个一生的隐蔽利己之心的、并对产生这种心思的表面逻辑的十分本能的厌恶,有所感悟。韦塞利夫人没有孩子,只有她的外甥拉罗克伯爵作为继承人;后者对她一味地奉迎阿谀。除此而外,她的心腹仆人见她将不久于人世,也都没有闲着,而且,她周围还有那么多献媚的人,所以她很难有工夫想到我。她家的总管名叫洛朗齐尼先生,是一个机灵人;其妻比他更加机灵,深得其女主人的恩宠,以致她在女主人家里不像是雇来的女佣,而像是一位女友。她把自己的侄女推荐给夫人当了侍女;她侄女名叫蓬塔尔小姐,是个鬼机灵,摆出一副贵妇侍女的派头,帮助她姑姑缠着女主人,以致后者完全被这三个人所蒙蔽,一切都由他们代理。我没有讨得他们三人的欢喜:我服从,但不巴结;我想像不出除了效命于我们共同的女主人而外,还得听她仆人的使唤。再者,我是一个使他们不放心的人。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不是个甘居人下的人,担心夫人也看出这一点来,对我另有照顾,减少他们的份额,因为他们这种人太贪婪,心术不正,把遗嘱上赠给他人的一切都视为从他们的私人财产中剜去似的。因此,他们便串通一气,把我从夫人眼前支开。夫人喜欢写信;这是她病中的一种消遣。于是,他们便让她打消这个念头,并通过医生来说服她,说这样太劳神了。他们借口我不会服侍,便另雇了两名抬轿大汉在她身旁。总之,他们干得很漂亮,以致当夫人立遗嘱时,我有一个礼拜未能进入她的房间。的确,在这之后,我是同先前一样进她房间了,而且比任何人都勤快,因为这位可怜的女人的痛苦令我心痛欲裂。她那始终强忍痛苦的精神使她极其令人尊敬和崇爱。我在她房中流下了不少真诚的眼泪,但并没让她或其他任何人看见。
我们终于失去了她。我是看着她咽气的。她的一生是一个聪明且有见识的女人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贤哲的死。我可以说,她以灵魂的宁静毫不懈怠、毫不做作地去完成天主教的义务,使我觉得天主教可爱了。她生性严肃认真。在她病危之际,她表现出的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快乐,不像是装出来的,而且是理智对病痛的一种抗衡。她只是最后两天才卧床不起,还不断地同大家心平气静地聊天。最后,她不再说话了,已经奄奄一息。这时,她放了个响屁。她扭过脸来说:“好!”这就是她最后的一句话。
她遗赠了一年薪水给粗使仆人。但她家的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什么也没有摊到。但是,拉罗克伯爵让人拿30利弗尔给我,还让我把身上穿的新衣服穿走,洛朗齐尼先生原来是想让我脱下来的。他甚至答应设法给我找个差事,还允许我去看他。我去过两三次,但都没能同他说上话。我很容易泄气,所以就没有再去过。大家不久就会看到我错了。
第一部分:一辈子的苦痛有那么多人为她报仇
我为什么没能把在韦塞利夫人家逗留期间的所有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不过,尽管我表面上的情况依然如故,但是我离开她家时与进她家时并不一样。我从那儿带走了对罪恶的长久回忆和内疚的无法承担的重负。直到40年后,我良心上仍压着这种重负,而且,那种苦涩的滋味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年岁越来越大而在不断地加重。谁会想到一个孩子的错误会产生这么残酷的后果?正是因为这些极其可能的后果,我的内心才不得安宁。我也许使一个可爱可敬、诚实正派、而且肯定比我强过百倍的姑娘,葬送在贫穷屈辱之中。
一个家庭的瓦解难免不引起一点混乱,难免不丢失许多东西。但是,由于仆人们的忠心和洛朗齐尼夫妇的警觉,财产清单上一样不少。只有蓬塔尔小姐丢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白相间的粉红色小丝带。我可以拿得到的更好的东西多的是,可我偏偏看中了这条丝带,便偷拿走了。由于我并没有怎么遮遮掩掩的,所以很快便被人发现了。大家想要知道我是在哪儿拿的。我慌了神,支支吾吾,最后,我满脸通红地说是马里翁给我的。马里翁是一个年轻的莫里昂纳姑娘,当韦塞利夫人不再请客,把自己的厨师辞退了以后,便让她当了厨娘,因为韦塞利夫人需要的是鲜汤,而不再是精美饭菜了。马里翁不仅漂亮,而且有着一种只有山里人才有的健康的肤色,特别是她态度谦虚、温柔,人见人爱。此外,她还是一位十分乖巧、绝对忠实的好姑娘。当我供认是她时,人人感到惊诧。大家更多的是不相信我,所以认为应该查明到底我俩谁是小偷。有人把她叫来。大家蜂拥而至。拉罗克伯爵也在场。她来了之后,有人把丝带拿给她看。我无耻地指控她;她愣住了,一声不响,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魔鬼都得屈服,可我那颗残酷的心却在顽抗着。她终于斩钉截铁地否认了,但并没激动。她训斥我,叫我凭良心,不要玷辱一个从未坑害过我的无辜女孩。可我却仍然无耻地一口咬定,当着她的面硬说丝带是她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哭了起来,只是对我这么说道:“啊!卢梭,我原以为您是个好人,您坑苦了我了。但我不想学您的样儿。”她没再对我说什么,只是继续朴实而坚定地为自己辩护,绝对没有骂我一声。她的忍让,再加上我不松口,使她理亏了。一个是那么疯狂大胆,另一个又是那么如天使般地温柔,真是不可想像。大家好像拿不定主意,但是倾向于是她偷的。当时很乱,没有时间深究,拉罗克伯爵把我俩都辞掉了,只是说罪人的良心一定会为无辜者报仇的。他的预言并未落空,没有一天不在我身上应验。
我不知道这个受我诬陷的姑娘的下落,但是看来这事之后她不容易找到活儿干了。她蒙受了一种使她名誉扫地的残酷罪名。偷的东西虽不值钱,但终归是偷,而且,更糟糕的是偷了东西去诱惑一个小男孩。总之,既撒谎又死不认账,对这种集各种恶习于一身的女子,人们是不抱任何希望了。我甚至没有看到我把她推进了贫穷、唾弃的最大险境。谁知道像她这么年纪轻轻的,因为无辜受辱而颓丧绝望,会有什么后果呢?唉!如果说我深悔让她身遭不幸的话,请大家想一想,我竟然使她比我更糟,我又有多内疚呀!
这种残酷回忆有时让我心烦意乱,竟至在不眠之夜,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责备我的罪孽,仿佛我昨天才犯下这罪孽似的。每当我生活平静时,这种回忆就不太使我苦恼。但是,当我命运多舛时,这种回忆便驱走了我那种无辜受害者的最甜美的慰藉:它使我深感到我认为我在某本书里说过的:“身处顺境,内疚沉睡;身处逆境,内疚激烈。”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与朋友促膝谈心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思和盘托出,以减轻内心压力。最亲密的友谊也未能让我把这个心思掏出来,连对华伦夫人我也没有。我所能做的只是承认我干过一件残忍的事,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没有说究竟是什么事。这一重负至今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而且,我可以说,为了稍稍摆脱这种重负的那种欲望,对我下定决心撰写忏悔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刚才在率直地忏悔,大家肯定不会觉得我在这里掩饰我的卑鄙行径。但是,如果我不同时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因害怕被人认为诡辩不把当时的真情说出来,我就没有贯彻写这本书的目的。在那残忍的时刻,我并没有害她的心。当我诬告那个可怜的姑娘时,我是出于对她的友情,这说来奇怪,但又确实如此。当时,她正萦绕在我的脑际,我随口便把责任往她身上推了。我把自己想干的事嫁祸于她,说她把丝带送了我,因为我是心里想送给她的。当我看见她来了的时候,我的心碎了,但是,在场的人那么多,我不敢改口了。我怕的不是受罚,而是羞耻,害怕得胜过死亡、犯罪以及所有的一切。我无地自容,真想钻到地心里去憋死算了。无法抗拒的羞耻心压倒了一切,使我无耻透顶的正是这种羞耻心。于是,我越是有罪,就越怕承认,就越是死硬。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被认定为小偷,被公开宣布是一个小偷、撒谎者、诬陷者。大家全都慷慨激昂的,使我只剩下害怕了。如果大家让我冷静一下,我肯定会说出实话的。如果拉罗克先生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别毁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干的,就跟我实说了吧。”那我立刻就会跪在他的面前,这一点我敢肯定。但是,本该给我打气的时候,大家却一个劲儿地吓唬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考虑的。我刚脱离童年,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年纪轻轻的就犯罪,比长大成人犯罪更加罪大恶极。但是,因一时糊涂而干点坏事,不算什么大罪,而我的过错也就仅此而已。因此,回忆起这件事来,我难过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可能造成的恶果。这件事对我甚至是件好事,使我常常回忆起我干过的这一坏事,而一辈子保证不再干出任何导致犯罪的事来。我认为,我对谎言的厌恶,大部分原因是悔恨曾经说过如此卑鄙的谎话。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弥补的罪行的话,我敢说,那么我晚年遭受那么多的不幸以及我40年来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正直和诚实,总该弥补它了。而且,可怜的马里翁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为她报仇,所以就算我把她害苦了,我也不太害怕死后再受到什么惩罚了。这就是关于这件事我所要说的。请允许我永远不再去提它。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对他的轻信大加羞辱
我从韦塞利夫人家出来了,几乎与进她家的时候并无二致。我回到原先的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因为年轻力壮又无所事事,常常爱发脾气。我心里烦闷,无精打采,总胡思乱想。我经常流泪,叹息,盼着并不知晓而又觉得是被剥夺了的一种幸福的来临。这种状况很难表达,甚至很少有人能够想像得出来,因为大部分人对这种既折磨人又美妙动人的巨大幸福生活,都想入非非,乐而不疲,早就有所尝试。我热血沸腾,脑海里不断地涌现出姑娘和女人的影子。然而,我并不真正了解她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只是对她们随意遐想,浮想联翩,更多的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番遐想令我的感官激奋不已,难受至极,幸而它们并未教我摆脱这种状态。我宁可抛弃生命也想与戈桐小姐那样的姑娘再幽会上一刻钟。但是,现在已不再是小孩子玩耍的时候了。羞耻这个恶念的伴侣,随着年龄的增长,悄然而至,使我天生的害羞有增无减,以致难以克服。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但凡遇上女人,尽管我知道对方并不死板,而且几乎坚信自己稍加表示就可如愿,但除非对方主动挑逗,逼我就范,否则我是不敢作非份之想的。
我更加地躁动不安,以致欲火难平,竟至用最卑鄙下流的办法去激发它。我去寻找一些阴暗的小径、僻静的角落,远远地向异性展示我本想能在她们面前表露的状态。我让她们看到的不是我的淫秽的前部(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而是我的屁股。我要如此这般地在女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那种愚蠢的快活样子简直无法描述。这与我所企盼的那种事的感觉只有一步之差,我相信,如果我有胆量等候着,是会有某个坚强女人路过身边,赐给我那种快乐的。这种疯癫惹下了好像喜剧般的乱子,但对我来说,却并不有趣。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院子顶头,那儿有一个水井,这家人家的姑娘们常来井边汲水。此处有一个很小的斜坡,有好几个通道通向一些地窖。我在暗中探看了一下,发觉这些地道又长又暗,便断定它们深不见底,万一被人发现,好事败露,我可以平安无碍地藏在里面。这么一想,我便向来井边汲水的姑娘们作出一些并非勾引而是荒唐的怪相。那些最老实的姑娘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另一些姑娘却开始在笑,还有几个认为受到羞辱,开始叫骂起来。有人闻声赶过来,我连忙逃向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叫,这可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吓坏了,像无头苍蝇似的,赶紧往深处钻去。嘈杂声、叫喊声,那个男人的声音,紧随在我后面。我原指望幽暗可以把我隐藏起来,可是却见到了亮光。我浑身发抖,继续往里面钻去。可是,一堵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无法再逃,只好呆在那儿听天由命了。一个大汉立刻追了上来,抓住我。那人留着大胡子,戴着一顶大帽子,佩着一把腰刀,身旁跟着四五个老女人,每人手中拿着个扫帚把儿,在她们中间,我隐约看见那个揭露我的小骚货,她无疑是想看清我究竟是谁。
佩刀的那个男人攥住我的胳膊,喝问我在搞什么鬼。可想而知,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我稳了一下神儿,在这危急关头,脑子里挤出了一条妙计,竟然奏效了。我哀求他饶恕我年幼,可怜。我说我是外地人,大家出身,脑子一时糊涂,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因为家里人要把我关起来;要是他让人认出我来,我就完了,而他要是放我一条生路,我也许日后会报答他的大恩大德的。没想到,我的这番话、我的表情起了作用,那个吓人的男人为之动容,只训斥了我两句,没多加追问,便好心地把我给放了。从那年轻女子及几个老女人看见把我放走的神情,我看得出,让我胆战心惊的那个大汉可真帮了我的大忙,要是落在这帮女人手里,我就没好果子吃了。我听不清她们在嘟哝些什么,我也不去管了,因为只要那把腰刀和大汉不掺合,凭着我的体格力气,我完全有信心很快就能摆脱那帮手拿扫帚把儿的女人的。
过了几天,我同我的邻居、一位年轻的教士走过一条街时,正好撞见那个佩腰刀的大汉。他认出了我来,嘲弄地模仿我的腔调对我说:“我是王子,我是王子,可我是个笨蛋,请殿下别再来这儿了。”他并没多说什么,我便低着头,逃之夭夭,心里却感激他的手下留情。我断定那帮可恶的老女人对他的轻信大加羞辱了。不管怎么说,尽管他是皮埃蒙特人,但却不失为一个好人,每每回忆起他来时,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因为那件事太有趣了,换了别人,光为取笑也会让我丢人现眼的。这件事尽管没造成我本会害怕的后果,但仍让我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切不可偷懒耍滑
住在韦塞利夫人家时,我结识了几个人,常常与他们交往,希望他们将会对我有所帮助。我有时去看望其中的一位教士,他是萨瓦人,名叫盖姆,是梅拉雷德伯爵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他还很年轻,交际不广,但非常理智、正直,很有才华,而且是我所认识的最诚挚的人中的一个。我之所以去他那儿并不是有什么企图,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威望,可以拉我一把,但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使我一生受益的非常宝贵的东西:良好道德的教诲和至理名言。在我的兴趣及思想相继变化之中,我总是忽而过于伟大,忽而过于卑劣,忽而是阿喀疏斯,忽而是忒耳西忒斯,忽而是英雄,忽而是流氓。盖姆教士谆谆地教导我要安分守己,要认识自己,他既不迁就我,也不打击我。他充分地肯定我的天性和才智,同时又指出他也从中看到将会影响我发展的种种障碍。因此,他认为,我的天性和才华不会帮我登上幸运的阶梯,而会成为我摆脱荣华的资本。他为我描绘了一幅我原先只有一些错误想法的人生真实图画。他向我指出,聪明人怎么身处逆境总能走向幸福;怎么逆风前行到达彼岸;怎么不明智审慎就没有真正的幸福;怎么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做到明智通达。他向我阐述统治别人的人并不比被统治的人更明智,更幸福,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对大人物的仰慕。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至今常铭记在心。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看透其他所有人的心思,那么,乐于低就的人就会比想往上爬的人多。这番话,确凿感人,毫不夸张,我受益匪浅,使我一生中得以心平气静,乐天安命。他使我对真诚有了真正的初步了解,而我那浮华的才智原先只是极端地去理解真诚。他使我感受到:在社会上,用不着对崇高德行满怀激情;过于激昂必然会变得消沉;持之以恒、始终不渝地尽职尽责并不比完成伟大壮举更加容易,人们反倒可以从中获得荣誉和幸福;始终受人尊敬比偶尔让人仰慕强过千百倍。
必须追根探源才能确定人的各种义务。此外,我刚迈出的一步,以及我因此而处于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谈一谈宗教。大家已经知道,《萨瓦副本堂神甫》这本书中至少绝大部分是以正直的盖姆先生为原型的。只不过是,由于谨慎起见,他不得不在说话时有所保留,所以就某些问题谈起来就不太直言不讳了。但尽管如此,他的箴言、他的见解、他的想法甚至他劝说我回归故乡的话都一成未变,都同我日后所发表的一模一样。因此,我无需详细记述任何人都能理解其要旨的一些谈话,我只是想说明一点,他的那些明智的、但起初并不见效的教诲,是我心中德行和宗教的胚芽,从不枯萎,只等一只慧手去培护,便会开花结果。
尽管我那时对改教还不坚定,但我仍旧是挺激动的。我非但不讨厌他的谈话,反而颇感兴趣,因为他的话意简言赅,尤其是其中满含着某种真心的关怀。我原本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希望我好的人比对为我做了好事的人更加敬重,而且在这方面我的感觉是不怎么会出差错的。因此,我真心热爱盖姆先生。我可说是他的第二门徒,而这在当时,就给了我无法估量的好处,把我从因无所事事而引向的罪恶斜坡上拉了回来。
有一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拉罗克伯爵会派人来找我。以前,因为不得不去,又跟他说不上话,所以挺厌烦的,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我以为他早就忘了我了,要不就是我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但我想错了。他曾多次看见我挺高兴地替他姑妈做事。他甚至还对他姑妈说过这事,而且,连我本人都忘记了的时候,他还跟我提起过。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说,他并没有对我空许愿,而是在想法安排我,并且成功了,会让我慢慢有出息的,但以后的路就得靠我自己去闯了。他说他要送我去的那家人家很有权势,名声显赫,我无需其他保护人就能出人头地,尽管开始时就像我现在这样,仍是个普通仆人,但尽管放心,一旦人家看出我的思想感情及行为举止高于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会提拔重用我的。这番谈话的末尾把我开始时所抱的很大的希望残酷无情地给摧毁了。我心里既苦涩又气恼地在想:什么!老是当仆人?但这一念头很快便被自信抹去了。我自己觉得并非生来就是寄人篱下的人,所以并不怕别人老把我当作仆人。
他领我去了古丰伯爵府上。伯爵是王后的御马房第一总管,是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这位尊敬的长者气宇轩昂,他的礼贤下士更使我感动至极。他兴味极浓地问来问去;我如实地逐一作了回答。他对拉罗克伯爵说我眉清目秀,一定有才气。他觉得我确实不乏才智,但这并不足为数,还得看看其他方面。然后,他转向我说:“孩子,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开头难,但您开头却并不会太难的。要乖巧,要想法讨这儿所有人的喜欢。眼下您惟一要做的就是:不管怎样都要有勇气。我会看顾您的。”他随即领我去他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住处,给我作了介绍,然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古丰神甫。我觉得这个开端是个好兆头。我经历过许多,深知主人雇个仆人是没这么多客套的。他们确实没有把我当作仆人看待。我同管事人一起用膳,也没让我穿仆人的号衣;由于小冒失鬼法弗里亚伯爵曾想让我站在他的马车后面,他爷爷便不许我站在任何人的马车后面,并且不许我跟随任何人外出。但我要伺候用膳,我在府里差不多是在干一个仆人的活儿。不过,我干活儿可以说是挺自由的,并没有指定我专门伺候谁。除了记述几封口授的信和法弗里亚伯爵让我剪一些画片而外,白天我几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我没觉察到,这种日子肯定是很危险的,甚至是极没人味儿的,因为总这么懒散无聊会让我沾染上一些我本不会沾染上的恶劣习气的。
幸而这种情况并没发生。盖姆先生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而且我对他的教诲非常地感兴趣,有时还偷偷地溜去听一听。我想,看见我这么偷偷溜出去的人是不会猜着我去哪儿的。没有比盖姆先生对我行为举止的教导再入情入理的了。我一开始工作就非常地出色,勤奋、尽心、肯干,大家都非常高兴。盖姆教士曾明智地告诫我,要悠着点儿,担心我三分钟热度,被人看出来反而适得其反。他对我说:“人家会根据您开始时的表现来要求您的,所以要尽量节制,留有余地,但千万注意,切不可偷懒耍滑。”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出身名门的家庭教师
由于大家没怎么注意我的小才气,只觉得我天资聪颖,有点小聪明而已,所以,尽管古丰伯爵曾对我谈起过,但大家似乎并没想到要取我所长。这时,因为又出了一些事,所以我几乎被忘到一边去了。古丰伯爵的儿子布莱耶侯爵当时是驻维也纳大使。宫廷突然发生变故,波及到古丰伯爵家族,有几个星期工夫,他们都心神不定,也没有工夫顾及到我了。然而,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偷懒耍滑。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产生了既有利又有害的影响,使我既远离外界的一切诱惑,又使我对自己的职责有点疏懒。
布莱耶小姐很年轻,几乎与我年岁相仿。她风姿绰约,相当漂亮,肤如凝脂,褐发秀美。尽管是褐发女子,但她一脸金发女人的柔情,使我的心从来无法平静。非常适合年轻人穿戴的宫廷服饰衬托出她的动人身材,突现出她的酥胸和粉肩,而且,当时大家正在举丧,她的肌肤就愈发亮丽照人。有人会说,一个当仆人的是不该注意这类事情的。无疑我是不对,但我毕竟这样了,而且也绝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这样。膳食总管和男仆们有时在饭桌上粗俗下流地谈起这事,我感到像是被刀子捅了似的难受。然而,我并没有头脑发热,完全坠入情网。我还有自知之明,所以安分守己,不敢存此奢望。我喜欢看布莱耶小姐,喜欢听她说几句风趣、理智、诚挚的话。我的奢望只限于从伺候她中间得到点快乐,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吃饭的时候,我留意寻找机会服侍她。如果她的仆人暂时离开她的身旁,我便立即凑上前去。除此而外,我便站在她的对面,盯着她的眼睛,看她需要什么,窥伺她要更换盘子碟子的时机。她要是肯叫我干点什么,看一看我,说一句话,我是什么都会干的。但是她并没有这样。我因为在她的眼里算不了什么而痛苦万分。我站在那儿,她甚至都没有理会我。不过,她兄弟吃饭时有时候还跟我说上几句。有一次,他说了一句什么有点不礼貌的话,我极其巧妙、委婉地回答了他,布莱耶小姐这才注意到我,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尽管短促,但却让我好一番激动。第二天,第二次机会又来了,被我抓住了。那一天,在举行一个盛大宴会,我头一次看见总管身配佩剑,头戴帽子,所以非常惊奇。正巧,大家谈到了索拉尔家族的题铭,是绣在有徽记的壁毯上的:Tel fiert qui ne tue pas.由于皮埃蒙特人一般不精通法文,所以有一个人在这句题铭上发现了一个拼写错,说“fiert”一词不应该加“t”。
古丰老伯爵正要回答;但他看了我一眼,见我光笑不敢吭声,遂命我回答。于是,我就说:“我认为‘t’不是多余的,‘fiert’是一个古法文词,并不是源自‘ferus’(自傲、威吓),而是从动词‘fiert’变来的,意思是‘打击’、‘伤害’。因此,我认为这句题铭的意思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大家都盯着我,又面面相觑。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别人这么惊奇的神情。但是,更使我得意的是,我清楚地看见布莱耶小姐脸上显出一种满意的神情。这位不可一世的美人儿竟然朝我看了第二眼,至少同第一眼一样地可贵。然后,她转眼看看她的祖父,好像有点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夸我几句。他祖父的确是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神情十分得意,以致众宾客全都争先恐后地称赞起我来。这一时刻虽然短暂,但在各个方面都令人舒坦。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它恢复了事物本来的面貌,替我那因命运不济而被扭曲的才能出了一口恶气。一会儿过后,布莱耶小姐又一次抬眼望着我,以既羞涩又亲切的口吻请我为她拿点喝的来。可以想像,我没让她久等,但是,因为杯子倒得太满,我把水洒出一点在盘子上,甚至洒到了她的身上。她兄弟冒冒失失地问我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这一问反而使我更加慌乱,把布莱耶小姐弄得满脸通红。
故事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同与巴齐尔夫人以及我这一生以后的情况一样,我的恋情结局都不美满。我喜形于色地在布莱耶夫人的过厅伫立着,但毫无用处:我再也没有获得她女儿的一点点关注。她出来进去从不看我,而我也几乎不敢拿正眼看她。我那么地愚蠢笨拙,以致有一天,她走过时手套掉在地上,可我却没有立刻上前去拾我本会亲吻的那只手套,反而不敢挪窝,竟让一个又笨又胖的男仆抢了先。我真想把他打死。我看得出来,我没能幸运地得到布莱耶夫人的青睐,这更加使我惶恐。她不仅不使唤我,也从不接受我的效劳。有两次,我站在她的过厅时,她竟毫不客气地问我是不是没有事干。我只好离开这个可爱的过厅了。我起先颇觉得可惜,但是事情一多,很快也就不再去想它了。
布莱耶夫人虽不屑于我,但她公公终于注意了我,他的好心使我总算可以聊以自慰了。我谈到的那次盛宴的当晚,他同我谈了有半个小时,他好像挺高兴,我也喜气洋洋的。这位敦厚长者,很有才华,尽管与韦塞利夫人相比,相形见绌,但却是个热心肠,我在他身边颇觉满意。他叫我去跟随他的儿子、那个挺喜欢我的古丰神甫,说是他儿子的爱,如果我不辜负的话,会对我有用的,会使我获得大家认为我缺乏的东西的。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向神甫先生那儿奔去。他根本没有把我当仆人看,而是叫我在他的火炉旁边坐下来,十分和蔼地询问我,而且很快便看出我的启蒙教育很杂乱,很像蜻蜓点水。他尤其觉得我拉丁文很差,准备多教我一点。我们商定,我每天上午去他那儿,而且我第二天就开始去了。就这样,我一生中人们将常常看到的怪事中的一件出现了:我的身份不伦不类,在同一个人家里,既当学生,又当仆人,在做牛做马的同时,还有一位只有王子才有的出身名门的家庭教师。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主人不想让我做仆人
古丰神甫先生是最小的孩子,家里人想要让他升任主教,所以对他的教育比对其他名门子弟的一般教育要高深。他曾被送往锡耶纳大学深造了好几年,对语言纯洁主义造诣颇深,使他在都灵的地位与达茹神甫路易·德·达茹(1643—1723)同其兄布莱耶侯爵(1638—1720)一样,曾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是著名的文法学家,竭力主张维护语言的纯洁性。以前在巴黎的地位几乎不相上下。因为讨厌神学,他便致力于文学。在意大利,对于那些从事神职的人来说,这是极为平常的事。他读过很多的诗,自己也能马马虎虎地写些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诗句。总之,他有着培养我和为我乱糟糟的脑子去粗存精所必需的那种兴趣。但是,也许我的多嘴多舌使他误以为我有多大的学问,也许基础拉丁文可能使他索然寡味,所以他把教我的起点定得太高。他还没让我翻译多少菲得洛斯的寓言,便让我学维吉尔的作品,我几乎一点也听不懂。正如大家日后将看到的那样,我对拉丁文注定是学了又学,可始终没能学成。不过,我学的时候是相当卖力的,而且,神甫先生也非常地亲切,诲人不倦,至今仍让我感动。我同他一起度过大半个上午,既为了学习,也是在为他效劳。但不是伺候他的衣食,因为他从不让我做这些。我只是记录他口授的东西和抄抄写写,而这种文书工作比起做小学生来对我更加有用。这样,我不仅学到了纯正的意大利文,而且对文学也产生了兴趣,也增加了对好书的鉴赏能力,这是在拉特里布女租书商那儿学不到的,对我日后独自写作帮助很大。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没有胡思乱想,可以最为理智地盼着有所成就的时期。神甫先生对我非常满意,逢人便夸奖我,而且他父亲对我也有着一种特殊的爱,法弗里亚伯爵告诉我说他已经跟国王提起过我。布莱耶夫人对我也一改往日那种鄙夷不屑的神态。总之,我可以说是成了他家的宠儿,令其他仆人嫉妒得咬牙切齿。仆人们见我有幸蒙受少爷的教诲,清楚地知道我很快就要高他们一头了。
我从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悟出大家对我的看法,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我觉得索拉尔家族想谋求大使职位,而且也许想谋划当上大臣,所以可能很乐意预先培养一个有才气、有能耐的人,完全依附他家,获得他们的信任,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效力。古丰伯爵的这个打算是高尚、明智、伟大的,而且不愧是一位仁慈而有远见的大贵族的计划。然而,除了我当时并未看出其全部意义而外,这个计划对我那颗小脑袋来说也太高深莫测了,而且我还得过于长期地屈居人下。我那疯狂的野心只想通过奇遇寻求发展。我看不见这一计划中有任何女人的影子,所以觉得这办法缓慢、艰难和忧伤。其实,我本该觉得这办法越是没有女人掺合才越是高贵和稳妥,因为女人们所保护的才能肯定抵不上大家认为我所具有的才能的。
一切都顺顺当当。我得到了,甚至可以说是夺得了大家的尊重:考验结束了;这家人都把我看作是一个最有出息、但又大材小用了的年轻人,都等着看我青云直上。但是,我的位置不是人们指定给我的那个位置,而是我必须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取得的位置。我涉及了我所固有的特点中的一个,只要向读者摆出这一特点,就一清二楚了,用不着多加叙述。
尽管都灵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新改教者,可我不喜欢他们,而且也从不想与他们交往。不过,我曾接触过几个没有改教的日内瓦人,其中有一个名叫朱沙尔,外号“歪嘴”,是个细密画画匠,同我沾点亲。这个朱沙尔先生打听到我住在古丰伯爵家里,便同另一个日内瓦人来看过我。后者名叫巴克勒,是我学徒时的一个伙伴。巴克勒是个很幽默、很活泼的小伙子。他由于年轻,所以满嘴的俏皮话,让人很爱听。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巴克勒先生,竟至到了离不开他的程度。他不久便要回日内瓦去;这对我来说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我深感损失之巨大。为了至少充分利用他走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便与他形影不离,或者说他与我寸步不离,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昏了头地不经允许,走出府去整天与他在一起,但是不久,见他老缠着我,门房就不放他进来,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只想着我的朋友巴克勒,既不去神甫先生那儿,也不去伯爵处,而且大家在府里也见不到我的人影儿了。他们训我,我不听;他们便用辞退来吓唬我。这一威吓把我给毁了:它使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同巴克勒一起走的可能性。在这之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乐趣、其他命运和其他幸福,只想做这样一次旅行,而且只看见其中的说不尽的幸福,此外,在旅行结束之后,我还可以去看看华伦夫人,尽管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至于回日内瓦,我连想都没去想。山峦、草地、树林、溪流、村庄,以其新的魅力没完没了地相继出现;这种幸福的旅程似乎应该吸引了我整个生命。我喜不自胜地回想起,我来时一路上的景色是多么地迷人。而且,这一次,除了独立自主,还有一个年龄相仿、趣味相投、性格随和的好朋友作伴,无牵无挂、无事无责、无拘无束、想停则停、想走就走,那该是多么地美啊!只有疯子才会为了实现一些缓慢、艰难、没准儿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牺牲这样一次机会,即使这些计划有朝一日得以实现,而且无比辉煌,也抵不上年轻时候片刻的真正欢快和自由。
我脑子里装满了这种聪明的奇思异想,便想尽办法,终于达到被赶走的目的。不过,也并不是太容易。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管家通知我伯爵先生把我辞退了。这正中下怀,我求之不得,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荒唐,所以为了原谅自己,我便添了一种不讲道理、忘恩负义的想法,认为他们辞退我,错在他们,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可以原谅。有人通知我说法弗里亚伯爵让我第二天上午走之前去跟他说一声。因为他们看出我走火入魔了,可能不会去,所以总管说是在我去过之后,才把给我的一点钱交给我。这钱我肯定是不该拿的,因为主人不想让我做仆人,没有给我确定佣金。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后果却将影响我整个一生
法弗里亚伯爵尽管很年轻,很冒失,但这一次却对我说了一番最入情入理的话,几乎可以说是最亲切的话,因为他以一种殷切、动人的方式向我谈到他伯父对我的关怀以及他祖父对我的期望。最后,他激动不已地把我为了毁掉自己而牺牲的所有一切摆了出来,然后,他主动提出和解,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别再同引诱我的那个混蛋来往。
很明显,他这么说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就是再愚蠢不过,也能感觉得出我的老主人对我的一片好意,因此我深受感动。但是,这次旅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无法抹去它的魅力。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态度顽固,豁出去了,傲慢地回答说,既然辞退了我,我也接受了,改口也来不及了,即使我一辈子可能会这样那样,但我主意已定,绝不让一家人家赶走我两次。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当然冒火了,把我给骂了一通,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他的房间,砰地一声把门撞上。而我,则像是刚刚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似的,神气活现地出来了,而且,生怕还会吵架,便极不光彩地走了,对神甫先生的好心都没有说声谢谢。
只有了解我的心对那些细小的事物狂热到了何种地步,以及它是以何种力量陷入对吸引着它的那个事物的想像之中的,尽管有时候这个事物是虚无飘渺的,才能想像得出我当时已经糊涂到了什么地步。最荒诞、最幼稚、最疯狂的计划都跑来诱惑我,使我得意忘形,好像真能实现似的。谁能料到一个将近19岁的人会把自己今后的一生寄托在一只小空瓶上?现在,我来说给你们听听。
几个星期之前,古丰神甫送了我一件礼物,是一个埃龙喷水玩具,非常漂亮,我爱不释手。由于常玩这个玩具和谈论我们的旅行,聪明的巴克勒和我在想,这玩具可能对旅行有用,而且可以多旅行些日子。世界上有什么会像这玩具那么好玩的?于是,我们便把我们的美梦寄托在这上面了。我们想像着每到一个村子,便把农民们召集来看我们的玩具,这样,好饭好菜就纷纷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俩都坚信,对于收获粮食的人来说,粮食是算不了什么的,而如果他们不喂饱行路的人,那他们就是没有良心。到处是盛筵和喜宴,我们不用掏腰包,只要费点口水和喷泉玩具的水,就能走遍皮埃蒙特、萨瓦、法国以及全世界。我们拟定了一些永无止境的旅行计划,先往北走,不是假设有必要在某处停留,而是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乐趣。
这便是我着手进行的计划。我毫无遗憾地抛开了我的保护人、我的老师、我的学习、我的希望以及对几乎是很有把握的一种幸运的等待,开始了一个真正的流浪汉的生活。再见了,京城!再见了,宫廷、野心、虚荣、爱情、美人儿以及所有去年我来时所怀有的一切伟大的遐想。我带着喷水玩具,同我的朋友巴克勒上路了,口袋里虽然只装了一点点钱,但心里却充满了欢乐,一心想着享受这游荡的幸福。我突然间把我所有的光辉计划都押在这个幸福上了。
不过,这个冒失的旅行,同我预想的几乎差不多一样地快活,只是方式方法不完全相同罢了。因为我的喷水玩具在小酒馆里虽然能使女店主和女招待们偶尔高兴一下,然而离开时,我们照样得付账。但我们对此并不太烦恼。我们只是想等钱花光了的时候,再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宝贝。一件意外的事省了我们的麻烦了:在快到布拉芒的时候,喷水玩具碎了。碎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虽没敢说,但却感到这玩艺儿讨厌了。打碎了反而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快活,我们大笑自己的愚蠢,大笑自己不介意衣服和鞋子都穿破了,竟想靠我们的玩具来添置新的。我们像开始时一样轻快地继续往前走,只不过是不再拐来绕去的了,因为钱快花完,必须尽快赶到目的地。
到了尚贝里,我变得若有所思,不是在想我刚刚干过的蠢事,因为从未有人那么快、那么好地认清自己的过去的,我想的是华伦夫人见了我会是什么态度,因为我完全把她家当成了自己父母的家了。我写信告诉过她我进了古丰伯爵府,她知道我在府里情况不错。她祝贺我,并谆谆告诫我应该如何报答别人对我的恩情。我以为如果我不因犯错而毁了自己的话,前途肯定是有保证的。如果她看见我来了,会怎么说呢?我当然可以肯定她是不会把我撵出门去的,但是,我担心会让她伤心。我害怕她责怪我,那比穷困更加难受。我决心默默地忍受一切,并尽力地安慰她。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她一个亲人了,如果失去她的爱,那我就没法活下去了。
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旅伴。我不愿再给华伦夫人增加负担,但我担心不容易摆脱他。最后一天,我对他比较冷淡,准备与他分道扬镳。那家伙明白了我的心思。他很疯狂,但却不愚蠢。我以为他会因我变心而痛苦,但我想错了,我的朋友巴克勒一点儿也不难受。刚进阿纳西城,他便对我说:“你到家了。”他吻了我一下,跟我说声再见,便一转身不见了。我再没有听说过他。我们的相识和友情总共保持了将近六个星期,但其后果却将影响我整个一生。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人世间最不幸的人
我走近华伦夫人家时,心跳得真厉害!我两腿发抖,眼睛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遇上熟人也认不出来。我不得不停下来好几次,喘喘气,恢复一下知觉。是不是害怕得不到我所需要的接济,才慌乱到这种程度?我年纪轻轻的,难道会这么害怕饿死不成?不,不,我真诚和自傲地这么说,我一辈子无论什么时候都从来没有因为富贵或贫穷而得意忘形或忧心忡忡。在我那因曲折而坎坷难忘的一生中,常常是居无定所,食不裹腹,但我始终以同样的眼光去看待富裕和穷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会像别人一样去讨去偷,但不会惊慌失措到这种地步!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唉声叹气的,也很少有人一生之中流过像我这么多的眼泪的。但是,穷困也好,害怕穷困也好,都没能让我哼过一声,没能让我流过一滴眼泪。我的心灵虽深受命运的摆布,但除了与命运无关的幸福和痛苦而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和痛苦,而且,只是当我并不缺吃少穿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是人世间最不幸的人。
我来到华伦夫人跟前。一见到她的神情,我就放心了。她刚一开口,我便颤抖了,我扑倒在她的脚前,激动得狂喜不已地把嘴贴在她的手上。我看不出她是否听到了有关我的风声,她脸上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也看不出什么忧伤。她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又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你太小了,不能跑这么远。不过,我还是挺高兴,没有像我所担心的那么糟。”然后,她便让我把经过情形谈一谈。情况不多,可我说得老老实实,只是省略了一些细节,但并没宽恕自己,也没为自己开脱。
该解决我住的问题了。她问了问女仆。她们在商量的时候,我一声也不敢吭。但当我听见让我住在家里时,我简直是要忘乎所以了。我看见我的小包袱被拿到我住的房间里去时,感觉就像圣普乐系指《新爱洛伊丝》中的圣普乐周游世界回到瑞士的情形。看见自己的马车被赶进沃尔马夫人的车棚里去一样。此外,我高兴的是,听说并不是让我只是暂时住上一段时间。在大家以为我在想自己的心思时,我听见华伦夫人在说:“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既然上帝把他又送回给我,我就决不抛弃他。”
我终于在华伦夫人家里住下来了。但这还并不算是我一生中幸福时光的开始,而只是个准备。尽管使我们真正地享受了人生的这种动情的心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也许还是机体的一种产物,但是,它还需要环境来发扬它。如果缺少这些偶然因素,一个生来就很重感情的人也不会感觉出什么,而且,到死也不曾体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之前,我几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如果我从未认识华伦夫人,或者认识她,但却没在她身边长久生活,没受到她赋予我的温柔疼爱的感情的感染,我也许永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我敢说,只感受到爱情的人,并没感受到人生中更美好的东西。我还了解另一种感觉,它也许没有爱情强烈,但比爱情要甜蜜千百倍。它有时与爱情相连,但却又常常与它分离。这种感情也不仅只是友情,它比友情更浓烈,更温馨。我认为它不可能产生于同性的人中间。我可以说是好交朋友的人,但至少我从未在任何男友中间感受到这种感情。这一点现在还不明确,但日后是会清楚的。情感只是通过其表现才能说得明白的。
华伦夫人住的是一幢旧房子,比较大,可以留出一间漂亮的空屋来作客厅。我就被安顿在这间客厅里了。这间房间朝向我提到过的过道。我同华伦夫人第一次就是在这条过道上见的面。小溪和花园那边,可以看到田野。这番景致,住在屋里的年轻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离开博赛之后,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窗前呈现出绿色。我一直被墙壁遮挡着,眼前不是屋顶,就是灰蒙蒙的街道。这新鲜景象使我感到多么动情,多么温馨!它使我极大地倾心于温情。我把这迷人的景色也看作我亲爱的保护者的一种恩情:我感到她是为我专门布置的;我悠然地置身景中的她的身旁;我看见她时时都在花红柳绿之中;她的风姿与春天的风韵融在一起,映入我的眼帘。我那颗此前一直压抑的心,在这个空间里舒展开来,我的呼吸在果园中更加舒畅了。
在华伦夫人家看不见我在都灵所见到的那种奢华,但看到的却是清洁、得体以及和奢华不沾边的大户人家的殷实富足。她家没有多少银餐具,没有瓷器,厨房里没有野味,地窖里也没有外国美酒。但是,厨房和地窖中都储存丰富,足够大家享用,而且她还用陶制杯子斟上等咖啡给客人。凡是前来看她的人都被邀请与她一起用餐或单独用膳,从来没有哪一个工人、信差或过路人不吃不喝就走出她家的。她的仆人包括:一个颇有姿色的弗里堡女佣,名叫梅塞莱;一个男仆,是她的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以后我将提到他;一个厨娘;两个她出门会客时用的轿夫,可她极少出门。两千利弗尔的年金,却要养活这么一大帮人。不过,收入虽少,但安排得当的话,在一个土地肥美、钱很值钱的地方,本可以应付这一切了。不幸的是,她最不喜欢节省:她借债支付开销;钱借来就用,不一会儿就用完花光了。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在劫难逃
她持家的方式正好是我想选择的方式:大家可以相信,我正好快活地享用一番。使我不太满意的是吃饭时间拖得太长。华伦夫人闻不得刚端上桌的汤和菜的味儿,几乎一闻便要头晕,而且要恶心好一会儿。然后,她才能逐渐地缓过劲来,只是聊天而不吃一点东西。直到半小时之后,才试着尝第一口。这期间,我足可以吃上三顿饭了。她开始吃的时候,我早就吃饱了。我只好陪着再吃,这样我就吃了双份儿,但并没觉得太撑得慌。总之,我尽情享受在她身边的那份舒心甜蜜劲儿,因为我所享受到的这种甜蜜舒心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去担心维系它的经济条件。由于不太了解她的家底,我还以为她家条件一直不错哩。后来,我在她家仍旧感到快快活活的。但是,在进一步了解了她的实际情况之后,看到她入不敷出时,我就不再那么心安理得地感到快活了。预先的考虑总是让我扫兴。我看见自己将来必定一事无成,而且永远是在劫难逃。
从第一天起,我俩之间便建立起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她以后的一生之中,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她称呼我为“孩子”,我叫她“妈妈”,即使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俩年龄的差距几乎被抹去了,称呼仍旧未变。我觉得,这两种称呼绝妙地反映出我俩关系的真髓、态度的纯朴,特别是我们心灵的相通。她对于我来说是最温柔的母亲,从不寻求自己的欢乐,而只求我能幸福;而如果说我对她的爱掺杂了感官的成分,那也改变不了这种关系的性质,而只能使它更加美好,并使我因为有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在抚爱我而心满意足。我说“抚爱”是就其字面意义来说的,因为她从没少亲我,没少给予我最温馨的母亲般的抚爱,而在我的心里,也从没有过非分之想。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到最后有了另一种关系。这我同意,但请别忙下结论,我不能一下子把什么事都讲完。
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一瞬间,是她使我真正感到心有所动的惟一时刻,再说,这一时刻也是因为惊奇造成的。我的贼眼从未偷看过她脖子以下的部分,尽管那地方没遮挡严实的丰腴之处可能很吸引人。我在她身边从未有过冲动或欲念。我非常平静地享受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我就算这样地呆上一辈子,甚至永生永世,也不会有片刻的厌腻。她是我与之谈话从不觉得乏味的惟一的一个人,不像出于礼貌同别人谈话时那么受罪。我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在交谈,而是在没完没了地聊天,非得有人来打断才会终止。因而,用不着逼迫我说话,倒是必须迫使我住嘴。她由于总是在思考自己的计划,所以经常陷入沉思。好吧!我就让她沉思,我闭上嘴,注视着她,我成了世间最幸福的人。我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怪癖。我虽然不奢望这种单独相处的恩宠,但却不断地在寻找这种机会,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便欣喜若狂,如果有哪个冒失鬼前来打扰,我立即气不打一处来。一有人来,不管是男是女,我便嘟囔着走出去,因为我容不得有第三者在她身旁。我来到过厅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千百次地诅咒那些赖着不走的访客,想不出他们哪儿有那么多话要说,因为我还有更多的话要对她讲哩。
我只有在见不到她的时候,才感到我是多么地爱她。当我看见她时,我只是感到高兴而已,但她不在的时候,我的焦虑不安竟然达到痛苦的程度。同她生活在一起的那种需要,使我心意缠绵,常常泪水涟涟。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是个盛大节日,她正在作晚祷,我便去城外散步了,心里装着的满是她的身影和同她一起共度时光的强烈欲望。我还比较理智,知道目前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在尽情享受的那种幸福可能是短暂的。我这么胡思乱想,不免徒生悲哀,不过,我倒并没有颓废沮丧,因为我看到一种让我欣慰的希望。那一直使我特别震颤的钟声、那鸟儿的鸣唱、那风和日丽、那我梦想着与她共住的、散落在乡间的房屋,都使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温馨的、忧伤的和感人的印象,以致我恍若置身于那美妙的时刻、美妙的仙境,我的心因能使她快乐而幸福,而且在难以言表的快意中享受着幸福,但并不含有任何情欲的成分。我记不得我曾像当时那样强烈地和充满幻想地去憧憬未来。我最惊讶不已的是,当这一梦想得以实现的时候,我回忆起它来时,竟然发现了一些完全与我当初想像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如果一个清醒的人的梦想真的像是一种预感的话,那就是我的那个梦想。我感到失望的只是与我想像的在时间上的长短有所不同,因为我想像着终年累月、永生永世都在一种永不改变的宁静之中度过,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只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唉!我那永恒不变的幸福原来只是幻想,刚一实现,我便如梦初醒了。
如果我把我不在这位亲爱的妈妈跟前的时候,因对她的想念而产生的种种疯癫如实地写出来的话,那就永远也写不完了。我有多少次因想着她在上面睡过而亲吻我的床呀!有多少次因想着我屋里的窗帘以及所有的家具是属于她的,而且她那纤纤玉手触摸过而亲吻它们呀!就连地板,因为想着她在上面走过,我便有多少次匍匐在那上面呀!甚至有的时候,在她的面前,我竟得意忘形,那似乎只有最强烈的爱情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当她把一块肉放进嘴里时,我看见里面有一根头发,便嚷叫起来,于是她便把肉吐在盘子里,我如获至宝地一把抓起,吞进肚里。总而言之,我与最狂热的情人相比,只有惟一的一个差别,但也是最根本的差别,它使得我的行为在情理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致命的便利的诱惑
我从意大利回来同我去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了,但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也许从未有过像我这样回来的。我带回来的不是童贞的心灵,而是童贞的身体。我感觉到自己在逐渐长大,我那躁动不安的气质终于显现出来,而它的第一次极不经意的爆发使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惊恐,比其他什么都更好地表明在这之前我是一直在一种天真无邪之中生活的。我很快便安下心来,学会了那种危险的替代办法,它既能欺骗本性,又拯救了像我这种性情的年轻人,使之避免放荡堕落,但却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消耗了他们的精力,有时甚至他们的生命。羞愧和胆怯的人觉得非常合适的这种恶习,对于想像力丰富的人来说,还有着一种很大的吸引力:这就是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地占有整个女性,让迷惑他们的美人儿服务于他们的快乐,而又用不着征得她们的同意。我受到这种致命的便利的诱惑之后, 便拼命摧残大自然为我造就的、我长年累月地很好保养的良好体质。除此倾向而外,我当时的环境也在从中捣乱。我住在一位美貌夫人家里,魂牵梦绕着她的身影,白天又老是看见她,晚上被使我想起她来的东西所包围,睡在我知道她睡过的床上。有多少东西在撩拨着我呀!读者要是好好地想一想,会以为我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恰恰相反,应该毁了我的东西正好救了我,起码是暂时地救了我。我被在她身边生活的情趣所陶醉,满怀着永远生活在她身边的强烈欲望,不管她在与不在,我始终把她看作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一个亲爱的姐姐、一个迷人的女友,仅此而已。我始终如一地这么看待她,从未有任何的改变,而且眼睛里从来就只有她。她的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没有给其他任何人留下空隙。对于我来说,她是世界上惟一的女性;她赋予我的极其温柔的感情没有给我的感官留下时间去为其他女人而骚动,这保证了我不受她、也不受所有女性的诱惑。总之,我因爱她而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对于这方面的事,我说不清楚,关于我对她的爱恋,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至于我,我所能够说的一切就是,如果这种爱恋已经显得非常地特别的话,那以后的事则更显得离奇。
我在十分愉快地度过时光,可做的却是那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事:或草拟计划,誊清账目,抄写药方,或挑选草药,捣杵药材,照看蒸馏器。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而外,还得接待过路人、乞丐,以及各种各样的访客。我必须同时与之打交道的有士兵、药剂师、议事司铎、贵妇、不受神品的办事修士。对这帮该死的家伙,我咒骂,我嘟哝,我诅咒,我让他们见鬼去。可是对她来说,她干什么都快活有趣,她见我发火总要笑得眼泪直流。而更让她觉得好笑的是,我虽然生气,却也禁不住在笑。我喜欢唠叨的那些不长的时刻是很有趣的。如果在我骂骂咧咧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讨厌的家伙,华伦夫人劲头会更大。她狡黠地拖长会客时间,还故意用眼睛瞟我,我真想揍她。当她见我迫于礼节,不敢乱来,只是气哼哼地看着她时,才勉强收敛住笑容。实际上,我心里却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一切是十分有趣的。
我对这一切本身并不感到兴趣,但因为这是构成我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觉得颇有意思。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人们让我做的所有一切,全都不对我的味口,但却都使我颇为满意。如果我对医学的厌恶没有造成一些不断使我们高兴的疯癫场面的话,我想我是会爱上它的,因为这也许是这门科学第一次产生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自认为凭气味就能辨出一本医书来,而且,有趣的是我很少出错。华伦夫人让我尝一些最恶心的药剂。我怎么躲闪,怎么抗拒,都不管用。我反抗着,做出可怕的怪相,咬紧牙关不张嘴,但当我看见她那沾有药汁的手靠近我的嘴边时,我便乖乖地张开了嘴,去舔一舔。当她的那一整套制药用具集中在同一间屋里时,听见我俩又跑又叫,哈哈大笑,人家还以为我们在屋里演闹剧,而不是在配制麻醉剂和兴奋剂。
但我并没有把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些玩笑之中。我在我住的房间里找到几本书:《目击者》、普芬道夫的书、圣·埃弗尔蒙的书和《拉·亨利亚德》。尽管我已不像从前那么疯狂地爱读书了,但无所事事时,我便翻翻这些书。我特别喜欢《目击者》,而且它使我大受裨益。古丰神甫先生曾教我别贪多求全,要细细咀嚼。这样,我读书的收效就好多了。我习惯于思索语句结构和优美文体;我在练习分辨纯洁法语和我的方言土语。例如,通过《拉·亨利亚德》的下面两句诗,我改正了我像所有的日内瓦同胞一样常犯的一个拼写错误:
Soit qu′un ancien respect pour le sang de leurs matres
Parlt encor pour lui dans le coeur de ces tratres.这是伏尔泰的《拉·亨利亚德》中的两句诗:
也许是对主人们后代的固有尊敬
在这帮叛徒心中为之说情。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断言常常被人证实
一词使我一怔,告诉我它的虚拟式第三人称单数结尾须加“t”,而以前我在拼写或读它时,都把它与直陈式简单过去时混同了。
有时候,我同妈妈一起聊聊我所读的书。有时候,我在她身边朗读;我对此兴趣极大。我练习着好好念,而这对我也很有益处。我说过她很有才气,而当时,她也正处在才华横溢的时期。好几个文人争相博取她的青睐,指点她如何鉴赏名篇佳作。依我看,她有点新教的趣味。她爱谈论拜勒,对早已在法国去世的圣·埃弗尔蒙大为赞赏。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优秀文学的了解,也并没影响她对它的推崇。她是在上流社会中长大的:她小的时候便来到萨瓦,在同当地贵族的亲切交往中,丢掉了沃州那矫揉造作的情调。在故乡沃州,女人们把自以为是当成上流社会的精髓,因此只知道说些俏皮话。
尽管她只是路过的时候看见过宫廷,但那匆匆一瞥已足以使她了解了宫廷。她在宫廷里始终有着一些朋友,而且,尽管有人眼红,尽管她的作风和债务引起流言蜚语,但她却从未失去年金。她对世事很有经验,而且善于思考,能从这些经验之中得到好处。这是她最为得意的话题,而且,由于我总喜欢胡思乱想,这也正好是我所最最需要的一种教诲。我们一起读拉布吕耶尔的作品。她喜欢拉布吕耶尔胜过拉罗什富科;后者的作品情调忧伤,令人怅惘,特别是那些不喜欢按本来面目看人的年轻人更是这么认为。当她说教的时候,有时有点不着边际,但是,我不时地吻吻她的嘴或手,也就耐下了性子,也就不觉得她的话长得烦人了。
这种日子过于温馨了,长此下去是不可能的。我常常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好日子要到头的担忧便成了我惟一的心病。妈妈通过说笑研究我,观察我,询问我,为我的前途拟定了种种我并未实践的计划。幸好,光了解我的倾向、我的兴趣、我的小聪明还不够,还必须找到或创造利用它们的机会,而这一切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对我的能力的偏爱因为使她难以决断,反倒延缓了使我的能力得以发挥的机会。最后,多亏了她的好印象,一切都遂了我的心愿,但是,心气不能太高,因此,从这时起,我便一刻也安稳不了了。她有一个名叫多博纳的亲戚前来看她。这人聪明绝顶,很有心计,像她一样是个草拟计划的高手,但他却没被计划搞垮,总之,他是个冒险家。他刚向弗勒里红衣主教提过一个想得挺好的彩票计划,但却未被采纳。于是,他便去向都灵宫廷建议,随即被采纳而且付诸实行了。他在阿纳西停留了一段时间,成了地方长官夫人的情人。这位夫人非常可爱,很对我的胃口,而且是我在妈妈家里最高兴见到的惟一的一个女人。多博纳先生看见了我,华伦夫人便跟他谈起我来。他决定观察一段时间,看看我适合做什么,如果觉得我是个人才,就想法安排我。
华伦夫人借口让我办点事,也不跟我透点风,连续两三个上午,派我去他那儿。他十分巧妙地让我开口,对我很亲热,尽可能地让我放松,跟我既谈些琐碎的事,又什么话题都聊到,而他这么做的时候,好像并没在观察我,毫不做作,仿佛他挺喜欢我,想同我随便交谈似的。我被他迷住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外表挺好,神采奕奕,但是,即使算不上完全无能,至少是一个缺少才气、没有思想、几乎没有知识的人,总而言之,在各个方面都很浅薄,所能指望的最高机遇就是有朝一日当上一名乡村的本堂神甫。他就是这么对华伦夫人评价我的。我这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被人这么看待了,但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断言常常被人证实。
这番评价的原因与我的性格不无关系,因此有必要在这里作些解释。凭心而论,大家很清楚,这些看法并不能让我心服口服。但我会客观公正的,不会抓住马斯隆先生、多博纳先生和其他许多先生的话不放的,不管他们可能说了些什么。
有两件几乎互不搭界的东西在我身上合二为一了,而我却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一个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狂热冲动的激情;另一个是迟钝、困惑的思想,总是过后而知。好像我的心事和思想不是属于同一个人似的。我的感情急如闪电,涌入心中,可是,它并没有照亮我,反而使我激动、晕眩。我什么都感觉得到,可却什么也看不到。我激奋,但却愚笨,必须冷静下来才能思考。奇怪的是,只要给我以充分的时间,我是很有头脑,能够深入细致地分析的。从容不迫时,我能对答如流;但一着急起来,就做不出什么像样儿的事,也说不出恰如其分的话来。我通过书信能说出十分精彩的话,正如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下棋时有高招儿。我读过萨瓦公爵的一段妙语,说他走在路上,突然回头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小命。”我心想:我就是这样。
这种思维的迟钝和感情的活跃,我不仅在交谈时是这样,而且在独自一人和工作时也是如此。我的思想在我脑子里要理出个头绪来简直无法想像地困难:这些思想在脑子里翻滚着,再发酵激奋,直到让我激动难耐,热烈颠狂,心跳加速;而在这么激动的时候,我什么也看不清,写不出一个字来,必须等到心平气和。这巨大的狂澜不知不觉地在平静,这混沌在亮开,每件事又各就各位,但过程缓慢,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模糊的激荡之后。你们难道没有在意大利看过歌剧吗?在换场的时候,大剧场里总是乱哄哄的,叫人心烦意乱,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挺长的;所有的布景全胡乱地堆在一起;到处都在扯来拉去,真让人难受,像是要闹个天翻地覆。不过,渐渐地全都归置好了,一样不缺,然后,大家惊奇地看到,在这么一阵混乱之后,又开始了精彩的演出。我想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的情景几乎就像这个样子。如果我一开始就学会等待,然后再把这样描绘的事情的美表现出来的话,不会有哪位作家能超过我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
因此,我感觉写作是极为困难的。我的手稿,涂来涂去,增删取舍,弄得面目全非,这证明我在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没有哪一部手稿,在付印之前,没有誉抄过四五次的。我手里握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从没能写出点什么来。我只是在山岩间树林中散步时,彻夜难眠躺在床上时,在脑子里打下腹稿。大家可以想像,尤其是对一个没有记性,一辈子也没能记牢六首诗的人来说,这效果是多么缓慢。所以,有的腹稿段落,我在写到纸上形成文字之前,在脑子里已经翻来覆去地推敲了许多次。惟其如此,我写那些很费工夫的作品比写一挥而就的通信集之类的作品要成功得多,所以我一直没能把握住书信体的笔调,写的时候简直是受罪极了。我每次写信,就连写些无关紧要的事,也要折腾上几个小时,或者,要是我想把想到的事立即写下来的话,我就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怎么收尾。我的信总是杂乱无章,废话连篇,让人读起来,不知所云。
我不仅表述思想挺费劲,而且领会意思也是一样费劲儿。我研究人,而且自以为是个很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所见到的却熟视无睹,只看得清自己所回忆的事情,我的智慧只有在回忆中才表现得出来。对于别人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我毫无感觉,理解不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外在的现象。但是,随后,这一切又回到我的脑子里:地点、时间、口气、目光、动作和环境,我全回想起来了,毫无遗漏。于是,我根据别人做的或说的,发现别人是怎么想的,而且很少搞错。
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连自己的思想都把握不住,可想而知,在与别人交谈时,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立即想到成百上千种事情,我该是什么德性了。一想到谈话时还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而我至少要忘掉几条,这就足以把我给吓住了。我甚至弄不明白别的人是何以那么大胆,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因为说话时必须字斟句酌,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面面俱到,为了有把握不说出点会冒犯别人的话来,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历史。在这方面,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有一大长处:他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话不该说,所以对自己说的就更有把握;就这样,他们还常常一不留神就说走了嘴,可想而知,从云山雾罩之中掉到这种场合的人会怎么样了:他几乎只要一开口说上一分钟,必然遭到驳斥。而在两人单独交谈时,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很尴尬的地方,更加糟糕,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你又得逗着他说。光是这种难以忍受的尴尬场面就让我厌恶社交了。我觉得没有比被逼着立即说话、总要说话更加可怕的窘迫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对任何约束的厌恶有关系,但是,硬是没话找话,那这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
更加讨厌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沉默的时候,我却像是早点还债似的,抢着说起来。我慌忙地、结巴地说出一些毫不连贯的话来,要是这些话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倒也算了,可我本想掩愚藏拙,却偏偏很少不出丑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我只举其中的一件。那不是我年轻时的事,而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了多年以后的事,那时候,只要可能的话,我总要摆出上流社会的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劲头。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后者的名字说出来也无伤大雅,他就是贡托公爵大人。房间里没有别人,我竭力地想插上几句话。在四个人中,有三个肯定不需要我多嘴多舌的,天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女主人让人送来一剂软糖式药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都要吃两次药。另一位贵妇见她一脸苦相,便笑着说:“是特隆桑法国名医(1709—1781),1755年在日内瓦被任命为医学教授,而且,成了伏尔泰的医生。他以鸦片为原料配制的软糖药剂主要是用来医治性病的。先生的软糖式药剂吗?”女主人以同样的口吻回答说:“我想不是的。”聪明的卢梭殷勤地插言道:“我想这种药不怎么有效。”大家全都愣住了,谁都没有吭声,谁也都没有笑一笑。不一会儿,话题转了。这种蠢话要是冲着其他女人说的,可能也就是句玩笑话,可对一位非常可爱、容易遭人议论的女人这么说,就很可怕了,而我却是真的无意冒犯她的。我相信在场的一男一女见证人,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的。这就是我没话找话时脱口而出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这件事,因为,除了这件事本身就令人难忘而外,我想它产生了一些使我不得不常想起它来的后果。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而我尽管不是个傻瓜,但却常常像个傻瓜似的,甚至连善于识别人的人也这么认为。尤为不幸的是,我的相貌和眼睛都透着精明样儿,人们对我的这种失望使我的愚蠢变得更加讨厌。这件小事虽说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但对了解今后的事情还是挺有用的。它是了解人们看见我做的许多怪事的一把钥匙,人们把这些怪事说成是我的野性使然,其实我根本不是这种性格。如果我不是深信自己在交际场上出现不仅会对自己不利,而且会失去自己的本色的话,我是会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写书著述和离群索居,这对我是最适合的了。我若是出现在人前,大家可能永远不知道我有什么价值,甚至都不会朝这方面去想一下。迪潘夫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尽管我在她家住过多年,但自那以后,她亲口对我这么说过许多次。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我以后再谈。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自己生来就是不幸的
我的才能就这么确定了,适合我的行当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再一次完成我的使命。困难的是我没有入过学,我拉丁文又不太懂,没法当神甫。华伦夫人想让我去修道院学习一段时间。她跟院长商量了这事。修道院院长是个遣使会会士,名叫格罗,长得矮小憨厚,一只眼睛快瞎了,身材精瘦,头发花白。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而又最没学究气的遣使会会士,我这样说的确不算过分。
他有时来妈妈家里,妈妈款待他,抚爱他,甚至逗他,有时还让他替她系系衣服背后的带子,这是他很乐意干的。当他帮着系带子的时候,妈妈便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摸摸这个,弄弄那个。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不停地嘟哝着:“喂,夫人,您别走来走去的呀。”这倒是可以绘成一幅挺美的画的。
格罗先生欣然地同意了妈妈的安排。他只要了很少的膳宿费,并负责教导我。剩下的就是等待主教点头了。主教不仅同意,还愿意代出膳宿费。他还允许我穿世俗衣服,直到大家通过测验,认为我已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止。
变化多大呀!我不得不听从。我就像是遭受酷刑一般地到修道院去了。修道院真是阴森可怕的地方,特别是对一个离开了一位可爱女人的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只带了一本书,是我求妈妈借给我的,它是我无限的慰藉。大家一定猜不到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一本乐谱。在她所培养的才能中,没有忘掉音乐。她嗓音挺好,歌唱得也不错,还会弹点羽管键琴。她还好心地教过我点音乐,但必须从最浅显的开始,因为我连圣诗乐谱几乎都摸不着门儿。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十来课,还老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不仅没有教会我视唱,而且都没教会我四分之一的音乐符号。但我对这门艺术那么地热爱,以致想自己试着练练。我带走的乐谱并不是最浅显的,那是克莱朗博的合唱曲。我可以说既不懂变调,也不懂时值,但竟然能识得、并不出错地唱出《阿尔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乐曲。可想而知,我下了多大的功夫,又是多么地刻苦执著。的确,这首曲子谱得非常地准确,只要按照节拍诵诗,就能与音乐合拍了。
修道院里有一个该死的遣使会会士,专找我的碴儿,使我对他想教我的拉丁文都感到厌恶。他一头服帖油滑的黑发,香料面包色的面孔,水牛嗓子,灰林鹗的眼睛,野猪鬃的胡须。他一脸奸笑;四肢动弹起来好像木偶似的。我忘记了他那讨厌的姓名,但他那吓人而又让人肉麻的面孔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只要一想起他来,必定颤抖不已。我仍记得在走廊里遇见他的情景,他彬彬有礼地把他那顶油腻的方软帽一摆,请我到他房里去。我觉得他那房间比黑牢房还要可怕。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这么一位老师同当过我老师的宫廷神甫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如果我再听任这个恶魔摆布一两个月,我相信我必定会精神失常的。但是,憨厚的格罗先生发现我很忧伤,吃不下饭,人在消瘦,便猜到了我苦闷的原因。这事很容易解决。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魔爪,而且干脆把我交到与之截然不同的一个最温和的人手里。这个人是一位年轻的弗西尼神甫,名叫加蒂埃,是来修道院深造的。出于对格罗先生的尊重,而且我认为也是出于仁慈,他很乐意挤出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未见过比加蒂埃先生相貌更动人的人了。他一头金发,胡子近乎红棕色,风度如同他家乡的人,大智若愚,但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心地善良、仁慈友爱、热情洋溢。他那双蓝眼睛里,交织着温柔、亲切和忧伤,让人一看便注意上他。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眼神、声调看来,似乎他已预知自己的命运,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不幸的。
他的性格与他的相貌完全相符。他非常耐心且温和地好像在同我探讨,而不是教育。我立即就喜欢上他了,因为他的前任为他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他没少为我花时间,尽管我俩都挺努力,尽管他教得挺好,可我虽然刻苦但长进不大。很奇怪,我虽然理解力不差,但从未能从老师们那儿学到点什么,除了我父亲和朗贝尔西埃先生而外。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是,我自己学到的,大家以后便会明白的。我的思想忍受不了任何的束缚,不能屈从于时间的限制。而且,我担心学不会,所以无意集中精力。我害怕让讲课的人着急,便不懂装懂,因此对方在往下讲,我却一点也听不懂。我的思想想按自己的节奏运转,而不能忍受别人的安排。
圣职授任礼的时刻到了,加蒂埃先生便回到本省去当六品修士了。他带走了我的遗憾、我的依恋和我的感激。我祝愿他,但那些祝愿如同我对自己的祝愿一样,没有兑现。好几年后,我听说他在当一个教区的副本堂神甫时,同一位他以从未有过的、十分温柔的心爱上的姑娘生了一个女孩。在这一个管得十分严厉的教区里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丑闻。按照常规,神甫们只能同已婚妇女生孩子。他因为违反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被投入监狱,名誉扫地,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恢复圣职了,但是,他的不幸遭遇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在写《爱蜜尔》时,我又想了起来,因此,我把加蒂埃先生同盖姆先生揉在了一起,把这两位可敬可爱的神甫变成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原型。欣慰的是我的描写并没有损害我的两个原型。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受益匪浅的乐谱
当我在修道院的时候,多博纳先生被迫离开了阿纳西,因为地方长官大人认为他同自己的妻子有染有伤大雅。这其实就像是“园丁的狗”这是一句谚语:“园丁的狗不吃狗食,但牛来吃时则汪汪直叫。”一般,因为尽管科尔维奇夫人很可爱,但他同她夫妻不和,山外人的怪癖“山外”指的是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用“山外人的怪癖”指责科尔维奇,是影射同性恋,因为法国人从16世纪起便指责意大利人搞同性恋。又使她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便粗暴地对待她,两人只好分居。科尔维奇先生是个无耻小人,阴险毒辣,狡猾奸诈,因为树敌太多,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报复自己的仇人是唱歌:多博纳先生写了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把剧本寄给了华伦夫人,她让我看了剧本。我挺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产生了写一出剧的幻想,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像该剧作者所说的那么蠢。但是,直到我到了尚贝里之后,才实现这个愿望,写了《顾影自怜》。因此,我在该剧本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18岁时写的它,那是瞒掉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却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我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社会上却是风言风语的。我每周有一天可以外出,我用不着说出我利用这一天都干些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妈妈家里,与妈妈房子相连的方济各会的一幢楼房着火了。这楼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一捆捆干柴。一瞬间,火烧起来了。妈妈的房子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给盖住了,十分危险。大家急慌急忙地往外搬,把家具搬到了花园里。花园正对着我以前住的房间的窗户,在我所说的小溪那边。我慌乱不堪,手忙脚乱,把拿到的东西,不问三七二十一,全都扔出窗外,甚至把一个大白臼都扔了出去,要是放在平时,我连抬都抬不动的。如果不是有人拦住我,一面大镜子也要被我扔出去了。善良的主教那天也来看望妈妈,他也没闲着,他把妈妈拉到花园,同她以及所有在花园里的人一起祈祷。我因为来晚了点儿,看见大家都跪着,便也像他们一样地跪了下来。在主教祈祷的过程中,风向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及时,以致盖住房屋而且已经蹿进窗户的火苗扑向院子的另一边去了,房屋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害。两年后,贝尔奈先生去世了,他的老会友——安多尼会修士们开始收集能够有助于他的列真福品的材料。我应布代神甫的请求,把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作为见证加进这些材料里去,这是我做得对的;但我做得不对的是,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奇迹。我看见主教在祈祷,而在他祈祷的过程中,我看见风向变了,而且变得很及时,这就是我可以说的和可以作证的,但是,这两件事中一件是另一件的原因,那我就不该说得那么肯定,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就我的记忆,我当时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我没有胡编乱造。人们心中极其自然的对奇迹的喜爱、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景仰,以及我也许以为自己对这奇迹的出现有所贡献的那种内心的骄傲,致使我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我敢说,如果这一奇迹确实因为是最热烈的祈祷所造成的话,那我完全可以说,这里面有我一份功劳。
30多年后,当我发表《山中来信》时,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份证明材料的,并且还在他的文学刊物中引用了它。必须承认,这一发现很有利,很及时,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我命中注定是一事无成。尽管加蒂埃先生尽一切可能地把我的进步说得比较好,但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同我的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了。因此,主教和院长灰心了,认为我不是做神甫的材料,把我还给了华伦夫人。但是,他们仍说我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一点恶习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尽管人们对我有那么多让人讨厌的偏见,但她并没有抛弃我。
我得意洋洋地把我受益匪浅的乐谱带回她家。我那首《阿尔菲和阿蕾土斯》曲子几乎是我在修道院里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门艺术的偏好使她产生了培养我当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周起码举办一次音乐会,而且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时常来看望她。这位乐师是巴黎人,名叫勒梅特尔,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为人活泼开朗,人也年轻,仪表堂堂,才气不高,但毕竟是个很好的人。妈妈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到膳宿费的问题,一下就谈好了。总之,我到他那儿去了,愉快地过了一冬,因为他的训练班离妈妈家只不过20步远,不一会儿工夫便走到了,我们还常常一起在妈妈家吃晚饭。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又干出新的蠢事
不难想像,训练班的生活总是充满欢歌笑语的,同音乐家们以及唱诗班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比跟圣一拉扎尔修道院的神甫们在一起的日子更有意思。不过,这种生活尽管更自由自在,但仍旧是按部就班,有一定之规的。我生来就爱独行其是,但又从不过分。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去妈妈那儿或是去教堂以外,我一次也没出去过,甚至都没想过要出去。这段时间是我生活得最平静的阶段之一,回想起来非常愉快。在我置身其中的各种环境里,有一些环境使我感到非常地愉快,回想起来,仍旧其乐融融,犹如依旧身在其中一般,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所有东西、温度、气味、颜色,那是只有在那儿才能感觉到的某种印象,对它的生动回忆又重新把我带到了那里。例如,大家在训练班练习的所有曲子、大家合唱的所有歌子、大家在那儿所做的一切、议事司铎们的美丽而高贵的衣服、神甫们的祭披、唱诗班成员的主教冠、乐师们的面容、拉低音提琴的瘸子老木匠、拉小提琴的金发矮个儿神甫、勒梅特尔摘下佩剑后披在世俗衣服外面的旧道袍,以及他去唱诗班时套在旧衣服外面的漂亮的高级宽袖白色法衣;我拿着一支短笛坐在乐台上,准备吹奏勒梅特尔先生专门为我谱写的一小段独奏曲的那份洋洋自得,等着我们的佳肴以及大家的好胃口。这所有的一切活灵活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成百次地使我开心忘怀,而且胜过当时的高兴劲儿。我对于抑扬婉转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中的某一曲调始终怀有一种缠绵缱绻,因为在圣诞节前四星期的将临期的某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那座教堂的规矩,在教堂台阶上唱这首圣歌。妈妈的女佣梅塞莱小姐也懂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梅特尔先生让我同她一起唱的《献礼》中的一小段经文歌,而她的女主人是那么兴趣盎然地在听。总之,所有的一切,包括让唱诗班的孩子惹得十分恼火的、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女仆佩琳娜,在回忆这些幸福无邪的时刻时,都常常萦绕脑际,令我陶醉,令我伤怀。
我无可指责地在阿纳西生活了将近一年,大家对我都挺满意。自从我离开了都灵之后,我没干过任何蠢事,而且只要是在妈妈跟前,我是不会干蠢事的。她引导我,始终在很好地引导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惟一的激情;而且,可以证明这不是疯狂的激情的是,我的心培育了理智。的确,这惟一的情感可以说把我的所有才智全都吸走了,使我什么也学不成,连我花了全部力量去学的音乐也毫不例外。但这根本不是我的错;我是全身心地投入的,是勤奋刻苦地去学的。但我心不在焉,总是走神,总是唉声叹气,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进步,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启发我,我便又干出新的蠢事来。这个人出现了。是偶然促成了这个机会,大家下面可以看到,我那不听话的脑袋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天晚上,天气很冷,我们都围在炉旁烤火。这时候只听见有人在敲大门。佩琳娜提起马灯,下楼去开门。一位年轻人同她一起走上楼来,不慌不忙地自我介绍之后,向勒梅特尔先生简短而文雅地恭维了几句。他自称是法国音乐家,因为囊中羞涩,想在音乐训练班找点活儿干,挣点路费。善良的勒梅特尔先生,听说他是法国音乐家,心里一颤,因为他炽热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位年轻的过路人,留他住宿;年轻人看来很需要住的地方,没怎么客气就留下不走了。当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着吃晚饭时,我细细地观察着他。他身材矮小,但却胸宽背阔。他并不特别畸形,但却有这么点我说不上来的不匀称,可以说是一个平肩驼背人,不过,我觉得他有点瘸。他穿了一件黑上衣,虽说不算旧,但磨损得厉害,破烂得都在掉碎片了;一件质地上乘但却很脏的衬衣,袖口挺漂亮,但已起毛边了;两条腿上绑着护腿套,一只腿套就足够放进他的两条腿去;他腋下夹着一顶抵卸风雪的小帽。但在他这身滑稽装束中,透着某种他的风度所能表露出的高贵。他容貌清秀恬静,说话伶俐清晰,但不太谦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但却像个化缘的疯子。他告诉我们说,他叫旺蒂尔·德·维尔纳夫,从巴黎来,走迷了路。而且,他有点忘了自己音乐家的角色,又补充说,他要去格勒诺布尔拜望在议会里的一个亲戚。
晚餐时,大家谈论着音乐;他谈得头头是道。他知道所有的大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演员、所有的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大家谈到的一切他好像都很了解。但是,刚谈起一个话题,他便说句俏皮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刚才说什么了。那天是个星期六,第二天教堂里有音乐会。勒梅特尔先生建议他参加演唱,他回答说:“非常高兴。”问他唱哪个声部,他回答说:“男高音。”随即便把话岔开了。在去教堂之前,有人把他的那一部分给他,让他准备一下,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他这么不可一世令勒梅特尔先生非常吃惊。后者对着我的耳朵说:“您看着吧,他不识谱。”我回答说:“我也非常担心。”我焦虑不安地跟在他俩身后。音乐会开始时,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因为我很关心他。
我很快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嗓音美极了。我还从未这么惊喜过。做完弥撒之后,旺蒂尔先生受到教堂的全体教士和音乐家的称赞;他笑嘻嘻地随意答谢着,但始终不失其风采。勒梅特尔先生真心诚意地拥抱他,我也同样地拥抱他:他见我愉快,因此他似乎也感到挺高兴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我们很快便分手了
我相信,大家会认为,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大老粗的巴克勒先生我都迷恋过,那我对这位有教养、有才气、幽默风趣、深谙世事、且又被看作是个可爱的浪荡公子的旺蒂尔先生自然会更加迷恋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想,如何一个年轻人,处在我的位置,也会这样的,特别是他如果具有鉴赏他人特长的较强能力并对其才能十分仰慕的话,则更容易如此,因为毫无疑问,旺蒂尔先生就具有这种特长,而且,他还具有一种他这种年龄的人很少有的一个特长:不急于表露自己的才能。是的,他对许多他并不懂的事情自吹自擂,然而,对于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且知道得真不少,他却只字不提,等着机会去展示出来。他这叫欲擒故纵,其效果更大。由于他每件事都刚开个头就不往下谈了,大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全部抖落出来。他谈话时爱开玩笑,放荡不羁,口若悬河,充满魅力,始终笑容可掬,却从不失声大笑,就是最粗俗的事,他谈起来也温文尔雅,让人听着顺耳。连最害羞的女人都很惊奇自己竟能听得下去他的话。他们虽然觉得应该生气,但却又气不起来,因为没有力气去生气。他所需要的只是青楼女子,而且,我相信他并不是爱搞风流韵事的人,但却生就的是在交际场中,为有风流韵事的人增添无穷的乐趣的人。有这么多的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了解而且欣赏这些才能的地方,让他长久地囿于音乐家的圈子里是困难的。
我对旺蒂尔先生的仰慕,其动机是很理智的,其结果也没非礼之处,尽管我对他的喜爱比对巴克勒先生更加强烈,更加持久。我喜欢见到他,喜欢听他说话;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可爱;我感到他所说的一切都如同神谕;但我并没迷恋到离不开他的程度。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保险,使我不致过分。再说,我觉得他的妙语箴言对他很好,但对我却并无用处。我所必需的是另一种欲望,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而且我也不敢对他提起,我深信他听了会嘲笑我的。然而,我真想把这种爱恋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结合起来。我十分激动地同妈妈谈起他;勒梅特尔先生也对妈妈赞扬他。妈妈同意把他带来见她。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他觉得她矫揉造作;她认为他放浪形骸。她为我有这么一个坏朋友而担忧,不仅不允许我再带他来她家,还竭力地向我描绘我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的种种危险,因此,我有点谨慎,收敛一些,而且,我们很快便分手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梅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情有独钟。他还好喝酒,但在饭桌上却很节制,只是在屋里作起曲来,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佣很了解他,所以,只要他一准备好谱曲的纸和拿起他的琴来时,他的酒壶和酒杯就立刻准备好了,而且一壶接一壶地喝个没完。他虽然从未烂醉如泥,但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这实在是挺可惜的,因为他是个本质上很好的小伙子,性格活泼开朗,妈妈老叫他“小猫”。不幸的是,他喜爱他的艺术,工作起来玩命,酒喝得也太多。这影响了他的身体,最后也影响了他的脾气:他有时候多猜多疑,容易发火。他不会撒野,无论对谁也都不会无礼,所以从未说过一句粗话,连对他的唱诗班的孩子都没说过。但你也不能对他无礼,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糟糕的是,他不很聪明,分不清好话坏话,所以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火。
从前,那么多王公主教把能参与其间视为荣耀的日内瓦古老的教士会,在流亡中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华,但仍保留着它的高尚。要想被接纳,必须是贵族或索邦神学院的博士才行。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除了个人的才能而外,出身的高贵也使人自豪。再说,所有雇用世俗人的神甫通常对待俗人都是相当傲慢的。那些教士会成员常常就是这么对待可怜的勒梅特尔先生的。尤其是那个名叫维多纳的唱诗班的神甫,他其实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但过分地以贵族自居,所以对勒梅特尔先生的才能并不总是很尊重,而后者也不太买他的账。这一年的圣周期间,主教照例邀请教士会成员们午餐,而勒梅特尔一向是在邀请之列的。席间,他俩发生了一场比往常更加激烈的争吵。维多纳神甫对勒梅特尔先生有些失礼,对他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使他忍无可忍。他立即决定第二天夜间离去,尽管他去向华伦夫人辞行时,夫人一再地劝说他,他仍旧不依不饶。他不能抛开报复这帮狂徒的乐趣,想让他们在大家最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丢人现眼。但是,他自己也有为难的事,那就是他要带走的乐谱足足有一大箱,沉甸甸的,无法夹上就走,使他非常犯愁。
妈妈所做的,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也会做的,而且仍旧还会那么做的。她一再挽留他,但无济于事,见他仍旧执意要走,她便决定尽她一切的可能帮助他。我敢说,她应该这么做。勒梅特尔可以说是曾经全心全意地为她效劳。不论是有关他的艺术还是在照顾她方面,他都是完全彻底地听命于她的,而且办事的热心劲头为他的殷勤赋予了新的价值。因此,她所做的只是在关键时刻对一个三四年来为她殷勤效力的朋友的答谢。但是,她心灵高尚,在完成类似义务时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还债。她把我叫去,命我至少把勒梅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只要他需要,不管多长时间都得伴随着他。她后来向我承认,她这么安排更多地是想让我离旺蒂尔远些。为搬运箱子的事,她征询过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内。后者认为不能在阿纳西用牲口驮,那肯定会暴露我们的,必须等到天黑,把箱子抬出一段路去,然后再在某个村子里雇上一头驴,把箱子驮到赛塞尔。那儿已到法国境内,我们就再没什么危险了。这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晚七点便动身了,妈妈借口替我出路费,往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装了些钱,这对他可不无小补。克洛德·阿内、园丁和我,我们尽力把箱子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雇上一头毛驴驮着;我们当晚就到了赛塞尔。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无愧于人们的尊敬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我有时候很不像自己,大家会把我看成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人。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赛塞尔的本堂神甫雷德莱先生是圣-皮埃尔的议事司铎,所以认识勒梅特尔先生,也是他最该躲着的人中的一个。可我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主张去见见他,找个借口要求借宿,仿佛我们到这儿来是经教士会同意的。勒梅特尔先生对这个想法挺赞赏,认为这可以使他的报复又刺激又有趣。因此,我们便大摇大摆地去雷德莱先生家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勒梅特尔对他说,是应主教之邀,去贝莱主持复活节音乐会的,说是打算过几天还要路过此地。而我为了帮他说谎,也编了不少非常自然的假话,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我很友好,十分温和亲切。我们吃住都安排得很好。雷德莱先生不知用什么佳肴来招待我们是好。分手的时候,大家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答应回来路过此地时多住些日子。等只剩下我俩时,我们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而且我承认,一想起来,我仍要忍俊不禁,因为谁也想不出比这更来劲、更有趣的玩笑了。如果勒梅特尔先生没有不停地喝酒和胡言乱语的话,如果他没有犯了后来常犯的好像癫痫的毛病的话,我们本会一路上笑个不停的。他这样让我挺为难,我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考虑如何想法脱身。
我们像对雷德莱先生说的那样,去贝莱过复活节,而且,尽管是突然而至,但我们却受到了乐队指挥以及所有人的热烈欢迎。勒梅特尔先生在他这门艺术中有些名气,无愧于人们的尊敬。贝莱的乐队指挥炫耀地演奏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试图得到一位如此好的评判家的赞赏,因为勒梅特尔不仅是个行家,而且为人公正,毫不嫉妒,也不阿谀奉承。他比所有那些外省乐师高明许多,而他们自己也真心实意地这么认为,所以不是把他视为同行,而是把他看作他们的头头。
在贝莱愉快地过了四五天之后,我们又上路了。一路上,除了我刚提到的那点意外而外,再没有出现过其他事情。到了里昂,我们住进圣母客栈。在等着我们用另一谎言,通过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先生,装上罗讷河的船上的箱子的同时,勒梅特尔先生跑去拜访熟人,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卡东神甫(他的情况以后再谈),和里昂伯爵多尔唐神甫。他俩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正像下面要说的,他们却使他露了馅儿,所以他在雷德莱先生那儿的好福气也就完结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走过离旅店不远的一条小街时,勒梅特尔突然犯病,而且来势凶猛,我吓坏了。我大声叫嚷着,呼喊救人,说出旅店的名字,央求大家把他抬去。然后,当人们围拢过来,在倒在街中间、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的他周围忙碌着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依赖的惟一的朋友却把他扔下了。我趁没人注意我的机会绕过街角,逃之夭夭。感谢上天,我终于把第三件难以启齿的事前两件是指前面所说的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和诬陷他人偷丝带的事。坦白出来了。如果我有许多这类事要坦白的话,那我开始写的这本书就只好就此搁笔了。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切都在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我要在下一章里说的却几乎是完全没有人知晓的了。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荒唐的事,幸好它们并未产生恶劣的后果。我的脑子里响着一种外来乐器的音调,忘乎所以,超乎寻常,后来,脑子自己恢复了常态,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干荒唐的事,或者顶多是只干了一些与我的天性比较一致的荒唐事。我年轻时的这段时间是我记忆最模糊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可以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回忆的,而且,四处奔波,漂泊无着,所以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些差错。我是完全凭着记忆来写的,没有能够帮我回忆的遗留物和材料。我一生中有一些事情仿佛是刚发生似的历历在目,但也有一些遗漏和空白,我只能用留在我脑子里的模糊记忆加以模糊地填补。因此,我有时可能出些差错,而且,在我找到有关自己的更可靠的材料之前,我还可能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出些差错,但是,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敢保证是准确无误,忠实可信的,就像我将在所有事情上始终尽力做到这一点一样。
我一离开勒梅特尔先生,便拿定主意回阿纳西去。我们出发的原因及其躲躲藏藏,曾使我对我们回去的安全感到极大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使我的一颗心完全悬着,有几天工夫,我竟然不再想到回去了。但是,当我一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时,主要的感情又涌了上来。没有什么能吸引我,没有什么能诱惑我,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是想回到妈妈身边。我对她的依恋之真挚而缠绵,把我心中所有一切幻想的计划、一切疯狂的野心全都剔除干净了。我除了看见在她身边的幸福而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幸福,我感到每离她远一步,便远离这种幸福一步。因此,一有可能我便立即回到这种幸福中去。我回去得那么匆忙,我的思想又是那么地恍惚,所以,尽管我回忆起其他的旅行来时那么地津津乐道,但对这一次的情况却毫无印象。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离开了里昂和回到了阿纳西。大家可以想像得到,这最后的一段时期我脑子里该是多么地混乱!我回去时,没再见到华伦夫人,她去巴黎了。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秘密使命
我始终没太弄明白她这次巴黎之行是怎么回事。我敢肯定,如果我追问的话,她是会告诉我的,但是,没有谁像我这样不愿意打听朋友的隐私的了。我一心只想着眼前,整个心的容量与空间被眼前的事情装满了,除了可成为我今后惟一享受的往日的欢乐之外,我的心没有一点空隙来装往事。从她对我提起的只言片语中,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撒丁王退位在都灵引发的革命,她怕被人遗忘,想借多博纳先生的阴谋活动,在法国宫廷里得到同样的好处。她曾经常对我提起,她宁愿从法国宫廷得到好处,因为法国宫廷有很多的大事要做,没人讨厌地监视她。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很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人给她脸色看,而且,她一直拿着年金,从未间断过。有好多人认为,她曾负有什么秘密使命,不是受了本应亲自去法国宫廷办事的主教之托,就是受了一个更有势力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回来之后才受到很好的对待。如果果真如此,那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女使者没有选错,她既年轻又美丽,具有从谈判中取胜的所有一切必备的才能。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不可思议的震动
我的愿望就是:一个不算大的地产,上有花园,宅旁有一眼不断喷涌的泉水,再加上一座小树林……这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二卷第六首讽刺诗的拉丁文诗句。
我不能再说:“诸位神明给了我更多更好的。”这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二卷第六首讽刺诗的拉丁文诗句。但没关系,我用不着再多的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自得其乐就足够了。我早就说过,并且深有体会,即使暂且不谈丈夫和情人的区别,所有者和占有者也有天壤之别。
我一生中那不长的幸福便从这儿开始了。使我有权说我未曾虚度此生的那平静而飞逝的时刻降临到这里了。宝贵而又令人十分留恋的时光啊!啊!但愿你能倒流,请你尽可能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流淌,尽管你实际上在飞快地流逝。我怎么才能随意地延长这非常动人、非常单纯的一段回忆,以便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又不让读者和我自己因反复唠叨而厌烦?再有,假如这一切都是事实、行动、言谈的话,我是可以描述,并以某种方式复述的,但是,那些既没说过,也没做过,甚至都没想过,只是品味过,感觉过的事,我除了这份感觉而外也无法说出我幸福的缘由来的事,我又怎么去说呢?我日出即起,幸福快乐;我散步,幸福快乐;我看见妈妈,幸福快乐;我离开她,幸福快乐;我在树林山丘闲荡,在山谷中游逛,我读书,我无所事事;我在园子里劳作,我采摘果子,我帮忙做家务。幸福到处在跟着我:它不存在于任何明确的事物之中,它就在我的心中,一刻也不离开我。
在这段幸福的日子里,我所发生的一切,在这段时期我所做、所说、所思的一切,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而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事只是间断地浮现在脑子里,记忆不清,十分模糊。但是那段时间的事却记得一清二楚,仿佛历历在目。年轻时,我的想像力总是超前的,现在却只能回首往事,以那些甜美的回忆来弥补我永远失去的希望。我再也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可以引诱我的了,只有追忆往事才能给我以愉快,而且,对我所谈到的那个时期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回忆使得我尽管屡遭不幸,却常常快快活活。
关于这些回忆,我将只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看到它们是多么强烈,多么真实。第一次去沙尔麦特过夜的那一天,妈妈坐轿子,而我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上坡道。妈妈身体较重,担心轿夫们太累,走到将近一半时,她想下轿步行。正走着,她看见篱笆里有蓝的东西,便对我说:“那是长春花,正开着。”我没有弯下身子去查看,而且视力又太弱,直着身子是分不清地上的植物的。我只是边走边朝那东西瞟了一眼,而且,将近30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或者留意过长春花。1764年,我同友人佩鲁在克莱希埃的时候,我们爬上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漂亮的小亭子,佩鲁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美景亭”。当时,我开始采集一点植物标本。上山时,我朝树丛中看着,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啊!长春花!”那确实是长春花。佩鲁看出我很激动,但不知我为何如此。我希望他有一天读到这里时能知道个中原因。通过我对这么一个极小的事的印象,读者可以看出与那个时期有关的所有一切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然而,乡间的空气并未使我身体康复。我原来就浑身无力,现在更加厉害。我喝不了牛奶,只好不喝。当时流行水治百病,所以我便开始喝水,大量地喝,以致病没治好,差点送了命。每天早上,我一起床,便拿着一只大杯子到泉边去,一边散步,一边不停地喝,足足喝上两瓶。我吃饭时已完全不喝酒了。我喝的水像大部分山中的水一样,有点硬,不易消化。总之,喝得太多,不到两个月,我那一直很好的胃就全给喝坏了。我知道,我的胃吃什么也不容易消化了,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出了点事,不论其本身或是它对我一生的恶劣影响,都是很奇特的。
一天早上,身体并没比平日坏,可是在支起一张小桌子的时候,我忽觉体内产生一种突然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震动,好像是血液里起了一阵风暴,立刻传遍全身。脉搏跳得异常快,我不仅感觉,甚至听到它的跳动声,特别是颈动脉的跳动。同时,耳朵里也响得厉害,有三种或者可以说是四种声音:粗而沉的声音,像流水似的较清晰的潺潺声,很尖的哨声和我刚才说的、不用按脉也不用手触身体便能数出次数的跳动声。耳朵里的声响那么厉害,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敏锐的听觉,使我虽未成为聋子,但却从此以后便重听了。
大家可以想像我是多么吃惊,多么惊慌。我以为快要死了,便躺到床上去。医生请来了。我哆嗦着向他叙述病况,认为自己完蛋了。我认为他也是这么看的,但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向我讲了一大套,我一点儿也没听懂。然后,他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那“贱体”上进行他所喜欢的那种试验疗法。那疗法极其难受,极其恶心,而且效果极差,所以我很快便厌烦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到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便下床了,恢复了日常生活,不去管动脉的跳动和耳鸣了。从那以后,也就是说30年来,这毛病一刻也没好过。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使我的意志服从教会
在这之前,我一直睡眠很好。出现所有这些症状之后,我至今一直严重失眠。当时我就想,我已来日无多了。这反倒使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去操心治病的事。既然没多少日子可以活了,我便决心尽可能地充分利用我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多亏了大自然的特别恩宠,使我在这么悲惨的状况之下,得以免除似乎本该遭受的痛苦。我虽受到嗡嗡声的干扰,但却并未感到难受:除了夜晚失眠和总是气急而外,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其他的任何不便,而且气急也未发展成气喘,只是在我想跑步或活动稍微激烈点时才有所感觉。
这个病本该摧毁我身体的,却只是扑灭了我的激情,为此,我每天都因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帝。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时才开始活着的。我对我要抛开的东西给予了真正的重视,开始关心更加崇高的事情,仿佛要提前完成应该很快完成而一直忽略至今的事情一样。我常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宗教,但却从未完全抛开宗教。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并没费什么事,而这个题目对那么多人是十分悲伤的,但对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和希望目标的人来说则是十分亲切的。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来说比所有的神学家都更加有用。
妈妈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整套看法,所以对宗教也不例外。这套看法包括一些很散乱的观念,有的很健康,有的则很荒谬;还包括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以及源自其教育的偏见。一般来说,善男信女们总是把上帝看作同自己一样:好人把上帝看成是善良的;恶人视上帝为凶恶的;易怒狂躁的信徒看见的只是地狱,因为他们想把所有的人打入地狱;仁爱温情的人则不怎么相信有地狱。有一件事令我惊诧不已,善良的费讷隆在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谈论地狱时,仿佛他真的认为它存在似的。但我可真的希望他当时是在撒谎,因为不管你是多么诚实,在你当了主教的时候,你有时也不得不撒谎。妈妈对我不撒谎,她那颗无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像成凶神恶煞,信徒们看到的是正义与惩罚,而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与仁慈。她经常说,上帝如果要求我们行为端正,那它就无正义可言了,因为它并没有给过我们这么做的条件,所以那就等于是在强人所难。奇怪的是,她不相信有地狱,但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置恶人的灵魂,既不能把它们打入地狱,又不能在它们脱胎换骨之前把它们与好人放在一起。应该承认,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恶人的确总是十分难对付的。
还有一件怪事。大家看到原罪与赎罪的整个理论被这套看法推翻了,普遍的基督教基础被动摇了,而且至少天主教是不能存在了。可是,妈妈却是个好的天主教徒,或者她自称是的,而且她以此自诩肯定是真心实意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太刻板,太迁强。人们在其中读到的所有一切永恒的苦难在她看来都是为了吓唬人的,或者是假想的。她认为耶稣基督之死是真正的上帝的怜爱的榜样,以教诲人们去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总之,她是忠于她所信奉的宗教的,她真心接受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逐条讨论起来,尽管她始终服从教会,她却与它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一点上,她有着一种纯朴的心,一种比无端指责更为雄辩的坦诚,这常常使她的忏悔师都感到难堪,因为她什么都不对他隐瞒。她对他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想永远这样,我以全部心灵的力量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不能把握自己的信仰,但却能把握自己的意志。我毫无保留地使我的意志服从教会,而且愿意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么样?”
我认为,即使根本没有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因为它很符合她的性格。她在做一切命令做的事,但即使没命令做的她也照样会去做。凡是无足轻重的事,她都喜欢服从。如果没有允许、甚至命令她开斋,她是会自觉自愿地守斋的,根本无需监督她。整个这种道德是从属于塔维尔先生的准则的,或者说她认为其中并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她每天可以同20个男人睡觉而仍然心安理得,除了情欲而外,不感到下流可鄙。我知道,有很多的虔诚女子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更加有所顾忌,但不同的是,她们是被她们的情欲所诱惑,而她却仅仅是被其诡辩哲学所蒙蔽。在最感人的谈话中,我敢说是最有教益的谈话中,她在谈到这一点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并没感到自相矛盾。如果因事中断谈话,她随后照样会同以前一样平静地接下去谈,因为她真心实意地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社会管理的一条准则,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理解、执行或摈弃,而绝不致冒犯上帝。尽管在这一点上我肯定与她看法不同,但老实说,我并不敢驳斥她,因为我耻于扮演为此而必须扮演的不高尚的角色。我倒是很想为他人确立规范,而尽量把自己排除在外。但是,我知道,她的气质使她不致过于滥用自己的原则,而且她也并不是一个轻易就上当的女人,如果我要求把自己排除在外,那就是让她把她喜欢的所有的人都当作例外。再说,我在这里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时才提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的,尽管它对她的行为并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在当时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但是,我答应过要如实地阐述她的原则,所以我要遵守诺言。现在我再来谈我自己。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使灵魂摆脱死亡的恐惧
我从她身上找到了我为了使灵魂摆脱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所有准则,于是便安详地在这信任的源泉中去汲取。我比以前更加紧密地依恋她,我真想把我感到我那来日无多的生命完全交付给她。从这种对她的加倍的爱恋中,从我将不久于人世的认定中,从我对未来命运的处之泰然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平静、甚至十分快活的经常性状态,缓和了使我们陷入极大恐惧和希翼的所有的激情,让我无忧无虑、安安静静地享受我那极其有限的时光。有件事有助于使这时光更加甜美,那就是我在尽一切可能想法消愁解闷,以培养她对乡间生活的情趣。我在让她爱上她的园子、家禽、鸽子、奶牛的同时,自己也喜欢上这一切了,而这一切琐事占去了我整天的时间,但并未弄得我不得安宁,它们比牛奶和所有药物都更有效地维护我那可怜的机体,甚至使它最大程度地恢复了健康。
收葡萄、摘水果使我们快活地度过了那年的剩下的时日,使我们在周围的好心人中间,对乡村生活日益依恋了。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冬天的到来,好像被流放似的将回到城里去。特别是我,因为怀疑自己能否见到春天的到来,以为是永远告别了沙尔麦特了。我离开时,亲吻着大地和树木,走远了还一再地回头眺望。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有很久,而且我已失去对城市娱乐和交往的兴趣,所以便闭门不出,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而外,再没见过任何人。萨洛蒙先生不久前成了妈妈和我的医生,他是一位正直而有才华的人,有名的笛卡尔派,对宇宙体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的有趣而又有益的谈话,对我来说,胜过他开的药方。我从来就无法忍受那些愚蠢而幼稚的空泛的谈话,但有益而内容丰富的谈话总是让我开心畅怀,我从不拒绝作这样的交谈。我对萨洛蒙先生的谈话感到极大的兴趣,我觉得我同他一起在提前获取我那本会摆脱羁绊的心灵行将获取的高深知识。我对他抱有的这种兴趣扩展到他所谈的所有问题,并开始寻找书籍,以便帮助我最大程度地理解它们。把虔诚融于科学的那些书籍对我最最适合,特别是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的书籍。我开始读它们,或者说是在啃书了。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甫的书,书名叫《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地读了上百遍,决心以它为我的科学指南。最后,尽管我身体欠佳,或者说是正因为身体欠佳,我感到自己逐渐地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拉向研究的道路上,而且,虽然我把每天都看作我的末日,我仍热情不减,仿佛应永远活下去似的在研究着。人家说这对我身体不利,可我却认为这对我挺好,不仅对我的心灵,而且对我的身体都有好处,因为这样孜孜不倦地读书成了我的一种极大乐趣,使我不再去想我的疾病,也因此而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尽管的确什么也无法真正地减轻我的痛苦,但是,因为没有剧烈的疼痛,我便习惯了虚弱无力,习惯了失眠,习惯了去思考而非去活动,最后,也就习惯了把我机体的逐渐缓慢地衰竭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到死才会终止。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的所有无谓的牵挂,而且使我免除了一直强迫我服用药物的那份厌烦。萨洛蒙知道他的药救不了我,便饶了我,不让我再喝苦药了,只是开一些既让病人怀有希望又可维护医生信誉的无关痛痒的药来安慰可怜的妈妈。我不再严格节食,又喝起酒来,而且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恢复了健康人的生活习惯。我对任何事情都挺节制,但却什么也不忌讳。我甚至外出走动了,又开始去拜访熟人,特别是我很喜欢与之交往的孔济埃先生。总之,也许是我感到生命终结是件好事,也许我心底里潜藏着一线活下去的希望,等待死亡并没有减少我对研究的兴趣,反而好像更加激发它,我急切地为去另一个世界而积累点滴知识,仿佛我认为能带走的只有这点知识。我喜欢上了一些文人常去的布沙尔书店;由于我曾以为过不了的春天临近,我便买了几本书,以便万一侥幸能回沙尔麦特的话,带回去。
我得到了这个幸福,因此便尽情地享受它。当我看见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时,我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对我来说,重见春天就像是在天国复活一般。雪刚开始融化,我们便离开了我们的“牢房”,早早地便去了沙尔麦特,好听夜莺的头几声鸣唱。从这时起,我便相信自己活过来了,而且说来也怪,我在乡下从未得过大病。我在乡下感到过难受不适,但却从未卧床不起。在我感觉比平时难受时,我常常说:“当你们见我不行了,就把我抬到一棵橡树下面去,我保证死不了的。”
尽管身体虚弱,但我还是恢复了乡间活动,不过是量力而行的。不能独自侍弄园子,我确实觉得挺难受。但是,挥几下锄,我便气喘,流汗,干不动了。我一弯腰,便心跳加快,血便凶猛地往脑袋上涌,必须赶紧直起腰来。我只能干点儿不太费力的活,所以主要是照管鸽子,而且兴趣很大,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刻也不觉得厌烦。鸽子胆子非常小,很难驯化,但我却终于使我的那群鸽子对我非常信任,到处跟着我,我想抓便能抓到。我每次一到园子里去,胳膊上,脑袋上,总要飞来几只。最后,尽管我很喜欢它们,但它们老这么跟着却不是个事儿,所以只好不让它们再跟我这么亲近了。我一向就特别喜欢喂养动物,尤其是那些胆小而野性的动物。我觉得能得到它们的信任是挺有意思的事,我从未欺骗过它们。我想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喜欢我。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从不与肉欲有关的魅力
我前面说了,我带了几本书来。我看起书来,但不是在受益,而是在玩命。我对事物的错误想法使我深信,要有效地看一本书的话,就必须具有书中涉及的所有知识,根本就没想到作者本人常常也没有这些知识,他们是需要时,从别的书籍里临时抄来的。有了这种荒谬的想法,我便读读停停,不得不老是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书,有时候,我想研究的那本书还没看到十页,我却把书架翻了个遍。我死抱着这种荒谬的办法,浪费了好多时间,把脑子都差点儿给搞糊涂了,到了再也无法读什么和弄通什么的程度了。幸好,我发现自己走上歧路,要钻进巨大的迷宫,在没有完全迷失方向之前,便走了出来。
但凡是真正喜欢做学问的人,投身其中时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种学问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人的脑子不能掌握所有的学问,必须从中选择一门主要的,但是,如果对其他学问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即使在自己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中,也常常是不甚了了的。我感到我所做的本身是好的,有用的,只要把方法改变一下就行。我首先看《百科知识》此处的《百科知识》,不是后来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1751年开始,1772年才完成的。,分门别类地加以研读。我发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把它们分别开来,一个个研究,直到使它们汇集到一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通常的综合法上来,但这时,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这一点上,我的深思熟虑弥补了我知识上的欠缺,而一种很自然的思考帮我指明了方向。不管我还要活或者是就要死,反正我是没时间可浪费的了。活到25岁还一无所知,并且想着掌握一切,那就必须下定决心充分利用时间。我不知道命运或死神什么时候会打断我的勤奋好学,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对一切事物有一些概念,既是为了测试我的天赋,也是为了亲自判断究竟什么最值得研究。
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另一个原先未曾想到的好处,那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时间。我肯定不是天生就是做学问的人,因为太用功我就感觉特别地累,无法连续半小时地考虑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顺着别人的思路走的时候。有时,顺着自己的思路,我反倒能思考得更久,甚至还颇有成效。当我在读必须认真阅读的某个作者的作品时,没读几页,我就走神,脑子也迷糊起来。如果继续读下去,反而累得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明白了。但是,即使连续不断地研究不同的问题,我也无须间歇,能够轻松地思考下去,因为一个问题可以消除另一个问题所带来的疲劳。我把这一发现用在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上,交替地研究着各种问题,以致整天在研究却从未觉得累。的确,田园和家务活儿是有益的消遣,但是,由于我学习的积极性在增高,我很快便找到挤出时间学习的办法,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没考虑哪一件会做得不好。
在这么多使我陶醉而使读者常常觉得厌烦的琐碎的事中,我还留了一手,如果我无意向读者说出来的话,那他们是猜想不到的。例如,我现在非常快活地回想起,为了既轻松愉快又尽可能充分得益,我在时间的分配上做了各种尝试。可以说,在我隐居的那段日子里,尽管我总是病病歪歪的,但却是我一生中最不闲散无聊、最不厌倦烦闷的时期。在转瞬即逝的两三个月里,我既是在摸索自己的思维轨迹,又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里,在这个季节使之生机勃勃的某地,享受着我深感其宝贵的人生乐趣,享受着既无拘无束又温馨甜蜜的伴侣的乐趣——如果能对如此美满的结合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想着获取的美好知识的乐趣,因为对我来说,仿佛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些知识,或者说是更胜于此,既然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有很大比重。
这些尝试是不值一提的,但它们对于我来说全都是一种享受,只是太普通了,没什么好说的。再说,真正的幸福是描绘不出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且越是体会得深就越是描写不出,因为它不是出于一些事实的总汇,而是一种永久的状态。我常这么说,而且如果这同样的事浮现在脑海里时,我还要千遍万遍地更加去这么说。当我那经常变化的生活最终有了一个不变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大致就像下面那样分配了。
我每天早上日出前起床,从邻近的一个果园,在葡萄园上方的一条很美丽的小道上,沿着山坡一直往上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默祷,并不是嘴巴随便地嘟囔几句,而是心诚意定地向往着创造出我眼前这片美丽可爱的大自然的造物主。我从来就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造物件把我和上帝隔开了。我在其创造物中瞻仰他,而我的心则向他飞去。我可以说我的祈祷是诚挚的,因此上帝应该满足我的心愿。我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她祝福的女人祈求一种纯洁的、平静的生活,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生活所迫,祈求虽死犹荣,并在未来命运如同正直的人的命运。另外,这种行动更多的是赞美和瞻仰,而不是祈求,而且,我知道,在福祉的施与者面前,获得我们所必需的真正幸福的最好办法不是祈求,而是在于受之无愧。返回时,我常常绕上一大圈,着回来,饶有兴味地、贪婪地饱览周围的田间作物,那是我的眼睛和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惟一的东西。我老远望去,看看妈妈起床了没有。看到她的外窗板已经打开,我便高兴得发颤,跑步回去。如果外窗板没有打开,我便走进园子去等着她醒来,一边以复习头一天学到的东西来自娱,或者侍弄一下园子。外窗板打开了,我便跑到她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还似醒非醒,而这种拥抱既纯洁又温情,就在其天真无邪之中,有着一种从不与肉欲有关的魅力。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野蛮成性的人才会欺骗它们
我们早餐一般是喝点牛奶咖啡。这是我俩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我们最无拘无束地闲聊着。这种闲谈通常很长,使我对早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因此,我非常地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早餐是正经的一顿饭,大家都坐在一起,而不喜欢法国的习惯,各自在自己的卧室里用早餐,而且经常是根本不吃早餐。闲谈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便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开始看的是哲学书籍,诸如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的《逻辑学》、洛克的评论,以及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尔等的书籍。我很快便发现,这些作者的著作几乎总是互相矛盾,我妄想着将他们的学说统一起来,这可把我累得够呛,而且浪费了我许多的时间。我弄得头昏脑胀,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办法,换了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法,尽管我能力很差,但我却能取得进步,原因盖因为如此,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我很少有做学问的能力。我在读一个作者的著作的时候,便自行规定,接受和遵从其全部思想,不掺杂自己或他人的观点,也从不与之争论。我寻思:“先在我脑子里存下一些观点,不管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明确就行,等到脑子里装得差不多了,再进行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个方法并不是非常完美无缺的,但它使我成功地获取了知识。有几年工夫,我一直是完全照着别人那样去想的,可以说不加思考,而且几乎是不去推理。但这之后,我便有了相当深厚的知识基础,可以独立思考而用不着求教他人。这样,当我因旅行和办事而无法看书的时候,我便饶有兴味地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加以复习和比较,用理智的天平去衡量每一件事,有时也对自己的老师们进行评判。尽管我很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我并没有觉得它已失去了其敏锐性。当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人们并没指责我是一个盲目的门徒,只会人云亦云。
在这之后,我又学了初级几何。因为我一心想要克服自己记忆力差的毛病,老是翻来覆去地不断地从头学起,所以始终长进不大。我不欣赏欧几米得的几何学,他偏重一连串的证明而不是概念联系。我更喜欢拉密神甫的几何学,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所喜爱的作者之一了,我重读他的著作时仍旧兴趣盎然。然后,我学起代数来,仍旧是以拉密神甫的著作为指导。当我学得较深一些的时候,我便学习雷诺神甫的《计算学》,然后,还随手翻翻他的《题解》。我的水平一直不高,不知如何把代数用到几何学上去。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看不到目的的运算方法,我觉得用方程式来解几何题,犹如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我头一次通过计算发现二项式的平方等于二项式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两数的乘积的二倍。尽管我的计算很正确,但我仍不愿相信,直到我画出图形为止。我并不是因为认为代数只求不名数而对它没多大兴趣的,而是因为我想根据图形看出运用在面积上的计算,否则我就搞不明白了。
后来,我又学起了拉丁文。这是我最困难的课程,从未有过多大的进步。我先运用的是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入门》,但毫不见效。那些怪癖的诗句让我讨厌至极,怎么记也记不住。那一大堆规则把我搞得稀里糊涂,前学后忘。研究文字学对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而我正是想增强记忆力才这么干的。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我对句型比较明白了,借助字典,可以读简易读物。我就照这样做下去,感觉挺好。我致力于翻译,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仅如此而已。由于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能较顺畅地读拉丁文著作了,但却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说或写。当我糊里糊涂地卷进文人堆中时,这常常弄得我狼狈不堪。这种学习方法造成的另一个缺陷是,我始终不懂拉丁文的韵律学,更不懂其诗词格律。但是,我却想品味这种语言在诗句和散文上的韵味,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想弄通它,但我深信,无师自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过作所有诗体中最容易的那种六音节诗,便极有耐心地把几乎全部维吉尔的作品都给标出格律,注上音节和音长。然后,当我对某个音节的长短分不清楚时,便去查维吉尔的著作。大家可以看到,由于诗词格律中允许有一些特殊,所以这使我常常错误百出。自学虽有它的长处,但也有一些很大的缺点,特别是非常费劲。对此,我比任何人体会都深。
我中午前放下书本,如果午饭尚未准备好,我便去看望我的朋友——鸽子们,或者去侍弄一下园子,等着开饭。
一听见叫我,我便非常地高兴,食欲旺盛地跑去。这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因为不论我病得如何,食欲却从未减退过。我们非常愉快地边吃边聊我们的事,以便妈妈能吃点东西。每星期有两三次,当天气晴和时,我们去宅后的一个凉亭里喝咖啡。凉亭周围草木茂盛,我种了一些忽布,天热时,来这儿乘凉特别舒服。我们在那儿呆上大约一个小时,欣赏我们的疏菜、花木,谈谈我们的生活情况,越谈越觉得生活的美好。我在园子顶头还有一个小家庭:蜜蜂。我不会忘了去看望它们,妈妈也经常陪我一起去。我很喜欢看蜜蜂们忙忙碌碌,看着它们采蜜归来时,腿上沾得满满的,几乎飞不动了,我觉得开心极了。头几天,出于好奇,不小心,挨蜇了几回,后来,我们彼此很熟了,即使靠得再近,它们也不蜇我了,不管蜂房里蜜蜂多得必须分群,弄得我有时手上脸上都沾满蜂蜜,但从没有一只蜜蜂来蜇我。所有的动物都提防着人,而且这样做没错儿,但是,当它们一旦相信你不会伤害它们时,它们对你就非常信赖,只有野蛮成性的人才会欺骗它们。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使他们觉得我在施魔法
下午,我继续看书,但却不能说是在工作或学习,只能称作休息和娱乐。午饭后,我从来就没能习惯闭门读书,而且,一般来说,白天天热时,干什么我都觉得累,但我却无拘无束地,几乎是毫无一定之规地随便看点书。我最认真读的是历史和地理,由于它们不必集中精力,所以凭着我那点记忆力却记住不少。我想研究佩托神甫的著作,因而陷入纪年学的迷宫中去。我讨厌深不见底、远不着边的批判部分,而偏爱准确的计时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甚至会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但是我只能满足于从一些书本中得到的一点知识以及只是为了了解天空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进行的一些粗浅的观察,因为我的近视眼使我无法用肉眼较清楚地辨别星辰。谈到这一问题,我记起一件使我一想起来就好笑的事。我买了一幅平面天体图,以便研究星座。我把它放进一个框架里,天气晴朗的夜晚,我到园子里去,把框架置于四根同我一样高的木桩上。天体图是冲下的,为了照亮它而又不让风把蜡烛吹灭,我便把它放在四根木桩中间的一只着地的桶上。然后,我交替地用眼睛看图和用望远镜看天,练习识别星星和星座。我想我已经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高台上的,从路上可以看见在那上面干的所有一切。一天晚上,很晚才收工回来的几个农民,看见我正用一大堆装备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他们并不知道照在天体图上的是烛光,因为被桶边给挡住了,再加上那四根木桩,那画满图形的一张大纸,那只框架,那移来移去的望远镜,使他们觉得我在施魔法,他们给吓坏了。我的那身打扮也把他们给吓住了:我头上的便帽上又套了一顶帽檐下垂的帽子,身上穿着妈妈非要我穿上的她的一件齐腰短棉睡衣。他们见了确实认为我是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又是将近午夜时分,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巫魔夜会中世纪传说的巫师、巫婆在魔鬼主持下的会议。的开始。他们不敢再看,怆惶地逃走,赶快叫醒众乡邻,把所见到的事向大家叙述一遍,这事便不胫而走,第二天,附近的人全都知道巫魔会议在诺厄莱家举行了。要不是目睹我施魔法的农民中有人当天便去向来看我们的两位耶稣会士抱怨的话,还不知道最后要闹成什么样子呢。两位耶稣会士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他俩把这事告诉了我们,我便把情况说了一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不过,我害怕旧事重演,便决定今后观天象时不再点蜡烛,而是回屋查阅天体图。我相信,凡是读过《山中来信》中那段威尼斯幻术的人,会以为我早就具有当巫师的巨大天赋了。
没有任何田间劳动的时候,我在沙尔麦特就是这么生活的。我一向很喜欢田间劳动,只要是力所能及,我就像个农民似的干活,但是,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我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我想同时干两种工作,因而哪一样也干不好。我认为死记硬背就能记牢,便拼命地去背很多东西,为此,我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去边干活边研究边复习。我不知道这些无谓的、不间断的顽强努力怎么最后竟没把我弄成个傻瓜。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学习维吉尔的田园诗,可一句也没记住。我因习惯于到处随身带着书,不论是去鸽笼、菜园,还是去果园、葡萄园,所以书不是丢了,便是弄破了。一干别的活儿,我便把书放在一棵树下,或者篱笆上;到处都有我落下的书,而且,经常是半个月之后,我又发现了它,但已经霉烂不堪,或是被蚂蚁或蜗牛咬烂了。这种学习热情变成了一种怪癖,使我像傻瓜似的,一边干活还一边嘴里不停地嘟哝点什么。
我经常读点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这使我成了半个冉森派信徒,尽管我非常自信,但是他们那严酷的神学有时还是让我惶恐,在这之前,我不以为然地对地狱的恐怖也渐渐地弄得我心慌神乱了,要不是妈妈在安慰我的心灵,那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让我完全不得安宁的。我的忏悔师也是她的忏悔师,他也在尽力地安慰我。他就是埃迈神甫,一位耶稣会士,敦厚睿智的老者,一想起他来我总是肃然起敬。他尽管是个耶稣会士,但童贞未灭,而他的道德观不是宽容而是温情,这正是我为了减轻对冉森教派的阴森印象所必需的。这位善良长者及其同伴科皮埃神甫常来沙尔麦特看我们,尽管对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那条路很不好走,又比较地远。他们的来访使我受益匪浅:但愿上帝使他们的灵魂也得到这种回报,因为他们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我猜想他们今天已经故去。我也常去尚贝里看望他们,渐渐地同他们熟悉了,我便利用起他们的藏书来。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幸福的时日时,必定联想到耶稣会,以致我因前者而喜欢上了后者,而且尽管我始终觉得耶稣会的学说是危险的,但我从来也没能从内心深处真正地憎恨它。
我很想知道,别人是否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会产生一些天真的想法。在我忙于学习和过一个所能过的无邪的生活中,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我心里总是害怕下地狱。我常常寻思:“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我立刻死去,会不会下地狱?”按照冉森教派信徒们所说,那是必定无疑的,但根据我的良心,我觉得又不是这样。我总是这么战战兢兢,而且总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为了摆脱烦恼,我便求助于最可笑的办法。要是我看见有谁也像我这么干的话,我真会把他当成疯子给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边想像着这个烦死人了的问题,一边机械地练习着朝树干上扔石头,照我平常那个笨样儿,我几乎是一次也击不中的。我这么练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竟然想以此来占卜一下,以消除我心头的疑虑。我自言自语:“我要用这块石头砸正对着我的那棵树,要是能击中,就升天堂,击不中,就下地狱。”我一边这么念叨着,一边用颤抖的手把石头扔出去,心跳得非常地厉害。但巧极了,石头击中了树干正中。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专门挑了一棵又粗又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就相信我能升天堂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不知道是该笑抑或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一定会好笑的,那你们就庆幸自己吧,但请别嘲笑我的可怜,因为我向你们发誓,我感到自己是很可怜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这些惊慌和惶恐也许是与虔诚分不开的,但毕竟不是经常如此的。通常,我是比较平静的,想到不久于人世,我心里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平静的忧郁,其中甚至包含着温馨。我刚刚在故纸堆中又找到我为劝戒自己而写的一篇东西,我在文中庆幸自己能在有足够勇气面对死亡的年岁死去,而且,我这一辈子,身体或精神都未经受过大的痛苦。我说的多么在理呀!我预感到活下去要受苦受难,所以很害怕。似乎我预感到了晚年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命运。我只是在这段幸福时期才与明智贴得很紧。我对往事无可悔恨,也摆脱了对未来的挂牵,心中经常占着主导的想法就是及时享乐。虔诚者通常有着一种小小的、但却十分强烈的欲火,使他们喜形于色地品尝允许他们享受的无邪的欢乐。世俗者则认为他们这是犯罪,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如说是我很清楚,他们在嫉妒别人享受他们已不感兴趣的那些普通的快乐。我就有这种兴趣,而且我认为能心安理得地满足它则是一件美事。我的心洁白如纸,对一切都是以一种童趣投入其中的,我甚至敢大言不惭地说,是怀着一种天使般的欢乐的,因为实际上,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有着天堂般的宁静的欢乐。在蒙塔纽勒草地上午饭,在绿廊下晚餐,摘果子,收葡萄,同仆人们一起梳麻熬夜,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妈妈也同我一样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两人单独散步更令人神往,因为可以更加自由地敞开心扉。尤其是有一次散步,我印象特别深刻,即妈妈的命名日圣-路易节那一天,晨曦微露,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士来到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我俩做完弥撒之后,早早地便一块儿外出了。我建议到我们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因为我们还从未去过。我们已经让人先把吃食送过去了,因为要玩一整天。妈妈尽管有点又圆又胖,但走起路来却不困难。我们翻过一道道山岗,穿过一座座树林,有时走在太阳下,而经常是走在浓荫之中,我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地走了有几个钟头了。我们聊着我们自己、我们的结合、我们命运的甜美,并为永世如此而祈祷,但却并没能心想事成。仿佛一切都在为这一天的幸福在效力。刚下过雨,没有一点尘土,溪水潺潺,清风吹拂着枝叶,空气清新,万里无云,天空像我们的心一样地宁静。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同他们全家一起吃的午饭;他们衷心地在祝福我们。这些可怜的萨瓦人真是善良极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些大树罩起的浓荫下,我在摘拾干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高兴地在荆棘丛中采集草药。她还拿着我在路上为她采集的花束,让我注意它们结构上的许多新奇的东西,使我感到非常地高兴,这本该使我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但时机不巧,我当时正因其他过多的研究而分心。一种使我感触很深的思想转移了我对花草的注意力。我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所做的所有一切、使我印象深刻的所有事物,全都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清醒时,在阿纳西所做的、而且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种梦想。两者多么地相似,每当想到这事时,我便会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在动情时,拥抱了这位亲爱的女友,满怀激情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除此而外,我别无所求。多亏了您,我才如此幸福。但愿能永远这么幸福!但愿能永世如此,此情永驻!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地流淌着,而尤其令人幸福的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干扰它的,我的确认为它将只会同我的生命同时结束。这并不是因为我忧虑的源泉已完全干涸了,但我看见它在改道,我在尽力地把它引向有益的事情上,从而使我得到它的治疗。妈妈当然喜欢乡下,她的这种喜好没有因为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她渐渐地对田间劳动有了兴趣,喜欢利用土地增值,而且,她在这一方面是个内行,也乐意加以利用。她不满足于那点宅旁地,不是租块田,就是租片草地。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在大干一场,很快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太喜欢看她这么扩展,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相信她还会上当的,而且,她那豪爽、慷慨的秉性总是使她入不敷出。但想到这种收益至少会有这么一点,不无小补,我也就心有所安了。在她所能干的各种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子。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健康和增强体力,以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有病之身,反而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邦坦比的《音乐史》和邦齐利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对音乐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好几个月前就算是已成年了,我决定第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我应得的那一份。事情就像决定好的那么办了。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管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很佩服,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子,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将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依照伯尔尼的法律,但凡改教者,不仅丧失其身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点了。尽管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证据。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我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日常花销;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我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便花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一路上,我的心欢快地跳动着,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高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这笔钱几乎全用在了我的身上,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地无所谓。如果这钱是从别处弄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面若死灰骨瘦如柴
然而,我的健康没有一点起色,相反,却明显地恶化了。我面若死灰,骨瘦如柴,脉搏跳得吓人,心跳过速,常常感到胸闷,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点便喘不上气来,一弯腰就头晕,手无缚鸡之力,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活受罪。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敏,这是幸福的人的毛病,也正是我的病根。我常常好端端地会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跳,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种舒适的厌倦。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了在世上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肉体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摧残,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当我可能在欣喜快乐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体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也说不出到底是哪儿有毛病。后来,尽管我已届垂暮之年,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身体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感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60岁高龄,各种疾病缠身,但我却觉得,这受苦的晚年,体力和精神比年轻那会儿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点生理学的书籍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体的多种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身上找出许多毛病来。我压根儿就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感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惊诧,而且每当我看到对一种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得病不可。由于我在每种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像我的病根是心脏上长了息肉,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挺震惊。按理说,我应该根据这一判断坚持我先前的决心。我没这么做。我挖空心思地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脏上的息肉,决心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治疗。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物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热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肉。妈妈想起了这事,并告诉了我。我一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治好病的希望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给了我力量跑这一趟。日内瓦带回的钱正好可以当路费。妈妈非但没劝阻我,反而催促我去,因此我便前往蒙彼利埃了。
我用不着跑那么远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因为骑马很累人,我在格勒诺布尔换乘了一辆马车。到了莫朗,有几辆马车随后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的像《马车队》那个喜剧故事了。这些马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的新嫁娘的。同她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女子,名叫拉尔纳热,没有科隆比埃夫人年轻美貌,但与她同样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而拉尔纳热夫人则需要继续赶路,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很腼腆,一定想像得出我是不会很快就同有身份的女人及其周围的人热络起来的,但最后,由于同路,住的又是同一家旅店,又不得不同桌用餐,所以必须与她们结识,否则就会被人看成是乖戾之人。因此,我们就认识了,甚至比我所想的要早认识,因为周围的吵嚷对一个病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性格的病人不怎么合适。但是,好奇心使那些妩媚的女人变得十分狡猾,为了能认识一个男人,她们先开始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缠得分不开身,没工夫来挑逗我,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但拉尔纳热夫人则没有多少人纠缠,需要找个人在路上为她解闷。因此,她便笼络起我来。再见了,可怜的让-雅克,或者不如说,再见了,寒热、气郁、息肉!在她身旁,所有这一切都无影无踪了,只剩下她不愿替我治愈的心跳。我的病体是我俩结识的第一个媒介。人们看出我有病,知道我要去蒙彼利埃,但想必是我的神态和举止不像一个浪荡公子,因为后来很明显,大家并没怀疑我是去蒙彼利埃治性病的。尽管对一个男人来说,有病是得不到女人们青睐的,但是这两位夫人却因此而对我发生了兴趣。早上,她们派人来问候我的身体情况,请我同她们一起喝巧克力饮料,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我好像习以为常地那样不加思索地便回答说不知道。这个回答使她们以为我是个傻瓜,她们便仔细地打量起我来,这倒对我毫无害处。有一次,我听见科隆比埃夫人对她的女友说:“他不懂为人处事,但却挺可爱。”这句话让我心里很踏实,所以我便尽力做到真的挺可爱。
人一熟了,就得谈谈自己,说说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这使我挺为难,因为我深感在上流社会,又是同高雅女人在一起,新改教这个词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竟想装起英国人来,自称詹姆士二世党人,大家还真的相信了。我说我叫杜丁先生,大家也就称呼我杜丁先生。在座的有一位该死的托里尼昂侯爵,同我一样,也是有病的人,而且人老脾气大,竟和杜丁先生攀谈起来。他同我谈到雅克国王,谈到觊觎王位的那人,谈到圣-日耳曼宫。我真是如坐针毡,因为我对这些事不甚了了,只是从汉密尔顿伯爵的书里和报上读到一些,但我充分地利用了这点材料,效果挺好。幸运的是没有人问我英语上的问题,我连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自从1688年英国革命之后,詹姆士二世(1633—1701)党人,或者说,流亡的国王雅克二世党人,在英国,甚至欧洲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1715年后,雅克二世之子、觊觎王位的斯图亚特被逐出圣-日耳曼宫,迁宫至罗马。阿维尼翁属教皇领地,因此成了去罗马的合适的中继站,许多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在那儿以及蒙彼利埃安顿下来。所以,当时,在去阿维尼翁和蒙彼利埃的路上,见到一个詹姆士二世党人旅行者是不足为奇的。卢梭不懂英语,说话无英国腔,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在英国上流社会受法国文化影响很深,1740年以前,法国人普遍都不懂英语。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她所赋予我的智慧
大家在一起颇为投缘,眼看就要分手了,都有些依依不舍。我们像蜗牛似的慢慢地向前走。有一天,星期日,我们来到了圣-马尔塞兰。拉尔纳热夫人想去做弥撒,我便同她一起去了,这差点儿坏了我的事。我的举止同往常一样。她见我谦恭自省的样子,认为我很虔诚,便对我产生了极坏的印象,两天之后,她向我说了出来。我只好陪着小心,好抹去她的坏印象。或者说,拉尔纳热夫人作为一个城府很深的女人,而且是个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女人,很想冒冒险,向我表示好感,以便观察一下我到底怎么下台。她向我大献殷勤,以致我不相信她是看中了我的相貌,而认为她是在嘲笑我。由于这么乱猜想,我便干了不少的蠢事,比《遗产》法国剧作家马里沃于1736年写的独幕散文体喜剧。讲的是某侯爵想娶某伯爵夫人,可他是个性情温和、平静、没主见的人,不敢向她求婚,闹了不少的笑话。中的那位侯爵还要糟糕。拉尔纳热夫人声色不动,不断地挑逗我,说些十分温柔的话,一个不像我这么愚蠢的男人是不会把这一切看得很认真的。她越是这样,我越是信以为真,更可恼的是,最后我还真的坠入了情网。我自言自语,但也朝她叹息道:“啊,为什么这一切竟不是真的!否则我将是最幸福的人。”我相信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子的单纯更激起她的奇思异想,她也不愿道破真情。
我们在罗芒与科隆比埃夫人及其随从分手了。我和拉尔纳热夫人、托里尼昂侯爵继续不紧不慢地、自由自在地往前走。侯爵尽管有病,喜欢抱怨,但却是个挺好的人,可他不甘寂寞,爱凑热闹。拉尔纳热夫人并不掩饰她对我感兴趣,连侯爵都比我本人更早地看出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只有我才有的心眼儿,我猜疑他俩在串通一气捉弄我的话,她的旁敲侧击至少会使我真的相信她那我不敢奢望的美意的。这种愚蠢的想法使我完全晕头转向了,而且,我已真心爱上了她,原可以扮演一个挺漂亮的角色的,可它却让我成了最平庸的人物。我想像不出拉尔纳热夫人怎么会没有厌恶我那阴郁愁苦的样子,怎么会没有鄙夷不屑地把我撵走。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善解人意,很清楚在我的态度中愚蠢多于冷淡。
最后,她终于让我明白了她的心思,而且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到瓦朗斯吃午饭,而且,按照我们值得称赞的习惯,我们在那儿消磨了大半下午。我们在城外的圣-雅克旅店下榻,我将永远记住这家旅店,以及拉尔纳热夫人住的那间房间。午饭后,她想散步。她知道托里尼昂先生去不了,而她早就想着我俩能单独在一起,这恰巧是个大好机会,因为时间不多了,机不可失。我俩沿着护城河绕着城。这时,我又向她唠叨我的那些悲痛来。她声音非常温柔地应答着,有时还把她挽住的我的胳膊按住她的胸口,只有像我这么愚蠢透顶的人才会克制自己,不去证实她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最可笑的是,我自己也非常地激动。我说过她挺可爱,而爱情使她变得迷人,使她恢复了青春少女的亮丽可人,而且她那高超的挑逗艺术就连能征惯战的男人也会被迷住的。我已魂不守舍,总想放浪一番。但我又害怕冒犯她,使她不高兴,更怕遭到嘲笑、羞辱、捉狭,害怕成为人家饭桌上的笑料,害怕无情的托里尼昂借机挖苦我一番,所以我不敢冒失,以致自己都对自己愚蠢的羞耻心感到气愤,而且尽管在责骂自己,却无法克服这种羞耻心。我痛苦极了:我早已丢掉我那些塞拉东于尔费的小说《阿丝特莱》中的主人公之一,卢梭小时候同父亲一起读过这本书。式的情话了,我觉得在如此美好的路上,它们实在是荒唐可笑的,可我又不知如何行事,也不知说些什么,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挂着脸像跟别人赌气似的。总之,我的所作所为必然招来我最害怕的对待。幸好,拉尔纳热夫人作出了一个很人道的决定。她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而嘴也顺势贴在我的嘴上,她的态度很明确,容不得我再疑虑,一下子打破了沉默。这一骤变再及时不过了。我变得和气可爱了。这正是时候,她给了我那种缺了它我就总也无法表现自我的自信。于是,我恢复原来的我。我的眼睛、我的感官、我的心和我的嘴从没有这么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思。我也从未如此完美地弥补了我的过错。尽管这个小小的胜利让拉尔纳热夫人费了些心思,但我有理由相信,她对此是不会后悔的。
即使我成了百岁老人,我也会永远愉快地怀念这个可爱的女人的。尽管她既不美丽也不年轻,我还要说她很可爱。但她也并不丑也不老,脸上无丝毫妨碍她充分地发挥她的才智和风雅的地方。与其他女人不同的是,她脸色不太鲜嫩,我想那是涂脂抹粉害的。她的轻佻是有其道理的,那是表现她全部可贵之处的方法。人们可以看见她而不爱她,但不可能占有她而不崇拜她。我觉得,这就证明她并不总是像同我那样地乱施爱意。她过于突然、过于强烈地爱上了我,虽说是不可原谅的,但其中心灵和肉体的需要至少是相等的。在我在她身边度过的那个短暂而甜蜜的时光里,从她强迫我有所节制来看,我有理由相信,尽管她性欲很强,但她对我的健康的珍惜要胜过对她自己的欢乐的重视。
我俩的好事是瞒不过托里尼昂侯爵的。他并未因此而少嘲讽我,恰恰相反,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把我当作一个可怜的多情人,一个泼妇的受难者。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容、每一个眼神都清楚地表明他猜到我们的事了,只是我还蒙在鼓中罢了。如果看得比我清楚的拉尔纳热夫人没对我说他知道了,而他又是个知趣的人的话,我还以为他被我们瞒住了。的确,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心地善良,始终那么温文尔雅,即使对我也是如此,除了爱开我几句玩笑,特别是我交了好运之后。他这样做也许是给我面子,并且认为我不像以前那样愚蠢。大家都看见了,他搞错了,但这并没有关系,我利用了他的错误,而且,说真的,当时大家嘲笑的并不是我,所以我也很乐意故意让他来打趣几句,有时我也挺巧妙地顶他一下,因为我很自豪,能在拉尔纳热夫人面前炫耀一番她所赋予我的智慧。我已今非昔比,应刮目相看了。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永远不能料事如神
我们身居一处沃土,又是置身丰饶的季节,多亏了托里尼昂先生的细心照顾,我们到处都能大快朵颐。可他的细心竟然用到了用不着他操心的房间安排上了,他事先派他的仆人去订房间,而那个混蛋仆人或者是自作主张,或者是受其主子指使,总把侯爵安排在拉尔纳热夫人隔壁,而却把我塞到房子的另一头。但这并没怎么难住我,我俩的幽会反而变得更加刺激。这种甜蜜的生活过了四五天,我饱尝了并陶醉于最甜蜜的情欲之中。我品味着那清纯、强烈、不掺杂任何痛苦的情欲,那是我所品尝的最初的和惟一的情欲,而且,我可以说是多亏了拉尔纳热夫人才没有没尝过快乐就死去。
如果说我在她身上感到的不完全是爱情的话,那至少也是一种对她向我表示的爱的极其温情的回报,是快乐中极热辣的一种肉欲,是交谈中的一种极温馨的亲昵,有着激情的全部魅力,却无使人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消受的癫狂。我一辈子只感到一次真正的爱,但那不是在她的身旁。我从没像先前或以后爱华伦夫人那样地爱她,但惟其如此,我占有她时感觉快活千百倍。在妈妈身边,我的快乐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感情、一种我费尽气力才能克服的隐隐的痛心所扰乱。我没有因占有她而沾沾自喜,反而因辱没她而自责。而在拉尔纳热夫人身边则恰恰相反,我因是个男子汉并拥有幸福而自豪,我在高兴地、充满自信地纵情享乐,我在分享给予她的同样欢乐。我方寸不乱,既虚荣又色迷地赞赏自己的成功,并想从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我记不得就是当地人的托里尼昂侯爵是在什么地方离开我们的,但在我们抵达蒙特利马尔之前,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从这时起,拉尔纳热夫人便让她的女仆坐到我的车上去,我便坐到她的车里来了。可以肯定,这样旅行我们是不会厌烦的,而且我都搞不清楚我们经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在蒙特利马尔,因有事要办,她呆了三天,但在这三天当中,她只离开过我一刻钟,去拜访一个人。这次拜访给她招来一些令人讨厌的干扰和邀请,但她借口身体不适,都婉言拒绝了。可我们却借机每天单独地在最美丽的地方和最晴朗的天空下散步。啊!多美的三天啊!我有时回想起来还异常留恋,这样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旅途中的爱是长不了的。我俩必须分手了。而且,我承认,是时候了,并不是因为我已心满意足,或即将心满意足了,我是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恋恋不舍。但是,尽管她十分节制,可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在我们分手之前,我想用我剩下的那点精力尽情享受一番,她为了防止我同蒙彼利埃的姑娘们鬼混,也就遂了我的心愿。为了减轻离情别绪,我们拟订了一些重逢的计划。我们决定,既然这种调养法对我有益,我将继续采用,并去圣-昂代奥勒镇过冬,由拉尔纳热夫人来照料我。我只需在蒙彼利埃呆几个星期,让她有时间准备一下,以防流言蜚语。她详尽地教我该知道的事,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多通信。她认真地嘱咐我要多保重身体,劝我找些好医生看看,要谨遵医嘱,等我回到她身边时,她负责让我遵守医生的规定,不管它们有多么严格。我认为她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她爱我:她给了我比宠爱更加可靠的种种爱的证明。她通过我的行囊断定我并不富裕。尽管她也并不富有,但她从格勒诺布尔带了不少的钱来,想在我俩分手的时候强迫我与她分享,我费尽口舌才推辞掉。最后,我离开了她,心全被她给掳去了,而我觉得我也让她留下了对我的真心的爱。
我一边从头回忆一边继续赶路,当时,我很高兴能坐上一辆舒适的马车,可以尽情地回味我所品尝到的快乐,并憧憬她答应我的快乐。我只想着圣-昂代奥勒镇以及那儿等待着我的日子。我看到的只是拉尔纳热夫人及其周围的一切,世间其他万物我全都不放在心上了,连妈妈也被我忘掉了。我专心一意地在脑子里把与拉尔纳热夫人有关的所有细节组合起来,使我对她的住所、邻居、朋友以及整个生活方式事先有个印象。她有个女儿;她经常充满母爱地跟我谈到她。她女儿已满15岁,活泼可爱,性格随和。她向我保证她女儿会喜欢我的。我没有忘记她的这句话,而且十分好奇,想知道拉尔纳热小姐将如何对待她母亲的好友。我从圣灵桥到勒木兰,心里尽想着这些事。有人让我去看看加尔大桥;我去看了。早餐吃了几粒甘美的无花果之后,我找了一位向导,去看了加尔大桥。这是我所看见的古罗马人的第一项工程。我一心想看看无愧于建造者之手的一项建筑。突然间,那建筑物超出了我的意料,而且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只有古罗马人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效果。这项朴素而宏伟的工程的气派使我叹为观止,尤其是它建于荒野之中,寂静和孤独使得这一建筑物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惊叹不已,因为这座所谓的桥只不过是一个渡槽。人们会想,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巨大的石头从那么远的采石场运来,并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聚集到他们谁都不住在那儿的地方来的。我把这壮丽的工程的三层都走了一遍;崇敬之情使我几乎不敢迈步去践踏它。我的脚步声在那些巨大的拱形下回荡,使我觉得听见了修建它们的人的粗大嗓门。我像一只昆虫似的迷失在这庞然大物之中。我一边感到自己的渺小,一边感到不知什么东西使我的灵魂飞升,我在叹息,我在想:“我为什么不是古罗马人呀!”我在那儿呆了好几个小时,心旷神怡地瞻仰着。回来时,我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这种幻想对拉尔纳热夫人是没好处的。她早就想到让我别被蒙彼利埃的姑娘们把魂勾了去,但她未曾想到让我提防加尔大桥。任何人都永远不能料事如神。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离开了蒙彼利埃
在尼姆,我去参观了竞技场。这是一个比加尔大桥壮观得多的建筑,但给我的印象却不很强烈,或许是我对第一个建筑惊叹够了,或许是后一座位于市中心,难以引起激动。这座宽广壮丽的竞技场,周围是一些破旧的小房子,而且,场内还有一些更小更破的房子,致使整体感觉零乱不堪,令人遗憾、生气,失去高兴、惊奇之感。我后来又参观过维罗纳的竞技场,比尼姆的要小得多,也没它漂亮,但维护和保存得十分完美,非常整洁,单单这一点,就给我以一种更加强烈、更加欢愉的感觉。法国人对什么都不上心,毫不爱护古物。他们开始干时总像一团火,但却草草收场,也不会保护。
我大大地变了样。我那被勾起的欲念完全燃烧了起来,以致有一天,我进了吕奈尔桥酒店,好同在那儿的旅伴美餐一顿。这家酒店是欧洲最有名的,当时确实不辱其名。店主人很会利用酒店的优越条件,供应最丰富、最精美的菜肴。荒郊野外,有这么孤零零的酒店,供应丰富的海鱼和河鱼,供应精美野味、好酒,而且服务又细心周到得如同在王公显贵之家,并且只需35个苏就足够了,这真是一件少见的事。但是,吕奈尔桥酒店没能保住辉煌,由于沽名钓誉,终于一败涂地。
一路上,我连自己有病都忘了,到了蒙彼利埃才想起来。气郁症已经全好了,但所有其他病痛却依然如故,只是习以为常,不当回事了,换了别人,突然患上,必然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的确,这些病倒不是疼痛而是吓人,使得精神的痛苦大于它们似乎预示其崩溃的肉体上的痛苦。强烈的情欲使我分心,我因而也就不再去想自己的病痛了,但它并不是凭空想像的,所以我一旦安分下来,便又感觉有病了。因此,我认真地考虑起拉尔纳热夫人的忠告和我此行的目的来。我去看了最有名的那些医生,特别是菲兹先生,而且为了小心谨慎起见,我在一位医生家里包了伙。他是一位爱尔兰人,名叫菲茨莫利,有许多医科学生在他家搭伙。病人在他家搭伙有一个好处,菲茨莫利先生收的膳食费很合理,而且在为搭伙者看病时分文不取。他负责按菲兹先生的处方抓药,并照料我的身体。他在节食疗法上是尽职尽责的,人们在他那儿搭伙是不会消化不良的,而且,尽管我并不觉得这种节食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可比较的事就在眼前,所以我有时心里不禁觉得,托里尼昂先生与菲茨莫利先生比较起来是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者。然而,由于大家也并不会饿死,而且所有的年轻人都快快活活的,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对我确实有好处,使我不致再陷入庸懒倦怠之中。我每天早上服药,特别是喝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水,我想是瓦尔斯矿泉水,再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因为我俩一直有书信往来,而且我卢梭是负责在收转其友杜丁的信件。中午时分,我便同共餐者中某一青年去拉卡努尔格转一圈。这帮年轻人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吃午饭。饭后,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件重要的事,一直要干到晚上,那就是到城外去打一阵木槌球,输者请吃午茶。我不玩,因为我体力不行,球技欠佳。但我下注,而且,由于事关输赢,我跟着球员和木球在凹凸不平、满是石头的道上跑来跑去,这倒是一种既有趣又有益的运动,对我非常合适。我们在城外的一家小酒店吃午茶。不用说,这些午茶吃起来都很愉快的,但我要补充一句,虽然小酒店里的姑娘们很漂亮,可我们都很规矩。菲茨莫利先生球艺高超,是我们的头头。我可以说,尽管学生们名声不佳,但我觉得这帮年轻人的道德和正直是成年人中很难看到的。他们喧闹而不放浪,活泼而不放纵。如果不强逼,我是很容易适应一种生活方式的,如果它能永远这么继续下去,我真求之不得。这帮学生中,有好几个爱尔兰人,我试图跟他们学点英语,以便去圣-昂代奥勒镇能应付一阵子,因为离我去那儿的时间不多了。拉尔纳热夫人每次来信都催我快去,而且我也准备听从她的吩咐。显然,给我看病的医生们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的病痛,把我看成是无病呻吟,因此,便拿莶、矿泉水和炼乳来应付我。同神学家完全相反,医生和哲学家只把他们能解释的看作真的,而且以自己的智慧作为可能与否的尺度。这帮先生对我的病一无所知,所以我就算是没病了吧,因为怎么能怀疑医生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看到他们是想糊弄我,想把我的钱骗光,而且,我觉得圣-昂代奥勒镇的她将不会比他们差,甚至更强,我便决定去投奔她,并抱着这一明智的意愿离开了蒙彼利埃。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解剖的尸体臭气熏天
我大约在11月末动身的,在这座城市住了六个星期或两个月的时间,花去了大约12个金路易,可身体未见任何好转,而且也没获得什么知识,除了那点解剖学课,那是跟菲茨莫利先生学的,刚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放弃了,因为解剖的尸体臭气熏天,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心里对我所作的决定很不自在,一边照旧在往圣灵桥走,一边心里直嘀咕,因为这条道既通圣-昂代奥勒镇,也通向尚贝里。对妈妈的想念以及她的书信——尽管没有拉尔纳热夫人写得勤——唤起了我心中来时一直强压住的懊悔。但归途中,这些懊悔变得十分强烈,抵消了我寻欢作乐的兴趣,使我只听见理智的声音。首先,在我就要重新扮演的冒险家的角色中,我可能没有头一次那样地幸福;在整个圣-昂代奥勒镇里,只要有一个人在英国呆过,了解英国人,或者会说英国话,我就露馅儿了。拉尔纳热夫人全家也可能对我很反感,对我很不客气。她的那个女儿,我不由自主地比应该的还要想得多些,更使我忐忑不安:我担心会爱上她,而且,这种担心已经决定了事情的一半。难道我能勾引她的女儿,与她女儿干出卑鄙下流的事来,从而使她的家庭不和、丢丑、蒙羞、遭难,以此来报答她对我的一片好心?这个想法使我不寒而栗。我决定只要这个可悲的苗头一露头,便坚决抵制并战胜它。但是,我又何必去没事找事呢?同我将会腻烦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心里又热恋着其女儿,却又不敢向她倾诉衷肠,那日子可就难熬了!我有什么必要去这么干呢?有什么必要为了我已享尽其最大魅力的快乐而去自寻烦恼,自寻羞辱,自寻懊悔呢?因为很明显,我的奇思异想已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寻欢作乐的兴趣尚存,但激情已不复存在了。除此而外,我还考虑到我的处境、我的职责以及那个极其善良、极其慷慨的妈妈,她已经负债累累,我的胡乱花费更增加了她的债务,她为我操碎了心,可我却这么卑鄙地在欺骗她。这种自责变得如此强烈,最后终于占了上风。快到圣灵桥时,我决定不在圣-昂代奥勒镇停留,径直走过去。我毅然决然地这么做了,但我承认,不免有所叹息,但内心却怀着我生平头一次品尝到的满意在想:“我是自珍自爱的,知道把职责看得重于欢乐。”这是我从书中得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恩泽。是书本教会我去思考,去比较。我不久之前才采纳了那些非常纯洁的准则,给自己订下了理智和道德的标准,而且为能遵循而深感自豪,但我羞愧,竟如此地没有恒心,这么快、这么明目张胆地否定了自己的格言。这种羞愧战胜了情欲。自傲也许同道德一样,在我的决心中占了同样的比重。但是,如果说这种自傲并不就是道德的话,那它也有着一些十分相似的效果,混淆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善良行为的好处之一就是使灵魂得以升华,并使之产生更加美好的行为,因为人都是有软弱的地方的,在受到诱惑而要去干坏事却又戛然而止,这也就可入善行之列了。我一下定决心,便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或者说是我变回到从前的我了,变回到一时的沉迷使之消失的那个我了。我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情感和善良的决心,在继续前行,一心想着赎罪补过,今后一定按照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毫无保留地为母亲中最好的那一位效劳,向她献上如同我对她的爱恋一样深沉的忠贞,不再听对自己职责的爱以外的任何其他爱的驱使。唉!我改邪归正的真诚似乎许诺给我另一种命运,但我的命运早已注定,而且已经开始,当我的心对美好而正直的事情充满着爱,一心奔向那纯洁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我却接近了要给我带来一连串不幸的悲惨时刻。
由于急于赶到,我比预计的要早到达。我在瓦朗斯时写信告诉她我到达的日期和时间。我比预计的早了半天,便在沙帕雷朗停了半日,以便按我说的时刻准点到达。我想尽情地享受与她重逢的欢乐。我还愿意把这一时刻稍稍错后一点,以便再加上点企盼的乐趣。这种心计一直很成功。我发现我每次归来总像是一种小小的节日。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所以尽管归心似箭,但是稍稍错后一点是值得的。
因此,我准点到达了。我老远地便眺望着,看她是否在路口等着我。我越走近,心跳得就越厉害。我到的时候已气喘吁吁,因为我在城里便下车步行了。院子里,大门前,窗户前,不见人影,我开始慌了神,担心出了什么事。我走进去,一片寂静,几个雇工在厨房里吃点心,一点没有等我到来的样子。女仆见到我时大吃一惊,她不知道我要回来。我上楼去,终于看见了我极其温情、极其炽热、极其纯真地爱着的妈妈。我跑上前去,扑倒在她的面前。她拥抱着我说:“啊!你回来了,孩子,一路上好吗?身体好吗?”这番问候让我不知所措。我问她是否收到我的信。她说收到了。我说:“我还以为没收到哩。”我们没再说下去。一个年轻男人同她在一起。我认识他,因为我走的时候在家里见过他,但这一次他好像已住下来,而且的确如此。总之,我发觉我的位置被抢占了。
这个年轻男人是沃州人,其父名叫温赞利德,是希容城堡的看门人,自称城堡上尉。上尉先生的儿子是个小小假发师,以此身份来往于上流社会。他就是以这样的身份前来华伦夫人家的,而且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正如她盛待所有的过往客人,特别是家乡人那样。他是一个平庸的金发高个男子,体格相当不错,但相貌平常,智力也差不多,说起话来像是漂亮的利昂德意大利喜剧中的一个衣着华丽但土气的传统人物。,常以他那个行业的人的腔调和趣味叙述自己的一连串风流韵事,列举半数同他睡过觉的侯爵夫人的大名,而且声称凡是经他理过发的漂亮女人,其丈夫都被他戴上了绿帽子。他自负、愚蠢、无知、粗鲁,总之,是上流社会最好的孩子。这就是我不在时的那个替身,也是我归来后推荐给我的合伙人。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动用她最信赖的一手
啊!如果摆脱尘世羁绊的灵魂还能从永恒的光芒之中看见人世间发生的一切的话,亲爱的、可尊敬的幽灵啊,原谅我吧,如果我只苛求于您而宽恕自己的过错的话,如果我把您和我的错误一起暴露在读者面前的话。不管是对您还是对我自己,我应该并愿意说出心里话:您在其中的损失总是大大地小于我的。啊!您那可爱而温柔的性格、您那永不枯竭的善心,您的坦诚和您所有的一切卓绝的美德难道还补偿不了您的弱点吗,如果能把这些仅是您理智造成的事称之为错误的话!您有错,但并无恶习。您的行为应受指责,但您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如果把好和坏放在天平上,而且公平地去判断的话,有哪一个女人,如果把她的隐私像您的那样亮出来,敢于同您相提并论的?
新来者对于交给他的通常是很多的所有小事,都表现得积极,勤快,一丝不苟。他成了她的雇工们的监工。与我的不声不响不同,他喜欢嚷嚷,不问是在田间、草堆、柴房、马厩或禽场,他总让人看见他的人,而且听到他的声。只有园子他不操心,因为那是件慢工细活,不出声音。他最大的乐趣是装车、运物、锯木、劈柴。只见他始终斧头或锄头不离手;只听见他跑来跑去,敲敲打打,扯着嗓门儿叫喊。我不知道他在干多少人的活儿,但他总是弄得像是有十多个人在干活似的。这番吵嚷确实把我那可怜的妈妈给蒙骗住了,她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帮她干活的一把好手。她想拴住他,因此便运用了她认为能达到目的的所有办法,而且没有忘记动用她最信赖的一手。
大家应该了解我的心思,了解我那坚贞不渝、真实执着的感情,特别是使我此刻回到她身边的那份感情。这对我的整个身心是多么迅疾而沉重的一击啊!大家设身处地地替我想一想。顷刻之间,我看到我所描绘的整个幸福未来永远化为乌有了。我所极其温柔地怀着的一切美好想法全都消失了,而我是自小时起,便把自己的生命与她的结合在了一起,可我头一次感到孤独无助了。这一时刻太可怕了,而随后的日子也始终是黯淡的。我还年轻,但是,那使青春永驻的充满快乐和希望的温馨感觉却永远弃我远去了。从这时起,我这个多情的人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是一种索然寡味生活的悲惨余生,而且,即使有时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倩影闪现在我的欲念之中,那幸福已不再是我所熟悉的了,我感到即使获得了,我也不会真正幸福的。
我是那么地愚蠢,又是那样地自信,所以尽管新来的那个人语气亲切,但我却看作是妈妈性格随和使然,因为她跟任何人都很亲近。如果不是她亲口告诉我,我不可能猜得出其中的真正原因的。但她急切地向我挑明了,其坦率真能让我背过气去,如果我的心会朝生气的方向转的话。她认为这事是非常简单的,她责怪我不把家里的事放在心上,还怪我老不在家,就好像她是一个欲火旺盛的女人,容不得一时的空缺。我的心揪着,我对她说:“啊!妈妈,您告诉我的是什么呀!我对您的一片痴情就得到这么个报应呀!您无数次地挽救了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剥夺使生命变得可贵的一切吗?我将因此而死去,您将会为我惋惜的。”她回答我时的平静口气让我发疯。她说我是个孩子,人们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死的,我什么也不会失去的,我俩仍旧是好朋友,在各个方面都亲密无间,她对我的爱不会减少,也不会终止,除了她死了。总之,她让我明白,我的一切权利照旧,在同另一个人分享时,我并没因此而失去它们。
我从未像此时此刻那样深感我对她的感情是那么地纯净、真切、执着,我的心也从未如此地真诚和正直。我扑倒在她的面前,搂住她的双腿,泪水忍不住在哗哗地流淌。我激动地对她说:“不,妈妈,我太爱您了,不能玷辱您。对我来说,占有您太宝贵了,我不能与别人分享。我能占有您时那伴随而来的悔恨,随着我的爱增加了。不,我不能以同样的代价来保持这种占有。我将永远崇拜您,但愿您别让我失望:对我来说,尊敬您比占有您更重要。啊,妈妈!我把您让给您自己,我要为我俩心灵的结合而牺牲我所有的快乐。我宁可死上千百次,也不愿享受贬损我所爱的人的那种快乐!”
我持之以恒地抱着这个决心,我敢说,那是与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感情相一致的。从此以后,我便只以一个真正的儿子的目光看待这位十分亲切的妈妈了,而且,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如同我所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她私下里并不赞成我的决定,但却从未为了让我改变态度而运用一些暗示、爱抚,也没有运用女人善用的任何既无损于自己又百发百中的巧妙的挑逗。我被迫自寻独立于她的一种命运,但却又想像不出来是什么命运,所以很快便走向另一极端,完全从她的身上去找我的出路。我专心致志地在寻找着,几乎达到忘我的境地。我热切地盼望着她幸福,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的情感全部注入到这一渴望之中。她徒劳地想把她的幸福与我的分开,我却不管她的愿望,把她的幸福看作是自己的幸福。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生离死别似的那种遗憾
就这样,我内心的道德种子随着我的不幸开始萌发了,那是我通过学习培育的,一旦受到逆境的蕴育便会开花结果。这种完全无私的心情结下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使我的心灵摆脱了对那个取代我的人的任何仇恨和嫉妒的感情。我甚至愿意真诚地与这个年轻人和好,愿意培养他,愿意努力地教导他,让他感到他的幸福,尽可能地别辜负了他的幸福,总之,要为他做阿内在类似情况下为我做的一切。但我比不上阿内。尽管我更温和,书读得更多,但却没有阿内的那种沉着和坚定,也没有他那种让人尊敬的气势,而要想成功,是少不了这种气势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年轻人没有阿内在我身上发现的那些优点:温顺、勤勉、知恩,特别是他感觉不出我需要他的关怀,他缺少助人为乐的强烈愿望。这一切他都缺乏。我所想要培养的那个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讨厌透顶的学究,总觉得我老唠唠叨叨。而他却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里的重要人物,以自己的嗓门来衡量干活的多少,把他的斧头和锄头看得比我所有的破书要有用千百倍。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有道理的,但他却以此为据,装出了不起的样子,真让人笑破肚皮。他以乡绅的派头对待农民,很快,对我也这样了,最后,对妈妈也这样了。他觉得温赞利德这名字不够高贵,使改名换姓,自称德·库蒂耶先生,而且,后来,他正是以此大名在尚贝里以及他结婚的莫里昂纳出名的。
最后,这位显赫人物成了家里的主宰,而我则一钱不值了。当我不幸地惹他讨厌时,他不训我,而训妈妈,我害怕妈妈受到他的粗暴对待,因此,便对他服服帖帖。每当他无比自豪地干他那劈柴活儿时,我都必须在一旁呆站着,默默地观赏他的丰功伟绩。但这小伙子也并不是一个骨子里很坏的人。他爱妈妈,因为他不可能不爱她;他甚至对我也并无恶意,而且,在他不发脾气,能同他交谈的时候,他有时也能比较耐心地听我们说话的,并能直率地承认自己只是个蠢人。但承认归承认,蠢事仍旧没少干。而且,他智力太有限,趣味又太低下,所以很难同他讲道理,而且几乎不可能同他友好相处。他已经占有了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却还要加点佐料,找一个棕发缺牙的老女佣玩玩,妈妈还只好忍气吞声地继续接受这个老女佣的讨厌的服侍,尽管妈妈看见她就心里很不对劲儿。我发现了这一勾当,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但是,我也发现了另一个情况,更加刺痛了我的心,比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更使我绝望,那就是妈妈对我冷淡了。
我强迫自己做到、而且她也好像很赞同的我的那种克制,是女人们丝毫不能原谅的那些事中的一件,不管她们表面上如何。那并不是因为她们的情欲被剥夺了,而是因为她们从中看到你对她们的激情无动于衷。就拿一个最理智、最豁达、最少情欲的女人来说吧,即使她最无所谓的男人对她所能犯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莫过于能消受她而却偏偏不去消受她。这是绝对没有例外的,因为我对妈妈出于道德、爱恋和尊敬,不敢越轨,但她对我的那片极其纯真、极其强烈的真情却起了变化。从此,我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使我心里总感到十分甜蜜的心心相印了。她只是要抱怨那个新来者的时候,才向我说说心里话;而当他俩相处融洽的时候,她就很少同我说心里话。最后,她逐渐地采取了一种不再把我包括在内的生活方式。我在她身边她还是高兴的,但她已不再需要我了,我即使整天不去看她,她也不怎么介意了。
我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了,可是从前我可是这个家的灵魂,可以说是过着一种俩人的小家庭生活。渐渐地,我习惯了摆脱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所有一切,甚至躲着这家里的人,而且,为了免受揪心的痛苦,我闭门读书,或者跑到树林里去痛痛快快地悲叹和哭泣。很快,这种生活便令我难以忍受了。我感到人在而心却远离我那极其亲切的女人,这更增加我的痛苦,而如果不再见到她的话,我就不会觉得这么地孤单。我计划着离开她的家。我把这话同她说了,可她非但不反对,而且竭力怂恿我。她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女友,叫代邦夫人,其丈夫是里昂大司法长官马布利先生的朋友。代邦先生建议我去教马布利先生的孩子,我接受了,便动身去了里昂,既未留下也几乎丝毫没有感到以前一想到就犹如生离死别似的那种遗憾。
我几乎有了作为一名家庭教师所必备的知识,而且认为自己有这个才能。在我在马布利先生家度过的一年里,我有足够时间认识自己。要不是我脾气急的话,我那温柔秉性会使我适于干这一行的。只要一切顺利,只要我看到自己毫无保留的心思和劳动有所收获,我就像个天使;但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我则成了魔鬼。当学生们听不懂时,我便阴阳怪气,而当他们淘气时,我真想杀了他们。这不是使他们成为学者和智者的方法。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完全不同。一个不到十岁,名叫圣马利,长得眉清目秀,活泼开朗,但大大咧咧,贪玩,调皮,不过调皮得倒也颇有趣。另一个小,名叫孔狄亚克,显得傻乎乎的,不好学,脾气倔犟,什么也学不会。可想而知,同这么两个小鬼在一起,我不会少受累的。如果我有点耐心,再冷静些,也许会成功,但我既无耐心又不冷静,所以没有任何成效,而且两个学生变得很坏了。我不乏勤勉,但却不心平气和,特别是缺乏审慎。我对待他们只会使用对孩子始终无效且常常有害的三部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勃然大怒。忽而,我劝戒圣马利竟至自己也伤心落泪,我想感动他,仿佛孩子是真能从内心深处受到感动似的;忽而,我苦口婆心地同他讲道理,仿佛他能听懂我说的话似的,而且,他有时也向我说出一些很微妙的道理,我便真的把他当作一个明理的人,因为他挺会推理。小孔狄亚克还要叫人头疼,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一声不吭,对什么也不动心,讲什么都不听,弄得我直冒火,他反倒胜利了;因此,是他成了老师,我倒成了学生。我看到了、也感觉到了我的所有这些缺点。我研究了我的学生的思想,了解得很透彻,而且相信一次也没被他们的诡计骗倒过。但是,看到缺点,却不知如何对症下药,又有什么用?我虽看清楚了一切,却束手无策,而且,我所做的恰恰是我所不该做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不禁不寒而栗
我教学生不成,自己的事也没办好。我是被代邦夫人举荐给马布利夫人的。代邦夫人曾请后者对我的举止言谈进行指导,以适应上流社会。马布利夫人倒是花了些工夫,想让我能够为她的门庭增辉,但是,我太笨拙,太腼腆,太愚蠢,因此,她泄气了,撇下我不管了。但这并没妨碍我犯上老毛病:爱上了她。我多有表示,以使她有所觉察,但我从不敢向她求爱,而她也不是那种主动的人,因此,我常常偷看她,常常唉声叹气,但我发现这样并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很快也就作罢了。
我在妈妈那儿把小偷小摸的毛病完全改掉了,因为全都属于我,没必要去偷。再说,我为自己订下的崇高原则也使我今后不能干这类下贱事,而且,自此之后,我平常也确实没有干过,但是,这并不是我学会了抵制诱惑,而是我斩断了这种劣根,而且,我真担心,如果再遇上这种诱惑,我会像小时候那样去偷。这一点,我在马布利夫人家得到证实。我周围尽是一些可偷可拿的小玩艺儿,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但我竟然瞄上了一种阿尔布瓦产的挺美的名贵白葡萄酒,我曾在吃饭时偶尔喝过几杯,醇美可口。这酒有点浑浊,我以为自己会用鱼胶把它澄清,并且还自我吹嘘,人家就把这事交给我办了。我干起来,但弄砸了,不过只是不好看而已,喝起来仍旧很醇美。因此,我趁机不时地为自己留下几瓶,以便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畅饮。不幸的是,我从来不能不吃东西光喝酒。怎样才能搞点面包呢?我不可能存下点面包的。让仆人们去买,等于是不打自招,而且可以说是在侮辱主人。自己去买吧,我又从来不敢。一位腰配佩剑的体面绅士,去面包店买块面包,成何体统?最后,我想起了一位大公主的可笑办法。有人告诉这位公主,说农民没有面包吃,她便回答说:“那就让他们吃奶油圆球蛋糕吧!”我买了点奶油圆球蛋糕。这么点事办起来可真是费劲儿了!我为此独自出门,有时候跑遍全城,经过30家糕点店门前,却一家也没进去。只是在店中只有一个人,而且模样儿也挺和善的,我才敢跨进店里。不过,当我一买到那可爱的奶油圆球蛋糕,插好门栓,去衣橱顶里头找出我的那瓶酒来时,我便一人自斟自酌,再看上几页小说,那有多开心啊!因为没人谈心,边吃边看便成了我的癖好。书就代替了我所缺少的朋友。我看一页书,咬一块蛋糕,宛如书在与我一同用餐。
我从不是放荡不羁、寡廉鲜耻的人,从来也没有喝醉过。因此,我的这种小偷小摸也并不起眼。但是,事情还是败露了,是酒瓶子坏了我的大事的。大家都装着不知道,但没再让我管酒窖了。在这方面,马布利先生做得漂亮,审慎。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外表一如其职务,严厉冷峻,但性格却十分温和,心地也罕见地善良。他判断力强,为人公正,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一名司法长官,他甚至非常厚道。由于感到他的宽厚,我对他更加敬重,这使我在他家多呆了些日子,否则我不会呆这么久的。最后,由于我对我不适应的一种行当厌烦了,由于我对一种我感觉不出任何乐趣的尴尬处境厌倦了,经过一年全心全意的尝试之后,我决定不教了,因为我相信我永远也无法真正提高这两个学生的水平。马布利先生同我一样,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我深信,倘若我不先提出来,他是绝不会主动辞退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过度的好心当然是我所不赞成的。
使我更难以忍受的是,我不断地把眼前的情况与我离开了的情况相比较,我总是怀念我亲爱的沙尔麦特,怀念我的菜园、树林、泉水、果园,而尤其怀念的是我为之而生、赋予这一切以生命的那个女人。我一回想起她来,回想起我俩的快乐、我俩那纯洁的生活,总不免感到心在隐隐作痛,感到压抑,再没精神干什么了。我无数次恨不得立刻动身,飞回到她的身旁。只要能再见上她一面,就是立刻死去也心甘情愿。最后,我无法抵御那些召唤我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回到她身边去的十分甜蜜的回忆,心想,我以前不够耐心,不够体贴,不够温存,而如果我现在在这些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一些,那我还是会幸福地生活在一种很温馨的友谊之中的。我琢磨出一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计划,急于付诸实行。我抛开一切,放弃一切,起身飞跑,像少年时那么异常激动地到了家里,跪倒在她的面前。啊!如果我在她的欢迎中,在她的爱抚中,总之,在她的心目中,重新见到我以前所感受到的、现在仍旧念念不忘的情意的四分之一,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人生的事是多么可怕的幻想啊!她仍旧用她那与生俱灭的卓绝的心迎接了我,但是我来寻求的那个过去已不复存在,也不可能再生了。我刚与她在一起呆上不足半小时,就感到我往日的幸福已经永远消失了。我重新陷入被迫离去时一样的辛酸境地,而对此我却不能说是谁的过错,因为,实际上,库蒂耶并不坏,而且他见到我回来,好像高兴多于不快。但是,我又怎能忍受成为她身边的一个多余的人呢?我曾经是她的一切,而且她也不能不始终是我的一切呀。我怎能在一个我曾经是它的一个孩子的家中作为一个外人生活下去呢?目睹是我往日见证的那些物件,我感到失落,心里很不是滋味。换个地方住,我也许痛苦少一些,但总是回忆那么多甜蜜的往事,也要刺激我的若有所失之感的。我空怀遗憾,悲戚伤怀,所以除了吃饭时间而外,我又总是一个人呆着了。我闭门读书,在书中寻找有益的消遣,而且,我感到以前一直担心的危险迫在眉睫,我便苦思苦想,从自己身上想办法,当妈妈没了经济来源时,好接济她。我曾把家中的事安排好,免得越来越糟,但自从我走之后,全都变样了。她的管家是个挥霍的家伙,爱讲排场,要骏马好车,爱在邻居们面前摆气派,在继续搞些他并不懂行的事业。妈妈已收不抵支;四季收益作了抵押;房租拖欠滞付;欠债日益增多。我猜想,她的年金很快便会被扣押,也许会被取消。总之,我看到的只是破产和灾难,而且为期不远了,所以我不禁不寒而栗。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医治心灵创伤的药物
我可爱的小屋是我惟一消愁解闷的地方。我因为在屋里寻求医治心灵创伤的药物,竟也同时在寻找办法,以防范我所预见到的灾难。因此,我在重新考虑我以前的那些想法时,又在建造一些新的空中楼阁,好把可怜的妈妈从我看到她正要跌入的可怕深渊中解救出来。我觉得自己才疏学浅,又无足够的才华,难以名噪文坛,无法通过这条途径发财致富。浮现在脑海中的一个新念头使我有了我那平庸的才能所不能给与我的信心。我虽没再教音乐,但并未放弃音乐。恰恰相反,我没少研究音乐理论,至少可以自视为这方面的博学者。我在想我在学习辨认音符,在依谱唱歌时的那份艰难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这种困难完全可能源自音乐本身,也源自我自己,特别是我知道,一般来说,学音乐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研究音符结构时,常常觉得它们创造得很不好。我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谱,免得在记哪怕很小的曲子时也总得画一些线和符号。但八度音的问题以及节拍和时值的问题把我难住了。以前的这个想法又回到我的脑子里,我在重新考虑它时,发现这些困难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我绞尽脑汁,想了又想,竟然成功了,我竟能用我的数码十分准确地,而且可以说是十分简单地把任何乐曲记录下来。从这时起,我认为我已经发财了,一边异常高兴地想着与我欠她一切的那个女人分享,一边想着赶快去巴黎,我深信把自己的方案呈交法兰西学院,一定能够引起一场革命。我从里昂带回来点钱,我还卖掉了我的书。半个月工夫,我便下定了决心,并付诸实行。最后,我怀着启迪我这一计划的那些美好念头,始终像任何时候那样,带着我的乐谱方案从萨瓦动身了,如同我以前带着我的埃龙喷水玩具从都灵出发那样。
以上就是我年轻时代的错误和缺点。我以我内心很满意的忠实,把经历讲了出来。如果今后我以一些美德来为我成年时期增姿添彩的话,我也会以同样坦率的态度去写的,而且,这就是我的打算。但我必须就此打住。时间会揭开许多帷幕。如果我的名字能流传到后世,也许后人将会知晓我所要说而没说的话。那时候,大家将会知道我为什么沉默不语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
尽管这几章里错误百出,而且我甚至都没工夫再仔细地看一看,但它们毕竟可以使任何注重事实的朋友找到线索,并给予他们通过自己的探索获得事实真相的方法。不幸的是,我感到要让这本书躲过我的敌人们的注意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本书落到一个正直的人手中这段注解是写在日内瓦手稿包括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的下卷的扉页上的,而巴黎手稿中没有。括号中的文字已被卢梭划掉,但仍可辨认。(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的朋友们手中,或者落入舒瓦瑟尔先生本人手中,我不相信会没人缅怀我,追忆我。可是,上帝啊,无辜者的保护神,保佑这些还我清白的文字别落到布弗莱夫人、韦德兰夫人及其朋友们的手里吧。你在他生前已经把一个失意的人送到这两个凶狠的女人手中了,就别在他死后再让她们糟践他了)。
我在沉默和忍耐了两年之后,尽管已发誓不再提笔,但我还是拿起了笔。读者们,请先别急着评论迫使我这么做的各种理由,请你们读完之后再下断语吧。
大家已经看到,我平静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平稳的、比较温情的生活中流逝的,既无大的波折也无大的辉煌。这种平庸淡然大部分是我那炽热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使我难以振作而极易颓唐。这种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时才会走出休闲,但却因慵怠与兴趣的缘故,重又回到休闲之中,它总是使我远离大的美德,更远离大的恶行,而把我带回到我天生就非常喜欢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中去,从不让我有任何大的作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
我马上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情景啊!30年间有利于我的习性的命运,在后30年中,却与之相悖,而且,从我的处境和爱好的这种不断的对立之中,大家将会看到,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从未听闻的不幸以及除了坚强而外,能使逆境变得荣耀的所有的道德产生了。
这本书的上卷是凭我的记忆写成的,里面必然会有很多错误。由于我不得不也凭着记忆来写这本书的下卷,所以可能里面的错误会更多。对我平静无邪地度过的美好年月的温馨回忆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纯美的印象,所以我总爱不断地去回味。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与我对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地不同。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来时,总要重尝个中苦味。我不想用这些痛苦的回忆去加重自己处境的艰难,所以总是讳莫如深,我做得很成功,以致必要之时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难的健忘是上帝对我后来命运多舛时赐予我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专门让我回忆愉快的往事,这成了我那只预见前途凶险的惊惧的想像力的一种有益的抗衡。
我为了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并为写书时有所依据而收集的所有资料,已经落到别人的手里,永远也无法弄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忠实向导,那就是标志着我生命延续的感情链,而且通过这些感情,也成为说明其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链。我很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忘记自己的美好感情。对我来说,对过错和美好感情的回忆太宝贵了,所以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抹去。我可能在事实上有疏漏,可能张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错,但对自己所感受到的,对感情促使自己做的,却是不会弄错的,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我忏悔的本意就是让别人了解我一生之中处于各种境况下的内心世界。这是我所许诺的心路历程,为了忠实地写出来,我不必有其他回忆,只要像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心全部亮出来。
然而,非常幸运,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中保留着六七年时间的可靠资料。信的原件在佩鲁先生的手里。这个信件抄本终止于1760年,包括我蛰居退隐庐、跟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们闹得不亦乐乎的整个那段时间: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的时期。至于我所能留存的、数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个时期的原始信件,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那本抄件后面,因为数量太大,无法逃过我的那些阿尔古斯希腊神话中看守母牛的百眼巨人。的警觉,我将在我认为它们能够澄清点什么的时候,不管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把它们录于这本书的后面,因为我并不担心读者们会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辩护词,但是,读者们也不应该在真理为我说话的时候认为我会不说明真相。
总之,下卷与上卷就其真实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叙述的事情重要而外,并不优于上卷,而且,在各个方面几乎还比上卷逊色。我是在伍顿或特利城堡,饶有兴趣、踌躇满志地写的上卷,我所要回忆的所有的往事都是一件件新的快事。我不断地怀着新的喜悦去回味它们,可以大刀阔斧地修改删节,直到满意为止。今天,我记忆力减退,脑子也不行了,几乎无法干任何事情。我只是勉为其难、心怀忧伤地在写这个下卷。它展示于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负义,只是一些悲痛的揪心的往事。我真想能把我要说的话全都永远埋葬掉,可我又不得不说出来,所以只好掩饰遮盖,玩弄花招,尽量地改头换面,卑劣地去干我生来就不会干的事。我头上的楼板有眼睛,我四周的墙壁有耳朵;我被心怀叵测、警觉性特别高的奸细和探子包围着,忐忑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纸上匆匆写上几个不连贯的词句,几乎都来不及细看,更别说是修改了。我知道,尽管他们在我周围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但他们始终害怕真相从缝隙中漏出去。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尝试着,但并不抱什么成功的希望。可想而知,这样还怎么能写出动人的场面,并使之富有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我提醒想要读这本书的人,我不敢保证你们在读的时候不感到厌烦,除非你们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并且真心热爱正义和真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在上卷末尾,我不无遗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尔麦特,在那里建起了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待妈妈回心转意,把我可能积攒的钱财带回到她的面前,因为我认为我的记谱方法是我的一种可靠的财富。
我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看看熟人,弄几封去巴黎的举荐信,卖掉我随身携带的几何书。大家都很欢迎我。马布利夫妇见了我很高兴,请我吃了好几顿饭。我在他们家认识了马布利神甫,正如我先前在他们家认识了孔迪亚克神甫一样。他俩都是前来探望自己的兄弟的。马布利神甫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举荐信,其中有一封是给丰特奈尔先生的,还有一封是给凯吕斯伯爵的。这俩人后来与我相处甚得,特别是丰特奈尔,他直到临死之前,一直对我感情深厚,而且在我俩促膝谈心时,他还给我提出一些忠告,可惜我没有认真对待。
我又见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认识,他常常慷慨真诚地帮助我。这次相见,我觉得他一如往常。是他帮我把书卖掉的,而且还亲自或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管用的去巴黎的举荐信。
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是因博尔德先生才与他认识的,而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黎塞留公爵法国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的侄孙(1696—1788),1748年成为法国元帅。先生。后者当时正路过里昂,帕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黎塞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我去巴黎看他。我后来去看过他多次,但结识这么显赫的权贵对我却从未有过任何益处。我下面将要经常谈到他的。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中帮助过我。他曾借给我或者送给我一顶软帽和几双袜子,我一直未还,他也从未向我要过,尽管我俩后来经常见面。不过,我后来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礼物。如果在这里谈的是我应该做的事的话,我会把自己说得比这更好一些的,但说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遗憾,这是两回事。
我又见到了侠肝义胆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一贯的高尚品德,因为这一次他给了我他上一次给予和蔼的贝尔纳系指比埃尔-奥古斯特·贝尔纳,绰号和蔼的贝尔纳(1710—1775),歌剧作者。同样的礼物:替我付了长途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义的人。我还见到了他那位亲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供养着她,其全部长处几乎只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但与她接触的人无不对她感到同情,离开她时又都心有不忍,因为她已到了肺病晚期,不久便因医治无效而死去。没有什么比其所爱之人的属性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正性格了。当大家见到温柔的戈德弗鲁瓦时,便了解了巴里索为人的善良了。
我心里十分感激所有这些善良的人。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因为忘恩负义,而是由于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寡义的那种难以克服的懒惰。我从未忘记他们的帮助,但对我来说,用行动来报答他们并不难,而老是用言词向他们表示感激却让我觉得勉为其难,因为按时写信始终是我力不从心的事,而一旦开始懒于动笔,因羞愧和尴尬我就更加不知怎么去弥补自己的过错,于是,我便索性不再写信了。因此,我音讯全无,似乎已把他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倒是毫不介意,我觉得他们对我仍一如既往,但博尔德先生就不同了,2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以为遭人冷落时,他的自尊心会激起他多么大的报复心理。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会忘记一位可爱的人。我怀着分外高兴的心情又看见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温馨的回忆。她就是塞尔小姐,我在上卷中谈到过她,我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与她再次相逢。这次旅行,我比较空闲,见她的次数更多,心里对她有了一种强烈的感情。我有理由相信,她的芳心也向着我,但她对我十分信赖,所以我不敢冒失。她一无所有,我也身无分文。我俩境况十分相似,所以无法结合,而且我也另有想法,根本就没有考虑谈婚论嫁的事。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名叫热内夫的年轻商人好像想与她结成连理。我在她家见过那人一两次。我觉得他像个正经人,大家也都这么认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会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后来他真的娶了她。为了不扰乱他俩纯洁的爱情,我识趣地动身了,并祝愿这位可爱的人一生幸福。可惜,我的祝愿在这世上只实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后来得知她婚后不到三年光景就死了。一路上我一直心里想念着她,我当时感觉到,而且后来每每回忆起来仍常感到,人们为义务和道德作出牺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却因这种种牺牲在心底里留下的温情回忆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见巴黎坏的一面,而这一次我却尽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过,这并不是指我的住房条件,因为我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地址,住进了圣康坦旅店,在索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街上。肮脏的街道,肮脏的旅店,肮脏的房间,但却住过一些卓绝的人,例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甫和孔迪亚克神甫两兄弟以及其他好几个人,可惜我一个也没有遇见。但我在那里却遇到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是个瘸腿乡绅、诉讼人,好附庸风雅。因为他的缘故,我认识了我现在最好的朋友罗甘先生。通过罗甘,我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我后面将要特别地谈一谈狄德罗。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不懂得隔行如隔山
我于1741年秋来到巴黎,随身带着的全部财产就是15个金路易现金、喜剧本《纳尔西斯》和我的音乐计划。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地借此生财。我赶紧利用我的举荐信。一个年轻人,面孔还看得过去,又貌似有点才气,来到巴黎,总是深信自己是受人欢迎的。我受到了欢迎,这使我感到高兴,但并没对我有多大帮助。我被推荐给的所有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是有用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萨瓦的贵族,时任王室马厩总管,我觉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博茨先生,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收藏室的勋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特尔神甫,耶稣会会士,明符键琴的发明人。这几个关系,除了达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马布利神甫为我介绍的。
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但十分可惜,他英年早逝。他俩都一时心血来潮,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800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开支的。
博茨先生对我非常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她亮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愚蠢透顶。她举止随便,让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拘拘束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致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宣读了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却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到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像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优秀卓绝的人,但却没有一个懂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强能够审核我的方案罢了。
在与这几个人讨论中,我确实而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是更加地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我说的理由却是不容置辩的,可我却一次也没能让他们听进去,没能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大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其实并非如此。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没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像,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实在的,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满嘴胡言。我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要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就可以记录下来,并可以随意移调。这帮先生曾听到巴黎的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对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满纸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有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远远胜过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惟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却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逐一地认清楚,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心悦诚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显见,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惟独不懂得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掩盖自己的羞愧
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跻身文坛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老相识了。而眼下,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坚决毅然地要通过它来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几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因为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益均分,但版税却由我一人出。那个老基约书倒是替我出了,可我版税却是白付了,一分钱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不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非常地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的音乐。她叫德罗琳,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时间,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却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加渲染,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但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回我已经30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下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心劳神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绝望颓丧,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钱方面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邪归正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面花过一个苏,除了惟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的。
我连凑乎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十分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却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拜访,可我却又偏偏觉得这实在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访。几乎只有马里沃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1688—1763),卢梭与他相识时,他已名噪一时了。、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龄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乐理。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过从甚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15年,要不是因为他的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上百遍忘了上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口袋里揣上一本〗ZK(〗〗的作品,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上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记得尼西亚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名将。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奕。我在那儿认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我的棋艺并没有多大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下赢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在想:“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造成的。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愧。
我就这样心平气静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偶尔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子儿的。卡斯特尔人很疯癫,但他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儿,那您就改弦易辙,去拜访女士们。您在这方面也许能成功。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访她,就说是我介绍来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必须走女人的门路: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把这些好似苦役般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后推,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拜访贝赞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罗格利夫人走进她的房间时,贝赞瓦尔夫人对她说道:“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跟我们提起过的卢梭先生。”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扬了一番,然后,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前,让我看她已练过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挂钟,快一点钟了,便想告辞。贝赞瓦尔夫人对我说:“您住得挺远的,别走了,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也就没有推辞。一刻钟之后,我从只言片语中明白,她是让我在膳房里用餐。贝赞瓦尔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思想偏狭,过分地拘泥于她那波兰贵族的显赫身世,不明白对有才气的人应该刮目相看。这一次,她甚至都没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据我的举止对我作出了判断,其实,我那天穿得虽很朴素,但却十分干净利索,根本就不像是个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声色不动地对贝赞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需要赶快回去,想告辞了。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对着她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产生了效果。贝赞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同我们一起用餐。”我认为再拿架子就太愚蠢了,便留下来了。再者,布罗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动了我,使我觉得她很动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并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将不致因给了我这份荣幸而感到后悔。她们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纪尧姆·德·拉穆瓦尼翁(1683—1772)是马尔泽布尔的父亲,曾任法国总检察长、大理院院长、审理间接税案的最高法院院长,1750年出任法国首相。院长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格罗利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尽是些花哨词语、隐晦的哑谜。在这方面,可怜的让-雅克就神气不起来了。可我很识趣,不敢自作聪明,硬充好汉,我只是一言不发。我要是总能这么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落入深渊了。
我对自己的笨拙,对于不能在布罗格利夫人面前证明自己无愧于她的垂青,感到很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我口袋里装着一首书简诗,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间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是激情满怀,听得他们仨人全都掉了眼泪。或许是因为虚荣,或许是确实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自己看出来布罗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没说错,这人应该同您而不该同女佣们一起用餐吧?”在这之前,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这么报复一下之后,我才高兴起来。布罗格利夫人把原先对我的好评夸大了一点,认为我就要轰动巴黎,就要交上好运了。为了对缺乏经验的我加以引导,她给了我一本《X伯爵忏悔录》系法兰西学院院士杜克洛(1704—1772)当时刚出版的新作,说的是一个“交好运的人”的故事,这正可以给初来巴黎的青年卢梭以指导。。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个良师益友,您将来在社交场上会用得着的。您不时地参考一下对您没害处。”我怀着对赠我书的人的感激,把这本书保存了20多年,但心里常常对这位夫人以为我是个风流才子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我就想同书的作者交个朋友。我的习性给了我很好的启迪:该作者是我在文人堆中惟一的真心朋友。
自打这时候开始,我便敢于相信,贝赞瓦尔男爵夫人和布罗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对我感兴趣,就不会让我长久地穷困潦倒。我并没有看错。现在来谈谈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门的情况,这对我产生了更加长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先生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是三姐妹,人称美惠三女神。拉图什夫人同金斯顿公爵逃到英国去了;阿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而且更是他的朋友,惟一的、真诚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温柔可爱、心地善良,而且思想开朗,不知忧愁的了不起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丽的一位,也是惟一一位未受人指责有不规行为的女人。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弄到手的,她母亲为了感激他在他省内热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个包税吏的职位和一笔巨额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仍旧是巴黎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她赤裸着玉腕,披散着秀发,晨衣不整。我从未受过如此接待,可怜的脑袋晕眩转悠,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总之,我是恋上迪潘夫人了。
我的惶恐好像并未在她面前造成坏的印象,她根本就没有看出来。她对我的书和我这个人都很热情,以一个行家的身份跟我谈论我的方案,一边唱,一边弹着羽管键琴伴奏,还留我吃了午饭,让我坐在她的身边。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快要发疯了,也真的是疯了。她允许我去看她,我便趁机老往她家跑,几乎每天都去,每周还在那儿吃上几次饭。我有满腹的心思要向她倾诉,可总也没那个胆子。有好多种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胆怯。进入富家门就是通往幸运之路,就我当时的处境,我不愿贸然行事,因此这条路被我给堵死了。迪潘夫人尽管非常可爱,但却严肃而冷漠,我看不出她的举止之中有什么挑逗的意思,所以不敢乱来。她家当时非常显赫,在巴黎独树一帜。她家门客如云,要是稍许少点儿,可说是集各类之精华了。她喜欢见到各种风光人物:权贵、文人、美妇等。在她家里见到的尽是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诺尔夫人、赫维夫人,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丰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利埃神甫、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圈中人和食客。如果说她的矜持举止吸引不了多少年轻人,那么她的宾客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更加令人肃然起敬,而在这种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就没什么可以吹嘘的了。所以,我不敢说话,但又忍耐不住,只好斗胆地给她写信了。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没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还给了我,当面告诫了我几句,口气冷冰冰的,让人望而生畏。我想说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熄灭了,在礼貌地表白了一番之后,我同以往一样地继续去拜访她,再也没有向她倾诉过什么,连眼睛也不敢流露出感情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几乎同迪潘夫人、同我年龄相仿。他很聪明,长得也很好,可能有非份之想。据说,他对他的继母有点意思,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夫妻俩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他很懂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来得太频,请我别再去了。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平白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太合适。特别奇怪的是,弗朗格耶夫妇并未因此而冷淡我。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几天她儿子,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几天可真够活受罪的,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差一点辱没家门,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我在照看他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他伤害自己和别人,但这就够我烦神的了。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多看管他一个星期。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开始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点,我搬出圣康坦旅店,住到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旁边。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没太当心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一命呜呼。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死亡将至,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很熟悉的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对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麻木不仁感到懊悔。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却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濒临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尽管我总以为别人有才,而我望尘莫及,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新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胆怯了,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深感汗颜。再说,去哪儿找人帮我写歌词并让人费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我发高烧的时候,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点“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也许会赞赏一番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高烧的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从他说的胡话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在我康复期间,我的心里仍挂念着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但心境比以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明明白白,而且想尝试一下单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我这并不完全是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付之一炬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把它给烧掉了,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意大利著名作曲家(1665—1758),卢梭将他的名字拼错了,应是“波农奇尼”。相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花了些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3个不同的主题,分成3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1544—1595)。;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拉丁诗人(公元前43—公元17)。;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希腊诗人(公元前560—公元前478)。,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喜悦。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和乐兴味之中,用了好几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的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自傲,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感到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一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怠和困乏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其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走得很亲近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访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弗勒里红衣主教的亲信、心腹。弗勒里当了首相之后,巴尔雅克便成了他的近侍,权可倾国。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保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50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100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先生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个疯子共事,便把他给晾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的人,对我连哄带骗的,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20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最后到了威尼斯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系指1740年到1748年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官,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连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渡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21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检疫站空空荡荡,还没来得及布置。于是,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行动的不便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里,里面空空的,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呆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而没留在船上就感到后悔。我像个新鲁滨逊似的动手安排我21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似的。我先是颇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彻底,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多本书码放好。总之,我布置得非常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地舒适。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告诉我可以入席。两顿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1741年到1745年法国驻热那亚共和国特使,于1765年去世。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本会在那儿过满21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醮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了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说实话,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十分亲切。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很开心。因此,我同他交上了朋友,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也都没见过什么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差错。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一直很清闲,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的人去办。在我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非常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所以很讨厌那位领事。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那个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开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一争高低。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使馆办公室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约合十个法郎。。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笔钱,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的。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本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要。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装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敏锐,不会上当,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提出异议,而对外国人交纳的钱却要我与他平分,说是要给我相应的好处。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为却让我非常恼火,我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您拿我一个苏的。”他见一计不成,便另生一计,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使馆办公室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从未补还过我一个苏。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甫。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开始工作时,没有觉得像原先所担心的那么发愁,因为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经验,又是在一个也不比我经验多的大使身边工作,况且,他还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和一点点知识本是启迪我好好为他,为国王效劳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对着干。他与马利侯爵相交甚好,这是他所干的比较明智的事。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只要愿意,他可以牵着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鉴于两国王室的利益,他通常总是给他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执行时不是总自以为是的话,这些主意本来是很好的。他俩要联手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声称要恪守中立,但却公开地向奥地利军队提供军火,甚至还提供兵丁,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不顾我的劝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说明,威尼斯共和国绝不会违反中立。这个可怜虫执拗而愚蠢,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这么干,我又不得不服从,所以,有时我感到工作起来很受罪,几乎没法干。譬如,他非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用密码,尽管这两种报告都根本就没有保密的必要。我劝他说,王室的公文每周五到,而我们的公文周六就要发出去,没有足够的时间译解和编译这么多密码,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要赶着让信使带走。为此,他想了个绝招儿,让我每个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复函拟好。他还觉得这一招儿非常地妙,尽管我向他指出这不可能,行不通,但还是不得不照他说的办。我在他那儿的整个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他在一周内匆匆交代我的几句话以及我道听途说的几条平淡无奇的消息,然后,根据这一点点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周六要送发的公文稿交给他,顶多再按照每周五送来的公文匆忙地作点修改,即作为我们的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像的程度,那就是对待每一条消息,他不是往外发,而是全都发回消息来源地。他向阿梅洛1737年到1744年4月的外交国务秘书(1689—1749)。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莫尔巴伯爵(1701—1781),海军国务秘书。先生报告巴黎的情况,向阿弗兰古尔阿弗兰古尔侯爵(1707—1767),1749年到1762年间,任法国驻瑞典大使。先生报告瑞典的新闻,向拉舍塔尔第拉舍塔尔第侯爵(1705—1758),1739年到1744年间,任法国驻俄国大使。报告圣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时候,还向他们每人发回他们各自发来的消息,只是我在词句上稍稍加以改动了一下而已。对于我送给他签字的所有材料,他只是对送呈宫廷的文件浏览一遍,而对发送其他大使馆的公文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上字了,所以这使我对后面这类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处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错一下。但是,对于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变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时心血来潮,突然别出心裁地加上几句,害得我赶忙地把整个文件加上他刚添的几句话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肯签字。如果没遇上这种情况,那真是要感谢上帝了。我曾经多次考虑到他的荣誉,想用密码加进点与他所说的不尽相同的东西,但是,一想到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么胡来,便只好任他胡言乱语,自讨苦吃,心想反正已向他坦陈己见,冒着风险在他身边尽职尽责了。
我始终如一地正直、热情、勇敢地做着这一切,理应受到他的回报,而不是像他最后那样对待我。上帝赋予我一个良好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给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学习,现在正是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优点表现一下的时候了,而且,我也确实表现了一下。我形单影只,没有朋友,没人指教,没有经验,又身在异乡,效忠异国,夹杂在一群骗子中间,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为了使我同流合污,让我效仿他们,可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很好地效忠法国,尽管我并不欠法国什么,而且像应该的那样,竭尽所能,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身居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做到无可厚非,理应受到,而且也真的受到共和国的敬佩,受到所有我们与之联系的大使的敬佩,受到所有定居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位领事也不例外,我很抱歉地顶替了他的工作,我知道那本该属于他的,而且这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蒙泰居先生完全信赖马利侯爵,可后者并不会事无巨细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存在。当他们需要他的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大使的身边或餐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我尽我所能地帮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畏缩缩,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会想得到,多亏了我,巴黎的戏迷们才得以看到卡罗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他的女儿们已经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吸引了很多的人。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来普。勒布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办得很糟。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辞,所以维罗奈斯没能要回。我十分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划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见我那条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威尼斯还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事。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此处为意大利文。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通报了姓名。参议员顿时面色苍白,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我现在是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前来要人的。”这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他乖乖地动身了。
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几乎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替一位商船船长摆脱了困境。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马赛人,船名我忘了。他的船员与为共和国服务的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发生纠葛,动手打人,因此船只被扣,受到严厉处罚,除船长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长求助大使,但被打发走了。他又去找领事,可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活动,他无法干预。迫于无奈,他便跑来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应允许我就此事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备忘录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无结果,船始终被扣着。我便想了一个主意,结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夹在一份呈送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这么做的。我知道,我们的函件虽无太大必要去拆检,但在威尼斯却是要被拆检的。这一点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日报中的文章照抄我们的公文。我曾想让大使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不予理会。我的目的是,在公文里提及这次迫害事件时,利用他们拆检的好奇心,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把扣住的船放了,因为真想为这事等候宫廷的批复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不仅如此,我还跑到船前询问船员。我是拉着帕蒂泽尔神甫一道去的,他是领事馆主任秘书,很勉强地跟我去了,因为这帮可怜虫全都害怕得罪参议院。由于有禁令,不能登船,我便呆在我的威尼斯平底轻舟上作笔录,我扯起嗓门儿逐个地询问每一个船员,诱导他们,使他们的回答有利案件的解决。我本想让帕蒂泽尔审问并亲自作笔录的,因为这事更应该是他的业务范围,可他就是不肯,一句话也不说,很勉强地在笔录上我的名字下面签了字。这个行动虽有点冒失,但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外交大臣的复函到达之前,商船早就放行了。船长想送我一件礼物。我并未生气,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一个连法国人现成的签证费都不要的人,会是拿国王的保护挣钱的人吗?”他想至少要请我上船吃顿饭,我同意了,并领着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道去了。后者名叫卡利约,是个聪明而可爱的人,后来在西班牙驻巴黎使馆任秘书,随后又当了代办,我仿效我们的大使们,同他来往很密切。
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节安排得井然有序、有板有眼,以免受骗上当,宁肯自己吃亏而帮了别人的大忙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冥思苦想,注意别在办事时出差错。我在主要职责上,都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误,遭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我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斯洛,他从巴黎带了一张200法郎的旧欠条,是一个名叫查内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为付假发钱而开给他的朋友中的一个假发制造商的。鲁斯洛把这张欠条拿给我,求我尽量想法收回点钱来。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贵族的一贯伎俩就是,一回国,就要把在国外的欠债统统赖掉。要是想逼他们还债的话,他们就一拖再拖,让倒霉的债主耗尽时间、金钱,直到灰心丧气,干脆不再追讨,或者通过协商捡回一星半点了事。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内托谈谈。查内托承认欠债的事,但就是不肯还钱。争来吵去,他终于答应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把欠条给他拿去时,他那三个西昆却没准备好,还得等着。在等着还钱期间,我同大使发生争执,离开了使馆。我把使馆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鲁斯洛的那张欠条却不见了。勒布隆先生硬说是还给我了。我很了解他的为人,不会怀疑他的。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欠条到底哪里去了。由于查内托承认欠了这笔债,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那三个西昆,开一张收据,或者让查内托再重写一张欠条。查内托得知欠条丢失,就既不想还钱,也不想再写一张欠条。我只好自认倒霉,给鲁斯洛三个西昆。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后同债主商量。于是,他把债主的地址给了我。假发制造商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条或者全部欠款。我气极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张该死的欠条找回来!我在手头最紧的时候,自己付了这200法郎。就这样,欠条丢了,债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张欠条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难得到查内托·纳尼阁下许诺的那十个埃居。
我自觉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干起来便劲头十足。除了与我的朋友卡利约交往,同我马上就要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去圣马克广场来点无伤大雅的娱乐、看看戏和我们几乎总是一起去串串门而外,我惟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尽管我的工作并不复杂艰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甫助我一臂之力,但由于联系面很广,又处于战争时期,所以我仍旧是挺忙的。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来的时候,有时则需要干到半夜。余下的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我开始干的业务,我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以后受到重用。的确,我的口碑很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从未抱怨过,他后来之所以发那么大火,完全是因为我见一再诉苦不起作用,自己终于要走的缘故。我们与之有公文往来的大使们和外交大臣,总是对他赞扬他的秘书的才干,这本该使他颇为得意的,可却因为他的心胸狭窄,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了对我的赞扬,这使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很不能约束自己,连星期六,几乎是所有文件都要发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到工作完了之后再出去。他老盯着我,催促我把呈送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赶快弄好,他慌急慌忙地签完字后,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件都还没有签字哩。这样一来,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话,我就得把它们弄成通讯稿,但要是牵涉到王室事务,就必须有人签字,我就只好代签了。我们刚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是国王派驻维也纳的代办樊尚先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进,加热伯爵作了非常绝妙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很少提及。那份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征告诉了我们——从维也纳动身,要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齐,负责煽动民众,策应奥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说他对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便把情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加吕西奥·德·洛皮塔尔侯爵,1740年到1750年任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1757年到1761年担任法国驻俄国大使。了。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致也许多亏了我这个总受训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国。
洛皮塔尔侯爵在理应感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蒙泰居因渎职本该自贬自责的,但他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这是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火气很大。我以前遇到特殊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处理过,如同这次与洛皮塔尔侯爵一样,尽管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没有别的邮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头两天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出发前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不乏褒奖之意。驻热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如此,蒙泰居先生因而更是气上加气。
我承认,我是不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的。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乱找机会。我觉得好好干活儿,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入情入理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的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们分手的那一天,他对我的惟一指责就是这一点。
他的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像模像样,里面尽是些流氓恶棍。法国人在那里受虐待,意大利人则满面春风;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年头很久的好职员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赶走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这人极尽溜须拍马、卑鄙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信,使大使馆内所剩无几的正派人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深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子们忐忑不安的。就凭这一点,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他的仇恨里还有一个原因,使得这种仇恨变本加厉。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
按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个剧院都有包厢。每天午饭时,他便指定当天要去的剧院;我随他之后挑选,然后再由随员们挑选其他剧院的包厢。我出门时便拿好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便让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诉他的一个房子里去把我的钥匙拿来。维塔利非但不给,反而说钥匙他已经给别人了。我气极了,尤其是因为跟班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跟我解释几句,我没理他。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再在这个时间,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子里,当着昨天在场的人的面,来向我道歉,否则,后天,不管怎么样,我可告诉您,不是您就是我,卷起铺盖离开这里。”我口气坚决,把他镇住了。他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只有他做得出来的奴才相,向我作了公开道歉。但他却暗中在打主意,一面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的手段暗中使坏,以致于他虽然没能怂恿大使把我辞退,却迫使我不得不自动离去。
像这样的一个混蛋肯定是不会了解我的,但他却知道我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道我对无意的冒犯是非常宽容的,而对处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寸步不让的,知道我在场面上是爱面子、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切相关的那种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大使馆弄成了一个肮脏下流的场所、骗子流氓的窠穴。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皮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妓院的。这两个混蛋串通一气,既卑鄙下流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大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大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甫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弄得干净整洁,像模像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的。可我们只有一支黯淡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子、几把铁叉子。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大使馆里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道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嚷起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因为他很清楚,我对我们受到的这种不像话的对待比谁都更加繁感。大使馆里只有我一人不在外面说三道四,但我向大使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既责怪其他人,也责备他本人,因为他为自己的卑鄙灵魂所驱使,每天都在找我的麻烦。为了与其他使馆的秘书们相比不相形见绌,我就得自己多破费点,可我薪俸微薄,省不出钱来,只好向他要钱,这时,他便跟我说他多么器重我,信任我,仿佛这样就能使我的腰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了似的。
那两个歹徒终于使他们的主人那原本就不太精明的脑袋晕乎了。他们说服他投机倒把,做旧货生意,结果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用高出一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畔租了一幢别墅,把多出的钱与屋主平分了。别墅的房间按照当地的习惯,都饰有镶嵌画,并有用精美的大理石建起的圆柱和方柱。蒙泰居先生不惜工本地把所有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护起来,惟一的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都是这么饰有木护壁的。也同样是出自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所有大使中,只有他一人不许年轻侍从佩剑,不许跟班执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始终出于同一种动机,总看我不顺眼,惟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诚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不屑、粗暴、虐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的脾气所致而非出于仇恨,我都能忍就忍了。但是,一旦我看出他是有意剥夺由于我的良好工作而应得的荣誉的时候,我是坚决不干的。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心术不正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一家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很不高兴,但并没发火。我回答他说,我荣幸地每天都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摩德纳公爵驾到时,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以及我的职责,我也得予以反对的。他气乎乎地说:“怎么,我的秘书,大使馆的贵族侍从都不入席,你连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位君侯同席?”我反驳他道:“是的,先生,阁下赐予我的这个职位使我变得高贵了,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随员高一等,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您也知道,您载誉归国的那一天,根据礼仪和传统习俗,我得穿着盛装跟随您的左右,并能荣幸地在圣马克宫的御宴上与您同席。所以,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参议院的公宴,怎么就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的私宴呢。”尽管我的理由无法驳斥,但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次争吵,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来大使馆赴宴。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不思回报反而刁难
从此以后,他老是找我的麻烦,故意气我,想尽办法剥夺属于我职权范围的小特权,转给他亲爱的维塔利。我敢肯定,要是他有胆量派维塔利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这么做的。他通常是让比尼斯神甫在他的办公室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的,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信报告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经过,只字未提惟一参与处理此案的我,甚至还把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说是帕蒂泽尔写的,夺去了我的功劳,其实帕蒂泽尔一句话也没问过。他是想打击我,取悦他的那个宠信,而并不是想甩掉我。他知道,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没有当初找我接替福罗那么容易,福罗早把他的德性给传出去了。他非得找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不可,因为得给参议院复函。而且,这个秘书还得写所有的公文,干所有的事,又不用他自己操心费神。此外,这个秘书既要服务周到,又得对他的废物随员们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制服我,使我远离自己的祖国以及他的祖国,没钱回去。如果他做得客气一些,他也许就得逞了,但维塔利却别有用心,想逼我滚蛋。他果然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我吃力不讨好,大使对我的辛劳不思回报反而刁难,再留下去,在大使馆内只有生气,在大使馆外则遭不平,而且,他自己已经搞得臭名昭著了,我就是干好了也得不到好处,干坏了则更于己不利,所以我把心一横,向他告假,并给他留下时间重找一名秘书。他对此未置可否,仍旧依然故我。我见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他也并没在找任何人来接替,我便给他兄弟写信,详述我的苦衷,请他说服大使阁下准许我告假,并且说明,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继续呆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来。我开始感到很不舒服了,但大使终于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写得言词严厉,因为大使尽管常大发雷霆,可我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破口大骂了一通之后,不知再说什么好,便指控我出卖了密码。我哈哈大笑,以嘲讽的口吻问他是否真以为在全威尼斯有哪一个傻瓜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密码的。他一听,气得口吐白沫。他装作要喊人,说是要把我扔出窗外去。在这之前,我一直非常平静,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火冒三丈了。我奔向门口,拉出插销,把门从里面插好,步履沉稳地走回来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会干预这事的,还是咱俩私下解决的好。”我的举动、我的神态立刻让他安静下来。在他的表情中,明显可见惊讶和恐惧。我见他气消了,便稍稍说了几句,向他告辞,然后,没等他回答,我便把门重新打开,走了出去,昂首挺胸地在他的仆人中间从候见厅走过。仆人们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我觉得他们真可能会帮我打他,而不是帮他来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房间去,而是立即下楼,出了大使馆,永不回头。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那儿,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了一番。他并不太惊讶,因为他知道大使的德性。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饭尽管是临时准备的,但却很不简单。在威尼斯的所有有脸面的法国人全都来了,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一听,众口一词地指责大使阁下。大使没有跟我结账,一个苏也没给我,使我只剩下身上装着的几个金路易,没法回家。大家纷纷解囊相助。我从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20来个西昆,从圣西尔先生手中也拿了同样数目的钱。除了勒布隆先生外,我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是最好的了。其他人的好意我一概谢绝了。在等待动身的期间,我住到领事馆秘书家里去,以便向公众证明,法国并不知道它的大使的种种不公正的行径,大使见我落难之时反而受到欢迎,而他堂堂一个大使反倒受人冷落,不禁勃然大怒,完全失去了控制,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个疯子。他竟至不顾体统,向参议院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我抓起来。比尼斯神甫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便决定再呆上半个月,而不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得知我的决定,深表赞同。我受到普遍的敬佩。参议院甚至不屑于答复大使的莫名其妙的备忘录,通过领事告诉我说,我可以想在威尼斯呆多久就呆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子的行径。我继续拜访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又去向那不勒斯大使辞行,他不在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非常殷勤客气的信。最后,我动身了,尽管手头拮据,但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借债和欠一个商人50来个埃居而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债务。那个商人名叫莫朗迪,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可我却没有再还卡利约,尽管我俩此后常常见面。至于前面所说的两笔借债,我后来手头一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常去她家共度良宵
不谈一谈威尼斯的有名娱乐,或者至少谈谈我逗留期间所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娱乐,是不好离开这座城市的。大家都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少追逐我这种年龄的人的种种欢乐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大家所称作的年轻人的欢乐的。我在威尼斯时依然故我,再说,公务繁忙,我想寻欢作乐也不可能,但这却使我对那些可以为之的普通消遣更感兴趣。首要的、也是最温馨的便是与一些杰出人士交往,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等人。还有一位弗留利位于威尼斯东北部,现今的南斯拉夫边境上。的绅士,我非常遗憾,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我一想起他来便仍觉得十分温馨。这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里,心灵与我最相像的一位。我们还同几位颇有才华、知识渊博的英国人交情甚厚,他们同我们一样,都喜爱音乐。这帮先生全都有妻室,或女友,或情妇。他们的这些情妇几乎都是一些才女,大家就在她们家里唱歌跳舞,也在她们家里玩牌,但玩牌的次数不多,因为我们具有强烈的审美观、多才多艺、喜爱戏剧,所以对赌博感到乏味无趣。赌博只不过是无聊之人的乐趣。我从巴黎带来了人们对意大利音乐的偏见,但我也从本性中获取了分寸感,使各种偏见不攻自破。我很快便对意大利音乐有了它赋予其知音的那种激情。我听着威尼斯船歌,觉得好像在这之前从未听过似的,而且,很快我便对歌剧入迷了,以致我想专心一意地听歌剧时,因为讨厌别人在包厢里说笑,吃零食,我便常常避开众人,躲到另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呆在包厢的角落里,悠然地陶醉于歌剧之中,不管歌剧多长,一直听到曲终幕落。有一天,在圣克里索斯通剧院,我竟睡着了,比在床上睡得都香。嘹亮精彩的曲子都没把我吵醒。但是,有谁能够表达得出使那首把我惊醒的曲子变成优美的和声,变成仙声妙乐的其乐无穷的感觉呢?当我同时竖起耳朵,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那是多么地惊醒,多么地陶醉,多么地出神入化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恍如身在天堂。这支迷人的曲子我至今仍然记得,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是这么开始的:
给我留下那美人儿,我为她心潮澎湃。原文为意大利文。我想要这支曲子的曲谱。我弄到了,并保存了很久,但写在纸上的曲子与我心中所想的不一样。曲谱相同,但却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支仙声妙乐永远只能在我心中弹奏,正如同把我惊醒的那一天一样。
依我看,有一种音乐完全优于歌剧院的音乐,在意大利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都没有可与它相提并论的,那就是scuole的音乐。scuole是一些慈善学校,是为教育贫苦女孩建立的,待她们长大以后,由共和国负责陪嫁或送进修道院。在教授的技艺中,音乐列于首位。每逢星期日,那四所scuole的每一所的教堂里,晚祷中都有大型合唱队和大乐队的经文歌演出,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一流大师,演唱者全都站在有栅栏的舞台上,全都是女孩子,最大的也不到20岁。我想像不出有什么能像这种音乐那么迷人,那么动听的;内涵的丰富、歌曲的高雅、嗓音的甜美、演唱的准确,这极其和谐美妙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印象肯定与圣堂气氛不相一致,但我相信没有谁能不被感动的。我和卡利约从未缺过一次曼第冈蒂学校的晚祷,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俩如此。该校教堂里总是挤满了音乐爱好者,连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向这些出色的演员们学习,培养自己对歌曲的真正鉴赏力。令我恼火的是那些该死的栅栏,使人只能听见歌声,却看不见堪与歌声媲美的天仙。我老在提这件事。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家里又提起来了,他便对我说:“如果您那么好奇,想看看这些小姑娘,这是不难办到的。我是该校校董之一。我来让您同她们在学校里一起吃午茶。”他没有信守诺言之前,我就老缠着他不放。当我走进关着那些令人垂涎的美人儿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我向这些著名的女歌手一一作了介绍。她们的声音和名字都是我所熟悉的。“来,索菲……”索菲奇丑无比。“来,卡蒂娜……”卡蒂娜是个独眼姑娘。“来,贝蒂娜……”贝蒂娜一脸麻子。几乎每个人都有重大的生理缺陷。勒布隆这个刽子手见我惊诧难受的样子,不禁好笑。不过,有两三个我觉得还凑乎,她们只是在合唱队里唱唱而已。我大失所望。吃午茶的时候,我们挑逗她们,她们也开心起来。丑陋并不是就没有风韵,我觉得她们还有点风韵。我暗自在想:“没有灵犀,她们唱不了这么好的,所以她们心灵是美的。”我终于完全改变了对她们的看法,离开时,我几乎都爱上了这帮丑丫头了。我几乎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祷了。但只要一听,心里就又踏实了。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甜美,她们的歌喉完全粉饰了她们的面庞,因此,只要听见她们在唱,我就不顾眼睛所看到的,依然觉得她们楚楚动人。
在意大利,听音乐花费不多,所以,只要想听就能听。我租了一架羽管键琴,而且没花几个钱便请了几位演奏家到家里来,我同他们一道,每周一次练习我在歌剧院里最喜欢听的片断。我在家里还把我的《风流诗神》的合奏曲练了几曲。也许是曲子动听,也许是人家想奉承我,圣克利索斯通的芭蕾舞大师向我要了两首。我非常高兴地听到这两首曲子由那支有名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名叫贝蒂娜的小姑娘伴舞。贝蒂娜长得挺漂亮,特别是非常地可爱,由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名叫法戈阿加的西班牙人扶养,我们常去她家共度良宵。
但是,说到寻花问柳,在威尼斯这样的一座城市里,是难以洁身自好的。有人会问我:“您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吗?”是呀,我确实有点事要说的,我将以对其他所有事情同样的纯真态度来忏悔这一点。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对于妓女我始终感到厌恶
对于妓女我始终感到厌恶,而我在威尼斯又接触不到女人,因为我的职位关系,当地大部分人家是不许可我进入的。勒布隆的几个小姐倒是很可爱,但却很难接近,而且我对她们的父母又是十分地敬重,所以甚至都不会想到去打他们的女儿的主意。我可能对一个名叫卡塔妮奥的小姐更感兴趣,她是普鲁士国王的使节的女儿,但卡利约已经爱上了她,甚至都提到谈婚论嫁的事了。卡利约生活富裕,可我却一无所有。他的薪俸是100金路易,而我只有100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去夺朋友之爱而外,我也知道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尤其是在威尼斯,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人,是不该去追风捕蝶的。我并未失去自己那种自欺欺人的可怜习惯,而且,我也实在太忙,对气候造成的需要并不感到特别强烈,所以在该城生活了将近一年,我仍旧像在巴黎时那样地老实,而且,一年半之后,当我离开这座城市时,我只接触过两次女性,而且是因为特殊的机会。我马上来谈一谈。
第一次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在我迫使他向我公开道歉之后给我提供的。当时,大家在吃饭时正谈着威尼斯的各种消遣。这帮先生正责怪我对所有消遣之中最刺激的那一种无动于衷,吹嘘威尼斯的妓女如何如何妩媚,说是世界上没有哪儿的妓女可与她们相媲美的。多米尼克说我一定得认识一下她们中间最可爱的那一位,并自告奋勇要领我去,保证我满意。我听了他的这番殷勤建议,哈哈大笑,而且,年纪已经很大、并且德高望重的庇阿蒂伯爵也以一种我没想到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对我说,他认为我非常聪明,不会让自己的仇人领着去逛妓院的。我也确实是既无此想法,也没这种要求。可是,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轻率,我竟被拉去了,这是违背我的兴味、心境、理智、甚至意愿的,完全出于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猜忌,而且,正如当地人所说的,为了不让人觉得太傻原文为意大利文。我们光顾的那个帕多阿娜,容貌挺好,甚至够得上姣美了,但并非我所喜欢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留在了她那儿;我叫了几杯甜酒,让她唱几支曲子,半小时之后,我在桌上丢下一个杜卡托意大利古金币名。准备离去,可她却挺怪诞,无功不受禄,而我也很傻,接受了她的这种怪癖。我回到大使馆,深信染上了脏病。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派人找医生要药。三个星期里,我精神紧张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实我并无任何不适,没有任何明显的症候可让我心惊胆战的。我简直无法想像离开帕多阿娜怀抱的人会安然无恙。医生本人也费尽口舌地让我放心,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说我的体质特别,不会轻易受到感染。尽管我也许不像其他人那样常去冒险做这种试验,但我的身体在这方面从未受到过伤害,这倒不失为一个证据,证明医生言之有理。不过,我并未因这种看法而大胆妄为。如果说我确实如此得天独厚的话,我可以说我也绝没有因此就胡搞乱来。
我的另一次艳遇,虽说也是同一个妓女,但起因及后果却完全不同。我说过,奥利维船长请我在他的船上吃饭,我把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也带了去。我原以为会受到鸣礼炮致敬,船员们会夹道欢迎的,但没有响过一声礼炮,这使我颇觉羞辱,卡利约也在场,我见他面有不悦之色。说实在的,在商船上,对一些地位肯定不如我们的人也鸣礼炮欢迎的,何况我认为我应该受到船长的另眼相看呢。我无法装假,因为我一向不会装假。尽管午宴很丰盛,奥利维也恭敬有加,但我一开始便没有好气,吃得不多,说话更少。第一次祝酒时,我想总该鸣礼炮了,可是根本没有。卡利约看透了我的心思,笑话我像个孩子似的在赌气。饭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只见一只平底轻舟划了过来。船长对我说:“天哪,先生,您可留神点儿,敌人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笑着回答了我。平底轻舟靠过来,我看见从船上走出来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美人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步态轻盈,三跳两蹦地就进到房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放好了一副餐具,她就已经坐到了我的身边。她既迷人又活泼,一头棕发,顶多20岁。她只会讲意大利语,她那燕语莺声就足以让我乱了方寸。她边吃边聊边望着我。凝视片刻之后,她便嚷道:“仁爱的圣母!啊!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见到你了!”说着便扑进我的怀里,把嘴贴紧我的嘴,搂得我透不过气来。那两只东方女子般的又大又黑的眸子,像火一样烧到我的心里。虽然一开始由于惊奇而手足无措,但很快肉感便传遍了全身,以致尽管那么多人在场,只有那位美人儿本人才使我很快克制住自己,因为我醉了,或者不如说是癫狂了。当她看见我到了她所希望的火候,她的抚爱便趋于缓和,但热辣劲儿却并未减退。她在解释她如此癫狂的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原因时,对我们说是我长得太像布雷蒙先生,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布雷蒙是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她说她曾经迷恋过他,现在仍然迷恋着他,说自己太傻,不该离开他,现在她把我当成了他,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上了我,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必须爱她,只要她觉得合适,她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而且,当她把我甩了,我也得像她那亲爱的布雷蒙那样耐心地等着她。她说到做到。她把我当成了她的仆人一样支使,让我保管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命令我去这儿到那儿,做这个干那个,我都惟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平底轻舟退掉,因为她想用我的,我也照办了。她喊我让开,叫我请卡利约坐我那儿,因为她有话要同他说,我同样照办了。他俩谈了很久,而且声音极低,我也随他们去谈。她叫我了,我便又回来了。她对我说:“听着,查内托,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很没劲儿。你一觉得厌烦了,你就走好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别不上不下的。”饭反,我们去缪拉诺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艺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付钱,可她到处给小费,比我们花费的多得多。看她满不在乎地大把花钱并且让我们也挥霍的架势,显然她视金钱如粪土。我认为,她在让人为她花钱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虚荣,而非贪财。别人为她一掷千金她才开心。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给她留下可鄙的印象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她家。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有两把手枪。我拿起一把来说:“啊!啊!这可是一只新型假痣盒。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是干什么用的?我看您有别的家伙,比这厉害多了。”她也同样说笑了几句之后,以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的傲气对我们说:“当我对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心软时,我就让他们花钱补偿他们给我带来的厌烦,这是非常公平的。但是,我在忍受他们的爱抚的时候,却不愿忍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无礼,我就给他一枪。”
离开她的时候,我跟她约好了第二天去看她的时间。我没让她久等。我看见她一副妩媚的打扮原文为意大利文。,穿了一身十分轻佻的便装,只有南部国家才会见到,尽管我记忆犹新,但却不愿详细描写。我只想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有缀着玫瑰色绒球的丝线。我觉得,这使得她的如凝脂般的皮肤更加美丽动人。我后来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起来真的很迷人。我很惊讶,这种时装竟从没有传入巴黎。
我一点也没想像出那正等着我的那份快感。我谈到过拉尔纳热夫人,至今回想起来有时仍不免激动不已,但是,同我的齐丽埃塔相比,她就是个没有情趣的丑老太婆了!你们不必绞尽脑汁去想像这个妖冶姑娘的风姿神韵了,因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的。修道院的童贞女子没有她水灵,后宫的美女没有她活泼,天堂的仙女没有她刺激。一个凡夫俗子的心灵和感官还从未享受过这么温馨的欢乐。啊!要是我知道充分地、完全地品味这一欢乐,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啊!……我是品尝了,但是没尝着滋味。我把所有的妙趣全弄没了,就像我有意要毁掉这奇妙情趣似的。不,大自然根本不是造就我来享乐的。它在我的心里注入了对这种妙不可言的幸福的欲望,可又在我那愚蠢的脑袋里灌输了饮鸩止渴的思想。
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什么事可以很好描绘出我的本性的话,那就是我马上要讲的这件事。我此刻清楚地记得我写这本书的目的,这使得我将鄙视那种阻止我贯彻这一目的虚假行为。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想了解一个人,你就大胆地读完下面的这几页吧,那你就会完全了解让-雅克·卢梭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房,就跟走进爱和美的圣殿似的,以为在对方身上看见了圣洁之光。我无法相信,没有尊崇和敬重,人们会感受到她使我感受到的那份情感。我在她那最初的亲热之中刚刚知道她有多么可爱的时候,生怕失去由此而结出的果实,心急火燎地想赶紧摘取。突然间,我感到,不是欲火在吞噬着我,而是死一般的寒气在我的血管里流。我两腿发软,几乎晕过去。我坐下来,像个孩子似的哭了。
谁能猜想到我为什么流泪以及我当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我在想:我所拥有的这个人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都是臻于完善的。她既美丽可爱又善良高贵。王公显贵应是她的奴隶;君王的权杖应踏在她的脚下。可她却就在我眼前,是个可怜的妓女,供众人糟蹋。一个商船船长在支配着她;她扑到我的怀中,扑到她知道一无所有的我的怀中,扑到她无法了解其才气、大概也以为这才气毫无用处的我的怀中。这其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迷惑了我的感官,把一个娼妓当成了天仙,要么一定是我不知道的什么暗疮,使我体味不到她的妩媚,使本该对她争来抢去的人觉得她恶心。我开始集中特别的精力去探索这个暗疮,可是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是梅毒的问题。她肌若凝脂,色若桃花,齿白如雪,气息温馨,浑身透着一股洁净,使我绝对不会往那上面去想,所以,自从与帕多阿娜有那事以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所怀疑,顾虑自己不够健康,配不上她,而且深信在这一点上自己的自信是不会错的。
在这颠鸾倒凤的时刻,我竟然思绪万千,这不禁使我哭出声来。齐丽埃塔在这当儿看到这种少有的情形当然惊奇不已,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在卧房里转了一圈,对镜端详一番之后,她明白了,而且我的眼神也向她证明了,我的举动根本不是因为厌恶。她大度地抚慰好我,把我那小小的羞耻抹掉了。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似乎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手和嘴抚弄的胸脯上癫狂的时候,我发现她有一只瘪奶头。我很惊讶,细细观察,觉得这奶头与另一只很不相配。我的脑子转动起来,我在纳闷儿,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一只瘪奶头呢。我深信这一定是天生的缺陷。由于我老是这么想,便清楚地看出,我抱在怀里的这个女人,被我想像成最美丽的女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怪物,是大自然、男人和爱神的弃儿。我很傻地竟然对她提到这只瘪奶头。她起先还开开玩笑,不以为然,还趁着疯狂劲儿,边说边做一些动作,弄得神魂颠倒。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我终于看到她满面羞红,整好衣服,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地走到窗前。我想坐到她的身边,但她却走开去,坐在一只睡榻上,不一会儿又站了起来,扇着扇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冷冰冰地冲我说道:“查内托,丢下女人,去研究数学吧。”原文为意大利文。
离开她之前,我要她让我第二天再来看她,她推脱说第三天再见,还含着嘲讽的微笑补充说,我大概需要休息休息。等着见她的日子真是难熬。我心里总想着她的妩媚和风韵,感到自己太无礼,懊悔不迭,那么好的美景不知消受,只要我懂点人事,我就能度过一生中最温馨的良宵了。我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弥补过失的时刻的到来,可我总感到焦虑,不知如何摆平这天仙般的女子与她那卑贱身份的关系。我在约定的时间向她家跑去。我不知道性格热辣的她是否对这次的拜访感到高兴。她的自傲至少会得到满足的,所以我先就有了一种甜美的感觉,千方百计地要让她看看我是多会弥补过错。她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船一靠岸,我便让船夫去通报,可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头一天去了佛罗伦萨。如果说我在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我对她的全部的爱的话,那么,在失去她时,我却痛心扼腕地感觉到了。我始终懊悔不已。尽管我觉得她十分可爱,非常迷人,但失去了她,我还是能聊以自慰的,但说实在的,我不能心安的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
这就是我的两段风流史。除此而外,我在威尼斯的那18个月中,可说的只有一件事,也只是心里想想罢了。卡利约很风流,因为总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跑觉得厌烦了,便异想天开地也想自己包上一个。由于我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并不鲜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我同意了。问题在于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想法把她卖掉。我俩一起去看了看她。我一见这女孩,心里便很激动。她是个金发姑娘,温顺得像只羔羊:没人会想到她是意大利人。威尼斯生活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一点钱,并负责扶养她。她的嗓子很好,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谋生手段,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型羽管键琴,并替她请了一个教歌的老师。这一切只让我俩每月各花两个西昆,可却让我们在其他方面节省了不少。不过,必须等她长大了才行,所以收获之前就未免播下了不少的种子。然而,我们很高兴能在晚上去这个小姑娘那儿,同她天真无邪地聊天玩耍,所以玩得也许比占有她更加痛快,因为,说实在的,最使我们想念女人的倒并不是淫乱,而是呆在她们身边的舒心感觉。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便依恋上小安佐蕾塔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情感,没有掺杂任何肉欲,所以随着这种情感的逐渐增强,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有非份之想了,而且我感到,当这个姑娘达到结婚年龄,我要去碰她的话,会有乱伦的下流感。我看到好心的卡利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同一方向发展。我们未曾想到自己寻来的这种欢乐虽仍旧温馨甜美,但与我们原先的想法已有天壤之别了,而且我深信,不管这个可怜的孩子会变得多么美丽,我们也绝不会成为她清白的玷污者,而会成为其保护者。随后不久,我的灾祸降临了,没容我把这件善事做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我可以自勉的只不过是我的内心感情而已。现在,再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第一个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能够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同蒙泰居先生的争吵已经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定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干的一切。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对我非常好;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对我不错。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老父,并不是心里不想去看,而是我因为倒了霉,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断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对。我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对我的这个做法大加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小旅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可怜的父亲一听,心急火燎地赶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美滋滋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了。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牢牢地记在心中。
我如果抄近路的话,不必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过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假帐单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11担法国旧时的担,等于法国旧制的100斤。,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45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我把这个确凿证据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假帐单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很有分量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急切地想要用上它们。在整个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一笔。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和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要是上帝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日子,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本书,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补遗拾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在巴黎传开了。在到达时,我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讨不到个说法。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是这纯属他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忍无耻的家伙,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在想如果我喊冤叫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横下心来,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大家任凭我去吵去闹,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仍一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了气,只好不了了之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对我很冷淡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她脑子里尽是地位和贵族特权,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出一个大使会亏待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信中最激烈、最严厉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甫对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格言之一的,也就是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我生性又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偏狭态度。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甫,也没再去过耶酥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甫相去甚远,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只有贝蒂埃神甫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几次,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帐房先生。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帐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他把他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有关的那件争执案没被忘记。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帐,把钱还了我。我当时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时刻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债,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我收下了别人总算还给了我的钱,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也就同从前一样地身无分文,可是却卸掉了一个我无法承受的重负。从此以后,我再没听人提到过蒙泰居先生,只是在他死的时候我才从社会上听到他的死讯。愿上帝赐予这个可怜的人安宁吧!他像我青年时期不能干诉讼代理人一样,不适合从事大使这个职业。不过,他在我的协助下,原本是可以风光漂亮地干下去的,从而也可以很快地使我走上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代为我指定的那条路。后来,我年龄大了些时,自己有能力单独闯上了这条道。
我满肚子冤屈,可就是投诉无门,这在我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怒的种子。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真正的公益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作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在摧毁一切秩序,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这愤怒的种子当时没有发芽,而是以后才萌发生长起来的。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益从未产生过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东西,不能在我心中激起只有对正义和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那种神圣的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以一种更加温馨的情感力量缓解并平息了我的怒火。我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个比斯开西班牙的一个省名。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而且堪为所有好人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天生具有一切才能以及一切美德,他刚刚环游了意大利,为的是培养美术鉴赏力。因为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学习的了,便想直接回国。我对他说,艺术对像他这样的天才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才气应该用来研究科学。于是,为了让他对科学产生兴趣,我便建议他去巴黎,住上半年。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去了巴黎。我到巴黎时,他已经在那儿了,在等着我。他的住所一个人住太大,他便主动让给我一半,我同意了。我发现他处于对高深知识的一种狂热之中。没有什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以神奇的速度吞噬着、消化着一切。他非常感激我向他提供了这种精神食粮,因为他因渴求知识又无所觉察而一直苦恼着。我在这颗刚毅的心灵之中发现了多么丰富的知识和美德的宝藏啊!我感到他就是我所需要的朋友,因此我俩成了莫逆之交。我们的兴趣并不相同,总在争论。由于双方都很固执,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一直意见相悖。尽管如此,我俩又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尽管争论不休,但彼此谁都不愿对方换个样儿。
伊格纳肖·艾玛努埃尔·德·阿尔蒂纳是一个只有西班牙才会造就的那种罕见的人,可西班牙没有多造就一些这样的为国增光的人。他没有他的同胞所共有的那种狂暴的民族情绪。报复的念头不能进入他的头脑,如同欲望进不了他的心灵一样。他非常自傲,不是个爱报复的人,我经常听见他非常镇静地说,他的心灵是不会去为一个凡夫俗子生气的。他风流倜傥但不招蜂惹蝶。他同女人在一起戏耍,就像同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一样。他喜欢同朋友的情妇们在一起,但我却从未见他有过情妇,也没见他有过这种念头。他的心里燃烧着道德之火,不容许情欲之火升起。他四处漫游之后便结了婚,死的时候很年轻,留下了几个孩子,我绝对相信,他妻子是使他尝到爱的欢乐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的女人。他外表上像西班牙人一样对待宗教,但内心深处却像个天使似的虔诚。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宽容大度的人,除我之外,就只有他了。他从未打听过任何人对宗教的态度。不管他的朋友是犹太人、新教徒、土耳其人、过分虔诚者还是无神论者,他都不介意,只要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即可。他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却固执己见,但一涉及到宗教问题,甚至道德问题,他便陷入沉思,沉默不语了,或者只是说上一句:“我只管我自己。”一个人灵魂那么超脱,考虑问题却是那么地细致入微,真是不可思议。他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按时按刻按分事先分配好,确定好,然后一丝不苟地照表执行,时间一到,即使还剩一句话没有看完,他也立即把书合上。他切割开来的时间都各有各的用途,或用于这样那样的学习,或用于思考、谈话、弥撒、读洛克、祈祷、访友、音乐、绘画,从来没有因行乐、欲念、应酬而打乱这个安排。只有遇上必须履行义务时才会打乱。当他把时间表拿给我看,以便我也依照执行时,我开始还在笑,可最后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不麻烦别人,也不许别人妨碍他。有人出于礼貌想拜访他,被他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他脾气急躁,但却不是个小心眼儿。我常见他生气,但却从未见他大发雷霆。他的脾气真让人再愉快不过的了:他闹得起,自己也喜欢开玩笑,而且开玩笑的水平很高,有说俏皮话的天才。别人一逗他,他便扯着嗓门儿侃起来,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在嚷嚷的时候,却面带微笑,激动不已之中,还漏出点玩笑话来,令大家乐不可支。他的肤色既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也不灰黄。他肌肤白皙,双颊红润,栗色头发几近金黄。他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我俩永远分开了
这位心灵和头脑都很明智清楚的人知人识人,成了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对不是我朋友的人的全部回答。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还订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再过几年,我将去阿斯柯蒂亚,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他临走前,我俩已经把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安排好了。所缺的只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人力所不能为的因素。后来的各种变故——我的灾难、他的结婚以及最后他的死——使得我俩永远分开了。
据说,只有恶人的险恶阴谋才会得逞,好人的天真计划几乎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
我已经尝到过寄人篱下的滋味了,决心再不这么干了。我看到机遇为我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便破灭了,而且我又被人从干得好好的生涯中排挤出来,便不再想回到这个行当中去,因此,我决心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决心保持独立,发挥自己的才干。我终于开始了解自己的本事才干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过于谦虚,以为自己无能。我把因为要去威尼斯而搁下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安安静静地去写,在阿尔蒂纳走后,我便搬回从前的那家圣康坦旅店。这家旅店位于僻静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那条熙攘喧闹的的圣奥诺雷街更适合我安心写作。在那儿,有真正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那是上帝使我在潦倒之中享受到的惟一慰藉,是这慰藉使我挺过来的。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慰藉,我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叙述一番。
旅店新的女店主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缝洗女工,是她的同乡,一个大约20多岁的姑娘。她同女老板一样,与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姑娘名叫泰蕾兹·勒瓦瑟尔,是个良家女子。其父曾在奥尔良造币厂供职,母亲经商。奥尔良造币厂停业之后,父亲生活无着;母亲破了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便弃商随丈夫、女儿来到巴黎,靠女儿一人干活儿养活一家三口。
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这个姑娘的时候,被她那谦虚举止深深地打动,特别是她那炯炯有神而温柔善良的目光,使我觉得无与伦比。同桌的人,除了博纳丰先生而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神甫、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人。我们的女店主自己也是风流过来的人。只有我一人言谈举止比较规矩。大家挑逗那姑娘时,我便护着她,马上嘲弄挖苦便都冲着我来了。即使我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原本并无兴趣的话,这么一来我也会对她产生好感的。我一贯在举止言谈上喜欢庄重,特别是对异性。因此,我便成了她的公开的保护人了。我看出她很感激我对她的呵护,她的嘴不敢表达的感激从她目光中流露出来,以致那目光变得更加动人心弦。
她非常腼腆,我也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本应使我们疏远,但却使我们很快便熟识起来。女店主看出来了,非常生气,而她的粗暴态度反而使那姑娘更加心向着我。她在这家旅店只有我这么一个支柱,所以见我出门便很难过,盼着自己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俩心心相印,脾气相投,不久就产生了必然的效果。她认为我是个正派人,这她没有看错;我认为她是个多情、朴实、不爱俏的姑娘,我也没有看错。我事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娶她。爱情、敬重、真心使我获得了成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老实,所以尽管我天生胆小,却获得了幸福。
她担心我会因为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在寻找的东西而生气。她的这种担心胜过其他任何原因,推迟了我的幸福。我看见她在以身相许之前心绪不宁,不知所措,想倾诉可又不敢表白。我想不出她局促不安的真正原因,却作出一种对她的品行完全错误且带有侮辱的猜测,以为她在暗示,假如我与她交欢,身体会有危险,因此我便困惑起来,这虽未使我畏缩不前,但却有好几天工夫,毒害了我的幸福。由于我俩互不摸底儿,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时,就都闪烁其词,含含糊糊,可笑至极。她几乎要以为我完全疯了,而我则几乎是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她。最后,我们谈开了:她啼哭着向我坦白了她的失足,只有这么一次,是她似懂非懂的时候,由于无知和诱奸者的甜言蜜语造成的。我一听明白,马上高兴地叫起来:“童贞!在巴黎,20岁的人哪还有童贞女子啊!啊!我的泰蕾兹,我拥有了你这个聪明而健康的姑娘,我不要我并不想找的东西,我太幸福了。”
我原先只是想给自己找点消遣的,可我看到,我走得远了,为自己找了个伴侣。同这个好姑娘熟悉点了以后,我同时也对自己的处境粗略地作了一番思考,我感觉到,我这是歪打正着。我的雄心壮志泯灭了,必须代之以一种强烈的感情来充实我的心。一句话,必须找一个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无法再同妈妈一起生活,就必须有一个人来同她的学生一起生活,而且我必须在此人身上发现她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纯朴、温顺。我需要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温馨来弥补我所放弃的锦绣前程。当我孤苦伶仃时,我的心空落落的,但只需要一颗心来填补它,命运从我身上至少是部分地夺走了,或者弄丢了那颗心,而我却是大自然为那颗心而造就的。从此,我便孤独一人了,因为对我来说,要么全部,要么完全没有,从不介乎两者之间。我在泰蕾兹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通过她,我获得了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这种恩爱就是我的一切
我起先想培养她的才智,但却徒劳枉然了。她的才智就是大自然造就的那样,培养教育无济于事。我说出来并不怕害臊,她一直没学会阅读,尽管她写得还凑乎。当我搬到新小田园街时,所住的蓬沙特兰旅店的窗户正对面有一只钟表盘,我便教她看钟点,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她也没怎么学会看。她连一年12个月的顺序也搞不清楚,一个数目字也不认识,我怎么教也教不会她。她既不会数钱也不会算帐。说话时词不达意。我曾把她说过的词句汇成一册,拿去逗卢森堡夫人。她的那些张冠李戴的话语在我所生活的社交圈里已经出了名。但是,这个如此迟钝,甚至可以说是如此愚蠢的人,在我处境困难时却是一位少有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我在处于危难之中时,常常是她看到了我自己所没看到的东西。她给我出了种种最好的主意:她把我从我闭着眼睛往里钻的危险中拉了出来;在最高贵的夫人们面前,在王公显贵们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举止为她赢得了一致的敬佩,而我也因她的人品而受到大家的恭维,我感到这些恭维都是发自内心的。
在所爱的人身边,人的情感就能充实智慧和心灵,无需去别处寻觅主意。我和泰蕾兹生活在一起,就像同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舒心。她母亲因早年与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的教育,因此十分自豪,欲充才女,想引导女儿,可是,因为她的狡黠,我俩那纯朴的关系被她毁掉了。由于厌烦她母亲的唠唠叨叨,我多少抛开了一些怕带泰蕾兹出门的羞涩。我俩常常单独去田间散步,去吃零食,我觉得心旷神怡。我看得出她是真心地爱我,这使我更加地钟情于她。这种恩爱就是我的一切,我不再为前途动心,或者我只把前途看作是现在的延续,我别无他求,只盼着这种状况能够天长日久。
这份恋情使我觉得任何其他消遣都是多余的、乏味的。我一出门就是去泰蕾兹家,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写作非常有利,不到三个月,我的歌剧的词、曲就都全部完稿,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捉刀人的活计使我感到厌烦,所以我便建议菲里多尔去完成,并许给他一部分好处。菲里多尔来过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个中音部,但他无心于这件收益遥遥无期、尚模棱两可的苦差使,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地自己干了。
歌剧倒是写成了,问题是怎么把它卖出去:这比另写一部歌剧都要难。在巴黎,若是离群索居,你就一事无成。我便想到通过波普利尼埃尔先生亮亮相。戈弗古尔从日内瓦回来曾领我去过波普利尼埃尔家。此人是拉摩的麦西那斯系古罗马贵族是拉丁诗人贺拉斯等的富有的和有影响的保护人。因为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是拉摩的惟惟诺诺的学生。据说,拉摩在这家人家称王称霸。我猜想拉摩是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门生的作品的,所以我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去给他看看。他没肯看,说是不太识谱,看起来太吃力。波普利尼埃尔便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并主动替我找了一些音乐家来演奏一些片断。我正求之不得。拉摩算是同意了,但还不住地嘟囔说,一个非科班的人,又是独自一人作出来的曲子,好不到哪儿去的。我赶紧挑选出几段精彩的。他们给我找了十多个合奏乐手,还找了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当歌手。从序曲开始,拉摩便赞不绝口,意思是说,这不可能出自我的手。每奏一段他都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在演奏到男声最高音的一个曲调,歌声雄浑嘹亮,伴奏出色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粗暴地斥责我,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他硬说他刚听到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出自音乐界的行家之手,而其余部分则是一个连音乐都不懂的门外汉写的。的确,我的作品参差不齐,又不合规矩,忽而精彩出奇,忽而平平淡淡,正如同一个光凭点才气而无扎实功底的人所写的那样。拉摩声称我是个没有才气、没有格调的小文抄公。在场的人,特别是这家的主人却并不这么认为。黎塞留先生那时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先生,而且,任人皆知,常去看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从头到尾听一遍,如果满意的话,打算拿到宫廷中去演一演。该作便由宫廷出资,在路易十五的娱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的形式演奏了。弗朗科尔担任指挥。效果出奇地好。公爵大人不停地喝彩、鼓掌,而且在《塔索》那一幕的一段合唱结束之后,他站了起来,向我走来,握住我的手说:“卢梭先生,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和声。我从未听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奏。”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但却一言未发。拉摩虽受到邀请,但却没有去看。第二天,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非常冷漠地接待了我,故意贬损我的作品,还对我说,尽管有点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开始把黎塞留先生迷惑住了,但他已完全醒悟,所以她劝我别对我的歌剧抱太大的希望。不一会儿,公爵大人来了,说话的腔调就完全变了,对我的才气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使我觉得他始终打算把我的作品拿到国王面前去演。他说:“只有《塔索》那一幕不能拿到宫中去演,必须重写一幕。”我一听,便关起门来,用了三个星期,写出另一幕来代替《塔索》,内容是赫希俄德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受到一位缪斯的启迪。我找到了窍门儿,把自己才华发展的一部分过程,以及拉摩对此的嫉妒心情写到这一幕中去。这新的一幕,没有《塔索》高雅,但却更加强烈。音乐也很典雅,写得更加好。如果其他两幕与这一幕相配的话,那整个剧本演起来就更加好了。但是,当我正要把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件工作来了,这个演出便搁浅下来。
紧接着丰特诺瓦之战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不断地举行行庆典,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马厩剧院演出。其中有一部是伏尔泰的,剧名叫《纳瓦尔公主》,由拉摩配乐,并刚被重新修改加工,易名为《拉米尔的庆典》。这个新的主题要求对旧本子的好几场幕间歌舞加以改换,词、曲都得改写。问题是要找到一个能完成这两项任务的人,当时在洛林的伏尔泰和拉摩都在忙着搞歌剧《光荣的神庙》,抽不出身来搞这项工作。于是,黎塞留先生便想到了我,举荐我负责此事,而且,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知道该如何修改,他还把诗和音乐分开来寄给了我。我首先想做的是,得到原作者的同意,然后再去修改歌词。为此,我便像该做的那样,给原作者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是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复信,原件见信函集A第一号。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先生,您同时获得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兼而有之的两种才能。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两条很好的理由,使我敬重您,并且尽力地去喜欢您。我很替您感到委屈,您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了一部根本就不值一提的作品上。几个月前,黎塞留公爵大人命令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拟出几场乏味的、支离破碎的戏的简短而不佳的梗概来,以配合与这场戏根本就不合拍的歌舞。我一丝不苟地照办了,写得既快又糟。我把这可怜的初稿寄给黎塞留公爵大人,盼着别被采用,或是再让我好好修改。幸好,它落在了您的手里,那您就全权处理吧,我已经完全把它给忘掉了。一个简单的初稿,写得又这么匆忙,错误必然不少,我相信您已经全部改过来了,而且对曲子进行了全面加工。
我记得,在好多缺陷中有这么一个缺陷,就是在连接歌舞的那些场景中,没有交代格蕾纳娣娜公主是怎么从牢房一下子就到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的。由于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位魔术师,而是一个西班牙贵族,我觉得不可以像变魔术似的。先生,我请您一定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地方,我已记不太清了。请您看一看是否有必要使牢房洞开,我们的公主被从牢房请到一座特为她准备的金碧辉煌的华丽宫殿中来。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毫无价值,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值得过于认真地去修改这些无用的东西。可是,既然是要尽量不得罪人,就必须尽可能地理智些,即使是针对歌剧中的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
我完全信赖您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能有幸向您表示谢意。
顺致崇高的敬意
1745年12月15日
这封信与他在这之后写给我的很傲慢的信相比,实在是太客气了,但对此大家可不必惊奇。他以为我在黎塞留大人面前十分得宠,而大家都知道他老于世故,所以在不知道一个初出茅庐者有多大影响之前,他不得不表示极大的尊重。
我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同意,又不必顾虑一心要诋毁我的拉摩,便开始干了起来,两个月的工夫,便完成了任务。歌词方面,倒算不了什么。我只是尽量不让人感觉出风格上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并自信做到了这一点。音乐方面的润色加工就更费时更困难了。除了得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而外,我负责的全部宣叙调难度很大,一些合奏曲和合唱曲调子大不相同,必须用少量的诗句和快速转调把它们串起来,因为我不愿对任何曲子进行改动或移调,免得拉摩指责我歪曲了他的曲子。这支宣叙调我写得很成功,它抑扬顿挫,雄浑有力,特别是非常灵活自如。一想到人家肯于让我与两位高手配合,我便才思敏捷。我可以说,在这件公众甚至都不知晓的无名无利的工作中,我几乎始终与我的两位高手不相上下。
剧本照我修改的样子拿到大歌剧院里排练了。三个作者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摩没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非常凄惨。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如此利欲熏心
必须给它配上相应的音乐。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横加指责,尖刻地责怪我写的是一首哀乐。黎塞留先生开始还公正地说要了解一下这段独白的词是谁写的。我把他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之手。“这么说来,”他说,“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排练过程中,凡是我改写的地方处处遭到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抨击,但却受到黎塞留先生的赞同。然而,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所以我被告知,我改的本子有好多处需要另起炉灶,而且必须征求拉摩先生的意见。我非但未能受到我所期待的、而且确实应该享受到的赞扬,反倒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十分恼火,十分伤心地回到家里。我因疲劳过度、忧愁伤心而病倒了,六个星期未能出门。
拉摩负责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加以修改。他派人来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以代替我刚刚写的那一个。幸好,我感觉出他想偷梁换柱,没有给他。由于离演出只有几天时间了,他来不及另写,只好保留我写的序曲。该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很新颖的风格,颇受赞赏。我从我的亲戚和朋友米萨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那儿得知,乐迷们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而且听众都没有辨别出哪是我的,哪是拉摩的。但拉摩竟与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方设法不让大家知道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剧情介绍上,作者的名字总要写上的,但那上面只有伏尔泰的名字,而拉摩宁可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也不想看到我的名字同他的排在一起。
我病稍好,能够出门时,就想立即去黎塞留先生那儿。但已经晚了。他刚动身去了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工作。他回来时,我又自甘懒惰,心想再找他也来不及了。自这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也就失去了我的作品应给我带来的荣誉,以及应带给我的酬劳。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生病所花的钱,全都自己承受了,没有赚到一个苏,或者说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但我始终觉得,黎塞留先生是真心喜欢我的,对我的才气是很赏识的,但我的命运不佳,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善良意愿未能产生作用。
我竭力讨好并且还常常向她献媚的这个女人竟如此地恨我,我真无法理解。戈弗古尔先生向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对我说:“首先,她同拉摩关系很好,是他的名正言顺的吹捧者,容不得别人与他相争。再者,您生下来就带上一个罪过,使她对您十分憎恨,永远不会饶恕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说到这儿,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甫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她妻子又恨您,而且她为人凶狠刁蛮,您在这家人家永远别想捞到什么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那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60岁。我当时处境艰难,被弄得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因为丧父而悲痛欲绝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必要客气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下,这个难题果然被他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提及这一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发抖,心里感到羞愧。我瞧不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死,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我便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可把我给高兴坏了,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自我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非常之多,但我时间不够,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在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之状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力交瘁。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着。同这帮混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感到恶心,特别是我想尽办法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我下面来谈一谈这个情况。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罕见的不看重钱财的女人,但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沾光了。于是,她姐姐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醉如痴,所以,我可不想当这个傻瓜。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像样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给她母亲,而且,我也被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塞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是惟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惟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随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原因;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情况,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摆脱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于是我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是喜不自胜。但也只不过是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惟一的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府上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却相处失和,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帮他一把。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有好几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毅然绝然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中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能够排演,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出点名,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接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因为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的,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很贵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1947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建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个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大胖子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艺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像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惟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那我可麻烦大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老声色犬马之徒
阿尔蒂纳在巴黎逗留期间,我和他不去饭馆吃饭,通常是去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拉赛尔太太家包伙。她是一个裁缝的老婆。伙食很差,但是因为包伙的人都是些可靠的正派人,所以仍然很受欢迎。她不接待生客,来包伙的必须由一位已包伙的人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声色犬马之徒,但却彬彬有礼,颇有才气,就是爱说些下流话。他就住在她家,还招来一批疯癫痴狂、风流潇洒的近卫队和火枪队的年轻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所有姑娘的保护人,天天都把那个藏污纳垢之所的所有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退役中校、善良敦厚的老者普莱西斯先生和火枪队军官昂斯莱稍微能镇得住这帮年轻军官。包伙的还有一些商人、钱庄老板、粮店店主,但都是些有礼貌、懂规矩、一看便知是各自那一行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了。总之,在那儿见到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头面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我在那儿从未见过,但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把这种人介绍到这儿来。包伙的人很多,一个个活泼开朗,但并不喧哗吵闹,说笑逗乐都不粗俗下流。那位老骑士,尽管讲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都是床笫间的事,但讲起来却从不失旧宫廷的儒雅,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十分有趣,即使女士们听了也不觉得刺耳。他的方式给全桌的人定了调子:所有那些年轻人在讲述各自的艳遇时也是既放荡不羁又妙趣横生,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因为迪夏太太的店铺离拉赛尔太太家不远,都在必经的那条小路上。迪夏太太是有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不少漂亮姑娘,我们那帮先生饭前饭后都要去同她们聊聊。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的话,我也会像他们那样去寻点乐趣的,只要跟着他们一道去就是了,但我从来也没这个胆儿。至于拉赛尔太太,阿尔蒂纳走了之后,我仍然经常去她家吃饭,我在她家听到许多非常有意思的轶闻趣事,也渐渐地学会了——感谢上帝,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处世哲学。遭人算计的正派人、戴绿帽子的男人、被诱惑的女人、生私孩子,都是那儿最常见的主题,而最能替孤儿院添人进口的人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受到了感染,便按照我所看到的一些很可爱而且实际上也是很正派的人中盛行的那种思维定式造就我的想法。我在想:“既然当地就是这么个风俗,那就只好入乡随俗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出路。于是,我横下了心,高高兴兴地,义无反顾地这么干了,惟一要克服的是泰蕾兹的顾忌。我磨破了嘴皮,她也不肯接受这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母亲更害怕有了孩子麻烦,也帮我敲边鼓,泰蕾兹总算屈从了。我们找了一个谨慎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斯塔什街尽头,把这事托付给了他。到了日子,泰蕾兹便由她母亲陪着去古安小姐家生去了。我去那儿看了她好几次,并给她带去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卡片,一式两份,是我自己做的。一张放在孩子的襁褓中,按照常规,由接生婆送到孤儿院去。第二年,同样的麻烦又来了,我又如法炮制,但姓名起首字母图案卡片忘弄了。我仍然没怎么加考虑,她母亲依然不予赞同;泰蕾兹抽泣着服从了。人们将不断看到这种不幸行为在我的思维方法上以及命运里所产生的所有沧桑变故。现在,我们还是先说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惨痛难耐又始料不及,迫使我不断地回过头来谈及这一问题。
我在这里要着重介绍我初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形,她的名字将经常在这部回忆录中出现。她原叫埃斯克拉威尔小姐,不久前刚嫁给包税吏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之子埃皮奈先生。她丈夫同弗朗格耶先生一样,也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使他们三人过从甚密。弗朗格耶先生把我引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同他一起在她家吃过几顿晚饭。埃皮奈夫人和蔼可亲,聪明机敏,颇有才气。同她认识肯定是件好事。但她有一位女友,名叫埃特小姐,名声不好,在同瓦罗利骑士同居,此人名声同样欠佳。我认为同这两个人交往有损于埃皮奈夫人。埃皮奈夫人虽生来爱苛求别人,但大自然却赋予她一些卓绝的长处,使她能够处理好关系或弥补偏差。弗朗格耶先生对我很好,所以她也对我比较好。他还坦白地对我说,他与她有染,因此,要不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都已知晓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的。弗朗格耶先生甚至把有关这位夫人的非常离奇的隐私都告诉了我,而埃皮奈夫人则从未对我说起过,而且她根本没想到我已知情,因为我对此守口如瓶,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者任何人提起的。他们双方对我的这种信任使我的处境十分尴尬,特别是在弗朗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了解我的为人,不会不信任我,尽管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我想尽办法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肯定没有回报她对他的爱。我分别地倾听这三个人的倾吐,对他们的秘密绝对守口如瓶,他们三个人中任何一个都套不出我对其他二人的话来,而且我对这两个女人任何一个都不隐瞒我同其对手的友谊。弗朗格耶夫人想利用我来替她做许多事,但都被我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曾想让我替她捎封信给弗朗格耶,不仅同样遭到我的严词拒绝,而且我还很明确地告诉她,要是她想干干脆脆地把我撵出她家,她只要再次向我提出同样的请求就行了。必须替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的态度非但没有让她生气,她还把这件事跟弗朗格耶说了,把我夸奖了一通,而且对我仍一如既往。就这样,我必须在这一触即发的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因为我可以说是对他们都既有所依赖又都怀有好感,我一直温柔,殷勤,但却是正直而且坚定地为人处事,所以自始至终都赢得他们对我的友谊、尊重和信赖。尽管我很蠢笨,但埃皮奈夫人还是硬要拉我去舍弗莱玩。那是靠近圣德尼的一座城堡,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宅第。城堡内有一个剧场,经常演戏。他们要我出演一个角色,我一连背了六个月的台词,但演出时还是要从头到尾地给我提词儿。在这之后,就再没人让我演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在狱中的日子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的同时,也就结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就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正值她的结婚前夕,她以她那天生的迷人的亲切态度同我聊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和蔼可亲,但万万未曾想到这个年轻女子有一天竟会主宰我的命运,而且,尽管她是无辜的,但却把我拖下我今天身处的无底深渊。
尽管自我从威尼斯回来之后,没有提起过狄德罗,也没有谈起过我的朋友罗甘,其实我并没有疏远他俩,而且,我同狄德罗的交情还尤其日益深厚。我有泰蕾兹,他有纳奈特,这使我俩之间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泰蕾兹虽然容貌同他的纳奈特一样姣好,但脾气随和,性格可爱,生就是配一个正直男人的女人。可他的那位,是个蛮不讲理的泼妇,让人一看便知是个没有家教的女人。但他却正式娶了她。如果是他事先答应的,这样做非常对。可我却没有作过丝毫这样的许诺,所以不急于效仿他。
我同孔迪亚克福甫也早已相交甚厚。他同我一样,在文学方面,当时也毫无名气,但他生就是成为今日这样的人的材料。我也许是第一个看出他的才气、知道他会有所作为的人。他好像也很高兴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的让·圣德尼街关起门来写我的《赫希俄德》那一幕时,他有时来同我一起吃午饭,饭费自理。他当时正在撰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当他写完的时候,却在为找到一位肯出这本书的书商发愁。巴黎的书商对任何初出道者都很傲慢而挑剔,而且形而上学在当时还很不走俏,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我同狄德罗谈起了孔迪亚克及其著作,介绍他俩认识了。他俩天生地气味相投,所以相见恨晚。狄德罗请书商迪朗接过神甫的手稿,因此,这位大玄学家从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而且几乎是自天而降地得到了一百埃居。没有我,他也许就得不到这笔钱。由于我们彼此住的地方离得太远,我们三个人便每周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去花篮旅店吃午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狄德罗一定是非常地喜欢,因为他对自己的所有约会几乎都是要爽约的,可对我们的小聚餐却从未缺过一次。聚会中,我拟定了一个出个期刊的计划,刊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轮流负责。我编出了第一期的草稿,因此而结识了达朗贝尔,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过这事。由于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这计划便不了了之了。
这两位作家刚动手编纂《百科词典》。原先,这大概只不过是契伯斯契伯斯(1680—1740),英国《百科词典》的编纂者。的东西的一种译本,与狄德罗刚刚译完的詹姆士罗伯特·詹姆士(1703—1766),英国人,一部医学和外科词典的编纂者。的《医学词典》相差不多。狄德罗想拉我搞点《百科词典》,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同意了,但他像对其他所有编者一样,只给了我三个月的期限。我匆匆忙忙地写完了,写得很糟,不过,我可是惟一按期交稿的人。我把草稿交给他。我的草稿是我让弗朗格耶先生的一个仆人先誊清了的。这个仆人名叫杜邦,字写得很好,我自己掏了十个埃居给他。这钱从没人补还给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答应过我,将来是要补还的,可他后来一直没提,我也没再向他开口。
《百科词典》这项工作因他的入狱而中断了。《哲学思想录》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后来也就这么算了。但《论盲人书简》则不然。该书除了几处涉及私人的地方而外,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偏偏那几种惹恼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先生,他因此而被投入樊尚监狱。朋友的不幸使我焦急万分,难以描绘。我那令人沮丧的想像力总是把坏事越想越糟,这一次可更加让我慌神了。我以为他要在那儿关一辈子。我差点儿要急出精神病来。我给蓬巴杜尔夫人蓬巴杜尔侯爵夫人(1721—1764),路易十五的情妇。写信,恳求她设法放了他,或者设法把我同他一起关起来。信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信写得太欠考虑,所以未能发生效应,而且我也不敢沾沾自喜,以为因自己的那封信的缘故,狄德罗随后在狱中的日子好过多了。不过,如果他在狱中仍旧受到虐待的话,我想我是会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下绝望地死去的。另外,我的信虽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我也并没到处去吹嘘,我只不过跟极少的几个人谈起过它,却从未跟狄德罗本人提起过。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一生所有的不幸
在结束上一章时,我被迫停了一下。从这一章一开始,我那深重苦难的长链露出了端倪。
我在巴黎的最显赫的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我虽不善逢迎,但总还是在那里认识了点人。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系指法国抒情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见第251页注②。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我和塞居伊先生去丰特奈-苏-波瓦住几天。王储在那儿有一幢房子,我们去了。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那主塔便心如刀铰,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谈出我的看法,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能谅解,于是就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十分聪明,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时任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朴,说明他急需得到一个职位。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熟起来了,很快便情意相投。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发展得不算快。他不太喜欢张扬,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真是天壤之别。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我非常地开心。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便开始了。这一点,以后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
一回到巴黎,我便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并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去看他!但因脱不开身,我被迫在迪潘夫人家羁留了几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之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这里指的并非巴黎的圣堂,而是樊尚的圣堂,当时的司库是阿尔诺司铎。司库同他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眼里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快乐地喘不过气来。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你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并没细想他的这种做法实则是在利用我来炫耀自己。但在这之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印象。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坏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的遭遇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他见了最感欣慰的人,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1749年,那年夏天暑热难熬。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手头不宽裕,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整齐划一的,几乎没一点儿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加速了腐化堕落还是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立刻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判若两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真真切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一个奇怪的地方,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助我了。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最喜欢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歌。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的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了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个中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执政官。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敞开思想,撰文应征。我照他说的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铸就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如同我的思绪一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的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好几年,其激烈程度恐怕在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加以考虑,然后,等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了,当我摊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全都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跑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之所得口授给她。这个办法我沿用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东西。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一颗天使般的心
我写完这篇稿子后,便拿去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手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均衡、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之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同他十分投缘。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那么在格里姆先生家就一定能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看戏。
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我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我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迷恋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和这个年轻人拴在一起,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给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罢了,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顾此失彼,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我手头不宽裕,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敢往这方面去想。作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我便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太少了点儿,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50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在这方面帮了我一把。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和善的人。我们尽量地布置了一番,安静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去。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好好先生,老实巴交的,特别怕老婆,还给他老婆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失上流社会的礼仪风度。但是,她那神秘的肋肩谄笑却是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坏主意,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这女人,我对她陪着小心,常送她些小礼物,一心一意地想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惟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是在这几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美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有着一颗天使般的心。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发恩爱,一天比一天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会因为其普通平凡而令人好笑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在小咖啡馆里花上几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的两把小椅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和过往行人,尽管住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于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夫妻共饮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你们这些佐料是多么鲜美诱人!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呆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是根本描绘不出来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尝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乐趣,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的这类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不亚于同格里姆的关系,后来我俩变得十分投机。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非常地简单,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饱口福,但其乐融融。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好,以致难以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咖啡馆,便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打趣他,他报复得很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很好,很温暖,不适合干她那一行。有个老媪跟她在一起,千方百计地在调教她。我们说着浪话,开怀畅饮,放荡不羁。好心的克鲁普费尔想把人情做到底,所以我们仨人便相继地到隔壁房间去同那个可怜的小姑娘乐一乐,弄得她啼笑皆非。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过她,之所以同她在那屋里呆了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等得着急。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他也不可能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他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的。
我走出这个姑娘住的莫瓦诺街,同圣普乐从被人灌得烂醉如泥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羞得满面通红。而且,在写圣普乐的故事时,我很清楚地想起了自己的那次的事。泰蕾兹从蛛丝马迹中,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立即坦诚地向她作了忏悔,减轻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幸亏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便得意洋洋地跑来向她添油加醋地讲述了我的罪孽。而且,自那以后,他从不失时机地、不怀好意地老向她提那件事。他这样做是罪过的,因为我毫无顾忌、自觉自愿地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他,我就有权希望他不致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我从没像这一次一样地深切地感到泰蕾兹心地有多么善良,因为她对格里姆的做法比对我的不忠更加恼火,而且我只挨了她的一些令人汗颜苦口婆心的埋怨,丝毫看不出她的言语之中有任何的厌恶。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这个出色的女人
这个出色的女人头脑十分简单,但心地却异常地善良,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但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补充一句的。我曾跟她说过,克鲁普费尔是个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于她来说,牧师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她竟把相互间毫无关系的一些概念滑稽可笑地搅和在了一起,竟然把克鲁普费尔当成了教皇。我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时,以为她疯了: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对我说,教皇来看过我了。我问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急忙跑去把这话学给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听。从此,克鲁普费尔在我们中间就有了教皇的美名,我们还把莫瓦诺街的那个姑娘称之为教皇娘娘让娜。这成了我们永不枯竭的笑料,而且笑得喘不上气来。有些人曾硬说我在我写的一封信中,亲自说过我一生中只笑过两次,他们那是不了解那时的我,也不了解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绝不会这么信口胡诌的。
第二年,1750年,我已不再去想我那篇文章,但却听说它在第戎获了奖。这个消息唤醒了我写此文时的所有观点,并赋予它们以一种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吕塔克在我童年时置于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原先的酵母发酵了。我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鄙夷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尽管该死的羞耻心和畏惧人言使我起先无法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无法与我那时代的信条一刀两断,但自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单等种种矛盾激发我的意志,使之必胜无疑时,我便立即付诸实行。
当我正在对人的义务的哲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得我对自己的义务加以思考。泰蕾兹第三次怀孕了。我对自己过于真诚,内心过于高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因此,我便开始对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同孩子们的母亲的关系进行检讨。我这么检讨时,根据的是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以及同其创造者一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那个宗教的法则。人们假装想使这个宗教纯净,但却玷污它,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程式把这一宗教弄成了说空话的宗教,因为把不可能的事全都规定下来,却又不去实践,那当然是用不着费劲的了。
虽然我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估计错了,但我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我属于那些天生的坏人,对大自然的亲切声音充耳不闻,内心深处从未萌发过一丝一毫真正的正义的和人道的情感的话,这种铁石心肠也就极其自然了。然而,我是有着一副热心肠,有着极其强烈的感情,非常容易动情,为情爱所控制,非常痛伤离别,对人是那么地和蔼可亲,那么地热爱伟大、真善美和正义,那么地憎恨各种邪恶,那么地不知记恨、不知坑人,而且从无此念头,一看到一切有道德的、侠义的、可爱的事情,我便心软情深,强烈而温馨地激动不已,所有这一切难道能够在同一颗灵魂之中,同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那种道德败坏的行为相安无事吗?不,我感觉到了,而且大声疾呼: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时一刻曾经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一个没有人性的父亲。我可能错了,但却不是铁石心肠。要是说出自己的道理来,那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道理可能迷住了我的眼睛,那么它们也会迷惑许多别的人。我不愿让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年轻人重蹈我的覆辙。我只想说一点,我的错误就在于,因自己力不从心,而把孩子交给社会去教育,让他们命中注定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名逐利者的时候,我认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应做的事,而且还把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共和国》柏拉图为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28—公元前348),其哲学是历史和政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表述。《柏拉图共和国》是其十卷本的谈话录,是政治乌托邦的典范。的一员。自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想错了,可是,我的理智却并没这么对我说,我还经常感谢上帝通过这种办法保佑了我的孩子们,使他们免遭他们的父亲的命运,免遭我不得不抛弃他们时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扔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的话,她们或因友谊,或因慷慨,或因其他某种原因,是愿意抚养他们的,可他们日后会更幸福吗?或者退一步说,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吗?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人家会让他们仇恨、也许背叛他们的父母,那倒不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的好。
我的第三个孩子因此也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孤儿院去了,后来的两个孩子也作了同样处理:我一共五个孩子。我觉得这种安排非常好,非常明智,非常合理合法,如果说我没公开炫耀的话,那纯粹是顾及孩子们母亲的脸面。不过,凡是知道我和泰蕾兹的关系的人,我全都告诉了。我告诉了狄德罗、格里姆,后来又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再后来,又告诉了卢森堡夫人,而且,在告诉他们时,我是毫不勉强、心怀坦荡的,没有任何的迫不得已,其实,我要瞒着大家,也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古安小姐是个正直的女人,为人谨慎,我完全可以信赖她。在我的朋友中,我因利害关系而惟一要道破真相的人,就是蒂埃里大夫,我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是找他来看的。总之,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隐瞒,不仅是因为我从不知有什么可以对朋友隐瞒的,而且是因为我确实看不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权衡了一切,然后替孩子们作出了最佳的选择,或者是我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我曾经恨不得,而且现在仍然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像他们那样有人教育,有人抚养就好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发出最后的叹息
当我在如此这般地吐露心思的时候,勒瓦瑟尔太太也在这么做,但却并非没有私心。我曾把她们母女带到迪潘夫人家去,迪潘夫人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和蔼亲切。勒瓦瑟尔太太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迪潘夫人。迪潘夫人既善良又慷慨,而勒瓦瑟尔太太并没告诉她,我虽收入微薄但却在尽自己最大力量来满足她们母女,所以迪潘夫人十分大方地经常周济她。这一点,泰蕾兹因遵从母亲之命,在我在巴黎期间,始终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谈了好多心事之后,她才说了出来。我一直不知道,迪潘夫人看上去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可对我们的事竟了如指掌。我仍然不清楚她儿媳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知道了。其实,她的儿媳是知道的,而且没能憋住。第二年,我已经离开了她们家,她同我谈到了这事。这就迫使我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存在我的信函集中。我在信中阐明了我可以说而又不累及勒瓦瑟尔太太一家的那些理由,而最根本的理由却正是因为她一家的缘故,可我并没有说。
我对迪潘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情是深信不疑的;对于弗朗格耶夫人我也是放心的,而且我的秘密传出去之前,她早已去世了。秘密一定是我告诉过的那些人给泄露出去的,而且确实是在我与他们决裂之后泄露出去的。单凭这一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不言而喻了。我并不想抵赖自己应受的斥责,我也愿意受到谴责,但是却不愿受这些人居心叵测地发出的谴责。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这只是我的一个过错。我忽视了自己的义务,但害人之心却是没有的,而且,对于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父爱的。但是,辜负朋友的信赖,违背最神圣的诺言,把人家告诉你的秘密给泄露出去,大肆败坏被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时依然尊重我们的一个朋友的名声,那就不是过错的问题,而是灵魂的肮脏丑恶了。
我说过要写忏悔录,而不是辩护词。因此,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算了。我应该说出真心话,由读者去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将永远不向读者提出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完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更加舒服惬意,因为新娘子是个德才兼备、年轻可爱的女子,而且,在迪潘先生的抄抄写写的人中,她好像对我另眼相看。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子爵夫人又是弗里森伯爵的好友,因此也就成了与伯爵关系密切的格里姆的好友。可是,格里姆是我引见给子爵夫人的女儿的。但他俩性格相左,所以关系并没有发展下去。而格里姆自那时起便趋炎附势了,他更喜欢在上流社会交际甚广的母亲,而不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后者只希望结交一些可靠的、合她兴趣的朋友,而不想参与任何阴谋,不想巴结权贵。迪潘夫人对舍农索夫人期望过高,但却看不出后者对自己言听计从,把她的家弄得门可罗雀,而舍农索夫人对自己的品德,也许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宁可舍弃社交的乐趣,一人独守空房,也不愿为自己套上她自觉生来就不习惯的枷锁。这种好似流放的生活,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因为我生性同情落难之人。我觉得她思想形而上学,喜欢思考,尽管有时有点诡辩。她的谈吐绝不像一个从修道院出来的年轻女子,但对我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她还不满20岁。她的面色雪白透亮;如果她再注意点姿势的话,她的身材会是婷婷玉立的;她的头发是淡黄色的,秀美异常,令我想起我可怜的妈妈年轻时的秀发,使我触景生情。但是,我刚为自己制订的、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死守的严格的原则使我不敢唐突,不为她的美貌所迷惑。整整一个夏天,我每天都同她单独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一本正经地教她算术,老用我的那些数字去烦她,而没有同她说过一句挑逗的话,也没给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换到几年之后,我就不会这么乖,或者说不会那么傻了。不过,我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是因爱情而去爱的,而且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使我情窦初开,也让我发出最后的叹息的。
自从我在迪潘夫人家生活以来,我始终知足常乐,从未表示过得寸进尺的愿望。她同弗朗格耶先生一道给我增加薪俸,都是他们主动这么做的。这一年,弗朗格耶先生对我一天比一天好,想着让我手头更加宽裕一些,日子不要过得紧巴巴的。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依耶先生年岁大了,而且很有钱,打算退休。弗朗格耶先生便主动让我顶替了他。为了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有几个星期,我常去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学习必需的知识。可是,也许是我对这个工作缺乏才气,也许是迪杜瓦依耶先生好像想另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并不真心诚意地教我,所以对所需的知识我掌握得又慢又差,那一大堆故意弄得乱七八糟的账目总也入不了我的脑子。不过,尽管我未能掌握这一行的真谛,但毕竟还能略知一二,所以干得还算顺手。我甚至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记账,又管出纳,既收钱又付钱,签收票据。尽管我对这一行既无兴趣又无才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变得明智了,决心克服厌恶情绪,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不幸的是,当我开始干起来的时候,弗朗格耶先生作了一次不长的旅行。在他外出期间,他的银箱由我负责,当时里面也就只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法郎,但我却为此而思想紧张,惶恐不安,使我觉得我天生不是干出纳的料儿,而且我毫不怀疑,待他回来之后我所得的那场病,肯定是他外出时我的那份紧张焦虑造成的。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阴谋的第一个圈套
我在上卷中说过,我生下来就奄奄一息。先天性膀胱畸形使我从小时候起便感到几乎终年不断的尿潴留,是我的苏珊姑姑精心照料我,吃尽了难以想像的苦头才保住了我的性命。不过,她毕竟是成功了,我的健壮体质占了上风,青少年时期身体已经很健康,所以除了我讲述过的那种忧郁症以及稍有点热度便尿频使我总感到不便而外,直到30岁,差不多都没再患过我小时候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途的辛劳和难耐的酷热使我小便灼痛,腰酸腿疼,到入冬才好。与帕多阿娜交欢之后,我以为小命不保了,可却并无任何不适的感觉。在与齐丽埃塔想像多于身体力行的消耗之后,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因为在顶着烈日跑樊尚监狱受了暑热,患了严重的肾绞痛,从此,身体就再没复原。
在我正谈到的这一时刻,也许是因为那该死的出纳的讨厌工作有点累的缘故,我的身体又垮了,比以前更加厉害,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其惨状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迪潘夫人给我派来了著名的莫朗大夫,他尽管医术高超,能妙手回春,但让我遭的罪真是一言难尽,始终也没查清我的病因。他劝我找达朗大夫;达朗的探条比较柔韧,果然慢慢插进体内去了。但莫朗在向迪潘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说我顶多能活半年。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之后,我便对自己的状况和干的蠢事有所考虑了,觉得来日无多,可我却牺牲宁静和乐趣,去受制于一种我只觉得讨厌的工作,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再说,又怎么去协调我刚抱定的严格原则和一个与之很不相应的职位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又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宣扬无私无畏和安贫乐道呢?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头脑里翻腾着,死缠着不放,从此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驱除出去,在康复期间,我头脑冷静地把高烧中下定的决心巩固下来,永远抛弃了任何发财进取的打算。我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所剩下的不多的时日,竭尽心灵的全部力量砸碎舆论的枷锁,勇敢地去做我觉得好的事情,毫不顾忌别人的评说。
我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努力,简直罄竹难书。我总算尽量做到了,而且比自己原先所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挣脱舆论的枷锁那样挣脱友谊的枷锁的话,我的计划也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世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或者是最有利于道德的计划。但是,当我在践踏那伙庸俗不堪的所谓伟人和哲人的荒谬看法时,我却听任一些所谓的朋友摆布,任随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似的牵着走。这帮所谓的朋友看见我独自走在一条新路上,非常嫉妒,便装作努力在使我幸福,其实一心想着出我的洋相,开始极力贬损我,然后让我声名狼藉。引发他们对我的嫉妒的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崭露头角,而是我在此标新立异的自我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有所成就他们也许还能原谅我,但是他们不会原谅我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难安的榜样。我生性喜欢交友,我性格随和温顺,很容易增进友谊。当我默默无闻时,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爱戴我,而且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一旦我有了名气,我就没有朋友了。这是个天大的不幸,而且,更加不幸的是,身边尽是一些自称是我朋友的人,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所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这本忏悔录的后面将详细阐述这一丑恶阴谋,在此,我只留一个伏笔,大家很快便能看到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么设下的。
我既然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想出怎么个活法。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帮人抄乐谱,按页数取酬。要是有什么更妥当的赚钱方法,我当然也会干的。但抄乐谱很适合我,也是惟一可以不依附别人而又能每天都挣到饭钱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我认为自己无需再憧憬未来,也不再追求虚荣了,便从一个财政官的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乐谱誊抄员。我认为我从这项选择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所以很少后悔,后来只是因为迫不得已才放弃了它,但一有可能,我是一定要重操旧业的。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成功,这使我更容易执行我那独立生活的决定了。文章一获奖,狄德罗便张罗着让人刊印。当我还卧病在床时,他便给我写了一个短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所产生的效应。他在信中对我说:“简直是登峰造极了,没见过有类似成功的先例。”公众的厚爱并非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而且又是赐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气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信心。对于自己的才气,尽管我是心有所感的,但直到那时之前,我始终是有所怀疑的。我明白我可以从这个成功中为我准备实施的独立生活计划获得多大好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誊抄员肯定是不会找不到活儿干的。
我一下定决心,便给弗朗格耶写了一封短笺,把这事告诉了他,并且感谢他和迪潘夫人对我的种种关照,并请他们帮我明志。弗朗格耶一点儿也不明白这封信的意思,还以为我因高烧而在梦呓,所以立即跑到我家来了。但他发现我已矢志不移,无法使我回心转意,便跑去对迪潘夫人和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干我的。我先从我的服饰开刀,摘下了镶金饰物,脱去了白袜子,戴上一顶圆假发,取下佩剑,卖掉怀表,心里非常高兴地说:“感谢上苍,我不需要再看时间了。”弗朗格耶先生很仗义,等了很久也没另外找人当出纳员。最后,他见我确实横下了心,才把出纳交由达里巴尔先生来管。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太子傅,因他的那本《巴黎植物志》而在植物学界名声大震。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我未曾预料到的对手
不管我的独立生活计划有多么严厉,但一开始,我并没有对我的内衣下手。我的内衣数量很多,很漂亮,是我去威尼斯时的行头的剩余,我对它们深怀着感情。我由于喜欢内衣干干净净的,竟至把它们弄成了奢侈品,为此我可是没少花钱。有人做了好事,把我从这种奴隶状况下解救了出来。圣诞前夜,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而我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顶楼的门被撬,里面刚洗完晾着的所有衣服全被偷了,其中包括我的42件衬衣,都是很漂亮的细麻布的,是我内衣中的精品。邻居们说当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公寓楼里出来,夹着一些包袱。从他们描绘的相貌来看,我和泰蕾兹怀疑是她哥哥干的,因为他是个无人不知的坏种。她母亲气呼呼地硬说不是,可是种种迹象表明是他,不管做母亲的怎么否认,我们一直这么怀疑。我没敢深入调查,免得果真如自己之所料。这位兄长再没登我家的门,最后竟音讯全无了。我为泰蕾兹和我命苦而悲叹,竟有这么一个乱七八槽的家庭,因此我更加鼓动她挣脱如此危险的一个枷锁。这件事反倒治好了我对漂亮内衣的癖好,从此,我的内衣全都是普通平常的了,和我的其余行头更加地配套了。
我就这样完成了我的自我改造之后,一心想着的是坚定决心,持之以恒,尽力从内心深处去除对别人非议的顾忌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而合理的事情时对别人的指责的担心。我因我的文章而出名,我的决心也产生了反响,这就给我招来了一些主顾,因而一开始干起那行当来就比较地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妨碍了我在换一种环境下所能取得的成功。首先是我的身体不佳。我刚得的那场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使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而且,我认为我所求治的医生使我吃的苦头与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不相上下。我相继请莫朗、达朗、爱尔维修、马鲁安、蒂埃里看过病。他们都是专家学者,而且又都是我的朋友,各以各的方式为我治疗,可是,非但丝毫未减轻我的病痛,反而使我更加地虚弱。我越是听从他们,就变得愈发地面黄肌瘦,疲乏无力。他们把我的脑子吓糊涂了,使我根据他们的药效反观自己的身体状况,只觉得在死之前,必定百病缠身,潴留、砂淋、结石纠缠住我不放等。凡是能减轻他人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情。我发现惟有达朗的探条或多或少地能起点效用,我觉得没有它就没法活似的,尽管那也只是暂时地减轻一点疼痛而已,所以我便花了不少钱买了很多探条,万一达朗有个三长两短,今后也好自己备用。在我经常使用探条的好几年中,连同现存的加在一起,我为买探条总共花了有50个金路易。可想而知,治疗这么花钱,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我是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工作的,一个垂死的人是不会以极大的热情去挣他每日的面包钱的。
文学上的事也让我分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也不小。我的那篇文章一发表,文学卫道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向我扑来。我一看,有这么多的小若斯先生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中的人物,成为专门出一些为自己打算的主意的人的代名词。,连问题都没搞懂,竟然以大师的架势挑刺儿找碴儿,我便火冒三丈,立即拿起笔来,教训了其中的几位,狠得没人敢为他们帮腔。有个叫戈蒂埃的,南锡人,第一个撞在了我的枪口上,在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个就是那个斯塔尼斯拉国王波兰国王和洛林公爵(1677—1766),其女玛丽·列辛斯卡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五。,他竟不耻于同我争论。他这么看得起我,这就迫使我只好换个口气回答他了。我口气十分庄重,但柔中带刚。我对他仍旧尊敬有加,但对他的文章却狠狠驳斥。我知道有个叫默努的耶稣会士插手过他的文章。我凭着自己的嗅觉,辨别出哪些是出自国王之手,哪些是会士所为。我毫不客气地鞭笞耶稣会派的全部观点,顺便还挑出了我认为只有那位可尊敬的默努神甫才会犯的一个年代上的错误。这篇文章不知为什么没有我其他文章那么轰动,但却是到目前为止这类文章中无出其右的佳作。我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告诉公众,一个平头百姓是怎么捍卫真理,竟至敢于同一位君主抗衡的。在回击他时,要像我那样既口气强硬又不失尊敬是很困难的。我很幸运,遇上了一位我可以对他深表我之崇敬又不失之谄媚的对手。我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我的朋友都替我捏着一把汗,认为我一定会被扔进巴士底狱。我丝毫没有这种担扰。而且,我这么做是对的。那位善良的国王看了我的答辩文章之后说:“我认输,我不再惹他了。”自那以后,我接到他各种尊崇和友善的表示,我以后要提到一些的,而我的那篇文章也就平安无事地在法国和欧洲流传开来,再没有人从中挑刺儿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顺路的人。这确实是我的不对。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梆梆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却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耗费了我大量的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帮助,对我的钱袋没多少补益。我当时的书商比索给我的小册子付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例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分钱,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稿酬,也久拖不给,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一件也没干成。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成百上千种小花招
这两种活计还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的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安贫乐道,不趋炎附势,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无法实现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树敌太多,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听人摆布,因此,不管我怎么应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钟头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大家想出了成百上千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小木偶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何人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死乞百赖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想报复,骂我傲慢,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能猜得到,我的决定,和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贪财,但毕竟不会违拗自己的母亲的。因此,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礼物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后玩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很明显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一气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作自己的主。我哀求,苦劝,发火,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讨厌鬼,暴戾鬼。她和我的朋友们老是暗地里嘀咕。在我的这个小家庭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一意孤行。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劲儿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思考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地被抛进社交界,既无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并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让人瞧不起。我无法克服的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便打定主意糟践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假装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的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所以尽管是与我的天性相悖的一种做作,但却保持得出乎意料地又好又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实是总也扮演不好这一角色。我的朋友和熟人像牵一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却普遍的大道理,我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失礼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随即,在巴黎,便再没有谁比我更受欢迎的了。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有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
我当时认识很多人,但只有两个知心朋友: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喜爱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彼此间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了。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十分投机,而且彼此间的关系比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一些朋友。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古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埃皮奈夫人家,去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有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不可理解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交情很深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认识的所有男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囊中羞涩的时候,曾非常慷慨地解囊相助。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甫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我一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却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很有好感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奇怪的嗜睡症
这位雷纳尔神甫确实是一个热心肠。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同他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来潮,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代卡于萨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悲痛欲绝,意欲殉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怪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又不吃又不动,有时好像听得见别人说的话,但却不吭声,连个表情都没有,可他既不激动,也不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我和雷纳尔神甫轮流地看护他。神甫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就不会离开。弗里森伯爵闻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什么处方都没开。我因为担心朋友会有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旧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滴水不沾。那蜜饯是我不时地给他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的,他咽得倒是挺顺畅。有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甫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和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事必然引起许多流言。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可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这段佳话使格里姆成了名噪一时的人物,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和一切情感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欢迎,邀请不断,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他一向认为只不过是聊胜于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的感情则表现在嘴上。我很高兴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我却不愿意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聊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目前,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说我说得很对,便照我说的做了,而且非常潇洒,以致我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影子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宅第。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产丰厚,虽挥霍无度,但却十分高雅,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雅士,而且他自身也颇有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才子文人。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撮合,想同我深交。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地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了。”但他仍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总也听不得几句好话,而我总不免因此而尽吃大亏。
我一有资格就高攀的另外一位相识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第一次见到他的。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和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才华横溢,不会不喜欢有才气的人的,所以他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仰慕已久,这次又见面晤谈,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拜访,颇觉难为情。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它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亲切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和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过的人,但都没交往太久,我就不在这儿一一提及了。这些人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人也就不再登门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被人看穿,今天看过之后,明天也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长久,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拜访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恩维持》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他后来却成了我势不两立的仇人,我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的一个人同一个姓氏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原应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却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招财进宝,也无法专心一意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写。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实在是呆不下去了,渴望到乡下去。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那地方的副本堂神甫,我们就住在他那儿,但并没使副本堂神甫觉得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甫嗓音好,美妙动听,尽管他不谙音乐,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却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甫勉勉强强写出的唱词写了几首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的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了,我为此而深感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发纸了,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位法作品。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日子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愉快,我自己也心情舒畅。有一次归来后,我非常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甫写了一首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的。
我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处非常合我心意的落脚点。米萨尔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他在帕西有一处迷人的居所,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些很宁静的时光。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到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儿子,然后,便作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抛开了生活的烦恼,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的非常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像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致他最后真的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他成天想着这些东西和他的离奇发现,脑子发热,以致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他不是因患一种奇特而疼痛的疾病,终于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的话。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大好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找到他吃不下的原因。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每当我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的人最后的那段日子,总不由得要心里发紧。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惟一朋友。可他即使那么痛苦,仍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俩。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去,一喝便吐。可是,在他痛苦难耐之前的那些日子,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优秀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刻呀!在这些朋友中,我首推普雷沃神甫。他是个非常和蔼、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高尚,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未有过他赋予其作品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了整个宇宙。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有假装女才子。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够不上美,但却可爱动人,唱起歌来像天仙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很会唱歌,尽管人很瘦,但如果不是自命不凡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同他一样地对贝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多天,这对我大有裨益,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下。米萨尔会拉大提琴,并且酷爱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夜深人静时,我睡不着,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德图什(1680—1754)创作的歌剧,由穆来配乐,1742年在歌剧院演出。根本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一边散步,一边饮用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配以随着诗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就的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科兰,我永远雇用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艺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的要把这堆破纸烧掉,不再去想它们,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多次被我付之一炬一样。但是他们竭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时间,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要加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成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三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部誊清,可以演出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它关起门来,按照我的奇思异想来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原籍意大利的著名作曲家(1632—1687)。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这种福气,只能与公众同乐,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能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根本就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杜克洛替我解了围,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说明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这是大家对从小就到人家演奏小提琴的勒贝尔和弗朗科尔的称呼。也是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上乘之后,才知道谁是作者的。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这部作品,要拿到宫中去演出。杜克洛非常了解我,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可以由我作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俩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致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连拉带劝的,他俩势必要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皮球踢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因此,该剧便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最喜爱的、也是我最不落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这会刺激那些因循守旧的人的耳朵。我同意让弗朗格耶和热利约特另写一个宣叙曲,但我自己却不愿插手。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期定好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马车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乐小姐演科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没怎么吭声。是热利约特在全权负责,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指手划脚,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就像个小学生似的那么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人多得进不了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说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却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神乎其神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他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面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龄已经不小,神态和口气都没有显出狂妄和优越。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以前当过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却挺感兴趣。当他大言不惭地在撒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没说,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起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如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客观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是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时一样地随便,胡子没刮,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模样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来到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像,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了。我暗自寻思: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出自理直气壮。我暗想,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家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遇事便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净利索整洁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讥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我在心里做了这么小小的一番独白之后,便坚强起来,以致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的天性的缘故,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么殷勤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致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颤。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好,演奏得也好。说实在的,第一场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纯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窃私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的那一场系第六场,柯莱特在说了一番情话之后,原谅了抛弃了她而另觅城堡女主人的柯兰。这一场的最后,是这两个情人海誓山盟之后的一段二重唱。,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有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周围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语:“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盈眶。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阵儿,我在回想,我记起了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没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的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例外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愁苦不堪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11点左右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件事。
有谁能相信,随着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那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大受其苦,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我的这一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境,我就觉得非常难受,觉得非丢人现眼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丢人现眼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境的人才能体会到冒这种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像国王走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向我问话。这时候,我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夹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好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地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会把自己预先想好的话给忘了的。当着宫廷大臣们的面,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别了。那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自主和淡泊名利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溜须拍马,或缄默不语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情呀!为了保住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来种种议论,受到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多么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为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左右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是狠狠地批评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弄到手。尽管我对他的这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发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就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竭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他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带着尊敬的情感。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他们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的花招,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健康不佳,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这桩奇闻异事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同印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穿始终,照我看,是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来时,人家连听都不想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给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系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本,题赠给了日内瓦共和国。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分外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没有时间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们,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时,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曲》,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被压得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松垮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压不住阵。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一比高低,即使排在《女仆情妇》意大利佩尔戈莱斯写的喜歌剧,于作者死后三年,1733年在拿不勒斯演出。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该有多少剽窃行径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枉费心机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点点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其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经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绰号。争论日益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格里姆于1753年1月匿名发表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的嘲讽;他们想争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卢梭于175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较长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写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惟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下落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发起攻击,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的值得塔西陀罗马大史学家(约55—120),卢梭曾译过他的《史书》第一卷。的神来之笔去描绘一番。当时正值议会与教会激烈争斗时期。议会刚被解散,形势一触即发,暴动迫在眉睫。那本小册子一出来,其他所有的争吵立即被湮没了,人们一心只想着法国音乐遇到危险,矛头全都指向了我。声势之大,令全法国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宫中,犹豫的只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让我流放。要不是瓦耶即阿尔让松伯爵,1743年到1757年任军机大臣。自1749年起,监控巴黎的剧院、皇家印刷厂和国王图书馆。先生表示这样做会遭人耻笑的话,御旨便已下达了。当人们听说这本小册子也许阻止了一场革命时,会以为是痴人说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仍然可以作证,因为这桩奇闻异事距今还不超过15年。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令人尴尬的冷遇
人们虽然并未伤害我的自由,但却并未少侮辱我,连我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歌剧院的乐队想在我走出剧院时毫不客气地密谋干掉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可我反倒往歌剧院跑得更勤。我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跟我关系不错的火枪手队军官昂斯莱先生挫败了这一阴谋的,他瞒着我在散场时派人暗中保护我。市政厅刚刚接管歌剧院。巴黎市长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取消了我的长期入场券,而且其做法真是卑鄙透了,竟然在我进场时,当众阻拦我,逼得我只好买了一张池座票,免得那一天忍受被逼回头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我在把剧本让与他们时,惟一的条件就是享有永久性免费入场的权利,因为尽管这是所有作者应有的一种权利,而且我因双重资格拥有这一权利,但我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特别提出来的。不错,我并未提出要求,人家就派歌剧院的出纳给我送来过50金路易作为酬金,但是,且莫说这50金路易根本就抵不上按规定我所应得的酬劳,它根本就与长期入场券毫不相干,那种长期入场券是明文规定了的,与酬金完全没有关系。这种行径简直是不公、蛮横到了极点,就连当时对我痛恨至极的公众也都为之震惊。昨天还辱骂我的人,第二天竟在正厅里高声叫喊:“剥夺一位理应享有、并可以要求双份的一位作者的长期入场权是可耻的。”意大利的那句谚句简直太对了:“人皆乐于仗义执言。”
这样一来,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要回自己的作品,因为人家违背了同我谈妥的条件。我为此写信给兼管歌剧院工作的阿尔让松先生。我在信中还夹了一份备忘录,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信和备忘录全未见答复,未起到任何作用。这个不公允的人所保持的沉默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原本就对他的品行和才能不怎么瞧得起,这样一来,我对他就更不屑一顾了。就这样,我的剧本被歌剧院扣下,但却把我因让出剧本而享有的权利给剥夺了。若是弱者对强者这样,那就算作偷盗;而强者对弱者如此,则只不过是据他人之财为己有罢了。
至于该剧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是换到别人,一定会得到四倍的酬劳,但它毕竟数目不小,足够我生活好几年的,从而填补了我那始终不很景气的抄谱的收入。我得到了国王赏赐的一百金路易;又从美景宫法王为其情妇蓬巴杜尔夫人修建的一座城堡,位于巴黎城郊。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赏的50金路易,夫人在剧中还扮演了科兰一角;歌剧院给了50金路易,比索刻印剧本给了五百法郎。所以,这个幕间歌舞,只不过花了我几个星期,尽管我惨遭不幸且愚蠢笨拙,但还是几乎给我带来了与后来的《爱蜜尔》一样多的收益,可是我写《爱蜜尔》却思考了20年,光写就用了三年时间。不过,虽说这剧本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却给我招致了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原由。自从该剧获得成功之后,我在格里姆、狄德罗或者几乎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中,再也看不到我在这之前一直认为他们对待我的那种诚挚、坦率,那种见到我时的兴奋了。我一走进男爵家,大家便停止畅谈,变成三三两两地在一起窃窃私语,以致我独自呆着,不知同谁说话好。这种令人尴尬的冷遇,我忍受了很久,因为我看到奥尔巴什夫人和蔼可亲,一向待我很好,所以只要她丈夫的粗鲁态度还能忍受的话,我总是在强忍着。但是,有一天,他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莫中其妙地冲我发火。狄德罗没有吭声;马尔让西后来常跟我说,很钦佩我回答得那么温和克制。奥尔巴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态度等于是在下逐客令,因此,我便坚决果断地走了出去,再也不进他家的门了。尽管如此,每当谈到他和他家时,我总是很敬重的,可他对我却总是语多侮辱、鄙夷,开口闭口总叫我“那个小学究”,可又说不出我对他和他所感兴趣的任何人有过任何的不周到的地方。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的预见和担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写好书的,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获得,但他们却不能饶恕我写出了一个剧本,而该剧本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干这一行,更不能指望获得同样的荣耀。只有杜克洛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嫉妒我,好像反而更加与我交好,并且领我去了基诺小姐家。与在奥尔巴什先生家相反,我在基诺小姐家得到了关心、尊重和爱戴。
当《乡村占卜者》在歌剧院演出时,法兰西喜剧院也想到了该剧作者,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好几年都没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便对该剧院产生了反感,觉得那帮演员用法语演出水平太差,所以真想让法国演员来演我的剧,而不找他们演了。我把我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喜剧演员拉努。我跟拉努早就认识,而且正如大家所知,他是个优秀的人,又是作家。他很喜欢《纳尔西斯》,负责让该剧匿名演出,并且,在这期间,还送了我一些入场券,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一向更喜欢法兰西剧院,而不太喜欢另外两个剧院。剧本受到欢迎,被接受了,并且以不道破作者姓氏名谁的方式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认为,演员们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是知道作者是哪一位的。艾桑小姐和格朗瓦尔小姐饰演情女的角色。尽管,依我看,全剧精髓未能表演出来,但却不能说这个剧演得很不好。我可以说对观众的宽容感到惊奇和感动,他们竟然有耐心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演了第二次,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的表现。就我而言,我对第一次演出就厌烦得不得了,都没能坚持看完,出了剧院便直奔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儿见到了波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可能同我一样也感到厌烦了。在那儿,我公开地承认了我的过错此处为意大利文。,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自己是该剧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坏剧本的作者,这一做法颇受赞赏,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我甚至从坦白承认的勇气中得到了对自尊心的一种补偿,而且我仍旧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说出来时的骄傲多于默不作声的羞愧。不过,该剧本虽说是演起来不受欢迎,但读起来还是有趣的,所以我让人印了出来,而且,我在属于我的佳作之列的序言中,开始阐明我的准则,比我在这之前所阐明的要更深刻一些。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骚公鸡似的去勾引她
不久以后,我便有机会在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中对这些准则进行了全面地阐述。我想,那是在1753年,第戎科学院发表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征文章程的时候。我被这一个大的问题所震动,很惊奇该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既然它有勇气提出来,我就当然有勇气去写。于是,我便着手写了。
为了随意地思索这一重大题目,我同泰蕾兹、我们的女主人——一个好女人及其一位女友一起,去圣日耳曼旅行几天。我把这次旅行视为我一生中最适宜的旅行之一。天气晴和;那两位好女人负责照料一切,掌管花销;泰蕾兹同她俩一起玩;而我则不用操心,吃饭的时候,同她们无拘无束地逗逗乐。每天其余的时间,我便钻进森林中去,在那儿寻觅并找到了我自豪地描绘其历史的原始时代的景象;我荡涤掉人的种种谎言;我大胆地彻底揭露人的本性,追求歪曲了人的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把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作比较,向他们提出,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所激扬,飞升至神圣境界,从那儿看到自己的同类在其偏见的盲目道路上,寻着错误、不幸、罪恶的道路往前走,我以他们无法听见的微弱的声音在冲他们呼喊:“你们这些不停地埋怨大自然的愚蠢家伙,要知道,你们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源于你们自身。”
从这番思索考虑中,《论不平等》产生了。该作品比我其他所有著作都对狄德罗的胃口,而且,他为这部著作所提的建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地有帮助的,但这部著作在整个欧洲却很少有人能读得懂,而且即使读得懂的人也全都不愿谈起它。这部著作是为征文写的,所以我把它寄了去,但事先便深信它获不了奖,而且我也深知,科学院的种种奖并不是为这类文章设立的。
这次旅行和写作对我的脾性和健康都有所帮助。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受尿潴留的折磨,完全听任医生的摆布,他们非但未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毁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耳曼归来,我感到自己有力气了,觉得好多了。我根据这个启示,决心不管是死是活,反正不求医不用药,永远不沾医生和药物的边,活一天算一天,不能动就呆在屋里,有点力气就走动走动。在巴黎,混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中间,不合吾意。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的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又是那么缺乏真诚,在社交场合上又是那么地盛气凌人,我觉得这都太可恶可鄙了。即使是在和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觉得温馨、坦诚、直率太少,因此,我厌恶这喧嚣的生活,开始急切地盼着去乡下居住,虽然明知自己的条件不允许我在乡下定居,但我至少可以在乡下度过我的闲暇时间。有好几个月的工夫,首先是午饭之后,我便独自一人前往布洛涅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题材,直到天黑了才返回。
我当时同戈弗古尔交往很多,他因职务关系要去日内瓦,建议我与他一起去。我答应了。我的身体不佳,离不开“女总督”的照料,因此,决定她也一同前往,留下她母亲看家。等一切安排好了之后,我们三个人便于1754年6月1日一起动身了。
我应该把这次旅行当作我活了42岁第一次经历的事记下来。它影响了我那生来就有的毫无保留、自觉而充分信赖别人的天性。我们包租了一辆舒适的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常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泰蕾兹便表示十分讨厌和戈弗古尔单独呆在车里,而当我不顾她的恳求,仍想下车步行时,她也跟着我走下车来。我责怪她太任性,硬是不许她下车。最后,她不得不对我说出其中的原因来。当我得知我的这位已60多岁的朋友、这位患有足痛风、腿脚不便、因寻欢作乐过度而伤了身子的戈弗古尔先生,竟然自我们上路时起,便在精心诱惑一个既不漂亮也不年轻、属于自己朋友的女人,而且手段极其卑劣,极其下流,竟至把钱袋赠与她,还拿一本淫书念给她听,让她看他带着的许多淫秽的画,借以撩拨挑逗她,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仿佛坠入云雾之中。泰蕾兹十分气忿,有一次竟把他的那本不堪入目的书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还得知,第一天,我因剧烈头疼没吃晚饭便去睡了,他竟趁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跃跃欲试,像个老色鬼、骚公鸡似的去勾引她,简直不像我所信赖而又把自己的伴侣托付给他的一个正人君子。我是多么地惊奇!多么地揪心!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其魅力的所有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可我生平第一次不得不把它同轻蔑不屑联系在一起,不得不取消我对一个我所爱戴并自以为被其所爱的人的信赖和尊敬!那个无耻的老东西还对我瞒着他的卑鄙行径哩。为了不让泰蕾兹为难,我不得不对他掩饰着我的轻蔑,把他不该知道的一些情感深藏在心中。友情的温柔而神圣的幻像啊!戈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面纱在我眼前掀开了。自这之后,有多少只无情的手在阻止这块面纱重新落下啊!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报仇雪恨
到了里昂,我便离开了戈弗古尔,去萨瓦了,因为我不能狠心离妈妈那么近而又不去看看她。我又见到了妈妈……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上帝!她堕落成什么样子了啊!她那早期的美德还剩下点什么?她就是蓬韦尔神甫把我推荐给她的那位当年那么光采照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好疼呀!我看到她已别无出路,只有换个环境。我早就在信中多次央求她前来同我一起安静度日,我愿意同泰蕾兹一起倾毕生精力使她幸福。我又再次急切地央求她,但无济于事。她死守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劝告。可她的年金虽说是照样发放给她,但她自己却早已得不着一分一厘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要不是我很清楚给她再多她也得不到一分钱的话,我原本是该多给她一些的。在我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她去沙伯莱旅行了一次,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了看我。她钱不够,无法继续往前走,可我当时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过后,我让泰蕾兹把钱给她送了去。可怜的妈妈!容我把她这一次表现的善良再说一下吧。她的首饰最后只剩下一枚小戒指了。她把它摘下来戴在了泰蕾兹的手指上,但泰蕾兹随即又把它戴回到妈妈手上,并热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可是我偿还欠债的时刻啊!我必须抛弃一切跟随着她,与她相依相随,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直到她最后的时刻。可我根本就没这样做。我因另有所系,只觉得对她的感情有所淡漠,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会对她有什么帮助。我为她叹息,但却没有跟随她去。我一生所痛感的内疚中,惟有这是最痛心疾首、最抱憾终身的。因此,我理应受到自那时起便一直缠绕着我的可怕的惩罚。但愿这些惩罚能抵消我的忘恩负义!我的薄情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它却撕碎了我的心,说明这颗心绝不是一颗无情无义的人的心。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已草拟了我的那篇《论不平等》的题献词。我在尚贝里时,把这个题献词改好了,并注明写于尚贝里的日期,因为我觉得还是不注明写于法国或日内瓦的好,免得有人找碴儿。我一到尚贝里,便沉浸于召唤我来此的那股共和主义的激情中了。因为我在那儿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这激情有增无减。我受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款待和宠爱,爱国主义的激情充满在我的心中。我因摒弃祖辈所信奉的宗教而另拜了一个神明,被剥夺了公民权,为此,我感到羞惭,因此,我决定公开地重新尊奉我祖辈的宗教。我寻思,所有的基督徒用的都是同一本福音书,而教义内容的不同只是因为人们硬要乱去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此,在每一个国家中,只有君主有权确定尊奉的神明以及那不可理解的教条,而公民的义务就在于接受这一教条,尊奉法律所确定的那个信仰。同百科全书派的来往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反而因我对争论和派系的天生的厌恶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对于人和宇宙的研究始终向我展示了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来,我潜心研读《圣经》,特别是研读福音书,这使我蔑视那些最不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低劣和愚蠢的阐释。总之,哲学在使我追求宗教精髓的同时,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遮避其光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无足轻重的程式。我认为,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我同时也认为,凡是形式和纪律的东西,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属于法律的范畴。这一极其合理、极其有社会性、极其平和而又给我招致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如果要做公民,就应该是新教徒,就应该重新尊奉我国所确定的信仰。我决心这么做了。我甚至屈从了我所居住的远在城外的教区的牧师的训令。我只是希望不必非得去教务会议上受审。然而,圣教敕令关于这一点的规定是绝不含糊的。人家很想替我通融一下,指定了一个几人委员会来单独听我的皈依誓言。但不幸的是,与我关系挺好的既可爱又亲切的佩德里奥牧师竟对我说,有些人很想听听我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这事让我害怕得不得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地琢磨我准备了的一篇短小的演讲词,但临到背诵时,可就乱了套了,竟至一个词也说不出来,在讲坛上竟然成了一个最笨拙的小学生。委员们在为我解围,我只是傻里叭叽地回答着“是的”或“不是”。然后,我便被接纳进团体,我的公民权也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在保安税册上登了记;这种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而且我还参加了一次国民议会的特别会议,以便从市政官员米萨尔那儿接受誓言。对于国民议会、教务会议此次对我表示的善意以及所有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种种殷切而诚挚的态度,我深受感动,因此,我在一再劝说我的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之下——更主要的是我自己心里也正这么想——便一心要回巴黎去拆散我的家庭,处理一下自己的琐事,安置好勒瓦瑟尔太太及其丈夫,或者说提供他们一些赡养费,然后,同泰蕾兹一道回日内瓦定居,安度余年。
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便把正事暂时放一下,好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玩,一直到动身时为止。在同朋友们的游玩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泰蕾兹一道环湖泛舟的那一次。我们用了七天时间在湖中环游。天气真是好极了。我对湖对面使我惊叹的那些风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在《新爱洛绮丝》中把它们描绘了出来。
我在日内瓦主要交往的人,除了我提到的德吕克而外,还有:年轻的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高于以后对他的看法;佩德里奥先生,他当时是个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同他的交往充满了温馨和舒适,将永远令我缅怀,尽管他后来不屑于与我为伍;雅拉贝尔先生,他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民议会议员和市政官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但没读题献,他似乎对此文颇为赞赏;吕兰教授,直到他死前,我一直与他有书信来往,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购置书籍;凡尔奈教授,他在我向他表示好感和信赖之后,同大家一样,就不再理我了,而我的那些表示本应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位神学家还会对什么事情有所感动的话;戈弗古尔的助理及继任者夏普伊,他本想顶掉戈弗古尔的,可没多久,自己反倒被人取而代之了;马尔塞·德·梅齐埃尔,我父亲的故旧,也是我的朋友,曾一度为国增光,后成为剧作家,并想进二百人委员会,从而改变了信条,死前便已受到众人叽讽。但在所有的朋友中,我殷切期待的是穆勒杜,他才华横溢、思想激进,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尽管他对我的态度常常是很暧昧的,而且同我最凶狠的敌人有来往。尽管如此,可我仍然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报仇雪恨的。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
尽管这些应酬耗费时间和精力,但我仍旧没有失去独自散步的喜好和习惯。我经常在湖边久久地漫步,但我那习惯思考的头脑并没有闲着。我在琢磨我已拟就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我马上就要谈到这本书;我在构思一本《瓦莱地方志》以及一部散文悲剧的大纲,主题是吕克莱丝古罗马的烈女,因美德而闻名。,尽管她已不再能上法国的任何舞台,我仍壮着胆子要表现她,以期使嘲笑者黯然。与此同时,我还在试着翻译塔西陀,已经译出他的史书的第一卷了,大家可在我的文稿中找到它。
在日内瓦呆了四个月之后,我于十月份回到巴黎。我没有从里昂走,免得碰到戈弗古尔。因为我打算春天才返回日内瓦,所以,冬季里,我便恢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主要的是看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那是我让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我同雷伊是刚在日内瓦认识的。由于此文是题献给共和国的,而且这个题献可能会使国民议会恼火,所以我想等等看这一题献在日内瓦产生什么效果,然后再回日内瓦去。效果果然对我不利。这个题献是我在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写出来的,可却偏偏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一些敌人,在市民中引起了嫉妒。舒埃先生当时是第一市政官,他给我写了一封客气但冷淡的信。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A第三号中看到这封信。我从个别人那儿,特别是德吕克和雅拉贝尔那儿得到了一些恭维,仅此而已。我没看见有哪个日内瓦人真正感激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使所有注意到的人都愤愤不平。我记得,有一天,在克里希的迪潘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常驻代表克罗姆兰和米朗先生。米朗先生在席间说,国民议会应因此书而奖赏我,并公开赞扬我,还说,如果不这样,便有失体统。克罗姆兰矮小黝黑,为人卑鄙险恶,当着我的面他没敢吭声,但却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令迪潘夫人觉得好笑。这部著作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的夙愿而外,就是那个公民的称号,那是先由我的朋友们,然后又由公民循着我朋友们的样子赠予我的,可后来,却因为我与这一称号太相配而又失去了它。
如果不是我心中有一些更强烈的原因在起作用的话,光凭这一点点的不顺心我是不会改变我退稳日内瓦的初衷的。埃皮奈先生想给舍弗莱特城堡加盖缺少的一翼房舍,他为此而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去看这项工程,我俩走出老远,到了四分之一法里以外的园子的蓄水池处,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园内有一破败的小屋,人称“退隐庐”。这个幽静宜人的地方,在我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见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因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啊!夫人,这住所真美!这真是为我而设的退隐之所。”埃皮奈夫人当时并未太注意我的这句话。但当我第二次再来时,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在原先小屋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几乎崭新的小宅子,布局十分得当,非常适合三口之家居住。埃皮奈夫人悄悄地让人盖起了这座小宅子,而且花钱很少,只是从盖城堡侧翼的工程中抽点材料和人工而已。第二次来时,她见我如此惊奇,便对我说:“我的大熊啊,这就是你的栖身之地。这是您自己选定的,是因友情而送给您的。我希望它将使您抛弃想远离我的残酷念头。”我敢说,我这一辈子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幸福地感动过:我用泪水沾湿了我女友那只纤纤玉手;如果说我当时并未被征服的话,但我却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埃皮奈夫人想一气呵成,便百搬催逼,用尽一切办法,托过不少的人,来说服我,甚至为此而动员勒瓦瑟尔太太及其女儿出来劝说我。她终于说动了我的心。我放弃返回祖国居住的计划,决定并答应住在退隐庐。她一边等着新房晾干,一边忙着置办家具,所以开春时节一切便都安排好了,可以入住了。
有一件事促使我下定了决心,那就是伏尔泰住到日内瓦附近了。我知道,此人将会在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而我如果去日内瓦,就又会遇上把我从巴黎驱赶走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就必须不停地战斗,在行为举止上,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学究,或者是一个懦弱的坏公民。伏尔泰就我最后那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不得不在回信中婉转地表示我的种种担忧。它所产生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从此,我便认为日内瓦完了,这我并没有看错。我也许本该去顶风冒雨的,如果我自觉有这个本事的话。可我单枪匹马,既腼腆羞怯,又不善辞令,面对一个傲慢、阔绰、深受王公大人的青睐、又口惹悬河,而且已是女士和年轻人的偶像的人,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担心血气之勇非但于事无补,反会遭殃,所以便听任自己息事宁人的天性的安排,听任与世无争的心态的驱使。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如果说曾欺骗过我的话,那么今天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仍旧在欺骗着我。要是退隐到日内瓦去的话,我本会为自己免去一些大灾大难的。但是,即使我怀着满腔炽热的爱国热情,我仍怀疑我能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伟大而有益的事。
特隆桑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期前去日内瓦定居的。他不久之后来到巴黎闯荡了一番,挣了不少的钱。他到巴黎后,同若古骑士一道来看过我。埃皮奈夫人非常希望他能单独给她看看病,可看病的人太多,她插不进去,便来求我。我便敦促特隆桑去给她看看。就这样,在我的撮合之下,他俩开始有了交往,而且后来,关系愈加亲密,反把我给甩了。我的命运总是如此,一旦我把我的两个彼此互无来往的朋友撮合到一起,他们就必然会联起手来反对我。尽管特隆桑一家在自那时起便参与的践踏祖国的阴谋中都对我恨之入骨。但特隆桑医生本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仍旧非常地友好。他甚至在回到日内瓦之后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就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一职。但我的主意已定,他的这番盛情并未使我产生动摇。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不幸之人的回忆
就在这一时期,我又去了奥尔巴什先生府上,原因是他的夫人去世了。奥尔巴什夫人和弗朗格耶夫人都是我在日内瓦期间辞世的。狄德罗在把奥尔巴什夫人的噩耗告诉我时,谈到她丈夫悲痛欲绝。他的痛苦触动了我。我也深为这个亲爱的女人之死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我给奥尔巴什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悲伤的事使我忘掉了他所有的坏处,所以,当我从日内瓦回来,而他为了散心,同格里姆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去法国各地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我便前去看他,后来仍继续去看望他,直到我去退隐庐为止。
当他那个小圈子中的人得知埃皮奈夫人——他当时同她尚无来往——在为我准备一个住所,讽刺嘲弄便像冰雹似的向我袭来,硬说我需要别人捧场和都市的娱乐,耐不住寂寞,连半个月都呆不下去的。我自己心中有数,随他们去怎么说,我反正干自己的。奥尔巴什先生倒是帮了我个忙,给勒瓦瑟尔老头找了个地方安置下来。老勒瓦瑟尔已80多岁了,他妻子感觉是个累赘,老央求我把他给打发掉。老头被送到一个敬老院去,由于年岁太大,又因远离家人,几乎刚一去便进了坟墓。他妻子和其他孩子对他的死并不怎么伤心,倒是一向疼爱其父的泰蕾兹却抱憾终身,后悔不该让风烛残年的老父离开她而孤苦伶仃地死去。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未曾料到的客人来拜访我,尽管他是个老相识了。我指的是我的朋友旺蒂尔,他有一天早晨突然闯来,我真是没有想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真是判若两人了!他往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看上去形容萎琐,使我不敢与他亲近。或许是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许是声色犬马使他神情恍惚,或许是他那昔日的风采源自青春年少,而今已是白发满头。我接待了他,但心里却冷冷的,于是,我们便淡漠地告别了。可是,当他刚一走,往日的情谊便强烈地唤起了我年轻时的回忆。那是多么温馨的青春时代呀,我把它理智地奉献给了那位天使般的女人,她现在的变化也不亚于他呀。我也回想起了那幸福年代的种种微不足道的趣事,想起了在托讷与两个可爱的姑娘一起度过的天真无邪尽情欢乐的那浪漫的一天,她俩赏给我的惟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手,但尽管如此,这却给了我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惆怅。当年,我怀着的是一颗年轻人的心,充满了美妙的幻想,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我相信这已成为往事,一去不复返了。这所有的温馨回忆使我不免为逝去的年华而流泪,为失而不能复得的激情而悲伤。啊!我如果是能料到晚年那不幸的激情的重新燃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不幸,我本会为这激情的归来而洒下多少眼泪啊!
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了心愿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而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地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欢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放肆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我和达朗贝尔,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达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里。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十分欣慰。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很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切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能够公诸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违背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必须面对真理,无法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地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宽容,而对自己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叙述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对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发表的,也不是想在与之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面世。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失的话,那我宁可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暂时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他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居心叵测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那种种动人的美
我迫不及待住进退隐庐,等不及美丽的春天的到来。新屋一收拾好,我便赶紧往里面搬,引起奥尔巴什一伙的讥讽嘲笑,硬说我熬不过三个月的寂寞,很快便会恬不知耻地溜回来,同他们一样地在巴黎生活。可我,15年来,一直背离自己生活之所,今日得以返朴归真,我哪儿还会去理会他们的耻笑。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场中以来,我一直都在缅怀我那可爱的沙尔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恬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适合退隐和蛰居乡野。在别处生活我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荣任类似外交使节的职位,满怀着加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享受着美味佳肴,观赏着戏剧的辉煌,沉浸于虚荣的幻海之中,但我始终在回忆往日的丛林、清溪、悠然的漫步,这使我意乱情迷,勾起我的嗟叹,引起我的憧憬。我之所以能屈从于所有的工作,屈从于强打起的精神来搞的种种野心勃勃的计划,统统是为了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过上我此刻正庆幸将要接触到的那种幸福恬静的乡间生活。我原以为只有相当富足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我现在并未富有,竟也能不必富有,通过截然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分钱的年金,但我有点名气,有点才气,又很俭朴,而且摒除了所有为堵他人的嘴所必需的一切花销。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奋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我那抄乐谱的活儿既出不了名,又无多大油水,但却很有保障。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我不愁没有活儿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两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需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容不迫地干活,甚至还有空闲时间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足可以对付,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模像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进项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是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气。我的才气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由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气永不枯竭。从一支惟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伟大有力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千方百计地去叙述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叙述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么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的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营生时才会是卓绝的,是可尊敬的。当一个人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很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该着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惟其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1756年4月9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里居住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作过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停留,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那一点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是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却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玉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地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心里真是美极了。
虽然天气很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却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我听到了黄莺在毗邻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雀啁啾,我猛地一颤,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都满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第二天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专门为我建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凉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都市里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仅仅只有四法里。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我的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本子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一向只有在露天里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习惯,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开始动手写了好几部作品,我又重新把它们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努力一下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满足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魔缠身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纠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帮我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这一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趣盎然地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名声大震的作品,就是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做,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适于造就最道德、最开明、最聪慧的人民,总之,广义言之,适于造就最好的人民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我看出来了,这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十分相似,即使不尽相同:“其性质始终最接近于法的政府是哪一种政府?”由此而产生了“什么是法”的问题以及一连串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到,这一切在把我引向伟大的真理。这些真理将有益于人类的幸福,特别是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而在我刚刚去过的那一次,我在我的祖国并未发现如我所想的那些比较正确、比较明晰的法律和自由的概念。而且,我曾经认为,以这种间接方式为我的同胞们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一点上比他们看得更远一点的。
尽管我写这本书已有好几年了,但进展还是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偷偷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我连狄德罗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害怕我的朋友们的惊恐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不受压制地写出这个题目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欢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得理不让人,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毫无疑问,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发表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发表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刊印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横加指责。这种考虑极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邀请,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蜜尔》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如果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以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善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善待我,但却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意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但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任,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名。
根据事态发展将认为我上了我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弄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一条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这是后话,先放下不说。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知道,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本书,早在我蛰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故意挑衅——至少阻止一下这本书在法国的出版。这本书在法国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绮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地受到了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爱洛绮丝临死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蜜尔》中的一切大胆言词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引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流言蜚语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词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种真正的休息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新定了计划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为了叙述的连贯,我在这之前没来得及谈到。这一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他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少数几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起码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同宠爱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如果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很差,以致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者,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合乎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有23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错误的观点,而且还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体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此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毫不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写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所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书,假如我写起来真的如同我所拟定的计划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大相迥异。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人所共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困难的,而如果能追本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如一地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边探索自己,一边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物机制去帮助它所极其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和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的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到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多么地相似。
除了所有这一切,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恐不安。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用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惟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一件伤心的事,暂且不提。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些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两只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有事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另起炉灶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写这本书所需要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很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别人从皇家图书馆借来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非常合适,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大受其益。我是在莫蒂埃一面干着其他事,一面把这件工作完成的。我始终觉得变换着干不同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着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觉得非常满意,但是,当美好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经常地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时,我便觉得,有些事情起先倒并没怎么让我费心,我也没太在意,可现在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其他计划。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自己的朋友,十分热情地帮助朋友,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朋友们对她的回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在回报她的热情,并没觉得是迫不得已,但最后,我明白了,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条锁链,只是因为友谊的缘故,我才没有感觉出它的重负。我因为讨厌与众多的宾朋应酬,所以更觉出这条锁链的沉重。埃皮奈夫人因此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这看起来像是对我有利,其实更有利的是对她。这就是每当她孤独一人或差不多没有客人时,便让人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到这对我有什么不便的。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在我有空时去拜访她了,而是她有空时召我前去,因此我就再也无法知道哪一天是我可以自己来支配的了。这种约束大大地损害了我在这之前一直想去看望她的那种乐趣。我觉得,她十分慷慨地赠予我的那种自由,其实是有条件的,让我永远也享受不着。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自己的自由,她便立刻又是捎信,又是写条,又是为我的健康大惊小怪,弄得我只有借口卧病在床,才能幸免于召之即去。我必须屈从于这种束缚;我屈从了,而且,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最痛恨依附于人的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屈从了,因为我对她的真心爱戴使我感觉不太出来这是一种枷锁。她因此也就凑乎着填补了她的朋友们不去时留下的娱乐空白。这对她来说虽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补足,但毕竟聊胜于无,因为她是忍受不了绝对的孤独寂寞的。然而,自从她想尝试一下文学,并下定决心不论好歹写点小说、书简、喜剧、故事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东西时起,她便很容易地就填补了自己的空虚。但是,使她感觉有趣的不是要写这些东西,而是要写来读给别人听。如果她一旦胡乱涂了几页纸出来,那她就非要在这项巨大工程之后,找到几位自愿的听众不可。我尚无荣幸被选中,除非是经别人好心推荐。我如果只是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总是不被人看重的。而这不仅仅是在埃皮奈夫人的圈子里如此,在奥尔巴什先生的圈子里以及凡是格里姆定调子的场合全都如此。这种不起眼使我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由自在,只是单独同她在一起不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不敢谈文学,因为轮不上我来评论。也不敢谈论风花雪月,因为我太胆小,宁可死也不敢被人说成是个老色鬼。我在埃皮奈夫人身上从未起过这种念头,而且,即使我一辈子都守在她的身边,这种念头也许也不会出现一次的。倒不是我嫌弃她这个人,恰恰相反,我也许像个朋友似的非常地喜欢她,以致无法像个情人似的去爱她。看到她,同她聊天,我感到快乐。她的谈吐尽管在社交场上很引人入胜,但单独在一起时却枯燥乏味,而我的言谈也缺乏情趣,也逗引不出她的话来。我因为相对无言太久而颇觉难堪,便想尽办法没话找话说。这种交谈尽管常常让我觉着累,但却从不使我感到厌烦。我很乐意能向她献点小殷勤,给她兄妹般的轻轻一吻,我觉得这些吻对她来说,并无欲火邪念。我俩之间,仅此而已。她十分瘦,十分苍白,胸脯平平的。光这一缺陷就足以浇灭我的欲火了:我的心灵和感官从来就看不上一个没有丰乳的女人的;另外还有一些不必明说的原因,总是让我在她身边时忘了她是个女性。
我就这样横下了心,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屈从,没有任何的抵触,而且,至少在第一年里,我还觉得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难以忍受。埃皮奈夫人通常差不多整个夏天都在乡下度过,可第一年的夏天却只住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她有事被迫留在巴黎,也许是格里姆没在,她感到住在舍弗莱特没劲儿。我趁她不在的空档儿,或者趁她高朋满座之际,享受与我的好泰蕾兹及其母亲单独在一起的乐趣,这使我感到格外地可贵。尽管几年来我常去乡间,但几乎并未尝到甜头,而且又总是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去的,拘拘束束,好没意思,所以这在我心中更加激起了对乡村情趣的偏好。我越是就近看到了乡村景色,就越是感到失去它们的痛苦。我对沙龙、喷水池、人工的树丛花坛和夸耀这一切的讨厌的家伙们厌烦透顶,我对织花、羽管键琴、牌局、丝结、愚蠢的俏皮话、乏味的撒娇、无聊的故事和盛大的晚宴非常地恼火,所以,当我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小荆棘丛、一片树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穿过一个小村庄,嗅到香草炒鸡蛋的香味的时候,当我老远听见牧羊女的歌声中的乡土气息的叠句的时候,我便把什么胭脂呀、饰物呀、琥珀呀,统统抛到脑后去了。我吃不到家庭主妇的饭菜,喝不上乡村土法酿的酒,感到非常遗憾,真想狠揍厨房大师傅、管家一拳,他们竟让我晚餐时吃午餐,睡觉时用晚餐。尤其是要揍那帮仆役老爷,眼睛贪婪地盯着我的饭菜,把他们主子的假酒以高于小酒馆佳酿多倍的价钱卖给我,否则就让我活活地渴死。
现在我总算住在自己的窝里,住在一个舒适幽静的避难所中,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过着一种我觉得生来就该过的不受干扰、平静安宁的生活。在说出这种对我来说崭新的生活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我的种种内心情感,以便大家能从其根源上更好地看到这些新的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与泰蕾兹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天看作是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有所寄托,因为原该让我满足的那份爱终于被残酷地扑灭了。对幸福的渴求在一个男人的心中是绝不会消失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在向我证明,她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幸福了。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的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寻求一个适合于我的幸福了。我犹犹豫豫了好一阵儿,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如果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去威尼斯时原本是会忙于公务的。我很容易灰心丧气,特别是在艰巨的、长期的事业上。那次事业上的失败使我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感到厌烦,而且,依据自己往日的信条,我视所有遥远的事为虚无飘渺的事,决心今后得过且过,再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么可以激发我努力奋斗的东西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永远摆脱的文坛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俩邂逅相遇了。这个好姑娘的温柔性格使我觉得与我的性格特别相投,因此我便依恋上她了。这种依恋是经得起时间和挫折的考验的,凡是本该使它夭折的一切反而使它更加增强。当我将揭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心中捅的伤疤、痛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这种依恋有多么地强烈。我在写这些之前,对任何人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为了不同她分开,我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冒尽了任何风险,而且,我还不顾命运多舛和从众人的反对,同她一起生活了25年,终于在我晚年之时,在她并没有期待我,也没要求我,而我也没作出任何许诺和保证的情况之下,同她结了婚。当大家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将会认为是一种狂热的爱从第一天起就让我晕头转向了,然后逐步地把我引向那最后的荒唐举动。当大家知道还有种种特别的、强有力的理由本该阻止我走最后这一步棋的时候,一定更加会产生上述想法的。我将告诉读者——读者们现在应该看到我是在把全部真情坦白出来——从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起直到今天,我对她从未感到有丝毫爱情的火花在闪烁;我并不想占有她,正像我并不想占有华伦夫人一样;我在她身边得到的感官上的需要,对我来说,纯粹是性欲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读者们对此将有什么感想?他们将以为我的体质与他人不同,无力感受到爱,因为在我所最依恋的两个女人身上,我都没有注入爱的真情。啊,别着急,我的读者!不祥的时刻正在靠近,你们将会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我知道,我是在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但必须如此。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无法消除的需要完全充斥在我的心中,那就是亲密的结合,越亲密超好的结合,特别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必须有一个女人而非男人,必须有一位女友而非男友。这个特别的需要十分强烈,以致肉体上的如胶似漆还不够,我恨不得两颗心长在同一个肉体之中。若不是这样,我就总是感到空虚。我那时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感到空虚了。那个年轻女人具有许许多多的长处,确实可爱,而且容貌姣好,既不做作,也不妖艳,如果我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融进我的生活中来的话,我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她的生活中去的。关于男人方面,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可以肯定我是她真正爱着的惟一的男人,而她清心寡欲,甚至当我在这方面对她来说已不再算是个男人的时候,她也没想去另求新欢。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与她的秉性大相径庭,所以我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的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真的恨不得能成为她母亲的孩子!我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总不能如愿。我本想把我们大家的利益拴在一起,但却徒劳无益。她母亲总是另有打算,与我的利益不仅不同,而且背道而驰,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彼此相左,因为她女儿的利益与我的利益已密不可分了。她同她的其他子女及其孙辈们全都成了吸血鬼,偷泰蕾兹的东西算是对她最微不足道的损害了。可怜的姑娘习惯于逆来顺受,甚至在她的侄女们面前也是如此,所以便任凭他们偷抢、摆布,不敢吭声。我看到自己掏空了钱袋,磨破了嘴皮,竟未能让她得到任何好处,心中万分痛苦。我试图让她摆脱她母亲,但她总是违拗我。我尊重她的这种态度,而且对她更加敬重。但她的拒绝态度让她吃尽苦头,也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她一心向着她母亲及其家人,胜过向着我和她自己。他们的贪婪对她的损害尚不及他们的主意对她的损害来得大。总之,如果说由于她对我的爱,由于她的善良本性,她还没有完全被他们控制的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对她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以致我无论怎么做,我们也始终是无法合二为一的两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真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温情,可心灵的空虚却从未很好地得以填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本可以填补了,但情况反倒更糟。想到把孩子放在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里,会越养越糟糕,我便浑身发颤。放在孤儿院去受教反而危险小得多。使我作出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朗格耶夫人的信中所陈述的所有理由都更加有力,但惟独这个理由我却没敢告诉她。我宁愿不为这样严厉的斥责洗涮自己,因为我想顾全一下我所钟爱的人的家庭。大家看看她那无赖哥哥的德性,可以评判一下,我是否应该不畏人言,让自己的孩子别去接受像她哥哥那样的教育。
由于无法充分品尝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结合的幸福,我便想出一些补足方法,虽说填不满空虚,但却可减轻空虚的感觉。我既然没有一个能全部属于我的朋友,就必须找一些其活力可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就这样,我便培养并加强与狄德罗和孔迪亚克神甫的友谊,与格里姆建立了新的、更加紧密的友谊,以致最后,因为那篇我已叙述过其经过的文章,没有想到我又把自己投进我还以为永远摆脱的文坛。
我初涉文坛,便通过一条新的道路被引到另一个精神世界,面对它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我不能不心有所动。不久,由于悉心探究,我便发现在我们的贤哲们的学说中,充满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充满压迫和苦难。我因不知天高地厚而充满幻想,自以为生来就是拨开所有这些迷雾的,而且,我认为,要想让别人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因此,我便采取了人们不容许我遵循的离奇做法,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这么独树一帜。我这么做起先使我成了笑柄,但要是我持之以恒的话,一定会使我受人尊敬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女人是多么地无情无义
在这之前,我是善良的人,但从这时起,我便成了一个刚毅的人,或者至少是被刚毅所陶醉的人。这种陶醉先在我的头脑中开始,然后进入我的心灵。最高尚的骄傲在其中的被根除的虚荣心的残余上萌发。我一点也不装假,我的确变成了我表面所显示的那种人,而且,在这种激情充分地得以持续的那至少四年中,没有任何伟大而美好的东西进不了我这样一个天地之中的我的心中。由此而产生了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那股散布于我早期作品中的燃烧着我的天火,也是由此而产生的。而这股天火,在前40年中,没有迸发出一点火星来,因为它一直就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朋友、我的熟人认不出我来。我不再是那个胆怯的人,不再是那个羞答答而非谦逊、不敢见人、不敢说话的人,不再是一句笑话便使之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要脸红的人。我变得大胆、自豪、无畏了,到处都显出一种自信来。这种自信因其质朴并存于我的灵魂而非举止中,所以愈发地坚定。我的沉思默想使我对我们时代的习俗、准则和偏见所产生的蔑视,使我对那些遗老遗少们的嘲笑鄙夷不屑,而且我还用自己的箴言佳句压垮他们的那些浅薄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指头捏死小虫子似的。多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这同一个人的辛辣而尖厉的讽刺话语。而就是这同一个人,两年之前和十年以后,却从来也找不到该说的话,也找不到他应该使用的字眼儿。如果大家要寻觅与我的本性最不相同的精神状态的话,上面所说的就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一生中那短暂的一瞬,我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不是我原先的自我的那一瞬吧。大家还可以在我要说的那个时期发现这一瞬。但这一瞬不是六天,六周,而差不多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要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使它中止,并把我还给我早想超脱的大自然的话。
当我一离开巴黎,这座大都市的丑恶景象不再使我感到愤怒时,这种变化就开始了。当我不再见到人时,我也就不再蔑视他们了;当我不再看见恶人时,我也就不再憎恨他们了。我的心本来就不喜欢记仇觅恨,从此便只悲叹他们的不幸,不再去辨别他们的不幸和险恶。这种更加温和但却不再高尚的精神状态很快便扑灭了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我的那股火热的情感,而且,我在别人无所觉察,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之下,又变得畏首畏尾、殷勤讨好、胆怯腼腆了,总之,又变回到从前的那个让-雅克上去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是使我恢复原样,到此为止,那也就罢了。但不幸的是,它走得更远,把我很快地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那颗动荡的心便失去重心,总是摆来摆去,再也静不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看这第二次剧变,因为这是世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人的可怕而致命的时期。
我们只是三个人呆在退隐庐,闲暇和清静势必会加深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和泰蕾兹之间就是这样。我俩在浓荫下,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些我还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温馨的甜蜜时刻。我感到她也比以前更加体会到这种温馨。她把心掏出来让我看,把长期以来一直在尽量瞒着我的一些有关她母亲和她家的事告诉了我。她和她母亲都从迪潘夫人那儿收过不少送给我的礼物,但那个老太婆因为怕我生气,便为了她自己和其他孩子而独吞了这些礼物,一点也没留给泰蕾兹,而且还不许她吭声,而可怜的泰蕾兹竟乖乖地遵从了母命。
但是,有一件事更加使我大为吃惊,那就是我得知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常私下里同泰蕾兹及她母亲交谈,鼓动她俩离开我,只是因为泰蕾兹的坚决拒绝才未能得逞。除此而外,我还听说他俩自此之后,经常同泰蕾兹的母亲鬼鬼祟祟的,连做女儿的都不知道他们在捣些什么鬼。她仅仅知道,其中夹杂着送点小礼物,做点小手脚,但他们都在瞒着她,所以她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我们离开巴黎之前,勒瓦瑟尔太太早就每个月往格里姆先生家跑上几趟了,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嘁嘁喳喳地说个没完,连格里姆的仆人也被支开了。
据我的判断,其目的不外乎原来就竭力想让泰蕾兹加入其中的那个计划,答应通过埃皮奈夫人替母女俩搞个食盐铺或烟草店什么的,总之,是在对她们进行物质引诱。他们对母女俩说,我既无力为她俩做点什么,而又因为有了她俩,我也无法为我自己干点什么。由于我觉得他们这都是出于好心,我也就不怎么记恨他们。只不过那种神秘鬼祟的样儿让我恼火,特别是那老太婆,一天比一天地对我更加阿谀奉承,虚情假义。但她并未因此在私下里少骂她女儿,怪她太爱我,把什么都告诉我,骂她是头蠢驴,迟早是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藏藏掖掖的本事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她从一个人手里得到东西能瞒住另一个人,对我则是瞒着她从大家手中收受的东西。她的贪心我倒还可以原谅,但她那鬼鬼祟祟的样儿我就无法宽容了。她很清楚,我把她女儿和她的幸福几乎当作自己惟一的幸福,可她对我又有什么好隐瞒的呢?我为她女儿做的,也就是在为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为她所做的,她本该对我表示感激,本该至少应感激她女儿,而且应该出于对自己那位爱我的女儿的爱而爱我。是我使她摆脱了穷困潦倒,她因我才得以活命,她巧妙地利用的所有的那些熟人也都是因为我才认识的。泰蕾兹用自己的劳动早就在养活她,现在又在用我的钱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是女儿给的,可她对这个女儿却未尽自己做母亲的责任。她为其他几个孩子的婚嫁倾家荡产,可他们非但不养活她,反而仍旧吃她的用我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视我为惟一的朋友,为她最可靠的保护人,不应把关乎我的事也对我保密,在我的家里算计我,而应该把她早于我知道的可能与我有关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她那虚假而神秘的行径呢?特别是,我该如何去想她竭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些感情呢?她千方百计地挑唆自己的女儿,可见她这个女人是多么地无情无义!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我所钟爱的女人
凡此种种,使我终于对这个女人感到寒心,以致看到她便觉得恶心讨厌。然而,对于我伴侣的母亲,我仍旧十分恭敬,几乎凡事都像是她的儿子似的对她既敬重又有礼貌。不过,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同她长期呆在一起,我生来就不喜欢受人制约。
这也是我一生中那些短暂时刻之一,我看到幸福近在咫尺,但却无法抓住它,可这又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这个女人品行端正的话,我们仨人是会幸福地过一辈子的,只是最后一个死的人显得可怜而已。但事情并非如此,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们也可以说说看,我是否能改变它。
勒瓦瑟尔太太见我在她女儿心上占了一席之地,而她自己却失去了女儿的心,便竭力地想把女儿夺过去。但她不是通过女儿来同我和好,而是想尽法子挑唆女儿同我闹。她的一个办法就是,鼓动家里的人来帮她。我曾请求泰蕾兹别让任何人来退隐庐,她答应了我。可她母亲却趁我不在,未征得她的同意,就把他们弄来了,然后,还不许她告诉我。有了开头,以后的事就好办了。你只要对你所爱的人隐瞒一件事,你很快就什么事都毫无顾忌地瞒着他。我一去舍弗莱特,退隐庐便人满为患,折腾得天翻地覆。一个母亲总是很容易摆布一个生性善良的女儿的。不过,无论老太婆使出什么花招儿,总也无法让泰蕾兹同意她的看法,站到母亲一边一起来反对我。老太婆是豁出去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只不过是能在我们家里生活下去而已;而另一方面是狄德罗、格里姆、奥尔巴什、埃皮奈夫人,他们给她许了很多愿,也常施点小恩小惠,所以她认为,同一位总包税吏的夫人和一位男爵在一起,是不会吃亏的。如果我的眼睛雪亮,我从那时起就会看出自己是在怀里焐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受到影响,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人会蓄谋坑害自己应该去爱的人。我看到在自己身边布下的阴谋网,只知道抱怨我称之为朋友的那些人的专横,觉得他们是在强迫我依照他们的模式而非我自己的方式去过幸福生活。
尽管泰蕾兹不肯同她母亲搅和在一起,但她一直在为她母亲保守秘密;她用心良苦,我不想说她做的是对还是错。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就爱一起嘀嘀咕咕,这使得她俩更加亲近。泰蕾兹两头挂牵,有时就使我产生孤独感,因为我已无法再把我们三个人视作一个整体。就在这时候,我才强烈地感觉到错了,在我们最初交往的时候,没有趁爱情使她变得顺从之机,培养她一点才能和知识,那样的话,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也就更加充实,也就感觉不出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时间漫长了,我俩在退隐生活中,也就更加贴近亲密了。倒并不是我俩之间没什么话好说,也不是她对我俩一起散步似乎很厌烦,而是我俩没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无法说个没完。我们总不能老是谈论我们今后的打算——只局限于如何享受的打算。眼前出现的事启迪着我的联想,但这却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12年的相依相伴已无需再用言语来表达,我俩过于相互了解,再没有什么好相互倾诉的。剩下的就只是些家长里短、恶言恶语、冷嘲热讽了。人尤其是在孤独的时候,才感到同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在一起的好处。我并不需要这种潜能就可以高兴欣然地同她在一起,而她却需要这种潜能才能在同我在一起时始终感到快乐。最糟糕的是,除此而外,我俩单独在一起聊聊还总像是在做贼似的:她母亲使我感到讨厌,逼得我不得不这样。总之,我在家里觉得很别扭。爱的表象损害了真正的友谊。我们有着亲人的关系,但却没有生活在亲密之中。
当我一感觉出泰蕾兹有时是在找借口,不肯同我一起去散步时,我也就不再催逼她,但我并不怪她不像我那样喜欢散步。喜好这种东西并不取决于意愿。我对她的心是深信不疑的,这就够了。当我的乐趣同她的一样时,我就同她一块儿享受;如若不然,我就宁可让她高兴,而不是非得满足自己不可。
就这样,我在一半落空的期望之中,在我选定的住处,同一个我所钟爱的女人,过着一种合我口味的生活,但我却感到自己几乎是孤孤单单的。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领略不到我所拥有的。作为幸福和享受,我必须兼而有之,否则便一无所有。大家将会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再回到我原先的话题。
我一直以为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手稿里有什么宝贝。经仔细查看,我才发现那差不多只是他叔父已刊印的作品的汇编,只是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再加上几篇未曾问世的小玩艺儿。克雷基夫人曾经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觉得他比我所想像的要更有才气,这次看了他的伦理学著作,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深入研究他的政治学著作时,我觉得他的观点很肤浅,的确是有一些有益的计划,但却因作者那无法摆脱的想法而没法实施:人的行为是受知识而非激情引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接受了业已改善的理性这一虚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所提出的所有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个鲜见的人是他那个时代以及他那一类人的荣耀,而且也许是自有人类以来,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激情的惟一的一个人。然而,在他所有的体系中,他只不过是从谬误走向谬误,因为他想使所有的人都变得同他一样,而不是按照他们现在是和将继续是的那种样子去看待他们。他想着为他的同时代人写作,但其实却只是在替想像中的人在工作。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被一个不速之客给打乱了
看到这一切之后,我有点为难了,不知以什么形式来处理面前的这些东西。放过作者的那些空想,等于是没做什么有益的事;毫不客气地予以驳斥,那就不太仗义了,因为他的手稿是我接受下来的,甚至是我要求接手的,我就必须尊敬其作者。最后,我采取了我觉得最合情理、最正确、最有益的办法,那就是把作者的和我的思想分开来阐述,从而深入体会他的观点,加以阐释、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得到充分的展示。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包括截然分开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法阐述作者的各种计划,另一部分应等第一部分产生了效果之后再发表,我将在这一部分中提出自己对他的计划的见解。我承认,这么做很可能使他的那些计划有时会遭到《愤世者》系莫里哀的一部杰作。剧中自命不凡的才子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念给愤世者听,想博得后者的赞赏,但却被批得一文不值。中的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卷首应有作者小传,我为此而收集了不少好材料,我庆幸在使用时没有糟蹋这些材料。我在圣皮埃尔神甫晚年时见过他几面,我对他追思时所怀有的景仰,保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伯爵先生对我评述其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
我先从《永久的和平》入手。这是这个集子所有作品中篇幅最长、最有功力的作品。在进行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一丝不苟地读完了神甫就这个好题目所写的字字句句,从未因其冗长繁复而泄气。公众见过这部文摘,因此我也不必多说了。至于我对它的评论,根本就没有刊印出来,而且我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出,但它是同那部文摘同时写成的。我搞完它之后,便着手搞《各部会议制》法国18世纪初摄政时期曾一度实行,以会议代替各部大臣。,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摄政时期写的一部作品,为的是有助于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但它却使得圣皮埃尔神甫被逐出法兰西学院,因为书中有几处是反对先前的行政制度的,触怒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利尼亚克红衣主教。我搞完了这项工作,同前一部一样,既有摘要又有评论。但我也就做到此为止,不再想继续这项我不该接手的工作了。
我放弃这项工作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可奇怪的是我竟没有早一点想到。圣皮埃尔神甫的大部分作品或者是、或者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的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甚至有些意见过于大胆,他竟未因此而受到惩处,真是万幸。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大家始终把圣皮埃尔神甫看作是宣教士,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所以就随他去说,知道没人会听他的。万一我要是让人听从了他的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他是法国人,而我不是;我如果竟敢重复他的批评话语,尽管是以他的名义,也会遭人喝斥,要兴师问罪的。这种喝斥虽有点严厉,但却不无道理。幸好,我还没走多远,便发觉会授人以柄,赶忙抽身。我知道,孤单一人生活在众人、而且又全都是一些比我强大的人中间,我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绝对无法躲过他们对我的迫害。在这一点上,只有一件事是取决于我的,那就是至少当他们想加害于我的时候,就让他们显得毫无道理。这一信条使我放弃了圣皮埃尔神甫的工作,而且还经常让我抛开一些更加弥足珍贵的计划。这帮人总是急于让对手倒霉,可他们要是知道我一辈子总是谨慎小心,让他们在我遭难之时无法振振有词地说我:“你这是活该”,那他们一定惊讶不已。
放弃了这项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无所适从,不知接下去该干什么。这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对我是个损失,我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操心,脑子就只盯着自己在转。我不再有什么未来计划,可以寄托自己的想像。我甚至都不可能拟定计划,因为我所处的环境正是心满意足的环境,我已别无他求,但心里却是空虚的。这种状况尤其令人痛苦的是,我看不到还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处境。我早已把我所有最最缠绵缱绻的爱注入一个我称心如意的人身上了,而她对我也在投桃报李。我同她一起生活,无拘无束,而且可以说是随心所欲。可是,我不管与她离得是远还是近,心头总有一种隐痛压着。我即使占有了她,也觉得她仍旧不属我所有,而且,一想到我对她来说,还不是她的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来说几乎什么都不是了。
我有一些男朋女友,我以最纯洁的友谊、最真诚的敬意热爱着他们。我相信他们对我也是如此,我脑子里对他们的真诚从未有过怀疑。然而,这种友谊对我来说,苦恼多于温馨,他们十分顽固地,甚至是故意地要阻挠我的所有志趣、爱好以及生活方式,以致我只要想做一件只与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他们就立即联合起来逼迫我放弃。他们的这种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许我有任何的奇思异想的顽固态度很不公平,尤其不公平的是我对他们的想法并不想干涉,从不过问。他们的顽固态度沉重地压抑着我,到后来,每当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在打开看之前,我竟感到某种恐惧,而读完信后,这种恐惧被证明并不是我在疑神疑鬼。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年轻,又都非常需要他们强加于我的训戒,可他们却把我当成小孩子,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对他们说:“像我爱你们那样地爱我吧,再说,我既不干涉你们的事,那你们也别管我的事了。我所请求你们的仅此而已。”如果说就上述两条请求他们满足了我一条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的那一条。
我在幽静迷人的地方,有一处僻静之所。我身为一家之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横加干涉。但这个住所也给我强加了一些虽说是乐于履行但却是不可不履行的义务。我的所有的自由,都是岌岌可危的;我比接受命令还要服帖,我得受到自己意志的束缚。我没有一天起床时可以说:“今天这一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仅如此,我非但要听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还有一件更加讨厌的事,就是要伺候公众和不速之客。我虽然离开了巴黎,但却挡不住每天总有大批的无所事事者前来光顾,他们不知如何打发时间,便肆无忌惮地跑来浪费我的大好光阴。我总是出乎意料地被人无情地纠缠着,每每为一天订出一个很好的计划,总会被一个不速之客给打乱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寄托我的一片深情
总之,在我最渴望得到的美事中,由于享受不到纯洁的欢乐,我的思绪便飞回到我青年时期那宁静的时光中去,有时便叹息着嚷道:“啊!这儿比不上沙尔麦特!”
对我一生不同时期的回忆使我对已到达的生命阶段进行了思索,我已经看到自己已近黄昏,被各种病痛缠绕着,已接近生命旅程的终点,可几乎没充分品尝到我心灵渴求的任何一种乐趣,没让心中蕴藏的激情迸发出来,没饱尝、甚至都没沾到过我自觉在心灵中充盈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这种欲念因无对象而始终被压抑着,除了叹息而外,难以发泄。
我天生有着一颗感情外露的灵魂;对于它来说,活着就是爱。可我怎么可能在这之前竟没能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可是自以为天生就是做人家的真心朋友的呀。我的感情是火热的,我的心里充满着爱,可我怎么就哪怕连一次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对象,以使胸中之火熊熊燃烧起来呢?我为爱的需求所吞噬,从来也未能很好地满足它,我眼看已进入垂暮之年,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
这番伤心而缠绵的思索使我怀着一种不无甜美的遗憾在自我反省。我觉得命运欠了我点什么,没有还我。既然天生我才,可又为何直到最终也不让其得到施展?我心比天高,可却怀才不遇,自觉无可奈何,常常潸然泪下,因为我喜欢让泪水横流。
我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六月里作这番思索的,我呆在清新的小树林中,听着莺啼雀唱,溪水淙淙。所有的一切都在把我推入那种极富诱惑的慵倦懒惰之中。我生来就喜欢懒洋洋的,而长期的激昂刚刚养成的那种冷峻严厉的情调本该使我永远摆脱这种倦慵之态的。不幸的是,我又回想起托讷城堡的午餐和我跟那两位婷婷玉立的少女的邂逅,季节相同,环境也几乎与我此刻置身其间的环境相仿。这段回忆因其纯洁而更加温馨,勾引起我其他一些类似的回想。很快,我便看到我年轻时使我激动不已的所有的人全都聚集在我的周围:加莱小姐、格拉芬丽小姐、布莱耶小姐、巴齐尔太太、拉尔纳热太太、我的那些漂亮的女学生以及那位我至今心里还在怀念着的火辣辣的齐丽埃塔。我发现自己被一群美女,被我的旧相好给团团围住。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对我来说已不是一种新奇的感情了。我的热血在沸腾,在噗噗直响。我的脑袋尽管已是灰发斑白,但也晕晕乎乎的了。我这个一本正经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清心寡欲的让-雅克,在年近45岁的时候,竟又突发少年狂。我如痴如醉了,尽管这种痴迷是那么地突如其来,那么荒诞无稽,但却是那么地持久,那么地强烈,直至把我推入灾难重重的出乎意料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之中,才使我幡然悔悟。
这种痴迷不管达到什么程度,都并没有使我忘掉自己的年岁和处境,并没有使我得意忘形,自以为还有美人相爱,也没有使我痴心妄想,把吞噬着我、但却只开花不结果的情火传递给他人。那股情火,我自幼年时起便感到它在徒劳无益地燃烧着我的心。我不去企盼它了,甚至也无此欲念。我知道,爱的岁月已过,深感老风流之可笑,所以不会授人以柄。我在风华正茂之年,也未曾风流倜傥、自信自负,到老还能如此吗?我可不是那种人。再说,我喜欢清静,害怕家里鸡犬不宁,而且,我十分真心地爱着泰蕾兹,不愿让她因见到我对别人的情感超过对她的情感而悲伤。
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是好呢?读者只要是读到这儿,就一定猜到了。由于不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人,我便进入了梦幻之乡。我因看不到任何实实在在的人值得我为之癫狂,便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去痴迷。我那富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很快便为这理想世界造就了无数合我心意的人。这个办法来得太及时,太富活力了。在我那永不停歇的心醉神迷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品尝过的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记了人类,为自己创造出一大群品德和容貌美妙绝伦的完美人物、一些我在尘世间从未见到过的可靠、多情、忠实的朋友。我如此欣然地遨游于九霄,置身于把我团团围住的可爱的人中间,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忘掉了其他一切事情,匆忙地吃上点东西,便心急火燎地跑到我那小树林中去。当我正准备奔往那极乐世界,只见一些凡夫俗子前来,把我拖在尘世间,我便既抑制不住又掩饰不了我的恼怒,不能自己,对他们采取极其生硬,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粗暴的态度。这么一来,我那愤世嫉俗的名声就更大了。其实,如果大家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思,我是原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名声的。
当我的兴奋激昂达到顶点的时候,我就像一只风筝似的突然被一根绳子收了回来,大自然趁我旧病复发、情况严重之际,把我拉回到原地。我使用了惟一可以减轻我的病痛的办法——探条,这样,我的那些天使般的爱便暂时告一段落,因为,除了人在患病时,无心恋爱之外,我那只有在乡间树下才有活力的想像力,在房间里,在房梁下,便凋零了,枯竭了。我常常遗憾没有林中仙子,否则,我一定会在她们中间寄托我的一片深情。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竭力地奉承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家庭烦恼给我增加了麻烦。勒瓦瑟尔太太一面竭力地奉承我,一面不遗余力地挑拨她女儿和我的关系。我接到过我过去的邻居的信,他们告诉我说老太婆背着我以泰蕾兹的名义借过好几笔钱。泰蕾兹是知道的,但却根本没告诉过我。替她还债倒没什么关系,让人生气的是借了债竟不让我知道。唉!我对她从未有过任何秘密,可她怎么竟然对我却守口如瓶?一个人难道可以对其所爱的人隐瞒点什么吗?奥尔巴什那帮人见我一次也不回巴黎去,便开始真的害怕了,以为我在乡下过得挺快活,傻到要在乡下一直住下去。于是,他们便制造麻烦,想借此把我弄回城里去。狄德罗还不想立即亲自出马,便开始想法把德莱尔从我身边拉过去。德莱尔是我介绍狄德罗认识的,他听出狄德罗的意思之后,转告了我,可他却并不知其中的奥妙。
一切都好像是要把我从我那温馨而癫狂的幻境中拉出来。我的身体尚未康复,便收到一篇写里斯本的毁灭指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的大地震,伤亡惨重。的诗,我猜想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迫使我答复他,谈谈他的这篇诗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下面将要谈到,这封信在很久之后,未经我同意就刊印了出来。
看到这个可以说是成就和荣耀包围着的可怜人,竟然在悲苦地哀叹人生的不幸,总觉得周围一片漆黑,我感到震惊,便不加思索地劝他反躬自省,向他证明一切都是美好的。伏尔泰看上去好像始终信仰上帝,实际上只相信魔鬼,因为他的所谓上帝只不过是一个恶魔,照他看来,这恶魔是专门害人的。这种学说之荒谬真是昭然若揭,由一个集各种好事于一身的人说出来尤其令人反感,因为他身在福中,却在竭力地用他自己未曾尝到的所有灾难的阴森可怕来使自己的同类感到绝望。我比他更有资格历数和掂量人生之苦,我对这些痛苦作出了公正的分析,并向他证明,所有这些痛苦,没有一个应责怪上帝的,没有一个不是因人类滥用其才能造成的,而非大自然本身所为。在这封信中,我对他极其尊敬、极其景仰、极其审慎,而且,可以说是极其尊崇。不过,我知道他这个人自尊心非常强,所以我没有把这封信寄给他本人,而是寄给了他的医生和好友特隆桑,并让他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全权处理这封信,或转交或销毁。特隆桑把信转交了。伏尔泰用寥寥数语回复我说,自己有病在身,又得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隆桑把他的复信转寄我时,附了一言,说对托他转此信的人不敢恭维。我从未将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都没拿出来给别人看过,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对这种小小的胜利大肆渲染,但原信还都在我的信函集中(见信函集A,第二十号和第二十一号)。此后,伏尔泰便把他所说的改期另复的信发表了出来,但却没寄给我。那个复信不是别的,就是小说《老实人》。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无法枉加评论。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本该彻底治愈我的那些虚幻的爱情的,而且也许是上帝赐予我预防其悲惨结局的一个良方,然而,我那不祥的星宿非常强大,以致我刚刚又开始出门的时候,我的心、我的头、我的脚又回到了原路上去。我所说的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稍许不那么激昂了,这一次回到了现实中来,但是,我把现实中可能有的种种可爱的东西作了精心的选择,以致那物华天宝之虚幻并不比我所抛弃的那个幻想的世界逊色。
我把我心中的两尊偶像——爱情和友谊——想像成最美好的形象。我又兴味盎然地用我始终崇拜的女性的所有魅力把这两尊偶像装点起来。我想像出两位女友而不是两个男友,因为,如果说两位女子的例子很罕见的话,但却更加可爱动人。我赋予她俩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性格;赋予她俩并不完美但却合我口味的面容,因和蔼多情而容光焕发。我让一个是黑发,另一个是金发,一个活泼,另一个温柔,一个聪颖,另一个脆弱,但脆弱得楚楚动人,似乎是贤德使然。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情人,另一个则是他的温馨的女友,甚至还有些超出女友的地方。但是,我不让他们争风吃醋,嫉妒闹事,因为我无力轻易想像出任何痛苦的情感,而且也不想用任何贬损天性的东西使这幅欢快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动人的模特儿,便尽我一切可能使自己与那个情人兼男友等同起来。不过,我把他写得亲切可爱,翩翩年少,还给他加上我觉得自身所有的各种美德和缺点。
为了使我的人物置于适合他们的环境之中,我便把我在旅行中所见到过的最美的地方都回忆了一遍,但却没找到一个合我口味的清新小树林或比较动人的美景。如果我看见过塞萨利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区,一片广袤平原为群山所环绕,奥林匹斯山即位于该地区。古希腊神话认为此处为天神居所,宛如人间天堂。的山谷的话,我可能会非常满意的,但是我的想像力已疲于创造,希望以某个真实的地方为基点,并对自己想要使之住在其中的人的真实性产生幻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想着波罗美岛,它的赏心悦目使我激动忘怀,可我又觉得它过于人工斧凿,不适合我的人物居住。不过,我必须有一个湖;我终于选上了我的心始终萦绕其间的那座湖。长期以来,我企盼着我能怀着命运限定于我的那种想像的幸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心中把它确定了下来。我可怜的妈妈的故土对我仍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山光水色相映成辉,景色丰富多采,放眼望去,赏心悦目,扣人心弦,超凡脱俗,这一切促使我下定决心,让我的那些年轻的孤男寡女定居在佛威了。这就是我最先想像出来的一切,其余的都是随后补充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欺人太甚
我被久久地局限于一个泛泛的提纲之中,因为这个提纲足以使我的想像力充满适宜的对象,使我的心充满它所喜欢培养的感情。这些虚构的情景由于反复地在脑海中出现,终于有所充实,并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在我的脑子里确定下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要把虚构提供给我的某些情节写下来,并且,在回忆我青年时期所感受到的一切的同时,想出办法激发我那从前未曾满足、至今仍啃啮着我的爱的欲望。
一开始,我先在纸上写下了几封信,既不连贯又无联系,零零散散,可当我想把它们联系起来时,却又常常感到十分困难。很难令人置信但也确实无疑的是,开头两部分差不多全部都是以这种方法写成的,没有任何拟就的提纲,甚至都未曾料到有一天我会想着以此来写成一部正式著作。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一些未经雕琢的素材拼凑起来的,尽是繁杂冗长的废话,而在后面部分,这种情况是见不到的。
在我沉湎于温柔幻想之中的时候,乌德托夫人前来探望。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来看我,但不幸的是,正如大家下面就会看到的,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吏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奈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妹妹。拉利夫和拉伯里什后来都当了礼宾官。我已说过,我认识她时她尚待字闺中。自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舍弗莱特她嫂嫂埃皮奈夫人家的宴会上见过她。我因为在舍弗莱特和埃皮奈常同她在一起共度几日,所以,不仅始终觉得她十分可爱,而且我还自认为看出了她对我颇有好感。她挺喜欢同我一起散步;我俩都挺能走路,又总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可从未去巴黎看望过她,尽管她多次邀请,甚至是敦促我去。她同我刚开始与之交往的圣朗拜尔先生的关系使我对她更感兴趣。我想,圣朗拜尔当时正在马洪,而她前来退隐庐看我,就是要告诉我有关这位朋友的消息的。
她的这次来访有点像是小说的开篇。她走迷了路。她的车夫该拐弯没拐弯,想直插过来,从克莱佛磨坊直奔退隐庐。结果,马车陷入泥泞中。她想下车,步行前来。她的小巧的鞋很快便磨破了,人也陷到烂泥里,仆从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拽出来。最后,她套着长统靴来到退隐庐,笑声朗朗。我看见她那副模样地来了,也跟着大笑不止。她全身都得换个遍。泰蕾兹把自己的衣物拿给她换,我则请她屈尊将就吃点粗茶淡饭,她吃得挺满意。天色不早了,她没呆多久,但这次见面快活极了,她觉得非常有趣,似乎准备以后再来。不过,她再来的计划第二年才实现,可是,唉!她的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有什么保障。
这年秋天,我忙于一件大家可能想像不到的事情——照管埃皮奈先生的果树园。退隐庐是舍弗莱特园林中各条溪流的汇集点。那儿有一处围着围墙的园子,种着果树和其他树木,为埃皮奈先生提供的水果尽管被偷去有四分之三,也比他那舍弗莱特菜园提供的要多。为了免得光住在人家里,什么事也不干,我便负责照管园子,监督园丁。水果成熟之前,一切都很太平。但随着果实逐渐成熟,我便发现它们少了,不知哪儿去了。园丁硬说是全给脂山鼠吃了。我便向脂山鼠开战,打死不少,但果子仍旧在减少。于是,我便暗中监视,终于发现原来园丁就是那只大脂山鼠。园丁家住蒙莫朗西,他夜里带上老婆孩子一起把他每天采摘放好的水果偷走,然后拿到巴黎菜市场公开出售,仿佛他自家有个果园似的。这个混蛋,我可是给了他不少的好处,他孩子的衣服也都是泰蕾兹给的,他父亲是个乞丐,几乎也是我帮助养活的,他竟然这般大模大样、厚颜无耻地偷盗我们,而我们仨人谁都没有提高警惕,堵住漏洞。而且,有一次,他一夜之间就把地窖搬空,第二天什么也不剩了。如果他只是偷我,倒也罢了,但他竟偷水果,我就不得不揭发这个家贼了。埃皮奈夫人请我付完他工钱,让他滚蛋,并另外找一个园丁。我照办了。由于那个大混蛋每天夜里都在退隐庐周围转悠,还握着一根状如狼牙棒的包铁大棍子,并带着其他一些像他一样的地痞流氓,所以为了给被这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的两位“女总督”壮胆,我便让新来的园丁每天夜里睡在退隐庐,但这并没让她俩心里完全踏实,所以我便让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屋里,并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譬如有人想破门而入或翻墙进来时,不得开枪,而且也只许装火药,不许装子弹。这纯粹是为了吓跑那帮歹徒。一个身体不适的人,独自一人同两个懦弱的女人一起在森林中过冬,为了大家的安全,这肯定是所能采取的最起码的防范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一条小狗,替我们放哨。在此期间,德莱尔来看过我一次,我便把我的处境告诉了他,同他一起因我的军事装备而说笑了一阵。
德莱尔回到巴黎,也把这事说来逗狄德罗开心。就这样,奥尔巴什那帮人便得知我横下了心,要在退隐庐过冬。我这么有恒心,他们未曾料到,因此感到十分茫然。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弄出点事来让我不得安生,一面通过狄德罗挑拨德莱尔离开我。于是,这个德莱尔起先还觉得我的防范措施无伤大雅,最后竟说这与我的原则背道而驰,真是可笑至极。他在写给我的一些信中,对我百般挖苦,语气尖刻,要是我当时脾气也上来了,会觉得这是奇耻大辱的。不过,当时,我心里充满着温馨甜美的感情,别的任何感情都挤不进来,我便把他的那尖刻嘲讽当成笑言,看作戏谑。换了别人,肯定觉得欺人太甚。
由于我提高了警惕,加倍地小心,总算把园子看管得很好,尽管这一年水果收成欠佳,但产量却比往年翻了两番。不过,说实话,为了保住收成,我简直是不遗余力,甚至亲自把水果护送到舍弗莱特和埃皮奈,自己还手里提着果篮。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同我一起抬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篮子,压得直不起腰来,不得不走十多步就歇一歇,等到了地方,已是汗流浃背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伤风败俗
严冬来临,我便开始蜗居室内,想把室内的活儿捡起来,但却不可能。我到处都只看到那两个楚楚动人的女友,只看到她们的男友、她们周围的人、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凭想像为她们创造或美化的东西。我没有一刻工夫能静下心来的,始终处于癫狂激动之中。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所有这些幻像从我身边赶走,但均告失败,最后竟完全被它们迷惑住了,只好尽力把它们整理一下,理出头绪,好写成一部小说似的玩艺儿来。
我最犯难的是耻于如此明白、如此公开地揭露自己。我刚鼓噪着确立了自己严厉的原则,我曾那么大声疾呼我那刻板的信条,我曾厉声喝斥那些透着缠绵悱恻的脂粉气小说,当人们看到我现在突然之间竟亲自加入我曾严加斥责的写那些书的作者的行列,会有多么地意外,多么地反感!我深感这太自相矛盾了,我为此而自责,汗颜、气恼,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拖回到理智上来。我被完全征服了,只好铤而走险,决心不畏人言。至于我是否决心将这本书公诸于世,那将另当别论,因为我还没有想好,不知能否写出来出版。
我决心已定,便一头钻进我的梦想中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终于形成了一种计划,大家看到我已在执行了。这肯定是对我的那些疯狂念头的最好利用,因为我的心一直想着行善,这使我的奇思异想朝着有益的目标转换,而且,道德风尚也可能从中得益。如果失去天真无邪的温柔色彩,我的那些风流图景就会失去其全部风情雅致。纤弱女子本来就惹人怜爱,爱情则会使之变得妙趣横生,而且她因纤弱反而更显其可爱。但是,目睹时髦风尚,谁又能忍受而不气忿呢?一个淫妇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竟大言不愧地说她未让其夫当场捉奸就是对他的恩典,他应感激涕零才是,有什么比这种女人的狂妄更加令人气愤的?自然界里没有完人,完人的教导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一个年轻女子,生来心灵温柔而真诚,当姑娘时,为爱情所征服,婚后,又重新获得力量,战胜了爱情,复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女人,谁要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而言是伤风败俗的,是没有益处的,那这个人就是个说谎者、伪君子,你用不着去听他。
除了这个完全与整个社会秩序相关的风俗和夫妻忠贞的目标而外,我还为自己订了一个社会协调和平静的更加隐秘的目标。这一目标本身也许更加伟大,更加重要,至少在人们所处的那个时期就是如此。《百科全书》所引发的那场风暴还远远没有平息,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对立双方全都在声嘶力竭地互相攻击,简直就像一群恶狼在互相撕咬,根本不像是一些基督徒和哲学家在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回到真理的道上来。也许双方只差一位叱咤风云、深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争斗变成为内战了,否则,天知道心底里都怀着你死我活的刻骨仇恨的双方的这场宗教内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生来就痛恨派别之争,对双方都坦言直陈一些严酷的真理,他们都听不进去。我又换了个方法,还头脑简单地以为是绝妙的一招,那就是铲除他们的偏见,并向双方指出对方堪受公众敬重和世人尊崇的优点和品德,从而缓解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这个原应建立在假定人们都怀有善良意愿的基础上的颇不明智的打算,使我重蹈我所责怪的圣皮埃尔神甫的错误,所以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非但没能使双方弥合,反而引火烧身,遭致双方的夹击。在此期间,经验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荒唐,我敢说,我以前真的是非常地傻,那份热情无愧于启迪我去这么干的动机。我描绘了沃尔马和朱丽二人的性格,心里怀着一种喜悦,使我企盼着能把这两个人写得都很可爱,而且,还要使她俩相映成辉。
我很高兴粗略地定下了我的提纲,于是便回到我已设定的详细细节上来,并经安排整理,产生了《朱丽》的头两章,然后,在冬季里,怀着无法形容的喜悦,把它们写好,誉清,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并用天蓝和银灰的粉末把墨迹吸干,还用蓝色窄丝带把它们装订成册,总之,我像皮格马利翁塞浦路斯传说中的国王和雕刻家。他请求美与爱的女神赐予他一个如他所雕刻的雕像一样美的女子。于是女神使雕像活动起来,与他成婚。根据这一传说,产生了不少的作品。一样,对我所疾情的两位妩媚少女,真不知如何献媚,如何疼爱是好了。每天晚上,我坐在炉火旁,把这两部分一再地念给两位“女总督”听。女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同我一起伤心地抽泣着;母亲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她根本就没听懂,只是静静地呆着,在我停下来的时候,总是那么一句:“先生,这太美了。”
埃皮奈夫人不放心我独自一人在林中独屋中过冬,便常常派人前来了解点我的情况。她对我的友谊从未这么真诚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未这么热烈过。在这番深情厚谊中,有一点是必须说出来的: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来给我,并要求我把我的画像赠送给她。我的画像是拉图尔画的,曾在沙龙中展示过。她对我还有一次关注也是必须提及的。那关注貌似可笑,但却与我的性格演变有关,因为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天气十分地冷,我在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时,发现她亲自为我置办的东西中,有一条小衬裙,是用英国丝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想让我用它来改一件背心。随物附带的信笺,语气亲切动人,充满了温情和天真。这种关怀超出了友谊,令我感到极其温馨,仿佛她脱下衣服来让我穿。我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无数次地亲吻信笺和衬裙。泰蕾兹以为我疯了。很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表示的友情之中,没有哪一次像这一次那么使我深受感动,而且,甚至在我俩绝交之后,每当我回忆起此事来,仍为之动容。我把她的短笺保留了很久,而且,要不是它与我同一时期的其他信函遭到同样命运的话,我也许仍旧保留着。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这种爱已为时过晚
尽管那时我的尿潴留症使我冬天不得安宁,而且,有一部分时间还不得不受探条之苦,然而,总的来说,那是自从我在法国住下来之后,我所度过的最温馨、最宁静的一个季节。在恶劣天气使我远避不速之客的那几个月中,我比以前和之后更多地体味了独立、平静和简朴的生活,而且越是享受其乐,就越是觉得其可贵。我没有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位“女总督”和脑子里的两位表姐妹指朱丽和克莱尔表姐妹。相伴。特别是在这时候,我日益在为自己的明智之举而庆幸,不去理会我的那些见我摆脱了他们的专横而恼火的朋友的叫嚣。当我听说一个狂人的谋杀事件指1757年1月14日,路易十五的侍从达米扬趁国王上车之际,用小折刀刺杀国王一案。时,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中跟我谈起肆虐巴黎的纷乱和骚动时,我是多么地感谢上帝使我远离这可怕和罪恶的场面啊,否则这只会加深、激怒混乱景象早已使我产生的那种暴戾脾气。而当我在自己的幽居周围看到的只是一些赏心悦目、甜蜜美好的事物时,我的心便只沉浸于温柔的情感之中。我要在此津津乐道地把留给我的这最后的平静时刻的过程记录下来。在随着这如此宁静的冬日而来的春天里,我将要写的那重重灾难的胚芽萌发了。在这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大家再也看不到我有喘息一下的间歇时间了。
然而,我似乎记得,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即使我蜗居乡间,也仍然受到奥尔巴什那帮人的干扰,不得安宁。狄德罗就给我制造了一些麻烦,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想《私生子》就是这年冬天出版的,我马上就要谈到它。除了大家随后就会知道的原因而外,有关这段时期我剩下的可靠资料已不多了,连别人留给我的资料在日期上也很不确切。狄德罗写信是从不注明日期的。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是注明星期几而已,而德莱尔也常常同她俩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件按时间顺序理一下时,就不得不连猜带懵地补上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不确切的日期。因此,既然无法十分准确地指明这些纷争的起始日期,我便干脆在下面把我所能记起的一切放在一起加以阐明。
春天来临,我那缠绵悱恻的癫狂更加厉害,在欲火攻心之际,我为《朱丽》的最后几部分编纂了好几封信,信中洋溢着我在写它们时的那份欣喜若狂。特别是写极乐世界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两封信是在第四部分的结尾。凡是读到这两封信的人,如果不感到动情,不感到自己的心沉浸于促使我写它们时的那种柔情之中的话,那他就该把书合上,因为他不是个能判断感情之事的人。
正是在这个时候,乌德托夫人出乎意料地第二次前来探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队长,不在家,她的情人也在服役,所以她便到蒙莫朗西山谷中的奥博纳来了。她在那儿租有一座很美的房子。她就是从那儿来退隐庐作一次新的效游。这一次,她是骑马来的,还女扮男装。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类假面舞会式的装扮,但她的那副浪漫式的打扮却让我为之动情,是真正的爱情。由于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而且其后果是我每忆及于此便难以忘怀、并觉得心有余悸的,所以我必须把这件事稍微详加说明一番。
乌德托伯爵夫人年近30岁,谈不上美貌;脸上有小麻点;肌肤不细腻,眼睛近视,而且有点圆突。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轻,既活泼又温柔,待人亲热。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天然卷曲,垂及腿弯。她身材小巧,举手投足显得既笨拙又高雅,她的思想颇为纯朴,惹人喜爱;快乐、轻率和天真在她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她妙语连珠,但却并非搜肠刮肚而来,有时竟是脱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羽管键琴,舞跳得很好,还会作上几首很不错的诗。她的性格简直像天使;她心地善良;除了谨慎和坚强不足而外,她具备了所有一切美德。特别是,她在为人方面是那么地忠厚,在交友上是那么地忠贞,所以连她的仇人对她都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所说的她的仇人,是指那些憎恨她的男男女女,因为,就她来说,她没有一颗恨人之心,而且,我认为,我俩的这一共同点大大地促使我倾心于她。在我俩推心置腹地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见她说过其他人的坏话,甚至连她嫂子的坏话,她都没有说过。她直来直去,对任何人都无法装假,对任何人都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而且,我深信,她甚至同她丈夫经常谈起她的情人,就像是在同她的朋友、她的相知以及所有的人谈起一样。最后,无可辩驳地证明她的卓绝天性的纯洁和真诚的是,她粗心、轻率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常常信口说出一些对她自己来说很不谨慎的话来,但却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伤害人的话。
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迫嫁给了乌德托伯爵。乌德托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好军人,但嗜赌成性,好惹是生非,不和蔼可亲,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她丈夫的所有长处,而且其品行堪称表率,有头脑,讲道德,有才华。如果说对本世纪的风尚还有什么可以原谅的话,那无疑是一种依恋之情。这种依恋之情的持久使之纯净,它的效果使之光彩,而且只有在双方相敬如宾的时候,它才能牢固。
照我看,她来看我,是有点心血来潮,但更多的是为了取悦于圣朗拜尔。他曾怂恿她来,他不无理由地相信,在我们之间开始建立的友谊会使我们仨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变得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俩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地跟我谈论他,所以她同我在一起觉得舒畅也是很自然的事。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陶醉于一种没有目标的爱;这种陶醉迷住了我的眼睛,把爱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见到了我的朱丽,很快,我的眼睛就只盯在乌德托夫人身上了;她的身上有着我刚刚装点我心头的偶像的所有的美德。她以她那热情似火的情侣的身份跟我谈起圣朗拜尔,使我无力自拔。爱情的巨大感染力啊!我一边听着她在讲,感到自己就在她的身旁,不觉甜美地浑身在发颤,这是我在任何人身上都未曾有过的感受。她不停地说着,我觉得激动不已;我以为只是在关注着她的感情,可我其实已产生了类似的感情了;我在大口地饮鸩止渴,只觉得醇美无比。最后,我既未觉察,她也没感觉到,她对她的情人所表达的全部的爱激起了我对她的爱来。唉!这种爱已为时过晚,这其实是对一个心里完全恋着别人的女人的既不幸又强烈的激情,真令人痛苦难耐。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她和她的情人
尽管我在她身旁感受到了异常的冲动,但一开始我并未发觉心里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在她走了之后,我想思念朱丽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自己一心想着的竟是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才睁开了;我感觉到自己的不幸,我为此而叹息,但仍未料到其种种后果。
我颇费踌躇,不知今后该如何跟她交往,仿佛真正的爱情留下了足够的理智让人去思考似的。当她出其不意地又来找我的时候,我正举棋不定。这样一来,我便心里亮堂了。伴随邪恶而来的羞耻心使得我哑然无语,在她面前抖个不停;我不敢开口,也不敢抬头;我的心慌乱得难以形容,她不可能没有看出这一点来。我决心向她坦白我心慌意乱,让她去猜原因:这等于在很明白地告诉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如果我既年轻又可爱,如果后来乌德托夫人心软了,我就会在这儿谴责她的行为举止。但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只有赞美她,崇敬她。她作出的决定既是慷慨的,又是谨慎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又不向圣朗拜尔讲明原由,因为是他让她来看我的,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得满城风雨,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她对我既敬佩又亲切。她可怜我的癫狂,但却不是在迎合,而是深表同情,并尽力地使我得以摆脱。她很高兴能为自己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位她瞧得起的朋友。她常常高兴异常地对我说,等我冷静下来,我们仨人之间的关系将是温馨甜美的。她并不总是只局限于这种友爱的劝诫,在必要时,也毫不客气地对我严加训斥,这也是我应该受的。
我也在严厉地责备着自己。一旦独自一人时,我便冷静下来了;倾吐完了之后,心里就更加平静了,因为那个撩起你的爱意的女人知道了你的爱之后,你就好受多了。如果事情要是可能的话,我自责自己的那份爱的雄心本应治愈我的。我为了压抑这份爱,简直是摆出了一切有说服力的理由:我的操守、我的情感、我的准则、羞耻、无义、罪孽、辜负友人之托,以及贻笑大方,因为以我这偌大年纪,竟也大发少年狂,去恋上一位心已另有所属的女人,既不能有所回报,又没给我留下任何希望,岂不招人笑话?而且,这种狂热非但没有因坚持不懈而有所得,反而日益变得难以忍受。
谁会料到,这最后一点考虑本应为其他的理由增加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给抵消了?我暗自在想:“我的癫狂只是有害于自己,我又何必顾忌呢?我难道对乌德托夫人来说是一个必须小心提防的年轻骑士?人们见我自作多情地在悔恨,会不会说我的献媚、我的外表、我的打扮是在诱惑她?唉!可怜的让-雅克,无拘无束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有损于圣朗拜尔。”
大家已经看到,我从不自命不凡,即使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过。上面的那种想法是符合我的思维逻辑的,是对我的激情聊以自慰,从而使我一往情深地沉湎于这种激情之中,甚至嘲笑自己那不恰当的顾忌是虚荣而非理智造成的。对于正直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教训:邪恶在向他们进攻时,从来不是明目张胆的,而是千方百计地突然袭击,总是用某种诡辩,而且常常是用某种道德把自己伪装起来。
我有罪而不知悔,很快便肆无忌惮起来。请大家发发善心,看一看我的激情是如何沿着我天性的轨迹,最终把我拖进深渊的。起先,为使我放心,她装出一副谦卑的神态,而且,为了使我放开手脚,进而将这种谦卑变成了疑虑。乌德托夫人一再提醒要本分,要理智,从未对我的痴情有片刻的迎合,但待我却总是非常地温柔,态度总是那么地亲切。我不讳言,我若是认为她是真心实意的话,我对这种友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我觉得这友谊过于热忱,不像真的,因此我脑子里便产生了想法,以为这种与我的年岁、我的仪表很不合适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的眼里变得委琐卑劣,以为这个年轻的轻佻女子只是想戏弄我,拿我的过时的温情开心,以为她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圣朗拜尔,因此她的情人因恨我不够朋友而同她串通一气,合伙儿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惹人耻笑。这种愚蠢的想法曾使我在26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面前说了许多混账话,现如今我已45岁,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要是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不会开这种狠心的玩笑的话,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仍旧来看望我,我也急急忙忙地去回访她。她同我一样,喜欢步行,我们常在一个迷人的地方长时间地散步。我很高兴自己在爱她,又敢说出口来,要不是我的混账话毁掉了全部情趣的话,我本会置身于最甜蜜的处境之中的。起先,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在受其爱抚时怎么会那么地傻,但我从来就不会隐瞒心里的任何想法,不久,我便把自己的猜疑告诉了她。她想一笑了之,但这个方法并未奏效。这可能已使我感到气愤了,所以她便改换了腔调。她那种同情人的温柔是战无不胜的;她责备了我,触动了我的心;她对我的无端畏惧表示出担忧,而我则滥用了她的担忧。我要求她证明她并没嘲弄我。她看得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使我心里踏实。我变得急不可耐;这一步是惟妙惟肖的。一个女人已经到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竟然这么便宜地便抽身而去,真是令人惊讶,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凡是最亲密的友谊可以给予的,她都没有拒绝我,但她却没有给予我任何会使她不忠的东西,而且,我很惭愧地看到,她的些微恩宠激发我的感官的那种炽热,在她自己身上却引不起半点星火。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连串的不幸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以刺激的话,你就绝不该给予感官任何东西。为了了解这句格言对乌德托夫人来说是多么地不正确,她是多么地不无道理地自持自重,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长时间的、经常不断的亲切交谈,必须详细了解我俩在那四个月的相处之中,交谈的热烈劲头。我俩是在一种两个异性朋友几无先例的亲密之中度过的那四个月,而且彼此都自我约束,从未越雷池一步。啊!如果说我迟迟地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情的话,可我的心和我的感官当时可没少为它付出代价!如果连单相思都能引发这样的激情,那么,倘若是依傍在一个为我们所爱又爱我们的人身边,那所感受到的激情该是多大啊!
但我说这是单相思是言之无理;我的爱看上去像是如此,但它是双方都有的爱,尽管不是彼此间的爱。我俩都各自陶醉于爱情之中,她是在想她的情人,而我则在想她。我俩的叹息、我俩的甜蜜的泪水融汇在了一起。我俩都是缱绻的知己,我们的感情有着许多相关之处,不可能在某一点上交织起来。然而,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一刻也未忘乎所以,而我则敢说,敢发誓,如果说我有时被自己的感官所诱惑,曾企图使她失节,但却从未真正地想占有她。我那激情的炽热本身就把这激情给抑制住了。克己的职责激动着我的心灵。一切美德的光辉在我眼里把我心中的偶像给笼罩起来,因此玷污其神圣的形象无异于将它摧毁。我也许会犯下这个罪孽,我在心中上百次地犯下了它,但是,玷污我的索菲即乌德托伯爵夫人,其全名为“伊丽莎白-索菲-弗朗索瓦兹·乌德托”。?啊,难道能这么干吗?不,不,我对她说过上百次,即使我有使自己得到满足的权利,即使她的意愿由我支配,除了某些短暂的狂热时刻外,我都会拒绝以此代价来得到幸福的。我太爱她了,以致不愿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法里。我常去那儿时,有时就在那边过夜。一天晚上,我俩单独用完晚餐之后,便趁着皎洁的月光去园中散步。园子尽头有一片挺大的矮树林,我们走了进去,找到一处流着瀑布的漂亮树丛。那飞瀑是我给她出的主意,她同意后,让人修造的。永难磨灭的无邪和惬意的回忆!就是在这个树丛中,我同她坐在四周花儿盛开的槐树下的一片草地上,为了表达出我内心的情感,我找到了真正无愧于这种情感的语言。这是我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但我是崇高的,如果人们可以这样来称呼最温馨、最炽热的爱情所能给一个人的心灵带来所有这一切可爱而迷人的东西的话。我在她的腿上洒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泪水啊!我让她也不由自主地流下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她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呼喊道:“不,从没有哪个男人像您这么可爱的,从没有哪个情人像您这么去爱的!可是,您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听着我们,而我的心是不会爱两次的。”我叹息一声,不说话了。我拥抱她。多么热烈的拥抱啊!但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已经六个月了,也就是说远离着她的情人和她的丈夫;我差不多每天都见着她也已有三个月了。我俩单独晚餐过后,便在月光下,一起呆在一处树丛中,热烈无比、温情缠绵地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她在夜阑人静之中,离开朋友的怀抱,走出那片树丛,身、心都同走进树丛时一样地无瑕,一样地纯洁。读者们,你们去考虑这一切情景吧,我将不再多说什么了。
请大家别以为,此时此刻,我的感官让我平静如水,就像在泰蕾兹和妈妈身旁那样。我已经说过,这一次是爱情,而且是迸发出全部能量、全部狂热的爱情。我将不去描绘我经久不绝地感觉到的心的骚动、颤抖、跳动、痉挛、虚弱。大家凭着她的形象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效果就可以判断得出来。我已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挺远,我常常经景色迷人的昂蒂里山坡前往。我一边走着一边幻想着我要去看望的那个女人,幻想着她将给予我的亲切接待,幻想着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个亲吻。单单这一个吻,这一个不祥的吻,在我还没尝到之前,就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竟使我晕眩,两眼发花,两腿发抖,站立不稳。我不得不停下脚步,坐了下来。我全身整个儿地乱了套,快要晕过去了。我对这一危险早有所准备,所以在去的路上,总是想尽办法地分心,去想别的事情。可是,还没走上20步,那些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的情景全都向我袭来,使我无法摆脱,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我都不相信我能独自一人安然无恙地走完这段路程。我走到奥博纳时,常常是软弱无力,疲惫不堪,人要散架,站都站不住。可一见到她,我便恢复如初,在她身边,只觉得精力过剩,可又总也无用武之地,所以我觉得十分苦恼。在来的路上,在看到奥博纳的地方,有一个景色宜人的高处,人称奥林匹斯山,我俩有时各自相向地走到这儿来。我常常是第一个走到;我生来就是为了等她的;可这种等待让人多么心急焦躁啊!为了分心,我便试图用铅笔写点情书,那是我本会用我最纯洁的鲜血来书写的情书,但我从未写完一封能够看得清的情书来。当她在我俩约定的石缝中找到一封这样的情书时,她除了可以从中看出我写它时的那副可怜相外,什么也看不到。这种状况,特别是它的持续不断,在三个月的连续激动和克制之后,使我精疲力竭,好几年都未能缓过劲儿来,终于使我得了我将把它或者它将把我带进坟墓中去的疝气。这就是也许是大自然所能造就的秉性最易激动又最为胆怯的人惟一的爱情享受。这也是我在世上最后的那段美好时光。此后,我一生中一连串的不幸便开始了,大家将会看到它们是接二连三的。
在我生命的全部旅程中,大家都看到了,我的心犹如水晶般透明,隐忍着的稍微强烈点的感情连一分钟都掩藏不住。所以,可想而知,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能藏得很久吗?我俩的亲密关系有目共睹,而我们也不躲躲藏藏,鬼鬼祟祟。这种亲密关系天生就无需保密,而且,乌德托夫人对我有着她无可自责的最亲切的友谊,而我对她则怀着除我而外再没有别人能了解的理所当然的敬重。她为人坦率、大大咧咧、心直口快;而我则真诚、笨拙、自傲、急躁、狂热。我们自以为相安无事,但却比我们真的干了越轨之事给人留下的把柄还要多。我俩都常去舍弗莱特,常在那儿会面,有时甚至还事先约好。我们在那儿像平时一样地生活,每天都在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住所窗前的那个园子里并肩散步,畅谈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无邪的计划。埃皮奈夫人从窗户里观察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故意气她,因此两眼冒火,心里憋着一肚子气。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掩饰自己的愤怒的本领
但凡女人都有掩饰自己的愤怒的本领,特别是在愤怒至极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审慎好思,这个本事掌握得尤其独到。她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怀疑,而且,她一面对我加倍地关心、体贴,而且几乎故意挑逗我,一面对其小姑子装出毫不客气的神气来,好像还故意在暗示我她瞧不起自己的小姑子。可想而知,她是不会得逞的,但这可让我受罪不浅。我被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撕扯着,既深为她对我的亲切所感动,又因见她不尊重乌德托夫人而愤恨不已。乌德托夫人温柔得像天使一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一切,甚至对她嫂子都没有表示不满。再说,她常常确实是大大咧咧的,对这类事情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多数时间她根本就没有看出她嫂子在鄙视她。
我过于痴心地沉醉在自己的激情之中,眼睛只盯着索菲(乌德托夫人的一个芳名),甚至都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埃皮奈全家和不速之客的笑柄。据我所知,奥尔巴什男爵以前从未到过舍弗莱特,也算是这些不速之客中的一个。如果我像以后那样多疑的话,我就肯定会猜到是埃皮奈夫人安排好了,让他来看看日内瓦公民谈情说爱的好戏的。可是,我当时愚蠢透顶,连别人一目了然的事都没有看出来。然而,尽管我又傻又笨,但我仍能看出男爵比平时高兴,快活。他不像往日那样拉长着脸看我,而是冲着我说出许多嘲讽的话,而我却一点也没有听出来。我睁大眼睛,答不上话。埃皮奈夫人跟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可我仍弄不清他们为何如此发疯。由于并没有什么越过玩笑范围的,所以,即使我当时看出问题来,我所能做的顶多也就是同他们一起说笑打岔儿而已。但是,从男爵的那个快活样子来看,人们的确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要是我像以后回想起来一样地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当时就会让我心里打鼓的。
乌德托夫人常去巴黎。有一天,在她从巴黎回来之后,我去奥博纳看她,发觉她很忧伤,而且看得出来,她哭过。我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因为她丈夫的姐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瞅准一个机会,向她表达了我的不安。她叹了口气,对我说:“唉!我非常担心,您的狂热将让我永世不得安宁。圣朗拜尔知道了,并且告诉了我。他倒是替我主持公道的,但他挺生气,糟糕的是,他没有全告诉我。幸好,我没有对他隐瞒咱俩的关系,而且这也是他促成的。我的信里尽在提您,宛如我的心里总装着您一样。我只对他隐瞒了您的那种失去理智的爱;我一直希望您能从这种爱中得到解脱,而他尽管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把这种爱当成了我的罪过。有人说我们的坏话,在伤害我,但随它去吧。我们要么一刀两断,要么您就像应该做的那样做。我不想再向我的情人隐瞒什么了。”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受到了羞辱,无地自容,特别是因为自己的错,受到一个我原该成为其导师的年轻女人的义正词严的责怪。我真恨我自己。要是受害者使我产生的怜惜使我心软的话,这种自悔自恨也许足以克服掉我的脆弱。唉!此时此刻,我的心正被四处渗进的泪水所淹没,哪儿还能硬得起来?这种怜香惜玉的心情很快便化作对卑劣的告密者的一腔怒火。那帮人只看到一种有罪的但却是情不自禁的感情的坏的一面,却不相信,甚至也想像不出补过之心的真诚和清白。没多久,我们便得知是谁跟我们玩这一手了。
我俩都知道,埃皮奈夫人同圣朗拜尔常有书信往来。这已不是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的第一个风波了。她曾想尽办法要离间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而且有几次竟然得逞,令乌德托夫人心有余悸。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觉得他跟随加斯特利先生从军去了,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碰碰面。格里姆对乌德托夫人曾有所表示,但未能遂愿,所以大为恼火,就再也没有看过她。大家都知道,格里姆一向装着谦谦君子,当他觉得乌德托夫人宁可爱一个比他年纪大的人而不爱他,而且,自从他巴结上大人物之后,开口闭口都把此人当作自己的随从下属的,这时他的火气之大是不难想像的了。
我起先只是对埃皮奈夫人有所怀疑,当得知我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就确信无疑了。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泰蕾兹也常来,不是给我送些信来,就是对我那病体给予必要的照顾。埃皮奈夫人曾问过她,我和乌德托夫人是否常常通信。一听泰蕾兹说是,埃皮奈夫人便要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并向泰蕾兹保证,她将重新把信封好,不露破绽。泰蕾兹并未对她的建议表示多么气忿,甚至也没把这事告诉我,只是把带来的信藏得更严实些而已。她的小心谨慎真是太好了,因为她一来,埃皮奈夫人便派人盯住她,而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地让人半路上截住她,在她的围裙里面乱搜。尤有甚者,有一天,她主动提出要同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还是我住进退隐庐后的第一次。她趁我同马尔让西去散步的时候,同泰蕾兹及其母亲一起进了我的书房,催促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给她看。要是泰蕾兹的母亲知道信在哪儿的话,那信就被交出去了。幸而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硬说我没有保留一封信。她的谎言无疑是充满着正直、忠诚、大度的,要是道破真情,那就太无情无义了。埃皮奈夫人见无法糊弄她,便竭力激起她的妒嫉,责怪她太好说话,不长眼睛。她对她说:“你怎么会看不出他俩之间的罪恶勾当呢?如果明摆着的事您都视而不见,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您就准备好,想法搜寻证据吧。您说他一看完乌德托夫人的信,就把它撕掉了,那好!您就把碎纸片全都捡起来,交给我,我来把它们给拼贴好。”这就是我的女友对我伴侣的教导。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复信(1)
所有这些企图,泰蕾兹谨慎地对我隐瞒了很久。但是,她见我总这么困惑不解,便认为有必要把真相告诉我,以便我知道要对付的是谁,好采取措施,以应付别人对我的背叛。我真是说不出来有多冒火。我没有学埃皮奈夫人的样儿,鬼鬼祟祟的,也没有跟她动心眼儿,而是完全听凭我天生的急脾气的驱使,带着平常的那种轻率,公开地爆了起来。下面的信足以表明双方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大家可以从中看出我是多么地欠考虑。
埃皮奈夫人的信(信函集A,第四十四号)
我怎么老见不到您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放心不下您。您一再地答应我说在退隐庐和我这里两头跑跑的!在这方面,我是让您有自由的。可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您却根本没来。要不是人家告诉我说您身体挺好的话,我还以为您病了哩!我前天、昨天都在等您,可是没见您来。上帝啊!您到底怎么了?您又没有什么事。您也没有什么苦恼,因为,我敢说,如果有的话,您是会立刻跑来向我倾诉的。您难道真的病了?快点让我放心吧,求求您了。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换来一个“您好”。
复信
星期三晨
我还无法告诉您什么。我在等心里更有数些,但我迟早会弄清楚的。在此期间,请您相信,被冤枉的人是会找到一个很热情的保护者来让那些造谣者后悔的,不管他们是谁。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封信(信函集A,第四十五号)
您的信让我害怕,您知道吗?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我反复读了有25遍。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只看出您的不安和苦恼,看出您想等平静下来之后再告诉我。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就这么说定了?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信任都怎么了?我怎么就失去了您的信赖了呢?您是冲我还是为我而生气呢?不管怎么说,您今晚就来吧,我求您了。要记住,一星期前,您曾答应过我,心里不隐藏任何事,有事就立即告诉我的。我亲爱的朋友,我深信这种信任……喏,我刚刚又读了一遍您的信,可我还是看不出究竟来,但它却让我发抖。我觉得您异常地烦躁。我很想替您排忧遣愁,但又不知您为何如此,所以不知道该跟您说些什么。我所能告诉您的就是,在见到您之前,我同您一样地痛苦。如果您今晚六点不来这里的话,我明天就去退隐庐,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也不管我自己身体如何,因为这种焦虑令我寝食难安。再见,我亲爱的好友。尽管我不知您需要与否,反正,恕我冒昧地对您说一句,您得尽量当心,别一个人老这么焦虑不安。一只苍蝇也会变成一只怪兽的。我常常有这种体会。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复信(2)
复信
星期三晚
只要我仍然如此这般地焦虑,我就无法去看您,也无法接待您的来访。您所说的信任已不再存在,而且您也不容易再重新获得它了。现在,我在您的那番关切之中看到的只是,您盼着从别人的倾诉之中得到某种符合您的目的的好处。而我的心对于向它敞开的心扉来说是无所保留的,可是对于诡计和奸诈却是紧闭着的。从您所说的看不懂我的信这一点上来看,我承认您一向机智过人。您以为我那么傻,会认为您没有看懂?不。不过,我将会以我的坦诚战胜您的心计。我将更明白地解释一番,以便您更加听不明白。
两个相处甚佳、有资格相爱的朋友,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心里很明白,您不会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您。我猜想,有人想拆散他俩,而且是利用我来使他俩中的一位心生嫉妒。这目标选得不太高明,但对那个居心不良的人来说,似乎很合适,而这个居心不良者,我怀疑就是您。我希望这变得清楚些了。
这样一来,我最敬重的那个女人可能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之下,卑鄙无耻地把自己的心灵和身子分赠了两个情人,而我,则也无耻透顶地成了这两个懦夫中的一个。如果我知道您一生当中有哪怕一时一刻这样去想她和我的话,我会恨您到死的。可是,我要指责您的是,您这么说了,而不只是这么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弄不明白三个人中您想伤害的究竟是哪一个。您可要当心,您因不幸得逞而无法得到安宁了。我没对您也没对她隐瞒我所认为的某些关系的所有不好之处,但我想让它们通过与起因同样正当的办法得以终止,并让一种偷偷摸摸的爱情变成一种永久的友情。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难道我能忍受不白之冤,被人利用来害我的朋友不成?不,我将永远不会原谅您的,我将成为您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只有您的隐私将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永远不做一个无义之人。
我相信目前的困惑是不会持续很久的。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是否弄错了。那时候,我也许会有一些大错需要弥补,但那将是我平生最乐意做的事。可是,您知道我将如何在仍需在您身边度过的那极短的时间里,弥补我的过错吗?我将做除我之外没人会做的事;我将坦率地告诉您,社交界里是怎么看您的,以及您在名声方面有哪些欠缺需要加以修补的。尽管您身边有许多所谓的朋友,但当您看到我离开之后,您就可以向真理说永别了,您将再也找不到任何人跟您说真心话了。
埃皮奈夫人的第三封信(信函集A,第四十六号)
我不明白您今天早上的信是什么意思。这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因为事实如此。您今晚的信我倒是看懂了,但您别怕,我不会回复您,因为我正急于把它给忘掉。尽管您让我可怜,但我仍禁不住感到这封信使我寒心。我!对您玩诡计,搞奸诈!我!竟被指责干了最卑鄙的事!再见了,我很遗憾,您竟……再见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再见了,我十分急切地想原谅您。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来,您将受到比您猜疑的要好的接待。只是请您不必为我的名声操心费神。我并不介意别人的非议。我行得正,这就足够了。此外,我真的不知道那两个对我来说跟对您来说一样亲爱的人出了什么事了。
这最后的一封信使我摆脱了一个可怕的窘境,但又把我扔进了另一个也很可怕的窘境。尽管所有这些来信复信往返迅速,都是一天之内的事,但这短暂的间隔足以令我心中冒火,并使我想到自己有多么地不谨慎。乌德托夫人一再嘱咐我要保持冷静,让她独自一人去处理这事,而且,特别是在气头上,千万别公开决裂,闹得满城风雨。可我却用尽一切最明显、最恶毒的言词去辱骂一个忌恨成性的女人,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毫无疑问,我从她那儿所能得到的只是一封极其高傲、极其鄙夷、极其蔑视的回信,致使我只好立即离开她家,否则就成了天下第一大可耻的懦夫。幸好她比我预料的要机敏,复信措辞委婉,使我不致走上这一极端。可是,我必须或者是离去,或者是立即去见她,别无他途。我选择了后者,但考虑到解释时的态度,不免颇费踌躇。因为,怎样才能既解决了问题,又不连累乌德托夫人和泰蕾兹呢?我要是把她们的名字供出来,岂不波及她们!我最担心的莫过于一个翻脸不认人而又善于搞阴谋的女人对撞到其枪口上的人的报复了。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不幸,所以我在自己的信中只是说怀疑,而没有举证。显然,这样一来,我那么大火气就更加不可原谅了,因为不能光凭一些单纯的猜疑,便像我刚刚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去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位女友。但是,我这时却不卑不亢地完成了一件伟大而高尚的任务:我承担了一些更加严重的错误,以消除我潜藏着的错误和软弱,而那些所谓的严重错误则是我不能犯也从未犯过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复信(3)
我无须对付我所惧怕的那场交锋,我因为胆怯而避开了它。埃皮奈夫人一见到我,立即热泪盈眶地搂住了我的脖子。这种出乎意料而且是来自一位老朋友的欢迎令我感激不尽,我也随之热泪横流。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而她对我说的话则更加没有意义,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饭菜已摆好,我们便入了席。席间,在等待我以为挪到晚餐以后的那场解释的时候,我满面愁容,因为我心里搁不住一点事,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看出我心里的哪怕一点点的焦虑。我那副尴尬相本该鼓起她的勇气,可她并没有去冒这个险:晚餐后同晚餐前一样,都没去作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进行解释,我俩只是默然相对着,顶多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我说几句诚恳的话,以向她表明,我的怀疑尚无根据,诚心诚意地向她保证,如果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我将永生永世地弥补自己的过失。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好奇,没想知道我到底怀疑些什么,也没想知道我是怎么会产生怀疑的,因此,我俩一笑泯冤仇,彼此在见面时一拥抱,便前嫌尽释了。既然至少是在表面上她是惟一受到伤害的人,我觉得她自己都不想弄明白的事,就用不着我去澄清了,所以我便怎么来的也就怎么回去了。而且,我又继续像从前一样地同她相处了,很快便几乎全部忘掉这场争吵,而且还傻里叭叽地以为她也把这事抛到了脑后,因为她看上去不再回想这件事了。
大家很快就将看到,这还不是我的软弱给我造成的惟一痛苦,我还有其他一些更大的苦恼,但那并不是我自找的,而是因为有人想让我更加孤独,更加痛苦,才想把我从孤独中硬拉出来。这些苦恼源自狄德罗和奥尔巴什那帮人。自从我在退隐庐住下之后,狄德罗不是亲自出马,就是通过德莱尔不断地向我发难,而且,我很快地便从德莱尔打趣我在乱树丛中乱跑的玩笑中看出,他们多么高兴把隐士说成是风流情种啊。但是,我之所以同狄德罗闹翻,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另有其更加严重的缘故。《私生子》发表之后,他给我寄来了一本,我像大家对待一个朋友的作品一样地兴致勃勃、专心致志地拜读了。当读到他附进其中的用对话拟就的诗论时,我很惊奇,甚至有点伤心地发现,有好些话是冲着离群索居者的,这虽令人不快但尚可容忍,可是其中有这么一个论断就太尖刻、太粗暴、太露骨了:“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种论断模棱两可,我觉得有两重意思:一个正确,另一个谬误;一个人是和想是孤独者,他就不可能,也不想去损害任何人,因此,他也不可能是个恶人。这个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特别是作此论断的人有一个离群索居的朋友,这就更需要他作出解释。我觉得,或者是他在发表时忘了这个孤独的朋友,或者,如果说他记起了这个朋友,但至少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仅没有把自己的那位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古今已有的、在退隐中寻求安宁和平静的受人尊敬的贤哲,看作可敬而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空前绝后地竟敢用他那只秃笔,不由分说地一律斥之为恶人,这太让人恼火,而且也太不地道了。
我真心喜欢狄德罗,我由衷地敬重他,而且我也信心十足地指望着他对我也怀有同样的感情,可是,我十分恼火的是,他在我的爱好、志趣、生活方式以及所有一切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事情上,老是与我作对,而且乐此不疲。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想把我当作孩子似的摆布,我真是怒火难平。他总是约人相见,又无故缺席,接着又心血来潮地重新相约,旋即又是失约,真令我十分厌烦。我每月都要白等他几次,而且,我还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候他,最后,干等了他一整天,只好扫兴地归来独自晚餐,心里对他的屡屡地不尊重人感到很不痛快。他最后的那一次失约尤其严重,更使我寒心。我于是写信向他抱怨,但语气是温柔亲切的,我写着写着,泪水便沾湿了信纸。我的这封信应该是能感动得他也流出眼泪的。大家一定猜想不出他是怎么回我这一封信的;我把他的回信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原件见信函集A,第三十三号):
我很高兴我的作品感动了您,让您喜欢。您不同意我对隐士的看法,您想为他们说多少好话您就说吧,您将是世界上我惟一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如果我说的话您不生气的话,我还有好多话要对您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说,埃皮奈夫人的儿子信中有一句话,大概令您十分伤心,要不就是对您太不了解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必须解释一下。
在我刚住进退隐庐时,勒瓦瑟尔太太似乎很不高兴,觉得这住处太孤单偏僻了。她抱怨的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便建议她,如果她觉得巴黎好的话,我就送她回巴黎,并为她付房租,还像她在我身边一样地关心照料她。她拒绝了我的建议,口口声声说是在退隐庐非常高兴,说是乡间的空气对她大有好处。大家可以看到,此话不假,因为她在这儿可说是变得年轻了,而且比在巴黎时身体也好得多。她女儿甚至肯定地对我说,如果我们真要离开退隐庐,她心里会非常气恼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而她一向又非常喜欢侍弄园子和果树,现在正是个好机会。她还说,她以前说的全是别人让她那么说的,以便把我劝说回巴黎去。
此计不成,他们便想通过让我于心不安来获得好意劝说所未能获得的效果,说我把老太太留在乡下,远离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可能需要的救护条件,简直是犯罪,根本就没去想,她同其他许多老太太都会因乡下空气清新而延年益寿,而他们所说的救护,我家门口的蒙莫朗西就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巴黎才有老人,别的地方老人就活不下去了。勒瓦瑟尔太太吃得多,又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和泻肚,一泻就是好几天,但这么泻一泻反而好。她在巴黎时也从不在意,听其自然;到了退隐庐,她也如法炮制,很清楚没有比这法子更好的了。可他们却不管这些,说是乡下没有医生和药剂师,让她留在乡下就是想置她于死地,尽管她在乡下身体很好。狄德罗本该明确一下,人到多大年岁就不许住在巴黎以外,否则当以谋杀罪论处。
这就是他对我的两条严厉指控之一,他因此而不把我排除在他的“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那条论断之外,而且,这也是他那感人的惊呼以及他好心好意地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80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认为回答这种指责的办法,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尔太太现身说法。我请求她给埃皮奈夫人写一封信,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为了让她更放松一些,我不想去看她的信,并把我要抄录的下面这封信拿给她看。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谈到我想对狄德罗的另一封更加严厉的信的答复,但埃皮奈夫人不许我寄出去。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复信(4)
星期四
勒瓦瑟尔太太也许要给您写信,我的好友。我请求她如实地把她的想法告诉您。为了让她无所顾忌,我对她说,我不想看她写的信,我请您别告诉我她的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既然您反对,那我就不把我的信寄出去了。可是,我感到自己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如果是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无耻,虚伪透顶,可我是绝不会这样的。《福音书》告诫我们,被人扇了左脸,就把右脸伸过去让人打,而不是叫人求饶。您还记得喜剧中的那个人指莫里哀的喜剧《司卡班的诡计》中的司卡班。吗,他一面拿着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喊叫“救命”?哲学家指狄德罗,卢梭习惯这么称呼他。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您可别高兴,以为坏天气会阻止他前来。他的怒火将会给予他的友谊所不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将是他生平头一次说好要来就来了。他宁可累死,也要前来亲口把他信里对我的辱骂冲我吐出来,而我则只有耐心地听着他骂。他回到巴黎之后就会病倒,而我则按照惯例,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怎么办呢?只好忍受着。
您难道对此人的聪颖不欣赏吗?他曾想坐车来圣德尼接我去吃饭,然后再用车把我送回来(见信函集A,第三十三号)。可是,一个星期之后(见信函集A,第三十四号),他手头拮据,只能徒步走到退隐庐来。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这倒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这么说来,一个星期的工夫,他的经济状况发生奇异的变化了。
令堂大人贵体欠安,我对您的忧伤深表同情,不过,您也看到了,您的忧伤并不如我的痛苦。看到我们所爱的人有病缠身,虽说痛苦,但总不如看到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残酷对待那么伤心。
再见了,我的好友,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谈论这件不幸的事。您让我去巴黎,而且是冷静地去,说这将使我今后感到快乐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的建议,我把我对勒瓦瑟尔太太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了狄德罗。由于勒瓦瑟尔太太像大家所能想像的那样,选择留在退隐庐,说她在这儿身体很好,总有人陪伴,心情舒畅,所以狄德罗不知道再怎么加罪于我了,便把我这个小心谨慎的做法也算成了一条罪状,并且还把勒瓦瑟尔太太继续留在退隐庐算成了我的另一条罪状,尽管是她自己愿意继续留下来的,而且无论过去和现在,只要她愿意,她都可以再回巴黎去生活,并且仍旧可以得到我的接济,就如同在我身边时一样。
这就是我对狄德罗第三十三封信的第一个指责的答复。而对他的第二个指责的解释,就在他的第四十四封信里:
“文人”(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您,城根下有20个穷人挨冻受饿,奄奄一息,正等着您布施点小钱给他们。我们常常闲聊的就是这类题材。如果您听见其余的那些话,您会像听了这种话一样地开心的。
下面是我对狄德罗似乎十分自豪的那可怕的论据的答复:
我认为我已经回答过“文人”,也就是那位总包税吏的公子了,说我并不同情他所看见的在城根下等着我布施几个小钱的那些穷人。我说很明显,他已经对他们大加施舍了;我是在请他代我这么做的;巴黎的穷人不会因为他代替我而抱怨的;我将很不容易替蒙莫朗西的穷人们找到他们更加迫切需要的这么好的一个人。这儿有一位可尊敬的好老人,他辛劳了一辈子,现在干不动了,已是风烛残年,将会因冻饿而死。我每个星期一都给他两个苏,比我可能布施给城根下的那些穷人一百个里亚尔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都觉得心里舒坦。你们这些哲学家,真爱开玩笑,把城里的所有居民都看作是与你们的职责紧密相连的惟一的人。只有在乡下,人们才学会了爱人类,服务人类,而在城市里,只能学会蔑视人类。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卓有成效地抵御住诱惑
可见一个聪明人糊涂到多么离奇的程度,他竟然大言不惭地把我离开巴黎说成是一大罪状,声称我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人们不能远离首都而生活,否则就是恶人。我今天真不明白,我怎么就没对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反而愚不可及地回答他,而且还要生气。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鼓噪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大获其利,都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不对,而且狄德罗的拥护者乌德托夫人还想叫我去巴黎看看狄德罗,让我主动地与他和解。但尽管我很诚恳,很实在,可和解却没能维持多久。她所借助的赢得我心的理由就是,此刻狄德罗正遭到不幸。除了《百科全书》激起的那场风暴而外,他当时正因其剧本而遭到极为猛烈的抨击。尽管他在剧本前面写了一篇题记,人们还是指责他全部抄袭了哥尔多尼意大利著名喜剧作家(1707-1793)。当时有人指责狄德罗的《私生子》是抄袭他的《真心朋友》。的东西。狄德罗比伏尔泰对批评更敏感,他苦恼极了。格拉菲尼夫人甚至恶意地散布流言,说我为此而与狄德罗绝交了。我觉得公开予以否认是既公正又仗义的事,于是我便不仅去同他一起呆了两天,而且就住在他家里。这是我自住进退隐庐之后,第二次去巴黎。我第一次去巴黎是为了探望那个可怜的戈弗古尔的,他当时中风了,后来一直就没康复,在他患病时,我一直守在他的床头,直到他脱离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把一切是非恩怨全给抹去了!此后,心里还能存什么芥蒂呢?我俩并未作多少解释。彼此相骂无需解释。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忘掉这一切。没有耍什么心眼儿,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这跟同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我对他说:“这就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您要沉住气,精心写好这个本子,然后,一下子扔到您的敌人们的面前,让他们看看。”他这么做了,效果非常地好。将近六个月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了他,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可他还没有看过。我俩便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满纸“芜杂”,这是他的用语,也就是说,废话连篇,冗词赘句太多。这一点我自己也早已感觉到了,但那是高烧下的呓语,我一直未能删改掉。最后的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还有第六部分,都是字斟句酌的杰作。
我到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领我去奥尔巴什先生家吃晚饭。我俩的心思各异,我甚至都中止化学手稿的合同了,因为我十分气忿,不想为这手稿而向这种人表示感激涕零奥尔巴什曾要求卢梭让人把他刚从德文作品翻译的稿子刊印出来。狄德罗于1757年3月10日和3月22日写给卢梭的信中提到此事。。但狄德罗得胜了。他对我发誓说,奥尔巴什先生真心实意地喜欢我;应该原谅他那种腔调,因为他对任何人都是那个德性,而且,交情越深,他脾气越大。他还游说我说,那稿子的报酬两年前就付了,拒绝接受是对付稿酬者的一种侮辱,付稿酬者又没有什么错,而且,拒绝接受的话,甚至可能引起误解,以为是在私下里责怪不该拖这么久才清账似的。他还补充说道:“我每天都见到奥尔巴什,我比您更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就算您有理由对他不满,难道您还能以为您的朋友会劝您去干卑鄙的事吗?”总之,由于我一向懦弱,我被他牵住了鼻子,于是,我俩便前往男爵家吃晚饭去了。男爵像往常一样地接待了我,但他妻子对我却很冷淡,几乎不太客气。我认不出那个卡罗利娜了,她做姑娘时,对我是非常亲切的。我很早以前便似乎感觉到,自从格里姆常去埃纳府上之后,这家人就对我看不顺眼了。
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上回来了。由于我不知道他回来,所以我是在回到乡下之后才见到他的,先是在舍弗莱特,然后是在退隐庐,他是同乌德托夫人一起来邀我去吃饭的。可想而知,我一见到他们,该有多么地高兴!而且,当我见到他俩情投意合时,我就愈发地欣喜。我很高兴没有干扰他俩的幸福,自己心里也很幸福。而且,我可以发誓,在我意乱情迷期间,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会愿意这么干的,而且,我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的。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时是那么地可爱,以致我想像不出,她如果爱我时是否也能如此地可爱。我并不想拆散他们,在我癫狂痴迷时,我真正希望于她的是,她能让我暗暗地爱着她。总之,不管我对她如何地痴迷,但我仍觉得做她的知己和做她的垂爱对象一样地甜蜜。我从没有一时一刻视他的情人为自己的情敌,而总是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朋友。有人会说,这还算不上是爱情,但没关系,反正这胜过爱情。
至于圣朗拜尔,他处事正派、明智,由于只有我一人是有罪之人,我也就是惟一受到惩罚的人,但受到的是宽大为怀的惩罚。他对待我虽严厉,但却友好,而且,我还看得出来,我虽失去了一点他对我的敬重,但他对我的友谊却丝毫未减。我为此感到宽慰,因为我知道,敬重将比友谊容易恢复,而且,我也知道,他十分通情达理,不会把一时的情不自禁的软弱同生性恶劣混为一谈的。如果说在所发生的事情上我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并不大。难道是我去追他的情妇的吗?难道不是他把她送上门来的吗?难道不是她跑来找我的吗?我能避而不见她吗?我能有什么办法?是他俩造的孽,可受苦的却是我。他要是换到我的位置,也会像我一样干的,也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多么忠诚,多么可敬,但她毕竟是个女人。他远离她,这就造成了无数的机会,因为诱惑是强烈的,要是换上一个更加大胆的男人,她就很难总能卓有成效地抵御住诱惑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俩能够彼此克制住自己,从不越雷池一步,这肯定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总有一种犯罪感
尽管我在心底里为自己振振有词地辩解了一番,但驳斥我的表面现象是很多的,所以我心中始终压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羞愧,以致在他面前,总有一种犯罪感,而他也借此对我备加羞辱。我只举一个例子,便可看出这种相互关系。饭后,我把去年写给伏尔泰的信念给他听;这封信他早就听说过了。我念的时候,他竟睡着了,可我从前是那么地高傲,今天又是这么地愚蠢,竟根本不敢停下来,以致他打着呼噜,我却仍在继续地读。我是那么地卑躬屈膝,他是那么地洋洋得意。但是,他为人仗义豪爽,所以,他在报复我时,也只是趁只有我们仨人在场的时候。
他又走了之后,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变样儿了。我很惊奇,仿佛没有料到似的。我为之所动,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这使我非常痛苦。似乎我期待着能医治我的那所有一切,只不过是在把那支我折断而未拔出的箭更深地扎进我的心间。
我决心彻底地战胜自己,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疯狂激情变成一种纯洁而持久的友情。我为此而制定了最美好的计划,而为了执行这些计划,则需要乌德托夫人的帮助。当我想跟她提起此事时,我发现她心不在焉,面有难色。我感觉到她同我在一起已不再愉快了,而且,我也清楚地看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只是她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一直没能知道。我无法弄清她为什么有这种变化,我很伤心。她向我追回她的信;我很老实地把信全部退还给了她,可她竟然怀疑我的老实态度,真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种怀疑无异于又在我的心上出乎意料地捅了一刀。她本应十分了解我的心的。她还了我公道,但不是立即还的。我明白,她对我还给她的那包东西进行了检查之后,才感到怀疑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因此而心中有愧,这使我心里平衡了一些。她要回了她的信,就该把我的信归还我。可她对我说,信被她烧了。现在该是我产生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至今仍在怀疑。不,像这类信,人们是绝不会付之一炬的。人们发现《朱丽》里的信就像火一般的热。啊,上帝!要是看到那些信该有如何想法呢?不,不,能够激发起这么炽热的激情的女人是不会有勇气把激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不害怕她去滥用这些证据,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再说,我也早有防备。我那愚蠢而强烈地害怕被人耻笑之心使我在开始通信时,便采用了一种使我的信无法让他人看的笔调。我把我痴情时与她的亲昵发展到以“你”来称呼她,而且,称呼得多么地甜蜜亲切啊!她肯定没有对此感到不快。但她还是多次地抱怨过,不许我这么称呼她,但并没起什么作用。她的抱怨只不过是惊醒了我的胆怯,可我却舍不得退回去。如果这些信还在,并且有朝一日重见天日的话,大家将可以看到我曾经是怎么地爱过。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因此觉得冤屈的心情,使我作出了奇特的决定;向圣朗拜尔本人诉苦。在等着我就此事写给他的信产生效力的同时,我沉浸在我本该早点寻求的种种消遣之中。当时,在舍弗莱特举行盛会,我在为此准备音乐。一想到能在乌德托夫人面前显一显她所喜爱的艺术,我便兴致大增,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我兴致勃勃,那就是想表示一下,《乡村占卜者》的作者是懂音乐的,因为我早就发现,有人在暗中捣鬼,想使大家对此抱有怀疑,至少是怀疑我不会作曲。我在巴黎的初期作品,我在迪潘先生家和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受到的一次次考验,我14年来,在最著名的艺术家中间,并且是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那部歌剧《风流诗神》、甚至《乡村占卜者》那部歌剧,我为菲尔小姐专门写的、她在宗教音乐会上演唱的那首经文歌,以及我同最伟大的大师们一起参加的那么多的有关这门艺术的研讨会,似乎全都应该阻止或消除这样的一种怀疑。可是,抱有这种怀疑的甚至在舍弗莱特也不乏其人,而且,我看得出,埃皮奈先生也不例外。我假装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专门替他作了一首经文曲,献给舍弗莱特小教堂,并请他根据自己的兴趣为我提供歌词。他责成他儿子的家庭教师德里南去写。德里南把适合主题的歌词写好给我之后一个星期,经文歌便谱写成曲了。这一次能把艺术之神阿波罗气得七窍生烟,我还从未写出过比这更加浑厚有力的音乐。歌词是以这句话开头的:这里是雷神居所原文为拉丁文。开头的磅礴气势与歌词交相呼应,而随后的全部曲子音调极美,使大家惊叹不已。我喜欢用大乐队,于是,埃皮奈便把最好的合奏乐师集中起来。意大利歌手布吕娜夫人演唱了这首经文歌,而且乐队伴奏得非常好。这首经文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后来还被弄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唱,尽管有人从中作梗,而且演奏得很不像样儿,但仍两次获得热烈掌声。我还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构思了一个半是正剧半是哑剧的本子,由埃皮奈夫人把它写了出来,而谱写乐曲的还是我。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之后,大家便不再提起这事了,但据我所知,至少大家不再怀疑我是否会作曲了。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舍弗莱特,格里姆一来,我便觉得再呆下去简直难受至极,因为我还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副德性的,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他来的前一天,我便被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屋请了出去。那间屋子与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挨着,大家忙着收拾好给格里姆先生住,给我换了一间较远一些的房间。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喏,这就叫后浪推前浪。”她显得很尴尬。我当天晚上便更加明白为什么要我挪窝了,因为我得知在她的房间和我搬出的那个房间中间,有一个暗门,她以前认为没有必要指给我看。她同格里姆的关系无论是在她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尽人皆知的,甚至连她丈夫都清清楚楚。可是,尽管我知道她的更为重要的一些秘密,而且她也知道我嘴紧,可她却不愿向我吐露这事,反而矢口否认。我明白,她的这种保留态度源自格里姆。格里姆知道我的所有秘密,却不愿让我知道他的任何秘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我原有的感情尚未熄灭
我原有的感情尚未熄灭,而且此人也有一些真正的长处,这使我对他仍抱有好感,然而这却经不起他对这种好感的一味摧残。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一如蒂菲埃尔伯爵德图什的喜剧《自命不凡的人》中的人物。卢梭称格里姆为蒂菲埃尔,而称其仆人、该喜剧中的那个备受凌辱的仆人为拉弗勒尔。,我向他致意,他几乎都爱答不理的,从来就没有问候过我一次,而我跟他说话他理也不理,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想拔尖,到处抢风头,从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如果他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这倒也还罢了。我仅从他那无数的例子中只举一例,大家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偶感不适,让人给她送点吃的去她房间,然后便上楼准备坐在炉火旁吃晚饭。她要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去了。格里姆跟着也上来。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的时候,埃皮奈夫人坐在炉火的一边,格里姆搬起一把扶手椅,坐到炉火的另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俩中间拖了过去,展开餐巾,准备吃饭,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埃皮奈夫人满脸通红,为了让他能改正他的粗鲁,便要把她自己的座位让给我坐。可格里姆一句话也不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总不能挨近炉火吧,所以决定在房间里踱步,等人给我添上一份餐具。他竟让我在离火很远的桌子顶头吃了饭,连客气都没有客气一声。我身体不好,又比他年长,跟这家人相识比他早,还是我把他介绍来的,他现在成了女主人的宠儿,本应对我表示尊重一些。在所有的事情上,他对待我的态度都同这次一样。他不光是把我看成低他一等的人,而且把我视作无名鼠辈。我几乎认不出当年在萨克森一哥特王储家以得我一盼为荣的那个老夫子了。我简直想像不出,他为什么一边不屑一顾、拉长着脸侮辱我,一边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相识的人中间大肆吹嘘他对我一往情深。一点不假,他对我是表示过友好,但那只是同情我的穷困潦倒,哀叹我的苦命,可我自己却并不觉得穷,并不觉得苦。他还说,他一直想接济我,可我却不知好歹地拒绝了他,使他觉得很伤心。他就是用这一手来让人赞赏他的多情、侠义,而谴责我的不知好歹、忘恩负义,并让人于不知不觉之中相信,在像他这样的一个保护者与像我这样的一个落魄者之间,只是一个施舍、一个受惠的关系,而想不到,即使如此,也应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在。就我而言,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在什么事情上欠过这位我的保护者的情。我借过钱给他,可他却从未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时,我守护过他,而我生病时,他几乎都没来看过我;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了他,可他却从未把他的任何一位朋友介绍给我;我曾尽我所能地去为他宣扬,可他……如果他也宣扬过我的话,那也很少是当着众人的面,而且是采取的另一种方式。他从来就没有帮过或者说过要帮我任何忙。他怎么就成了我的保护者了呢?我怎么就成了他的被保护人了呢?这我以前可没弄懂,现在仍旧没弄明白。
他对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傲气,这倒是不假,但却没有对谁像对我这样地粗鲁。我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差点儿拿起他的盘子向他脑袋砸过去,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指责他说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的。”他除了生来就说话武断,还有着一种小人得志的神气,蛮横得简直无以复加。他趋炎附势,忘乎所以,竟然摆出一副显贵中最没头脑的人的那种架势。他对自己的仆人从来就是叫“喂”,仿佛仆人多得不计其数,老爷不知谁在当班似的。他让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把钱朝地上一扔,而不是把钱交到仆人的手上。总之,他忘了仆人也是人,不管是什么事,都对仆人备加侮辱、嫌恶不屑,以致埃皮奈夫人推荐给他的那个很好的可怜孩子最后不得不辞工而去了。他并没别的什么抱怨,只说是受不了这种对待:他成了这个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自我感觉很好,又爱慕虚荣,虽长着两只迷迷糊糊的圆眼睛,一张呆滞木讷的脸,却对女人总有非分之想,自从与菲尔小姐闹了那段笑话之后,他在好多女人眼里竟成了一个情种。这使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般的洁癖。他开始修饰自己;梳妆打扮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涂脂抹粉;我原先是不相信的,后来也开始相信了,不仅是因为看见他的面色鲜亮,并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了一瓶瓶的脂粉,而且,有一天早晨,我走进他的房间时,看见他正用一把特制的小刷子在刷指甲,见我来了,他仍挺自豪地在继续刷着。我敢肯定,一个每天早上能花两个小时去刷指甲的人,那完全可能会花上点工夫去用白粉填平脸上的坑坑洼洼的。老好人戈弗古尔并不是个刻薄的人,他也挺风趣地给他取了个绰号:“白面魔王”。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可笑的小事,但却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这使我终于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怀疑。我难以相信,一个如此昏头昏脑的人,能够把心放在正中。他总是吹嘘自己心地善良,注重感情。可他却有着只有灵魂卑劣者才有的一些缺点,这与他所吹嘘的又怎能一致呢?他既然有着一颗对身外之事始终激情满怀的心灵,却怎么会老是为自身的那么多细微小事操心费神呢?噢!上帝呀!凡是感到自己的心被这种圣火燃烧着的人,总在设法把心思吐露出来,把心中的一切展现出来,总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绝不会作任何的粉饰的。
我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那是埃皮奈夫人告诉我的,也是她所采纳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惟一的义务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当我听到这种道德观时,我不胜感慨,尽管我当时还只是把它当成一句笑话。但是,我很快便看到,这一信条确实是他的行为准则,而且后来我有了许多深受其害的证明。这也就是狄德罗曾多次跟我谈起、但从未向我阐释的那种内心信条。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公爵的秘书
我还想起,好几年前,就有人一再警告过我,说此人虚假、玩弄感情,特别是不喜欢我。我还想起了好几个有关的小插曲,是弗朗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听的。他俩都瞧不起他,而且他们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亲密女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格耶先生当时同波利尼亚克子爵交情甚厚,正当格里姆开始踏进王宫府邸王宫府邸为奥尔良公爵府第,弗里森伯爵死后,格里姆成了公爵的秘书。的时候,他已在那里住了很久了。巴黎的人都知道,弗里森伯爵死后,格里姆如丧考妣,因为他在受到菲尔小姐的严厉斥责之后,需要维护他所沽钓来的名声,而如果我当时目光敏锐一点的话,本会比任何人都能看得更清楚其中的虚假来的。他被硬拉到加斯特利府去,痛不欲生的样子装得惟妙惟肖。在府上,他每天早晨都跑到花园里痛哭一场,只要是府中的人能看到他,他便用浸满泪水的手帕捂住眼睛,可是,一旦转过一条小径,有些他没想到的人就会看到他立即把手帕装进口袋,拿出一本书来。这事不胫而走,很快便传遍了巴黎,但很快也就被人遗忘了。连我自己也忘了这事,只是有一件与我相关的事使我又记起它来。我住在格勒内尔街,病得要死,而他当时住在乡下。一天早晨,他气喘吁吁地跑来看我,说他是刚从乡下赶来的。不一会儿,我便知道,他是头一天从乡下进城来的,有人还看见他在看戏。
我想起很多这类事来,但是,令我感触最深的却是,我很惊奇,自己怎么这么晚才看透他。我把我所有的朋友统统介绍给了格里姆,他们也全都成了他的朋友。我简直与他形影不离,几乎不愿看到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却进不了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了另外一些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经由弗里森伯爵介绍的。在他的这些朋友中,没有一个成为我的朋友的。他从来就没有吭过一声,让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在我有时在他家里遇上的那些人中,从来就没有一个对我表示出丝毫的友善来,就连弗里森伯爵亦然。他是住在伯爵家的,因此,如果能与伯爵有点交往,我会很高兴的。弗里森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是如此,而格里姆同他关系更加密切。
不仅如此,我介绍给他的我的那些朋友,在认识他之前都与我关系很好,等认识了他之后,全都明显地变了。他从未介绍给我任何一个他的朋友,而我却把我所有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并且,他最后全把我的朋友给夺走了。如果说这就是友情的结果的话,那仇恨的结果又该是什么呢?
就连狄德罗一开始也多次提醒过我,说格里姆并不是我的朋友,尽管我对他那么信任。可后来,当他自己也已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他的口气就变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些孩子的办法是用不着别人帮忙的,可我却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为的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以便在他们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我本人要好。我告诉的朋友一共是三位: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我最应该告诉的,可我偏偏没告诉他。但他知道了这件事。是谁告诉他的?我不得而知。这种不仗义的事不太可能是埃皮奈夫人干的,因为她知道,如果我也学她的样儿的话,我是有办法狠狠地报复她的。剩下的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他俩在许多事情上都一个鼻孔出气,特别是在反对我的方面,因此,非常可能是他俩共同搞的鬼。我没有把这秘密告诉杜克洛,因此,他本是有权随便说出这事来的,但我敢打赌,他是惟一保守这个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共同策划把“女总督们”从我身边夺走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拉过去一起干,但被他鄙夷不屑地拒绝了。我只是在后来才从他那里得知他们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所发生的情况。不过,从那时起,我已从泰蕾兹嘴里知道了不少情况了,看出这其中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看出他们如果说是不想拂逆我的意愿的话,也是想摆布我,至少是要瞒着我,或者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来当工具,以实现什么阴谋。这一切肯定是不光明磊落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这是友谊,那就相信去好了。
这种所谓的友谊让我在家里和外面都必然要倒霉的。多年来,他们同勒瓦瑟尔太太经常长谈,明显地改变了这个女人对我的看法,而这种看法的改变肯定是对我不利的。他们在这些鬼鬼祟祟的晤谈中都议论了些什么?为什么那么讳莫如深?老太婆说的话就那么有趣,让他们如获至宝?就那么重要,非捂得严严实实不可?几年来,他们的这种秘密会议始终持续不断,我原先一直觉得可笑极了,但转而一想,我开始觉着惊诧了。要是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女人在跟我捣什么鬼的话,这惊诧就会变成焦虑不安。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大肆标榜他对我热情有加,可他对我的那副德性却很难看出他的所谓的热情来。我在任何事情上都未曾得到过他的一丝一毫的好处,而他所假装对我抱有的仁慈非但对我无益,反而有害。他甚至尽一切可能断了我所选择的那个行当的财路,因为他把我描写成一个很差的誊抄者。我承认他这一点倒是说对了,但这不该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不是信口开河,便另找了一个誊抄者,把凡是能拉走的主顾全拉走了。就好像他就是谋划着让我依附他,依赖他的威望来过活,并且要把我所有的路全给堵死,逼我就范。
在细想过这一切以后,我的理智终于告诉我,不该再像从前那样把他往好处想了。我看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情,我肯定那是虚情假义。随后,我便决心不再见他,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并向她表明我这么做的无可辩驳的理由。不过,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都说了哪些理由。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封很微妙的信
她强烈地反对我的这一决定,可对我的理由又不太知道如何说是好。她尚未同他统一口径。但第二天,她没有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很微妙的信,是他俩一起起草的,她通过这封信,为他的不外露的性格辩解,而对事实只字不提,并且指责我不该怀疑他不忠于自己的朋友,敦促我与他重归于好。这封信(见信函集A,第四十八号)使我犹豫起来。在我俩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她比第一次有所准备,我被她完全说服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是想歪了,这么看来,我真是很对不起一个朋友,应该赔礼道歉。总之,由于我已经半是出于自愿半是由于软弱,对狄德罗、奥尔巴什男爵作出过我本该要求对方做的一切主动和好的表示,我就像是乔治·唐丹莫里哀于1668年发表的喜剧《乔治·唐丹》中的主人公,在其岳父的逼迫下,向无端斥责他的其妻之情夫赔礼道歉。似的去了格里姆先生家,为他对我的冒犯而请求他原谅,我始终是错以为,只要态度温和、方法得当,没有化解不了的冤仇。这种错误的想法使我一辈子总是在自己的虚假朋友面前唯唯诺诺。其实,正好相反,恶人的仇恨越是找不到原由就愈发地强烈,越是觉得自己不对就越是仇恨对的那个人。我仅凭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从格里姆和特隆桑身上找到对这一论断的强有力的证据。他俩由于兴趣、爱好和怪癖的关系,竟成了我的势不两立的仇敌;他们根本就找不出我有任何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怒火越烧越旺,就像老虎一样,越是迁就它,它就越是要大发虎威。
我期待着格里姆因我的屈尊俯就和主动和解而有所感动,会张开双臂,以诚恳真挚的友情来接待我。可他竟像是罗马皇帝,绷着面孔,我还从来没见过谁像他那样的。我对他的这种态度没有任何准备。当我十分尴尬地扮演着很不适合我的那个角色,胆怯地说了几句来见他的原因之后,他非但没有对我开恩,反而非常傲慢地说了一连串他事先准备好了的训词,列举了他的罕见的美德,特别是在对待友谊方面。他长时间地在一件事上反复强调着,这事起先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大家看到他的朋友始终都是那么多。他一边在说,我心里一边在嘀咕,我如果成了他这个信条的惟一例外的话,那我可就惨了。他一个劲儿地反复唠叨这一点,而且在装腔作势,使我想到,如果他在这一点上只是说出内心的情感的话,他就不会对这条格言这么重视。其实,他是在利用这个来帮助他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在这之前,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从童年时起,我就没有失去过一个朋友,除非是因为他们死了。可是在这之前,我就从没把这当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没把这当成为自己的一个信条。既然我俩彼此都有这一优点,如果他不是想先剥夺我这一优点的话,那他不厌其烦地唠叨这事干什么?然后,他便处心积虑地举出证据来羞辱我,说我俩的共同朋友都偏爱他而不喜欢我。我同他一样清楚,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种偏爱他是怎么搞到的?是因为他德高望重还是善于耍手腕?是他的威望在提高还是竭力地在贬低我?最后,当他尽情地在我俩之间拉大距离,使我感到他就要施与我的宽大确乎不易之后,便给了我一个吻,以示和解,还稍稍拥抱了我一下,就像是国王在拥抱新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跌落下来,惊愕茫然,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这个场面犹如老师在训斥他的学生,只是最后免去了对他的体罚罢了。每当我回忆起来,总感到根据表面现象去判断是多么地骗人,而庸俗之辈又极重视表面文章,而且,我还感到,常常是有罪之人极其大胆、极其自傲,而无辜者却总是羞愧汗颜,局促不安。
我俩算是和解了,这对于我那颗任何纷争都将引起它痛苦不堪的心来说,总算感到轻松一些。大家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一种和解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不过是剥夺了我对他抱怨的权利罢了。因此,我决定忍受一切,不再吭声。
接二连三的忧愁,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使我无力再控制住自己。圣朗拜尔没给我回信,乌德托夫人对我也疏远了,我不再敢向任何人吐露心思,便开始害怕起来,生怕在将友谊当作心中偶像的同时,把自己的一生浪费在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上。经过这件事之后,与我交往的所有人中,只剩下两个人还让我仍旧表示敬重,我的心还能对他们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来到退隐庐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另一个是圣朗拜尔,我认为只有把我的心思毫无保留地向他倾吐出来,才能很好地弥补我的过错,于是,我便决定完全彻底地向他忏悔,但绝不连累他的情妇。我并不怀疑,我这个选择仍旧是我的激情的一个陷阱,为的是与她更接近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是真想毫无保留地扑到她的情人的怀抱中去,俯首贴耳地听从他的指引,把心全都掏出来给他。我一直打算给他写第二封信,我相信他是会回信的,可是,我突然得知他没有回我第一封信的悲惨原因:那场战争太残酷了,他没有能够抗得住。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刚瘫痪了。而乌德托夫人也终因伤心过度,自己也病倒了,无法立即给我写信。没几天她从巴黎——她当时在巴黎——告诉我,他已被送往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想说这个悲惨的消息让我同她一样悲伤,但我不相信这个消息给我造成的忧伤会小于她的痛苦与哀伤。我见他病成这种样子,又担心是焦虑不安促成他病得这么厉害,所以心里难过极了,比以前我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更加触动我的心,我痛切地感到,按自己的估计,我没有必需的力量来承受这么大的悲伤。幸好,这位慷慨大度的朋友没有让我长久地深陷在这种痛苦之中。他尽管病魔缠身,但并未忘记我,我很快便从他的亲笔信中得知,我把他的心情和病体估计得太严重了。不过,现在该是讲述我的命运的大动荡的时候了,是讲述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的那个灾难的时候了。由于一个不起眼的原因,这个灾难却产生了非常可怕的后果。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瞒着我的秘密动机
有一天,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埃皮奈夫人竟派人来找我。我一走进她家门,便发现她的眼神和举止显得十分慌乱,她平时是不这样的,世界上没有谁比她更会控制自己的表情和举止,为此我更加惊诧不已。她对我说:“我的朋友,我要去日内瓦了,我的胸部不舒服,身体垮得厉害,因此必须抛开一切事情,去找特隆桑看看。”这个决定如此突然,又正值入冬时节,所以我非常地惊讶,特别是我刚离开她才36个小时,我走的时候,她根本没提这事。我问她带谁一起去。她告诉我说,带她儿子和德里南先生一起去,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您呢,我的大熊,您不一起去吗?”由于我并不相信她这话当真,而且她知道在入冬时节,我几乎出不了门,所以我便打着哈哈说,一个病人去陪另一个病人只有乱上加乱。她自己看上去也不是真心邀我同往,所以这事也就过去了。我们只谈了谈出门该准备些什么。她正在忙着收拾,决定半个月后动身。
我用不着太多的洞察力便明白此行有一个瞒着我的秘密动机。这个秘密,这家人家的人全都知晓,惟独瞒着我一个人,但第二天就被泰蕾兹发现了,是总管泰西埃从女仆口中得知后告诉她的。尽管我不是从埃皮奈夫人口中得知这一秘密的,我没有为她保守秘密的义务,但是这一秘密同把它传给我的那些人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我不能连累他们,因此,我对此事将闭口不谈。不过,这些秘密虽说是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从我的嘴里或从我的笔端泄露出去,但因为知道的人太多,所以不会不被埃皮奈夫人所有的圈中人知道的。
我得知她此行的真正动机之后,便看出有一只仇人的手在暗中使劲儿,想让我成为埃皮奈夫人旅途中的护送人。不过,她并没有太坚持,所以我也就没把这事看得过分认真,并且觉得好笑,要是我愚蠢地接受下来,那才真是当上了一个好看的角色了。不管怎么说,我的拒绝反倒让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终于说服她丈夫送她前去卢梭在此明显是在暗示,埃皮奈夫人已经怀上了格里姆的孩子,要去日内瓦分娩。。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狄德罗的一封短笺,我将转录在下面。这封短笺只是折了一下,里面的内容谁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托埃皮奈夫人的亲信、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德里南先生转交给我的。
狄德罗的短笺(信函集A,第五十二号)
我生来就是喜欢您并让您苦恼的人。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去日内瓦,但却没听说您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您对埃皮奈夫人感到满意,您就该陪她一起去;如果是不满意的话,那就更应该陪她去。您是否对她施与您的恩惠感激不尽?这正好是个机会,您可部分地偿还所欠之情,您会感到宽慰。您一生之中还能找到另一次机会来向她表达您的感激吗?她将前往一个仿佛从云端坠入的国度。她身体欠安,需要娱乐和消遣。又是冬令时节!喏,我的朋友,您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这理由可能比我想像的要有力得多。但是,您今天难道比一个月前以及入春之后身体还要不好吗?您三个月之后将去旅行,难道就比今天方便得多?要是我,告诉您说吧,如果我受不了鞍马劳顿,我将拄上一根棍子,跟随她去。再说,您难道不怕别人就您的行为说您的闲话吗?有人将会怀疑您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另有苦衷。我很清楚,您不管怎么做,都将总是有良心可以替您作证的,但光凭这个就够了吗?您难道可以这样忽视他人的作证吗?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我之所以写这张短笺给您,既是想对得起您,也是为了对得起我自己。如果它使您不快,您就把它烧掉,以后也无需再提,就当是我根本没有写过好了。我向您致意,我爱您,拥抱您。
我一边读着,一边气得浑身发抖,两眼发花,几乎没能读完,但这并未妨碍我看出狄德罗信中的花招。他是在装出一种比他在其他所有的信中更加温柔、更加亲切、更加真挚的口吻。在其他的信中,他顶多称呼我“我亲爱的”,连“朋友”二字都不屑冠之于我。我一看便知此信为何要通过他人之手转交给我了,那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等等,相当笨拙地露了馅儿,因为我们互相通信通常是通过邮寄,或者是通过蒙莫朗西的信使捎带,而他利用的这个办法是头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当我怒火稍微平息,可以动笔的时候,我草草地给他回了一信,立即从我当时住的退隐庐,拿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我当时都气糊涂了,想把我的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信一并亲自念给她听。下面就是我的回信:
我亲爱的朋友,您既不可能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有多么地感激,也不知道我是多么地希望报答她对我的恩情;您既不知道她此行是否真的需要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希望我陪她去;您既不知道我是否可能前往,也不知道我不能去的种种理由。我并不拒绝同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您得承认,您不事先想一想,就直言不讳地规定我该怎么做,亲爱的哲学家,这等于是像个大糊涂虫似的在大发议论。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您的意见并非出自您个人。除了我的脾气不好,不愿让第三者或者第四者以您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而外,我还觉得这种转弯抹角之中有某些花招,与您的坦率很不合拍,而且,为您着想,也为了我,您今后还是别这样的好。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我的朋友的情妇
您担心有人对我的行为说闲话,不过,我敢说,像您那样的一颗心是不敢把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如果我能更多地像其他的人一样的话,他们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一些的。愿上帝保佑,别让我受到他们的赞许!任凭恶人怎么去窥探我、评说我好了,我卢梭生来就不怕他们,您狄德罗也从不会听信他们的。
您说如果您的短笺使我不快,就让我把它付之一炬,以后也无需再提!您以为我会就这么忘掉从您那儿来的东西?我亲爱的,您在给我造成痛苦的时候,太不在意我的眼泪了,正如您在劝我注意自己的身体时不在意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您能改弦易辙的话,您的友谊就会对我更加地温馨,我也就因此而少让人可怜了。
我走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间,发现格里姆同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大声地、清亮地把那两封信读给他们听,理直气壮得令自己都难以置信,而且,读完之后,还补充了几句,也一样地振振有词。我发现他俩看到平常那么懦弱的一个人竟然如此大胆,感到十分沮丧,茫然,张口结舌。我还特别看到那个盛气凌人的人垂下了眼睛,不敢正视我那闪亮的目光,但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在发誓非置我于死地不可,而且,我深信他俩在分手之前一定先密谋一番。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转给我的圣朗拜尔的回信(见信函集A,第五十七号),信上的地址仍是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久。我写给他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所以他的回信才拖得这么晚。这封回信给了我一些安慰,这正是我此刻所急盼急需的。信中充满了敬重和友谊,给了我以勇气和力量,以不辜负他的这番盛情。从这时起,我便恪守职责;要是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慷慨大度,那么忠厚正直,我肯定是万劫难复了。
天气转凉,大家都开始离开乡间。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山谷向我告别的日子,并约我去奥博纳相见。这一天恰巧是埃皮奈夫人做完离开舍弗莱特去巴黎旅行的准备工作的日子。幸而她早晨动身,我还来得及与她告别之后,去同她的小姑子一道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一边走,一边又读了好几遍。这封信能医治我的软弱病。我下定决心,并且真的做到了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女友和我的朋友的情妇。我同她单独共度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有着一种十分甜美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言,甚至都比我以前在她身旁所感受到的狂热更加美好。由于她非常清楚我的心没有变,所以她对我为克制住自己所做的努力深受感动,更加地敬重我,而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她对我的友谊根本没有消失。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归来,因为他虽然已经康复,但无法再忍受战争的残酷,正准备退役,回到她的身边来平静闲适地生活。我俩拟定了三个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可望长期执行,因为该计划是基于所有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聚在一起的那种感情,而我们仨人都挺有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外人相助。可惜啊!我在沉醉于这种十分甜美的生活的企盼之中时,竟没太去考虑正在一旁等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随后谈到了我当时同埃皮奈夫人的关系。我把狄德罗的信连同我的复信一起拿给她看,并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讲给她听,并告诉她我已决心离开退隐庐。她强烈地表示反对,其理由在我心中都非常地有份量。她向我表示她是多么地希望我去日内瓦旅行,可又想到我一拒绝,就必然连累她。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似乎早已说到。然而,由于她像我一样十分清楚我的理由,她也就没有坚持。但她硬要我不惜任何代价地避免把事情张扬出去,要我找一些合乎情理的理由来解释我拒绝去的原因,免得别人无中生有地瞎猜测,说她有什么蹊跷。我对她说,她给我强加了一项不易完成的任务,但我已决定不惜名誉也要弥补自己的过错,所以在名声让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我可以优先考虑她的名誉问题。大家马上就会看到我是否很好地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像那一天那样地强烈地、温情地爱着我的索菲。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负义的深恶痛绝,使得我在整个这次相会之中,感官竟然使我完全能够坐怀不乱,我连想吻她的手一下都没有。分别的时候,她当着仆人们的面,吻了我一下。这个吻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地给她的吻大大不同,但对我却是一种保证,使我恢复了自控能力。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的心有时间在平静之中坚强起来,不出三个月,我就能彻底康复了。
我同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到此就结束了。这种关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性,按照其表像作出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之中,这位可爱的女子在我身上激发的热情,也许是任何男人都未曾感受到的最激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而作出的罕见而痛苦的牺牲,将光照日月,可鉴世人。我俩在对方的眼里都拔得太高,不可能轻易地就自甘堕落。只有不配受人尊敬的人才会不顾一切地抛弃这如此宝贵的尊敬。感情的强烈可能使我们去犯罪,但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在阻止我们去犯罪。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个需待解决的深奥问题
就这样,在同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保持了长期的友谊,而对另一个怀着一种十分强烈的爱之后,我在同一天里,分别地向她俩道别了:一个是此生未再相见,而另一个则只是又见过两次。我以后将讲述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又见过这另一个的。
她俩走了之后,我陷入极大的窘迫之中,我得完成如此紧迫而互相矛盾的义务,这都是我的不谨慎造成的。要是我处在正常情况之下,此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并被我拒绝之后,我尽可以安安生生地呆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我已经把这事弄成了一件无法就此了结的事情了,除非离开退隐庐,否则免不了日后要作些解释,可我刚刚答应乌德托夫人不搬走的,起码是目前不搬走。再说,她曾经要求我向我的所谓的朋友们就我拒绝这次旅行表示歉意的,免得有人把我的拒绝归咎到她的身上。然而,我要是说出真正的原因就必然冒犯埃皮奈夫人。就她对我所做的一切而言,我肯定是欠她的情的。我左思右想,发现自己身处严酷而不可避免的抉择之中:要么对不起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要么对不起我自己。我选择了后者。我坚决彻底地、毫不动摇地做出了这一抉择,大有一定要洗涮将我逼到这种山穷水尽地步的那些过错的大义凛然之气概。这种自我牺牲,我的仇人会大加利用,也许他们正等着我这样做,它使得我名誉扫地,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策划,使得公众对我的敬重全然消失。但是,它却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敬重,使我在种种磨难之中得到了安慰。大家将会看到,这不是我最后一次作出类似的牺牲,也不是人们利用来抨击我的最后一次自我牺牲。
格里姆看上去像是惟一没有插手这事的人,因此,我决定向他说个明白。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了我想把这次日内瓦之行视为我的一种义务之可笑,说明了我如果一同前往,对埃皮奈夫人既没用又麻烦,以及因此而给我本人带来的种种不便。我实在憋不住,在信中流露出我是知道底细的,而且让他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声称我该陪同前往,而他则可以不去,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他。在这封信里,我因为不能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只好东拉西扯,从而使社会上一般人看来,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这封信对于像格里姆这样的人来说,是含蓄和谨慎的典范,因为他们是了解我所没有说出的底细,并完全了解我的做法之正确的。我在假定我其他的朋友也持狄德罗同样的看法,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过这种想法的时候,甚至都不害怕别人再增加一个对我的偏见。乌德托夫人确实是这么想过,后来听了我的理由之后,她才改变主意的,这一点我忍住没说。我为了让她不遭人怀疑是同我串通一气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我对她的不满。
我在这封信的结尾,对对方表示了极大的信赖,换了别人一定会深受感动的。我在要求格里姆考虑我的理由并随后向我说明他的看法的时候,明确地对他说,不论他是什么意见,我都会遵从的,而且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哪怕他说我应该去,我也会照办的,因为,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同其妻前往,我也陪着去的话,问题也就不大了,而这之前,他们是首先想把这任务交给我,见我不肯,才找的他。
格里姆拖了很久才回我的信,而且信写得很特别,我将转录于下(见信函集A,第五十九号)。
埃皮奈夫人推迟了动身日期。她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细细地考虑您的来信。您好好地呆在您的退隐庐吧。我将及时告诉您我的意见。由于她近几天内不会动身,也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在此期间,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可以向她提出您愿为她效劳,不过我看提不提都是一回事,因为我同您本人一样了解您的处境,我相信她是会对您的提议作出应有的答复的。您这么做的惟一好处,我看就是您将可以告诉那些坚持要您去的人,如果说您没陪着去的话,那并不是说您未曾主动提出过。此外,我实在弄不明白,您为什么硬是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就因为他的意见是要您去,您就以为您的所有朋友都在这么想。如果您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回答就能作为您对所有那些朋友的反驳,因为您心里总是想着要反驳他们。再见了,问候勒瓦瑟尔太太和“刑事犯”勒瓦瑟尔先生被他妻子管得太严,便称她为“刑事犯检察官”。格里姆开玩笑地这么转称他的女儿泰蕾兹,并省略了“检察官”三个字。。
读了这封信,我非常地惊讶,焦虑不安地想弄清楚这封信是什么意思,但却总也没能找到答案。怎么!他不简单明了地回复我的信,反而花时间去胡乱猜测,仿佛他以前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还觉得不够似的。他甚至通知我,让我耐心等待,不必急躁,仿佛牵涉到的是一个需待解决的深奥问题,要么就是他好像有什么心思,不想让我知道,直到他想告诉我为止。他这么小心翼翼,这么拖拖拉拉,这么神秘鬼祟,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能这么对待别人的信赖吗?这种行为难道算是正直、善意的吗?我对这种行为尽量地往好处去找点理由,但均告失败。不管他是什么意图,如果是同我的相反的话,他的地位使得他的意图容易实现,而我则因为地位所限,是不可能阻止他的。他是一位显要亲王家的大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交际圈中,大家都围着他转,他的话宛如圣谕,所以以他那惯常的机敏,很容易便能使他的全部机器运转起来。而我呢,形单影只地呆在退隐庐中,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没有任何交往,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只有好好地呆着。我只不过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问候她儿子的病体,信写得十分客气,但并未中别人的圈套,去提议同她一起去。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我俩之间的友谊完结了
我在这个狠心的人把我推入的那种极度的惴惴不安之中,仿佛等了有几百年,终于在十来天之后,得知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并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此信只有几行,我竟没有读完……那是一封绝交信,但所用的语言,只有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才会写得出来,但却因只想侮辱别人,反而显得愚蠢透顶。他说凡是他去的地方,都不许我露面,仿佛那是他的世袭领地,未经许可,我不得入内似的。这封信,如果看的时候稍微冷静一些,一定会让人笑坏了的。我没有把这封信抄录下来,甚至也没有读完,便立即给他退了回去,并附上下面这封信:
我一直不想怀疑您,尽管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真恨自己这么迟才看穿您。
我把您从容不迫地构思的信退还给您,那说的不是我。您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公开地憎恨我好了,这样您反倒可以少一点虚伪的。
我所说的他可以拿给全世界的人看的我的上一封信,指的是我回答他信上的一段话。根据他的那段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件事上是多么地老谋深算。
我说过,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我的信可能在很多方面让人抓住把柄。他很高兴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怎么才能利用这个有利的一点而不把自己给牵连进去呢?他如果把我的那封信拿给别人看,他就有可能遭人斥责,说他辜负自己朋友的信任。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便想出同我绝交,而且其手段极其恶毒,并且在信中说他如何地照顾我,不把我的信拿给别人看。他深信,我在气头上,肯定要拒绝他的那种虚情假义的小心谨慎,让他把我的信拿给所有的人看的:这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而且,一切都像他安排好的那样发生了。他把我的信传遍了整个巴黎,而且还按照他的方式加以解说,但是他的解说却未能达到他所企盼的全部结果。他巧妙地征得我同意把信让大家看,但这并没让他免遭他人的非议,大家认为他是在断章取义,随意地坑害我。大家总是在问,我同他有什么个人恩怨,使他竟然这么仇恨我。最后,大家都觉得,即使完全是我的不对,逼得他非同我绝交,那么,就算友谊不存在了,但友谊所赋予的一些权利还是应该尊重的。可不幸的是,巴黎人很轻浮;当时的这些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者被人忽视,得势者由于在场而让人敬畏。阴谋和恶毒的活动在继续着,而且花样翻新,很快,它那不断产生的效果便将在这之前的所有一切抹杀掉了。
这就是那个人,在那么长期地欺骗了我之后,怎样最后取下了假面具,深信自己已把事情处理到这种地步,无须再对我装模作样了。我消除了生怕对这个恶棍有失公允的担心,让他自己去反躬自省,不再去想他。我收到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又接到埃皮奈夫人的一封信,是从日内瓦寄来的,是对我上一封信的回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我从信中她生平第一次使用的口气看出,他俩是共同策划的,相信他们的种种计谋必然成功;我还看出来,他俩把我看作是一个到了山穷水尽的人,今后可以毫无危险地把我置于死地。
我的处境的确是惨不忍睹。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离我而去,而我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以及为什么离去的。狄德罗炫耀自己仍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惟一的朋友,可他答应来看我都已经有三个月了,却根本就没有来过。我已感到冬天来临,随之而来的是我的旧病复发。我的体质虽然健壮,但毕竟受不了那么多的气恼事情的打击。我已筋疲力尽,既无力气也无勇气去抵御任何事情。即使我早已说好,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一再劝我此刻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搬,不知道怎样才能蹒跚到新的处所。我一动不动、麻木不仁地呆着,既无法有所作为,也无法进行思考。只要一想到要迈上一步,写上一封信,或者说上一句话,我都会浑身哆嗦。可是,我又不能接到埃皮奈夫人的信而不加批驳,除非我自己承认应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对我的虐待。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决心告诉她,因为我从来也不怀疑她会出于人道,出于慷慨,出于礼貌,出于我一直认为她身上具有的、尽管是恶劣的那种情义而忙于认可的。下面就是我的那封信:
1757年11月23日,于退隐庐
如果人能因痛苦而死的话,我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不过,我终于拿定了主意。我俩之间的友谊完结了,夫人,但是,已不复存在的友谊仍旧有一些权利,我是知道尊重它们的。我丝毫没有忘记您对我的好处,您尽管放心,我对您仍旧怀着一个不再被人爱的人所能有的感激之情。其他的话就不必说了:我有自己的良心,而我请您也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我曾想过离开退隐庐,而且也应该离开,可有人认为我必须在这儿呆到春暖花开。既然我的朋友们要我这样,我就呆到春天吧,如果您同意的话。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被逼搬走的种种原因
这封信写完、发出之后,我便只考虑着安心呆在退隐庐,保养身子,养精蓄锐,并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来年春天悄悄地离去,而不显出绝交的样子。可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却并不这么想,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几天之后,我终于有幸接待了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来访。他的这次到访来得真是及时。他是我最早认识的朋友,而且几乎是我所剩下的惟一的朋友,大家可以想像得出我在当时见到他时该有多高兴。我有满腹的话要向他倾诉。有许多大家在他面前隐瞒着的、掩饰了的、或者捏造的事情,我都对他说明白了。对所发生的一切,凡是我能告诉他的,我都告诉了他。我并未虚伪地要瞒着他已经十分清楚的事,也就是一种既不幸又疯癫的爱使我身败名裂的那件事。但是,我始终没说乌德托夫人知道我的爱,或者,我至少是没有承认我向她吐露过我的爱。我跟他谈起了埃皮奈夫人为了弄到她小姑子写给我的那些非常纯真的信而使用的十分卑劣的手段。我想让他从埃皮奈夫人企图迷惑的两个女人的嘴里直接听到那些详情。泰蕾兹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不过,轮到她母亲告诉他时,我听见她一口咬定她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我当时真的惊呆了。她就是这么说的,而且,没有改过口。不到四天之前,她还亲口对我叨叨过这件事,可是,当着我朋友的面,她却冲着我矢口否认。这样一来,我觉得该下决心了。我当时深切地感到,把这么一个老太婆这么长期地留在自己身边,真是个失策。可我并没有因此而把她臭骂一顿,我几乎不屑于说她几句鄙夷的话。我感到我欠她女儿不少的情;女儿坚贞不渝的正直与她母亲的卑鄙懦弱有天大的差别。但是,从那时起,我对老太婆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只等着时机一到便付诸实行。
这个时机比我预想的来得要早。12月10日,我收到了埃皮奈夫人对我上一封信的复信(见信函集B,第十一号),内容如下:
1757年12月1日,于日内瓦
在好几年当中,我给了您所有一切可能的友谊和关爱,可我今后只能对您表示爱莫能助了。您很不幸。我希望您的良心能同我的良心一样地平静。这对您生活的安宁可能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您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您认为也应该如此,我很惊奇您的朋友们却挽留了您。要是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会就自己的义务去向我的朋友们请教的,因此,关于您的义务,我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这个逐客令如此出乎意料而且又如此明白无误,容不得我有丝毫犹豫。不管天气如何,不管我的状况怎样,哪怕是我得在森林中那已经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会说什么,做什么,反正我是非走不可了。我虽然很想凡事都要讨乌德托夫人的欢心,但毕竟不能丢自己的脸。
我处于一生中最可怕的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我的主意已经拿定。我发誓,不管情况怎样,反正第八天就不再睡在退隐庐。我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决心宁可把它们扔在露天里也要在第八天把钥匙还掉,因为我想在人们写信到日内瓦并接到回信之前把一切料理完。我有着一种我从未感觉到的勇气:我所有的力量又恢复了。这是荣誉和愤怒还给我的,是埃皮奈夫人所未曾料到的。运气也壮了我的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说我的窘境以后,派人让我到他在蒙莫朗西路易山花园的他的一座小房子去住。我十分急切而感激不尽地接受了。交易很快就谈妥了;我匆忙地让人买了点家具,加上我们原先有的,可供我和泰蕾兹日常起居用。我费了很大精力花了不少钱财,让人把我的东西用车拉了去。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用两天时间就把家搬完了,12月15日便把退隐庐的钥匙交还了,事前还把园丁的工资付了,但房租我是无法付的。
至于勒瓦瑟尔太太,我郑重地对她说,我们得分开了。她女儿想说服我,但我坚持己见,没有听她的。我让她带上她和她女儿共有的所有衣物家当,坐上邮车去了巴黎。我还给了她一些钱,并且保证替她付房租,不论她住在自己的孩子家里还是住在别处,并且保证尽我的一切可能赡养她,只要我自己有吃的,就绝不让她挨饿。
最后,在我到了路易山的第三天,我便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1757年12月17日,于蒙莫朗西
夫人,当您不赞成我再住下去的时候,我就搬出了您家的那所房子,没有什么比这再简单和必要的了。在得知您不同意我在退隐庐过完冬天之后,我便在12月15日搬走了。我命中注定不由自主地住进来,也不由自主地搬出去。我感谢您邀请我搬进去住,如果我付出的代价小一点的话,我会更加地感激您的。再有,您认为我很不幸是对的。世界上没有谁比您更清楚我是多么地不幸。虽然选择错了朋友是个不幸,但是从那么甜蜜的错误中醒悟过来的不幸则是更加地残酷。
以上是我住进退隐庐和被逼搬走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未能中断这个叙述,而且,完全有必要极其精确地记述下来,因为我一生之中的这段时期对我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一直波及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无法再信赖埃皮奈夫人
我凭借一时的气忿所给予我的极大的力量离开了退隐庐,而一旦到了外面,这股力量也就消失了。我在新居刚刚安顿下来,尿潴留病就又复发了,来势迅猛而频繁,再加上折磨了我已有一段时间而我却没太当作一回事的疝气,也跑来添乱,确实令我痛苦不堪。很快,我的病便阵阵发作,疼痛难忍。我的老友蒂埃里大夫前来为我医治,并根据我以前的病情把话向我挑明了。于是,探条、扩张器、绷带等垂垂老者所必需的器械全都放在了我的周围,使我惨痛地感觉到,人已不年轻,但还想要强,那是一定要吃苦头的。明媚春光并未恢复我的体力,整个1758年我都是在一种使我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的倦怠之中度过的。我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看着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梦幻中醒悟过来,摆脱了使我热爱生活的所有一切,我在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使我觉得生命可贵的东西,而看到的只是病痛和苦难,使我享受不到任何欢乐。我渴望着自由自在,渴望着逃脱我的仇人魔掌的时刻的到来。不过,我还是按照事态的发展,一件一件地叙述下去吧。
我退居蒙莫朗西好像让埃皮奈夫人非常狼狈,她可能真的没有料到。我病歪歪的,又是寒冬腊月,再加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我,这一切使她和格里姆相信,把我逼上绝路,我就必然会求饶就范,必然会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乞求留在尊严已喝令我搬出的那个避难所。我突然搬走,他们有点猝不及防,只有孤注一掷,要么彻底毁掉我,要么想尽办法把我拉回来。格里姆采取了前者;但我认为埃皮奈夫人是宁可采取后者的,我是根据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回信这么认为的,她在回信中的语气比她以前的所有的信都委婉了许多,似乎为捐弃前嫌敞开了大门。她的这封回信让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种拖延清楚地表明她很为难,不知采用什么合适的语气才好,也表明她回信之前是在认真地进行思考。她无法再作进一步的表示,否则就会连累上自己,但是,在她以前写的那些信之后,以及我突然离开她家之后,大家对她竟小心翼翼地在这封回信中不漏出一句难听的话来只会感到惊讶。我将把这封信一字不漏地照录下来,让大家来作出判断(见信函集B,第二十三号)。
1758年1月17日,于日内瓦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您12月17日的来信。它被放在一只箱子里送来,箱子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路上走了很长的时间。我只想回答您的附注,至于信本身,我看不太明白,要是情况允许我俩当面说清楚的话,我很想把这一切是非恩怨看作是一种误会。我还是回到您那个附注吧。您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早已说好,退隐庐园丁的工资经您的手付给他,以便让他更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仰仗您的,免得他像以前的那个园丁一样跟您闹出不成体统的笑话来。事实是,他头几个季度的工钱已经交给您了,而且,我在临行前不几天,已经同您说好了,您垫付他的工钱我将补还给您。我知道,您一开始推来推去的,但是那工钱是我请您先垫上的,我当然得补还给您,这是我们说好了的。卡乌埃告诉我说,您根本不愿意收下这笔钱。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现在叫人把这笔钱带给您。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顾我们事先的约定,想替我付我的园丁的工钱,甚至连您搬出退隐庐之后的那段时间的工钱也给代付了。先生,我希望您记住我有幸对您说的这番话,别拒绝收下您好心替我垫付的那笔工钱。
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无法再信赖埃皮奈夫人,所以根本不想再与她重修旧好。她的这封信我没有回,我俩的通信到此为止。她看见我主意已定,自己也拿定了主意,于是,便完全与格里姆及奥尔巴什一伙串通一气,与他们一道想把我彻底整垮。他们在巴黎活动,而她则在日内瓦遥相呼应。格里姆后来去日内瓦与她会合,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隆桑被他们毫不费力地便拉过去了,于是他便大力地支持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可他同格里姆一样,并没有任何可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仨人配合一致,暗地里在日内瓦撒下了种子。四年后,人们将会看到这些种子萌发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些秘密卑鄙的勾当
他们在巴黎要困难一些,因为我在巴黎还小有名气,而且巴黎人生性不爱结冤,所以不那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便开始鼓噪说是我甩下他们的。请你们去看看德莱尔的信吧(信函集B,第三十号)。因此,他们便一边假装始终是我的朋友,一边巧妙地抱怨我不够朋友,以达到恶毒攻击的目的。这样一来,人们因为未加提防,便更容易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责备了。他们暗地里指责我不讲交情、忘恩负义,而且进行得小心谨慎,因此,收效更大。我知道他们在往我身上泼污水,但却无法知道究竟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从流言蜚语中所能推测到的不外乎四大罪状:1我退隐乡间;2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3拒绝陪同埃皮奈夫人前去日内瓦;4搬出退隐庐。如果他们除此而外还添加了其他一些指责的话,由于他们搞得滴水不漏,我就根本无法得知究竟指责我些什么了。
我认为支配我命运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制定好了日后对付我的一整套办法的。其立竿见影、进展神速,凡是不知助纣为虐是轻而易举之事的人一定会以为是个奇迹。必须尽量用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个阴险诡秘的计谋的明显之处。
我虽名震整个欧洲,但仍保留着我最初的那种种纯朴的志趣。我对一切党派之争、勾心斗角深恶痛绝,这使我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我除了心灵的种种依恋而外别无牵挂。我单寒羁旅,身居异国,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因此我痴心不改地沿着正直的道路走着,绝不因阿谀奉承或宽容关照任何人而损及正义与真理。此外,两年来,我隐居乡间,不通消息,不去交际,对一切都一无所知也毫不想知,所以,虽住在离首都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仿佛是置身于被大海阻隔的提尼安岛上似的。
格里姆、狄德罗、奥尔巴什则完会相反,他们处于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游很广,几乎在其中的各个领域平分秋色。达官显贵、才子佳人、法官、律师等等,他们都能串通一气,到处让人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也许已经看到这种地位给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这种劣势的第四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奥尔巴什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策划阴险毒辣阴谋的人,因为他们一个无此险恶用心,另一个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惟其如此,他们才配合得更好。格里姆独自在脑子里琢磨方案,只把其他二人需要知道以便付诸实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巨大影响使这种配合变得轻而易举,而且全部阴谋的收效与他的高人一等的才能是相配合的。
正是凭着这种高人一等的才能,他才感觉到他从我们各自地位的不同中所能获得的优势,拟定了彻底毁掉我的名声的计划,并给我冠之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名声,而且还不殃及自己:他们先下手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黑墙,让我不可能看透他们的阴谋诡计,无法揭穿他们。
这一手是挺难搞的,因为必须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行径,必须欺骗正直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拉走,不让我有一个朋友,不论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朋友。我说什么好呢!反正不得让一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仗义直言的人跑来对我说:“您装什么正人君子?人家可是那么对待您的,而且大家都是据此来评判您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而格里姆也就完蛋了。他知道这个,但他很了解自己,而且对他人的能耐也估计得很准。我为人类的荣誉而感到恼火:他竟算计得这么准确。
他在暗中行动,为了稳重起见,脚步就该放慢。他照计行事已有12年了,而最困难的事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有一些人眼睛比他想像的还要更紧地盯着他。他害怕这个,所以还不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找到了把强大势力拉进来一起搞阴谋的不困难的办法,而这股势力是可以支配我的。他有恃无恐,往前走时风险就小得多。这股势力的走卒通常是不以正直自诩的,更谈不上什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也就无须再担心有什么好心人会走露风声。他特别需要的是让我蒙在鼓里,始终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因为他很清楚,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我也能一眼看透。他最大的花招就是一边诋毁我,一边还装出爱护我的样子,给他的背信弃义披上豪爽义气的外衣。
通过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出这个阴谋已初见成效,但却无法得知,甚至也无法推测到底指责我什么。德莱尔在他一封封的信中告诉我说,有人在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狄德罗更加神秘兮兮地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而当我向他俩追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只说是上面提到的那几大罪状。我从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中,逐渐地感觉到她对我冷淡了。我不能把她的冷淡归罪于圣朗拜尔,因为他仍继续以同样的友情在给我写信,甚至归来之后还来看过我。我也不能把过错归于我自己,因为我俩分手时都好好的,而且分手之后,除了我搬出退隐庐之外,在我这方面又没出过什么差错,再说,我搬出退隐庐她也认为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虽然不肯明说,但我已心领神会,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使我对一切都深感不安。我知道她是顾虑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俩与圣朗拜尔关系很好;我担心他俩在捣鬼。这种焦虑不安又捅破了我的伤口,使我写起信来毫不客气,竟使她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地瞥见无数残酷的事,可又看不真切。我身处一种对于一个浮想联翩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境地。要是我完全孤独,什么事都不知道的话,我可能还平静些。可是,我的心仍有所依恋,我的仇人便抓住这一点对我大肆攻击,而透进我退隐之所的微弱的光亮,也只能让我感到人们背着我在干一些秘密卑鄙的勾当。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最凶恶的敌人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太残酷、太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的开朗、坦诚的天性相悖。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幸而,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剧院,已经采取了措施,剧场很快就能建成。由于狄德罗好像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好,深信能够成功,而且我还有许多其他事要同他讨论,也就没再就此与他争辩,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我对别人在我的祖国搞的所有这一套诱惑人的花招非常气忿,所以焦急地等待着有此条目的那本《百科全书》的出版,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写篇辩文,以消除恶劣影响。我搬到路易山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发现那条目写得妙笔生花,不愧是大家手笔。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想驳斥它的态度,而且,尽管我当时颓丧气馁,忧郁多病,天气寒冷,外加新居不适,尚未来得及布置完毕,但我却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动笔。
在相当寒冷的冬天,在二月里,而且是在我上面所描写的状况之下,我每天早上和午饭后,跑到住处园子尽头的四面透风的塔楼中,各呆上两个钟头。塔楼在台坡道的尽头,俯临蒙莫朗西的山谷和池塘,远处可以望见那位贤德的卡蒂纳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名将(1637—1712),后晋升为法国元帅。的退隐所——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蒂安城堡。正是在这个当时没有东西可以抵御风雪,除我心中之火外无火取暖的冰窖似的地方,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完了《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是我此刻在写作时感到兴致勃勃的第一篇作品,因为《朱丽》连一半还没写完。去这之前,是道德的激愤赋予我写作的灵感的,而这一次却是心灵的温柔多情使我如此这般。以前我作为旁观者所见到的不平使我恼怒;现在我成了其目标的不平使我忧伤,而这种忧伤并不含恼怒,只不过是一颗过于多情、过于温馨的心,被它原以为与它相同的心欺骗之后,不得不缩回去的那种忧伤。我心里塞满了新近发生的一切,仍在为那么多激烈的撞击激动着,所以便把自己痛苦的感情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想法给搅在了一起。从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这种情况来。我不知不觉地便把我当时的处境写进了作品里去。我在其中描绘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洒下了多少幸福的泪水啊!唉!人们会在其中非常明显地感觉到爱情,我努力地医治的那致命的爱情,尚未从我心中消失。在这一切当中,还夹杂着我对自身的悲叹,我感到日薄西山,以为要向公众作最后的诀别了。我非但不害怕死,反而高兴地看着死之将至。可是要离开世人,我仍觉得遗憾,因为他们还没了解我的全部价值,还不知道我本是多么值得他们爱戴的,如果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我的话。这就是这部作品中笼罩着的那种特殊语调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与前一部作品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笔调有着天壤之别。
我把这封信润色、誉清之后,准备付印,可突然间,在久无音讯之后,乌德托夫人给我写来一封信,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我还从未感受过的最巨大的悲痛。她在来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四号)中告诉我说,我对她的激情全巴黎都知道了;说是我告诉了一些人,给捅出去了,并且传到了她情人的耳朵里,几乎送了他的命;还说他总算还了她一个公道,俩人重归于好了;但是,她说,考虑到他和她自己以及她的名声,她必须同我断绝一切来往;不过,她仍向我保证,他和她都仍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并将不时地派人来问候我。
“你也算一个,狄德罗!”我嚷叫道,“你这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我仍不能横下心来谴责他。我的这段恋情其他一些人也知道,可能是他们让他说出来的。我本想不信的……可很快我便不能不信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做出一件与其慷慨大度相称的事来。他比较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的一部分朋友背叛了我,而且我又被其他的朋友给抛弃了,所以他能推测出我大概是处在什么状况之中。他前来看我。第一次,他没有多少时间同我交谈。第二次他又来了。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他要来,没在家。泰蕾兹在家,她与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到了很多事实。他和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跟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像格里姆现在同她的关系那样,我当时惊讶之大,不亚于他自己听说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时的惊讶。圣朗拜尔也曾让那位夫人非常地不高兴,所以在这方面他和我的境况完全一样。这次谈话之后,我心中因与她绝交而产生的遗憾便一扫而光。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向泰蕾兹详细地讲述了几个情况,而这些情况是她和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让他以友谊作保证,绝不外传,可他却偏偏选中圣朗拜尔,把情况透露给了他。这一下我便横下心来,决定同狄德罗彻底绝交,只是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表示的好,因为我早就发现,私下绝交总对我不利,反而把友谊的假面具给了我最凶恶的敌人。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
在绝交这件事上,社会上所确定的那些礼仪准则似乎是由欺骗和背信精神所强加的。已经不再是某人的朋友而又偏偏要装着是他的朋友,这样就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好迷惑正派的人,从而坑害他。我记得,当名声显赫的孟德斯鸠同图尔纳米奈神甫绝交时,他逢人便公开声明:“图尔纳米奈神甫说我什么或我说他什么,你们都别相信,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这个方法颇受欢迎,大家都赞扬这种坦诚直率和光明磊落的行为。我决定同狄德罗绝交时也照此办理。可是,怎么才能从我的退隐之所把与他绝交的事正式公开出去而又不引起流言蜚语呢?于是,我想到在我的这篇作品中,以注释的方式,加进《教士书》中的一段话,以此宣布我同他的绝交,而且连原因也说明了,这原因任何知情人一看便知,而局外人则不明究里。此外,我在这篇作品中,凡是提到我与之绝交的这位朋友时,我都仍旧怀着即使友情已荡然无存,人们也始终应该怀有的那种尊敬。大家可以在这篇作品中看到这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幸运有人倒霉,而人一倒霉,勇敢的行动似乎也会被看作是一条罪状。孟德斯鸠这么做受到称赞,可我这么做就遭到指责。我的这篇作品一印出来,刚刚收到几本样书,我便给圣朗拜尔寄去一份。圣朗拜尔头一天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情义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七号)。下面是他把我赠的样书退还我时写的信(见信函集B,第三十八号):
1758年10月10日,于奥博纳
先生,说实话,我不能接受您刚寄来的这个礼物。当我看到您在序言中针对狄德罗而引用的一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时,书立刻从我手中掉到了地上。在今年夏季的几次交谈之后,我觉得您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您归咎于他的那些所谓的泄密的事与他无关。他可能有一些对不住您的地方,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我深知这并不能给您以权利,去公开地侮辱他。您不是不知道他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可您作为一个老朋友还要同那帮嫉妒者一起鼓噪。我无法向您掩饰,先生,这种残酷行为令我非常反感。我同狄德罗关系一般,但我尊重他,并深切地感觉出您给他所造成的痛苦。对于这个人,您在我面前只是说过他有点软弱而已。先生,咱俩准则相左,永难相投。请忘掉我这个人吧,这大概是并不困难的。我对别人从未做过让人长久难忘的好事或坏事。我么,先生,我答应忘掉您这个人,而只记住您的才能。
读到这封信,我的愤恨大于忧伤,而且,在我落难遭劫之际,我恢复了自己的傲气,回了他下面这封信:
1758年10月11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您的来信时,我竟然很尊敬您,对它感到惊讶,而且还愚蠢地为之激动,可我觉得这封信不配让我回复。
我绝不想继续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了。如果她觉得已誊抄的没必要保留的话,她可以退还给我,我将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留着的话,那她也必须派人来取回她所剩下的纸和钱。我请她把她手中的那份提纲也同时归还给我。再见了,先生。
人在倒霉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能激怒卑怯的心灵,但却能使高尚的心感到欢悦。我这封回信似乎让圣朗拜尔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内疚,但他也因为过于傲气而无法公开表示回心转意,便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缓和对我的打击的机会。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埃皮奈先生下面这封信(见信函集B,第十号):
26日,星期四
先生,您惠赠的书我己收到。我兴趣盎然地读完了它。凡是您笔下写出来的作品我读起来总是那么地愉快。请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要不是事务缠身,无法在您附近多住一些日子的话,我本会亲自登门致谢的。可今年我在舍弗莱特住的时间不长。迪潘先生和夫人前来要我星期日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请圣朗拜尔先生、弗朗格耶先生和乌德托夫人也来。先生,如果您愿意光临,我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将前来寒舍的所有的人都希望您能来,并将很高兴地与我分享同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的快乐。
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我的心狂跳不已。一年以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一想到要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丢人现眼,我就浑身哆嗦,我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接受这一建议。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非要这样不可,既然埃皮奈代表众宾客这么说,既然他所说的那些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很想见到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接受我可以说是受到所有的人的邀请的宴请,对我自己是不会有什么不便的。因此,我就答应了。星期天,天气很不好。埃皮奈先生派车来接我,我便应邀前往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谣言不攻自破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也没受到过比这更亲切的接待,就像是宾主全都感到我是多么地需要放宽心。只有法国人才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看到的客人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见过的乌德托伯爵,以及我很不想见到的他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后者去年来过奥博纳好几次,她嫂子在我俩单独散步的时候,常把她撇在一边,干等着。所以她对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火,饭桌上可以痛快酣畅地出气了。可以想像,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者是不会站在我一边的,而且,在最随便的场合都局促不安的人,到了这种场合不可能谈笑风生。我还从来没有那么活受罪,那么手足无措,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多突然袭击。最后,吃完饭,我便离开了那个泼妇。我很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下午的一部分时间便在一起聊天,虽说是闲聊瞎侃,但却是同我误入歧途之前一样地无拘无束。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如果圣朗拜尔看出我的心思的话,他肯定会很高兴的。我可以发誓,尽管刚到的时候,一见到乌德托夫人,我的心跳得几乎使我虚脱,可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就没再想她了:我只想着圣朗拜尔。
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毒嘲讽,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高兴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吃醋,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那些人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没有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致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誉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却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人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典范。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得我的敌人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客气礼貌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互相之间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过。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却更加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谣言。在我搬到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他们一惯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呆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呆了20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下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偏执,说我其实在乡下闷得要死,只是生性高傲,宁愿吃尽偏执之苦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烦躁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都笼罩着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我在乡下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看不见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地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蠢和命运不济,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新树了一个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清高自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与《信使》主编,而是赠与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非常好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难以和解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十分地客气,但埋怨之情跃然纸上,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低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的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其微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个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整理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刊印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很小的、但却是很不愉快的分心事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但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愿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便牟利。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那一行中的佼佼者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枷锁以后,我便过起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来;我虽不再享有十分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对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我厌烦透了,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承受他们所谓的恩惠的奴役。我决定今后保持纯朴和善的交往。这种交往既不妨碍自由,又可增添人生的乐趣,而且,又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我有很多这样的交往,足以使我尝尽自由的甜美,而又不必听任别人支配,而且,我一尝试这种生活,便感到这正是适合我这偌大年纪的人的生活,可以使我在平静之中安度晚年,远离我刚刚险遭没顶之灾的风暴、纷争和烦恼。
在住在退隐庐和后来迁到蒙莫朗西的时候,我认识了几个近邻,我觉得很开心,毫不感到受其束缚。其中,首先是年轻的洛瓦索·德·莫勒翁,他当时初入律师界,尚不知将来能有何作为。我不像他似的,对此抱有怀疑。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事业有成的,结果我一语成谶。我对他预言道,如果他在承办案子时严加选择,并且永远只做正义和道德的卫士,那么,他的天才将受到这种高尚情操的培育,将会与最伟大的雄辩家们的天才并驾齐驱。他听从了我的忠告,而且感觉十分见效。他替波尔特先生所作的辩护堪与狄摩西尼雅典的著名雄辩家(公元前383—前322)。相媲美。他每年都到离退隐庐四法里的圣伯利斯度假。那是莫勒翁家的采邑,归他母亲所有,从前,伟大的博絮埃在此住过。就是在这片采邑上,类似的大师相继而出,使其高贵名声难以为继。
也是在圣伯利斯,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是个文人雅士,和蔼可亲,是他那一行中的佼佼者。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他俩常有书信往来,相交甚笃,此人后来为我刊印了《爱弥尔》。
在离圣伯利斯更近些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莱村的本堂神甫马尔托尔先生。如果以才取人的话,他生就更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非乡村神甫,至少也可以让他管一个教区。他曾是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帕蒂斯特·卢梭私交很好。他既深怀敬意地缅怀那位著名的被放逐者,又对骗子索兰恨之入骨。他知道许多有关上面两个人的罕见轶闻,全都是塞居伊未曾收进卢梭传记手稿中的事,而且他还经常肯定地对我说,吕克伯爵从未有任何的抱怨,一直到死都始终保持着对他的最热烈的友情。在其主人死后,樊蒂米尔把这块风水宝地给了马尔托尔先生。后者从前曾被聘来处理过很多事情,虽然现在已是风烛残年,但对所处理的事仍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评论起来头头是道。他的谈话既不乏教益又生动有趣,根本不像是乡村神甫的谈吐。他把一个社交场上的人的口吻与神职人员的知识结合在了一起。在我所有的长期的邻里中,他是我与之交往最为愉快的人,是我离开他之后,最为遗憾的人。
我在蒙莫朗西认识一些奥拉托利会会士,其中有物理教授贝蒂埃神甫,他尽管稍稍带点学究气,但我仍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好先生。然而,我虽喜欢他的朴实无华,但却弄不懂他怎么会那么渴望而且还善于往大人物、女人、信徒、哲学家堆里乱钻。他善于左右逢源。我非常喜欢同他在一起。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显然,我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嘿嘿地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好好先生。我从他的笑里觉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嘲讽,使他在我眼里的形象完全地改变了,而且,从此以后,我还常常回忆起他那嘲讽的神态。他那个笑简直就像巴努奇买了丹德诺的羊时的笑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狡猾的巴努奇坐船渡海,与羊商丹德诺同船。后者得罪了他,于是,他便心生一计,笑嘻嘻地买了后者的一只羊,然后将羊推到海里,其他的羊也跟着跳进海里,丹德诺急得拼命地拽羊,被羊拖下海去。。自我搬到退隐庐不久我俩便认识了,他常常来看我。我在蒙莫朗西住下之后,他却离开那儿,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尔太太。有一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他竟然代这个女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说格里姆先生主动要求赡养她,并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片好意。我听说是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但勒瓦瑟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弗莱特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去。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产生了什么印象。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让人易于理解的关系的话,如果我把她带到乡下时,他们没给我加上那么大的罪名,而现在他又把她弄到乡下来,仿佛她自那以后变得年轻了似的话,这个消息本不会让我那么惊讶的。我明白,那老太婆之所以想征得我的同意,无非是不想失去我给她的那一份。其实,即使我不同意,她也会不顾一切地接受的。尽管这片好意让我觉得非常意外,但它当时并没像后来那样地让我震惊。可是,就算我能料到后来洞察到的所有一切,我也照样得像我所做的、并且是不得不做的那样表示同意的,否则就有与格里姆讨价还价之嫌。从此,贝蒂埃神甫便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好好先生的看法。我的这一看法曾让他好笑,并且说明我是多么地愚蠢。
就是这位贝蒂埃神甫,他有两个熟人,不知为什么也想认识我。我与他们在趣味方面肯定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是麦尔基塞代克《圣经》中萨勒姆国国王,家世及生卒年代不详。其子孙意指来历不明的人。的子孙,大家都不知他们祖籍和身世,可能连他们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们是冉森派教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种可笑方式造成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他们貌似派系头头,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高大,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名叫费朗;另一个个儿矮,墩实,皮笑肉不笑的,喜爱争吵,名叫米纳尔。他俩以表兄弟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拜尔一起,住在巴黎,寄寓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子,在那儿度夏。他们自己做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跟班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轮流采购、做饭和打扫屋子。他们安排得很不错,我们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感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干等上四个小时。由于他们到处乱钻,什么事都想插一手,所以泰蕾兹管他们叫“长舌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了开来。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件不可饶恕的事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马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的熟人,我在巴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自己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干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管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对我搞的阴谋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推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美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相交并非因我的作品出了名的缘故,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和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个好青年,为人心细、亲切、热情,但却很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好吃嘴谗,自命不凡,我一搬到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毛遂自荐,不管我愿不愿意,硬住到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点兴趣,并且认识一些艺术家。在《朱丽》的版画插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管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高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巴黎最好的名门望族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高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把我视为朋友,而且我也坚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看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融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相互隔阂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尴尬。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欢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口,她在那儿租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欢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地尊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马蒙泰尔一伙以及大部分文人来往了。我想,她还是见见特吕布莱神甫的,因为他那时是个不虔诚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以前一心想认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书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鸡过年,并且打算开春时来看我,但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施行冲突了。我在这里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被宫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巴黎使馆的秘书。在我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到蒙莫朗西来看我。他佩带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仍旧那么心地善良,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加可爱。要不是库安德像他一贯地那样在我俩之间作梗,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热情地为我效劳竟取代了我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的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如果不谈谈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高兴极了,就要去看他,这不是出于礼貌而是我视它为快活的事。第二天我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道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了巴黎,等到晌午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人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马车,令我望而怯步。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容不迫,畅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至感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再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露面了。这种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非常生气,让他觉得我这不是懒惰,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真的冤枉。如果做了点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道,我也坚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做不该做的事,但不幸的是,应该做的事我却更加做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同我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他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欢同我会面,同我聊聊意大利的情况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交部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高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们省里捐了一个官,有时因公出差来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非常地好客,甚至都令我感到很拘束。尽管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争吵生气。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呆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非常可爱,但却没有才气,人长得挺俊美,但却有点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子,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他很欣赏,也拿出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感兴趣。那是50多年来宫廷和巴黎所有滑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处无法找到的轶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其他任何国家,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做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
在我们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的时候非常地冷淡,与他平时的态度大不一样,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出了他家,决心今后不再踏进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人们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的面,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出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绞尽脑汁地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我仍百思不得其解。我深信在谈起他和他的家人时,我始终是坦荡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欢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十分恭敬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前思后想,我总算悟出是怎么回事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认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几位外交部的职员,都是些很和气的人,毫无放荡不羁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挺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的人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出来时,一个个都挺快活,感情非常融洽。这之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几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出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我见他不肯明说,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自己的拙著寄赠给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了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交。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为之过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曾比较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但却没有把他列入我的朋友名单的原因。
我不再添加许多其他的熟人了,免得把这份名单拉得太长。这些熟人或者是不太亲密,或者是因为我不在巴黎而生疏了,不过,我有时候仍旧在乡下看到他们,或者是在我家里,或者是在邻居家中。譬如孔迪亚克神甫、马布利神甫、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先生、瓦特莱先生、昂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全写出来就太多了。我要稍微地提一句与马尔让西先生的交往,他是国王的近侍,以前曾是奥尔巴什一伙的,后来同我一样离开了他们,而且也曾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也同我一样与她分了手。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也同我认识,他是一位作家,因喜剧《冒失鬼》曾名噪一时,但只是昙花一现。前者是我乡下的近邻,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在蒙莫朗西附近。我俩早就认识,而既是邻里又因阅历上的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便更加接近。德马西先生则在不久之后去世了。他口碑不错,人也聪明,但却有点像自己喜剧中的原型,在女人们面前有点自负,死后却并未受到女人们的过分惋惜。
这一时期,有一个通信关系我是不能忽略掉的。他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非常地大,所以我得把开始的情况补叙一下,此人名叫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是间接税最高法院院长,当时负责出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们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感觉得出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高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爱。这样大部头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寄费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刊印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外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后来他倒是爽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皮斯托尔与他平分,但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皮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马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马尔泽布尔先生看作是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很多的不幸,可我从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他为人既厚道又软弱,有时因竭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巴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感。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一处,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射任何人。在对这部作品加工润色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种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射哪个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入座而进行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马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都给删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干净整齐地贴在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巴杜尔夫人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偷梁换柱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这事告诉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感到这件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道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孔蒂亲王的情妇布弗莱伯爵夫人
另一位贵夫人指孔蒂亲王的情妇布弗莱伯爵夫人。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无所知,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出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宽心,说那位贵夫人没有感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入冬时节,我又得到马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管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却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职位空缺。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出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这个职位。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口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也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倒并不难,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巴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管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进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甫等一流文人的圈子。前两个我早已认识,与后两位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轻松,我无须费力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惟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对真实,对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和那些书籍本身和我又有什么相干?我觉得要写的东西索然寡味,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着激情去写。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措辞极其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细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保守得很严密,公众并未听到一点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他们有所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交界也十分痛恨,而且,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半是属于自我、半是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非常痛恨。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却不得不在许多事上仿照他们。各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自己的高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从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喜欢,免得吃苦头。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的确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混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绝顶,但在这一点上却大不如那帮仆人,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24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如果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当时规定邮资由收件人支付。,便派她的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应当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总能节约点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苏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儿也干不成;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里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尽管我只给我经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负担不起。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几次,但却足足花了我25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几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花招,而且又看不惯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伺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兴趣,那么花点钱买个痛快,也可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摒弃上流社会,放弃写书弄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避之惟恐不及
由于《致达朗拜尔的信》和《新爱洛绮丝》两本书的收入,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稍有了改观。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爱洛绮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爱弥尔》已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稿酬大概起码比上面的翻一番。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身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入,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也可以活下去。我还有两部作品在进行之中。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研究了一下这部书的情况,发现还得用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有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爱弥尔》的写作,不到两年时间,我的《社会契约论》便定稿了。
还有一部是《音乐辞典》。这是捎带着的,可以随时去做,目的只是为了挣几个钱。我对它可以想干则干不想干就抛开,就看其他收入加起来算一算,再看有无必要去挣这份钱。至于《感情伦理学》,仍旧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打算,如果我能完全放弃誊抄的活儿,我就远离巴黎,因为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我开支过大,而且又夺去了我挣钱贴补的时间。因此,为了防止在我退隐时人们所说的作家一旦搁笔必然苦闷彷徨的那种苦恼,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项工作——写我的回忆录——这可填补我的孤寂空寥,但我并不想在我生前将它刊印出版。我不知道雷伊怎么会心血来潮,早就逼着我写回忆录。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值得回忆,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写的时候坦率真诚,这回忆录就能变得有趣,所以,我决心以一种没有先例的真实性来使这本回忆录成为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以使人们至少有这么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总是笑话蒙泰涅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大师(1533—1592),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先驱。的假天真,他一面假惺惺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一面又谨慎地把它们都描写成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瑕疵。而我曾一直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我总的来说,可算是佼佼者,但依我看,一个人的内心不管有多么纯洁,总不免隐藏着某些可憎可恨的恶念。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与我的原貌相差很远,而且有时候歪曲得不成样子,以致尽管我丝毫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毛病,我若是亮出本来面目也还是只会有所得的。此外,写这本书就不得不把别人的真实面目也暴露出来,因此,这本书也只能是在我和其他许多人死后才能出版,这使我更加大胆地去进行忏悔,永远无须在任何人面前感觉脸红。于是,我便决心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并开始搜集可以引导或唤起我回忆的那些信件和材料,对在这之前被我撕毁、烧掉、丢失的所有那些东西感到痛惜。
这个绝对的隐遁计划是我平生所作的最合乎情理的计划中的一个,它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而且,我已经在付诸执行,可是,上帝却偏偏为我准备了另一种命运,把我投进了一种新的漩涡里去。
蒙莫朗西原是以此作姓氏的名门望族的一片美丽的家产,后被查抄,因而就不再属于这家人家了。随后又被亨利公爵的胞妹带到孔代家族手中,名字蒙莫朗西被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邑已没有别的城堡,只剩下一座旧塔楼,作收藏档案和接受僚属拜谒之用。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可见一座私人宅第,是绰号“穷人”的克罗扎建造的,其富丽堂皇,堪与最豪华的府第相媲美。
这座美丽的建筑物的巍峨外观、它建在其上的那片平台、它那也许是世间无出其右的景色、它那出自名家绘过的宽阔沙龙、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法国著名的园林设计家(1613—1700),凡尔赛等处的花园均出自他之手。设计的花园,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巍峨之中透着纯朴之风的整体,令人称奇。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占着这个宅第,每年都要来这个他祖辈为其主人的地方两次,一共呆上几个星期,虽说是作为普通住户来的,但其排场丝毫未减当年家族的风光。在我搬到蒙莫朗西之后,元帅第一次来时,元帅和元帅夫人便派了他们的一个仆人前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好,并请我有兴趣的话随时到他们那儿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次来这里,都想着向我作出同样的问候和邀请。这使我回想起贝赞瓦尔夫人打发我去配膳房吃饭的事来。时代变了,但我却依然如故。我绝不愿意让人给打发到配膳室去用餐,也不指望与大人物们同桌共饮。我倒是宁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既别吹捧我,也别糟践我。我客气地、有礼貌地答复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问候,但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身体不适,又生来腼腆、拙于言词,一想到置身宫廷显贵之中,便浑身哆嗦,所以都没敢进府拜谢,尽管我很清楚他们是很希望我去的,但我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对我的青睐。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二连三,甚至愈演愈烈。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关系十分密切,她来到蒙莫朗西之后,便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并说要来看望我。我有礼貌地回答了她,但却并未松口。第二年,1759年的复活节期间,既是孔蒂王府中人、也是卢森堡夫人圈中人的罗伦齐骑士,前来看过我好几次,我们就认识了,于是,他便敦促我到府第去,但我还是没有去。最后,有一天下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只见卢森堡元帅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名仆从。这么一来,我无法推脱,只好去拜访他,并向他曾代表她向我恳切致意的元帅夫人表示敬意,否则我将会被视作傲慢无礼和毫无教养的人。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兆头之下,开始了我无法再一推再推的交往,但我在这之前,总有一种非常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觉得避之惟恐不及。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咄咄逼人满含讥讽
我非常害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和蔼可亲。十多年前,当她不是布莱尔公爵夫人的时候,当她还年轻貌美,美艳亮丽的时候,我在剧场和迪潘夫人家中就见过她好几次。但人家都说她很坏,而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有此恶名,当然让我害怕。但我一见到她,便被她所倾倒。我觉得她楚楚动人。她那风韵是经久不衰的,是最能引起我的心灵震颤的。我原以为她的谈话必然是咄咄逼人、满含讥讽,但恰恰相反,非常有趣。卢森堡夫人说起话来并不妙趣横生,并不字字珠玑,而且,严格说来,也不寓意深远,但却甜美甘纯,虽语不惊人,却总让人听着愉快。她的恭维话尤因其质朴而更加醉人,就好像是脱口而出,未经琢磨,是她心声的自然流露,就因为她的心中洋溢着太多的感情。自第一次拜访起,我觉得就已经发现,尽管我神情木讷,笨嘴拙舌,但她并不讨厌我。所有的宫廷贵妇,只要她们愿意,不管真心还是假意,都能让你这么以为,但是,并非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像卢森堡夫人那样,使你产生这种十分温馨的想法,以致你根本就不再会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儿媳蒙莫朗西公爵夫人,那个又精又刁、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的小疯婆子想拉拢我,在她婆母对我备加称赞之时,别有用心地说些虚情假义的话,使我疑心她们在嘲弄我的话,我从第一天起,对卢森堡夫人很快就会完全信任了的。
要不是元帅先生的那异常的善良向我证明他俩的美意也是真心实意的话,我也许很难摆脱在这两位夫人面前的那种疑惧。以我那腼腆性格,仅凭他的几句话就立即相信他是想平等待我,这就够令人惊讶的了;而他也只是根据我的几句话立刻判断出我是甘愿淡泊功名的,这也许更加令人惊奇不已。他们夫妇都深信我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现状,不愿有所改变,所以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卢森堡夫人,都似乎一刻也不愿过问我的钱财和命运。尽管我对他俩对我的亲切关怀没有任何怀疑,但他们都从来没有提议为我谋个一官半职,也没有说要尽力提拔我。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想让我进法兰西学院。我以宗教信仰为由推辞了;她说这不是个障碍,即使是,她也可负责排除掉。我回答说,不管成为这么著名的机构的成员对我有多么荣耀,但我既然曾经回绝过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是拒绝了波兰国王,不愿进南锡学院,那我再要进任何一个学院,都是不光明磊落的。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所以这事也就没有再提。与这么显赫的大人物结交,对于我来说,在一切方面都是有利的,因为卢森堡先生毕竟是、而且无愧是国王的知己,但我与他的交往却是那么地纯朴,这与我刚刚抛开的那些所谓保护者朋友的那种经常不断的、既假惺惺又令人讨厌的关怀真是大相径庭,他们总在想方设法贬损我而不是帮助我。
当元帅先生前来路易山看我的时候,我在我那惟一的房间里接待了他及其随从,显得十分尴尬,并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让他在我的脏碟破碗中间就坐,而是因为我的地板已经腐烂,在往下塌陷,害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完全给踩塌。我对自己的危险倒并不太在意,而是担心这位忠厚的大人因其仁爱而遭到不测,所以便赶紧请他出屋,不顾天气寒冷,领他去了我那四面透风、没有壁炉的塔楼。他进了塔楼之后,我便告诉他为什么要把他领到这儿来。他把这事说给元帅夫人听了,因此,夫妇俩便敦促我在整修地板期间,同意在府里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住到花园中间、人称“小城堡”的一座独立宅院里去。这座小宅院漂亮极了,值得说一说。
蒙莫朗西的园子(或称花园)不像舍弗莱特园子那样修建在平地上。它地势起伏,高低不平,小丘洼地夹杂其间,能工巧匠便据此而使树丛、饰物、溪流、景色变幻多端,可以说是通过匠心独运,把本身很狭小的天地拓宽。园子高处为平台和城堡;底部形成一个隘口,面向山谷拓展开来,拐角处是一片池塘。隘口开阔处是一片柑桔园,而大池塘周围则被树丛和大树装点得非常美丽。在柑桔园和大池塘中间就是我所说的那座“小城堡”。这座建筑物及其周围的土地早先是属于名震四方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以他那装饰和建筑的绝妙美感建造并装饰了它。这座城堡此后虽经重建,但始终依照其第一位主人的蓝图。它虽小而简单,但却很雅致。由于它位于谷底,置于盆地的柑桔园和大池塘中间,容易受潮,所以便从当中上下两层圆柱之间辟出一个列柱廊,使空气在整个小城堡内得以流通,因此,尽管地势低凹,仍能保持干燥。当人们从充作此宅远景的对面高处望过来时,它便完全像是被水围住了似的,人们还以为看见的是一座迷人的小岛,或者以为看见了马约尔湖里的三个波罗美岛中人称Isola bella的最美丽的那座小岛。
在这座幽静的宅院里,除了一层的一间舞厅、一间台球室和一间厨房外,一共有四套房间,他们便让我在这四套中随意挑选一套。我挑的是厨房上面的最小、最简单的那一套,连同厨房也归我了。这套房间非常干净,家具是白的和蓝的。就是在这幽深恬静的悠然环境之中,我置身于林木池水之间,听着各种鸟儿的欢唱,闻着柑桔花香,不知疲倦地写出了《爱弥尔》的第五章,书中那清新色彩大部分得益于我对写书时所处环境的强烈印象。
每天清晨,日出时分,我是多么急切地跑到列柱廊上去呼吸那芬芳的空气啊!我在列柱廊上同我的泰蕾兹单独在一起喝的牛奶咖啡是多么地香纯啊!我的猫和狗陪伴着我们。有了它俩作伴,此生足矣,永远也不会有片刻的烦恼。在那里,我恍如置身于人间天堂,生活得犹如在天堂里一样地无邪,品尝着天堂里同样的幸福。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荒诞
我7月来这儿时,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因此,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照顾,我无以回报,只有经常去看望他们。我几乎时刻不离他们左右:我每天早上去向元帅夫人问安,在那儿吃午饭,下午同元帅一起散步,但我不在他们那儿吃晚饭,因为宾客如云,而且对我来说,晚饭太晚。直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平静顺当,如果我知道适可而止的话,也绝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我在友情上从来不知道保持中庸,不知道左右逢源。我总是要么实心实意,要么形同路人。不久,我便变得实心实意了。我看见自己被一些身高位显的人所款待,所宠爱,便忘乎所以,以为与他们结下了只有与之平起平坐的人才有的那种友谊,行为举止上,与他们十分亲切随便,可他们对待我,却始终未曾减少他们使我习惯了的那种礼貌。不过,我同元帅夫人在一起时总是不那么自在。尽管我对她的性格心里还不完全踏实,但我更害怕的倒是她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这一点,她让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交谈时很难伺候,而且也知道她有权这样。我知道女人们,特别是贵夫人们,喜欢绝对地开心畅怀,知道宁可冒犯她们也别让她们觉得厌烦,因此,我根据她对刚刚离去的客人们说的话的反应,判断出她对我的笨嘴拙舌该有什么想法了。我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以摆脱我在她面前说话时的那份尴尬:念书给她听。她曾听说过《朱丽》那本书,她知道业已付梓,她表示很想尽快看到这本书,我便主动提出念给她听,她同意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去她屋里,卢森堡先生也来,我们便把门关好。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把书稿计算好了,即使他们此行没有提前结束据作者注释,一次大的败仗使国王十分苦恼,卢森堡先生因此被催逼着返回宫中。,也够他们在这儿期间读的。这个权宜之计大获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及其作者。她开口闭口总谈起我,关注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一些动听的话,每天总要拥抱我多次。她要我吃饭时总坐在她身边,要是有几个大人物想占据我的位子,她就对他们说那是我的座位,让他们坐到别的位子上去。可想而知,像我这样一个稍微一点爱意便为之倾倒的人,她的这番美意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真的恋上她了,同她对我所表示的依恋不相上下。看见她这么痴迷,又感到自己缺少风趣,难以为继,所以我非常担心的是,她的这种痴迷会变成厌恶。不幸得很,这种担心真是根据十足。
在她和我的气质上,一定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甚至在书信中,随时冒出的蠢话而外,就是当我同她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时,也会有一些事让她觉得不高兴,而我却还没弄明白是什么缘故。我只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来的。她知道我在替乌德托夫人誊抄一份《爱洛绮丝》,按页计酬。她也想弄一份,也照页付酬。我答应了她。因此,我便将她归入我的主顾之列,并就此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感激和客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下面是她给我的回信(信函集C,第四十三号),我看了简直像是从云端坠落下来。
星期二,于凡尔赛
我很欣然,我很高兴。您的来信让我感到非常地快乐,因此我匆忙地写信告诉您,并向您表示谢意。
您在信中说:“尽管您肯定是我的一位很好的主顾,但我觉得羞于要您的钱:按理说,应是我来支付我所得到的为您干活的乐趣的。”对此,我不必对您多说了。我很遗憾您从未谈起过您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比您的身体更让我关心的了。我真心实意地喜欢您,而且,我可以老实地对您说,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您,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如果亲口对您说,我会很高兴的。卢森堡先生爱您,并衷心地问候您。
接到这封信,我急着要回她一信,一面反复地琢磨我信上的话,以便悟出她在什么地方产生了误解,可是,我怀着可想而知的忐忑的心情,琢磨了好几天,始终也没搞明白。最后,我就此给她写了最后的一封信:
1759年12月8日,于蒙莫朗西
上封信发出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我的那段话。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思作了思考,又照别人可能对它作出的各种的理解考虑来考虑去,可是,元帅夫人,我坦白地对您说,我现在已不知道是我应该向您道歉呢,还是您该向我道歉。
这些信写的时候距今已经十年了。从那时起,我便经常回想它们,可我至今仍在这一点上糊涂透了,始终弄不明白,她在那段话里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且莫说是冒犯,就说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绮丝》手抄本,我应该在这儿说一下我想了什么办法,以使它比其他手抄本有明显的长处。我还写过一部《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犹豫了很久,无法决定是否将它全部或部分地插进我觉得缺少它似的这部作品中来。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全部删去,因为它与全书格调不一致,会损害全书的那种动人的纯朴风格。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理由:在这部奇遇记中,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其性格十分可恶可鄙,有些地方虽说是不能往卢森堡夫人身上生拉硬扯,但对于那些知其大名的人来说,就可能会说是在影射她了。因此,我非常庆幸自己决定了删除掉,并且付之实行了。但是,因为心血来潮,想要在给她的那份手抄本中加上一些别的抄本中所没有的东西,我竟然又想起了那篇不幸的奇遇记来,计划着搞个缩写加进去。真是鬼使神差,这只能说是那总在把我往绝路上拉扯的盲目的宿命在作祟,否则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荒诞!
朱庇特决定毁灭谁,就先让他失去理智原文为拉丁文。。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最惬意的一个平头百姓
我愚不可及地殚精竭虑、颇费工夫地写好了这个缩写,把它像稀世珍宝似的寄给她,还煞有介事地事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烧毁,这篇缩写是专给她一个人的,谁也看不到,除非她自己拿给别人看。这么做,非但未能像我所想像的那样,向她表明我的谨慎小心,守口如瓶,反而等于是在告诉她我自己就觉得有影射之嫌,可能会冒犯她。我真是愚蠢透顶,竟然深信她会对我的做法甚为满意的。她并没像我企盼的那样,就此向我恭维一番,而且,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她竟然从未跟我谈起过我给她寄去的那篇缩写。而我则一直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十分得意,只是在很久之后,我才根据其他一些迹像,推断出它所产生的后果来。
为了她的这份手抄本,我还有过一个比较合理的想法,但其后果虽然长久之后才出现,仍没少让我深受其害。命中注定让一个人遭殃,什么倒霉的事全都接踵而至!我想着要用《朱丽》上的版画图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原图稿正好与这个抄本同样大小。于是,我便向库安德索取原图稿,因为它无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属于我,更何况我还把销量很大的版画收入让给了他。库安德不像我那么愚笨,他狡猾极了。他见我一个劲儿地追讨图稿,终于知道我的目的何在。于是,他借口要在原图稿上增加点装饰,扣住不放,最后自己亲自送去。
我作诗歌,让人出名原文为拉丁文。。
库安德因此而能够大模大样地迈进卢森堡府邸。自从我住到“小城堡”之后,他常来看我,而且总是一大清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样一来,我白天就得陪着他,根本去不了主人的大城堡。主人当然要责怪我,因此我便说出了没有去的原因。于是,他们便催我把库安德先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追求的目的。就这样,由于人家对我的一片好心,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主人在没有别人同桌的情况之下,有时也赐他一座——突然之间便被邀请去与一位法兰西元帅同席,与亲王、公爵夫人和宫中所有显贵坐在一起。我将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元帅先生必须尽早回巴黎去,午饭后便对众宾客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道上去散步,送送库安德先生。”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就不知如何是好。我也激动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后面跟随着,像个孩子似的眼泪直流,真想亲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足印。这个手抄本的故事让我把许多以后的事情提前在这儿说出来了。我还是就记忆所及,一件一件按照顺序继续往下写吧。
路易山的小屋一修缮完毕,我便让人收拾干净,布置得简单朴素,然后便搬回来住下了,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离开退隐庐时所立下的规矩:始终要有一个属于我的居所。可我又舍不得离开“小城堡”的那套房间,因此,我留下了房间钥匙,并且,因为非常留恋在列柱廊上的美好的早餐,便常常去“小城堡”过夜,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仿佛是去住乡间别墅一样。我当时也许是欧洲住得最好、最惬意的一个平头百姓。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是世界上第一好人,让我全权处理路易山房屋的修缮,而且要我随意支配他的工匠,他自己根本就不闻不问。因此,我便想法把二楼的惟一一间房间改成一个小套间,辟成一间卧房、一间过厅和一间藏衣间。楼下是厨房和泰蕾兹的卧室。塔楼里装了一个很好的玻璃隔板和一个壁炉,充作我的书房。我在书房里时,以装饰平台当消遣。平台上已有两行菩提幼树遮荫,我又在那儿添了两行,弄成一个绿荫书斋。我在平台上放了一张石桌和几只石凳,并在平台周围种上一些丁香、山梅、忍冬,还搞了一个漂亮的花坛,与两行树木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城堡中的平台要高,景色至少与它一样美丽,而且,我还在上面养了无数的鸟。它成了我的客厅,以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坦格利亲王、阿尔芒蒂埃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其他一些大人物。他们不顾一段十分累人的坡道,从大城堡前来路易山拜访。他们之所以前来拜访,全是看在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心中对他俩感激不尽。正是出于这种感激心情,我有一次拥抱卢森堡先生时对他说:“啊!元帅先生,我在认识您之前,很恨大人物,而自您让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受到人们的崇敬之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我敢问所有在这一时期见过我的人,他们是否看到这番荣耀有过一时一刻使我忘乎所以吗?这股香气是否冲昏了我的头脑?他们是否看到我在举止上前后不一了吗?在态度上不那么单纯了吗?同平民百姓不那么密切了吗?同左邻右舍不那么亲密了吗?在我能帮助别人时,是否有过讨厌人家给我增添的无数的、往往是不应有的麻烦而不那么痛快地帮助别人了吗?虽然,我的心因对主人的真诚依恋而被吸引到蒙莫朗西府邸去,但它依然在把我领回到我的左邻右舍中间,前去品尝对我而言,除此而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等和纯朴的生活的甘美。泰蕾兹同名叫皮约的邻居、泥瓦匠的女儿交上了朋友,我也同她父亲成了好友。为了取悦元帅夫人,我上午前去府邸,不无拘束地吃完午饭之后,便心急火燎地跑回来,跟老好人皮约及其家人一起吃晚饭,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场灾祸早就在酝酿
除了这两个住处而外,我不久又在巴黎卢森堡府中有了第三个居所。两位主人一再恳请我抽空去那儿看看他们,所以我也就答应了,尽管我对巴黎厌恶至极。自从我搬到退隐庐以后,我除了已经说过的那两次而外,再没去过巴黎。不过,我也只是在约好的日子里去,纯粹是去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回来。我进出巴黎走的都是面对大马路的那座花园,所以,我可以绝对精确无误地说,我没把脚踏在巴黎的街道上。
在这过眼烟云似的飞黄腾达之中,预示着其结束的一场灾祸早就在酝酿了。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同往常一样,不由自主地便又认识了一个人。这人在我的一生中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家看到下面就可以判断得出福兮祸兮。那就是我的芳邻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丈夫刚在蒙莫朗西附近的索瓦西买下了一幢别墅。她原先叫达尔斯小姐,是达尔斯伯爵的千金。伯爵是个有身份的人,但却一贫如洗,因此便把女儿嫁给了韦尔德兰先生。后者又老,又丑,又聋,而且脾气暴躁,凶蛮,醋劲大,面带刀疤,还是个独眼龙,但是,如能顺着他的脾气,他还是个好人,而且,还有一万五到两万利弗尔的年金。她就是因为这份年金被嫁给他的。这个宝贝就知道咒骂,吼叫,训人,大发雷霆,弄得自己的妻子整天哭哭啼啼,最后还是满足妻子的要求,但这样仍旧让妻子发火,因为她非要让他承认是他自己愿意满足她的要求的,而并不是她逼迫他这么做的。我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是这位妻子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她丈夫的朋友。几年前,他把靠近奥博纳和昂蒂里的马尔让西堡租给了他们,我同乌德托夫人关系亲密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儿。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是通过她俩共同的朋友奥伯台尔夫人认识的,由于马尔让西花园正好横在去乌德托夫人所喜欢散步的奥林匹斯山的路上,韦尔德兰夫人便给了她一把园门钥匙,让她好从园中穿过去。有了这把钥匙,我也常同她一起穿过那座花园。但是,我不喜欢没约会就碰到人,所以,当韦尔德兰夫人偶然呆在我们要去的路上时,我便让她俩单独去聊,不插一句话,自顾自地往前走。这种缺乏风度的态度大概不会让她对我产生好的印象。然而,当她在索瓦西的时候,她还是找上我的门来。她来路易山找过我好几次,但都没见到我,而且,见我不去回访她,便想出逼我前去的方法,给我送了几盆花来装饰平台。这样我就不得不去登门道谢了。一来二往,我们便熟识了。
与她结识,同我被迫结识的所有的人一样,一开始便风波四起,甚至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消停过。韦尔德兰夫人和我的气质过分地格格不入。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张口就来,必须时刻提防着,否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被人嘲弄,我觉得这太累人。我想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她兄弟刚奉命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去追击英国人。我便谈起如何装备这艘战舰而又不致影响它的轻快的方法。“是呀,”她以十分平淡的语气说,“只要装上够打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见她在背后说她朋友的好话而不带点讥讽的。她即使不朝坏处想,也要往可笑处看,连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不能幸免。我觉得她还有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地方,譬如,她老是给你捎个口信,送点小礼物,写个便笺什么的,我就得颇费心思地去答复,总是弄得我左右为难,不知是收下呢还是拒绝。可是,由于经常见到她,我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恼,与我同病相怜。我俩相互倾诉,使彼此间的单独相处变得有点意思了。没有什么比一起伤心落泪的温馨更能让两情相依的。我俩都在找机会互相安慰,而这种需求常常使我原谅了她的许多不是。我曾经在坦诚地对待她时表现得十分粗暴,因此,在有时不太尊重她的性格之后,现在则必须真的对她加以重视,才能相信她会真心地原谅我。下面是我有时给她写的信中的一个样品,必须指出,她对这种信所写的回信,从未显出过有丝毫的不悦。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不想为这封信正名
11月15日,于蒙莫朗西
您对我说,夫人,您没把话说清楚,您那是为了告诉我,我说的话词不达意。您跟我说起您所谓的愚蠢,无非是让我感觉出自己的愚蠢来。您夸自己是个太实在的女人,仿佛您害怕别人抓住这话去这么认为您似的,而您之所以向我表示歉意,为的是告诉我,我应该向您致歉。是呀,夫人,这我很清楚,是我愚蠢,是我太实在了,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比这还要更糟。是我用词不当,不能使像您这样的一位注意言词又善于辞令的法国贵夫人满意。不过,请您注意,我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思来遣词造句的,根本就不懂也不想考虑巴黎道德高尚的社会场合所赋予语言的那种高雅含义。虽然有时候我的用语模棱两可,但我总尽力用我的行为举止来确定其含义……
这封信的其余部分几乎也是这种口气。请参看她的回信(信函集D,第四十一号),看一看一个女人的心委婉得多么不可思议,竟至对这样的一封信,不仅在回信时,甚至在见到我时,也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反感。库安德善于投机,达到肆无忌惮,厚颜无耻的程度,我所有的朋友家他都往里面钻,不久,他便以我的名义挤进韦尔德兰夫人家里,而且,背着我,很快便比我同她更加熟识了。这个库安德简直是个怪人。他打着我的旗号钻到我所有的熟人家里,大模大样地呆下来,又吃又喝。他热情地替我说话,谈起我来时总是眼含泪水,可是,来看我的时候,他却对他的所有这些交往以及他明知我会感到兴趣的事,总是闭口不谈。他非但不把他听到的、谈到的,或者是看到的有关我的事告诉我,反而听我说,还要向我刨根问底。对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他一无所知。总之,尽管大家都跟我谈起他,可他却从来不跟我谈起任何人。他只对我这个朋友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不过,现在先不谈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们的。
我回到路易山没多久,画家拉图尔便来看我,把为我画的那幅色粉肖像画也带来了。这幅画几年前他曾放在沙龙里展览过。他曾想把这幅画送给我,我没有接受。但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肖像画给过我,并想要我的那幅肖像画,便怂恿我再去向他讨要。拉图尔又花时间把这幅画润色了一番。在此期间,我同埃皮奈夫人绝交了,并把她的画还给了她。既然无须再把我的画送她,我便把它挂在“小城堡”我的卧室里。卢森堡先生来后看见了,觉得这幅画很好,我提出送给他,他接受了,我便派人给他送了去。他和元帅夫人都清楚,如果能得到他俩的肖像,我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便让高手绘制了两幅袖珍肖像,嵌于整块水晶石制作的一只镶金糖果盒上,郑重其事地把它当作礼物赠送给我,使我欣喜不已。卢森堡夫人从不愿意答应让自己的肖像嵌于盒子上面。她曾多次责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于爱她,我也从未就此争辩过,因为这是事实。她用这种镶嵌她的肖像的方式,十分委婉地,但却是明白无误地向我表明,她没有忘记我的这种偏爱。
几乎就在这一时期,我干了一件蠢事,影响了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根本就不认识西鲁埃特先生埃蒂安·德·西鲁埃特(1709—1767),1759年3月至11月任财政总监,前后只有九个月,他的名字成为仕途短命者的代名词,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对他拼命地嘲讽。,也不喜欢他,但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却很佩服。当他开始对金融家下手的时候,我便看出他开始动作的时机不好,但我并未因此就不衷心祝愿他旗开得胜。当我听说他被调职的时候,我那股傻气又冒出来了,给他写了下面的这封信,我可以肯定,我并不想为这封信正名。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骗子们的诅咒
1759年12月2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请接受一个离群索居者的敬意,您并不认识这个索居者,但他因您的才能而对您深表敬重,因您的施政纲领而对您十分景仰,他因仰慕您而认为您在其位不会长久。您因只能舍这误国的京都才能救国,而置惟利是图者的叫嚷于不顾。看见您狠狠地惩治那帮混蛋,我曾一直羡慕您的有职有权;看见您虽然离职,但却矢志不移,我深感钦佩。您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先生,因为您的官职给您留下了一个美名,将没有人能与您相提并论。骗子们的诅咒正是正直的人的光荣。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复活节期间,她来时跟我谈起了它。我把信给她看了,她说想要一份抄件,我便送了一份给她。但是,我在给她时,并不知道她也是那帮关心分包税并使西鲁埃特离职的惟利是图者中的一分子。从我所干的所有的蠢事来看,就好像我是有意要激起一位亲切可爱又有权有势的女人的仇恨似的,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女人日益依恋,绝对不想失去她对我的恩宠,尽管我由于十分愚蠢,尽做些必然遭殃的事。我想用不着多说,我在上卷中谈到的特隆桑先生的鸦片制剂的事与她有关;另一个女人则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俩谁都没有对我再提起这事,也丝毫没有流露出还记得这事的样子。但是,要说卢森堡夫人真的会忘掉这事,即使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那也是太难以置信了。而我则对于自己干的蠢事的后果稀里糊涂,自以为没有故意做过任何冒犯她的事,殊不知女人是永远不会宽恕这种蠢事的,即使她心里非常明白你绝不是故意的。
然而,尽管她装作什么也没看出来,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尽管我还没有发现她的热情有所减退,她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确有根据的预感在继续,在增强,使我总感到胆寒,担心她的热情很快将变成对我的厌烦。我能指望这么高贵的一位夫人持之以恒地善待我这个不识好歹的人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掩饰隐藏在心里的那种令我忐忑不安、令我更加忧心忡忡的预感。下面的这封信包含着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大家从中将可以看出我的忧愁来。这封信在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最迟是1760年10月写的。
你们的善意是多么地残忍!为什么要扰乱一个本已弃绝生活乐趣、不愿再生烦恼的索居者的平静呢?我一生一世都在寻求牢固的友情,但全属枉然。在我以前可以取得高贵地位的时候,我都没有结下这种友情,难道我还该在你们这些地位如此高贵的人中去寻求吗?权与利都打动不了我的心了。我既不虚荣,也不胆怯。我能抗御一切,除了柔情。为什么你们俩都在向我必须克服的弱点进攻呢?我们地位悬殊,光凭柔情的表露就会将我的心贴近你们吗?对于一颗一往情深、只能感受友情的以灵来说,光是感激就足够了吗?友情,元帅夫人!啊!这正是我的不幸!对于您,对于元帅先生,你们使用这个字眼儿只是觉得美而已,可我却荒唐地拿它当了真。你们是在玩耍说笑,而我却执著情深,但玩耍说笑完了,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惆怅。我多么痛恨你们的所有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为你们有那些头衔而惋惜啊!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日内瓦湖畔的一个风景优美的村庄。!那我就可以到那儿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了。可蒙莫朗西城堡呀,卢森堡府邸呀,难道人们应该在这些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平等之友难道应该把一颗心的爱送到这些地方去吗?这颗温情的心,它以爱来报答人们对它的尊敬,以为完全地报答了它所受到的爱了。您是善良而多情的,这我知道,也已看到。我很遗憾没能更早一点地相信这一点,但是,由于您所处的地位,由于您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持久的印象的,而且,那么多的新事物在互相抵消,以致没有一个能留存下来。夫人,您在使我无法再仿效您之后,将会忘掉我的。我的不幸多数是您给造成的,所以您是不能得到谅解的。
我在信中把卢森堡先生也扯上了,免得她觉得我的这番恭维难以承受,因为,我对卢森堡先生毕竟深信不疑,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未曾有过丝毫的担心。元帅夫人使我感到的害怕,从未有一时一刻使我连带着对元帅先生也担心害怕起来。我知道他生性软弱,但为人可靠,所以,对他的品行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我并不担心他会冷漠无情,正如我并不指望他会有一种豪迈之情。我俩相处时的朴实和热络表明我们彼此有多么信赖。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只要我活着,我就将永远崇敬、爱戴这位高尚的大人物,而且,无论别人如何千方百计地离间我们,我也始终坚信,他至死都将是我的朋友,仿佛我听见他的临终遗言一般。
1760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憩歇时,《朱丽》已经读完,我便借助于对《爱弥尔》的朗读,以便在卢森堡夫人身边呆下去。但这一次未能成功,或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或许是老这么读,她终于觉得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责怪我让书商们坑了,想叫我让她负责找人刊印这本书,以便让我从中获取最好的效益。我同意了,但我特别提出,不得在法国付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执了很久,因为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去请求默许都是不慎之举,而我又不愿未经默许便让它在法兰西王国刊印,可她却非要说,即使在政府现已采取的制度之下,通过审查也并不困难。她想出办法来,让马尔泽布尔先生也同意了她的意见。马尔泽布尔先生就这事亲笔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我表明《萨尔副本堂神甫的信仰》正是一部到处能受人赞赏的作品,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连宫廷也会赞许的。我看到这位一向胆小怕事的官员,在这件事上竟如此地随和通融,感到非常惊奇。由于一部书只需经他首肯,印制即为合法,所以我也就不再对印制这部书表示异议了。然而,出于一种特别的考虑,我仍旧要求让这部书在荷兰付印,并且交由书商内奥姆印制。我不光是指明了书商,还把印书的事预先通知了他。但我还是同意这一版由一位法国书商经销,书印好后,想在巴黎或别的什么地方发行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我和卢森堡夫人正是这么商定好了的,而且,我随后便把我的手稿交给了她。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可鄙的剧本
她这次前来还带上了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即今日之洛赞公爵夫人。她的芳名叫阿梅莉,是个迷人的姑娘。她确实有着一位少女的容貌、温柔与娇羞。没有什么比她那面庞更加可爱、更加有趣;没有什么比她使人产生的印象更加温馨、更加纯洁。再说,她还是个孩子,还不满11岁。元帅夫人觉得她太胆小,便变着法子来激发她。元帅夫人曾多次允许我亲她;我便以惯常的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亲了她。换了别人会说出各种甜言蜜语来,可我却一言不发地呆着,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究竟是那可怜的姑娘还是我自己更加害臊。有一天,我在小城堡的楼梯上碰见她:她刚去看过泰蕾兹;她的女管家还在同泰蕾兹说话。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便提出亲她一下。她心清无邪,没有拒绝,因为当天早上她还遵从祖母之命,并当着后者的面,接受过我的一个吻。第二天,在元帅夫人床边读《爱弥尔》时,我正巧读到我不无道理地责备自己头一天所干的事情的类似的一段。她觉得我的想法很正确,还就此说了一些很合乎情理的话,羞得我满面通红。我真是百般诅咒我那不可思议的愚蠢,它使我往往表现出一副下流、罪孽的样子,其实我只不过是愚笨和窘迫罢了!这种愚蠢,在一个大家都知道并非不聪明的人身上,人家甚至会以为是一种虚伪的辩解。我可以发誓,在这个受人大加鞭笞的一吻和其他的吻中,阿梅莉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不会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可以发誓说,如果当时我能避免遇上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这倒并不是我很不乐意见到她,而是因为不能临时想出动听的话来对她说而感到尴尬。一个连国王们的权力都没有把他吓倒的人,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女孩吓住呢?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没有一点随机应变的能力,怎么做才对呢?如果我不得不与所遇到的人说话,我是必定会说出蠢话来的;可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又必定会被认为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一只野性十足的猛兽、一头大熊。要是我真的是个十足的笨蛋,可能对我更加有利些。可是,我在社交场上缺乏的才能,反而成了毁掉我所具有的才能的工具了。
就在这次歇憩结束时,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也有我的份儿。狄德罗因为很不谨慎,冒犯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亲王夫人。这位夫人所保护的人帕利索便通过喜剧《哲学家们》来为她出气。在这部喜剧中,我受到了嘲讽,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非常厉害。作者在剧中对我稍许手下留情了,我想,不是因为他欠我的情,而是害怕得罪他的保护人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她父亲喜欢我。我当时尚不认识的书商迪舍纳,在该剧本印成之后,约我寄来一本。我怀疑他是受帕利索的指使。帕利索也许以为我看到我已与之绝交的一个人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一定会很开心的。他可是想错了。我认为狄德罗是多嘴多舌而又软弱,而不是生性恶劣,所以,我虽与他绝交,但仍旧在心中保持着对他的爱戴,甚至敬重,并且保持着对我们旧情的尊重,因为我知道这段旧情无论是他还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是真诚的。同格里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格里姆生来就虚假,从未喜欢过我,他甚至都谈不上喜欢别人。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抱怨的,只是为了满足他那阴暗的嫉妒心,便欢喜快活地戴上假面具,变成我的一个最凶狠的诬蔑者。格里姆对我来说已不值一提了,但狄德罗将永远是我的旧友。看到这个可鄙的剧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竟至无法卒读,所以没有读完,我便将它寄还迪舍纳,并附上如下的一封信:
1760年5月21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瞥了一眼您给我寄来的剧本,看见自己在其中受到赞扬,甚为惶恐。我不接受您的这份可憎可鄙的礼物。我坚信,您在把它寄给我时,根本不想侮辱我,但您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我曾有幸成为一个可敬的人的朋友,可这人竟在这个诽谤剧中被可耻地玷辱和诬蔑了。
迪舍纳把我的这封信拿出来让人看了。狄德罗知道后本该深受感动的,可他却十分恼火。他自尊心很强,不能原谅我这种行侠仗义之举,显得我高他一筹。而且,我知道,他妻子到处大放厥词,辱骂我,但我倒并不介意,因为我很清楚,任人皆知她是个泼妇。
狄德罗也没闲着,他找到了莫尔莱神甫来替他报仇。莫尔莱仿照《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梦呓》,反对帕利索。但他在文中大失检点,冒犯了罗拜克夫人,被她的朋友们让人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因为就她本人而言,她生性不爱记仇,而且当时已经奄奄一息,我深信她没有参与这事。
达朗拜尔因为跟莫尔莱神甫交情甚厚,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出面搭救他,作为感谢,答应在《百科全书》中对她写上溢美之词,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您来信就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达了莫尔莱神甫的被捕使我感到的痛苦。她知道我对这件事的关切,她也将知晓您对这件事的关注,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甫是个优秀的人,她自己也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关心的。不过,尽管我有幸受到她和元帅先生的青睐,使我永生永世都感到安慰,尽管他们久闻您朋友的大名,会对莫尔莱神甫予以帮助,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件事上究竟会利用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人品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我甚至不相信那报复之事像您似乎认为的那样,与罗拜克亲王夫人有关。即使真的与她有关,您也不该指望复仇的快乐是只属于哲学家们所有的。哲学家们想当女人,女人们就会当哲学家。
我将把您的信转呈卢森堡夫人,她一有什么说法,我将立即告诉您。在此期间,以我对她的深切了解,我可以事先向您保证,即使她乐意出面搭救莫尔莱神甫,她也根本不会接受您所说的那种在《百科全书》中表示的感谢的,尽管她会引以为荣。因为她行善并不是求得赞美,而是为了让她的善良的心得到满足。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衷心地终身地爱您
我竭尽全力地激发卢森堡夫人的热情和善心,以解救那个可怜的被囚人,结果成功了。她专门去了一趟凡尔赛,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因此而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间。与此同时,元帅先生也不得不离开蒙莫朗西去鲁昂,因为诺曼底议会有些不稳,国王派他去那儿当总督,以稳定局势。下面是卢森堡夫人走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信函集D,第二十三号):
星期三,于凡尔赛
卢森堡先生已于昨晨六时走了。我还不知道我是否去。我在等他的消息,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要在那儿呆多久。我见过圣佛罗兰丹先生了,他很愿意为莫尔莱神甫出力,但他发现此案之中有一些障碍,不过,他希望下周晋见国王时一下子就把它们给扫除掉。我也请求过,别把他流放,因为正在议论此事,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先生,我已获得的结果就是这么多,但我答应您,此案若不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决,我就决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生。现在,请让我告诉您,这么早早地离开您,我有多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您并未猜想到我的这种心情。我衷心地、终身地爱您。
几天之后,我接到了达朗拜尔如下的这封信(信函集D,第二十六号),令我真的高兴异常:
8月1日
多亏了您的奔波,我亲爱的哲学家,神甫已经出了巴士底狱,他被捕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马上就要到乡下去,并同我一起向您表示无限的感激与敬意。望多保重并爱我。原文为意大利文。
几天之后,莫尔莱神甫也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信函集D,第二十九号),可我觉得这封信并未流露出什么激动之情,而且似乎有点在贬低我给予他的帮助。而且,此后不久,我发觉他和达朗拜尔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可以说是——我不说取我而代之——继承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在她心目中所失去的地位。然而,我根本没去猜想是莫尔莱神甫促成我的失宠的,我太敬重他,不会这么猜疑他的。至于达朗拜尔先生,我在这儿先不说什么,我以后还要谈到他。
在这同一时期,我又遇上另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他见信后大吵大嚷,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似的,可他又从未将我的这封信拿给任何人看。我将在此把他所不愿做的事给补做上。
特吕布莱神甫我有点认识,但很少见面。他于1760年6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函集D,第十一号),告诉我他的朋友及信友福尔梅先生曾经在其报上登了我致伏尔泰先生论及里斯本灾难的信。特吕布莱神甫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以他那精明而狡猾的花招向我打探,假如把这封信重印的话我将意下如何,可他却不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我。由于我从内心深处就痛恨这种奸诈的人,我像应该做的那样向他表示了谢意,但口气却很严厉,他虽然感觉到了,可却并未妨碍他巧言令色地又给我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早就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为止。
不管特吕布莱可能是怎么说的,我反正很清楚,福尔梅根本就没找到那封印出来的信,而那封信第一次印出来正是出自他的手。我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为自己牟利,尽管他还没无耻到极点,把一本已出版的书的作者名字抹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拿去出售赚钱。可那封信的原稿是怎么落到他的手里的?问题就在这里。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我头脑简单,竟为之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伏尔泰在这封信中被推崇备至,可是,如果我不得到他的认可便将信让人印出来,不管他自己的做法有多不正派,他还是大有理由抱怨的,因此,我决定就此给他写一封信。下面就是那第二封信,他没有回我这封信,而且为了更加随意地大发脾气,他还假装被这封信给气疯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不喜欢受人阿谀奉承
1760年6月17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一直以为决不会再与您通信的。但是,得知我于1756年给您的那封信在柏林印出来之后,我对此的所作所为,我得告诉您,并将真诚朴实地完成这一义务。
这封信因为是确实写给您的,所以就绝不是旨在付印的。我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因为,出于友情,我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仨人也因同样的原因,更不能践踏自己的诺言,滥用手中抄件。这仨人就是迪潘夫人的儿媳舍农索夫人、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位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一直希望这封信能印出来,并因此而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回答她说得看您的意思。她便征求您的意见,您拒绝了,因此这事就搁下来了。
可是,我与他并无任何关系的特吕布莱神甫先生刚刚写信给我,满怀真诚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一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见到了这封信,还附有一个编者按,日期是1759年10月23日,说他于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的书商那儿发现的,而且还说,由于是印在一页活页纸上,一经散佚就难以复得,所以他觉得应该登在他的报纸上。
先生,我对这件事知道的就是这一些。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之前,在巴黎尚无人听说过这封信。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那就是落入福尔梅先生手中的那一份,无论是手抄件还是印刷件,只能是从您那儿——这好像不大可能——或者是从我刚刚提到的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手中漏出去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两位夫人是干不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来的。我在退隐之中,无法知道得更多。您有一些通信关系,如果这事值得的话,您通过这些关系很容易就能查个水落石出,以正视听。
在他的同一封信中,特吕布莱神甫先生还向我表示,他把那份报纸保存下来了,未经我的同意,绝不借给别人。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不过,那份报纸可能在巴黎并不是惟一的一份。先生,我希望那封信没在巴黎印行,而且,我将尽最大努力阻止印行。但是,如果我阻止不了的话,如果我及时得知我能有优先印行权的话,那我将毫不犹豫地由我亲自让人去付印。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
至于您对那封信的复信,我没拿给任何人看,而且,您尽管放心,未经您的同意,它是不会被刊印出来的,而我也当然不会那么不识趣去要求您予以同意的,因为我很清楚,一个人写给另一个人的信,并不是写来让众人看的。不过,如果您想写这么一封信让众人看,并且是写给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把它原封不动地附于我的信后,而且不作一点反驳。
我一点也不喜欢您,先生。您给我这个门生和您的热烈拥护者造成了种种使我最痛心疾首的痛苦。您曾在日内瓦被收留,可您不思报答,却断送了日内瓦;我曾在我的同胞们面前为您竭力捧场,可您不思报答,反而离间我和我的同胞。是您让我在我的祖国呆不下去的;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既失去垂死者的一切慰藉,又获得被扔进拉圾堆里去的荣耀,而您却将在我的祖国莸取一个人所能期待的所有的光荣。总之,我恨您,因为您希望这样,但是我是作为一个更配爱您的人在恨您的,如果您愿意我爱您的话。在我的心中所充满的对您的所有情感之中,惟有对您那卓越的才气无法拒绝的赞美以及对您的著作的爱还残存着。如果我在您身上尊崇的只是您的才气的话,那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会丢掉对您才气所应有的尊敬和此尊敬所要求的礼貌。
在所有这些使我的决心日益坚定的文学上的小烦恼中,我得到了文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荣耀,我对此尤为感动:孔蒂亲王竟然两次大驾光临寒舍,一次是去“小城堡”,另一次是去路易山。他甚至两次都选在卢森堡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明显地表示他是专程来看我的。我从未怀疑过,这位亲王最初对我的厚爱是多亏了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玉成,但我也并不怀疑,他自此之后不断地令我蓬荜生辉是出于他自己的情感,并且也由于我自己的努力。
由于路易山的房间很小,而塔楼的景色颇佳,我便把亲王领到塔楼里去。亲王恩宠有加,竟让我荣幸地同他对奕。我知道他总赢罗伦齐骑士,而后者的棋艺比我高超。然而,不管罗伦齐骑士和观战者们如何对我又使眼色,又做鬼脸,我只当没有看见,我们下的两盘棋都是我赢了。下完之后,我以恭敬而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尊贵的殿下了,以致想着下棋时非要赢您不可。”这位伟大的亲王才华横溢、出类拔萃,不喜欢受人阿谀奉承,至少我认为他的确感觉到,只有我在下棋时把他视作常人,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真的感到高兴。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
即使他因此而对我不悦,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想法欺骗他,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对他的厚爱,心里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但假如需要自责的话,那就是有时候我在报答他时,举止欠妥,而他对我施恩加宠时却是风雅不凡的。没过几天,他派人给我送来一篮野味,我竟大模大样地收下了。又过了几天,他又让人给我送了一篮,他的一位随猎武将奉他之命给我写了一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果,是他亲手射杀的。我照样收下了,不过,我给布弗莱夫人写信说,再送我就不收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地责骂,而且也的确该骂。拒绝一位亲王亲手猎获的猎物,而且又是那么客气地赠送的,这并不表明一个高傲的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时的细心,而是说明了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教养的人的粗鄙。我在信函集中重读这封信时,总是感到羞愧,深悔不该写这封信。不过,我之所以写我的《忏悔录》,并不是要把自己的蠢事隐瞒下来,而这件事让我太恨我自己,所以更不能掩饰过去。
我差一点儿又干了一件蠢事,几乎成了他的情敌。当时,布弗莱夫人是他的情妇,可我却一无所知。她常同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她很美丽,人也还年轻。她爱装出一副古罗马人的架式,而我则总是思想浪漫,因此,我俩便比较投机。我几乎迷上了她;我想这一点她是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这事,而且并没有让我泄气的样子。可是,这一回,我学乖了,而且,都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了,也该学乖了。我在《致达朗拜尔的信》中,刚刚把那帮人老心不老的人教训了一通,而自己却不思吸取教训,岂不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再说,得知我原先并不知晓的情况,再要与这么位大人物相争,那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昏了头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也许还没完全摆脱对乌德托夫人的爱,觉得再没有什么能在我心中代替她的,我这后半生已向爱情诀别了。就在我这么写的时候,我还刚刚被一位年轻女子看中,受到她十分危险的挑逗,一双美目令人意乱情迷,但是,如果说她假装忘了我是个年届花甲的老人的话,我自己可记得很清楚。我这一步都没陷下去,也就不再害怕失足,对自己的余生也可以放心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发现她使我动了心,也就能看出我战胜了自己。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以为自己都偌大的年纪了还能使她产生兴趣。但是,从她同泰蕾兹说的一些话来看,我认为我曾引起了她的好奇。若是果真如此,而且她又因这种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而不原谅我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我的确生来就是自己弱点的受害者,因为那征服了我的爱情对我来说犹如一颗灾星,而被我战胜了的爱情则使我更加惨遭厄运。
在这两章中充作我的指南的信函集,到这里就结束了。以后,我将只是根据自己记忆的踪迹继续写下去。在这段残酷的时期,我的记忆是如此清晰,所留下的印象又是那么强烈,所以,尽管我被抛掷在自己各种灾难的大海之中,但我却无法忘记我第一次惨遭不幸的细枝末节,虽然其后果我已记忆模糊了。因此,在下面的一章中,我仍能很自信地继续往下写。如果再走得远一些,那就只好摸索前行了。
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着一种也许是暗自庆幸逃出了恶人的魔掌的感觉。然后,我便独自在这湖中荡漾,有时划近岸边,但从不登岸。我常常任随小船听凭风吹水冲,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沉思遐想,虽然想得蹊跷,但却不乏其温馨。我有时还心有所动地呼喊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现在就只在你的守护之下了,这儿绝没有奸佞之徒横亘在你我之间。”我就这样远离陆地有半法里之遥,真恨不得这个湖能是一个大海。然而,我可怜的狗却不像我那么喜欢久久地呆在水上,为了让它开心,我通常是有一个荡舟的目的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上面漫步一两个小时,或者躺在土丘顶上的草地中,尽情地观赏那湖及其周围景致,仔细观察研究我身边的所有花草,并且像鲁滨逊那样,为自己在这座小岛上建造一个想像中的居所。我对这个小土岗十分青睐。当我可以带着泰蕾兹和税务官夫人及其姐妹们来这里时,我因能成为她们的船夫和向导而有多么自豪!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兔子来,好让它们在那儿繁衍后代;这对让-雅克来说,宛如在过节一般。这一群小动物使我觉得这座小岛更加富有情趣。自这以后,我便更加经常地往那儿跑,而且兴趣越来越浓,想寻找到新居民繁衍的踪迹。
除了这些消闲之外,我还有一种消遣,它使我回忆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是季节特别赏赐于我的。那就是收获蔬菜水果的田野上的劳作,我和泰蕾兹以能同税务官夫人及其全家一起劳动而感到高兴。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见我骑在一棵大树上,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已经装满了苹果,动弹不得。我对这次相遇和另几次类似的相遇并不觉得难为情。我希望,伯尔尼人目睹我是如何安排闲暇的以后,别再想着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在孤独之中能安生宁静。我真恨不得能被他们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意愿给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无需看到自己受人惊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自白,是我预先就坚信读者们不会相信我的自白中的又一个。读者们始终顽固地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尽管他们在我整个一生中,不得不看到在我的内心中有许许多多的感受与他们的大相径庭。更加蹊跷的是,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我有着他们所没有的好的或不好不坏的各种感情,一方面却始终在把坏到极点、他们明知凡是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坏的感情强加在我头上。于是,他们觉得只要将我放在与大自然相矛盾的地位,只要让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就万事大吉。他们一旦想糟践我,就会觉得任何荒诞无稽的事都是可以相信的;而要是想往我脸上贴金,又觉得没有什么离奇的事是不可能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不愿遭受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为或怎么说,我反正仍旧要继续把让-雅克·卢梭的为人以及他的思想如实地展现出来,对他的感情、他的思想的特殊不加解释,不作辩解,也不去研究别人是否与他想的一致。我对圣皮埃尔岛这么中意,在岛上生活对我又极其合适,所以我把所有的欲望都倾注在这个岛上,决心绝不再走出这个小岛。我必须去附近拜访,必须去纳沙泰尔、比埃纳、伊佛东、尼多,这已经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累得不行了。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折去我一天的幸福,而走出此湖范围对我来说则犹如鱼儿离开了水。再说,往日的经验已使我不寒而栗。随便什么好事只要一使我心满意足,就足以让我做好失去它的准备,而在这个小岛上了却一生的那种急切盼望则与担心被迫离开的恐惧相依相随。我已经养成习惯,晚间去湖滩上坐坐,特别是当水大浪急的时候。看着浪涛在我脚下拍击,我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快乐。它使我联想到尘世的喧嚣和我的居处的宁静。这么一想,我有时便不觉动容,甚至感到泪水从眼眶中溢出。我深情地享有着的这种宁静只有怕失去它的不安心情才会扰乱它,但那不安十分强烈,以致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甜美。我深感我的处境朝不保夕,所以不敢过于奢望。我暗自寻思:“啊!我真恨不得用我根本就不想要的那种离开此地的自由去换取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的保证!我真想被强迫留在这里,而不是受人恩泽被容留于此!仅仅是想容留我在这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都能把我从这儿赶走,因此我还能期待我的那些迫害者见我在这儿很幸福而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吗?啊!只允许我在这里生活是不够的,我希望人们能判处我住在这里,我希望被迫居于这里,而不致被迫搬走。”我以嫉羡的目光看了看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静地呆在阿尔贝城堡中,只要想幸福就幸福。最后,由于我总是这么瞻前顾后,总是被令人不安的预感所困扰,总觉得新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袭来,所以我竟然希望,而且是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在希望,人们别只是容忍我住在这个小岛上,而是把它当成我的终身监狱,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会以最大的喜悦去把牢底坐穿,因为我真心希望在岛上度过余生,而不愿遭受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变成了事实。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却收到尼多的大法官先生的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信中以邦议会的大人先生们的名义下令我离开这座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区。我读着这封信恍如做梦一般。没有什么能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更莫名其妙,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以为自己的预感只不过是惊弓之鸟的胆战心惊,并没有把它视作可能会有丝毫根据的一种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措施以确保自己有当局的默许;人们也已让我安然地搬来岛上;好几个伯尔尼人以及对我友情深重、厚礼相待的大法官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天气转凉,驱逐一个垂暮老者是十分残酷的。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道命令中有误会,而且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是专门挑选收获葡萄的忙季和参议院一小撮人正在休会期间,出其不意地给我这个打击的。
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抛弃,否则就得花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有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体虚气馁了。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高傲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忿忿不平,但却不得不卑躬屈膝地请求宽容时限。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这一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坚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的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坚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命令,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乎情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应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各个方面都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时此刻身体又非常地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荡然无存,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作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们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期待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考虑来考虑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的好,免得我被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赶着,漂泊不定。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24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两难。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可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轶事了。这件事让我的厄运达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它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在莫蒂埃深受迫害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惟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地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我的这本书,他们为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而深受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就这个伟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于当地的一个望族,是驻法皇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先生为科西嘉岛独立而斗争的科西嘉爱国者的领袖(1725—1807)。该岛原属热那亚,后于1769年被法国人兼并。保利在英国的支持下,曾与法国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的一件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我对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感到十分不安。我虽然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发生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这个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十分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却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这个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而当我听说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弄不明白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也不能完全踏实下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正地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这个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这个打算,我却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这个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是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一下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和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渐渐明白,若不身临其境,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同感。虽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详细地考虑了一番。我把这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职,对它应该很了解。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个地方的可怕情景,使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极大地冷下来了。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冒了出来,我企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如果是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性喜欢独自一人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而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来就不习惯的漩涡中去,过一种完全与我的兴趣相左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去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丧失殆尽,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如果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异常痛苦。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各种各样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逃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非常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却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和友谊的梦幻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向往着这种最大的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即使独自殚精竭虑20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呆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何况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个权宜之计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各个方面。我无论躲到什么地方,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使用阴谋诡计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定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只当作是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悄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帮助。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从容容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弃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厨具、纸张、书籍等一切物品全都带上。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两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主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德性来看,我必须在受到各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以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估计各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大岁数的人,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认认真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望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拿定主意。
我正这么犹豫不决,颇费踌躇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地紧迫。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24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小岛和整个国土,即使是插上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这一情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么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么在沮丧的情况之下,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收拾,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小岛,到达比埃纳时,尚未到中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我得讲一讲。
左邻右舍听说我被勒令离开退隐之所,便立即蜂拥而至,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恶的虚情假义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气愤难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高的威望。韦尔德迈以他的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劝说,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到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找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颇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的情感和好心的关怀令我十分惊讶。我压根儿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义切,看得出他是真心诚意地在劝说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各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说,我便湖涂起来了。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各种迫害的幕后主使。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泰尔的来访和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涤荡掉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有陷阱。我惊奇地暗想巴泰尔的这番好意的原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包藏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个理当被扼杀的人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府上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却甚是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这么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命行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地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避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却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早日到来,深信只有呆在他的身边,我才会寻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小岛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他们在渡口迎接我。我们一起在旅店里吃了午饭。我到了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言词恳切,情义深重,使得我那颗从来就经不起好言相劝的心,尽管主意已定,仍不免被他们给说动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便更加执意挽留,以致我终于被说服,同意在比埃纳至少呆到来年春天。
韦尔德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找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还把它吹得好得不得了。小房间是在四层的后楼,对着院子,尽是皮货商晾着的发臭的麂皮。屋主是个小个子,一脸的委琐,还挺狡诈,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浪荡子、赌棍,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既无妻室儿女,也无男仆女佣。我虽身处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地方,但却是凄凉孤独地囿于陋屋之中,用不了几天就会把我憋闷死。尽管人家对我说居民们如何急切地盼望着我的到来,可我最感忧伤的是,走在街上,却看不出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丝毫客气的表示,看不出他们的目光中有丝毫亲切的神情。可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听说而且第二天便看到、感到该城正在冲着我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骚乱。好几个献殷勤的人讨好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就将对我下达最严厉的命令,要我立即离开该邦,也就是说离开该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的;所有那些曾挽留我的人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韦尔德迈无影无踪。我也不再听说起巴尔泰,而且,他在我面前吹嘘的那些父老乡亲似乎也没对我有什么关照。有一位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是伯尔尼人,在该城附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他倒是主动提出让我去避避风头,据他说,他希望我能躲过被人乱石砸死的厄运。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觉得他的提议可取,我不想继续在这个“好客”之邦久留。
然而,这么一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24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正好,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来了,替我解了围。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身着官服,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本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从容容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激万分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欺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这在我心中留下的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一大早,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赶来与我相会,可我已来不及写上几句,告诉她我已有新的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卢梭未能写第三卷。1768年5月,他决定不再写《忏悔录》,把自己的一些文稿,通过泰蕾兹交给纳达亚克夫人保管,具体内容不详,有人猜测可能属于第三卷的草稿,至今不知其下落。——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浑身解数,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卢梭拿到去英国的护照后,从比埃纳经斯特拉斯堡,原想去柏林的,但他在斯特拉斯堡呆了五个多星期,并接到韦德兰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信,劝他别去柏林而去英国,说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将会在英国照顾他的。所以,他便又经巴黎去了英国。在巴黎,两位夫人将他送到了“她们的朋友”休姆手中。。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才叙述过的相悖的事情的话,即使它们是经过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而如果他们拒绝在我活着的时候同我一起把这些事情弄个清清楚楚,查清虚实,那他们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而我则敢大声地、无所畏惧地声明:无论是谁,连我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仅凭自己的眼睛就将审视我的天性、性格、道德、志向、乐趣、习惯,并将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当被扼杀的人。”
我读完之后,众人鸦雀无声。我觉得只有埃格蒙夫人神情很激动,她显然在颤抖,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默不作声。这就是我从读我作品以及所作声明中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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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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