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中所未有,都是中国人旧时代里残虐人性、遗世笑柄的莫大耻辱。娼妓是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的,只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产生的迟早和形成、发展的具体途径不尽相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各有不同。就中国而言,娼妓的大量存在以及促使其不断产生并恶性发展的娼妓制度,是旧中国最为丑恶、残忍、令人发指的社会现象之一。对此,我们的前辈文人和现当代学者均做过历史考察和文化解读。鲁迅在《男人的进化》中的批判,可谓入骨三分:
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花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瞿秋白在《关于女人》中的思考,深入本质: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
汉代男根陶盆
聂绀弩在《论娼妓》中的议论,颇富哲理: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卖。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在一切不幸者中间,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
台湾屌神
林语堂在《妓女与姬妾》中的描述,充满诗意:
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品德培养有害;让她们读太多的书也不合适,于她们的道德同样有害。绘画与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所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些方面上有发展,因此她们不需要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所以,文人学士都云集到了秦淮河。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妓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瓷塑吕洞宾
李敖在《瑞典与废娼》中的抨击,锋芒凌厉: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
素女经九法
上述这些学者和理论观点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具有不同的理论特点,同时也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文化涵养,为我们今天认识、研究“娼妓”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天地和知识选择范围。这也是我们后起研究者的幸运之处。
一“娼妓”定义
娼妓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西方国家中,娼妓(Prostitute)总是和卖淫(Prostitution)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又有女艺人(艺妓)与卖淫女(色妓)之分。本书论述的“娼妓”,主要是指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嫖客钱财的典型意义上的娼妓。
陶祖
大禹陵“窒石”
娼妓可分为男妓、女妓两大类。女妓可以向男人卖淫;男妓(相公)则既可以与女人又可以与男人,进行金钱和肉体的交易。中国有男妓的历史几乎与有女妓的历史相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男妓龙阳、弥子瑕。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娼妓中的绝大多数仍是女性,女性是娼妓的主体。因而,我们在本书里要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女性娼妓。
一般人常把娼与妓混为一谈。其实,娼与妓是有区分的。“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在封建社会里,娼及她们的后三代子孙,都不能应科举考试。妓则专指被迫出卖皮肉的妇女,其后裔可应科举试。”(刘国兴《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娼妓,尤为如此。龟鸨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娼妓和娼妓制度也不是一回事。娼妓不过是娼妓制度的一种牺牲品而已,真正的罪恶渊薮是由旧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的娼妓制度。娼妓制度的核心是把卖淫公开化,甚至合法化。所以,聂绀弩《谈鸨母》指出:“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
“娼妓”内涵及其文化底蕴的厘定娼妓文化(1)
敦煌壁画呈示的女乐场景
二娼妓文化
娼妓,这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她们不但与酒楼、茶肆、旅店、舞厅、烟馆、赌场以及许多商业活动相互利用,而且与帝王官吏、文人墨客有着密切的联系。帝王偷妓是在猎奇心理支配下,寻求俗世的性刺激;官吏嫖妓既为消遣享乐,又为色情行贿、政治交易;文人狎妓精神多于肉欲,卖弄的是风流才华和浅吟低唱;商贾泡妓图的是招揽顾客,推销商品;黑道霸妓目的是设局诈骗,谋钱害命。娼妓种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汇聚了中国社会生活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娼妓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种浓缩。因此,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娼妓,或者谈论娼妓而不涉及文化,都是片面的、迂腐的。
公山和母山
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描写娼妓人物,表现娼妓生活之作,历来史不绝书。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烟花粉黛”、“青楼狭邪”,一直蔚为大宗。至于青楼女子(高级妓女)用文学作品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心绪,写自己的灵魂私语,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娼妓文化反映的是娼妓这一阶层的人生态度、心理特质、生态环境、生活习惯、风俗情趣。但事情并非这么单纯,在中国古代,姿容美丽、能歌善舞甚至能诗会画的高级妓女们,是整个上层社会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她们用自己的风韵、艺术修养,当然还有美色,征服和吸引了无数好色的皇帝和大臣,宫廷文化在这种渗透、影响下,逐步走向世俗化。当然,这种俗化决不是宫廷文化的大众化,泯灭至尊与至贱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而是过腻禁中生活的帝王品味世俗情调的产物。说白了,不过是封建帝王纵欲享乐的另一种方式。妓女对于文士,特别是那些名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和点缀,正如绿叶之于红花。因此,在文人骚客的笔墨中,保留了不少古代名妓的印迹,她们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风流浪漫。在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说,妓与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双璧。他们互有所需,互相依赖,共同创造了部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才子佳人风流韵事。
甘肃大地湾出土的石祖
女阴瓷酒杯(近代)
“娼妓”内涵及其文化底蕴的厘定娼妓文化(2)
裸体飞天
甘肃大地湾出土的女阴纹陶罐
娼妓文化在整个文化史上的地位属于市井文化的范畴,它是联系上层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纽带。不同特质的文化并不如油水一样永远截然分开而不可融合。“上层文化通过娼妓文化从市井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了上层文化的发展;市井文化又通过娼妓文化吸收上层文化的营养,推进了市井文化的发展。”(门岿《烟花女子的荣辱》第21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比如词,本是妓女们改唱格律诗而起步的。唐代歌妓及艺人唱诗,将“和声”和“泛声”处填入实词,打破唐诗的严整格律,出现了长短句,这便是最初的词。刘禹锡、白居易等上层的文人又把民间“胡夷、里巷之曲”引入诗中,依曲谱词,使“词”这一诗歌样式在唐末基本定型。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更肯定地说:“唐代娼妓,因其能‘做诗’,能‘诵诗’,能‘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有绝大的功劳。”此言不差。宋代娼妓,都是当代词家的传声人。词家柳永、周邦彦、姜白石的词,多在烟花巷陌的浅斟低唱中作成,也都由善歌的妓女唱开并流传于社会。词这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诞生文坛,无疑为上层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再比如慈禧的发髻式样,就源于市井的妓寮。据说慈禧风闻宫外盛行新髻发型,便命梳头房太监摹仿设计。可几次梳妆,慈禧都不满意。李莲英打听到此事后,便到妓寮中不耻下问,刻意学艺。李莲英学有所成之后,由太监沈兰玉推荐入宫,居然以梳头之技大得宠幸,造就了清末最后一个大阉,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清代欢喜佛
石雕弥勒佛(近代)
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一般来说是双向的(当然不是等量),市井文化在被上层文化有意识地撷取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和熏陶。比如皇帝、王公、贵族出入于青楼妓院,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便会把宫廷文化习俗带给了娼妓。《宋史·舆服志》载:“丁瓘言:衣服之禁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潜侈,未合古制。”娼妓以“卑贱”的身份地位,竟敢模仿宫廷夫人小姐的装扮,真是世风日下,这是令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都难以忍受的事情,故而下令禁止。但这种禁令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到了明代,这种风气更加盛行。明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写其在扬州的所见所闻说:“隔江十四楼中女,多少珠帘学内妆。”可见,市井绝不是促使社会堕落的消极之物,而是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神奇催化剂,推动着文艺、科技的萌生、发展,促进着社会习俗观念的演变。
中国娼妓文化具有漫长的时间跨度,复杂的嬗变更替,具有卑贱和优裕、屈辱和附庸二重性,它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联。娼妓文化对旧时代具有强烈的无与伦比的揭露作用,它在中国古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贺兰山交媾岩画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娼妓的起源(1)
汉宫春晓图局部(明.仇英)
一娼妓的起源
西洋娼妓起源于“宗教卖淫”(Religious Prostitution)或“神圣卖淫”(holy Prostitution),早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定论。通常认为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谟拉比王当政时期(公元前1750年前后),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娼”。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条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字来为你祝福,’……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件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论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颀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神庙妓女这个现象,把人类的性提高到几乎神圣的地步。性关系中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的代表,妇女们则毫不怀疑自己完成了与神的契合。性行为是不容许人们亵渎的,贬抑它就是蔑视神灵的威严和践踏神的光荣。
清末官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卖淫“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精神。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Bai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语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说:“圣娼是古代极为盛行的另一种制度。在许多地方,普通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性交。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都是圣娼。这种风俗也许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去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去得到庄稼的丰收的目的。”(罗素《婚姻革命》第25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神庙卖淫在古塞浦路斯、古埃及等地都有,即使东方的古印度,也有类似的“佛陀之娼”。(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在西方文明古国确实存在过一个“圣娼时代”。
中国古代娼妓是怎样产生的,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起源于“巫娼”
此种观点以王书奴先生《中国娼妓史》一书为代表(1934年11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王书奴认为,中国娼妓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之为“巫娼时代”。
(二)起源于“女乐”、“倡优”
此种观点以武舟先生《中国妓女生活史》一书为代表(1990年8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武舟在本书中力驳王书奴之说,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古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巫娼时代。”他认为,“最早的妓女就是为满足奴隶主的娱乐需要而产生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奴隶都能够充当他们的妓女的,他们必须是姿色超群、擅长歌舞伎艺的女子。因此,有籍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妓女是供天子诸侯宫中娱乐的女乐、倡优。”
(三)“多种来源”说
此种观点以刘达临先生《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为代表。(1993年10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达临认为,“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的所谓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而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型’,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
比较上述各种观点,笔者以为我们尚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否定王书奴先生之说。因为巫娼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痕迹,是无论怎样都抹煞不掉的。
男欢女爱瓷雕系列(近代)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娼妓的起源(2)
在原始社会,人们想像中的神灵是贪恋美色的。为了满足神灵的这一欲望,人们只得以美色去娱乐它们。诱以美色的方式有二:一是以美女做牺牲,用沉河或烧死的方法,使她们的灵魂去作神灵的妻妾;二是用绝色女巫去取悦神灵。
以歌舞娱神,只满足了神的视觉感官,满足不了神的情欲,还得有一种能够以身祀神的女子,去做神的情人。于是,女巫应运而生。
女巫既能够以身祀神,又能够把神的喜怒哀乐告诉人间,所以便成了人神之间的媒介。女巫大多为能歌善舞,巧言利舌,倩笑美盼,风情万种的有姿色女子,她们甚或以裸体祭祀来取悦神灵。1981年11月,浙江绍兴出土的越人墓中有一青铜神庙模型,庙中的祭师及女巫均为裸体。“考古发掘出的长江流域的文物,往往出现女巫裸体歌舞祭祀的场面。如此种种,都说明傩文化曾有过裸祭的历史。”(林河《〈九河〉与沅湘民俗》第93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7月版。)
女上位春宫图(清代)
神是人们按人间的模式创造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凡以美女作牺牲、裸祭媚神的历史记录,都发生在男神时代。显然,神就是男性。如何才能使神真正享用美女的艳情呢?女巫们便用与男子交合的方法把自己的才色奉献给神。这就有了郑国溱洧“禊礼”上的男女“尽情戏谑欢会”,有了齐国川闾祭会上的“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堂上烛灭,罗襦襟解”,也有了屈原笔下山鬼在风雨之夜等待情人,也就有了宋玉幻想中的神女与楚王的朝云暮雨了。女巫与男人在祭礼上交合以通神,这便是《尚书·伊训》中所说的:“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有殉于色货,恒游于激畋,时谓‘淫风’。”《晋书·夏统传》更记载了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在夏统家祭祀先人时,与夏统的从兄弟等人“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以前是“神妓文化”的时代,至唐代才开始转变为“人妓文化”。周穆王与西王母,楚王梦高唐,直至曹植《洛神赋》中宓妃的“解玉佩以要之”,都可以看作是“神妓文化”的产物。
明代宫中图卷局部(明.杜堇)
江晓原指出:“据我看来,王说未必全谬,武说却明显失于武断——巫娼在中国社会中的痕迹,直到明朝还存在。”他举了《中国志》(又译《中国纪行》)为据。中亚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曾在中国生活过若干年,于公元1516年作《中国志》一书,记述他在明朝前期中国社会中的见闻。其书第十一章“中国的娼妓”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明代令妓女集体祈雨的情形:
祈求丰收是这些圣役者(Hiérodule,注意这个措辞明显提示了妓女们与古时圣娼的渊源关系!)的日常事务。……当雨露迟迟未降时,皇帝便诏令进行公众祈雨以改变天时。这些祈求丰收的活动就是勾栏女子们的事,她们组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寺院中去。在出发前往那里之前,她们向其女侍及朋友们呼喊令人心碎的诀别,甚至还要作出遗嘱。……如果上天毫不怜悯她们并且不使她们的祈祷如愿以偿,那末她们就必然被投入大牢,即使她们成千上万也罢。她们然后再从牢中走向断头台,即按照事先强加给她们的条件行事。
帝王临幸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明代生育图
二管仲与中国官营娼妓的滥觞
公元前594年,有着贤哲声誉的诗人兼旅行家梭伦(约公元前640—559年)被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由此拉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序幕,并开创了雅典从贵族寡头政治向民主城邦过渡的局面。梭伦同时开始了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改革。他发现阿提卡贫瘠的土地不适于生长粮食,就提倡种植葡萄以酿酒,种植橄榄以出口橄榄油。为促进工业发展,他命令所有的父亲必须传给儿子一项技能,并且接受移居到雅典的外来工匠为雅典公民。他创立了雅典国营妓院,开西方国家设立妓院之先河,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和骚扰。雅典男子形容他们的性生活说:“我们有为快乐而设的娼妓,为身体的日常照护而设的婢妾和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设的妻子。”梭伦运用他的想像力和聪明才智改造了雅典社会,他的经济政策使雅典成为很大的商业中心。([美]马文·佩理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英雄时代,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管仲(?—前645年)就是其中一位名声赫赫的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在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改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相地衰征”,从劳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极大地调动了耕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农业上涉及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具有划时代意义。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推广铁铸农具,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引起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管仲经济改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提出“管山海”,首创盐铁专卖。管仲经济改革的第四个重要方面,是设置“女闾”——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前645年),以此推断,管仲创设的国家妓院比梭伦创立的雅典国家妓院(前594年)至少要早50年。所以,王书奴先生戏称管仲为“全世界官娼鼻祖”。
关于管仲设置“女闾”的确切记载,在先秦典籍中主要有以下几条: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战国策·东周策》)
管仲设女闾三百。(《齐书》)
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韩非子·难二》)
汉代及唐代秘戏陶雕
虽然三者所述女闾具体数目不一,但管仲襄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时设“女闾”制却是确定无疑的信史。管仲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与经济思想家,他把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作是政治、伦理观念的基础,他的著名观点“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于后世经济伦理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主张的取民有度,利民富民,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等观点,都为中国古代有远见的理财家所遵循,如桑弘羊的“修太公桓管之术”,刘晏的“养民”、“爱人”思想等。那么作为一代大政治家的管仲开设国家妓院决不仅仅是为了淫乐,而是有更深层的经济、政治目的。
其一,课税以充国用。管仲设“女市”、“女闾”,目的是收男子钱入官,也即后人说的“花粉税”、“花粉钱”等。《五谷颂》载:“管子之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国语·齐语》云:“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清代褚学稼《坚瓠集·续集》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当代台湾学者李敖《且从青史看青楼》谓:“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
其二,“社会安全阀”作用。这是套用西方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一种观点:即娼妓是“婚姻关系的安全阀”,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排泄口”。正是因娼妓的存在,缓解了社会上男性性欲因禁锢而积聚的压力,从而才减少了诱奸和强奸的发生,这就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良家妇女的贞操,使她们免遭强暴的污辱。管仲设“女闾”与西方“社会安全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女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
管仲设“女闾”的同时,还推行一种“合独”政策。《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管子《入国篇》说得更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合独”是国家为了鼓励婚娶,增加人口而采取的措施。为了保证这种措施的实现,又采用了相应的方法:“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者,奔者不禁。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韩诗外传》)这种男女之间比较自由的性爱活动——合独,随后在中原各国演化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风俗。
清代秘戏铜镜
概而言之,管仲创设国家妓院、推行“合独”政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意图,就是为了缓和及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其三,吸引、拉拢、稳定四方游士。
春秋初期,随着封建贵族兼并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社会大变动,不少在兼并斗争中失败的强宗大族,丧失了原有的爵禄和封土臣民,或“降在皂隶”、或逃亡它国,从而把大批原来依附于他们的“士”抛向民间,沦为自谋出路、四处飘荡的“游士”。
随着诸侯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智力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没有善谋善断之人,国不得治,争战则败。许多统治者把起用贤者视为头等的大事。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惟旧”、“惟亲”用人标准。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把任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发布命令,要乡长“进贤”。如有贤人而不报,谓之“蔽贤”,是犯罪行为,要给以惩处。卫文公治国之策中有一项“授方、任能”之策。(《左传》闵公二年)晋文公则“昭旧族,爱亲戚”,又“明贤良”、“赏功劳”,主张亲、旧与远、新并用。(《国语·晋语》)
正是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管仲为齐桓公开出了设“女闾”这剂药方,一石数鸟,可谓旷世奇才。士从氏族血缘羁绊中解脱出来,逐渐抛弃了不臣二主的信条,开始自由地辗转投奔于能施展其抱负才能的诸侯国,择君而仕。由于这些“游士”远离家庭,加之生活放荡、喜欢美色与酒,故妓院就成了吸引、拉拢、稳定他们的一种最好手段。《国语·齐语》载齐桓公曾根据管仲的建议,“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韩诗外传》亦说齐桓公曾“设庭燎以待士”,“四方之士相异而致。”
神木雕
其四,投桓公所好,供其淫乐。
齐桓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好色之徒,《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载其“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尽管宫中妻妾成群,但他仍不满足,总喜欢偷香窃玉、寻花问柳,到外面“冶游”(俗称谓之“嫖”)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其放荡不羁、风流情种之状,跃然纸上。
明代陶塑
近代陶塑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君臣曾有一段对话,颇有妙处。桓公问于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无害也。”桓公曰:“然则何为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于是专任管仲,尊其号曰仲父,恩礼有加,并且下令:“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君臣二人,各投所好,相得益彰,从而造就了春秋的第一位霸主,位居“春秋五霸”之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汉武帝确立营妓制
三汉武帝确立营妓制度
管仲创设妓院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竞相仿效,花样翻新,举其要者,有“以妓制敌”、“以妓劳军”、“以妓侍宿”等名目。
对吻石雕
(一)“以妓制敌”
《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何?’王缪曰:‘夫戎王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声色也,君送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之。’秦王及送戎女乐二列,戎王于是张酒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命公子迎之,拜为上卿,遂并国十二,辟地千里。”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国王,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可谓笑里藏刀、色中带血,阴险之极。以妓制敌,兵不血刃的例子在春秋时屡见不鲜。比如,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韩非子·外储说上》);齐国送美女80人给鲁君,使其“终日游观,怠於政事”(《史记·孔子世家》),结果孔子退出政坛,鲁国遂弱。美色女子成了一件最具杀伤力的肉弹外交武器,有时胜过雄兵十万,真是绝妙的讽刺!
(二)“以妓劳军”
《吴越春秋》上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引伸其意曰:“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死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因思念妻室而情绪低落,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遂输送了一批“有过寡妇”到前方军营“慰劳”,以满足士兵的性欲。这虽然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却是管仲“女闾”的变相,开了汉代“营妓”之先声。
(三)“以妓侍宿”。
战国时代,燕太子丹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又制定了一个“以妓侍宿”的办法。史载:燕太子丹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汉书·地理志》)他特地挑选了一批颇有姿色的女子安置在旅馆中,每有过往的宾客、游士,就让这些美女出现招待,陪吃、陪游,甚至陪睡。这些行径,与后世的“三陪”也非常接近。
西汉建立之初,权势贵重人物门下济济多士的局面便引起了刘邦的不安和反感。及海内战火平息,文、景以来,心怀二志的诸侯与具有才识的士人结合,愈来愈暴露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及其结构的侵蚀和破坏。于是汉文帝、汉景帝遂采纳贾谊、晁错之策,对诸侯王实行分治、削藩、抑黜。汉武帝刘彻时更千方百计地禁绝士人与诸侯的联系,打击他们事奉诸侯的积极性。游士失去了依赖的土壤,愈来愈不吃香了。至此,始自春秋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诸侯—游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英气勃发、富于进取、广拓疆土的伟大时代,以疆场厮杀、建功立业为荣,以军功大小封赏。为了激励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士气,汉武帝采取了许多优待将士的措施。这里仅举二条与本书内容相关者,加以论述。其一,“妇女抑配军营”制。《汉书·李陵传》载:“陵始军出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把强盗或者犯人的妻子押送到军中“抑配”给军人当老婆,显然是当时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社会习俗、时尚方面来看,人们很难认同、接受这种做法;即使是强盗或罪犯的妻子,也大多不愿意或干脆躲藏起来。将帅们为了安抚军心,便残恶地把这些妇女搜出来斩首示众,以杀一儆百。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也只有战时嗜杀成性、好大喜功的武夫们才做得出。暴虐的手段,仍然解决不了军中狼多肉少的尖锐矛盾。于是,汉武帝将越王勾践“以妓劳军”的临时做法,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
对吻角雕
其二,“营妓”制度。《万物原始》曰:“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营妓多由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来充当,主要职能是“献伎、呈身、侍宿”。军中公开设立“营妓”,既可歌舞表演、赏心悦目,又可寻欢作乐、发泄性欲,一时间,武夫们热血沸腾、群情振奋、乐不思乡,征战在沙场,陶醉在肉林,好不快活,谱写着雄性十足的英雄史诗!汉武帝是历史上著名的好色天子,自称“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所以,他确立“营妓”制度并不奇怪。司马相如在《难署父老》中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可视作同时代人对汉武帝才高气雄、文治武功、风流好色富有感召力的评价认识。
钩戈夫人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四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隋朝刚刚建国,就开始制订礼乐。黄门侍郎颜之推向隋文帝建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以“梁氏亡国之音”为名,不用(《隋书·音乐志》)。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舞艺人都为隋所有,归入太常寺清商署管理。开皇时曾定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隋炀帝杀父登上帝位后,“颇玩淫曲”,于是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这当是中国历史上设立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管理艺人的机构。隋炀帝利用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他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西苑是炀帝在东都西郊所建的大花园,周围二百里。《资治通鉴》卷180记西苑的奢侈情况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行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纡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沿渠又建十六院供宫妓居住。炀帝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数千宫女、宫妓,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他还经常在洛阳演奏散乐百戏,极其铺张。大业二年(606)因突厥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招集全国的乐人和散乐(包括各种戏剧、杂技)大演百戏。自此,每年正月祝贺新正时,“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宫妓达3万余人,皆衣锦绣缯彩,搞得“两京缯锦,为之中虚”。大业六年(610),有少数民族和外国君长来,隋炀帝为了夸耀富强,就在天津街盛陈百戏,“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厭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其营费巨亿万”。(《隋书·音乐志》)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一
唐代宫廷音乐继承隋朝,但将隋炀帝时的九部乐,改为十部乐。在十部乐中,最主要的为燕乐、清商、西凉乐和龟兹乐。以龟兹乐最为流行,各种乐曲,“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旧唐书·音乐志》)。唐代的乐舞机构,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于政府的太常寺,大乐署既管《雅乐》,也管《燕乐》,鼓吹署专管仪仗中间的鼓吹音乐。后两个部门主要是属于宫廷。
唐初武德(618—626)年间,唐高祖李渊开始实行教坊制度。置内教坊于宫禁之中,归太常寺领导。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名为“云韶前”,唐中宗李显时又恢复称“教坊”。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认为太常寺是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乐都管,于是在开元二年(714)将太常寺与教坊实行分司管理,各负其责,从而使教坊机构大为扩展。此后,唐朝的教坊发展到五处: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有四处,两处在西京长安,两处在东京洛阳,均属宫廷直接管辖,由宫廷委派中官(即宦官)充当教坊使。从此,教坊成为集合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置,专管雅乐之外的音乐、歌舞、俳优、杂伎的教习、演出等事务,男女兼用,以女伎居多;而太常寺则专管祭祀礼乐,只容男工,没有女伎。教坊的规模、人数都已超过了太常寺,仅唐玄宗时的长安内外教坊就容纳了一万一千四百零九教坊妓(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唐玄宗和一帮梨园弟子
由于唐玄宗对音乐、歌舞的特殊爱好,在他统治时期,宫妓人数大增,教坊最为兴盛。唐玄宗又在宫中设梨园、宜春院等,精选最佳艺妓入内学习。梨园是教练坐部伎子弟法曲的场所,玄宗自任教练,校正曲音,故号“皇帝梨园弟子”。也就是说,“皇帝梨园”是皇家音乐练习、排练厅,由“预教”的弟子与执教的乐师组成皇家乐队,他们从坐部伎中挑选而来,原先已有演奏技巧,经过唐玄宗“名师”指导,这些“梨园妓”的技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因而,唐玄宗做了新曲,常常交给梨园演奏。故此,元明以后的戏班艺人有崇奏唐玄宗为“祖师”一说。
教坊妓,依着色艺的高低,还分成等级。平民家的女儿,因容貌美丽,被宫廷选进去的,要学习弹奏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器乐技术,也要学习歌舞,称为“奏弹家”。教坊中一般的女艺人,被称为“宫人”。最高级的女艺人,是属于宜春院;因为她们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所以被称为“内人”或“前头人”(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34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从唐玄宗始,还在东西两京各设置左、右两个外教坊。这里也养着一批艺妓,专门供奉宫廷,随时听候调遣。左教坊妓多工舞,右教坊妓多善歌,分工合作,相得益彰。在记载中,这时期的教坊妓,被提到的很少。偶然被提到的,有公孙大娘舞《剑器》,有小蛮舞《杨柳枝》、沈河翘舞《何满子》、王屋山舞《绿腰》,有张四娘演《踏摇娘》,有名歌妓念奴许和子,有竿木妓王大娘。这些人的艺术造诣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外教坊除了为宫廷服务外,还为贵族阶层服务,如善歌舞的张四娘就应邀出外表演。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便允许教坊妓向社会卖艺。到了唐文宗(827—840在位)时,教坊妓出宫侍宴演出已屡见不鲜。《唐会要》卷34《论乐》记载:京兆“府司每年重阳、上巳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二
无论是宫中内教坊的“奏弹家”、“宫妓”、“内人”、梨园妓”,还是宫外左、右教坊的歌妓、舞妓、女乐,她们都是专门供奉皇室的教坊妓。她们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盛会、宴宾典礼等仪式上演出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节目以娱天子(当然有时天子也“赐”群臣同乐共赏),性服务就是次要的——天子的性对象实在太多了。史载,唐玄宗时,长安大内、大明宫、兴庆宫及东都大内、上阳两宫,有宫女四万人。数万美女,玄宗一人当然无法遍幸。于是这位风流天子发明了一种“随蝶所幸”的办法:叫嫔妃插上鲜艳的花朵,自己捉粉蝶放之,蝶飞到那儿,他就到那儿过夜。直到后来杨贵妇专宠,才停止这种游戏。白居易的《上阳人》一诗,代玄宗时期的宫女唱出了她们的哀怨:“未容君王得其面,已被杨妃遥侧目”。从此以后,“一生遂向空房宿”。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三
教坊妓中有不少人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她们受到了比较高的礼遇。杨贵妃对善歌善舞者颇为器重,她身边有两名侍儿,善歌的叫红桃,善舞的叫张云容,彼此融洽,互相教习。还有一位新丰女伶谢阿蛮,以善舞著名,“常入宫中,杨贵妃与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明皇杂录》补遗)但这并不是说,教坊妓只献艺不献身,色艺分离。元稹《连昌宫词》中就有“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之句,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传呼寻找名歌妓念奴,念奴却偷偷跑出宫与年轻的贵族睡觉去了,此例一。《新唐书·后妃传上》载:“正月望月,帝与后微服过市,纺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此例二。《开元天宝遗事》上也有这方面的文字,唐玄宗的弟弟申王李成义到冬天时,总是让宫妓们紧紧围坐在他身体的四周,以御寒气,称为“妓围”;唐玄宗的另一个弟弟歧王李隆范,天冷时,却常常将手放入宫妓怀中抚摸,称之为“暖手”,此例三。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则挑选妇女中的肥胖者团团围住,在冬天遮风挡寒,曰“肉屏风”、“肉障”,此例四。沉溺于歌舞女色,是专制君主肆情纵欲的最主要方面。在深邃的宫禁之内,几乎每天都发生赤裸裸的性的放荡。虽然表面上看来,教坊妓在宫中所处的地位比别的宫人要高,但她们始终仍是皇家玩弄、猥亵的异性工具而已。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1)
五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色情业也随之成为市井百业中蔚为大观的热门行业。长安、扬州、成都、杭州等地都是纸醉金迷,依香偎玉的场所。《中国娼妓史》载:“唐代吏狎妓,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幕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有官吏在交割公务时,同时交割妓女的;有与妓女恋爱,失败后发狂而死的;有官员集会,各携妓妾互相狎昵的……无怪乎后世嘲骂为“脏唐烂汉”。官妓制度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和朝廷纵容下,在唐朝大盛一时。
(一)官吏狎妓之风与进士“曲江之会”
唐朝除了比较发达的宫妓外,社会上还形成了一支宠大的、隶属于各级官府的妓女队伍——官妓。当时诸道藩镇、府司、州县,都设有官妓。官妓的称谓,有“府娼”、“郡娼”,有“官使妇人”、“官使女子”、“官奴”,有“乐营妓人”、“乐营子女”等等。这些官妓要在所居住的地方州府注籍登记,由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州刺史等直接掌握和管理。官府举行庆典、宴会,逢迎上司、应酬同僚、招待宾客,都要召她们前去佐酒助兴、歌舞献艺、侍夜睡觉。即所谓“柳际花间,任为娱乐。”(《云溪友议》卷十二)
唐代的地方各级长官不仅专制军事,兼理民事、财政,而且还“独占花魁”,随意赠送或夺取美色官妓。薛宜僚会昌(841—846)时出使新罗,船遇风浪,滞留青州多日,看中了妓女段东美,节度使乌江真便赠给他娱乐解闷。(《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
《女四书》及《洞玄子》
唐朝的地方官调动工作时,前任向继任者除了交割公职外,还要交割不能带走的官妓。《南部新书》就记载了两首荒唐的“交割”妓女诗。尚书李曜守歙州时,一直纳营妓韶光侍夜,可他并不满足,对酒席上充当酒录事的妓女媚川也颇有好感。离开歙州日,恋恋不舍,与继任者吴国交代,托其“存恤”,照顾两个戏颜旧交,并以诗抒发“不胜离情”:
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
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
那股子眷恋不舍的愁劲儿,真让人心里发酸。可偏偏吴国是个“杠头”,还感叹没有接收到更好的。甚至连李曜对媚川、韶光的那点风流和怜香惜玉劲儿,都让他当屁给放了。他反唇相讥,赋诗一首:
曳屐优容日日叹,须言达德倍仇澜。
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珠掌内看。
两个人的诗诵唱和用的不是地方,只留下声色犬马俗不可耐,被贻笑大方!
为了狎妓,官吏们争风吃酣,大打出手的也大有人在。神策将军李晟率军镇守成都时,与官妓高洪打的火热。本来嘛,在任时有职有权,谁爱要什么要什么,自然相安无事。可他偏偏不知满足,离职回师时,竟大模大样地将高洪带走,还拿当地官员说三道四。结果把人家惹急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恼羞成怒,遂派军兵弛马追来。于是两边结了仇,刀来枪往,弄得你死我活,瞎打冤家不说,高洪还被夺了回去,李晟洋相出尽。
唐朝官吏狎妓,奢靡豪华,可谓盛极一时。《因话录》载,睦州刺史柳齐物上调京师,途中迷上了姿艺俱美的名妓陈娇如。陈娇如戏言:“假如大人能下锦帐二十里,我即侍奉大人终身。”第二天,柳齐物如数置办齐全,车马载着锦帐,浩浩荡荡向京师进发。陈娇如大惊,十分欣赏柳齐物的奇人异行,遂投怀送抱做了家妓,也算是“红颜酬知己”。姑城太守张宪掌管多名官妓,终日沉醉在酒池肉林之中。为了使众多妓女,各展才华,故别出心裁分而掌职:“使娼妓载拂壶中锦仙棠,密粉淡妆,使侍阁下奏书者,号‘传芳妓’;酌酒者,号‘龙津女’;传食者,号‘仙盘使’;代书札者,号‘墨娥’;按香者,号‘麝姬’;掌诗橐者,号‘双清子’;诸娼曰‘凤窠群女’,又曰‘团云队曳云仙’”。真个是烛影摇红、色中皇帝。唐代官吏还有在外贮妓生子,留下风流孽债的。《南部新书》说:“张裼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回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
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风头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岩,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稹。韦皋镇蜀时,对名妓薛涛颇为宠爱,常与之诗词唱和,出入车舆,名扬四方。元稹谓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王”。路岩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史称虽潘安再世,王蒙复生,也不能与之相比。他率军镇守成都时,摆宴于江楼,城中美女如云,跑到江边,踯躅眺望,怀掷果之羡……路岩却与行去等十多个名妓推杯换盏,浅尝巧对,留下了“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名句,以至一直流传于后来的妓院娼楼。(孙光宪《北梦琐言》)至于白居易、元稹等文人随波逐流于青楼场所,沉溺于声色之中的事,留在后面章节再叙。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2)
玄女法之一:龙翻
玄女法之二:虎步
唐朝的京师,除了教坊妓外,还有供官员佐酒助兴的官妓。《北里志》载:“平康里入北门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者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幔之类称是。”从中可以看出,长安平康官妓已有后世妓院的雏形。其一,平康妓已有形别品流的区分。其二,“曲院”已有相当的规模。唐代的官吏狎妓,不仅不予禁止,而且还变成了奖掖人才、优待进士的一种制度。史载:进士及第,“列书其名于慈思诗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曲江会”最初是下第举人的“安慰会”、“消愁会”、“惜别会”,后来中举者喧宾夺主、改换内容,却变成了新科进士的“出风头会”、“颠饮会”、“采花会”,而且人数渐多,声势越来越大。每每及此,来自四方的新贵举子、及第和不及第者,皆借此机会寻芳逐艳、纵酒狎妓、尽情淫乐。李肇的《唐国史补》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相当有价值的文化史料:
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为远。
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自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
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
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内供帐宴馔,卑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
主乐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常诘月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则烛皆倍,科头皆重分。
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造游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
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
考进士靠诗赋,所以新科进士在妓女面前卖弄的也就是诗赋。孟东野登科之后,就作了一首千古名诗: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而妓女们,为了赢得进士们的欢心,也以诗赋趋迎。史载裴思谦“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幅,诣平康里宿焉”,风流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妓赋诗一首赠他:
银红斜背鲜明珰,小语低声唤玉郎。
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郭昭述离京外任,行至咸阳,刘国容遣一女仆骑马追至“长亭外,古道旁”,送情书一份:
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思憐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
新科进士,年少英发,“挟妓宴游,恍如奉皇上诏旨一般,得意忘形”,出尽了风头。更有甚者,长安进士郑宪、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人,“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姬三五人,乘小犊车揭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谓颠饮。”(《开元遗事》)如此荒唐透顶,如此斯文扫地,令人汗颜。他们的放荡“狂”行,已经朝着文人“儒雅”的方面前进了一步。
玄女法之三:猿搏
玄女法之四:蝉附
(二)“点唤侑樽”与“品花列榜”
享乐意识是宋代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宋人的享乐意识中往往表现出对物质享乐和精神享乐的双重欲求。其表征为:第一,饮食业发达;第二,游乐之风盛行;第三,勾栏瓦肆繁华,秦楼楚馆林立。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醉生梦死的享乐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后世也属罕见。
(1)酒楼
宋代饮酒非常流行,上自帝王下及士庶都普遍喜欢饮酒。酒的名称非常之多,有蔷薇露、流香酒、洞庭春色、蓬莱春酒、郫筒酒等。自宋太宗起宋代开始实行官卖酒制度,后来至神宗时又开“设法卖酒”之风,等于是提倡以售色相辅助经商,从而更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饮酒业的发展。
南宋杭州酒店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酒楼多为高级酒店,有春风楼、和乐楼、丰乐楼、北外楼、西楼、权和、太和、南外库、西溪库等72户,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载:“以上并官府,属户部点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后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可见这些官营酒楼,有官妓陪客,客人要嫖妓买笑,只要“点花牌”便可任意选择。私营酒楼有熙春楼、绿马拍、严厨、花月楼、巧张、只卖好酒、张花等,“以上皆市楼之表者。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皆师妆祛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每处俱有妓女伴坐,服侍风流酒客买笑追欢,通霄达旦,不知疲倦。
玄女法之五:龟腾
玄女法之六:鹤交颈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3)
(2)茶坊
宋代有饮茶之俗,不论达官显贵或村夫市民,都喜欢茶。到了南宋,茶肆业就更加发达。杭州茶肆张贴名人字画,插四时鲜花,装点门面,吸引顾客。茶肆按季节变法更换品种,力求四季均有“奇汤异茶”。茶肆分为若干种类:供富家子弟等人聚会、学习教曲之类者,称为“挂牌儿”;供百行行首碰头议事者,称为“市头”;网罗妓女从事唱歌卖淫者,称之为“花茶坊”;摆设桌凳,以茶为由,以妓陪聊,年轻后生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者,称之为“水茶坊”。叙茶坊、大茶坊、花茶坊、人情茶坊……并非以茶汤为主,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钱、在色罢了。不过,楼下开茶肆,楼上搞成色情场所,茶坊里也可与妓女戏耍娱乐,也算宋代人享乐意识的一个花花点子。
(3)歌馆
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记载,南宋杭州的歌馆颇多,而且各有等级差别,大多集中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苍、后市街,是名花荟萃的地方。如此,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茶肆,也蓄养收留妓女、歌女。这些歌馆、茶肆“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尽管出入歌馆的花费甚巨,但其依然门庭若市。人们为了获得身心的舒展和快感,仍不惜挥金如土。
(4)妓院
勾栏瓦肆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大型游乐场所。北宋汴京的瓦肆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兴旺热闹异常,是汴京的繁华之地。《东京梦华录》卷二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勾栏瓦肆中的主要演员,多是妓女,如“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统称之为“勾栏妓”。嘌唱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歌曲,词和曲都类似古时郑卫之音,多为靡靡之音,宋人称之谓淫靡之声。南宋杭州瓦肆多达十七处,城外有二十多处,城内瓦肆著名的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有勾栏十三座。瓦肆勾栏中表演的技艺专业化程度更高,种类更多,有说书、讲史、影戏、傀儡戏、杂技、鼓子词、诸宫调、舞旋、舞剑、嘌唱、吟叫、教走兽、弄水、放风筝等不下五十种,林林总总,热闹非凡。勾栏妓比较知名的,如“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棋为沈姑姑,‘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李端娘,‘影戏’为王润卿”(《太平清话》),色艺兼优,魅力夺人。这里不仅是“士庶放荡之所”,而且也是军士武卒忘却亡国失亲之痛,“招集妓乐,以为娱乐之地”。
秦楼楚馆是一种比勾栏瓦肆更为高雅的娱乐场所,乃富家子弟和文人雅士追欢买笑之地。其消费也自然比勾栏瓦肆昂贵得多,是地道的“销金窝”。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城(今河南开封)有数十处娼楼妓院,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如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如旧曹门外之南北斜街,“两街皆妓馆”。如中行行,“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其它如杀猪巷,鸡儿巷、桃花洞、录事巷、甜水巷,妓院遍布,真所谓,出其东门,妓女如云。凡妓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二,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辉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可是,在统治者的放任和怂恿下,侈靡享乐之风日盛,从而形成了一支数目宠大的官私妓女队伍。
南宋的娼妓业比北宋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有了“酒食地狱”之说和“烟花”、“色海”之称。如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柳永《鹤冲天》写道: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变,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这样记载东京城的:“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
(5)评“花榜”
宋代都市的茶坊、酒楼、歌馆、妓院十分发达,官私妓女充塞、卖笑、卖唱、卖艺、卖色,淫声喧哗,千金买笑,一顾倾城,可谓“楼不在高,酒好则名;院不在深,有妓则灵”。在这种享乐风气的推波助澜下,宋代又出现了一种“评花榜”的现象。
评花榜
叶申芗《本事词》记载:“刘几伯寿,素精音律。……熙宁中,以秘监致仕。《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范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郜懿以色著。一日春暮,值牡丹盛开,伯寿携范日新就郜懿赏花欢饮。因制《花发状元红慢》以纪之,云:‘三春向暮,万卉成阴,有嘉艳方坼。娇姿嫩质冠群品,共赏倾城倾国。上苍晴昼暄,千素万红尤奇特。绮筵开会,咏歌才子,压倒元白。别有芳幽苍小,步障华丝,绮轩油壁。与紫鸳鸯,素蛱蝶,自清旦,往往连夕。巧莺喧脆管,娇燕语雕梁,留客武陵人。念梦役意浓,堪遣情溺。’郜懿第六,当时人皆呼郜六,生女蔡奴,色艺尤著。”可见北宋熙宁间汴京已开花榜,郜懿被品评为状元红,称一时之冠。《醉翁谈录》戊集也有这方面的史料:“丘郎中守建安日,招置翁元广于门馆,凡有宴会,翁必预焉;其诸妓佐樽,翁得熟谙其姿貌妍丑,技艺高下,因各指一花以寓品藻之间,其词轻重,各得其实,人竞传之。”
“花榜”对每个妓女都有评语,着墨都在音容、笑貌、身姿、秉性、应酬等女性的魅力方面。因此说,花榜是渲染妓女色相的广告,“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宋代可说是中国娼妓制度发展的重要时代,承上启下,开后世娼妓许多规矩、做法、习俗风气之先。
玄女法之七:兔吮毫
玄女法之八:鱼接鳞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4)
(三)“花捐制度”与“当番承应”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花捐制度”
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乐人的户籍都要报教坊司备案。京师官妓直接隶属教坊司管辖,地方官妓则由各级地方官府管理。《元史·刑法志》云:“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这段史料披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元朝乐户除了世袭外,买良为娼是更重要的来源;二是凡入籍为娼的女子,必须纳税,并且要经“有司”审核后发给“公据”(即如今天的执照),方可营业、公开买卖。妓女纳税,管理部门还必须发给凭证,以便清理检查整顿。这种“花捐制度”,既保证了乐籍人数的相对稳定,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又有利于限制吏治败坏的官员随意准良为娼、准娼为良或从中贪污受贿。
元朝前期、中期的社会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制订的一些法律、制度得到了有力贯彻。统治者除了戏剧外,不喜欢其他艺术形式,便不允许其他艺术团体合法存在。如至元十一年(1274)规定:“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元典章》卷五十七)延祐年间,统治者又接二连三地下禁令,不准“祈赛神社”、“聚众妆扮”、“聚众唱词”。由此看出,“花捐制度”在元朝是一种公开化、合法化的制度,它赖以推行的保证是统治者严厉的高压政策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
夏爽冬润图册之一(明.仇英)
(2)“当番承应”
元朝的官妓制度,在经营方式上采用的是双轨制,即既可买卖,又要无条件地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京师官妓当番承应有两种方式:一是进宫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表演歌舞和杂剧,即所谓“教坊承应”。杨允孚《滦京杂咏》云“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作“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张昱《辇下曲》曰“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等诗句,都是“应官身”的官妓在宫中歌舞演出情况的描述。二是接待外国使臣。《马可·波罗游记》载:
“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报酬。”当然这些妓女都是色艺超群的高级妓女,即元杂剧中的“上厅名妓”、“上厅行首”。她们往往因为名声远扬,“为豪贵招致,逞妙艺而佐清欢,日弗暇给”(王恽《秋涧集》)。表面上她们强颜装笑,内心里却苦不堪言。关汉卿写的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一曲油葫芦】说:“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中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得不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使,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正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应官身”之外,官妓可向文人、商贾、市民等卖艺卖色,但不准向在职官吏卖身。一旦发现有违者,处罚比宋朝为重。《元史·刑法志》:“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取不叙。”元朝廷虽颁布了禁娶乐人为姬妾的法令,但并不能遏止豪门贵胄极度膨胀的私欲。
元代笞刑分六等,杖刑分五等,视罪恶轻重而定。《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云,元代行杖时,总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当笞50下,只笞47下。当然这是元初如此,到后来又加了10下。杖刑用的木棍大头直径3.2分,小头直径2.2分,适用于应杖67个以下的罪犯。笞刑用的竹板大头直径2.7分,小头直径1.7分,凡笞打57下以下者用之。由此可见,元代对于官吏宿娼的处罚是比较重的。
元女授经图(清.任熊)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5)
(四)“国营妓院”与“莲台仙会”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富乐院初设在乾道桥,后因大火移置至武定桥。朱元璋曾亲自为大院题对联:
上联: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
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
下联: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
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洪武中叶,朝廷又开办了一系列“国营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一说十四楼),遍布于南京各处的通衢闹市,其名曰: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内设官妓,供官僚士大夫猜拳行令、点歌赏舞。《画舫余潭》记:“花月春风十四楼,轻烟淡粉十三楼。十四、十三,论者不一,皆洪武初,建于郡城内外,置官妓以安行旅者也。”
在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召妓侑酒,习以为常,官妓制度仍然盛行。《野获编》中“建酒楼”条云,楼建成后,朱元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定正《书传会通》成,朱元璋“以修书巨典,而令之歌馆为欢”。一个入京侍选的士子,参加游宴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诏出金钱送酒炉,绮楼盛会集文儒。
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铺。
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行。
秀筵莫道知多少,司马能琴绝代无。
皇帝亲自决定建造酒楼妓馆,又亲自批钱给官员们去游乐,这实在是一大奇观。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合谋的官员去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明太祖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又推而广之,惩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禁止官吏嫖娼,其目的是防止贪财、贪色、吏治腐败;允许富乐院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又是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利剑,矛盾的做法自然不可能收到淳风俗、美教化、正人伦的效果。侯甸《西椎野记》云:“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此则史料,无疑是朱元璋时代真实生活的写照。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书庶吉士解缙上封事万言:“太常非俗乐之所肆,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娼优,易置寺阉。”朱元璋没有采纳建议,一直到死他依然在两难选择中不能自拔。
建文帝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三年时间。然而,“是时朝臣退食,俱得拥娥黛为娱;则灯楼之盛,大为奇艳。”官妓依然艳丽。朱棣夺得皇帝位后,在永乐七年(1409)正月十一日下诏称:“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再搅扰生事,永为定例。”(《野获编》补遗卷三)有皇帝老儿的“皇恩浩荡”,秦淮河烟火更亮,风流盛极一时。
虢国夫人游春图(清.任熊)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京师,而称南京为留都,其后,南北二都各立教坊,北有东西两院,南有十六楼(或十四楼),故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说。到了明朝中叶,“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卷一五一《刘观传》),更有甚者,官吏下朝之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侯甸《西樵野记》)。如此颓废之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时任通政使的顾佐率先上疏朝廷请求革除官妓。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采纳顾佐奏议,下令禁革官妓。在诏令颁发的同时,明宣宗又擢顾佐为右都御史,专门主持整饬风宪,颇有革除弊症之姿态。
综合现在掌据的史料分析,明宣德三年革除的只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妓院”和地方官妓,并非整个官妓制度。而这些“国营妓院,也并不是裁撤迁散或关停并转,不过是由国家直接经营改为间接(收税)管理罢了。套句眼下的时髦俗语,就是推向市场,让其自行发展。或许由于纠弹考查的严厉以及其时政治中心的北迁,或许是不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到了万历年间,除南市尚存外,其余的“国营妓院”都“化为废井荒池”,徒资凭吊了。真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喧闹一时的十六楼,已是明日黄花,一片凋零。
尽管明朝的官妓呈衰微态势,但明朝的官妓制度依然延续发展。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第二,朝廷实行宏观控制,通过注籍收税间接管理“市妓”;第三,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1)
六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
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
中国官营娼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专供皇帝独自享用的“宫妓”和为各级文武百官服务的“妓”。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与权利,他们高踞于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尖顶上“君临天下”,可以任意占有无数的绝色美女;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嫖妓有时却要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甚或禁止。故家妓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既可视为宫妓的“平民化”、“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官员嫖妓的“合法化”。总而言之,家妓是中国官妓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极其特殊的功能。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一)家妓的始行时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史籍记载的很少,这里我们试举两例: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事情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将郑国送来的乐师、歌女、乐器的一半赏赐给大臣魏绛,以奖励他和戎的战功,其中有女乐八人。其二,《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同居。”这或许是家妓的滥觞。纵观历史,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大量女乐、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将相,官僚贵族竞相仿效,也在家中蓄养数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这就是“家妓”。王书奴先生曰:“蓄养家妓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
两汉时期,蓄养家妓的风气开始流行起来,有着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汉书·贡禹传》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汉书·元后传》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说的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荒淫无耻、耽于女色之事。汉成帝去世不久,王根便“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
《后汉书·梁冀传》:“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梁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把持朝政近二十年,更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后汉书·钟长统传》也说当时的富豪、商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为了眷恋人生和主宰自我生存的命运,士人们也开始及时行乐,尽情享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节操被抛弃,像硕学大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何等的风流浪漫。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2)
(二)家妓的极盛时期
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所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的特征来看,是指士人言语的“清谈玄远”,行为的“放荡不羁”,思想的“放任自流”,气质的“粗犷浪漫”。
从行为方面论,其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王书奴先生就魏晋南北朝时代狎玩家妓的九种不同情形做了归纳,这里不妨略作补充引录如下:
(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
“幼文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宋书·杜骥传》)
(2)因狎玩家妓而极尽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夏侯道迁传》)
“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阮佃夫传》)
(3)因贪家妓声色快乐而非朝贺不出门者有之
“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宋书·沈庆之传》)
(4)因贪恋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坏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张坏传》)
张坏到了豁牙半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却依然蓄养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实乃老而胡涂,老而失态,老而不尊,老而不识务,贻人笑柄耳!
(5)因取悦家妓高兴而纳其为妾者有之
“惟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北史·高聪传》)不管有子无子,家妓均注籍为妾,高聪已不要脸到了饥不择食、礼仪扫地的地步了。
(6)因争夺家妓而丢掉乌纱帽者有之
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朝廷权贵阮佃夫喝酒,岂料家有数十位妓女的“权执”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佃夫见耀华,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南史·何恢传》)何恢是个既爱官职又爱美人的呆子,最终让阮佃夫找了一个借口罢了官,报了一箭“夺色受辱”之仇。
(7)因蓄养家妓而媲美于帝王之家者有之
仅就蓄养家妓的数量之多,纵欲享乐的华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与帝王之家媲美。《洛阳伽蓝记》云高阳王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
河间王元琛更效仿西晋石崇、王恺故事,与元雍明争暗斗,试比风流谁更高。史载,他大兴土木,营造馆舍园囿,蓄养歌舞家妓三百人,艺貌冠绝当时,“曳罗绮,饰金翠”,家庭侈靡,声妓纷葩,极尽风流之能事。他还时常大会宗室宾客,“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遗留后世的名言为:“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一副暴发户心态昭然若揭。
吹箫图(明.唐寅)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3)
(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珮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珮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冏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4)
(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加封晋爵外,还赐妓女、女乐作为奖赏。如越国公杨素“风气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谅之妓妾二十人”(《册府元龟》卷三八三);宋国公贺若弼“赐女乐二部”(《隋书·贺若弼传》);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杨坚姊夫,因率九总管入大漠击突厥有功,“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隋书·窦荣定传》);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因征辽东有功,进爵济公,“赐女乐五十人”(《隋书·樊子盖传》);又如左骁卫将军董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上大将军杨义臣均因战功显赫,而赐“女妓十人”。
唐宫装妇女(唐.佚名)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鉶《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闻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宫娥梳髻图(清.改琦)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5)
(四)家妓的衰微时期
唐代对于官吏,没有“冶游”禁令,故官吏都风流放荡。宋代对官吏嫖妓约束甚严,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此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刘涣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
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宋史·王洙传》)
当时,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纳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于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层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蓄妓之风较为普遍。
宋代蓄妓之风尽管较为普遍,但规模和人数比之前朝却少多了。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也只不过“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元代的家妓,已呈急速衰颓之势。之所以如此,大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朝廷整风齐俗、社会调控的结果。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蒙古统治者制订了不少法律,强令人们遵从。这些法令的条目不少,主要是关于婚姻的。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申明以良为娼之禁”。(《续文献通考》卷十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再次下诏:“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女子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其良。”(《元史·世祖本纪》)法律条文,又具体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受解职、离异的处罚,笞五十七下;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下,离异;受财以妻转嫁者,杖六十七下,追还聘财;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下,离异;强迫妻妾为娼者受杖刑;居官时调戏、强奸民妻、寡妇,或与娼优先奸后娶为妾者,受杖刑、解职的处罚。如此严厉的举措,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和扼制了家妓蓄养之风。其次,地方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僚们又有任意叫妓的自由,因而家妓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千秋绝艳图局部(明.佚名)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赏赐诸王“乐工二十七户”的规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旧蓄妓玩妓,“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明史·鲁荒王檀传》)。如此荒淫无耻,有失体统,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及诏令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箴,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吹鼓手教演充用。”(《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明世宗朱厚遂下令裁革诸王妓乐,对家妓的盛行给予强有力的压制,在当时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世宗死后,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权在握,实行改革。张居正改革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的转机。然而,张居正的生活却是穷奢极欲,妻妾成群,沉迷于房中术。他的“下部热症”,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沈德符也说,张居正“以饵房中药过多”,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万历野获编》卷九)。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等人上疏奏请恢复诸王乐户,神宗敕曰:“即以先年各府所退出者给还二十七户备用,但不得狎近女乐,致有冒滥之弊”(《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至此,明世宗下令裁革的诸王妓乐,又得以复辟、回潮。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然而,尸骨未寒,对他的残酷清算已被煽起,有力地支持过改革的明神宗,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迅速集结到皇权下。万历皇帝以张居正“罪该断棺戮尸”,给予抄家、夺爵的极端惩处,酷吏借机“大加拷问,穷追硬索”,“居正家属毙狱者十数人”,制造了一桩更大的冤案。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改革的清算,意味着政治上的大倒退。生活上,明神宗是个酒色之徒,他在沉湎女色的同时,又玩弄“十俊”——十名俊秀的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所以年纪轻轻,身体却虚空得很,经常头晕目眩、不能视朝。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左评事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奏疏,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万历邸钞》,万历十七年己丑卷)
结果明神宗不但不听,反而摘了雒于仁的乌纱帽。万历皇帝好酒、好色、好财、好气,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个极坏的榜样。所以,明末官妓依然醉舞酣歌,家妓回光返照,正如张笃庆《明季咏史》诗云:“国耻不言教战士,明危亟欲选才人。”
总而言之,家妓是私家蓄养的女乐、歌舞人,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主人的娱乐工具和性交工具。作为官妓制度的补充,它随着中国官妓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旧上海交谊舞会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私妓的产生
一私妓的产生
所谓私妓,则是相对于官妓而言。私妓的经营活动与官妓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经营的性质不同。官妓是由官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妓女的存在与活动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对于她们服务的对象有所限制而已。而私妓则是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元代以降,历代法律都禁止私妓活动。其次,经营的目的不同。官府直接经营的官妓与地方官妓,主要是为宫廷与各级政府举行各种礼仪活动服务的,并不是为了赚钱牟利。即使市妓,官府也是通过征税来间接管理,目的是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私妓经营者则是以赚钱牟利为惟一目的。其三,经营的秩序不同。官妓隶属乐籍,世代相因,朝廷实行分级、稳定有序的管理,从而建成了一套制度化模式。而私妓纯是一种自发的、分散的经营,基本上呈混乱无序状态。其四,活动方式的不同。官妓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而私妓则视朝廷社会调控能力的强弱,采取公开、隐蔽、半公开三种方式活动。
唐寅像
概而言之,私妓专指那些不隶乐籍、不承应官差、不缴纳妓捐而以陪酒佐谈、陪宿卖淫赚钱牟利为生的妓女。她们已和后世现代意义的以提供色情服务和满足肉欲为主的娼妓相差不多。
私妓的出现可能很早,但至迟在唐代其特征才比较明显。孙棨《北里志》记载:“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贪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从自四脱。”如长安平康里北曲妓女福娘,本解梁人,被人骗娶,携入京城卖到娼家,即是一例。福娘对孙棨颇有情义,企望他能为自己赎身,并哭诉道:“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可见没有入教坊籍的私妓从良,只要付给假母一笔赎身费就可以了。
秋风纨扇图(清.改琦)
“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这一点,在宋代体现的尤为突出。宋代私妓的卖淫活动和酒库、茶坊的兴隆密不可分,而且其称呼也五花八门: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妓女;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妓女;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劄客”妓女,亦称之“打酒座”;跃妓不入勾栏,只在耍闲宽阔之处做场,谓之“打野呵”妓女。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内涵是颇具特色的。南宋时,娼妓业更是热闹非凡,而杭州时有“色海”之艳称。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桅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碧盖之,以为记认。其他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这些就是比较下等的私妓。在酒阁内设暗室,与客人成就云雨之欢,搞色情活动,实开后世陪酒女郎做暗妓之先河。
明朝中叶后,私营娼妓院更加发达。这类妓院“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称私窠子,盖不胜数。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僻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生”(谢肇《五杂俎》卷八)。《梅圃余谈》还记叙了另一类私娼妓院的活动:“外城子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做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浪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即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私窠子、窑子显然都是以出卖肉体为业的下等妓院,歪妓、丐女都是由私营老鸨管辖的卖淫女。她们招揽嫖客、拉客方式,再也没有酸文假醋的诗化,已是赤裸裸的肉欲和下三烂的野鸡手段,而其核心即是金钱与肉体的短兵相接和肮脏交易。
总而言之,私窠子、窑子的出现,“花钱——泄欲”模式的确立,无疑是娼妓业恶性发展的标志。
汉乐妓(画像砖)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官妓的革除与消亡
二官妓的革除与消亡
清取代明后,天下易姓,皇帝的宝座由原来的汉族朱姓,更替为从关外进来的满洲爱新觉罗氏。为了适应大大扩展了的疆域统治,以及众多的、在文化水平上远比满族要高的汉族子民百姓,清朝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很多都仿效明代。其中,官妓制度,清朝初年仍然保留了明朝时的乐籍制度,于顺治元年设教坊司,掌管宫中大乐。
窥浴(明.佚名)
顺治、康熙年间,清朝统治者在总结朱明王朝淫靡亡国的历史教训时,实行了宫廷改革。与之相呼应的是整肃娼妓,先是废除京城教坊女乐,继而严禁各省设教坊女乐。顺治八年(1651),清世祖福临下旨,教坊司停止使用女乐,改用48名太监来代替。但仅仅过了四年,福临又令重设女乐。顺治十六年(1659),福临再度裁革女乐,教坊司不用女乐才成为定制(《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京城北京的官妓虽然被革除了,但山西、陕西、苏州、扬州等地的官妓仍然存在。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又重申律令,严行禁止:“礼部议准:直省府州县迎春,止用鼓吹采亭,其装演故事,台阁,排列金珠,张鼓乐,树旗帜,并科派提取车马优伶等项,严行禁止”(《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五)。“礼部进春仪康熙十二年覆准直省府州县拜迎芒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妇者,严行禁止”(《雍正会典》)。自此,隋唐以来历代相传的官妓制度在清朝廷的三令五申的禁除下不复存在。
在取缔官妓的同时,下令禁止以良为娼。顺治九年,福临下令“禁良为娼,以丧乱后良家子女被掠,辗转流落乐籍。世祖特有是命,其误落于娼家者,许平价赎归”(陈尚古《簪云楼杂记》)。康熙时,又将禁止“买良为娼”的诏令载入修订的《钦定大清律例》中:“有私买良家之女为娼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者与同罪,媒合人减一等,妇女并发归宗。”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胤禛下令将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绍兴府的“惰民”,江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房”,广东省的“寮民”等贱民阶层,“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恢复成为良民(《皇朝通志·食货略》)。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令各省俱无在官乐工”(《雍正会典》)。
唐乐伎甬
豁贱为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使卖淫为娼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其社会改革具有进步意义。它打击了奴隶制的残余势力,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因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贱民等级的豁除是通过清朝统治者自上而下颁布谕令实现的,所以并不彻底,有些脱离贱籍已经成为平民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受到很多限制;有些妓女除籍为良后的生活出路未作安排,她们因迫于生计又只好重操旧业。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清朝私妓的鼎盛时期
三清朝私妓的鼎盛时期
清初朝廷对官吏士人狎娼嫖妓有严格禁止的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挟妓饮酒,亦在此例)。媒合人减一等。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问发为民,褫革治以应得之罪。时至晚清,此类规定名存实亡,官府之人狎妓青楼优游宴饮遂成时尚。
雍正年间,私妓尚不敢肆无忌惮,基本上还是半隐蔽半公开的方式出卖色相。至乾隆中叶,民间的青楼妓院,遂又公然悬牌招客矣。而仍以苏州、扬州、南京、广东一带为最盛,唯聚散无时,居无定所,一逢禁令,倏焉四散;禁令稍弛,又悄然而出,营业如故。姚燮曾对这种“游击战现象”作过深入的社会分析:“守土之令,忧虑风俗,思荡剔而扫除之,而邸将舆之流,姑息于外;调猱庙客之辈,卫蔽于中,皆赖诸院饱啖以浆分润其橐者。一令未下,闻信如矢,键门寂炘,相戒止哗,役吏反牌。以遁逸为报,而重帏复壁中,故依然扬斝荐衾,事事仍昔。安土者知其故,因之易装改服,密自防稽,幸获其一,罔补于政,益增弊端。且自慕僚丁随以下,多以行门狭巷,为陶心息足之地。近蔽未明,求诸迂远,适贻笑路人”(姚燮《石洲春语》下)。嘉庆、道光年间,各地私妓竟公然各立门户,麟次而居,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咸丰年间的北京,“妓风大帜。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同治皇帝本人就是一个寻花问柳的惯手,他经常微服出行,遍游各种娼寮、妓院、酒肆、茶楼,最后染上梅毒而死(王元生《述庵秘录》)。清末的娼馆妓院,绝大多数又兼营鸦片,双重的腐败力量迅速侵蚀了清廷官场乃至整个社会。
南京自古以来便为风流薮泽,乾隆中叶后,随着封建政治的腐朽,政权控制能力的下降,城市经济的发展,豪华奢侈之风的刺激,私妓业不仅恢复了旧观,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载:“闻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数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二年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街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真风流薮泽,烟月之作坊也。”不仅如此,私妓们还拉帮结派,“俗称本地者曰‘本帮’,来自姑苏者曰‘苏帮’,来自淮扬者曰‘扬帮’。虽其中妍媸各别,而芬芳罗绮,嘹亮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荡志也。”
王蜀宫妓图(明.唐寅)
扬州猎粉渔脂,浸成风气。有些老鸨,蓄养女娃,教以琵琶丝竹,粗鲜呕唱,即令倚门。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歌喉清丽,技艺可传”的名妓赵大官、巧官、小脚陈三官、麻油王二官等即达五十余人。城中的娼楼妓院,集中在小秦淮自龙头关至天宁门水关的夹河两岸,栉比鳞次,斗艳争奇。妓舟齐出,罗帷翠幕,绸叠围绕,有“佳话湖山要美人”之誉。
广州的私妓业也很盛,其中花样翻新颇负艳名的是所谓“珠江花舫”。谷埠花舫为上乘。艇肚住妓女,各有房舱,名叫“白鸽笼”。艇面有前厅、尾厅。舵尾有房,叫“柜底房”。
前厅、尾厅为宴客之所,陈设华丽。花舫一字排连,两行排列,中间距离三丈有余,可容“沙艇”往来。花舫外泊“紫洞艇”数十只,大的紫洞艇有内外厅,隔以锦帐,陈设讲究,艇头旋转睡椅、圆桌,以备游客纳凉或赏月之用。谷埠艇大小不下三百余艘,有上中下三档之分。下档最佳,上档次之,中档为“姻艇”。妓女以姻艇为“阳台”,招揽、勾诱嫖客,先在广州或江面冶游调情嬉耍,再载到谷埠花舫饮酒嫖宿。据说这个花样一出,令嫖客们颇受刺激叹为观止。不过也有例外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久闻广东珠娘之丽,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蓬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可见他对粤妓的评价不高。然而令老爷子颇为尴尬的是,其孙袁翔甫在《沪北竹枝词·咏粤妓》中则说:
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
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
袁翔甫的嫖妓虽是祖传,但对粤妓的评价却与乃祖大相径庭,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公娼制”的兴起与普及(1)
鸦片战争战败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朝饮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公使璞鼎查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从此,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走私鸦片,培植买办,控制海关,无所不为。中西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娼妓业也终于彻底抛弃了旧时官妓崇尚风雅、精于曲艺的遗风,演化为赤裸裸的提供色情服务和满足肉欲的现代娼妓制度。
唐代乐舞表演(敦煌莫高窟壁画)
(一)租界的设立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中国与英、美、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均有允许其在五口租地建屋的规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这些规定,成为外国在华设立和扩展居留地,并进而演化为租界的条约依据。道光二十三年十月(1843年11月)中旬,英国人首先在上海划定居留地。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1845年11月29日),英国人公布了《上海租地章程》。咸丰四年六月(1854年7月5日),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又公布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随后,相继成立了“工部局”、巡捕、“义勇队”。至此,上海外国人居留地成为一个具有行政、征税等权,组织了警察和军队而独立于中国行政管辖之外的“国中之国”。上海三国租界实行统一管理后,由于法与英、美的矛盾,法租界遂独立出去,成立“公董局”。于是,上海出现了英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并立的局面。
租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主权遭受进一步的破坏。此后,随着外国势力的进一步侵入,不仅英、美、法等国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扩大上海租界范围,夺取租界内的司法权,建立“会审公廨”,而且西方列强与日本,在新辟的口岸陆续设立了新的租界。到20世纪初,共有13个国家在中国的10个通商口岸开辟了25个专管租界。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影响,使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势如破竹,相继攻下了南京、常州、扬州、无锡、苏州,并在河南一带实行禁娼,这就使得大批妓女逃难大军进入上海。1860年6月李秀成率太平军攻打上海,原在西门一带的妓院纷纷搬迁进租界营业。租界娼妓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十里之间,琼楼绮房相连缀,阿阁三重,飞临四面,粉黛万家,比闾而居。昼则绵锈炫衢,异秀扇霄。夜则笙歌鼎沸,华灯星灿”(王韬《红豆蔻薄幸诗》)。据同治十年(1871)不完全统计,英租界共有妓院444家,妓女1575人,法租界共有妓院250家,妓女2600人。当时时任上海知县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说:“夷夏揉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尚不与焉”(《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一)。在租界恶势力的庇护下,又受西方娼妓制度的影响,近代上海租界妓女卖淫开始公开化,这也是“十里洋场”的一大特点,也是形成近代上海畸形繁荣的社会因素之一。
春宫乐妓图二(清代)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公娼制”的兴起与普及(2)
(二)“公娼制”在租界兴起
“公娼制”又称“娼妓检验制度”(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这是一种“官督商办”的娼妓制度,即在官府或警察机关的监督之下,妓院由私人开办,妓女按期接受有关性病的体格检查,妓院和妓女按月或按年缴纳妓捐,并依照官府条例公开营业。
近代国际社会首先实行“公娼制”的是法国。它在1798年开始实行妓女注册登记并接受体检,有性病的不准接客而由警察强制送往医院接受性病治疗直至痊愈。这种管理(Regulation)娼妓的检验制度,很快地发展到欧洲大陆各国,这个制度于是从十九世纪起逐渐在世界各国流行开来。
杏花疏影图(清.费丹旭)
英、美、法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向中国输入资本、倾销商品的同时,也把“公娼制”移植到半殖民地的中国。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公娼制”首先兴起于上海租界。从1854年开始,上海“工部局”对租界内的妓院持纵容、姑息的态度,或划定一些地段作为“风化区”,或辟出一些街巷作为妓院的聚集地。妓院只要按时向租界当局登记,并按章缴纳营业税,就是“合法”的,警察对她们予以保护。否则,以私娼论处,禁止营业。1860年代,上海的妓院主要集中在租界的宝善街一带,如公兴里、东公兴里、公顺里等几条弄堂。70年代,原华界上等妓院进入租界后,仍沿称“书寓”,而“私局”、“住家”之名逐渐湮没。这些书寓,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北荣里、北华里、北富里、北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30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淫,这是光绪十年(1884)前后的事情。
烟泡妓
同治元年(1862)后,外国妓女的输入也成了租界的特有产物。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乃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骚头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缠头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选胜之地。”外国娼妓,约可分“西妓”和“日妓”两类。西妓主要是白俄和西班牙籍人,她们的活动地点以二洋泾桥为基点。日妓最初在白大桥北头的三盛楼一带活动,后来扩展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它的前身为东洋茶楼。日本娼妓的一个特点是额外需索不苛求,以求欢为快,这便大大刺激了嫖客们的欲望,一时间门庭若市,极具竞争力。
清吟小班
租界娼妓畸形繁荣的另一面,是梅毒等性病的蔓延,不少外国水手和大兵被传染。针对这种情况,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光绪三年(1877)设立性病医院,对娼妓实行体检。1919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设立特别委员会——“淫风调查会”,曾调查得出:上海娼妓甲等为2135人,乙等400人,丙等以及私娼4500人,广东妓女200人,共计7235人。但外国娼妓、台基及其他半公开的娼妓等不包括在内。192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妓院领照相章程》,集中反映了工部局当时对于妓院所持的态度,全文如下:
工部局公报云:今日工部局发表妓院领照章程,依据附律,第三十四条及审查淫业会之报告,又经今次纳税人会通过,兹列其条款于左:(一)一家妓院,不可转移又一家。(二)领照者,即开设妓院之人,彼当负责,依法经营。(三)未经工部局之准可,院主不可分租,或抛弃其所经营之妓院。(四)执照之号数牌子,应置入院当路头明显处,始终不可任其污毁,而执照则悬诸院内。(五)上差巡捕及卫生处所,与捐税处人,得随时入院查验。(六)院中妓女姓名年岁国籍,应一一在执照空白处填写;如有更动,宜即报告河南路捕房总巡。(七)院内不许卖易于醉人之酒。(八)院内不许有不正当行为或赌博。(九)院内不许吸鸦片,如有吸烟人入院,应由领照人报告捕房。(十)院内不许使用吗啡,或不正当之药物。(十一)妓女不许在道路或公共处所,或在院门首与窗口招徕游人。(十二)工部局随同执照所发之附告中有云:“妓女不可强其所不愿,而留院中应客。或有病痛,应为之医治,不可略忽。”上述之布告,应置院中显明处,始终不可使文字模糊。(十三)院内应相当卫生,应照卫生所定法则。(十四)不可给任何酬劳于工部商人员。(十五)如有违背上列任何一款,其处罚为取销或吊回执照,或将保证金之全部,或一部分充公。妓女注册式:姓名、年岁、国籍。保证金:由工部局临时酌定。照费半年一元,先缴。同时,附告中还规定:“(一)来照者,需照式填写,自1920年5月24日起,可向黄浦滩7号捐税处领处式格单纸。(二)凡在1919年12月31日,已成立之妓院,始可领照。(三)一院至多许容十妓。或较少之数,即以1919年12月31日之人数为准。(四)妓院之地主,将与以通告,谓其地已作妓院屋之用。(五)自本年6月1日起,妓院执照存根,将在捐税处陈列,每日任人参观。(六)妓院若在学堂附近,不可领照。(七)妓女招徕游人,有犯法律者,得将执照吊回。(八)自6月14日起,开妓院而不领照,当被控诉”(谢吾义《民初上海娼妓一瞥》)。
随着“领照章程”的施行,租界里的“公娼制”从此就进一步完善起来。
叫妓女伴酒的“局票”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公娼制”的兴起与普及(3)
(三)警察制度的推行与“公娼制”的普及
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除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维持治安的任务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负责。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袁世凯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喜传一起参照外国条例,拟定出警务章程。袁世凯以赵秉钧为总办,在保定创办巡警局,同时创办了巡警学堂。不久,一支500人的巡警队组成,分布于保定城乡内外,以维护治安。这大概要算中国警察之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朝廷增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郎为左侍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袁世凯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1000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或立内外城巡警厅。这年底,为配合立宪运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统率京师内外城巡警厅。与此同时,在不少省份还设置巡警道,以推行警察制度。
打茶围
京师巡警部成立之后,即首先在北京施行了“公娼制”,巡警部发给妓院营业执照,准其公开营业,并按期抽收妓捐。《清稗类钞》载:“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各妓衣服丽都,彻夜来往。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就全国而言,公娼制是随着民政部所辖各省巡警道的设置,逐渐推行于各省的。于是,从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除了早有花名的北京、上海、南京、宁波、厦门、广州、天津、重庆、汉口、福州等口岸城市外,又出现了诸如济宁、开封、长沙、昆明、兰州、沈阳、张家口等众多娼妓盛行的内陆城镇。
妓女按月缴纳妓捐者为公娼,而不交妓捐的妓女则是私娼。公娼同古代的官妓有以下几点区别:1、公娼的法律地位与良民平等,官府并不强制她们为娼;2、公娼必须公开挂牌营业,照章纳税;3、公娼并非官府直接经营,而纯属妓院老板和领家私人经营;4、公娼要接受性病检查。比如,北京就专门成立了妓女检治所,地点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路北。该所对前门外以西一二三等和莲花河、四圣庙、黄花苑三等下处的在册妓女制定了分批、分期检查制度,对染病轻微者,规定按时服药;对病重者,则发给妓院一张禁留客的通知,由妓院贴在妓女室内门后墙壁上,告诉嫖客不要到那里去“住局”或“开铺”。但妓院老板通过行贿送礼,检治所可以免发禁止留客的通知。可见在娼妓制度合法存在的社会里,检治所不过是个摆设。随着娼妓业的发展和花柳病的急剧扩散,江湖外科医生应运而起,在许多大城市和小城镇,“花柳专科”、“专治杨梅恶毒”的招牌触目皆是。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登载治疗性病的广告。
申江胜景
公娼公开挂牌,照章纳税成为“合法”妓女,其领牌照税,名曰“花捐”。“花捐”名目繁多,主要有:
(1)牌照费。每一妓女须领一张,牌照每年更换一次。
(2)局徽。即出局陪客饮酒作乐的许可证。
(3)宿徽。即陪客住宿的许可证。
(4)筵席捐。此项捐税向嫖客征收。
(5)销号手续费。妓女从良或停业,须销号,要纳一定数量的手续费。
民国4年据《汉口警察捐一览表》记载,收取妓女的各种捐税合计银洋55500元,占该表所列24项捐税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公娼制”的兴起与普及(4)
月份牌上的妓女
“公娼制”在清朝被推翻后,依然被“民国”保留了下来。民国六年(1917)奉天省警察厅颁布的《管理妓馆营业规则》可见一斑:
第一条 凡开设妓馆者,由执事人取具妥实铺保或同业之五家保结,书明姓名年龄籍贯地段门牌号数房屋间数娼妓等次人数妓馆字号,其院内家人雇工搭住之妓女姓名年龄籍贯,并四寸相片,先期呈请本厅核准注册,发给执照后方准开市。
第二条 凡妓馆中家人雇工人有新添或他去者,均须报告本厅或由该执事人就近报告该管分署转报。
第三条 妓女有新添或他去者,于二日内持照到本厅行政科填销册籍。
第四条 妓馆欲歇业或他徙及换掌班时,应将该执照缴销或更换。
第五条 凡开妓馆者不得在本厅指定地段之外,如指定地段实无空房可于该处附近或其他僻静之区,禀请本厅派员查验无妨始准暂时开设,至指定地段出有空房饬令迁移时,应即迁居以符定章。
第六条 妓院门口须悬挂木牌书明班名等次,夜间以镜灯代之。
第七条 领取执照后当即赴本厅收捐处照章纳捐,以后由初一日至初四日为上捐之定期,不得越限或漏捐。
第八条 妓馆开盘摆酒开弦出堂留客须有一定价额,并将价额开明分贴各房,俾游客知悉。不得额外多索。
第九条 妓女年未满十六岁者不准留客,并不准招致良家妇女或窝藏来历不明之妇女。
第十条 妓馆不得聚赌打牌及陷匿不法之人,如有浪掷金钱形迹可疑者,应秘密查明报告该管分署。
第十一条 凡妓馆如遇醉汉无赖及恃势骚扰者,当即禀告该管分署查办,不得呼集众人雇工自行抗拒或纷争。
第十二条 妓馆虽许作乐唱戏,但上午未及八钟下午已过十一点不得作乐歌唱,妨害邻家之安眠。
第十三条 妓女不愿为娼或欲从良时,领家不得故反本人之意强为拦阻,平时不得有凌虐等情。
第十四条 妓女所居各房须开相当之窗户疏通空气,院内及便所当勒令雇工洒扫清洁,不得堆积秽物妨碍卫生。
第十五条 妓女有病时当即延医诊治殷勤扶持,如系传染病当即送医院调治以免传染。
第十六条 各妓女须于院内招待外客,不得冶容艳妆徘徊道路或坐立门外牵拉游客。
第十七条 妓女不准乱扣客人衣服及强摄钱财或破坏隐匿其重要物件,万不得强留游客。
第十八条 妓女非实受领家虐待不得捏造虚词诬控或串通客人潜行逃匿。
第十九条 违犯本规则者照违警罚法分别处罚。
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公布日施行。
(《奉天全省警察报告书》)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公娼制”逐渐趋于完善,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当规模。
民国名妓像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民国时代娼妓的畸形繁荣
五民国时代娼妓的畸形繁荣
娼妓众多,是民国社会特殊的一幕,也是民国社会病态的体现。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Gamble)曾对世界八大城市的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过调查,其结果是世界八大城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上海、北京为最高。
民国时的广告画
30年代初,金仲华在《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中说:“目前我国都市中娼妓的众多,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多;在开放娼禁的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统计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数目。”1935年,罗琼在《娼妓在中国》一文中也论述道:“即使在业女工,往往因工资减少,不得不把卖淫当做副业。都市中间是这样,农村中间也因连年灾荒,农妇数量大增,单就上海一埠已有公私娼妓10万左右。南京私娼也有3000余人;北平因为迁都关系,妓女一度冷落,但至今尚有2000余人;汉口一市亦有1435人。”
据《申报年鉴》、《近代中国娼妓史料》等所载资料推算,自1948年至1949年5月,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近万家,其中上海800余家,天津500余家,沈阳144家,长春60余家,保定26家,张家口32家,西安375家,厦门46家。在一些大城市,公娼、私娼数量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1∶150~200之间,比例相当大。因此,民国时期,娼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娼妓之业日兴,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到处是艳帜高张,妓院林立。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所以,也就有了“无妓不成市”的说法,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清光绪庚子年(1900)以后,京师警察厅将内城妓院迁至城外,发照收捐,准其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的妓院共有373家,计有:头等的78家;二等的100家;三等的172家;四等的23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多集中在前门外的八条胡同,故称为“八大胡同”。计有: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朱家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
民国时北京名妓杨翠喜
辛亥革命后,一批新上台的权贵们志得意满,姿意享乐,八大胡同的妓院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同时,参众两院不公开的派系斗争、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活动,也多在妓院进行,故当时有“两院一堂”的说法。
自民国元年至五四运动以前,妓院在八大胡同附近又有了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王蔡朱百柳,石广火燕纱”的说法,总括了前门外十条妓院集中的胡同,北京公娼呈逐年增长趋势。1918年,北京公娼为3880人,私娼大约7000人。
民初北京名妓王喜凤
天津是水陆码头,通商大埠,《辛丑条约》签定后,有九个国家相继在天津强占租界。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租界当局最初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寮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的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的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手与大兵。当时,驻在天津的法、美、英、意等国的大兵都来此寻欢作乐、酗酒斗殴。1926年法租界取消娼寮区后,妓女们摇身一变成了“饭店小姐”,实际上是暗娼。这些“饭店小姐”自抬身份,很讲“派头”和“排场”,大体可分为三等。较高一级的,分散在惠中饭店、国民饭店、交通旅馆、北辰饭店、巴黎饭店、世界饭店、国际饭店;其次的,分散在颐和园饭店、佛照楼旅馆;再次的,是住在长发栈等较差的旅馆。此风一开,饭店、旅馆顿时生意兴旺,天津劝业场一带遂有了“小巴黎”之称。据统计,至1943年10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饭店小姐”妓女已达2667人。
哈尔滨的中国娼妓业产生于1906年,分布在道外区一隅。这种分布是以三大“窑区”的形式出现的,即1906年出现的第一个“窑区”桃花巷;1914年至1915年出现的第二个“窑区”道外码头一带;1917年末出现的第三个“窑区”荟芳里。
1916年6月4日《中东报》载“道外妓女……本年详细调查之数1500余。”这个数字仅指桃花巷的妓女人数。从1919年开始,在“荟芳里”的周围又建成了在栋拐把式两层楼房,使“荟芳里”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近一万平方米的圆圈状建筑群落。据1919年11月18日《中东报》载,当年夏季来这里操“皮肉生意”的妓女,曾达到过2500人之多。如将桃花巷,道外码头明暗娼加上,1919年哈尔滨鼎盛时期的中国妓女至少在5000至6000人左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衡阳市场呈现畸形繁荣,富商巨贾,政客豪绅,云集于此,故青楼、妓院便应运激增,以满足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名妓关盼盼
衡阳的花街柳巷,集中在城中心市区。当时东西、南北几条路线,纵横交错。堂班(一等妓院)多分布在清泰街、九角巷、三眼井、陆家苑、观王庙、上长街一带。堂班的妓女一二十人不等,其中龟头鸨婆的亲生女称“本家姑娘”,有亲生父母而被迫入堂班的,称“搭班姑娘”。“本家姑娘”和龟头收养的妓女,收入全部归龟头。“搭班姑娘”的收入,拆三成归其生父母,其余七成归龟头。一、二等妓女中,凡尚未失身的叫“清倌人”,其余都叫“封倌人”。“清倌人”第一次留宿客人,叫做“挂衣”或“点红烛”。一个“清倌人”“挂衣”,堂班收入,在1000银元以上。照例留宿三至七夜。这是龟头、老鸨榨取钱财的主要形式之一。
广东人称妓女为“老举”,或民国时代统称妓院为“老举寨”。按其气派的豪华或简陋,妓院共分为十级。大致分为: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其三为二四寨,按收费多寡为分三级;其四为打炮寨,亦分三级;以下还有“讲古寮”等等名称。
大寨的妓女通称“唱脚”,多是由老鸨们按照业务要求,精心培养出来的。比如教她们读书、学唱,凡是应酬上层社会嫖客需要的手段如琴、棋、诗、画等,都尽可能让她们学到手;举止、仪态也经过特殊的训练。她们的肌肤娇嫩,骨骼柔软,姿色动人。所以,出入大寨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等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出毛巾”、“探房”、“摆房”,甚至“打通厅”(即筵开数席至数十席,同时开许多个厅)、“打全骰”(把全体嫖客叫来陪酒的妓女的开销都包下来),出手极其阔绰。
民初沪妓花四宝
半私明的陈设仿如住家,亦相当豪华。半私明的老鸨除自己蓄妓卖淫外,还为那些在家庭内对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巨贾姨太、小妾作淫媒、拉皮条,寻求性的刺激。
二四寨和打炮寨都是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都须接客。有的妓女在一昼夜之内,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
1926年广州市社会局调查,全市登记注册的妓寨有131间,内有妓艇69只,公娼1362人,其中,上乘寨70间,妓女761人;中乘寨42间,妓女486人;下乘寨16间,妓女115人。此外还有未登记的私娼约2600人。据1948年3月广州市政府统计,全市私娼约七八千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废娼运动与娼妓制度被彻底摧(1)
(一)“废娼运动”的兴起
现代废娼运动始于新文化运动初期。在这场运动中,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视娼妓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蹂躏,提出废娼的种种主张。
废娼问题是从1917年开始酝酿的,当时有个叫李齐民的人,投书《大同日报》,痛言娼妓为害胜过鸦片,主张严禁。1918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论娼妓性病传染情形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9年乐灵生牧师等外国人发起组织“进德会”,提倡不嫖主义,并促成上海成立救济娼妓的机关济良所。1919年4月2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公开主张废娼: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她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她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其实这都还是些治标的方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清末京妓李苹香
清末北京名妓凤仙
李大钊提出的废娼五大理由是:“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这实际上是现代废娼运动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1920年初,《新人》月刊主编王无为和张静庐等,“继旅沪外人而起”组织了“废娼筹备事务所”。《新人》月刊在该年出版的第二期上刊出了《上海淫业问题专号》,并倡设“废娼大同盟”。王无为在《文化运动与废娼运动》一文中指出:“解放与改造,要从社会不平处做起,更要从不平中间最不平处做起,眼前劳动者和普通的女子,所受待遇,固然是不平之至;但比起操皮肉生活的娼妓,却好得多;不讲解放与改造则已,倘讲解放与改造,我敢说第一种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个要改造的环境,就是娼妓环境,再也不能有什么异议。”可谓义正辞严!
1920年8月5日,李三无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废娼运动管见》,文章进一步指出:“娼妓乃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所造成。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这种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主张从社会结构入手,铲除娼妓阶级。对废娼理由极力鼓吹,在舆论上进行准备,可视为废娼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1921年开始到1924年结束,废娼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鼓舞下,妇女解放运动随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而不断高涨,各种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纷纷成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组织宗旨中都以废娼、禁娼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和目标。这一时期宣传废娼的报刊主要有《解放画报》、《妇女声》、《妇女杂志》、《华北新闻》、《女星》、《天津益世报》等。运动的中心也由上海转到天津和广州。
1921年8月1日,天津学生同志会成立。1923年1月13日,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召开第三届第一次股会,将“废娼运动”列为会议首要议程,并决定废娼运动先用文字鼓吹,发行废娼运动特刊。1月20日,天津学生同志会及女权请愿团主要领导人黄勖志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第一册上发表《我津急应举行废娼运动》一文,他认为“娼妓的害更盛于盗贼”,并提出废娼五点主张。8月9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同时刊出学生同志会女权股的废娼运动议案。10月13日,“废娼运动期成会”成立,宋则久任主席,并决定“以宣传废娼主张,研究废娼方法,实行废娼运动,以期废除为宗旨”。期成会下设评议和执行两部,有明确的章程和完整的组织,是废娼运动以来最为完善的领导机构。1924年3月6日,天津《妇女日报》公布了天津社会服务团从2月中旬起对天津娼妓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天津市共有娼妓27部,110处,1333家,共4880人(不包括私娼)。这为当时正在开展的废娼运动提供了事实依据。
1921年9月,广东青年会发起旨在废娼的贞洁运动,并成立了领导机构“贞洁大运动会”。1922年3月15日,“贞洁大运动会”决定举行各界公民废娼大巡游。3月20日,他们邀请全市的男女各校校长、学生会长、工会会长,报界、医界、商界、律师界、各团体领袖人物,召开一次筹备废娼巡行请愿大会,让各界交换意见、共同加入。4月1日,广州各界近2万人,举行了公民废娼大巡游。游行队伍先到市政府厅呈递请愿书,然后又到省长公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24年3月8日,中国妇女首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何香凝主持,会议明确提出了“废除娼妓制度”的口号。
1922年8月23日,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提出包括“禁止公娼”在内的七条纲领。
1923年春,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在四川成立,提出八项要求的请愿书,其中有“提高人格,废娼禁,不准收花捐”内容。
废娼运动先后历时五年之久,不过仅限于“笔墨运动”而已,虽提出了不少议案,但却一个也不见实行,废娼运动最终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整个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秘戏瓷雕(清代)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废娼运动与娼妓制度被彻底摧(2)
(二)民国禁娼的虎头蛇尾
1914年6月,云南都督唐继尧在云南省会昆明下令废止“集园”公娼;同年7月,省会警察厅还颁布了禁娼的三条措施。1915年4月,省会警察厅制订颁布了《取缔娼妓规则》。1916年11月,惟利是图的商民艾济川等人为赚钱,上书省会警察厅,“娼寮文明,滇省独无”,“凡有烟火之处即有色欲”,“行商坐贾,终岁旅居,既无明娼,必寻私娼甚至花柳自贱”,“妓院明开,既便于医生检查梅毒,又可年抽妓捐,补益警费”,要求重开妓院。警方认为,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公娼,主要在于“集园”存在多种弊端。如果把原来过于简略的《取缔娼妓规则》强化和补充,那么弊端自然可以消除。就这样,警察厅煞费心机,重新拟订了《修正〈取缔强妓规则〉》49条,于1917年6月报请云南行政公署批准执行。鉴于民国时期官方拟订创办公娼的具体办法,目前全国传世者已不多见,故将林冲全文点校的《修正〈取缔娼妓规则〉》全文转录,供研究中国娼妓文化与史料的学者同行参阅:
《修正取缔娼妓规则》
第1条:娼妓嫁业定所,分为上、中两等,概名集园。(按:当时称公私娼妓“营业”为“嫁业”)
第2条:集园内,每房1院为1寮,按照数目顺序,编列门牌,书“第几寮”字样,横钉门首,俾易识别、稽查。
第3条:每一园内,无论娼妓人数多寡,应有经理1人,别设经理处,经理寮内诸般事务。
第4条:凡愿为园内经理人,应先将姓名、年籍,呈请警厅查验。其有经理能力,受有许可证者,具结后始得为之。
第5条:经理人入园后,须将本园娼妓及男女雇工,并经理处雇用人役姓名、年籍、住址,每月分别开呈本管警署,转报本厅一次。
第6条:上、中两等集园娼妓,应纳照费、花捐,由警厅分别酌定,呈准收取,留作医士检查、医药、薪资及女子自新所、济良所等项之用。
第7条:上、中两等集园娼寮内,每次收取游客宿费,按照呈缴花捐之数为比例,不得多取。
第8条:经理人应守下列最要各款:
1、收、纳警厅所定花捐、医药费、照费,须按月解缴,不得拖欠。
2、本厅随时颁定规则,务须遵守。
3、不得虐待娼妓,有估买估卖物品情事。(估为云南方言,强迫之意。)
4、寮内上下房舍及检查室、沐浴室等之设置,整理清洁。
5、厕所于每一周须泼水或石灰粉二次以上。
6、收取定价外,不得勒索、磕骗游客之金钱物品。
7、娼妓自有之什物及游客格外赠与之财物,不得藉名强索分受。
8、娼妓有愿停业休业一日者,应听其例,不得强使接客。
第9条:经理及娼妓,如有拐骗买卖人口,及诱引良家妇女入园等事,除立即勒令停业外,并按律治以应得之罪。
第10条:寮内不得私自容藏未经警厅查出之秘密卖淫。
第11条:寮内一切经理细则及收取游客各项价目,由经理人分别拟呈警厅核定后,列表悬挂寮内,不得更改蒙混。
第12条:寮内各娼妓宿室外,应将住在本室之娼妓相片、花名悬贴,以为标识。
第13条:警厅查获之“秘卖淫”(按:指私娼),讯明判发园内者,由经理人接收安置,详细登录名簿,并具单呈报本管警署转报备案。
第14条:未满16岁之女子,不得请愿为娼(但已经秘卖被警厅拿获者,不在此限)。
第15条:愿为娼妓者,须得本生父母或亲族之认可出结,已配者须得夫家之认可出结,始准赴本管警署呈报。
第16条:愿为娼妓者,应本身赴本管警署呈报,得其许可,照章具结后,始准分别入园。
第17条,愿为娼妓具结时,结内应详载下列各款:
1、愿为娼之事由。
2、姓名、年岁、籍贯。
3、现在居住区、段、街、巷门牌号数。
4、曾否配人或已离婚(如已离婚,须将双方离婚证据,书面呈送警厅备案)。
5、尚未为娼或曾为娼妓。
6、有无父母兄弟子女及其年龄职业。
第18条:娼妓于呈请时,若经医生验明身有毒疾或残废者,不得为娼。
第19条:娼妓入园,须领有相当执照,其领照规则另定之。
第20条:娼妓入园,应受警察取缔,并医士健康之诊断。
第21条:娼妓于一周内,须入溶室洗浴二次以上。
第22条:娼妓凡经医士诊查,认定为患病,不堪接客或有传染毒疾者,勒令停业,送入病院医治。非俟健康回复后,不得开业。
第23条:娼妓不得接待各界身着制服及未满20岁之人。
第24条:娼妓室内,如已接待有客者,不得同时接待后至游客。后至游客亦不得任意阑入,免滋冲突。
第25条:一娼一夜不得容留宿舍2人。
第26条:园内遇有恶疾或疯癫之人闯入,须报知该段巡警干涉。
第27条:经理人于每夜间闭园门时,应先将寮内留宿人数单,报本管警署一次。
第28条:园内不得有吸食鸦片及赌博等事。
第29条:园内不得贮藏军器及其他危险物品,并燃放爆竹等事。
第30条:娼妓之一切权利,除规则限制外,无论何人,不得任意妨害。
第31条:娼妓不可佩载金玉珍宝器具,如违章佩戴致有遗失时,警察得不予追究。
第32条:游客不宜寄托、货与金玉珍宝及重要物品于娼妓。如任意寄托、货与,致有遗失或无力偿还时,寄托、货与之人,不得藉端强迫索还,亦不得扣留该娼常用之衣服等件。
第33条:经理人有虐待娼妓,及施与其他不法之行为时,娼妓得将情形呈报本管警署,查明惩处。
第34条:游客入园,不得携带武器及一切危险物品。
第35条:游客在园内滋闹、搅扰情事,经理人或娼妓得立时报请本管警署,受其保护。
第36条,娼妓非“应局”及检查日,遇有紧要事欲假出者,非经本管警署之许可,不得外出。但得受许可者,时间除特别事故外,至多不得超过4小时,并不得潜往指定地以外住宿及有“密卖”情事。(按:“应局”指经许可,应召外出陪酒。)
第37条:娼妓“应局”及假出时,许乘坐对班小轿,上下轿帘均应封闭。
第38条:娼妓“应局”及假出时,须束白衣带于衣表。(按:即外衣上束白色腰带)。
第39条:娼妓假出,经过各区、段,如遇巡警盘诘,须将假单呈验。
第40条:娼妓假出,不得到各戏园观剧。
第41条:娼妓假出时,不得约同良家妇女一路起居。
第42条:娼妓有愿从良者,听其自由。无论何人,不得阻挠。但娼妓须先将从良之志愿、理由、报经本管警署查实,并令具结,转呈警厅核办。
第43条:娼妓有矢志从良,而一时未得其人者,许其呈请该管警署查明,传呈警厅核准,得发往济良所、听候择配。
第44条:愿娶娼妓为妻室者,须遵下列之规定:
1、须有一定之职业。
2、呈报九名、年龄、籍贯、信址等项。
3、须有妥实铺保署名签印。
4、呈交保人之切结二份。
5、呈交本人之照片及切结二份。
6、呈交娼妓之切结二份。
7、不准有蒙混、转卖情事。
第45条:愿从良之娼妓,经警厅查明,具结出园,经理人应将具名薄注销,另登记出园日期,并将相片呈缴该管警署。
第46条:集园大门、便门、寮门,均以早6钟夜1钟为启闭时间。(按:钟即点钟)。
第47条:违背规则第7、8、10、11、13、14、21、22、24、26、27、30~33、45、46各条者,处1元以上、3元以下之罚金,或1日以上、30日以下之拘留;违背第23、25、28、29、34、36~41各条者,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之罚金,或10日以上、50日以下之拘留。
第48条: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酌量修改,呈请增入。
第49条:本规则由警察厅修正,呈请民政长核准后施行。
秘戏瓷雕(清代)
中国私营娼妓制度的发展衍变废娼运动与娼妓制度被彻底摧(3)
1918年1月,省警察厅决定恢复公娼,招商承办,结果艾济川如愿以偿,取得了公娼承办权,4月5日,“集园”在万庆街正式开张营业。“禁娼”仅三、四年光景,其间几起几落,最终仍以“驰禁”告终。
民国初年,禁娼较有成效者为南方革命政府。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支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厉行查禁娼妓,以实行妇女解放。当时,在陈景华主持下的警察厅采取一些查禁娼妓的措施:1、制订、颁布《取缔娼妓章程》,规定所有娼楼、妓院停止营业,娼妓自谋生计;2、强行查封各种卖淫场所,设法使娼妓从良,组成家庭;3、对逼良为娼者,处以重刑。然而,禁娼令执行后,因妓女的生计与出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军政府只得准许妓女重操旧业但不得增加户头和妓院,不得恢复已停办的“花捐”。事实上,此口一开,娼妓的活动更为放肆。到1922年,仅广州的妓女,又近3000人。面对如此情势,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下令关闭广州市的所有妓院,一时陈塘和东堤的大小妓寨纷纷关门停业。这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背叛孙中山。1923年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联手将陈炯明驱逐至东江,其禁娼令也倾刻烟消云散,娼妓、妓院又卷土重来,更加盛行。
花团簇锦(清.佚名)
园中戏乐(清.佚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曾下决心查禁一切娼妓,提出了“化私为公,化繁为简,化零为整”的禁娼步骤,声称五年内在上海禁绝娼妓。所谓“化私为公”,即以妓院1000户、妓女1万人为限对全私娼妓进行登记,实行单一的公娼制,以便于控制和管理。所谓“化繁为简”,就是将全市五花八门的各种称罚的卖淫场所统一称“妓院”,使之公开与合法化。所谓“化零为整”,就是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建立“风化区”,使娼妓集中于此。然而,仅全市娼妓登记期限便一拖再拖,到1949年1月上海临近解放时仍未实行。这次声势浩大的“禁娼”,终以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除以上所举例子外,还有1927年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时的开封禁娼,1928年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在“首善之区”的禁娼,1929年方振武将军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的蚌埠禁娼,等等。这些局部地区的禁娼,或人走政息,或仅是治标,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
总之,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来看,是绝对不可能禁绝娼妓的。这个历史使命,只有等待共产党领导的新生的人民政权来完成了。
恩爱墓罐与孩儿枕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名称(1)
中国的娼妓制度延续达2000余年,经过许多朝代的增减、改制、更替、发展至近现代更加完善和系统化。妓院作为这一制度最基本的载体,作为妓女卖淫的主要交易场所,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体系。下面,我们主要就近现代社会妓院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分类等级、清规戒律、文化底蕴等作一些剖析和探讨。
一妓院的名称
作为以出卖或租借妓女性交权利或色情服务的交易场所,它的称谓流品纷呈,五花八门,有明指,也有暗喻;有俗语,也有雅称。妓院,只是近现代以来一种更具概括性、典型性并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名称罢了。透过这些众多的称谓,我们可以从中探究其文化底蕴。
(一)花曲。前蜀尹鹗《菩萨蛮》词之三:“少年狂荡惯,花曲长牵绊。”
(二)花门。明康海《王兰卿》第一折:“做一个三从四德好人妻,不强如朝云暮雨花门好。”《中国歌谣资料·太平军快到苏州城·昏无能》:“昏无能,宦承恩……赌钱又吃酒,还有闯花门。”
(三)花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绳袭羶,无不获者。”元武汉臣《玉壶春》第一折:“兄弟,你有满腹才学,不思进取功名,只以花柳为念。”
(四)花柳场。明王骥德《男王后》第二折:“你坐中军花柳场,我领前队翠红乡。”《黑籍冤魂》第一回:“公子王孙向柳寻花,朝欢暮乐,因在花柳场中弄上的。”
(五)花柳营。明贾仲名《对玉梳》第一折:“你那眼又亲,手又准……将一座花柳营生扭做迷魂阵,真是个女吊客,母丧门。”
(六)花院。《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未识花院行藏,先习孔门规矩。”
野合图(唐代)
(七)花粉楼。元无名氏《货郎旦》第二折:“我比你迟到蚰蜒地,你比我多登些花粉楼。”
(八)花烟间。《海上花列传》第五回:“我看起来叫‘三勿像’:野鸡勿像野鸡,台基勿像台基,花烟间勿像花烟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沉湎徵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
(九)花门柳户。明朱有燉《继母士贤》:“此人好去花门柳户行走,又好吃酒赌钱。”《清平山堂话本·曹伯明错勘赃记》:“侄儿不可取他!他是花门柳户之人。”
(十)花门柳巷。清李渔《风筝误·导淫》:“花街柳巷,少甚么标致娼家,去选几个嫖嫖就是。”《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四回:“花街柳市,你恋着蜂蝶採。”
(十一)风月馆。元李行道《灰阑记》第一折:“再不去卖笑追欢风月馆,再不去迎新送旧翠红乡。”
(十二)风月所。元石德玉《曲江池》第三折:“风月所得清白,雨云乡无粘带,烟花寨耳根清净。”元武汉臣《玉壶春》第二折:“我向这花柳营调鼎鼎,风月所理阴阳。”
(十三)风月场。元关汉卿《谢天香》楔子:“老天生我多才思,风月场中肯让人?”《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八:“邻舍有个杨二郎,也是风月场中人,年少风流,闲荡游耍过日,没甚根基。”
明代春宫图:偷窥
(十四)风月门庭。元杨暹《刘行首》第三折:“休占风月门庭闹,莫厌蓬莱途路赊。”
(十五)烟花市。明徐霖《绣襦记·襦护郎寒》:“抢柱杖走尽了烟花市,挥笔写就了龙蛇字。”
(十六)烟花场。清赵翼《散花曲》:“偶然阑入烟花场,肯避风流作迂叟?”清王晫《今世说·文学》:“安静不读书,如浪子入烟花场中,不知流荡何所。”
(十七)烟花阵。元杨暹《刘行首》第四折:“雨云之乡打散燕莺期,风月所折腾翡翠帏,烟花阵搅散了鸳鸯会,这清闲谁似你。”明陈铎《醉罗歌·闺怨》曲:“多应误落烟花阵,迷歌扇,恋舞裙,共谁相伴倒金尊?”
(十八)烟花行院。《花月痕》第五二回:“奴家只因父母早亡,流落在烟花行院。”
(十九)烟月作坊。宋陶榖《清异灵·蜂窠》:“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故也。”清周友良《珠江梅柳记》卷二:“省城中故多烟月作坊,莫不流览殆遍。”
(二十)门户。宋周邦彦《瑞龙吟·春景》词:“因念人小,乍窥门户。”明黄尊素《说略》:“门户二家,伎院名也。”明张四维《双烈记·就婚》:“虽在门户,素愿从良。”
恋脚癖(清代)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名称(2)
(二十一)门户人家。元无名氏《百花亭》第二折:“俺这门户人家,单靠那妮子吃饭。”《西湖佳话·西泠韵迹》:“我们门户人家,要抬起来,固不难;要作践,却也容易。你须急急起来打点,不可被他凌辱一场,把芳名损了。”
(二十二)火坑。《老残游记》第十四回:“两位爷菩萨,救命恩人,舍得花银子把我救出火坑,不管做什么?当老妈子,我都情愿。”瞿秋白《人才易得》:“娼妓说她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
(二十三)火院。元马致远《青衫泪》第二折:“偌来大穷坑火院,只央我一身填。”元杨暹《刘行首》第三折:“自火院深沉向未彻,怎管的闲花风月自冤业。”
(二十四)行院。宋马庆父《孤鸾》词:“陌上叫声,好是卖花行院。”《水浒传》第六十九回:“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
(二十五)北里。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张》:“同时崔涯亦工诗,与齐名,颇自行放乐,或乘兴北里。”清黄景仁《都门秋思》诗之一:“新声北里迥车远,爽气西山柱笏通。”
(二十六)勾栏。清薄松龄《聊斋志异》:“盗供:是夜同去勾栏,故与妓女合谋,置金床上,令抱卧至窝处,始瓜分耳。”洪深《歌女红牡丹》:“陈友详闻红牡丹号呼香姐之声,心亦不忍,诘之兴二爷,知被卖入勾栏。”
(二十七)章台。宋晏几道《鹧鸪天》词:“新掷果,旧分钗。冶游音信隔章台。”明无名氏《霞笺记·中丞训子》:“章台试把垂杨折,往事堪悲心欲裂。”
桑林野合图(清代瓷瓶画)
(二十八)平康里。宋尤袤《全唐诗话·裴思谦》:“思谦及第后,作红名纸十数诣平康里。”
(二十九)莺花市。元戴善夫《风光好》第四折:“我自离了莺花市,无关星儿点污,一抹儿瑕疵。”元王仲元《普天乐·春日多雨》:“有赢钞烟月牌,无赔钞莺花市。
(三十)莺花寨。王晔《水仙子·议拟》曲:“风月所成文案,莺花寨拟罪名,丽春园依例施行。”元武汉臣《玉壶春》第四折:“也只为莺花寨声名非是美,情愿做从良正妻,结婚姻要成对。”
(三十一)娼家。唐卢照邻《长安古意》诗:“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宣和遗事》前集:“奈何信奸谗贼臣之语,夜宿娼家,荒于酒色。”
(三十二)娼楼。《古今小说·杨八老越国奇逢》:“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撒漫。”
(三十三)娼馆。《宣和遗事》前集:“近闻有贼臣高俅、贼臣杨戬……巧进佞谀,簧蠱圣德,轻屑万乘之尊严,下游民间之坊市,宿于娼馆。”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名称(3)
(三十四)娼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九回:“你晓得他去新加坡开的是什么行号?原来开的是娼寮。”
(三十五)青楼。梁代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倡妾不胜悉,结束下青楼。”据学者考证,此“青楼”殆即呼妓馆之始。唐李白《楼船观妓》:“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清慕真山人作《青楼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关于“青楼”成为烟花女子卖淫场所之雅称,留待第九章论述。
(三十六)书寓。《官场现形记》第八回:“走到一家门口,高高点着一盏玻璃方罩的洋灯,墙上挂着几张招牌,某某书寓……一时也记不清楚。”
(三十七)妓楼。唐沈佺期《同李舍人冬日集安乐公主山池》诗:“紫岩妆阁透,青嶂妓楼悬。”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
(三十八)妓家。宋耐得翁《都城记胜·闲人》:“其猥下者,为妓家书写简帖取送之类。”《古今小说·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所以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
(三十九)妓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八回:“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盈门。”朱自清《温州的踪迹·生命的价格》:“她若被那伙计卖在妓院里,老鸨才真是个令人肉颤的屠户呢!”
(四十)窑子。《官场现形记》第五十回:“这片房子里头,有戏园,有大菜馆,有窑子,真要算得第一个热闹所在。”《老残游记》:“就是窑子里的姑娘,也人人都学,只是顶多有两句到黑妞的地步。”
唐代山中野合图局部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等级(1)
明代交欢图(春宫画)
二妓院的等级
在近、现代中国,妓院不论南北,大都分为头、二、三等或上、中、下、末四个等级:
(一)一等妓院
就全国而言,各地头等妓院的称谓不尽一致,如北京为“清吟小班”,天津为“小曲班”,张家口为“清韵小班”,开封为“马班子”,上海为“书寓”,镇江为“别墅”,无锡为“公寓”,广州为“大寨”,衡阳为“堂班”,厦门为“阁里”,等等。
头等妓院一般都有醒目的标志,以山东德州为例,院门首挑灯挂红,大门上方横书“芸芳书寓”、“玉春书寓”、“金芳玉寓”、“莲荷书寓”、“同乐书寓”、“燕美书寓”、“莲珠书寓”等。院内高搭天棚,摆设鱼缸和盆花。房间宽敞,布置豪华。以北京一等小班为例,院落多为整齐的四合院,有两进、三进或带小跨院的,也有少数是中式楼房。小班院门的特点是大门上端有乳白色电灯数盏,灯上有红漆书写的本班字号。门框左右各挂一块长方形铜牌,用黑漆在上端横着写有“一等”二字,下面是竖写“清吟小班”四字。上门坎还挂有红绿彩绸,垂向两边。早期有的在门口的灯上或在大门旁挂的大铜牌上书刻本院妓女花名。
明代交欢图(春宫画)
居室多为三至五间,两明一暗或三明两暗,占房多寡按其声名而定,个别名妓有独占一所跨院的(5间房以上)。居室内的陈设也较华丽,设有长条餐桌、方(牌)桌、梳妆台、靠背椅、坐钟、挂钟、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等。室内多悬挂妓女本人大幅着色照片,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及书画挂屏等。
妓女年轻、貌美,具有娉婷娇好、肌肤玉雪、娇小玲珑等形象特征,弹唱歌舞、琴棋书画,各种技艺略知一二,个个妆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娇柔妩媚,以艳丽动人之态,招徕中、外嫖客。这类妓院,掌资甚巨。以界首镇为例,甲等妓女“上盘子”100元,住局6000元。这是1944年价格。当时界首的物价:面每斤15元,米每斤20元,猪肉每斤60元,牛肉每斤40元。可见妓女身份不低。所接待对象,多系民国时代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物,如党、政、军、警、宪、特的头目,地主、豪绅、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帮会首领之流。
船家行乐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等级(2)
(二)二等妓院
中等或二等妓院的称谓,北京为“茶室”,天津为“坐排班”,沈阳为“当馆”,常熟、上海为“么二堂子”,广州为“中乘寨”,重庆为“间门”,厦门为“倒铺”,扬州为“浑巢子”,等等。
二等妓院屋里陈设也很讲究,但屋子没有一等的大。以沈阳的“当馆”为例,屋里也有穿衣镜、挂钟,桌椅则是普通的八仙桌、太师椅。院里有打杂的伙计、账房先生、厨师、打更的。屋里有老妈子给干活。所挂字画也都是一般的。妓女的文化素质低于一等,但也都会琴棋书画。以山东德州为例,二等妓院门首挑灯,大门上方横书“蝴蝶班”、“翠云班”、“红伶班”、“祥云班”、“红霞班”、“联合班”等。院内亦高搭天棚,房间陈设整齐。妓女容貌技艺虽较一等稍差,但也打扮得轻盈俏丽,妖艳动人。这类妓院陪酒侍酒,收费比一等妓院较低。所接待的嫖客,为民国时代的“中层”人物,如下野政客、破落士绅、一般商人、公司职员、中级军官、浪荡公子等。
魔女惑佛
妓院内部营业,因其等级不一,收费标准也就各不相同。以保定二等妓院为例,“打茶围”大洋5角,住夜5元。以上海“么二堂子”为例,“移茶”(瓜子、水果)1元,住夜4元,“下脚”1元,共收费6元,叫做“六跌倒”。以洛阳二等妓院为例,住局5元,“开盘子”1元,“出条子”2元。
(三)三等妓院
三等或下等妓院的称谓,北京为“下处”,天津为“狗男女”,齐齐哈尔为“阁”,广州为“下乘寨”、“打炮寨”,太原为“烂三等”,无锡为“咸肉庄”,镇江为“居”,上海为“野鸡”,德州为“堂子”,等等。
三等妓院,院门口挑灯、挂牌。以石家庄为例,门口一般大字写有“三等金玉堂”、“三等翠花堂”;以山西太原为例,门口一般大字写为“平康下处”、“三星下处”、“聚乐下处”、“喜桂下处”等;以齐齐哈尔为例,门口一般大字写为“青云阁”、“云兰阁”、“春香阁”。院内房间陈旧,妓女多为年龄较大,容貌、装束一般,不少还患有“花柳”等传染病。这类妓院,妓女见客则嘻皮笑脸、打情骂俏、连拉带拽,往往以“拉夫”式的方式使嫖客入门。嫖客进门,便可以搂搂抱抱,动手动脚,亲吻按摩。这里的妓女,不分时间,哪怕是白天,只要谈妥,即可脱衣上床,进行肉体与金钱赤裸裸的交易。
训女宝箴
三等妓院,所接待的对象是民国时代下层人物,如:下级军士、烟鬼、赌棍和初入歧途的中、青年,以及丧妻无眷的光棍汉等。其收费标准,比二等妓院要低。以保定的“下处”为例,这类妓院没有瓜子香烟,只有茶水,交纳5角,住夜2元。以广州的“打炮寨”为例,东堤一带妓院夜间营业收2.6元,水鬼潭(陆上)一带妓院收1.3元。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等级(3)
(四)四等妓院
四等妓院的称谓,北京有所谓“老妈堂”,广州有“讲古寮”,上海有“花烟间”,长春有“海台子”,等等。其实,有些城市的四等妓院就是暗娼,环境十分恶劣,妓女也更卑下。
廖文在《一个妓女的回忆》中这样描述沈阳四等妓院:“四等的,都挤在一个大院子里,分出10来个小房间,每间8—10平方米左右,摆设有炕柜,柜上放各种被褥,地下有八仙桌、椅子、大镜子,桌上摆着茶壶茶碗。或板床或火炕,上面有炕单,门上挂门帘,白色的一天一换。客人走后,由老妈子收拾屋里的一切,像倒痰桶什么的。”比沈阳四等妓院还惨的,要属长沙的四等妓院。这些少女幼妇大部来自水旱天灾破产的农村,或公馆丫头失欢于主人的,也有被歹徒拐骗的,她们被老鸨或龟头用极严格的手段管理,栖息于市中“大观园、小观园”、城南的“流水沟”、城西的“城墙湾”一带,房屋潮湿,饮食粗糙。老鸨或龟头恐其逃跑,夏天仅短裤一条,上身赤膊,秋冬则给极破烂的棉衣。白天在妓院洗衣煮饭,晚饭后即换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擦脂涂粉,坐在门前拉客。外地男子经过,始则笑脸相邀,进屋少息,如不愿进去,她们一呼十诺,将人抬入,关门谈价,嫖一次仅光洋一元,甚至六七角亦可;如整夜嫖宿,则更受欢迎,也不过破费二元;如遇硬不买笑者或恐惧性病的,她们就将客人衣袋中的钱钞,收缴数元向门外一推,被抢者因损失不大不愿向警察局投诉以损颜面,只好自认倒霉。
梅边吟思图(清.顾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镇江中华路陶家门一带的菜市街棚户区,是个“不上品”的人肉市场。每个棚二三个妓女,一张板凳,坐在门口,过路者稍有停留张望,即立起拉扯,或把他的帽子抛进门里,诱其入内,谈好价钱后“一炮了事”。这些妓女,被人骂为“野鸡”。其中最下等的,一次付费只二角四铜板(即六十四个铜板),过去镇江人骂女人最污辱性的话,就是“二角四铜板的货”。
四等妓院,所接待的嫖客多是车夫、苦力、店小二等下层劳动阶层人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妓院的等级除了妓院的房屋建筑、室内装饰陈设外,还主要取决于妓院内容纳的妓女的品位、等级。一般来讲,高等级的妓女往往是在头、二等的妓院里,而低等级的妓女也仅在三、四等妓院里卖淫。妓院名号也往往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妓院和妓女的收费标准也要以等级的高低确定。总而言之,近、现代妓院形成了一种以金钱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就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主体一样,结构复杂,等级森严,品位分明。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人事结构
三妓院的人事结构
妓院的组织一般由老板(女为鸨母,男为龟头)、叉杆或领家、“鬼爪子”或“大茶壶”、“梳头娘姨”或“小姨娘”、“大曲先生”、姑娘(即妓女,亦称把式)、洗衣的老妈子、侍候妓女的“大姐”、账房、厨房师傅、跑腿打杂的伙计、更夫等组成一个庞大的班子。妓院需在当地警察局上捐报税,登记注册后方准挂牌(灯)正式营业。
窑规称谓,南北不一。经营妓院的老板,男的叫“龟头”,女的叫“老鸨”。他们是妓女的直接压迫者和剥削者。作为龟头,一要有青帮老头子做靠山,二要有小流氓作“弟兄”,三要与军警人员有联系,四还要有一套能软能硬的功夫。他负责妓院的“外照”(又称“挡象的”),即对外拉拢警宪、官府,应付“上下八洞神仙”(即地痞流氓)。一旦嫖客争风吃醋发生冲突,或是地痞流氓寻衅闹事,龟头即依靠上述三种人来排解纠纷。龟头与嫖客一般不直接打交道,迫不得已相见时,龟头总是弯腰曲背,俯首低眉。
龟头做老板的妓院,还有一个女“领家”,掌管院内营业、生活以及对妓女的管教。每天早晨,督促妓女们练习弹唱,指使老妈子打扫洗涤,吩咐“大姐”整理房间,分派厨师采购食品,检查妓女们的穿戴打扮。除“自己身子”的妓女外,院内所有妓女的衣服首饰都由领家保管。平时,则由领家对各房妓女进行管教,开导她们如何接客,如何应酬,如何索取嫖客的钱财。倘若姑娘接客出了差错,得罪了嫖客,嫖客不满意,由领家出面向嫖客赔礼道歉。嫖客走后,领家就把不听话的姑娘叫到后房,轻则训斥,重则鞭抽,不许哭叫,打时只打前后胸,不打面部及两手,使其照样能涂脂搭粉穿戴接客。领家还监督账房的账目和现金收支。因此,这类妓院的实际大权是控制在“领家”的手里。
老鸨做老板的妓院,其男人或姘夫叫做“叉杆”。老鸨多系年老色衰、沦落风尘,别无他技的老妓女。这种人凶狠毒辣、贪得无厌、虚伪狡黠、巧舌如簧,善于巴结官场势力人物,借势支撑门面,以便大发其财。比如日伪时期的山东德州,一等妓院的鸨母多巴结日本宪兵队队长、翻译官、日伪特务队长、伪警察局长、伪保安队大队长等;二等妓院的鸨母多寻找日伪下级特务人员、伪保安队小队长、地方恶霸、流氓头等做后台;三等妓院的鸨母巴结不上势力人物,于是便自己养着“叉杆”、“茶壶”做打手。
十美图
老鸨的男人或姘夫,南方广东俗称为“龟公”,北方沈阳俗称为“王八”、德州称为“叉杆”。1944年春节,有人曾在沈阳一家妓院的红对联上,盖上了一副用白纸写的对联:
上联是:孝梯忠信礼义廉
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上联缺个“耻”字,应该是“无耻”;下联忘写一个“八”字,谐音也就是“王八”;加到一起隐含“无耻”的“王八”之意。所谓“杆儿”,是对嫖客生殖器不雅的代称,“叉杆儿”意即来了不说理的嫖客,往往由这类人出面把他“叉”出去。所以,能胜任这“叉杆儿”一职的人,本身就是地痞流氓,或者是与地痞流氓、军警宪特有密切来往的人。否则就不能“以毒攻毒”了。所以,就是老鸨开业的妓院里,“叉杆儿”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妓院的跟班,洛阳俗称为“鳖腿”,沈阳、镇江俗称为“大茶壶”,安庆等地俗称为“龟爪子”。老鸨选择跟班的标准,通常有三条:一是要身强力壮,相貌要使人看上去既不凶蛮,却又有一定的威严;二是要能说会道,善于抓住嫖客的心理;三是要有良好的记忆力。这些人是老鸨的心腹,有的也许就是老鸨的姨侄、内侄之类。在妓院内,他们专司打帘子、高喊见客、报妓女花名;有时雏妓到了一定年龄,不听劝说,不肯“接客”,引得老鸨兽性大发,便命将姑娘剥个精光,绑在铺板上,令他们执行“硬开苞的”的强奸任务,破坏姑娘的女儿之身,直到姑娘屈服肯于顺从接客为止;如果某年轻嫖客在一定时间,连续多次光顾同一名妓女,记忆力很强的跟班便会用心牢牢地盯住这对男女,预防他们私奔。有时候,妓女要“出局”,近的步行,稍远的乘小轿或人力车,都由这些人做“跟班”,表面上是服侍嫖客与妓女,骨子里是在监视妓女,所以安庆“扬班”里的跟班,嫖客们例称之为“龟爪子”。为什么又有“大茶壶”这杰的“雅号”呢?有两种说法:其一,因为这些“跟班”点头哈腰地跟随嫖客,连搀带扶地爬完楼梯,很快地趋前几步,微曲着腰、背,一手叉腰,一手掀起门帘,让嫖客安步入房。这个掀门帘的姿势,十足地活像一把茶壶,故而得名。其二,过去妓女裹得都是小脚,或是雏妓,又不准坐轿子,只好由人背。妓女伏在“跟班”的背上,两膝放在他向后的双掌上,其形状就像一只大茶壶,故而得名。大茶壶的手段,可用四句话来概括:溜须拍马捧,点头哈腰哼,看人放菜碟,狗眼看人低。
上海花烟馆场景
妓院里还有一个看似平常,实则很重要的角色,安庆“扬班”里称之为“梳头姨娘”,镇江“龟窝”则称作“姨娘”或“小姨娘”的人。这些人一般是老鸨的姐妹、姑嫂等亲戚,也有近邻、朋友,都是熟悉于妓院规矩的,都具备嘴甜心辣的本领,因而被老鸨请来帮忙做助手。
妓院中还雇用一些年轻的姑娘为“大姐”。她们的任务是为妓女布置房间,铺床垒被,送点心盘子,递热毛巾,敬茶奉烟,协助妓女招待嫖客;但她们不直接将东西交到嫖客手里,而是递给妓女去一一奉敬。“大姐”一般都聪明伶俐,能言会说,而且颇有姿色。有的嫖客得陇望蜀,妓女已上了手,竟又千方百计地垂涎于“大姐”。而她们见多识广岂有不知,但她们都颇通擒纵之术,故而与服侍的“主子”勾结下套,引诱嫖客,敲一笔钱财。
有的妓院,还专门雇用为妓女拉胡琴的,叫“大曲先生”。他们的任务是为妓女辅导弹唱;妓女出局酬客,他们则携琴伴奏、附庸风雅。
妓院中一般都有账房,以北京的庆余堂为例,就有一个内账房,一个外账房。外账房专管开放来客的车饭钱,局钱;内账房是管理这个妓院的会计出纳,妓院老板、领家、妓女和老鸨、妓女之间利益如何分配,这一切账目均由内账房经管。
央公央母
妓院内还有负责扫院、揩地板、买东西的伙计,专管值夜的更夫。
妓院,自然是以妓女为主。妓院里必须有一两个生意较好的红妓女,才能维持妓院的开销,才能谈得到赚钱。一个妓院一般至少有十几间房间,有七八个妓女,才能把场面支撑起来。红妓女总住在妓院的正房或者楼上最大的房间;生意好的,还可以多占几个房间。而其余生意清淡的妓女,则分别住在厢房、前院,房间狭小,铺设也不甚华丽。
妓院老板的女儿也可以上捐充当妓女,这种妓女称做“小掌班”。她一方面是妓女,一方面又是掌班,在妓院里可以说是比较自由的人物。
妓院的人事结构,大抵如此。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组织形式
四妓院的组织形式
中国近、现代妓院的老板、老鸨和妓女,依据不同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格局。以上海妓院的形式为例,大致有三种:一为大院制,俗称大场户;二为分院制;三为住家制。以北京、天津妓院的形式为例,最有代表性的为班子制。
(一)大院制
妓院老板租赁房屋,然后布置出适合妓女接客的一间间房间。《清稗类钞·娼妓》中这样描述:妓院房间“以西洋印花纸糊墙壁。所置扇屏灯幔,悉画墨梅,颇有雅致。陈设各物亦极精丽,挂壁则有镶金大镜。近窗则有软籐睡椅,别以独脚小圆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为百灵台。盖所畜百灵鸟笼中,必有小圆台,此则取其象形之义也。”老板大多为流氓。老鸨、妓女、娘姨、大姐由老板雇用,妓女做多少“花头”(嫖客在妓院里碰和、设宴),分期拆账,每一份拆多少钱不等。娘姨、大姐月支薪工的居多数,亦有填付资本而拆账的,盈亏则归老板承担。
院内妓女按其人身依附关系,分为断账妓女,押账妓女、包账妓女、捆账妓女及拆账妓女。
所谓断账妓女,多数是自幼被拐卖给老鸨的假女,也有家贫或遭不测由父母卖进妓院的,没有人身自由,名“讨人”;收入全归老板,称为“断账”。
清鸨母
所谓押账妓女,即从小由父母或亲属典押给妓院的“半讨人身体”。典押文契上注明年限,或五年,或十年,在押期间,以卖身所得作利息,凡疾病亡故均与妓院老板无关。押金一般为200元到600元,也有上千元的。押账妓女在押期间和“讨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讨人”从良必须付巨款赎身,押账妓女如已到典押年限,从良时不需要付赎身费给妓院老板。
所谓包账岐女,大多是自幼送给人家卖给人作养女的。其养父母多数为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之人,由于需要金钱供其挥霍,便不惜将十五六岁的养女包给妓院。这种养父母俗称“讨主”。讨主和妓院老板订立合同,包一节或一年,每“节”包金少则几十元,多则200元到300元不等。有的讨主不惜和“包账妓女”一同住在妓院,负责监管、鞭笞、督促,实际上把养女当做“摇钱树”了,成了妓院老板的帮凶,十分残忍。
所谓捆账妓女,即自己无力还债,妓院老板遂乘人之危贷款帮其还债,然后订明期限一节或一年将妓女“捆”在妓院。受捆期间所得的下脚归老板,局账归妓女,到期妓女必须将捆费全数归还,才能自由。这种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妓女来说,条件自然都比较苛刻。
所谓拆账妓女,即具有自由身的妓女,她们自称“伙计”,老板称她们为“客师”。“客师”进妓院称“调头”,可以自选房间,但家具必须自备。有些红妓女都由相好的嫖客代为置办赠送。比如光绪中叶,上海名妓陆月舫“调头”时,房中所用床榻桌椅,都是曾“评论时政,宣传变法”的王韬所赠送的。“客师”所得按四六开或三七开与老板“拆账”。拆账妓女随时可以去留,若有债务关系,只要清理后即可以“跳槽”到另一家妓院。
(二)分院制
妓院老板拥有房屋实施,但仅有少数几个“讨人”维持,所以便将多余房间分租给自由身的妓女,称为包房间。妓女每月按时向老板交付房租、饭费,类似旅馆老板与旅客的关系。妓女卖淫所得收入多少,老板无权过问,但各包房妓女与嫖客摆酒设宴,一般要用妓院大厨房的酒菜,不得外出另办。倘特殊情况,需到外面订置酒菜者,每席酒须贴交老板二元。
(三)住家制
这是自由身的高级妓女惯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她们自租房屋,自备厨房,自雇佣仆,自立门户,公开挂牌营业。住家房间装饰考究,家具精致,四壁挂有诗画,案几置有文房四宝,颇有些文化品位。出入的嫖客,大多为社会上层人士。清末民初上海名妓赛金花、陆兰芬、胡宝玉等人,都是“住家”。
老鸨训妓图
(四)班子制
这种组合形式,主要盛行于北京、天津。妓院的老板(掌班)和鸨母、妓女的关系,打一个比方来说,有点像旧戏园子的前台与后台。老板开设妓院,主要负责上捐、租房子、装饰房间;雇用账房、大茶壶、伙计等人,除了准备妓女、嫖客的酒席、饭菜以外,还要负担灯、水、电话和一切开销。这些都属于妓院老板范围之内的事,也就是妓院的前台。妓院的后台,自然是以老鸨、妓女为主。鸨母主要是以妓女作活的资本,赚钱的工具。有的鸨母与妓女是嫡亲母女关系,但绝大多数的妓女是鸨母买来或典押来的。这种鸨母称做领家。有领家的妓女,所有对妓院老板的交涉,都由鸨母出面。还有一些自由身的妓女来搭班,可直接与老板(掌班)订约分成,但需自付花捐和杂税。这种“班子制”形式妓院,其收入由老板和鸨母(领家)双方分配;分配的比例,基本上是五五开。搭班妓女中没有人身自由的“讨人”,更要受掌班和领家的双重剥削,更为悲惨。
淫妇地狱受苦图
(五)行业协会
娼妓业亦有行业组织,以清末的济南为例,称为“书寓业公会”,成员由各妓院老板组成。书寓业公会设会长、副会长,委员若干人,主要是代妓院应付一切对外事宜,代催捐税。每月从各妓院收取一定费用为其日常开支,妓女每月都要照章纳税,逾期不交,按漏税罚处。
1937年4月,青岛华籍娼妓界在黄岛路17号成立了“妓馆公会”。会长由“天香楼”乐户班主王子英担任,副会长由“升平里”妓院内的“洪仙班”班主崔临玉担任,会员209人,均是名妓院班主。1938年春,日军第二次侵占青岛,“平康二里”妓院“同乐班”班主肖思清、“升平里”妓院“洪仙班”班主崔临玉等12名汉奸班主倡议,在宝山路15号与日军成立了“陆军俱乐部”,将全市妓女轮流送去供日军官兵享用。此后,“妓馆公会”会长沈秀璋又从各妓院抽调妓女组成“慰问队”,到诸城一带日军兵营供日军玩乐奸淫。这样的“妓馆公会”,实在是坏事做绝,无耻透顶。
某妓院妓女全家福
1938年,沈阳开妓院的窑头们在北京场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窑业组合”。“窑业组合”的名称不好听,曾一度改为“料理组合”,这是根据日本人的习惯来的,以后又改为“花界会”。第一任会长刘虎臣,窑主。第二任会长贺方普,窑主。第三任会长王龙斌,窑主。日本投降前,“花界会”又改为“奉天市妓业组合”。这个组织发展到后来居然还在沙子沟、厚生区、工业区等地设立了分支会。工业区分支会,会长姓唐,绰号“唐球”,副会长姓段,绰号“断气儿”。这两个都是缺德带冒烟儿的窑主。
娼妓行业组织的名称,虽一改再改,但毕竟是下流勾当,“牌坊”再好也掩盖不掉其种种罪恶内幕。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清规戒律(1)
五妓院的清规戒律
中国娼妓制度衍变至近现代,已是规制繁多、戒律严格、家法残酷。所以,娼妓业有“末等饭,头等规矩”的说法。
(一)约法八章
妓院是压迫、侮辱,损害妇女的惨绝人寰的魔窟与渊薮。老板(窑主)将妓女买进妓院,便采取边打边哄的手段,命其接客,任嫖客蹂躏。老板对妓女约法八章:(1)不准逃跑。(2)不准热客(即与一个嫖客热恋,而不接待其他嫖客),要与老板一心一意,不准怀二心。(3)不甩客。(4)不许接近官场上人物,不许接触流氓、地痞、窑皮子。(5)不许在开盘(只与妓女嗑瓜籽、闲谈、调情)时“偷活”(发生性关系)。(6)不许私自藏钱。(7)不许倒贴热客。(8)不许犯“八大块”,不许说丧气的话。所谓“八大块”,即妓院在早晨起床到吃早饭前有八大忌:不许说“龙、虎、梦、灯、桥、塔、鬼、哭”。行话:龙为海条子,虎为海嘴子,梦为幌晾子,灯为亮子,桥为海空子(悬梁子),塔为锥子(钻天子),鬼为倭罗子,哭为撇苏。
中国古代房室养生汉像砖
(二)“清规戒律”
妓院里面,清规戒律很多。它既是老板对妓院的管理方式,又是妓院的营业方式。这其中还掺杂了很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老板正是借助封建迷信的精神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1)“过班”:就是嫖客带自己的女朋友去逛妓院,目的是“玩票”。大多数有钱人家的小姐,出于好奇,就去妓院看看,这叫“过班”。本来妓院有个严格的规矩,不让社会上的女子走进妓院。但由于是熟客带的女客,更由于金钱的驱使,也只好应酬一下。不过开钱时得增加一倍,比如一般“打茶围”10元,“过班”就得花20元。
(2)“住局”:在高级妓院里,一般只有“开盘”和“住局”两大项“生意”。但嫖客想在高级妓院里“住局”也并非易事,一般要开十几个盘子价,或者要在妓院里整整“泡”上一个白天,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开盘”子,最后还要请人“合边”(撮合的意思)才能“住局”。
(3)白天不能“吃狗食”:指在高级妓院的“生意”里,禁止与嫖客在白天发生性关系。如果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则被斥之为“吃狗食”。
(4)“遛弯”:末等妓院里的妓女在春、夏、秋三季,特别是夏天的傍晚5点多种,晚饭毕,由妓院的老鸨、大茶壶领着八九个妓女到大街上遛弯,招摇过市,专给来往行人看,起到广告的作用。
(5)“摆房”:是指嫖客买得了妓女第一次卖身(处女)的权力。嫖客必须像娶新媳妇一样,为妓女买里外三新的衣服,新被褥、新家具,并且要粉刷妓女住房。由于妓院里把尚处于处女状态的妓女,称为“清倌”。所以嫖客把买得对“清倌”的初夜权,称为“住清倌”。“住清倌”这天要摆“喜宴”,宴请老鸨与众妓女。一般嫖客要连住3天,每宿按“住局”的双倍花钱。过了3天如不续住,妓女还要像死去亲夫一样,为嫖客烧纸带孝1天。
(6)“外条子”:是指嫖客要求妓女外出看戏(戏条子)、吃饭(饭条子)、洗澡(澡条子)的总称。这类嫖客必须是有身份的熟客才行,一般还要有“大茶壶”跟着,防止妓女出逃。这项“生意”的价码,通常是“开盘”子的双倍钱,过时还要加码。
(7)“客串”:妓女之间可以像演员一样,到别的妓院“客串”。但只许高等级妓院的妓女到低等级妓院“开盘”,而决不许低等级妓院的妓女到高等级妓院里“开盘”。
(8)“踩屋子”:有的妓女嫖客不多,老鸨便逼着妓女给“祖师爷”管仲的神牌叩头烧香。妓女手端尿盆,用小棍敲着,跪在神牌前祷告:“祖师爷,您保证我客人多!”然后将一个小男孩抱到自己屋子里,给糖果、冰糕吃,哄着孩子在她的床上蹦蹦跳跳,这叫“踩屋子”。迷信的说活,这样便可驱除邪崇,会迎来更多的嫖客。
(9)“燎窟皮”:有的妓女在一段时间里嫖客少,老鸨便让她“燎屋子”。将黄表纸点着,在桌子底下、床底下燎。还有的妓女在一个时期,“窑皮”不花钱,泡蘑菇,耍无赖,缠着不放,妓女也点着黄表纸“燎窑皮”。
观赏春宫图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清规戒律(2)
(10)“登门坎”和“盘腿大坐”:妓院里的“生意”规矩,不许妓女“登门坎”和“盘腿大坐”,认为这会把嫖客登跑或盘跑了。同时还不许妓女拍打裤子上的尘土,认为拍打屁股不吉利,会一天不开张。
(11)“七十二小块”:妓女忘了行语,说了原话,叫做“犯块”。犯者被认为不祥,会一天没有嫖客,有客也出乱子,必然倒霉。必须立即自控耳朵,连唾三口,或撕破衣角,摘掉衣扣,作为破法,称为“破块”。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两日及春节期间,忌之尤严。平素对内对外,“八大块”必须遵守。“七十二小块”,因为数量过多,防不胜防,要求不甚严格。但若是新来的妓女,或不服管教,不好驯服;或顾客稀少,生意冷淡,老鸨即以犯块为借口,或提耳朵或揪头发,连碰墙壁三次,往往头破血流,再继之以狞笑,是对犯块的惩罚。
如果妓女很红,偶尔犯块,自当别论,不过亦得轻轻提耳,或提醒其自做破法,以示窑子的规矩。嫖客犯块,多以“八大块”为限,妓女亦须于暗中破之,多用吐口唾沫,碰落墙土,或用指甲深划一下床帮。如嫖客犯块过多,而且以犯梦(如说梦,梦见什么之类)较重,妓女须故意弄破壶嘴,碰破盅鼻。这类忌讳,一等妓院更为注重,所以常以无鼻缺口茶杯,放在桌案上,使通晓江湖规矩的行家,当作提醒的警戒。
(12)“龟不能嫖龟”:妓院内部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扬班”内龟头、龟爪子、账房先生、大曲先生及其家中子弟不得在院内同大姐、娘姨和妓女们打情骂俏,更不得有私情,这就是所谓“龟不能嫖龟”。北京清吟小班有句俗话,叫做“龟嫖龟,一担灯草灰”。民国时期,京剧演员姚玉芙的父亲原来是个在妓院剃头的,后来姚玉芙学戏成名后,有一天到“红韵阁”去,被账房发现了,把他叫到账房,大兴问罪之师,一定要照这条老规矩办事,罚他吃一担灯草灰。后来经人出来说合劝解,才算了事。可见这条“清规戒律”一直保持很久。
(13)“花筵戒律”:花筵酒家,顾名思义,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是花筵酒家的特色。但在广州一带的花筵席上,也有种种戒律。比如,在席上,饮客和妓女只许咬耳朵(即附耳)细谈私房话,不许咬口唇(接吻);可以揽头揽髻,交头贴耳以示亲热,不准“吃咖喱鸡”,即广州话吮面珠,因妓女搭口红,这种辱膏有胶质,一经妓女在饮客面上一吻,就等于打上一个烙印,几天都不易洗掉,会被人讥笑。饮客手谈(猜拳)输了罚酒,又不胜酒力,做“后土”的妓女可以代饮,但不准吃菜。妓女不得借着酒意,与饮客潜入饮厅角落密室,以防“假途灭虢、暗渡陈仓”偷偷打炮,损害妓院的收益。
摄生总要书影(宏基.著)
养病庸言一页(沈嘉树.著)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妓院的清规戒律(3)
(三)家法酷刑
行有行规,家有家法,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固习,娼妓业也不例外。但由于龟头、老鸨多系地痞流氓、妓女出身,普遍带有愚昧、野蛮的流丐伎俩和流氓意识,所以,他们的“家法”更为残酷和阴毒。
(1)祭鞭
当一个买来的或经抚养长大即将成人的妓女,必须祭鞭。鞭用皮条编织而成,较马鞭子略粗些,内插钢针若干,稍露针芒,祭时将鞭陈于五大仙牌位之前。五大仙是妓院所敬的神,即刺猬、鳖、黄鼠狼、老鼠、蛇。她们称刺猬为白二爷,鳖为寿爷,黄鼠狼为黄倭爷,老鼠为坑八爷,蛇为青柳爷,合成五大仙,供奉于老板专设之密室。祭鞭一般在夜深人静时,令妓女焚香跪于桌旁,由老板“亮底”:说明妓业的本色,笑贫不笑娼的道德观,有钱就有了一切的价值观。先施以怀柔说教,比如抚养的恩情,购买时的不易等;再继之以恐吓,如敢违抗或逃跑,必动“家法”;最后令妓女手拿皮鞭审视再三,然后交由“大茶壶”挂于密室的门环上,立誓表示顺从,才算完事。妓女如有逃跑被抓回,或查明确有逃跑意思,即由老板和“大茶壶”执行家法。妓女被押进密室,脱去下衣,双手绑到背后悬于梁上,用所祭皮鞭抽打,称做“试鞭”。鞭笞时,哀号呼痛之声惨不忍闻,往往要打至遍体麟伤,奄奄一息。出于职业上的需要,向例是打身不打脸,打后不打前。妓女稍能行动时,老鸨便逼其含笑接客,还不能露出半分痕迹,若与嫖客泄露隐情,即再次遭受鞭打,称之为“上大啃”(即家常便饭的意思)。二三等妓院的“家法”,虽用的是没有钢针的马鞭子,但打时却更狠毒,且经常使用,老板手提鞭子,动辄对妓女施行体罚。
(2)转押
这也是妓院逼迫不愿接客卖淫妓女就范的一种方法,即将这类妓女转押到低等级的妓院去抵债。这种低等级妓院的老鸨、鬼爪更凶神恶煞,更不近人情,稍不遂意即遭毒打;嫖客也很粗暴、刁怪,变态心理、变态性行为,使他们对妓女极尽摧残蹂躏之能事。这种妓院,日夜两市,接客频繁,被转押妓女受几个月折磨,早已苦不堪言、元气大伤。于是原妓院假仁假意地派姨娘去探望,该妓两相比较,回心转意,表示不再违抗鸨母意志,愿意回去接客,于是便将其赎回。不过,这种“家法”用的较少,主要原因不仅是对妓女的摧残,而且对妓院来说也是失面子的事,倘若妓女在下等妓院得了花柳等病,妓院的损失就更大了。
(3)打猫不打身
所谓“打猫不打身”的家法,具体方法是:先将不听话的妓女捆在床上,然后将一只长着利爪的猫放进裤裆里,再孔紧裤腰裤脚,用皮鞭或竹棍抽打那只猫。猫疼痛难忍,便用利爪在妓女下体乱蹬乱抓,疯狂挣扎。妓女忍不住创痛,只得向老鸨屈服。这种“家法”,虽使妓女肉体受到重创,但不损及妓女身上容易被嫖客发现的肌肤,不影响以后接客,其手段阴毒残酷之极!
(4)笋敲肉
钱可生《上海黑幕汇录》(甲编卷二·娼妓之黑幕)中记载了一个恶鸨毒打妓女执行“家法”的事情,略引如下:那位女郎寸丝不挂,被一莽汉挟持,满脸凶相的鸨母以发簪刺女胯间,一刺一血。女郎则欲躲不得,珠泪横流,竟不敢大声哭泣。鸨母边刺边说:“既为娼,身体已非己有,你欲宝贵,我偏蹂躏,你拼着皮肉,我拼着功夫,看你能拗过我否。”又对莽汉说:“速翻其身,我更饷以笋敲肉。”莽汉便将女郎置于床上,按住其腰,鸨母用裤带捆住女郎双脚,使其不得动。女郎臀部板花灿然,大如手掌,创伤虽愈,青黑之印长留不去。鸨母从床头拿出既阔又长的竹板,向板花上力笞,“数十下而红,百下而肿,二百下而紫且黑,三百下而血流,四百下而皮卷,五百下而肉随杖飞”。老鸨打得手酸又授竹板于莽汉笞右股,待两股刑伤相等,才解去裤带,命令起来。女郎泪流满面,边拭边行,一步一蹶,转向后室而去,始终未闻啼哭。
虐妓惨闻
(5)“头发茬子性刺激”
妓院对妓女,向以“铁匠做官——打上前”为管教之道。特别是那些年幼即被卖进妓院的女子,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年幼尚不堪人御时,要跟“大曲先生”学戏曲,唱不好要挨打。等到实际应客年龄,如不按老鸨的教唆去做,也要挨打。对不肯接客的,更要挨打。即使比较坚贞的女子不肯接客时,老鸨也会想出十分阴损的办法惩治。镇江妓院,曾流行一种“头发茬子性刺激”就颇为典型。老鸨命“大茶壶”剥掉妓女的裤子,强行将一小撮头发茬子撒到阴道里,再使劲揉搓。头发茬子粘在嫩肉上,洗不掉,捏不出,骚痒无比,实为一种很毒辣的性刺激。妓女受此刑罚,煎熬不过,便拼命接客,疯狂卖淫。老鸨以此从肉体、精神上摧毁了妓女的意志,使其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
妓院“家法”,花样翻新,除前面所列几种外,还有用烧红的通条灼,用开水或熨斗烫,用针刺,用点着的香燎,等等。40年代北京“活阎王”黄树卿、“母老虎”宛华清开的华清馆妓院,就私设刑室,备有皮鞭、火筷、通条、火钩、木棍、绳子等刑具,专门虐待妓女,其手段之毒辣,用刑之残忍,令人发指!
房室养生图谱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娼妓业的隐话行话(1)
旧上海照相馆里乘模型飞机的妓女
六娼妓业的隐话行话
娼妓业的行业用语,在唐代就已经产生,孙棨在《北里志》中便称假母为“爆炭”;崔令饮在《教坊记》中称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到明清时期更为盛行,并出现《金陵六院市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等著作。至于历代其它隐语行话文献中,夹杂有关内容的尚为数不少。署名“明·风月友”的《金陵六院市语》,显然是一位隐去真实姓名的风月场中熟客,据其切实经验传述的“嫖经”。所用手法,则是以译解娼行隐语行话来述说行中经验。兹抄录如次:
金陵六院市语
六院风景不同,一番议论更别。既难当时分晓,可不预先推详?
谈笑诎字居先,举动者字为尚。无言静坐,号为出视;有望不成,则云扫兴。扩充知其齐整,稀调欲为莫言。好曰现,而走曰。讨曰设,而唱曰咽。超声打之谓,嗟乃小之辞。燥皮,相戏之称。垂头,歇宿之意。趣鸨子,极妙情怀。麻苍蝇,可憎模样。以冷淡为秋意,言说谎作空头。情不投者,不着人言;涉败兴者,为杀风景。眼星火,见者便爱;尝汤水,到处沾身。闯寡门者,空谈而去;吹木屑者,不请自来。
自身而言:撒楼者,头也。凶骨者,鼻也。老者。眼也。爪老者,手也。齿老者,牙也。
听聆者,耳也。撇道者,脚也。嘻溜者,笑也。攘抢者,恼也。枪者,脸也。啜者,嘴也。
摸枪者,搽粉也。高广者,肉香也。洒酥者,出恭也。杂嗽者,骂也。怀五者,丑也。
自称呼言:老妈儿为波么。粉头为课头。乐人为来果。保儿为抱老。小娃子为顶老。酒客为列丈。老者为采发系。少者为剪列血。夹为瞎眼。骂玉郎为麻面。绳儿为蛮子。歹该为呆子。矮而壮者为门墩。长大者为困水。
自饮食言:称讪老知其用茶。称馨知其用饭。称海知其用酒。称直线知其用肉。称咬翅知其用鸡。称河戏知其用鱼。称碾知其吃食。
自用物而言:衣服则曰袍杖。帽子则曰张顶。簪子则曰插老。银子则曰杏树。铜钱则为匾儿。汗巾则曰摸攘。
至若埋梦即没有之意,扯淡则胡说之辞。弄把戏以喻乎偷,郎兜以明乎大。方列,与房里去声间粗近;设燕剪,与讨房钱声实相同。哥道是,则曰马回子拜节;问是谁,则曰葛五妈害眼。滥嫖呼为高二,烘人比之刘洪。行经号为红官人,用绢呼作陈妈妈。有客妨占,号曰顶土;粉头攒龟,名为打弦。赚人以娘称己,自道小名柳青;令客连念三汪,诱此声为犬吠。
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徙为彼笑。故略序以告同人,须把他这场看破。
至近代,娼妓业的隐话行话,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仅民初一部《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的“娼妓类”,就辑录了北京八大胡同、上海长三书寓,以及花烟间、钉碰间、粤妓、台基、茶室、江山船、相公堂子等多种隐语行话。
清末京妓桂凤朝旗装
由于妓女什么人都得接触,上至达官显宦、军警宪特,下至流氓小偷、地痞无赖,所以妓女对哪类人的哪种行话都得明白,以便应酬方方面面的嫖客。妓院的隐话行话,虽然庞杂,但归纳起来,不外如下几种:
(一)隐语
所谓“隐语”,就是社会诸行群体或集团用以内部交际的“语言”,即以保守内部秘密,维护本行利益为功能的特殊语言,乃取其隐秘有别于通常用语这个特质而言。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
开门口——逼迫良家妇女为娼
开条子——拐卖妇女为娼
入马——指勾搭上妓女
马泊云——指为男女勾搭成奸牵线搭桥的人
青倌——未开苞的雏妓
浑倌——已破瓜之妓女
裂锅——嫖客与妓女绝交
跳槽——嫖客另寻新欢
高飞——妓女从良
漂匪——嫖客欠账溜走
中状元——妓女或嫖客生梅毒
民初名妓二桔子时装照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娼妓业的隐话行话(2)
(二)切口
《江湖通用切口摘要》中称:“江湖各行各道,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今所记皆各道相通用者,至于各行各另有隐切口,乃避同类而用,隐中又隐,愈变愈诡矣。其类既多,其语可知也。”历来各地方言不一,是语言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这种情况,势必直接作用于各种以口耳相传为基本传承扩布方式的民俗语言,而民间隐语行话自不例外。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给“切口”下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即以方言记录的隐语行话。
(1)北京八大胡同切口
下三烂——等级最低、最卑贱的妓女
上劲儿——形容嫖客与妓女彼此热乎上了
上买卖——妓女应嫖客召唤到饭庄酒楼侍酒
开方子——妓女额外向嫖客索要的钱物
会靴子——同识一个妓女的嫖客互相见面聚会
连市——妓女节日不回家休息,连续营业
打二客——为已破瓜的妓女再“破瓜”
打连台——嫖客连续在同一个妓女处嫖宿多天
挑人儿——嫖客选妓
弦子套——妓女与乌师私通
热人儿——嫖客所钟情的妓女
咬乖乖——嫖客与妓女接吻
靴子——一妓数客或一客数妓之互称
名妓花
(2)上海长三书寓切口
三响头——嫖客在妓院玩牌、吃酒、过夜
出堂差——妓女应请或坐轿、或乘马车外出赴局
冷灶——不出名的妓女
打底——代未破瓜的雏妓应客的人
改羊哥——有钱而不会办事,受到愚弄的嫖客
括精码子——花钱很精,办事又很得体的嫖客
镶边大臣——随别人逛妓院者
下脚钱——嫖客赏给妓院下人的小费
哑局——指长三妓女中不会唱歌者
拉牌头——妓女嘱咐嫖客代邀客人来妓院“花头”
做花头——在妓院里碰和、设宴
大先生——已破瓜的妓女
极生——没有钱却十分喜好嫖妓的人
光绪末年妓女着男装
(3)广州粤妓切口
开厅——嫖客在妓寨里摆花酒
开豆粉水——艇上妓女与看鸡佬(鬼爪)相姘
发豪——指嫖客色欲冲动
厅趸——在酒家的花筵厅上专事为嫖客传笺召妓的人
勾老——妓女施展种种媚术勾引男人
阿官仔——出手大方、阔绰的嫖客
掏枯井——勾搭拥有巨大家产并亡故丈夫的老妇
唱脚——大寨妓女的通称,只陪饮及唱曲
打通厅——有钱嫖客筵开数席至数十席,同时开许多个厅
打全骰——把全体宾客叫来陪酒的妓女的开销都包下来
斩白水——妓女向嫖客索取额外馈赠
琵琶仔——未破瓜的雏妓
契家老——妓女之恩客或姘夫
坐灯——妓女在妓院堂室并排列坐等候嫖客
百水——妓女所得缠头
市头婆——鸨母
1909年京妓着旗装
妓院组织结构及文化内涵娼妓业的隐话行话(3)
(三)行话
所谓“行话”,即流行于各种江湖组织或群体的不同当行用语,大部分具有一定的保密功能。娼妓业和一般走江湖的行语又略有不同,特点是多和她们的职业性质和日常生活有关。
头——顶壳子头发——苗
眼——槽子眉——高吊子
牙——财嘴—合子
脸——桃舌——鱼
姑娘——斗花媳妇——财星
钱——商红把钞票——花页子
现洋——密柑烟——薰
水——溜子酒——康山
油——漫水看戏——看把溜
看马戏——看大利嫖客——老斗
抗刀的——指嫖客少的妓女
趔卫——指刚入妓院的妓女
生口——指尚未接过嫖客的妓女的性器官
熟口——指早已涉足娼门的妓女的性器官
歇垫子——指妓女来月经时不能接嫖客
大水贼——指老于世故、善于敲诈嫖客财物的妓女
清末名妓赛金花
(四)行话中又套行话
娼妓业除行话之外,有的时候是行话中又套行话,更不易令人听懂。
老玄——王八臭点子——好色
撇三着子——卖屁股的溜地儿——抢完就走
点儿正——肯花钱鼓潮了——暴露了
提托——男女发生关系对牌儿不——认识不
电瓤子——大便摆柳儿——小便
老乌——大烟土雪花子——白面
飞牌儿的——野鸡老尖儿——带枪的
山串儿了——喝碎了老横——土匪
水子——聚赌抽头的苦窑——妓院
(廖文《一个妓女的回忆》)
清末山西公娼陈玉兰
(五)露八分
所谓“露八分”,即利用各种现成话或成语,省去最后一个字,连成一句话。
占山为(王)——里七外(八),即“王八”
三阳开(泰)——铁血除(奸),即“太奸”
开拨凉(水)——辕门斩(子),即“水子”
渔樵耕(犊)——辕门斩(子),即“犊子”
如果说,“家法”只是凌虐妓女的皮肉,那么“隐语行话”则是对妓女灵魂的一种摧残。妓女使用它,表明自己成为下九流的一伙,终其一生打上了难以洗去的污印,从而在无形中纳入妓院组织和老板的约束,思想行为深受毒害,成了任凭宰割的羔羊。
“秘密语”一词,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术语,在汉语言文化中,亦即“隐语行话”。作为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显然兼具有作为特定组织或群体内部交际工具及语言文化的习俗形态环境特质。由此推论,娼妓业的“秘密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其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中、下层文化形态。学会当行“隐语行话”,是妓女吃那碗饭的入门必修课。既然这种语俗如此重要,则亦必然将其组织的制度、规矩、行事、习俗、心态等融入隐语行话之中,从而为我们考察、透析社会历史、娼妓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点,一些别有价值的语言文化材料。
有关娼妓和“性乱”的隐语行话,“揭示的是性变态文化意识,是社会丑恶现象在这种特殊民俗语言形态中的反映。首先,它是适应掩饰诸般性变态行为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其次,尽管其因时代、群体、地域而异,但所印证的性变态文化意识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所构造的隐语行话的符号及取义视点、方式的变化而已。”(曲彦斌《中国民间隐语行话》第53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嫖客、嫖客意识(1)
狎,本为亲近、熟习的意思。《礼记·曲礼上》:“贤者狎而近之,畏而爱之。”郑玄注:“狎,习也,近也。谓附而近之,习其所行也。”随着世事沧桑,字词流变,狎便有了“狎玩”、“冶游”、“狎客”、“狎妓”的涵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少年狎客往往随后。”显然,这里的“狎客”就是指的“嫖客”。
海上三花
嫖客,即玩弄妓女的男子。明无名氏《霞笺记·洒银求欢》:“家富豪,打扮十分俏……娼门去摇,花街去嫖。”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纨绔气习,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清李渔《风筝误·异淫》:“若是容他娶小,不如许他嫖妓;许他嫖妓,又不如容他偷情。”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四十九回:“大爷是现任知府公子,理该与别的嫖客大不相同,赏格从厚才是。”晚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他来的。”这里的“嫖”、“嫖娼”、“嫖妓”、“嫖客”,都是明清时期青楼文学作品中最常用的词。其实,《说文》:“嫖,轻也。从女,票声。”这种诠释与青楼买笑、红粉追欢、嘲风弄月、皮肤滥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嫖”后来成为“肉欲”、“色情”的代称,或由于市井俚语俗词的演变,或借助于风流文人的笔墨撒粗和青楼文学的渲染。
中国文人自古就喜欢“玩”,从孔子《公西华侍坐章》始就倡导玩,一方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方面又声色犬马,中国文人向来就是两副面孔,二者互为补充,而且,在后者中更能见出个人的智慧和风采。“不过,中国文人的玩不是一般的玩,和市民的享乐方式不同。总的说来,文人的玩是讲究雅的,这里的雅有两方面,一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雅,曲溪流觞,诗诵唱和就是这一类,典型者如兰亭兴会、辋川雅集等等,在这一种玩中,显示出文人的独特来,才学、修养、性情等等。但文人也是人,并不能一味地雅着玩,他们也有粗俗的一面,赌吃嫖窑,文人并不拒绝,不过,即使这种粗俗的玩,文人也常常采取雅的方式而不失其面子,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给俗的内容裹上雅的形式。”(晓华、汪政《仿古的意味》,《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印有交合图的玻璃首饰盒
专门用做性交的春凳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嫖客、嫖客意识(2)
东晋谢安就是大玩家,时人将其比之于王异,而又“文雅过之”。王异虽然也谈玄,也文雅,也风流,却逊于谢安。所以南齐时的政治家王俭曾说:“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一人而已!”在谢安一生中,隐逸与仕宦大致各有20余年光景。他隐得潇洒,仕就仕得显赫;隐时是风流名士,仕时是风流宰相,可谓一生风流;隐时并未忘情天下,仕时也未忘情山水。“他长久盘桓的东山和建立殊勋的淝水,可以说是谢氏家族两个象征性符号,一个象征着逍遥与精神自由,一个象征着功业与社会责任,如同两座丰碑,耸立在谢家子弟记忆之中。藉以支撑和延续着谢氏家风。”(萧华荣《华丽家族》第59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谢安时时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物质的满足,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极大,如李白的歌行即每每流露出对谢安的追慕之情: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
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姑古玩荒草寒。
(《东山吟》)
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
(《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
谢公正要东山坡,携手林泉处处行。
(《示金陵子》)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
情色意味极浓的瓷枕
元代关汉卿既是“梨园领袖”、“编修帅首”,又是“浪子班头”。他浪迹“士俗放荡不稽之所”,荡游“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在与众多妓女交往的过程中,依红偎翠,浅吟低唱,把青楼中的所见所闻所恨所爱,连同自己的一腔块垒发为歌曲,谱为戏剧。关汉卿《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便是其浓重离异意识的自我与人生的咏叹调:
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第七】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岗、土沙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蹅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镴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听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上走。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嫖客、嫖客意识(3)
春钱,妓院为控制妓女所铸
关汉卿这一套自叙性的曲子,有点类似绘画中的“自画像”。他咏叹得如此自然,如此精彩,如此赤裸裸,如此没遮拦,把一个表面上玩世不恭而内心又冷峻悲凉的“浪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明文人更是放情于山水,纵欲于酒色,把人生追求的终点延长至放达、纵欲的感性生命的极致。风流才子唐寅:“日与祝希哲、文征仲诗酒相狎。踏雪野寺,联句高山,纵游平康妓家;或坐临街小楼,写画易酒。醉则岸渍浩歌,三江烟树,百二河山,尽拾桃花坞中矣”(曹元亮《唐伯虎全集·序》)。张岱自叙平生道:“少为纨绔子弟,极受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土,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张岱《琅文集·自为墓志铭》)。袁宏道更是一个“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他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中道继承乃兄之风,不仅津津乐道于自己流连“游冶之场,娼家桃李之蹊”,而且还捉刀代笔写了《代少年狎妓书》,书前有序,叙述了此事始末云:
万历丁酉冬,公安袁小修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太学,狎一妓,情好甚笃,遂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兄主家政甚严正,遗书切责之,必教遣去,否则不复相见,且理之官。少年忧惧,不能措词裁答,因谓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读书,颇爱才,若得数千言一书以感动之,吾事济矣。……”小修为作一书,淋漓数千言,才气可喜,达之于兄。月余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致云:‘与弟别未数年,笔下便已如此,既有读书之志,即携新妇归,余不以一眚盖平生也。’”
妓女所用镜盒背画(清代)
与文士嫖客相比等而下之的是那种上床性交的粗野嫖客——斯文扫床,在曹雪芹笔下被贬斥为“皮肤滥淫”。一如《红楼梦》里“聚赌嫖娼”的薛蟠,将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行那公鸡见母鸡、公狗见母狗式之事。即使文雅的诗词酬对,他也会作的粗鲁不堪: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
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
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
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
如此意识,如此粗劣,如此恶形恶状,如此霸王硬上弓,恐怕令同为嫖客的文士们也耻于为伍。
与上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北洋军阀张宗昌。“张大帅”老粗也,心直口快,嫖客意识极浓。有一次,周转不灵,军饷发不出,部下在闹,他挺身而出,破口大骂:“混帐!王八蛋!发不发饷能闹吗?我爱你们,我是嫖客,你们是婊子,嫖客会欠婊子的钱吗?饷会发的,都他妈的婊子给我下去!”这一骂,部下变成了下部,都骂服了(李敖《人间烟火》第129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继王书奴《中国娼妓史》后,近些年来国内相继出版了好几部研究妓女生活、妓女历史的著作,但对妓女的客体“嫖客”都是蜻蜓点水一笔代过,令人遗憾。本书专辟一章,拾遗补阙,拟就这一专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妓程式(1)
妓院日用器皿(清代)
妓院有一整套传统的规章制度,对妓女约束,对嫖客告诫,从而使他们有秩序地按各自的定规办事。嫖客、嫖妓的次第、过程,铺陈转合,花样百出,颇多繁杂。这里简要介绍高等级妓院嫖客所要遵循的几种常规程式:
(一)喊堂
逛一等或二等妓院,有嫖客一人独去的,也有两三人结伴同去的。嫖客一踏进妓院,就有人吆喝、通报。上海妓院吆喝“移茶”,北京妓院吆喝“看厅”,天津妓院吆喝“见客”。妓女们听到“喊堂”,便一个个迅即从各自的房间跑出来,“一霎时,笑语喧哗,花枝招展,七长八短的走进十数个女子来。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妍的,也有媸的,拥拥挤挤的,都挤在一间房内。有的打情骂俏,有的弄眼丢眉,有的咭咭咯咯的笑作一团,有的动手动脚的玩做一块。一个个徘徊顾影,卖弄风情”(漱六山房《九尾龟》第一百四十三回)。客人可以细细的一个一个看,握住纤手慢慢选。客人选中自己满意的妓女后,就可把茶移到她的房间去。
(二)打茶围
打茶围,又称“打茶会”、“喝大茶”、“开盘儿”。这是继“喊堂”后的又一程式,即妓女摆桌上盘,用黑白瓜子、花糖、水果、茶水、纸烟招待嫖客。妓女向嫖客点烟倒茶、剥糖纸、嗑瓜子、削果皮,嬉戏弹唱,或调情取乐,或搂抱接吻,但不能留宿交欢。嫖客玩过一两个钟点,“妈妈”假称“对不起,姑娘有人‘叫条子’,耽搁一下就来。”姑娘走了,客人也就兴败即散。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妓程式(2)
(三)吃花酒
吃花酒,又称“摆花酒”、“摆饭局”、“做花头”,是指嫖客在自己相好的妓女房中宴客,呼朋邀友,请妓女侑酒取乐。吃花酒,有摆一台、双台、双双台之说,也有夜夜碰和、朝朝摆酒、闹得烟雾尘天的,关键看妓女放出的手段和嫖客的财力状况以及嫖客当时的情绪状态等等。吃花酒有一定的礼节,其中主要有“开局票”、“起毛巾”、“上先生”、“点戏目”、“打通关”。
开局票
邀请相好的妓女到外面酒宴上陪座侑酒,谓之“叫局”,客人要开出“局票”通知妓女。局票是竖式书写,上面注明所召妓女的花名、妓院名称以及侑酒的地点等。有的文字更为简洁,如:“贡树甫君叫韵仙,至侯家后宝华班第八房间侍酒勿延。”局票由妓院派专人送达。
妓院日用器皿
起毛巾
客人大体上到齐后,请客的主人便叫:“起手巾”。大家擦了手脸后,或按辈份、或按主客排座入席,酒宴正式开始。
上先生
客人发出局票之后,妓女一般都在第一道菜上过以后陆续报到入席,坐在各自叫局的客人背后。妓女入席,称为“上先生”,犹如一道好菜,亦即有“秀色可餐”之意。
点戏目
演戏剧,吹洞箫,唱时曲,是名妓普遍善长的技艺。《板桥杂记》载尹春,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吹弗及。《壮梅常集》卷五:李香于“玉茗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十美词记》:陈圆圆“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九尾龟》第一回:许宝琴“抱着琵琶,弹了一套‘开片’,背脸儿亢起娇声来,虽不是裂石穿云,却也引商刻羽。唱过一段《朱砂痣》,便把琵琶捺低一调,低低的唱了小调《白兰花》。唱到关情之处,星眸低漾,杏脸微红,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
打通关
开筵坐花,飞觞醉月,“打通关”也是有一定规则的。这种场合,妓女的名份是侑酒,不算客人,所以不能同时参与吃菜。但如果各自的客人猜拳输了或者违犯了酒令,妓女按例则有代喝罚酒的义务,但也有妓女代酒“以一罚十”的禁令。
妓院小玩物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妓程式(3)
(四)拉铺
所谓“拉铺”,就是嫖客同妓女上床性交。在低等级妓院,“拉铺”的时间短,收钱少,所以嫖客一般不讲究任何水准与情调,发泄完就拍屁股走人。
(五)打干铺
妓女在月经期间不能接客,但有些嫖客因与妓女是相好或因其他原因而坚持要住,但只能与妓女同宿而不能发生性关系,这称之为“打干铺”。
(六)住局
嫖客经过碰和、吃花酒等一系列铺垫之后,妓女便留其在自己房中过夜,称其为“住局”。
妓女用做中药泡洗的木盆(清代)
妓院铜鞋拔(近代)
(七)铺堂
嫖客住局之后,与妓女交往了一段,妓女觉其出手大方,又解风情,并探得其名望、钱财的虚实,认为可以结交,于是主动提出要求“铺堂”。或者嫖客挡不得妓女被底温存、枕边旖旎,说不尽的山盟海誓,便托同僚向妓女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希望“铺堂”。经过双方同意,遂约期邀客,届时聚集妓女家,设席宴请宾客,以明确“相好”关系。
翌晨,仆奴、娘姨、姊妹,入室道贺,借机讨得赏钱。“铺堂”赏钱,少则百十元,多则可以使沉迷不醒的富家子弟倾家荡产,声名扫地。
(八)挂衣
所谓“挂衣”,即嫖客与“清倌人”初次同枕,一切手续与“铺堂”略同,但须鸣鞭炮、点红蜡烛,开销之大,更胜过“铺堂”。老鸨借此敲诈嫖客,如吃酒须摆双台,犒赏须加二倍,虽美其名曰“好事成双”,实则中饱私囊,不愧是个敲竹杠的都头,砍爷头的名手。正所谓:准备金笼关彩凤,安排香饵钓神鳌。可怜那些自不省悟、留恋凤月的嫖客:
争气不争财,闹匆匆,怒似雷,石崇王恺今朝赛。他摆单台,我摆双台,铜山金穴何年坏。实痴呆,牙床独睡,不见玉人来。
一掷便千金,替佳人,赎了身,卖田鬻产何须吝。道是多情,却是无情,绿巾从此加君顶。怎安贫,琵琶别抱,依旧剩愁心。
荡子不思家,爱垂髫,欲破瓜,盲人怎辨真和假。狂风折花,猛雨折芽,循环天理都无怕。莫骄奢,家中妻女,也作倚门娃。
切莫太沉迷,看银钱,似土泥,万金欲海填无底。不识东西,不辨高低,阿谁毕竟称知己。悟禅机,空空色色,一霎梦醒时。(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瓷茶盘(清代)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界资格(1)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仅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开始丧失,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逐渐发生变化,而且也改变了延续千年的青楼文化格局。青楼遂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此时的上海,逐渐取代吴门、扬州,烟花冠甲全国,青楼已然诗味寡然,越来越成为寻欢作乐、发泄兽欲的场所。“上海滩上的倌人,覆雨翻云,朝张暮李,心术既坏,伎俩更多。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哪里跳得出来?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身败名裂。”(《九尾龟》第七十九回)
那一个个有名的倌人,却把嫖客当作瘟生,千方百计地去敲嫖客的竹杠,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口风。总而言之,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来供给自家的挥霍。青楼的风光和魅力都变了味,嫖客们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也直接了当地说着“逛窑子”,念着“嫖经”,并且还相互交流和传授起了“嫖界资格”、“嫖场诀窍”。
妓院用铜盆(近代)
铜春药盒(近代)
(一)嫖客界别
清末民初,上海滩的嫖客各界杂陈,五花八门,但主要成分可分两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商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丰富,使商人阶层经历了从卑微孱弱,到羽翼渐丰而至于振翮欲飞的三个阶段。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狎妓宿娼便成了富商大贾最主要的消费方式。原来的青楼妓女,生活在士大夫的文化圈内,现在却惟利是图地巴结起了权势和金钱。到清末民初,商人成了嫖界的主角,海上烟花生活充满着更多的铜臭气味,妓女的性格也近一步被金钱利欲所扭曲。
商界嫖客在烟花柳巷兴风作浪、呼风唤雨,他们也不晓得“色艺”两字是个什么东西,只看见这个倌人声价高抬,便以为她一定是才貌双全的名妓,花了大把的银子去巴结她。那真正有些才艺、没有名气的倌人,商界嫖客却正眼也不去看她一眼。无心去欣赏什么文雅的艺术,只爱听点淫词小调,满足低层次的欲望,奢纵放恣,流连声色,或许是商界嫖客的基本特征。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界资格(2)
性工具(近代)
(二)嫖界资格
青楼文学在唐、宋主要是表现名士举子与妓女的交往,抒写的大抵是文人士夫的浪温情怀:多有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貂裘夜走、桃叶朝迎,亦有一见倾心,终身互订,却又是红颜薄命,免不了月缺花残。如那霍小玉、王桂英之类,都是女子痴情,男儿薄幸,文人才子,千古伤心。至清末民初上海的倌人,情性却大为不同:从前都是倌人巴结客人,现在差不多客人要奉承妓女;以前都是客人要拣妓女的风头,现在差不多倌人要看客人的功架。偶然有几个初入勾栏的客人,不懂她们妓院中的规例,就要百般诽笑,甚至当面批评。即使妓女从良,也难得个好好的收梢结果。不是不安于室,就是席卷私逃。只听见妓女负心,不听见客人薄幸。妓女通常将嫖客分为三、六、九等,如“豆腐客”(百依百顺者)、“胡桃客”(需狠敲一下才“出血”者)、“肥皂客”(需慢慢耐心磨者)、“跳蚤客”(平时要其“出血”时跳走,毫无踪影,不需要时又跳来沾便宜者),根据这些嫖客的秉性爱好,对症下药,放出那捉怪降妖的绳索、勾魂摄魄的兵符。
面对如此恶劣的嫖界黑幕和世风,嫖客要想“做”一个倌人,要想不吃亏,必须要有嫖界的资格。什么是嫖界资格?《九尾龟》中的“花柳惯家”、“温柔名手”章秋谷归纳了四条:第一要功架,第二要银钱,第三要相貌,第四要嫪毐的大阴。
功架
所谓“功架”,就像人的工夫架子一般,总要行为豪爽,举止大方,谈吐从容,穿着倜傥,这是功架的外场。妓女成了这种嫖客的“相好”,即使不用花费太多钱财,场面上也十分光彩。功架的内场,其实就是一种阅历、一种应酬。比如初“做”一个倌人,最怕做出那小家子气相,动手动脚,不顾交情的深浅,一味歪缠。这是妓院里最犯忌的事情,免不得就要受倌人的奚落。至于碰和吃酒,也要看个时候,不能呆头呆脑地乱闯,如果那倌人生意特忙,和酒不断,便不必去凑那个热闹。只要不即不离的,每月总有几场和酒就行了。如果那倌人生意并不见好,和酒稀疏,这就要不等她开口,嫖客自己请客碰和,捧捧她的场面。若是“做”了多时,已成熟客,倌人未免要留住夜,却万不可一留便住,总要多方推托,直至无可再推,方才下水。倌人们擒纵客人,只靠一个“色”字,你越是转她的念头,她越是敲你的竹杠。嫖客有了这一身“功架”,倌人就是有通天本事,也无可奈何。总之,以我之假,应彼之假,我利彼钝,我逸彼劳,这方是老于嫖界的资格。
性工具系列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界资格(3)
银钱
花街柳巷是逢场作戏的地方,自然是挥金如土,少不了花费。但是其中另有一些诀窍,也不必一味奢华。凡是面子上的银钱,这是自家的场面,不妨多出些儿;若是塞狗洞的地方,你就是花了一万八千,好像丢在水里一般,响也不响,这样的银钱却万不可出,非但闹不出名气,而且还被倌人们当作瘟生、土老儿、曲辫子。总而言之,场面上的银钱不能不出,塞狗洞的花费尽可少掏。这是做嫖客的指南,只要看清了嫖界的内幕,便不至误落倌人的圈套。若是一毛不拔,和倌人们斤斤计较辎铢,就不应该踏入这烟花阵、风月场。
相貌
古来妓女,所重者第一是银钱,第二是相貌,第三是才情。清末民初却又改了一番局面,换了一派情形。上海的倌人,第一喜欢功架,第二才算着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更是挂在瓢底的了!
关于嫖客的相貌,青楼文学中描绘得一般都是风流才子、妩媚少年:“看留荀今之裾,粉傅何郎之面,真似灵和疏柳,张绪当年”,“丰神跌宕,气宇端凝,眉目之间别有一种英爽之气;回眸顾盼,丰彩动人;潘安仁逸世之姿,卫叔宝羊车之度”;“一个是玉树临风,一个是琼枝照月”;一团的妩媚非常,一派的英风流露;等等。自古以来,“鸨儿爱钞,姐儿爱俏”。但就是一味的少年美貌,在清末民初的上海,也要有一身“功架”帮衬着他,方才做得堂子里头的上客。若是单靠着长相容貌,一点儿没有阅历,样样都是外行,那歌场酒阵的规矩,丝毫不懂,也不过是个“寿头码子”,哪有不吃亏的?就好像倌人的资格一样,相貌好了,还要看她的应酬;应酬好了,还要看她的功架。若单是面貌好些,身段应酬却一般,依然成不了红倌人。如此看来,相貌只能排在嫖界“资格”的第三。
清末妓女与嫖客
1904年汉装妓女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界资格(4)
大阴转车
嫪毐(?—前238),本是战国末年秦国的一个浪子,但其阴茎长大,“阳道壮伟”。蔡东藩《前汉通俗演义》第一回载其:“尝戏御桐木小车,不假手力,但用那话儿插入轮轴,也能转捩运行。”(参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嫪毐的天生神力让吕不韦知道了,立即召为舍人,并向太后推荐,极力称赞嫪毐绝技。太后果然仰慕,亲欲一试。于是,吕不韦厚贿刑吏,只将嫪毐须眉拔去,但并未“割势”,使其冒充阉人,入宫服侍太后。太后即引登卧榻,实地试验,果然坚强无比,久战不疲,深得太后的欢心。嫪毐之后,历史上有名的“阳道伟岸”者还有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自此,以“阳道壮伟”为荣的观念开始盛行。
明、清时期色情文学泛滥,更认为阴茎粗长壮大是性能力强的标志,是博得众多美人青睐的最大本钱。《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初因自己的阴茎小而自惭形秽,后经江湖术士施行外科手术,将狗的阴茎组织移植到他的阴茎上使之粗大壮伟,便开始自命不凡,四面出击,与多名美人发生性关系,进行“采战”搏杀。
清代鼻烟壶
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西门庆,他纵欲滥淫而有恃无恐,就在于他有钱、有权、“大鸡巴达达”。西门庆死后,昔日的狐朋狗友应伯爵、谢希大、花子由、祝日念、孙天化、常时节、白来创七人,请水秀才写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比喻奇特,突出了西门庆在性爱上的强有力的雄性的形象,充盈着对性能力、性器官的狂热崇拜:
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药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团夭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骚痒难当。受思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辈,如班鸠跌弹,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八字红墙;再不得同席而偎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撇得人垂头跌脚,闪得人囊温郎当。今特尊兹白浊,次献寸觞。灵其不昧,来格来歆(《金瓶梅》第八十回)。
性的崇拜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这种倾向在人类历史上或隐或显一直存在。然而在中国社会史上,晚明社会的性崇拜倾向以其异常明确而富于煽情的形式被张扬到了极致。晚明社会的性崇拜是一种追求现世享乐的风气,主要表现为对男性性能力、性器官的崇拜和对媚药及淫器的沉溺。上面所举的这篇祭文,就是将西门庆当作性偶像来衡量的。一个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势利狠毒的恶霸,一个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宿妓嫖娼、私通上等人家太太的淫棍,被干脆比作一根“壮伟”的鸡巴,虽然太赤裸裸、太低级趣味了些,但却抓住了“西门大官人”的实质,也表现了以“壮伟”为荣这种观念、这种文化的现实惯性。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1)
明代的色情小说大多为明中期以后的作品,尤以万历至崇祯间的作品为最多,现存的这类小说有《如意君传》、《金瓶梅》、《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玉闺红》、《别有香》、《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一片情》、《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欢喜奇缘》、《艳镜》)、《僧尼孽海》、《痴婆子传》、《素娥篇》等近二十种。与色情小说泛滥伴生的是出现了研究妓女、探讨嫖界的专著《嫖经》,它不仅受到嫖客们的欢迎,成为嫖界的指南,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娼妓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瓷制裸女(近代)
(一)《嫖经》内容
《嫖经》的基本内容,保存在明朱元亮辑、清张梦征编选的《青楼韵语》上册中,1935年中央书店总店作为“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第九种曾铅印出版。《青楼韵语》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共四卷,收有《嫖经》的原文,并附有注释,还辑选了古今180名名妓的诗词韵语共500余首;下册包括燕台花事录、珠江名花小传、白门新柳记、白门新柳补记、白门衰柳附记等内容。
鼻烟壶(清代)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2)
《青楼韵语凡例》
《嫖经》系旧人所作,“注释系元亮先生名笔。愚意略为参赞,至旧注稍不俗者,并得备录。”可见《嫖经》的注释出自明代朱元亮之手,而其中的诗词韵语则是清人张梦征根据《嫖经》中的内容选编穿插名妓相关之作互为印证。《嫖经》的原文与注释,文字简炼,内容大部分是男子嫖妓的原则、是方式、经验、技巧以及注意事项等腐朽思想,但有些内容却是对青楼黑幕、卖淫制度的正视和揭露,是对妓女的同情与惋惜,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嘲弄与讽刺。这里不妨引录主要内容,以供学者研究与批判:
《嫖经》卷一
男女虽异,爱欲则同。男贪女美,女慕男贤。
鸨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撅丁爱钞,势催妓子弄奸心。
且如寻常识见,皆由绳准之中;设若奇巧机关,更出筌蹄之外。
若不运筹,定遭设网。
调情须在未合之前,允物不待已索之后。
初耽花柳,最要老成;久历风尘,岂宜熟稔?
若要认真,空然着假。
对新妓谈旧妓之非,则新妓生疑;调苍妓怜雏妓之小,则苍妓失意。
痛酒勿饮,寡醋休尝。
宁使我支他,莫孝他闪我。
初厚决非本心,久浓方为实意。
欲买其心,先投所好。
伴黑者休言白者之莹,对贫者勿夸富者之奢。
大家规矩,自是不同;科子行藏,终须备别。
敬事而及主,睹物以思人。
偷鞋若讪,剖帕见情。
屡问不言由意背,才呼即应为情亲。
胶漆既投,倘遇言差休见责。云萍初会,如逢失礼莫生嗔。
憎中曾致爱,讪久却成非。
行事太宽,却为宽中而见悔。存心稍窄,多因窄处反投机。
逢人夸盛德,是乃常为;对友数归期,亦其熟套。背后言语,常人最其真情,此则假中做出真也。
自薄渐厚者久,初重后轻者疏。
事要乘机,言当中节。
偏宜多置酒,莫怪不陪茶。
串可频而坐不可久,差宜应而债不宜询。
举止轻盈,终于卖俏。行藏稳重,乃可从良。
房室中的七损八益图(清代)
一损:绝气
一益:固精
二损:溢精
二益:安气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3)
明代《嫖经》的基本内容,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大体揭示了以下几点看法:一、青楼的商业化本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礼教与廉耻在金钱冲击下,已微不足道。二、妓女们花言巧语、虚伪奸诈、惟利是图,嫖界充满了黑暗。但“粉头们”的这些矫情恶心,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性,而是龟鸨的逼迫和唆使。三、嫖客发现“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弊》)。这类嫖客大多是“花柳惯家,温柔名手”,他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加流氓。四、嫖经总结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纵欲行为,描绘了嫖客的性心理、性观念、性原则、性方式和性行为,归纳出和合嫖、作家嫖、雏嫖、自在嫖、死嫖、江湖嫖、干嫖、解缆嫖、眼嫖、口嫖、强嫖、当家嫖、尝汤嫖、定门嫖、牛女嫖、虐疾嫖、敲嫖、借宿嫖等花样和名堂,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五、嫖经中虽然提出女人也是人,在爱欲上男女应平等、要以情为重,但这些男人的“爱情”是没有份量的,经不起真情的检试。他们和青楼女子之间的爱情交换更多纯粹地是金钱与肉体的交换,虽然从原则上说,双方都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鉴于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事实上真正不负责的只能是男性,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寻求感官上的愉悦。明代随着社会上纵欲风气的深入发展,其男性中心意识亦愈趋膨胀。《嫖经》的理论可以说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最为彻底的暴露。
(二)花丛老手“厚黑”谈
何为“厚黑”?李宗吾在其所著《厚黑学》中开宗明义曰:“不薄之谓厚,不白之谓黑,厚者天下之厚脸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他坦言,千古大奸大雄之徒,为鬼为蜮者,无一不是厚脸皮、黑心肝。“刘备和曹操,可称双绝;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厚黑教主”的这番妙论,文笔犀利、讽刺辛辣,令人拍案叫绝。官如此,商界如此,就是嫖界也毫不逊色。那些嫖界的惯家,花丛的老手,堂子里头的规矩件件皆知,倌人们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晓。既没有一句惹厌的话儿,又没有一些瘟生的举动,倌人们见了这样的嫖客,非但不敢得罪,而且还要好好地巴结着他。所以,有了钱,又有资格的嫖客,自然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客人。要修炼到这样的火候,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必然要面厚心黑为本。
三损:夺脉
三益:利藏
《九尾龟》在众多狭邪小说中可谓别具一格,堪称“溢恶”的代表。作者在对嫖界暴露的同时,又以赞赏的态度,精心塑造了章秋谷这一个嫖界高手的形象。作者一再称他“万斛清才,一身侠骨”,是“风流才子,诗酒名家”,“当今侠客,当世奇才”,但其奇才主要体现在嫖界。章秋谷在二十三岁时候自夸,在嫖界已有五年刻苦自学的资历,达到了“阅历甚深,十分精细”的高超水平。他凭自己的手段出奇制胜地长嫖界同道之志气,灭倌人名妓之威风,因此成了为嫖客翻本争气的能人,虚伪、奸诈妓女的克星。
章秋谷浪游花柳,到处留情,玩弄倌人名妓于股掌之上,究竟用的是什么法儿呢?章秋谷毫不掩饰道:要他们真心要好,却也不难,大约不外三层做法:第一不发标;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工夫,温存的伎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你想这班倌人,平日之间,只有巴结别人,何曾受过别人的熨贴?忽然的客人倒反迁就起来,那有不喜欢的道理?所以我在堂子里头并不认真,把倌人当作孩子一般,随口哄骗,把他们哄得喜欢,图个一时的快乐,再不去吃醋发标,自寻烦恼。这便是我章秋谷一生得力的地方。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4)
四损:气泄
四益:强骨
五损:机关厥伤
五益:调脉
花街柳巷,在章秋谷看来就是顽耍的地方,既是玩耍之地,原不过趁着一时高兴,博那片刻的风情。倌人相待殷勤,固然最好;就是倌人看承不好,也没什么希奇。上海的地方大了,堂子也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就随意跳槽,谁也不能禁止。又何苦去争风吃醋,去做哪“瘟生”呢?总而言之,倌人看待客人,纯用一个假字,客人做个倌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勾当,切不可当作真心,自寻烦恼。若在青楼妓院,处处认真,事事发标,免不得要闹出一场笑话。
李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国,苟不厚黑,简食豆羹不可得。”对照章秋谷的“嫖妓理论”和实践,再贴切不过。妓女在这个才子加流氓的眼中只剩下简简单单的“婊子”二字,不过是个泄欲的工具而已,关心、情爱、尊重、真实全用不上,惟“厚黑而已”。兽性充满了青楼,人性杳如黄鹤。士与妓的罗曼谛克被撕得粉碎,只剩下赤裸裸的肉欲和厚颜无耻的谎言与欺诈。青楼的末日到了!
(二)性成败敌
中国古代房中术到明朝晚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出现了《修真演义》、《摄生总要》、《既济真经》等多种通俗的性修炼方面的著作,总结和提出了一些新的房中理论、房中观念。
《修真演义》,全称是《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此书的内容较广,论述在何种情况下不宜性交,如何选择性交的女子,如何激发女子的性欲,如何保持阴茎挺拔,如何防止射精,以及性药、回精术、采阴技巧等等。基本理论观点并未脱前人之窠臼。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5)
《摄生总要》,为明代儒生洪基所著。书中收有大量历代帝王后妃及显贵的春方秘药,以及宋代陈抟老祖的《方术玄机》、明朝宁献王朱权的《房中炼己五字妙诀》,还有盛行于当时贵族士大夫中的“三峰采战”等房中术内容,可谓是古代房中术的集大成之作,其总结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损:百闭
六益:畜血
《既济真经》,全名是《纯阳演正孚祐帝君既济真经》。“纯阳”系指“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笺注者邓希贤,自称是吕洞宾的“门人紫金光耀大仙”,此书系吕纯阳口授真谛,他采纳加注整理出来的。高罗佩著《秘戏图考》认为:“此文是道家炼丹士的性秘术的典型例子。男子应自我控制,固精勿泄,同时激发女子的性欲,使之达到高潮,以分泌出供男子吸取的‘阴气’。用此法,男子即可在性‘战’中‘败敌’。”此书只有九段,以高深、半韵律的形式写出来:
上将御敌,工挹吮吸。游心委形,瞑目丧失。
上将,喻修真人也。御,行事也。敌者,女人也。初入房时,男以手挹女阴户,舌吮女舌,手挹女乳,鼻吸女鼻中清气,以动彼心。
我宜强制而游心太清之上,委形无有之乡,瞑目勿视,自丧自失,不动其心。欲击不击,退兵避敌。修我戈矛,似战复畏。待彼之劳,养我之逸。
欲击,彼欲动也。修彼手来摩弄也。似战,我也。彼欲我动矣,我反不动,而退身以避之。彼不来摩弄我阳物,我即示以似战之状,而复诈为畏怯之形,待彼之劳,以养我之逸也。
盗兴凭陵,魔鬼猬臻。吾方徐起,旗钲出营。交戈不斗,思人冥冥。彼欲操兵,破我坚城。深沟高垒,闭困不惊。时复挑战,敌兵来迎。如不应者,退兵缓行。
盗者,彼也。彼之情兴已浓,其势如魔兵之猬起,我当徐徐应之,但交而不斗。斗,谓动也。思入冥冥者,静以待之,心不为之动也。致彼欲斗而不得,必自下动以撼吾上。吾当瞑目闭气,如忍大小便,吸缩不为惊动。良久复一挑之。挑,亦动也。彼心大发兴而应,即当退却,止留寸许于内也。
敌势纵横,逼吾进兵。吾入遂走仆,敌必来凌。吾谓敌人:我今居下,汝处居上,上亦了了。彼扰我专,无不胜者。
胜者,我胜彼也。敌兴已发,必逼我进兵,不可不答,遂入坤户,即复退于外,翻走仰卧,如僵仆之形。彼之欲心张往,复来攻我,我遂居下,令彼在上而诱之自动,则我专而必胜也。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6)
七损:血竭
七益:益液
八益:道体
敌既居高,以高临下,我兵戒严,遂控我马。龟蟠龙翕,蛇吞虎怕,撼彼两军,令彼勿罢。觉我兵惊,使之高住。勿下勿斗,候其风雨。须臾间,兵化为水,敌方来降。我善为理,俾其心服。翻为予美,亦戢兵藏高垒。
此至要心诀。重在“龟蟠龙翕,蛇吞虎怕”八字。瞑目闭口,缩手蜷足,撮住谷道,凝定心志,龟之蟠也;逆吸真水,自尾闾上流,连络不己,直入泥丸,龙之翕也,蛇之吞物,微微街噬,候物之困,复吞而入,必不肯放。虎之捕兽,怕先知觉,潜身默视,必持必得。用此四法,则彼必疲。乃以手撼彼两军。撼,捻也。两军,乳也。使之兴浓,不杀又戒之。腾身高起,勿动勿下,候彼真精降下,则彼心怠,我反善言挑战。彼既心服,而我得其美,则收敛而退藏于密矣。
再吮其食,再挹其粒,吮粒挹密,短兵复入。
第二次行事也。食者,舌也。粒者,乳也。密者,阴户也。短兵,缩则短也。复入,复入阴户以动之也。
敌兵再战,其气必炽。吾又僵仰,候兵之至,以挺阖彼。风寸雨愈下,如无能者,敌人愈奋,予戒之止。两军相对,不离咫尺,与敌通言,勿战勿弃,坐延岁月,待其气止,心愈如灰,言温如醴,以缓自处,缓以视彼。
愈奋者,彼动不止也。予乃戒之,止而勿动。彼上我下,两军也。不离咫尺者,留一寸在内余在外也。又与之言,勿动亦勿弃。坐延者,令女复以手足支起,待其气精未降,又必我心愈如死灰,而言语须甜温,使彼兴浓,而我缓以待之也。
我缓彼急,势复大起。兵亦既接,入而复退。又吮其食,挹其粒,龟虎蛇龙,蟠怕吞翕。彼必弃兵,我收风雨。是曰既济,延寿一纪。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上极。
大起,兴浓也。彼兴既济,我当复入。深浅如法,间复少退。又必吮其舌,挹其乳,依行前番功夫,则彼真精尽泄,而我收翕之矣。既济者,既得真阳也。一纪,十二年也。一御既得真阳,则可延寿一纪。武军,髓海也。上极,泥丸也。战罢下马,当仰身平息,悬腰动摇,上升泥丸,以还本元,则不生疾病,可得长生。
为山九仞,功始一篑。匪德不传,全神悟入。
为山九仞,为九天仙也。一篑,一采真阳也。一采延寿一纪,是长生始于一采也。然此道非有德不传,盖有德则神全,神全则心静,故能悟入而行之也。(〔荷兰〕高罗佩著、杨权译《秘戏图考》第375—3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7)
瓷笔筒和瓷碗(近代)
该书在文字上用了许多军事术语,将男女两性交合比喻为两军对垒,两军作战,将“御女”视为“御敌”,将女方达到性高潮称为“投降”和“宾服”。这种道家的性修炼术与古代兵法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都要借用对方的力量节省自己的力量;第二,都先佯服于对方,尔后出其不意后发制人。如此性交秘术,如此“性战败敌”理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毫无乐趣,毫不人道、毫无科学道理,但在明清时期的嫖界却颇有影响,谬传很广。
《九尾龟》第一百七十九回就记载了粉阵花丛老手章秋谷“发明攻战术”、“研究床第谈”的精微奥妙之处和采战御敌之法:
如今我把两个开战的国度作个正式比例。男子的对于女子,好象是个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国度一般;女子的对于男子,好象是个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国度一般。那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人,费了无数的精神气力,始终还是不知道路,不谙虚实,事倍功半,未免总觉得要吃亏些儿;那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人,却是安安逸逸随随便便的,不发一矢,不出一兵,凭着那敌人在那里胡闹,只作没有知道的一般,事半功倍,自然的总要得些便宜。一边是以劳待逸,一边是以逸待劳,这个里头已经差了一个底子。所以明明的两个强国,工力都是悉敌的,却有了这个缘故在里头,攻守异势,劳逸殊形,就自然而然的有些支吾不过起来。那以逸待劳的人,就是到了粮尽兵疲,十分支吾不来的时候,究竟还好勉勉强强的敷衍一下。那以劳待逸的人,却是不打败仗便罢,若是打了一个败仗,那就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再也收拾不来的了。总而言之,那以劳待逸的人,对于那以逸待劳的人,一定要估料着此国的攻战力,比彼国的攻战力胜过一倍,方才可以刚刚得个平手。若是彼此的攻战力大家相等,断没有不打败仗的。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青楼嫖经(8)
旧上海装扮成女学生模样的妓女
照章秋谷的理论,男子的对于女子,是以劳待逸;女子的对于男子,是以逸待劳。一定要此国的攻战力,胜过彼国一倍方且得个平手。就是彼此工力相当,也一定要打败仗。万一遇着个攻战力远胜于男子的,怎么办呢?章秋谷认为要用“奇兵”取胜:
若是遇着了这样的人,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只好到了临交绥的时候,故意慢慢的虚与周旋,千方百计的挑逗他。直挑逗得对阵的人战心勃发,急于求斗,这一边却养精蓄锐的按兵不动,一边是火杂杂的怒如虎;一边是静悄悄的屹若长城,直等得敌人求战不得,十分性急;这一边却才慢慢的布阵出队,慢慢的和他合战。那敌人的性情,不是刚刚合阵就会战酣兴发的,那起先合阵的时候,也不过是些虚的空架势,这一边却只是随随便便的应酬他。敌来我去,敌去我还,不用战斗的全力。直要到得对阵的敌人战酣兴发,二十四分的性急起来,那中军的马队拼命的向前近凑,两边的支队拼命的四面包抄,那远远的游击队也四面紧紧的合拢将来,到了这个时候,这一边方才用出十二分的全力来,奋勇当先,狂冲乱突,不按着什么阵式步法,只一味在他核心肉搏,短兵相接。这个时候,那一边的精神差不多已经发越得干干净净,了个强弩之末的势儿;这一边却是保守着全身精力,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损。一个是一鼓作气,一个是三鼓气衰,凭你两下的战斗力不能相等,这样的一来,自然的是五雀六燕,轻重适当,刚刚得一个对手。
妓院
清末京妓玉花着旗装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1)
发送派对请柬
近代上海,烟花冠甲全国,是嫖客花柳场中花钱取乐的地方。白云词人编的《上海黄莺儿词》,便俚言俗语,“大雅难观”,作了一番戏说:
海上最繁华,望迷离,眼欲花,条条马路东西叉。钢丝马车,皮篷马车,风驰电卷行来快。路三叉,华洋巡捕,持棍往来查。
书寓各分张,弄堂中,马路旁,房间陈设天宫样。玻璃耀光,绮罗散香,铁床檀几齐安放。到昏黄,抬来飞轿,出局一时忙。
从客几多人,叫高声,起手巾,纷纷外局齐来应。歌声乱听,衣香暗生,几巡酒过都酩酊。最伤心,绮筵完了,一阵散如云。
若说要真嫖,幺二堂,走一遭,移荣高喊人齐到。千般样娇,百般样娆,现成干湿搬来好。太蹊跷,说攀相好,硬要屈今宵。
名字忒新奇,想寻欢,打野鸡,青莲阁上游人挤。身来并依,话来暗迷,娘姨大姐相牵倚。笑嘻嘻,与郎低说,今夜伴奴栖。
书倌几家开,请先生,好上台,轻轻鼓板敲来脆。清歌一回,洋钱一枚,霎时送上银烟袋。太痴呆,一声多射,停刻请过来。
大菜仿西洋,最驰名,一品香,刀叉件件如霜亮。楼房透凉,杯盘透光,洋花洋果都新鲜。吃完场,咖啡一盏,灌入九回肠。
锣鼓大开场,京二簧,梆子腔,编来新戏翻花样。正座满堂,包厢两旁,有名天福人人讲。喝声扬,绣帘开处,齐看老生汪。
任意去盘桓,到愚园,又张园,男男女女纷相乱。马儿也喧,车儿也喧,洋房上下都宽展。好为欢,猫儿女戏,闲坐一回看。
风月好留连,有银钱,便是仙,几多阔少时时变。今朝一天,明朝一天,花花世界何须恋。发狂言,写来满纸,只当道情篇。
此文写出了上海的繁华、上海的风月,也折射出娼妓业“依洋人为护符”,“趁风骈集”迅速发展的势头。这一点也可以从有关上海娼妓研究著作的日渐增多,得到印证。
女子购置性用具(明代春宫图)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2)
(一)有关上海娼妓的著述
从清同治五年(1866)到1933年止,“通社”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沪娼研究书目提要》开列的研究沪娼的书籍计有38种,大半为徐蔚南所收藏。其中十之八九,专谈上海娼妓:上高黄懋材著《沪游胜记》,同治五年版;武林葛元煦著《沪游杂记四卷》,光绪二年版;王韬著《海陬游治录三卷》,光绪四年版;王韬著《谈艳》,编入《淞滨琐话》第七卷,光绪五年版;王韬著《歇浦群芳志四卷》;花下解人著《上海品艳百花图五卷》;《沪上新百美图》,上海王氏刊行;《海上群芳谱四卷》,原题莫厘峰顾曲词人评花,上海申报馆铅印;云间不羁生著《词媛姓氏录》,申报馆书目;梁溪萧湘馆侍者(邹弢)编《春江花史二卷》;詹子梁著《柔乡韵史》;指迷生辑《上海冶游备览四卷》;沁园主人绘图《上海青楼图记四卷》;公益书社编《沪江色艺指南》,光绪三十四年版;中国图书馆印行《海上花影录二集》,民国四年版;孙雪泥、奚燕子等编《花国百美图》,民国六年上海新世界开第一次花榜时的刊物;汪切肤民国十一年编《上海六十年花界史》,时新书局发行;漱六山房张春帆著《上海青楼沿革记》,1931年分期刊载在《万岁》月刊第二至第九期上;厘峰慕真山人著《青楼梦》,计六十回,申报馆铅印本;松江韩邦庆作《海上花列传》,六十回本;海上漱石生、孙玉声著《海上繁华梦》,一百回本;邹弢著《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花)》,六十回本,光绪二十年石印本;曾经涉足人著《梦游上海争风传》,光绪二十六年版;漱六山房张春帆著《九尾龟》,每集六回,共出二十四集,刊行于宣统年间;娑婆生(毕振达)著《人间地狱》,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
鼻烟壶(近代)
实际上,1936年“通社”编辑的这篇《沪娼研究书目提要》遗漏的书也不在少数,比如宗子刚著的《絮语》(书商以“嫖经”标榜宣传),朱瘦菊著的《歇浦潮》、《新歇浦潮》。此外,陈无我著的《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书中的“绮窟宵谈”、“花冢仁声”、“平康本纪”、“艳榜三科”等专述花界故实,广搜博采,不厌其详,直可作一部上海娼妓史来读。本书分作上下两册,于1928年4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可惜,《沪娼研究书目提要》未能将其收入,使人有遗珠之憾。但不管怎么说,这篇《沪娼研究书目提要》对我们研究近现代上海娼妓制度、娼妓文化,还是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信息。
(二)嫖界花榜的三个阶段
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戒指(清代)
文人名士主持的花榜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为上海花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花榜的特点有二:其一,花榜由文人名士主持,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由于偏重于美色与技艺,故有“艳榜”与“艺榜”之分。其二,花榜只在书寓、长三中评选,但开榜次数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开两次榜。评选出来的名妓,附以其相应的名花名卉,属性比拟之。这一阶段比较著名的花榜如下:
光绪丁丑(1877年)公子放所定书仙花榜;光绪庚辰(1880年)春季花榜、庚辰花榜特科;
光绪辛巳(1881年)春季花榜,秋季花榜;光绪壬午(1882年)春季花朝艳榜;光绪癸未(1883年)秋季春江花榜,冬季花榜;
光绪戊子(1888年)夏季花榜;光绪己丑(1889年)书寓花榜,曲中花榜。
这一系列的花榜评选,其主持人大多是舞文弄墨的“海上名士”或“洋场才子”,如二爱仙人李芋仙、柘湖渔郎、痴情醉眼生等。他们平时以青楼妓院作消遣地,以品花狎妓为乐趣,以作诗填词为风流,还保留了往昔文人学士鉴赏、品评妓女的风雅之气。当时不少妓女,经这些文人学士的品评、鼓吹,名声大噪,其中王逸卿、李佩兰、李三三、朱素贞、孙文玉、朱玉琴、陆月舫、姚蓉初、王雪香等都是几次花榜有名的人物。其中尤以李三三最为典型,她得到仓山旧主袁祖志的赏识,作诗吹捧,结果引来骚坛文人纷纷效仿,竟然得“三三词”60余首,使其名播士林。
妓院双福班
“小报鼻祖”戏开的花榜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3)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为上海花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花榜的特点有三:其一,花榜由消遣性小报主持。其二,由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根据报上所列通告投函推荐,小报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开榜。其三,仍有“艳榜”、“艺榜”之分,但艳榜的夺魁者以科举制的状元、榜眼、探花等冠之。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后,上海兴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各种消遣性小报也应运而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并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因而得到“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这些褒贬不一的声名。
1897年李伯元制定《游戏报》花榜:“凡例六条”:
一、统申江而论,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万紫千红,讵能遍阅?此次花榜,悉凭荐书多寡为定,益复参以舆论,以昭平允。
二、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余悉置三甲。沧海遗珠,知不能免,挂一漏十,阅者谅焉。
三、如曹梦兰、陆兰芬、花翠琴、花玉田、谢湘娥等,或久饮香名,或早树艳帜,或华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故不录入。
四、近年北里中以歌胜者,颇不乏人,如王秀兰、金小卿、王秀林、小如意辈,均此中之佼佼。拟仿京师之文武榜例,另开武榜,拔取数十人,筮期揭晓。
五、榜上所取各校书名下考语,悉照荐书择要摘录,本主人不赞一词。
六、此次特开花榜,承四方同志惠贻序跋、诗词、联语甚夥。因限于篇幅,容后按日排录报中。游戏主人定。
唐代瓷罐
李伯元的此招一出,广泛地激发了人们的参与兴趣,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竞相投函推荐。这些“荐书”,写得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反映了嫖客的不同情趣、不同喜好、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文化品位。试举几一例,可见一斑:
海昌太憨生书
游戏主人史席:前上芜词,仰承藻鉴,所荐谢家姊妹与夫薛氏校书,蒙刊录于报中,洵遭逢于意外。寸衷衔感,尺幅抒忱,敬代青楼瓣香顶祝,恭惟主人抡花手妙,选艳才高,写来北里胭脂,搜遍南朝金粉。雕红刻翠,表燕许之宏文;评白论黄,集龟蒙之小录。娟娟好好,尽属品题;袅袅婷婷,都承抬举。记淞滨之新柳,笔底春风;汇海上之名花,榜开夏日。然章台十里,几同沙数恒河;而楚馆万家,难免珠遗沧海。憨浪游沪渎,物色风尘,或碧玉年华,乍张艳帜;或绿珠丰韵,未著芳名;或孤芳以自赏,或蕴藉以堪夸。续荐数人,注姓氏、里居于下,各标一格,在清、奇、浓、淡之间。应知选政谨严,不敢虚誉冒滥,详加考语,附短牍以陈辞,敬候主裁,为群芳而请命。海昌太憨生顿首。
清品:林月英。玉镜无尘,冰壶自朗,如莲花出水,不染淤泥。年十四,苏州人,居兆贵里。
奇品:潘素珍。雏凤新声,乳莺弱态,而痴憨娇小,谱入无双。年十二,金阊人,居小桃源。
丽品:凌银花。轻盈月貌,旖旎风情,置诸周昉画图中,不让朝云独步。年十八,吴门人,住宝树胡同。
淡品:陆小梅。春山眉浅,秋水神清。年二十一岁,江西人,住清和坊。
暖酒杯(清代)
象牙雕
花欢熹斋主人书
游戏主人雅鉴:知有沪滨花榜之作,续北里之志,写平康之胜。足使都知录事,托豪素而流芳;金粉胭脂,经品题而腾价。深情韵事,企慕奚如。仆青楼薄幸,白袷飘零,烟花尘劫,阅尽沧桑,裙屐佳游,只谈风月。渐无风雅之笔,足传悱恻之情,谨就见闻,略裨涓壤:兹有鼎丰里金佩琴校书,沉静温柔,雅娴书史,灯前酒后,惟手一编。所居幽雅,最宜纳凉,瀹茗焚香,足忘尘世,每与周旋永夕,凝妆坐对,使人意消。新清河里陈雪卿,旧家标格,卓荦不群,早饮香名,久标艳帜。性尤豪爽,每闻名胜,辄命舟车。以故江南名士,无不倾襟结好,一面为荣。当筵度曲,情韵俱深,其于《牡丹亭》、《长生殿》中诸剧,尤推绝调。同居赵文兰,亦仆识之于髫年者,日前邂逅筵间,其光艳动人,尤胜曩日,晓日芙蓉、春风杨柳,不足方其清丽。西荟芳周桂林,钱塘苏小,生本同乡。江浙之间,芳名噪甚,亭亭玉立,凌风欲翔。幼谙音律,于大小曲无不精娴,书馆歌筵,得闻一串珠喉者,争为拍案叫绝,色艺并优,殆难其偶。以上四人,允推胜选。阁下海上龙门,云间骥尾,一言引重,四座俱倾;寸管评春,万花齐现。所望燕许大笔之题,附入龟蒙小名之录,主持选政,提倡风流。使杨枝有传,永著香名;刘高才,不悲下第。临颖祝祷,乞赐鉴裁。花欢熹斋主人拜手。
李伯元原说本年夏季花榜定于六月开榜,但嫖客来信如此之踊跃,花榜竞选如此之激烈,实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以至于不得不延期至七月初七开榜。这之前李伯元发表了《花榜揭晓预布》,向大家打招呼,进行舆论炒作:
书披鹗荐,怪夏榜之迟开;宴启鹿鸣,喜秋风之早届。环肥燕瘦,较量本自需时;卢前王后,位置惟虞失当。兹者针穿乞巧,记织登科,鹊桥暗渡于良宵,虎榜即悬于此日。值双星之佳会,看千佛之名经,泥金报而姓氏皆香,淡墨书而声价顿增。敢诩红红翠翠,尽坐春风;免致燕燕莺莺,望穿秋水。爰修小启,裨众周知。
游戏主人启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4)
1897年七月初七,李伯元发布《春江丁酉夏季花榜》,共选出一甲3人,二甲30人,三甲107人,共140人。这天,上海街头巷尾争购《游戏报》,人人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对开榜入选的,报馆用鼓乐送匾以助兴,榜上有名之妓声名鹊起,贺喜的嫖客陆续到来。琼筵坐花,羽觞醉月,哀丝豪竹,添酒回灯。春开孔雀之屏,褥隐芙蓉之绣,可谓热闹非凡。
性玩物
选美三甲,选美之风实源于嫖界花榜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旧闻录》收录了这次花榜名单:
第一甲
状元张四宝,年十六岁,姑苏人,住西荟芳里。荐评九函录五:
蕤者葩,娟娟其韵,波写明而花写媚,神取洁而情取幽。
《淮南子》云:“曼容皓齿,不待脂粉芳泽而佳者,西施、阳文也。”吾于词史亦云。
端庄沉静,柔媚可亲,张墅愚园,踪迹罕到,举止娴雅,有大家风。秀丽天然,风神娴雅,珊珊仙骨,矫矫不群。
天仙化人,自然丰韵,翩然入座,鹤立鸡群。昔人谓美人之光可以养目,睹此益信。
榜眼金小宝,年十九岁,姑苏人,住大兴里。荐评七函录四:
色练练而欲夺,光炎炎而若神,非气象之可譬,焉影响而能陈。容光焕发,流露自然。
由来称独步,本是号倾城。
丰肌秀骨,妩媚中饶卓落气。
探花祝如椿,年十七岁,姑苏人,住同安里。荐评七函录四:
珠辉玉映,蝶腻莺痴,秀外慧中,宜风宜雅。
锦心绣口,聪慧绝伦,善病工愁,温存如玉。
细骨轻盈,蛮腰素口,临风独秀,与月争妍。
才色品艺,四美俱臻,洵为花丛领袖。
清代欢喜佛
象牙筒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5)
第二甲
传胪蔡新宝,同安里:
蛾眉若双翠,明眸发清扬,丹唇翳皓齿,秀色若圭璋。
良玉在璞,奇花初胎,腻理靡容,实少其偶。
金宝仙,鼎丰里: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风韵独绝,格调双清。
林月英,兆贵里:仿佛若轻云之蔽月,飘摇若流风之回雪。
朱新宝,兆富里:编珠作帐,镂金为裳,玉龙凤凰,金盆芍药。
谢宝容,鼎丰里:璇源万丈,玉山千寻,瑶草琪花,不同凡卉。
张书玉,小桃源:肤凝脂白,额腻鹅黄,梅妃新妆,杨妃出浴。
李雪琴,日新里: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秋水蕖。
金佩琴,鼎丰里:沉静温柔,雅闲书史,凝妆坐对,使人意消。
方宝珍,西荟芳:松风水月,比其清华,仙露明珠,方斯朗润。
洪桂生,尚仁里:皓齿明眸,其人如玉,当筵一曲,顾盼多姿。
金文仙,兆富里:水晶如意,碧玉连环,雏凤清声,鹦鹉调舌。
花紫云,公阳里:眼波眉月,秀色可餐,逸态天然,娟娟静好。
秦薇云,同安里: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
谢蓉卿,西同芳:明眸善睐,绝世丰神,骨格清奇,举止娴雅。
陈翠娥,萃秀里:清若白梅,雅如绿竹,珠喉一串,响遏行云。
林玉珍,鼎丰里:有女如云,圆容若月,惊鸿艳影,顾盼生姿。
周二宝,尚仁里:绵视腾文,靡容腻理,采云出岫,红莲镜池。
花亿珠,久安里:媚眼含羞,丹唇逐笑,柔肌轻倩,玉质可人。
王宝钗,尚仁里:丰姿替月,润脸羞花,卓荦不群,轻盈可爱。
谢秀兰,南兆贵:容光焕发,流露自然,空谷生香,孤芳独秀。
金含香,西荟芳:青楼晓色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
刘湘君,大兴里:形窈窕以纤弱,艳妖治而清妍。
陆秀卿,公阳里:体态娉婷,姿容流丽,芳心一点,顾影自怜。
李金兰,尚仁里:娇小玲珑,动人怜爱,章台毓秀,后起之英。
谢二宝,普庆里:柔媚端重,有林下风,娓娓清谈,令人忘倦。
陈雪卿,新清和:早播香名,久标艳帜,当筵度曲,情韵俱深。
王月卿,南兆贵:芙蓉挹露,杨柳迎风,圆靥修眉,天然娟媚。
谢兰卿,宝树胡同:慢舞酣歌,并皆佳妙,好花欲语,秀色可餐。
谢薇卿,宝树胡同:秀外慧中,天然姣秀,含情脉脉,雅静宜人。
陆孟劬,西桂馨:性极温柔,貌尤韶秀,小家碧玉,绰约多姿。
象牙雕(清代)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上海花榜(6)
第三甲
金丽卿,公阳里:珠辉玉映,蝶腻蜂痴。
张黛玉,普庆里:水面芙蓉,梢头豆蔻。
张宝宝,公阳里:雪肤月貌,娇媚天然。
谢桂香,百花里:一曲登场,歌喉嘹亮。
金佩卿,公阳里:有声有色,宜笑宜颦。
金桂芳,清和坊:轻如飞燕,翩若惊鸿。
周丽娟,尚仁里:孤标自赏,落落寡俦。
游艺场与报社合流主持的花选
从1917年至1920年,为上海花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花榜的特点有四:其一,游艺场与报社合流,共同主持花选。其二,花选的优胜者由嫖客投票选举产生。其三,花选的优胜者,被冠以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之官职称呼。其四,花选的场面、规模均比过去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为了扩大影响、招揽游客,便别出心裁策划举行花园选举。新世界游戏场的老板特聘《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选举完全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一票售价一元,选票上需填写妓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优点。12月23日在新世界游戏场开票,入选者有210余人。
新世界花国评选结果,第一届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国务总理莲英。
1918年底新世界又举行第二届评选,花国大总统徐第,副总统王宝玉、宝琴,国务总理笑意。徐第的大总统是由两个嫖客购得37万张选票而夺魁,王宝玉由一个姓叶的嫖客投票2万张而屈居次席。有钱能使鬼推磨,嫖客的捧场、家财对妓女的大出风头至关重要。
金刚般若秘经卷尾的巨型男根
1919年因“五四”运动波及上海,新世界未能如期举行第三届花国选举。英商企妹牛奶糖公司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乘机举办花选,不过改花国为香国以示区别。1920年3月16日香国选举在天韵楼开票,香国大总统琴寓,副总统乐情、陈第,国务总理琴楼。大总统琴寓因此而获得全套西式家具的奖品。新世界岂能善罢甘心,于是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刊登显赫醒目的“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广告,大造舆论。4月5日新世界第三届花国选举举行,2400余名书寓、长三粉白黛绿,一群群联队而来,一个个都是飞燕新妆,惊鸿态度。身上的衣服,不是绣花,就是外国缎;更有浑身镶嵌水钻,晶光晃耀。最后选出第三届花国大总统好弟,副总统曼君、琴楼,国务总理金湘娥。一年之中上海嫖界竟举行两次花榜,并选出两个大总统,“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闻。
总而言之,上海花选是嫖界风流才子们兴风作浪的产物,是倌人名妓抬高身价的一种特殊广告,就连当时的嫖客也把它真正看作是“嫖界导游图”、“花国入门书”。仓山旧主袁祖志曾作《花榜题词》,就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浪迹花丛五十年,此中风月洵无边。
输君一管生花笔,能把佳人次第传。
师师盼盼宜成列,好好娟娟合作俦。
博得寻花人一笑,按图从此易探求。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与色情文学(1)
“色情文学”一词源自希腊语pornographos,由porne(妓女)与graphy(描绘、记录)两词组成,原意指描述妓女与嫖客间性行为活动及生活习惯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含义有所扩展。色情文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异性间常态的性行为为表现对象;另一类则以反常的性活动为表现对象。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色情文学”条下的定义为:“以人的性活动作为中心内容,详尽入微地描绘性行为,以期通过这种描绘引起读者的性兴奋反应,但又缺乏严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目的的文学作品。”
(一)色情文学的发轫
南北朝时期,伴着山水文学而发展起来的另一支流,是称为宫体诗的色情文学。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这种文学的特色,是在专心描写女人的颜色衣服心灵舞态以及睡时酒后的种种情景,而至于肉体性欲的大胆表现。用最艳体的辞句,和谐的音律,增加这种作品的色情性与肉感性。”
妓院刑具(明代)
宋齐梁陈时代,南朝君臣,偏安江左,醉生梦死,耽于酒色,歌妓、舞妓进入宫廷,艳歌艳曲颇为流行,于是色情文学蓬勃发展起来。并且那些荒淫的君主,都是有才气有文采的诗人,因此这种文学的代表者,都是那些风流皇帝,所谓的词臣狎客,不过附和效法而已。简文帝萧纲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诗题多为《赠丽人》、《伤美人》、《咏美人观画》、《美人晨妆》、《倡妇怨情》、《夜听妓》、《见内人作卧具》等,表面上虽极其典雅富丽,然其反面却暗示着强烈的肉感与情欲,成为当日色情文学的代表。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露阴癖(清代角雕)
正如陆时雍所指出的那样,“梁诗妖艳,声近于淫。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诗镜》卷十七)色情文学到了陈叔宝、江总时代,完全变为娼妓狎客一流的东西,如陈后主的《三妇艳词》、《东飞伯劳歌》、《乌栖曲》、《玉树后庭花》、江总的《闺怨篇》、《宛转歌》、《东飞伯劳歌》等,在意境及风格上,都肉感轻浮到了极点,被后人称之为“亡国之音”。试举两首为例: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南飞乌鹊北飞鸿,弄玉兰香时会同。
谁家可怜出窗牖,春心百媚胜杨柳。
银床金屋挂流苏,宝镜玉钗横珊瑚。
年时二八新红脸,宜笑宜歌羞更敛。
风花一去杳不归,只为无双惜舞衣。
(江总《东飞伯劳歌》)
总之,宫体诗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这样的诗,确实能给人一种“非好色者不能言”(《汉魏六朝三百家集·梁元帝集题辞》)的感觉。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与色情文学(2)
(二)色情文学的发展
艳情诗
唐人的艳情诗从毫无生活内容的宫廷走向了繁华的都市,作者由风流皇帝变为以进士为主体的风流文人。他们用色情诗写自己的冶游艳遇,而且往往是他们与妓女相恋的实录,或逢场作戏、趣味庸俗专写嫖妓之乐的即兴之作。
中唐以前多观妓诗,诗人一般处在节会筵宴的场合,取旁观的角度欣赏妓女的歌喉舞姿,遣词用句多平铺直叙,缺少兴寄。但也有写的艳纵姿的作品,如李白《对酒》: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
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中唐诗人中与妓女过从最密,唱酬最繁的无过于元稹、白居易。元稹为人虚伪佻薄、见异思迁,其作也轻佻矫情,以《会真诗》为例: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杜牧一生风流自赏,寻花问柳,他的几首有名的绝句,大半都是对青楼妓女的歌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杜牧“用着清丽的文句,巧妙的表现,给与嫖客妓女以高洁的灵魂与情感,把那些青楼歌舞之地,也写得格外清洁了。我们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中国最上等的嫖客文学。”
女同性恋
韩偓更是晚唐时代写色情诗的好手,他的诗词有不少属艳情之作,专写男女恋情、闺情直至床第交欢,故被叫为“香奁体”。以《浣溪纱》为例:
拢鬓新收玉步摇,背灯初解绣裙腰。枕寒衾冷异香焦。深院不关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残醉却无聊。
在《昼寝》诗中则有“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微见下裳红”,在《厌花落》诗中有“眼波向我无端艳,心火因君特地燃”。可见,在唐代这些风流文人狎客的笔下,性爱始终不是罪恶而是他们乐意提到的意境。
与以上所举文人狎客的艳情诗相比,还有等而下之者。《北里志》记载一嫖客放荡到了极点,常将“题记”题到妓女的大腿上,而无聊文人还引为美谈,作诗大加吹捧: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这应算作中国下等的嫖客文学了。
典型的性文学作品问世
唐代性观念高度开放,确实已有典型的性文学作品问世。但流传至今的原作文本只有两件:其一是张的骈文体传奇《游仙窟》,其二是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张,字文成。据两《唐书》记载,凡应八举,皆登甲科,时号“青钱学士”。他“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颇有名气的风流文士。《游仙窟》为其代表作,“在中国早已不存,但被中国的藏书家和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年)重新发现于日本”(高罗佩著、杨权译《秘戏图考》第9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929年川岛与鲁迅将《游仙窟》校定标点后,在中国国内开始刊新。
《游仙窟》用第一人称笔法,叙述了男主人公旅途中在“神仙窟”中与十娘(崔琼英)、五嫂艳遇的全过程。“仙”这个字,在唐代文人笔下既是美女、艳姬的代称,还有指称妓女的意义。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指出:“从小说主人公崔琼英的行动举止来看,作者虽然在她身上贴了一张出身望族的标签,但观其与男主人公的酬答雅谑之词,目挑心许之状,则活脱是平康里二曲中名妓的作派,并无丝毫名门孀妇应有的矜重自持。而那位号称太原公第三女的五嫂,其风流骀荡,左右逢源,更俨然一名烟花宿将。”试举传奇中一段文字为例:
……仆答曰:“下官不能赌酒,共娘子赌宿。十娘问曰:“若为赌宿?”余答曰:“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笑曰:“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总悉输他便点,儿递换作,少府公太能生。”五嫂曰:“新妇报娘子,不须赌来赌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十娘曰:“五嫂时时漫语,浪与少府作消息。”……下官因咏局曰:“眼似星初转,眉如月欲消。先须捺后脚,然后勒前腰。”十娘则咏曰:“勒腰须巧快,捺脚更风流。但令细眼合,人自分输筹。”
由此可见,无论是篇名抑或故事内容,都与“神仙”没有什么牵连,作者只不过是运用双关、隐喻等修辞手段指代青楼和妓女罢了。
恋脚癖,一些嫖客恋脚胜于性爱(清代)
在《游仙窟》后约一百年,白行简又创作出著名的色情文学作品《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然原作久已失传,直到20世纪初才在伯希和收集的敦煌卷子中发现其抄本。原件有残缺,现存巴黎的敦煌藏器处。清末湖南巡抚端方(1861—1911)去欧洲考察各国政治时,把它拍摄下来。1913年由著名的文物专家罗振玉(1866—1940)将其翻印出版,为《敦煌石室遗书》的一种。1914年叶德辉(1864—1927)对这个版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加以注释、校改,纳入其《双梅景闇丛书》,这就是后继文学者研究的主要版本。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在中国色情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集中笔墨对各种各样性交情形进行直接描写的方法,而这种创作方法被后来明、清的色情小说所袭用;二是赋中出现“九浅一深”、“龙宛转”、“蚕缠绵”等中国古代房中术术语,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的发展、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三是从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性兴趣、性观念和性心理。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与色情文学(3)
《十香词》与《新水令》
宋代风流词人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先和柳永二人。张先(990—1078),是一个十足浪漫风流的才子典型。他的词,一面铺写都会表面的繁华,一面暴露沉溺于都会的男女的淫乐生活:“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斗色鲜衣薄,碾玉双蝉小”(《逢谢媚卿》)。“粉落轻妆红玉莹,月枕横钗云坠领。有情无物不双栖,文禽只合常交颈”(《归朝欢》)。他艳词的女主角,大都是倚门卖笑的妓女。
幽会木雕(清代)
睡在妓院里过生活的柳永,对男欢女爱的性欲,进行了大胆的描写,且措辞粗俗:“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慢卷袖》)。“缪绸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困极欢余,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滋味”(《尉迟杯》)。“琼枝玉树”比喻男女两个胴体,他曾多次使用,又如:“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凤栖梧》)。当时的一些文人如苏东坡、秦观等,虽不反对他词中的艳情,但却轻视他那种表现艳情的话句和手法。
(三)色情文学的泛滥
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色情文学的泛滥期。色情文学的泛滥,首先表现在色情书籍的大量创作和出版,其次表现在许多文人卷入了这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文人,如唐寅、吕天成、冯梦龙、凌濛初、李渔、袁枚、方绚、李百川等。在这些文人狎客的笔下,以色情动机和猥亵心理表现人类原始性行为、性活动方式及性心理感受,旨在满足作者与迎合读者纯粹的性冲动和肉欲感受,甚至追求变态的性趣味。
“淫棍理论”
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以降,明隆庆至万历年间,中国第一部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白话章回小说《金瓶梅》问世。初为手抄本流传,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才有刻本问世。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万历四十五年《新刻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但其真实姓名说法颇多,尚无定论。
《金瓶梅》插图
《金瓶梅》全书的结构是众星拱月式的,西门庆是它的最中心人物,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人围绕着西门庆争风吃醋,而西门庆也征服了所有的他感兴趣的众多女人。他虽有六房妻妾,但仍满足不了他的淫欲,所以他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宿妓嫖娼,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论是朋友之妻、有夫之妇,还是年少年富、美丑妍媸,都不放过。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男色的性变态者。正如潘金莲讥讽的那样,西门庆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西门庆与其说是新兴的资本主义代表,不如说是明中晚期纵欲思潮中的性偶像更切合实际。“金学”开拓者张竹坡,曾开列了一个《西门庆淫过妇女》的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女人竟有25人之多。西门庆热衷于渔猎“好风月”的女人,因此他取舍女人的标准和欣赏女人的趣味总是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世人所最为留连的豆蔻年华的少女引不起西门庆的多大热情。西门庆对于女性的贞操很少真正看重,他萦萦难忘、千方百计追求的是性经验丰富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是否结过婚,是否有过淫乱行为,他并不大计较。有人曾作过统计,《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共出现一百零五处,其中浓墨重彩的描写三十六处,而这种激情纵欲的场面总是在西门庆与风骚妇人之间进行的;一般性的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者三十三处,西门庆与那些收用丫鬟交欢的情节总是一笔带过,只能作为陪衬。值得注意的是,像孟玉楼、李瓶儿、林太太这些有钱、也有一些势、更有丰富的性经验的女人,却心悦诚服地与西门庆生活在激情之中,是西门庆所给予她们的性满足使她们心旌动摇、不能自持,以致很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所有一切。可见,西门庆过人的性能力是征服女人的最重要因素。
女同性恋(清代)
西门庆不仅“打妇敖妻”、“眠花宿柳”、纵欲滥淫,而且还有一套“淫棍理论”: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把这话的因果关系倒置一下,便是:只要有我的“泼天富贵”,就是把天上人间的女人“都耍遍了”,又能奈我如何?
有人说西门庆是他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甚至说是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就是因为他是晚明社会纵欲思潮尤其是性崇拜倾向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性爱上的强有力的雄性的形象。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与色情文学(4)
“香莲品藻”
在前面的章节笔者已经提到,缠足时代有人是将三寸金莲与性附比在一起的,对嫖客和“莲迷”而言,三寸金莲具有很大的性诱惑力,有着绝妙的催情作用。一双金莲既然与性关系密切,也就有文人狎客专门对这种关系进行探讨。
清人方绚,著名莲迷,曾仿宋代张功父《梅品》,著了一部研究女人小脚的专著——《香莲品藻》。概而言之,方绚论足有“五式”、“三贵”、“十八莲”、“九品”之说,在嫖客和“莲迷”中流传很广,颇有影响。
男风木雕(清代)
五式:
一、莲瓣;二、新月;三、和弓;四、竹萌;五、菱角。
三贵:
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
瘦则寒,强哉矫,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秀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十八莲:
四照莲、锦边莲、钗头莲、单叶莲、佛头莲、穿心莲、碧台莲、并头莲、并蒂莲、同心莲、分香莲、合影莲、缠枝莲、倒垂莲、朝日莲、千叶莲、玉井莲、西番莲。
九品:
神品上上,秾纤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颦笑天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妙品上中,弱不胜羞、瘦堪入画,如倚风垂柳、矫欲人扶,虽尺璧粟暇,寸珠尘,然稀世宝也。
仙品上下,骨直以立,忿执以奔,如深山学道人餐松茹柏,虽不免郊寒岛瘦,而已无烟火气。
珍品中上,纡体放尾,微本浓末,如屏开孔雀,非不绚烂炫目,然终觉尾后拖沓。
清品中中,专而长,皙而瘠,如飞凫延颈,鹤唳引吭,非不厌其太长,差觉瘦能免俗。
艳品中下,半肉而短,宽缓以荼,如玉环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临风独立,终不免“尔则任吹多少”之诮。
逸品下上,窄亦棱棱,纤非甚锐,如米家研山,虽一拳石,而有崩去坠崖之势。
凡品下中,纤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红菱,春山遥翠,颇觉戚施蒙,置之鸡群,居然鹤立。
厌品下下,尖非瘦影,踵则猱升,如羊欣书所谓“大家婢学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方绚认为,女人的香莲在“掌上、肩上、千秋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九种地方赏玩最好。更有人进而发挥,香莲具有吮、舔、啮、吞、悬、握、捏、搔、捻、挑、拥等二十二种技巧,令人为之瞠目。
在“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等肉麻文学甚嚣尘上之时,一些文化狎客又将香莲与女人的性器官、性特征牵强附会在一起。邹英《葑闲谈》就认为,纤足足底之凹隙,如同女阴,合而成孔,可为非法出精之工具(《采菲录》续编,第213页)。予里在《剑津玩莲记》中更指出,一双纤足集中了女性全身之美,“如肌肤白腻,眉儿之弯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圆,口角之小,唇色之红,私处之秘,兼而有之,而气息亦胜腋下胯下及汗腺香洁”(《采菲录》四编,第261页)。
变态文人将女性视为“玩物”的腐朽风雅竟成了“艺术”,从而被众多的嫖客、莲迷捧为“珍品”、“媚夜之具”,实在是低级趣味到了极点。这些玩莲、赏莲、咏莲的作品,其实都是色情文学的变种。
群裸杂交图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狎客与色情文学(5)
性小说
性小说的大量出现,是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这二三百年间的事,长篇小说如《金瓶梅》、《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浪史奇观》、《僧尼孽海》、《隋炀帝艳史》、《浓情快史》、《灯草和尚》、《昭阳趣史》、《玉妃媚史》、《肉蒲团》等等;短篇小说集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色情的篇什,比如《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二刻拍案惊寄》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欢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等作,其淫欲不在《金瓶梅》之下。不同的性描写意图,其作品具有不同特征,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艳遇不断——纵欲淫乱”情节模式。专写接连艳遇,铺陈淫乱表节,着墨于男女赤裸裸的肉体动作。如《如意君传》,以武则天欲火炽烈,淫乱后宫,几易面首为线索,描写武则天的飞扬拔扈,荒淫无尽和暴戾无纪。武则天先与冯小瑶、薛怀义,后与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行奸作乐,但对武氏与其他四人的交媾描写着笔极少,全书以三分之二篇幅写她与后来得宠的薛敖曹的淫乱行为,细腻描述他们的床第细节与男女性交的对话、动作和淫态,重在感官刺激。又如《浪史》,写钱唐秀才梅素先的风流韵事。他先与王监生妻李文妃勾搭成奸,又与邻家赵大娘、妙娘母女及文妃婢女先后成奸。不久,浪子见李文妃义姐、寡妇潘素秋娇艳过人,又起欲火,求得重金引线,终结为床第之欢,淫乱不止。他到故友司农丞铁木朵鲁家,铁木妻安哥及妾樱桃、文如三人又与其勾搭成奸。这是一部典型的宣淫之作。全书极写淫人淫事,尽力描摹其形其状,而且始终是持欣赏的态度,即使是对乱伦悖理之事亦未加一语贬词。故昔人斥之为“如老淫土娼,见之俗呕”。
男风(清代春宫画)
其二,“色情狂——施虐狂”情节模式。这类作品,掺杂各种变态心理与行为。主人公多为男人,他们或是色情狂或是施虐狂。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通过手术壮大了阳具,更借助于淫具、春药扩大威猛,使交合的女子个个痛苦不堪而求饶。《禅真后史》写西化和尚因阳具壮伟,使一女死亡,两女险些送命,一女难以站立,从而达到作者的性虐满足。《野叟曝言》中铁丐运用房中采战之术迫使女战俘求饶归顺,而连公子交而不泄,竟然采死春红。
玉祖
其三,“纵欲——顿悟”情节模式。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原本惯爱风月,淫荡无度,只因偶遇一事、偶成一梦或高人点化而幡然醒悟,有的改邪归正,有的出家修行。如《怡情阵》之白琨、《宣春香质》之狃俊。《桃花影》之魏玉卿、《绣榻野史》之姚同心。《肉蒲团》之未央生均属此类。这类作品都津津乐道于赤裸裸的性生活场面,但整部作品的“精神状态”却陷于一种欣赏肉欲放纵又以这种放纵为罪过的矛盾之中。如《金瓶梅》中作者直接站出来进行说教的文字就很多,小说开篇第一回即告诫世人:
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
小说第一回最后又以这样一首诗作结:
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语言之尖利可谓触目惊心。《肉蒲团》的内容、趣味无疑与晚明的纵欲风气一脉相承,但它的说教文字甚至比《金瓶梅》更多。小说第一回开篇有一首《满庭芳》,充分肯定和赞美肉体的享乐: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
但接下来以大段文字诲戒世人,认为谋淫他人之妻,有伤阴德,定遭报应。即使夫妻之间若纵欲无度,亦伤精耗血,有害无益。作者声称“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欲,不是为人宣淫。”
《金瓶梅》、《肉蒲团》二书的作者,在“奸淫之必报”中找到了解脱的空间,但《金瓶梅》解脱得干净利落些,《肉蒲团》免不了对未央生的怜悯和欣赏,给他留下了一条出家成佛的小路。
园中偷欢(明代春宫图)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1)
男风,男同性恋为嫖界中的异数(清代春宫图)
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马森等人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存在主义社会学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男人嫖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和快感。这个观点建筑在这样的经验事实之上:有相当多的妓女在卖淫时,并不一定都与嫖客发生性交,不少嫖客在嫖妓时,也不一定是都要求与妓女性交,他们往往寻找的是一些特定方式的、非性交形式的性行为,有些嫖客甚至有种种怪癖。
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和现在》指出:存在主义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过去对卖淫活动的研究,大多从常识出发,仅注意金钱与肉体的性交易,重点放在妓女向男人提供性欲满足上,这显然是十分狭隘的。性活动显然不仅仅是金钱与性活动的交换,性行为还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动因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他们认为,应该把卖淫活动的含义推而广之,也应该重视和注意对嫖客的研究,也应该注意那些‘为非性方面的原因而从事的性行为’。”
(一)合嫖
宋徽宗周邦彦争风吃醋
宋徽宗赵佶即皇帝位后,整天沉溺于歌舞声色和狩猎游乐之中,并且派人在国内到外搜罗奇花异石,建筑行宫。徽宗在新建成的堂皇行宫里昼夜淫乐,然时间一长,便对六宫粉黛渐有乏味之感,于是又心生一计:装扮成一般的嫖客到烟花柳巷中去寻求刺激。
心腹太监张迪在没有净身之前,曾在京城狎妓,和名妓李师师的老鸨熟。他窥知皇上心意,便从中牵线搭桥,做起了拉皮条的勾当。从此,宋徽宗“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他似乎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偷偷摸摸地溜出宫门嫖妓的皇帝。
李师师身为京城名妓,其青楼车马如云,往来不绝,不少文人名士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其中,风流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关系尤为密切。一次,周邦彦正与李师师金樽檀板,风情旖旎,忽报皇上驾到,他无路可出,情急之下只好钻进李师师的床下藏起来。只听皇上进来,与李师师打情骂俏,还亲剥一颗新橙喂师师吃。师师吃过橙子,便与皇上携手登床。这一夜,云鬟半卸,口脂微度,香融雀舌之酥,宝靥低偎,斜背春灯之影,嫣薰兰被,私语轻轻。周邦彦听了个一清二楚。一时词兴大发,即赋《少年游》一道: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准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真是少人行。
宋徽宗再来时,李师师情不自禁地吟唱了周邦彦的这首词。宋徽宗知道周邦彦偷窥了自己的隐私,龙颜大怒,回朝后令蔡京治开封府监税周邦彦“课额不登”之罪。退朝后,蔡京调来京尹一问,才知“惟周邦彦课额增羡。”然而,“上意如此,只得迁就”。蔡京为了维护皇上的脸面,借口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例。
马背寻欢图(清代春宫图)
周邦彦既被削职逐出京城,宋徽宗出了一口恶气,便兴冲冲来了李师师家。岂料,不见师师,一问才知其为周邦彦送行去了。宋徽宗直等到更初,李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宋徽宗大怒,问:“尔去那里?”李师师奏道:“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宋徽宗又问:“曾有词否?”李师师答:“有《兰陵王》词,令《柳荫直》者是也。”宋徽宗云:“唱一遍看。”李师师奏曰:“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遂唱道: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宋徽宗听罢,以为周邦彦认错,遂又将其召回,任为大晟乐府乐正。从此,留下了这段君臣为名妓争风吃酣的风流佳话。
三公侯侑酒戏名妓
明朝初年朝廷虽然禁止官吏嫖妓,但是官吏明里暗里嫖妓的事仍有不少。《尧山堂外记》曾记一则轶事:明初号称“三杨”的杨士奇、杨溥、杨荣,虽身居内阁大学士,道貌岸然,但骨子里却喜欢声色犬马。有一次“三杨”侑酒,命江南名妓齐雅秀陪酒。有人问齐雅秀:“你能使三阁老发笑吗?”答曰:“那有何难。我一进门就能让他们发笑。问者不以为然。齐雅秀环佩珊珊,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故间姗姗来迟。三阁老问她:“为何来迟?”她答:“我在看书,不忍释卷。”三阁老又问:“你看得什么书,这般要紧?”她答:“《烈女传》。”三阁老哈哈大笑之余,颇感滑稽,再一琢磨,有讽讥的味道,遂笑骂:“母狗无礼。”齐雅秀聪慧过人、应声而答:“我是母狗,各位就是公侯(猴)。”幽默机变,语带双关,不卑不亢,把三阁老搞得下不了台,“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2)
(二)痴嫖
屠隆得“花柳”而不悔
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纳妾嫖妓成为风尚,名士豪杰拥姬宿娼附庸风雅。康对山与妓女同驴“游行道中,傲然不屑”(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携妓同浴。有人向他请教经学,“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卓吾先生李贽”)。然而,具代表性的要属屠隆。
屠隆(1542—1605),字纬真,长卿。万历五年进士,授颖上知县,调青浦,时召名士饮酒赋诗,纵游九峰、三泖,以仙令自许。后迁礼部主事。有《鸿苞集》、《采真集》等著述。他整日和妓女厮混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因与妓女纵情声色,身患花柳病,依然痴嫖不悔,终至“筋骨段坏”。
荡秋千(清代春宫图)
我国最早发现花柳病是在明中叶。据俞辨《续医说》记载:“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疾,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状,谓之杨梅疮。”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近世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到四方。”有人认为,葡萄牙人在明朝弘治年间已出现于我国沿海。由此可以推断,梅毒可能是由葡萄牙商人传给广州娼妓而蔓延开的。但在当时,人们对“花柳病”的危害认识并不深刻,以至把屠隆的病仍作为文人的桃花运看待。汤显祖在赠屠隆诗《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中一首戏称:
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李善兰痴嫖“迷香洞”
李善兰(1811—1882),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京师同文馆的首任算学总教习。他创尖锥术,对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都有研究,其中的尖锥术已有初步的积分思想。他撰《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共二十四卷,《考数根法》一卷。他还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十三卷,《代微积拾级》十八卷等,可谓颇有造诣的数学家。然而,即使像李善兰这样的科学家,也打不破色字这一关。
王韬《蘅华馆日记》,记录有他和朋友们在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1858—1862)访艳、招妓之事不下二十次,其中李善兰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且看王韬的记载:
闻壬叔在褚桂生家,即乘兴闯入。桂生为吴门名妓,艳噪一时。兹年大色衰,而俊骨珊珊,尚可为此中翘楚也。所蓄雏鬟二三,善解人意。薛银涛亦在。壬叔左拥右抱,意颇得。甚恐一入迷香洞中,不能复出,待至金尽裘敝,浩然思归,则晚矣。(1860年4月15日)
晨,访祝桐君,剧谈良久。并见杨凫门。皆言壬叔一入迷香洞,溺而不出,深为可忧。方今时势孔棘,复何心作眠花藉柳,想恐一旦床头金尽,再无处作秋风生活。余曰:仆亦屡劝之,奈其数则见疏何!(1860年5月12日)
李善兰被妓女所迷,深溺不出,以至连王韬这样的花丛老手都深为他担忧。可见上海堂子里倌人那勾人魂魄的手段是何等的厉害!
(三)死嫖
叶鼎洛诔词招魂
30年代,开封妓院分头、二、三等。头等在前四巷,二等在会馆胡同,三等在五龙宫。叶鼎洛在1935年所撰《开封杂咏》中,这样写道:
千红万紫可怜虫,灯火樊楼认汴京。
金巷哀弦银馆泪,滔滔孽海卧龙宫。
虽寥寥二十八字,却勾勒出一幅当时操皮肉生涯的悲惨画面。
金楼是第四巷中名噪一时的红妓,因年长色衰,被转卖落入二等窑子。卖契上写有银币300元的身份,而且早已到了赎身的年限,在熟悉的嫖客中,有位书生范某愿为其脱籍。然而范某的老母,以妓女名声不好,有辱书香门第,怒其荒唐不考,杖逐出门。金楼抱得一线希望破灭,痛苦万分,愤而喝了大烟膏,毒发致死,被埋于宋门外。
镜欢图(清代春宫图)
叶鼎洛本是河南省立师范国文教员,写的一手好诗词,春风得意时,也曾去第四巷金楼处嫖,俩人软语缠绵,深情宛转;惆怅檀奴之别,凄凉婪屋之歌。岂料好境不长,随着省师校长田恩需下台,叶鼎洛也被解聘,租屋居于游梁祠街。叶鼎洛失业年余,穷愁潦倒,且失恋无偶,孑然一身。闻金楼死讯,叶鼎洛深夜潜往葬坟,掘土将其头骨携回,剔去腐内,洗涤干净,涂以红漆,日夜焚香吟哦,得句即刻其上,刻满再漆,漆好再刻,时而痛哭,时而大笑。叶鼎洛遗稿很少,河北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下卷陈雨门《古汴娼妓血泪录》中收其一首词,题为《悼金楼·调寄玉女摇仙酉发》。词曰:
香残红退,衰柳落阳,空忆当年模样。公子情痴,书生肠热,愿结鸳盟声郎,向萱堂说项,请怜孤苦,慈悲收养。怎料及怒持鸠杖,逐出败家辱门孽障,望黑海茫茫,难达今生宿愿梦想!不叹人谋空费,只怪人间充满魑魅魍魉。一盏芙蓉,两行热泪,了却飘零肮脏。掬一把酸辛,听荒冢鬼哭声声冤枉。凭诔词招魂,春将不远,馨香祝拜晨光晓,千年明暗终尘壤。
叶鼎洛因思虑伤身,以致神经失常,嗣后回绍兴原籍,年余抑郁疯癫而死。
马荣“风流花下死”
20世纪40年代,沈阳北市场有家杂货店叫“聚泰东”,掌柜人称“马二爷”,既开杂货铺又放印子钱,所以很有钱。马二爷的侄子马荣跑外,到各家去讨还所放的印子钱。他除了在杂货铺吃住外,他大爷还单给一些钱,天长日久,手头便富裕起来了。有了钱之后,马荣开始偷偷去逛妓院。时间一长便和妓女兰芬亲热起来了。马荣年轻,长得精神,有钱总去兰芬处捧场,没钱兰芬则宁肯背着老鸨,自己搭钱,也留其“住局”。
兰芬姐三个,都在北市场做妓女。兰芬在“欢乐堂”,二妹兰香在“富贵堂”,三妹兰萍做妓女后改名“丽萍”。三姐妹没什么亲人,只有一个老姨,也是一个水性扬花之人,那时40岁左右。姐仨有事,休息,都到老姨家去,故而成了她们的“下处”。按嫖场规矩,下处一般不能招嫖客去住。但兰芬有时回下处,也把马荣带回去住。老姨一见马荣也挺喜欢,便放出手段加以勾引,今天做顿好吃的,明日送双皮鞋,时间不长,马荣跟兰芬的老姨也搞上了,一来二去,兰香回来也搞,丽萍回来也睡,乌烟瘴气,马荣成了四个女人共同拥有的嫖客。
马荣“天天美酒,夜夜新郎”,如此颠鸾倒凤、左拥右抱,哪受得了?不出两年便面黄饥瘦,风度不再。为了重振马荣男人的雄风,兰芬的老姨想出一个毒招,她偷偷去买来一些“海洛因”,教给马荣抽。最初抽上还真顶事,马荣贪色溺欲、以一御三,颇为了得。然而,靠抽白面并不能持久,又改成扎吗啡。如此釜底抽薪,霸王硬上弓,马荣精尽髓散,命丧黄泉。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3)
(四)情嫖
王韬嫖风戏月之情
王韬是中国近代沟通中西、承旧启新的一位独特人物,推动改革之暇,出入书寓、长三,浪迹平康,前后所狎之妓“合之凡十有九人”。不少妓女经他在不同场合里加以鼓吹,名声大噪。他虽然嫖风戏月,云雨荒唐,却并不刻薄,对相交过的妓女颇讲情义。
蕉下云雨(清代春宫图)
王莲舫,字蟾香。1885年初遇王韬时,“年甫二八”,王韬常报她吃花酒。不久,她从良嫁人作妾,但为大妇所不容,不得已重操旧业。1887年王韬为她易名姚蓉初,并摆酒替她吹捧,使其“独步勾栏,首替臣擘”(王韬《淞滨琐话·谈艳下》)。1888年姚蓉初花榜夺魁,一时间身份倍增,被沈楞严娶为继室。但不到两年丈夫病死,姚蓉初又被沈母赶出家门,流落街头。1897年王韬重逢姚蓉初时,姚蓉初已是残花败柳。王韬念及旧情,为姚蓉初租了房子,并供其日常费用,又代为致信昔日热恋她的京城某嫖客,以期接济。该京城有钱的嫖客接到王韬的手书后,便派人到上海打探,当获悉姚蓉初已是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的状况时,就此置手,分文不予接济。世态炎凉如此,令“大情种”王韬不胜感叹!
陆月舫是王韬眷恋的另一个妓女。两人初次结识时,陆月舫年仅十四五岁,正是豆蔻年华。王韬在其《淞滨琐话·谈艳下》记载她:“慧心丽质,回异寻常,招致殷勤,见于词色,便缔新欢。自此征歌侑酒无虚日,遍处揄扬,极为提倡,香名骤起,而艳帜亦高张。”正因为有王韬这样的风流才子的极力推崇,陆月舫才名声大噪。几年后,陆月舫遂出重金买得自由之身。
(五)狂嫖
李立坤荒淫无度“夜皇帝”
李立坤是江西鄱阳县枧田街人。他拥有良田1000多亩,山林8000多亩,耕牛200多头,开设多家油坊、药店、豆腐坊、屠宰场、杂货店,是远近闻名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家。1934年他祖父李弄璋去世,其丧事排场阔绰得令人咋舌。30多个壮劳力挖坑造墓多天,7个和尚8个道士设坛诵经;出殡那天,64个大仙抬灵柩,40个枪手鸣铳开道,200多桌酒席宴请各方宾朋。
男风(清代春宫图)
李立坤掌管家产后,不善理财,却整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玩弄妇女。当时的景德镇十分繁华,娼妓业颇为发达,数百名妓女麋集于此。在众多嫖客中,李立坤属于那种狂嫖滥淫之流。
李立坤出入花街柳巷,饮酒狎妓行乐。然而只有一个妓女侍侯,他觉得不过瘾,于是向鸨母提出要整夜包下全妓院的十几个妓女供其一人淫乐,做所谓的风流“夜皇帝”。他恬不知耻地说:“唐朝就是我家天下,唐明皇是我的祖宗。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我为什么不可以?”老鸨知道他是方圆百里闻名的阔客,乐得顺水推舟,哄得他一个死心塌地,方好骗他大注的银钱。于是,讲明“夜皇帝”一晚价钱是值44担油菜籽的价钱,还不包括“皇上”给“娘娘”、“贵妃”的赏钱。
掌灯时分,老鸨笑嘻嘻地迎进入这位财神爷,随即妓院闭门谢客,特别侍候李立坤。十几个妓女梳装打扮一番,只见这一个惊鸿顾影,那一个是飞燕惊风;这个是艳影凌波,那个是纤腰抱月。正是:绛唇珠袖,花飞一面之春;雾毂冰绡,红涴桃花之影。李立坤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已是神不守舍。妓女们围将上来,娇声嗲气地“给皇上请安”,三叫九跪,丑态百出。
酒足饭饱之后,李立坤身穿“龙袍”,头载“皇冠”,在扮成“宫女”的众妓簇拥下登下“龙椅”,然后开始“册封”正宫娘娘、西宫娘娘、东宫娘娘……。随之,鸯鸳并宿,翡翠双栖;春深玳瑁之床,香暖合欢之枕。妓女们更拿出全身手段,枕边软语,被底风情,说不尽的山盟海誓;倒凤颠鸾,把一个李立坤哄得如入黄河之阵,如穿九曲之珠;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一个身子觉得飘飘荡荡的,说不出那心中的快乐来。良宵易度,一刻千金。李立坤究竟做了多少次“夜皇帝”,无人统计,不过他的庞大的家产很快地被挥霍一空,成了家无恒产的穷光蛋。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4)
(六)恶嫖
曹四阴损恶作剧
廖文《一个妓女的回忆》中记载了妓女湘云和嫖客曹四的一段故事,应算恶嫖的典型例子。
沈阳北市场东公遇里有家妓院叫金生堂,窑主叫赵喜臣,是个开窑子的老手,为人阴险、狡猾。20世纪40年代,赵喜臣开的妓院有一个叫湘云的妓女,梳妆淡雅,骨格风华,那一双俊眼,水汪汪的活泼非常,巧笑流波,瞳神欲活,左顾右盼,宛转关情,也算得花丛中一个出色人材。
在金生堂相邻的街上有家“振兴园”饭馆,曹四在饭馆管外卖,经常到窑子街去送“局饭”。曹四也时常逛窑子嫖妓,一来二去与湘云混熟了,两人无话不说,甜甜蜜蜜,每天都得见上一面。窑主是最烦热客的。嫖客跟妓女一热,妓女不但“倒贴”,而且还有私奔的风险。赵喜臣深怕出现这种情况,便半开玩笑地劝曹四。曹四会点武术,会摔跤,年轻体壮,在北市场是有名的小流氓。他根本不管那一套,继续与湘云泡蜜。赵喜臣于是便将湘云转移到“下处”,软禁起来。曹四常年在妓院转,窑子里的这套他全熟。但他不动声色,天天照样去,有时还带几个人去。赵喜臣一看,这样泡下去自己损失太重。于是心生一计,他与振兴园饭馆老板串通起来,将曹四给辞了。曹四吃了个哑巴亏,对赵喜臣更是恨之入骨。
男风(清代春宫图)
这年冬天,天寒地冻,天气格外冷。北市场边的炉灰山,每天总有几个冻死的“死倒”被扔在那里。那时候衣服贵,穷人没穿的,便把死倒的衣服扒去穿。所以只要是死倒,不论男女都是光光的“白条”。
年关将近,南北方客商汇集沈阳,正是妓院最挣钱的时候。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曹四开始报复赵喜臣。一天半夜里,曹四找来两个人,偷偷把一个死倒抬到了金生堂的门口。妓院是两扇门,对着往里开。曹四就把死倒立在了门的正中间,堵住了门缝。第二天天亮,打更的一开门,死倒“咣”一声倒在了屋里。打更的吓坏了,连忙高喊:“不好了,这儿有个死倒!”这一喊,全楼上上下下的人都出来看。消息传出后,整个北市场议论纷纷。管妓院的王警长本来就与赵喜臣有矛盾,借此机会上门敲诈。赵喜臣是有口难辩,只好托人说情私了,送了王警长不少钱财。
事情完结的当天晚上,曹四又来到金生堂。见到窑主赵喜臣依旧嘻嘻哈哈,寒喧说话。最后还假惺惺地求赵喜臣和饭馆老板说说,让他重回振兴园去干外卖。赵喜臣明知是曹四暗中捣鬼,岂能轻易俯首称臣,所以没有答应。
三天之后,金生堂开门,又一个死倒倒进屋里。如此三次,嫖客们谁还敢去寻欢作乐,妓院生意十分萧条。窑主赵喜臣再也撑不住了,跟曹四明说:“我服你了,斗不过你。我把湘云姑娘放回来,你高抬贵手吧!”曹四见赵喜臣服软了,也就再不干放死倒这种缺德事了。从此他天天去金生堂找湘云亲热,贪图枕席之欢。
(七)强嫖
“赵大蘑菇”妓院放炮
北市场有个姓赵的老窑皮子,绰号叫“赵大蘑菇”,行伍出身,曾当过伪满的“靖安军”,是个出了名的兵痞。《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中记载,赵大蘑菇,整天在北市场妓院里泡,不“开盘子”,也不“住局”,到妓院与妓女打情骂俏,嘻皮笑脸,完了就走,一个钱不花。妓院里谁也不愿惹他,对他光说好的,张口闭口“赵二爷”。
赵二爷在妓院里逛来逛去,竟然看上了“福和堂”的名妓红玉。因为他没钱,红玉也不理他。他提出“住局”,红玉总是说有客,不留他。但赵二爷有的是时间,每天泡在妓院。红玉被缠得烦了,就找个嫖客在外面把赵二爷打了个鼻青眼肿。赵大蘑菇知道是红玉使得坏,所以处心积虑要报复。
一天晚上,养好伤的赵大蘑菇又到福和堂来找红玉。他不动声色,不提挨打的事。纠缠一会之后,他又一次提出要“住局”。红玉不答应他,说有客,并告诉了他客人的名字。
妓女大会
那时候的妓女屋里都供佛,有的整天上香,嫖客去了也上香。香是高香,能燃三个钟头。赵大蘑菇买了两个二踢脚,拉出一个长捻,一头拴在二踢脚捻上,把二踢脚塞在床下,一头偷偷接到高香的底下,插在香龙里,表面上毫无破绽。赵大蘑菇在红玉屋里,死缠烂打,泡了好长时间赖着不走,其目的是麻痹红玉。等到赵大蘑菇撤走,已是掌灯时分。某嫖客带着一班朋友陆续来到妓院,琼筵坐花,羽觞醉月,哀丝豪竹,添酒回灯。整整闹了两个钟点,方才宾主尽欢而散。
酒尽人散,灯回宝帐之春;漏尽更残,烟袅金炉之篆。某嫖客和红玉在床上,正是神雨销魂时刻,高香燃完了,炮捻引着了床下的二踢脚,嫖客以为是炸弹爆炸了,吓得魂不附体,立刻就休克了。躺在床上人事不省。红玉赶紧找人把嫖客送到医院,虽然抢救过来了,但却落下了病根。嫖客的父兄不答应,要上告、要赔偿、要玩命。可给妓院坑苦了,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生意也给搅得没法做。万般无奈,妓院窑主只好托人说和,私了,最后除了付给医药费,还赔了不少“精神损失”钱。这成了北市场妓院的一段风流笑料,令世人贻笑大方。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5)
(八)倒嫖
林黛玉“姘戏子有道”
妓院有两句老话:“鸨儿爱妙,姐儿爱俏。”清末,上海的名妓们最倾心的不是洋场的阔少,而是马路上的马车夫。那时马车刚刚盛行,马车夫都是体格健壮、油头粉面的年轻人,这就成了妓女们追逐的对象。常常有些名妓在楼窗上面看有漂亮的马车夫走过,便用台烟桶装上若干纸币从楼上扔了下去,引得马车夫抬头往上看,妓正眉梢眼角,卖弄风情,由此就可以逐步成就一段风流韵事。
马车夫之后,京剧演员又成为妓女们最喜爱的人。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这样写道:
沪俗,校书惯与优伶交好,然生涯尽管兴隆,并不寂寞,且有因此而反得时髦者,故人有句云:“楚馆秦楼千百辈,不姘戏子不超群。”殊不诬也。亦有一等客人,专以此事讥议诸校书。有某生曾询诸此中之老手,谓汝辈亦何所取而若是?其人则答曰:“我等沦落风尘,阅人不为不夥。惟必气味之相投,乃堪身心之相许。无如近世一般阔客,虽或膺国家之显秩,擅富贵之双全,无如就其外而观之,终嫌有市井气,就其内而察之,终嫌有寒俭气,往往出于优伶之下。以故只可图某财帛,而不堪联以心情。”噫!此真阅历之至言哉。
日本在东北的开拓女子训练所
林黛玉是近代上海的名妓。她虽然相貌平常,却是个天生尤物,丰韵天然。那一颦一笑的风头,一举一动的身段,真是姑苏第一,上海无双,更兼那一双媚眼,顾盼起来,真可销荡子之魂,摄登徒之魄,这便是林黛玉出奇制胜的第一等工夫。除此之外,林黛玉姘戏子有道,也是出了名的。
林黛玉嫁给南汇县令汪蘅舫为妾之后,仍然极不安分。汪蘅舫因公务不常住上海。林黛玉便与丹桂戏园的演员李春林姘居,李春林出入汪寓如同主人。有一天,汪蘅舫回到寓所,恰逢李春林在房中,汪盛怒之下,拍案大骂道:“今日不治伶人,何以为人。”林黛玉却冷笑一声,对姘夫李春林说:“彼为现任官吏,一邑之民命系焉。而挟妓酗酒,风化自败,苟至当堂相坐其罪,然后论他。”李春林听后更是有恃无恐,手举菜刀逐汪,边逐边说,这是我的寓所,你是什么人,敢来拍我家桌子,摆出一付喧宾夺主的驾势。汪蘅舫只得自认倒晦,回到南汇。自此以后,林李俨然夫妻,达一年之久,直到把林黛玉手中的金钱花光,两人才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林黛玉为了维持生活继续登台唱戏,期间又与比她小十几岁的龙小云相好。林黛玉不仅为龙小云请教师教授英文,负担龙小云的衣、食、学费,而且还走辫帅张勋的后门,为龙小云谋到长江巡阅使衙门的差使。龙小云到南京后,见异思迁,嫌弃林黛玉年老色衰,于是另寻新欢。更为可气的是龙小云这边刚向林黛玉索要来钱财,一转身便献媚讨好于新欢。林黛玉成了地地道道的“倒嫖”。一辈子打雁,到老了却让雁啄瞎了眼,这对林黛玉的打击太大了。鸳鸯瓦冷,翡翠衾寒,宝鸭不温,银缸无焰,这一种的孤凄情况,林黛玉哪里消受得了?心里边万转千回,就如蜘蛛结网,膏火自煎,带着十分失落的心情,林黛玉离沪北上,结束了这段畸形的恋情。
(九)变态嫖
杨铁崖、何元朗“妓鞋行酒”
沈德符《敝帚斋余谈节录》记载,元代杨铁崖生性好色,每于筵间见妓女有纤小缠足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然而倪元镇认为脏,每次见了,就大发脾气,拂袖而去。明朝隆庆年间,何元朗找到南院王赛玉红鞋,每次开宴会总是用它斟酒,向人敬酒或自饮,席上宾客多因此而酩酊大醉。王弇州到了后,还作长歌以记这件事。
何元朗是江南名士,著名的戏曲家,王弇州即王世贞,乃当时的文坛泰斗,两人如此低级趣味,实在耸人听闻。
清人方珣作《贯月查》,很详细地叙述了妓鞋行酒的仪式:客人取小脚者之绣鞋,仿投壶仪节,众人投果于其中,名曰:“摘星贯月”。视其贯否,即以载酒行觞。弓鞋纤妍如贯月,投之以果,如星之贯,以之行酒,周流客座,又似浮查,故曰“贯月查”。
恋兽癖(元代石雕)
还有一种行鞋杯的方式,是众客人把绣鞋在座上传递,传递中摹仿月亮的阴晴圆缺把绣鞋擎在手里,数着初一初二初三至三十的日子。擎鞋的姿式,也随时而各有差异,或口向上,或口向下,或持其尖,或执其底,或平举,或高举,或隐于桌下不让人看见,这需要行酒人把月亮在每一天的形貌记得非常准确。
褚人获《坚瓠集》里记录了三首关于“吃鞋杯”的风流词,也全是出于名家之手。第一首是名士瞿士衡请杨廉夫吃鞋酒时,应客人所邀而做的《沁园春》,词云:
一掬娇春,弓样新裁,莲步未移。笑书生量乍,爱渠尽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迟。酝酿朝云,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风味奇。何须去,向花尘留迹,月地偷期。风流到手便宜。便豪叹雄吞不用辞。任凌波南浦,惟夸罗绔,赏花上苑,只劝金。罗帕高擎,银瓶低注,绝胜翠裙。深掩时华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谁知。(庚集·卷二《鞋杯词》)
第二首是许少华所作,词云:
借足下,权为季雅,向尊前,注满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儿大,鹦鹉鸬鹚恁让他,把一个知味人儿醉杀。(壬集·卷四《鞋杯》)
第三首是冯惟敏所作:
高擎彩凤一钩香,娇梁轻罗三寸长。满斟绿蚁十分量。竅生生,小酒囊。莲花瓣露泻琼浆,月牙儿弯,环在腮上,锥儿欛,团在手掌。笋儿尖,笋儿尖签破了鼻梁。钩乱春心,洗遍愁肠,抓辘辘滚下喉咙,周流肺腑,直透膀胱。举一杯恰象小脚儿,轻跷肩上;咽一口好疑是妙人儿,吮乳在胸膛。改样风光,著意珍藏。切不可指甲掐坏了云头,口角漏湿了鞋帮。
正是这种拜足狂,使不少中国男女成为颠狂的性变态者。
嫖客:粉阵花丛买风流嫖客众生相(6)
(十)枯杨嫖
袁枚“红粉青山伴歌吟”
老年人一味追求年轻异性所引起的变态行为,现代心理分析称之为 “Presby philia”,中国借《周易·大过》“枯杨生蒂,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之说,译为“枯杨恋”。我们这里所讲的“枯杨嫖”,指关于老年嫖客的某些变态性爱心理及行为。
任何时候,风月场所都是引领时尚的消费先驱
袁枚(1716—1798)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风流才子、诗坛盟主。结发夫人王氏一直未育,他便娶了第一房侍妾陶姬。陶姬只生一女成姑,且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病故,他又娶了第二房侍妾方聪娘。方聪娘亦曾怀孕,却不幸流产,他又纳了第三房侍妾陆姬。陆姬年方19岁,次年六月居然产下一子,举家欢欣,可惜生出不到半日即夭折。袁枚自称“半日为人父”,感伤不已。乾隆二十五年,45岁的袁枚又娶了年仅20岁的第四房侍妾金姬。袁枚虽对其宠爱有加,但金姬却长期无子息。乾隆四十二年(1776),62岁的袁枚再纳年仅19岁的钟姬为最后一位侍妾。苍天不负苦心人,钟姬于次年七月产下一子,袁枚取名袁迟,并赋诗云:“六十生儿太觉迟,即将迟字唤吾儿”。为得儿子,他以枯杨年龄连娶五位妙龄女子,还以“无子为名又买春”(《自嘲》)为自己找借口,最是冠冕堂皇……
袁枚风流倜傥,居官时就狎妓访艳,为此曾受到上司的责问。但他并未收敛,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解,并广征史事证明前贤也多如此:
昔李西平,郡将也,而营妓自随;白太傅,司马也,平商妇度曲。颇逾规矩,难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自涖官以来,未尝一刻忘简书,不肯一言枉讥刺;待至五花判毕,四郊雨甘,乃敢弹筝酒歌,掎裳坐月。爱鄂君而流连翠被,赋《洛神》而惆怅惊鸿,事有甚于画眉,盗非同于掩耳。盖以为靖节《闲情》,何瑕白壁;东山女妓,即是苍生,连无伤,小德出入可耳。不图阁内之悍妻见赦,闺中之妒妾包容;而转蒙大府搜牢,长官狙伺,嘻,过矣!夫采兰赠芍,不见削于宣尼;闭阁尊经,翻自附于新莽。余中请禁探花,而以赃败;傅玄善言儿女,而以直闻。张翰有《小史》之诗,高风岳峻;卢杞无侍儿之奉,丑迹风驰。杲卿忠臣,征求花粉;辅国逆竖,静学沙门。古来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袁枚《小仓山房外集》)
辛成源《画舫余谭》载:某老翁年80岁,狎某妓才18岁。翁尝戏赠以诗云: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恰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八十老翁可嫖十八雏妓,论年龄一个可作爷,一个能当孙;论品性一个贪色,一个图财,本是极其肮脏、荒淫无耻的生活,而老翁不以为羞,反以为荣,竟为能狎雏妓而标榜炫耀,赋诗作感,实在令人作呕!
民国年间哈尔滨的一家妓院
袁枚与某老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花甲之年仍与妓女蕊仙在船山调情,并戏弄美人道:“老夫吟诗题字,须要美人磨墨才佳。”美人赶紧答应,期间蕊仙的一笑颦,竟和袁枚的一顾一盼,互相关合,两人眉目传情,真所谓灵犀暗逗。蕊仙走后,有人戏谑袁枚徒费笔墨,未得肌肤之亲,实在得不偿失。袁枚乃对友人发表高论:“今夜艳遇,乃真风流,千载难逢,非皮肉之淫可比。”一味放纵和追求此种病态的“枯杨嫖”,正是中国老年文化的无耻之处。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唐诗(1)
“青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雅舍,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如《晋书·麹允传》:“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南梁时,刘邈《万山凶采桑人》诗首句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不过这里说的“倡妾”,可能只是“家妓”而已。
至唐代,“青楼”两种意义仍参杂错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韦庄《贵公子》“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与大道、高门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无涉;而《捣练篇》“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衣曲”,则指妓院。
宋、元以降,“青楼”的偏指大行于世,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不过比起平康、北里、章台、行院等词更为风雅。作为上等妓院,青楼中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她们中间不乏才华洋溢的诗人、说唱文艺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如薛涛、张窈窕、严蕊、周月仙、张玉莲、马湘兰、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宁宗一先生在为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所作的序中指出:“她们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世界文艺史上,这倒也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异贡献。”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现象,青楼名妓与中国文学艺术的非常密切关系,值得我们去思索、去解读。
一青楼名妓与唐诗
辛文序《唐才子传》载:“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锦心绣口,蕙情兰性,足可尚矣。”此言不虚。唐代自后宫妇嫔,到高门贵妇、书香仕女,延及尼姑女冠、娼优姬妾,多有读书识字、能诗善文者,女子习文赋诗蔚然成为一代风气。
唐代妇女的最大成就在于诗词,而在诗词方面造诣最高的恰恰又是社会地位最低的妓女。青楼名妓对唐诗的发展有过极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诗作的成就
唐代是诗歌极盛的时代,青楼名妓几乎没有不懂诗的,能写诗的也很多,诗写得好的不乏其人。《全唐诗》收有21个妓女的136首诗,足以令才子佳人自叹不如。然而,这个数字比起当时青楼名妓们实际创作数量的总和,不过十之一二。这其中,有关盼盼的《燕子楼》三首,张窈窕的《寄故人》,史凤的《迷香洞》等七首,徐月英的《送人》,薛涛的《春望词》、《谒巫山庙》等。
李璟像
唐代青楼名妓中,诗才最高的是薛涛。《全唐诗·薛涛小传》说: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
诗的时风把她熏陶得超凡脱俗,才气超群,与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等都有唱和。涛诗专集为蜀刻本《锦江集》五卷已散佚。《槁简赘笔》谓涛诗有500多首,较为可信。《全唐诗》收薛涛诗89首,删去伪诗数首,为比较好的专集。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篷舟作注的《薛涛诗笺》,将《全唐诗》薛涛诗中伪作《牡丹》一首删去,增以《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司赋早菊》、《朱槿花》、《题从生假山》3首,而成91首,这是目前最好的涛诗集子。
薛涛“工绝句,无雌声”。其抒情诗名作,可谓是《春望》。诗曰: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若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槛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风化日将老,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此诗写出了诗人的情怀、情思,坦坦荡荡,思绪悠悠,语无雕饰,天然动人。
薛涛的另一首《送友人》,向来为人传诵,是可与唐才子们竞雄的名篇。诗曰: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初读此诗,似清空一气;细细玩味,便觉短幅中有无限蕴藉,藏无数曲折。
薛涛晚年穿女道士服装,居于成都浣花溪旁,终日吟诗修行,颇为凄凉。
唐代妓女能诗的不止薛涛一人,以诗得名的娼妓很多,她们也留下了不少好诗和诗词佳话。
刘国容——长安名妓,国色天香,才思敏捷,常与诗人们迭吟递唱。她与新科进士郭昭述情浓似酒,离别时赠情郎一首短诗:
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
思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
使我劳心,因君减食;
再期后会,以结齐眉。
许多年后,两人重温旧情,虽不能作举案齐眉夫妻,却也真是生死相恋的一对。两人的故事许久都在长安演绎,而刘国容这几句情真意切的诗句,则更久在青楼和士林中流传。
刘采春——浙江名妓,极有文才,最长于写诗,当时被称为薛涛第二。她的诗很多,流传也广,《全唐诗》收其《啰唝曲》六首最得人喜爱。诗曰: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
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
桐庐人不是,今得广州书。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
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昨日北风寒,牵船浦裹安。
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
诗句朴实感人,情真韵切,使那些无病呻吟的风流诗人自叹不如。
张窈窕——蜀中名妓,擅长写诗,《全唐诗》收录有《寄故人》、《上成都在事》、《西江行》等六首,其中《赠所思》一首,诗曰:
与君咫尺长离别,遣妾容华为谁悦。
夕望层城眼欲穿,晓临明镜肠堪绝。
此诗清丽有情,很为时人推崇。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唐诗(2)
(二)传播的能量
自古风流文人与青楼名妓,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惺惺相惜,彼此相依。士人最懂得怜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最能赏识玉郎才子,吟诗诵词。在前面章节中笔者已经提到,唐代妓女声名地位的黜陟升沉,几乎全要取决于名士举子的品题臧否,如狂放文人崔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更是得意地写道: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江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伎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小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此此可见,著名士人的作品可以使妓女身价倍增,一夜走红。
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士人举子们也还存在着一个借助青楼名妓为自己传唱扬名的需要。
(三)灵感的激发
青楼名妓对于唐诗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们诗作的成就,传播的能力,还在于她们为诗人们提供了激发灵感的环境和艺术氛围,这些灵感无疑对诗人们的创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唐以前诗人们集子中大量的观妓诗常有逢场作戏、自作多情等成份,那么中唐时期出现的相当数量的“送妓”、“赠妓”、“别妓”、“怀妓”、“悼妓”诗则倾注过较为深挚的感情交流,其中不乏有血有肉的名篇佳作,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李煜像
杜牧一生风流自赏,问柳寻花,他几首有名的绝句,大半都是青楼妓女的歌咏。《张好好诗》、《赠别》是其代表作。杜牧于大和三年(829)在洪州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中任职时初识歌妓好好,七年后,他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在洛阳重见好好。感旧伤怀,感慨万千,杜牧忍不住流下落襟热泪,写成了《张好好诗》这道短歌:
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
翠茁凤生尾,丹叶莲含跗。
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
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
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
吴娃起引赞,低徊映长裾。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
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
繁弦迸关纽,塞管裂圆芦;
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
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
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
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落,艳态逐春舒;
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
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
霜凋谢楼树,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尘土,樽前极欢娱。
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
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
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
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 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洒尽满衿泪,短歌聊一书。
诗的第一层,描写张好好早年以色、艺娱人的生活情景;第二层,写张好好被沈传师纳为妾;第三层,写洛阳重见张好好,感慨万千。全诗极其情真意婉,余韵不尽,虽不是巨制,也不失为言妓佳作。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宋词(1)
二青楼名妓与宋词
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一种音乐文学,它上承于诗,下衍为曲,既有文学特征,又具音乐性,跟古代配乐的“乐府诗”可以歌唱是相类似的。所以词在宋代也曾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题名为《东坡乐府》、杨万里的词集题名为《诚斋乐府》等;而为了区别于古乐府,有时则称做“近体乐府”,如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中有词作三卷,题为“近体乐府”。另外,也有把词称为“乐章”的,如柳永的词集题名《乐章集》、洪适的词集题名为《盘洲乐章》等,从中可见它的音乐性质。
杨广像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有种种说法,但词由民间转入士人手中,即被正式引入文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到“文雅”,从不多曲调到曲调繁多的过程的,其间青楼名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酒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相思离别的内容。”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抒情主人公,并由歌妓演唱士人赏听,从而完成整个创作演唱接受鉴赏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妓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因此在词乐结合、词的传播、词的创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词乐结合的中介
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种诗乐结合的新型诗体。“词在最初的阶段,本与音乐发生密切的联系。他是一种合乐的给人歌唱的辞句。后来经许多人的创作开拓,内容日广,体制日繁,虽也有许多完全离开音乐而成为一种只是文学的作品,而词的音乐性并没有损伤,大部分的词都是可歌的。柳永、周邦彦、秦观的作品,固不必说,就是欧阳修、苏东坡的词,可歌的也还不少”(刘大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两宋词集,或称“乐章”,或称“歌词”、“寓声乐府”、“近体乐府”、“歌曲”、“笛谱”等等,正可见它的音乐性质。因而,词的传播往往离不开好妓好歌喉的传唱。
歌妓也的确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一是她们姿色出众,能够赏心悦目;二是她们歌舞娴熟,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三是她们与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满足包括词人在内的士大夫所崇尚的生活情趣的需要。
(二)动态传播的主力
词的传播方式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范式,即以书面文字为媒介的静态传播和以歌妓“唱词”为中介的动态传播。歌妓无疑是动态传播的主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即时传播,歌舞一体
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氛围中,北宋的汴市,南宁的临安,为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挟妓唱词的浪漫中,在市民阶层享乐意识的盛行中,词的实用功能愈是广泛,词的动态传播愈是迅速,词人和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晏殊是宋初词坛的领袖。他的词,深思婉出,风韵绝传,一扫其台阁重臣的面孔,呈现着词人的真情本色。他有《珠玉词》一卷,约120余首。叶梦得《避暑录》说:
元献公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他爱宾客,爱歌乐,他的珠玉一般的小词,就产生在这个酒后歌残的艺术浪漫的环境中。张先《碧牡丹》词曰:“步帐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
欧阳修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
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朝廷要职,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它是通俗歌曲,曲辞俱美,加上歌妓的表情、动作、交际应变能力,还常以琵琶、笙、笛、拍板等乐器相伴,往往使“应酬”场合的唱词,歌舞一体,声情并茂,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尹鹗《清平乐》词描写得便栩栩如生: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赠得王孙独处,断肠一搦腰肢。
听、观赏的传播方式,比之诵、读的传播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感染观赏者,并可沟通作者和观赏者的感情交流。
杜牧像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宋词(2)
〈2〉依声填词,音律谐婉
最初唐人绝句入乐,乃是先有诗,然后配以乐;而词的特点,却是“由乐定词”,即按照歌谱的长短、节奏来填上歌词。王安石就说:“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七)。具体而言,要依乐段分片、依词腔押韵、依曲拍为句、审音用字、选声择调,其目的则是为了能够适合歌妓的歌唱。这就促使词人“倚声填词”时,不仅力求文辞优美,且更要兼顾音律谐婉,并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福建崇安人。在宋词的发展中,柳永功不可没。如果说,晏珠、欧阳修等诸家所走的是歌词之逐渐诗化的历程,那么,柳永所走的却正是“词”之真正以歌曲性质为主的,与当时俗乐更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更为通俗更为真切也更为写实的途径。当晏、欧等贵族词人还在徘徊花间、流连樽前、醉心于典雅文华的小令创作的时候,沦落下层的浪子词人柳永便开始以慢词长调的体式另创俗词,别制俚曲了。关于“慢词”的起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
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慢词之兴始于柳永的说法,由此开始。其实不然,早在唐代的俗曲中,便已经有慢词的歌曲了。王灼在《鸡漫志》中就曾经说:“唐中叶渐有今体慢词。”后来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中就有很多都是慢词长调的曲子。柳永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歌词作为他与歌妓、市井文化联结的纽带。用铺陈的长调、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二是敢于采择俗曲的开放精神。在创作时大量吸取民间“新声”,“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宋翔凤《乐府馀论》)。因此,柳词声律谐美,极易上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杨湜《古今词话》“柳永”条);三是词牌调的开拓创新与层次上的铺叙之详。北宋初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只用《渔家傲》、《玉楼春》、《浣溪沙》、《破阵子》等少数几个牌调,而柳永《乐章集》中的牌调比任何人都丰富:《雪梅香》94字,《八声甘州》97字,《玉蝴蝶》99字,《雨霖铃》103字,《望海潮》107字,《夜半乐》144字,《戚氏》212字。
南宋犹存唱词之风。张炎《词源》记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歌妓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据《词品》卷一),协调字声关系、词乐关系,从而能促使歌词与音乐的完全相融。
〈3〉代歌妓言情,写女性心绪
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说:“研究宋代士人的心态,单看诗文小说是难以窥其真相的。必须结合他们的词,了解他们同妓女的关系,才庶几可以触摸到深层的律动。”此话说得很有道理。词人与歌妓的交往,大多在秦楼楚馆、酒席宴上。创作的目的,是供歌妓歌唱之用的,所以,词人便以“男子而作闺音”(田同之《西圃词说》),以歌妓的身份、口吻、感受来写词,所表现的情感、心绪和灵魂私语,都是在模拟歌妓。从这些“代歌妓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女儿声音并非是一种假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话语、市民意识和市井文化精神,这实在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
柳永将词由上流社会带到市井勾栏,渗进了市民意识,他由花间词人笔下的贵族女性一变而为具有市井风情的歌妓舞女,由“画屏金鹧鸪”的外形仕女图而蜕变为深入女性内心世界的深情咏叹。他这类以代言体方式描写女性心理的词,往往采用一气倾泻、内心独白式的线性结构,连贯、铺阵的细节描写,深刻的人物心理刻画。比较典型的是《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销。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钱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女性口吻的叙述、俚俗言语的运用,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心理觉醒女性大胆、爽朗、无所顾忌的性格,暴露了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宋词(3)
(三)青楼妓女的词作
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宋代的青楼妓女不仅是文人词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而且在宋词的音律、传播上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妓女们催生了一个个词人的灵感、一个个文人的艺术生命。此话或许并不为过。
宋代的青楼妓女,尤其是歌妓为颇有文化的群体,她们斡旋于词客骚人左右,常常在文人即席赋词之后演唱新词侑酒,浅吟低唱,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填词的技法,不少歌女文思敏捷,应宾客要求能立就新词,成为词苑中令人瞩目的一支新军。
元稹像
名妓琴操,隶杭州乐籍,和苏东坡、秦观等著名词人时有酬唱。《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有一人在西湖闲唱秦观的《满庭芳》,错吟其中之句为“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在旁纠正说:“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那人便将她一军,戏问能否将全首词改为“阳”字韵。琴操当即吟道:
山林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谩赢得,青楼薄倖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机智的反应,灵动的才华,可见一斑。《事文类聚》引《泊宅编》:苏子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日,有妓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戏语琴操曰:“我作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子瞻问曰:“何谓湖中景?”对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谓景中人?”对曰:“裙拖六幅萧湘水,鬓锁巫山一段云。”“何谓人中意?”对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操问:“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受了苏东坡的点拨,彻悟禅机,遂削发为尼。
名妓聂胜琼,资性慧黠,颇有文才。李之问到京师后,见而悦之,遂与其相好。杨湜《古今词话》载:李将行,胜琼送之别,饮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之问十分感动,又留住一段时日,遂别。没几天,聂胜琼作一词以寄之,名《鹧鸪天》曰: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青尊一曲阳关调,别调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檐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之问在途中得到此词,藏于箧间。抵家后为其妻发现,只好以实相告。其妻不但不吃醋,反而因其词清健真切,而出资将她娶回为妾。这首词历来评价比较高。《历朝名媛诗归》评曰:“寄别之作,语气流畅,不落俗别”。至于词中“枕前泪共檐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之句,更被不少人推崇为千古绝唱。
词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百花争妍、千峰竞秀的盛况,从皇帝士人到平民百姓均能写词,而宋代女性更因为词体抒情深细的特点而酷爱写词。《岁时广记》卷十载,上元节皇帝赐酒市民,一女子窃所饮金杯被发现,作《鹧鸪天》词自辩:“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在大街上随便找个妇女都能即兴作词,可见当时妇女作词的普遍性。宋代青楼妓女,更将词作为求生的手段与士人交际的特殊语言,妓女词作更是蔚为大观。除了以上所举例子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严蕊《鹊桥仙》《卜算子》、马琼《减字木兰花》、贺憐憐《长相思》、西湖妓《章合柳》、蜀中妓《市桥柳》、平江妓《贺新郎》、苏琼《西江月》、尹词客《玉楼春》、刘燕歌《太常引》,等等。她们的词,都曾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注意和重视。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对北宋歌妓吴淑姬的词曾评价道:“淑姬,女流中慧黠者,有《阳春白雪词》五卷,佳处不减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堪称宋代女性词“第一流”的花魁。黄昇将吴淑姬的词作与李清照相提并论,可见其有很深的艺术造诣。不过,总体来看宋代青楼妓女的词,大多是为娱宾而作,或显示其锦口绣心,还不具女性意识的觉醒、自尊、自强的要求。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元曲(1)
三青楼名妓与元曲
元散曲有很大一部分产生于“传酒令金杯玉笋”的酒宴上,与“翠袖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元杂剧中,反映青楼名妓生活的所谓“花旦”剧为重要一脉。明代朱权编《太和正音谱》引赵子昂语道:“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文人与名妓有着深深的心灵契合,双方都把情与爱注入杂剧的创作和演唱之中,使“行家生活”与“戾家把戏”和谐结合,互为促进,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武则天像
(一)艺妓对元散曲的影响
艺,即才能、技艺。《论语·雍也》:“求也艺。”朱熹注:“艺,多才能。”元代的青楼女子,地位无疑是“妓”,但她们往往却以其技艺著称。同样的,身为“伎”者,也难免青楼卖笑。因此,我们姑且将她们称作“艺妓”。由于要“以色艺事人”,这些青楼女子大多色艺双全、多才多艺,在激烈的竞争中练就了一身本领,是演唱、传播杂剧的主力。〈1〉赠妓曲
诗文相赠,本是中国古代文人“以文会友”的一种传播方式。曲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同样也被纳入到了曲文相赠的范围之中。据粗略的统计,隋树森《金元散曲》标明赠妓、咏妓的小令就有120余首,套数36套,还不包括那些标题虽不明言,但实际内容却是写艺妓的散曲。
关汉卿,号己斋叟,大都(今北京市)人。散曲名扬一时,今存世有小令50多首,套曲10余支。他的散曲虽说不多,但在前期的散曲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评曰:“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如其《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
轻裁虾万须,巧织珠千串;金钩光错落,绣带舞蹁跹。似雾非烟,装点就深闺院;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
梁州第七】宝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锁春愁不放双飞燕。绮窗相近,翠户相连,雕栊相映,绣幕相牵。拂苔痕满砌榆饯,惹杨花飞点如绵。愁的是抹回廓暮雨潇潇,恨的是筛曲槛西凤剪剪,爱的是透长门夜月娟娟,凌波殿前,碧玲珑掩映湘妃面,没福怎能够见?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
尾】恰便是一池秋水通宵展,一片朝云尽日景。尔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煞是可怜,只要你手掌儿里奇擎着耐心儿卷。
珠帘秀本姓朱,《青楼集》说她“杂剧为当今独步”。当时名士如卢疏斋、胡紫山、冯海粟等皆有曲作相赠。关汉卿这篇套曲,对珠帘秀的色艺赞赏备至。全曲表面上句句咏珠帘,骨子里句句写帘秀,托物喻人,语意双关,记录了两人的亲切关系,当属酬赠作品中的佳作,最能表现曲的本色与精神。
〈2〉咏妓曲
艺妓是元代文人交往颇为密切的对象,惺惺相惜,她们便成为文人歌咏的对象。在咏妓作品中,描写的范围更为广泛,描写的程度更为逼真,它能庄能谐,能滑稽,能嘲笑戏谑,能作性欲最大胆的描写,能作各种人物口调的描摹,可谓曲尽其妙。如吴昌龄《正宫】端正好·美妓》:
墨点柳眉新,酒晖桃腮嫩。破春娇半颗朱唇,海棠颜色红霞韵。宫额芙蓉印。
滚绣球】藕丝裳翡翠裙,芭蕉扇竹叶。衬缃裙玉钩三寸,露春葱十指如银。秋波两点真,春山八字分。颤巍巍鬟云鬓,胭脂颈玉软香温。轻拈翠靥花生晕,斜插犀梳月破云。误落风尘。
倘秀才】莫不是丽春园苏卿的后身,多应是西厢下莺莺的影神。便是丹青画不真。妆梳诸样巧,笑语暗生春。他有那千般儿可人。
脱布衫】常记得五言诗暗记回文,千金夜占断青春。厮陪奉娇香腻粉,喜相逢柳营花阵。
醉太平】这些时春寒绣裀,月暗重门,梨花暮雨近黄昏。把香衾自温,金杯不洗心头闷。青鸾不寄云边信,玉容不见意中人。空教人害损。
随煞】想当日一宵欢会成秦晋,翻做了千里关山劳梦魂。漏永更长烛影昏,柳暗花遮曙色分。酒酽花浓锦帐新,倚玉偎红翠被温。有一日重会菱花镜里人,将我这受过凄凉正了本。
这首散曲连套,细腻地刻画了艺妓的浓妆、体态、服饰、风韵、神采,并由浅而深,层层深入,叙写了作者与艺妓相爱与离别的情景。点晴之句“误落风尘”、“将我这受过凄凉正了本”,包含了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揭示了曲的主旨,提高了作品的境界。
〈3〉妓作曲
据《青楼集》、《南村辍耕录》、《全元散曲》等书的记载,元代能作曲的艺妓大有人在,如珠帘秀、梁国秀、张怡云、金莺儿、张玉莲、连枝秀、一分儿等,加上众多“无名氏”,实在是一支颇为可观的曲作者队伍。然而遗憾的是,保留至今的作品却不多。艺妓作为元代曲作者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其创作的作品同样也呈现出高低不同的艺术水准。“言为心声”好的作品主要表现了艺妓对爱情的幻想、对命运的悲叹,应该是作者真情流露之结晶;差的作品往往是艺妓侍宴时言不由衷的应景、应酬之作,或做作腻味,或低级庸俗,充满虚情假意的编织。这里仅举几例写得比较好的曲作,如珠帘秀《正宫】醉西施》:
检点旧风流,近日来渐觉小蛮腰瘦。想当初万种恩情,到如今反做了一场,害得我柳眉颦秋波水溜,泪滴春衫袖。似桃花带雨胭脂透,绿肥红瘦,正是愁时候。
并头莲】风柔,帘垂玉钩。怕双双燕子,两两莺俦,对对时相守。薄情在何处秦楼?赢得旧病加新病,新愁拥旧愁。云山满目,羞上晚妆楼。
赛观音】花含笑,柳带羞,舞场何处系离愁!欲传尺素仗谁修?把相思一笔都勾!见凄凉芳草增上万千愁。休休,肠断湘江欲尽头!
玉芙蓉】寂寞几时休?盼音书天际头。加人病黄鸟枝头,助人愁渭城衰柳。满眼春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若得归来后,同行共止,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余文】东风一夜轻寒透,报到桃花逐水流,莫学东君不转头。
这首套曲引用或融化前代诗词的旧句,如欧阳修《生查子》词句:“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李清照《如梦令》词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秦观《江城子》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严蕊《卜算子》词句:“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足见珠帘秀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全曲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因被遗弃而痛苦、而怨恨,但并不绝望,仍对爱情充满执着追求的女性形象,令人赞叹!
艺妓真氏,建宁(今福建建瓯)人。其父曾在北方边境做官,因官卑薄,不能养家,挪用公款而无力偿还,遂将真氏卖入娼门。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的姚燧,在一次酒宴上令其唱曲,她应声即兴作曲唱道:
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
小令写得通俗浅近,悲切感人。姚燧十分同情,便出面为她脱籍赎身,真氏后嫁给翰林属官为妻。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元曲(2)
赵吉像
(二)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
元代杂剧演出大抵有三种情况:一为承应官府,二是祈神赛社,三是在城乡巡回演出。“勾栏”和“瓦舍”都是城市中的公共娱乐场所,辟有专门的戏场。元代散曲家杜仁杰在《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的散曲中,描述了城市杂剧演出的情景:
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
六煞】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的妆哈”。
五】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四】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遍,不多时引出一伙。中间里一个央人货,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知他待是如何过?浑身上下,则穿领花布直裰。
三】念了会诗共词,说了会赋与歌,无差错。唇天口地天高下,巧语花言记许多。临绝末,道了低头撮脚,爨罢将么拨。
二】一个妆做张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说向城中过,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娶做老婆。教小二哥相说合,但要的豆谷米麦,问甚布绢妙罗。
一】教太公往前挪不敢往后挪,抬左脚不敢抬右脚,翻来复去由他一个。太公心下实焦躁,把一个皮棒槌则一下打做两半个。我则道脑袋天灵破,则道兴词告状,划地大笑呵呵。
尾】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则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枉被这驴颓笑杀我。
全曲写一个庄稼汉第一次到剧场看戏的见闻,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勾栏的热闹场面,以及角色的化妆和演出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苏轼像
元代杂剧最为流行,故《青楼集》记录演杂剧的艺妓多达60余人,对她们高超的表演技艺和专长做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如赛帘秀“声遏行云”;天然秀“丰福靓雅,殊有林下风致,才艺尤度越流辈;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子。花旦、驾头,亦臻其妙”;梁国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李芝秀“记杂剧三百余段”;南春宴“姿容伟丽,长于驾头杂剧,亦京师之表表者”;小玉梅“姿格妖冶,资性聪明,杂剧能迭生按之,号小技”。
杂剧可以说是下层知识分子与娼优艺妓共同创造的一种综合艺术。据史料记载,元杂剧的作家,除了个别人如史樟、杨梓之流身为贵胄和达官之外,绝大多数和最重要的作家,都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下层社会的下吏或文人,比如关汉卿曾经做过“太医院尹”,马致远出任过“江浙省务提举”,高文秀曾任是“东平府学生员”,庾吉甫作过“省部员外郎”,郑德辉补过“杭州路吏”,李寿卿作过“将仕郎”,赵公铺任过“儒学提举”(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第1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杂剧孕育产生于市井社会,发展于勾栏瓦肆,其对象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官吏、士庶、引车卖浆者流,雅俗兼容,无所不包。仅流传至今的十几种表现妓女生活的杂剧作品而论,可以说已经是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了元代妓女的不幸命运,塑造了元代妓女的不同形象。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元曲(3)
(三)士妓爱恋的文化解读
蒙古国窝阔台当政期间,在耶律楚材等人的鼓动下,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精选入仕,史称“戊戌(1238)选试”。但并没有形成制度。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才决定恢复科学制度,并在延祐年间举行了第一次考试。“延祐首科”距“戊戌选试”长达七十余年,即使自忽必烈开国算起,元朝前期科举停废也有半个世纪之久。元代士人则从根本上丧失了将“满腹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可能,地位一落千丈,“武夫豪卒底诃于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以致“儒其服者,例遭讪侮”(陈文圭《墙东类稿》卷六,《送萧仲坚序》、《送赵敏序》)。对元代知识分子潦倒落魄的处境,钟嗣成在《小令】正宫·醉太平》中不无戏谑嘲讽地写道:
风流贫最好,村俗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妙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
范仲淹像
在这种尴尬与无奈中,“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栖身青楼,依红偎翠,浅吟低唱,士人寻求的是慰藉和理解,惟同为弱者的妓女,才会同情他们的沦落,才会以千般娇媚万种温存去抚他们落魄孤寂的灵魂。于是,他们演绎了一出出委婉缠绵、凄厉悲壮的爱情故事。
〈1〉卢挚与珠帘秀
卢挚(1235—1314),字处道,号疏斋,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间举进士,大德初授集贤学士,湖南道廉访使,后为翰林学士,迁承旨。他的诗文和散曲都极负盛名,文与姚燧比肩,诗与刘因齐名,为散曲前期重要作家之一,现存小令120首。他与珠帘秀情真意笃,感情深厚。大德八年(1304),卢挚由江南还为翰林学士,作《双调】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
系行船谁遣卿卿,爱林下风姿,云外歌声,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恰绿树南薰晚晴,险些儿羞杀啼莺。客散邮亭,楚调将成,醉梦初醒。
温庭筠像
如果说此曲在于着意描写珠帘秀的风姿和才情,那么作者的《双调】寿阳曲·别珠帘秀》却迥然有别: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画船儿将载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卢挚是在着意写送别时的切身感受:两个情投意合的恋人,只有在离别时才分外觉得难割难舍。那分离时缠绵幽怨,那告别时痛苦悲伤,尽在其中。
珠帘秀被友人的真情深深感动,所以作《双调】寿阳曲·答卢疏斋》云:
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唐宋以来,文人与妓女产生一定的恋情,并不为奇,奇的是这里的珠帘秀与卢挚站在同等位置,不分高低。珠帘秀并不是仰着脸望着这位翰林学士,丝毫没去想两人之间社会地位的相差悬殊,而她抒发的是对一个男性朋友的思恋和惜别。她对卢挚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既写出了送别者的痛苦,又写出了离别者的凄怆,互为照应,从而将一对知音恋人离别时难分难舍的情怀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2〉王元鼎与顺时秀
王元鼎,元至治、天历年间人,曾为翰林学士。所作散曲,或写景状物,或描写闺情,风格明丽委婉。顺时秀,大都名妓,是当时杂剧名旦,最长于表演女子闺怨之情,其扮相和唱功独步剧坛,名驰京都。凡她演戏,必有许多达官贵人来捧场。王元鼎是顺时秀的第一戏迷,两人最为相好,情感极深。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载:顺时秀“偶有疾,思得马板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今传王元鼎小令7首,其中《正宫】醉太平·寒食(四首之四)》所描写的女子形象,就有艺妓的影子,甚而可能他本来就是描写艺妓的:
花飞时雨残,帘卷处春寒。夕阳楼上望长安,洒西风泪眼。几时睚彻凄惶限;几时盼得南来雁,几番和月凭阑干,多情人未还。
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女子思念情人,切盼情人归来的感人画面,情景交融,动静互补,充满了凄苦之情。篇末选用一个“还”字,实为点晴之笔,明确表达了两人的密切关系。对照王元鼎与顺时秀的情感历程,足可为他提供散曲创作的素材的。
艺妓一旦出名,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中书参政阿鲁温当时是炙手可热的权臣,更是个好色之徒,他迷上了顺时秀,想夺人所爱。一日,他当面戏问顺时秀:“我比元鼎如何?”顺时秀不敢得罪他,委婉地奉承说:“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弄风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顺时秀既巧妙又得体地婉拒了权贵,阿鲁温见无机可乘,“一笑而罢”。但王元鼎对此事却耿耿于怀,他作《商调】河西后庭花·风鸾吟》用顺时秀的口吻讽刺了阿鲁温一把:
自古到今,思多须怨深。你说的牙疼誓,不寒碜。有酒时唫,有饭时啃。你来我跟前委实图甚?小的每声价儿,身材儿婪,请先生别觅个知音。
曲中的“碜”意为丑陋、难看,“不害碜”即不怕难看、不知羞耻之意;“唫”为吸食的意思,“婪”即身材肥而圆的意思。曲中这样大量运用市井口语,调侃阿鲁温是个酒囊饭袋,只配与粗蠢的妓女“觅个知音”。妓女的泼辣大胆、快人快语,文人的嘲风弄月、风流放诞,刻画的绘声绘影、曲尽其妙,可算是天生的一对。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元曲(4)
钱谦益像
〈3〉王仲诚的“粉蝶儿”
遭到整个社会抛弃的元代文人的冶游生活与前代文人那种纯为寻求精神刺激、肉欲享乐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确实对妓女滋生出同病相怜的恻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妓为同类,并产生友谊和爱情。春风得意时,“小语偷声贺玉郎”;时乖命蹇时,“同是天涯沦落人”。在长期的交往中,文人们写出了一批歌颂男女恋情的作品,其中王仲诚的《中吕】粉蝶儿·昨宴东楼》格调较高:
昨宴东楼,玳筵开舞裙歌袖,一团儿玉软花柔。遏行云,回飞雪。玲珑剔透,交错觥筹,捻冰丸暗藏锦绣。
醉春风】娇滴滴香脸嫩如花,细松松纤腰轻似柳。有丹青巧笔写奇真,怎的朽、朽。檀口能歌,莲舌轻调,柳眉频皱。
迎仙客】露玉纤,捧金瓯,云鬓巧簪金凤头。荡缃裙,掩玉钩,百倍风流。无福也难消受。
满庭芳】人间罕有,沉鱼落雁,月闭花羞。蕙兰性一点灵犀透,举止温柔,成合了鸾交凤友,匹配了燕侣莺俦。轻就,如弹玉纤粉汗流,佯呵欠袖儿里低声咒,一会家把人迤逗。撇不下漾秋波一对动情眸。
王仲诚,生平事迹不详。《金元散曲》录存其套数二套。这道散曲,一开头就以回忆托出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盛宴图,接着刻画了恋人皎好的容貌、身材和动人的风韵,最后描写了两人心心相印、如胶似漆、又疼又爱的浪漫爱情。表达直白,笔触动人,抒情真率,使之具有很强的俗文学色彩。更难得,作品中没有丝毫以青楼女子为玩物的思想,表现了平等意识,对妓女的爱情既大胆、热烈,又真挚、质朴,值得肯定。
〈4〉汤式的“悼怜人”
汤式,字舜民,号菊庄,浙江象山人。元末曾做过本县小吏,后落魄。明成祖时,甚受宠遇。汤式性滑稽,工散曲,存世小令170首,套数68套。其写闺情之作,细腻生动;写景抒怀,自然流畅;语甚工巧,风格浑厚。《双调】沉醉东风·悼伶女四首》为其闺情曲代表作,通过对不幸夭亡的艺妓恋人的沉痛悼念,表现作者刻骨铭心的思念:
讣音至伤心万端,挽歌成离恨千般。蝶愁花事空,凤泣萧声断,丽春园长夜漫漫。懊恨阎罗量不宽,偏怎教可意娇娥命短。
铅华树春风甚早,蒺藜花暮雨难熬。楼空燕子飞,巷静鸡儿叫,问香魂何处飘飘?恨杀阎罗不忖度,偏怎教可意人儿命夭。
檀板歇声沉鹧鸪,翠盘空香冷氍毹。娇莺鸣不醒,杜宇催将去,锦排场等闲分付。多管是无常紧趁逐,都不由东君做主。
宝镜缺青鸾影孤,锦筝闲银雁行疏。拜辞了白面郎,抛闪下黑心母,一灵儿带将春去。从此阳台梦也无,更想甚朝云暮雨。
汤式原本是个浪子,他的浪漫的人生观同他的颓废生活,溶成一片,于是青楼戏院成为他心身的归宿,“一日一个繁弦脆竹,一夜一个腻玉娇酥”(《自述》)。然而,当他遇到女伶之后,才找到了“可意娇娥”,人生知己,产生了深深的爱情,遂由以往的放荡转变为当今的专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升华。汤式远行,银雁行疏,女抱定从一而终的决心,苦熬苦盼着恋人的归来。但黑心的鸨母紧紧相逼,令她接客,她梦断心碎,以死殉情,留下的是一出悲剧。曲中我们看不到对妓女的玩弄和歧视心态,却充满了同情和怜爱,还有与情人生死契阔的那种痛人骨髓的憾恨,其中渗透了对娼妓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1)
四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
中国娼妓业的发展,到明代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状态。一是从业人数之多,“娼妓布满天下”;二是以烟花之盛为举世所艳称的城市骤增,如北京、南京、扬州、大同、开封、苏州、常州、杭州、若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瓜州、正阳、临清等内河航运码头,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道:“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三是名妓辈出,竹肉丹青,红牙檀板,舞衫歌扇,各张艳帜;四是名妓与文人文化交融、情趣相投的密切关系,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和文化意向。
(一)秦淮名妓的才艺
明代青楼以金陵为盛,金陵青楼又以秦淮河最著名,秦淮众楼又以旧院、南曲为最。潇洒词人,风流墨客,桃叶寻莲,板桥访藕,无不魂迷色阵。《板桥杂记》记载其时盛况曰:
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满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笛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
后世称之为“秦淮八艳”的名妓董小宛、顾横波、柳如是、马湘兰、卞玉京、寇白门、李香、陈圆圆,都曾翘楚白门,领袖秦淮,各领风骚。以她们为代表,金陵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较大影响力的女性文化群体。她们气度超群、风韵拔俗,才情色艺称冠一时。〈1〉能诗善词的妓女
明代的妓女,在艺术修养上似乎更加全面,往往六艺皆通。被记载传世的能诗善词的妓女不下百位,仅《明词综》就录有26人,名噪一时者有姜舜玉、林奴儿、马湘兰、薛素素、马如玉、顾文英、卞赛,王少君、朱无瑕、尹春、王微、赵燕如、徐翩翩、郝文珠、郑如英、朱斗儿、杨宛等人。她们的作品,确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马守真(1548—1604),字月娇,号湘兰。有《湘兰子集》二卷被钱谦益收在《列朝诗集》中,其诗清丽有致。《小春十七夜送张幼于》曰:
故人一别久,千里隔山川。
乍见浑疑梦,相看各问年。
挑灯肠欲断,祖酒思还牵。
此际堪秋恨,生愧愧薄缘。
这是一首情真意切、悱恻缠绵的诗,即使置于宋代名家写的送别诗中,也堪称一流。
名妓孙灵光,精于诗,著有《远山楼稿》,诗句一出,使当时的文人骚客刮目相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汪仲嘉有《代苏姬寄怨所欢》之诗,一时词客属和盈帙,吴兆熊尤岸然自负,灵光诗一出,皆阁笔敛衽……诗字皆清劲婉约,真闺房之秀也。”其诗作能令文士自叹不如,可见造诣之深。
马湘兰像
董小宛,出身于秦淮南曲歌妓之家,自小精习妓家风月,又与文人诗客习得诗画琴戏,“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是金陵妓中奇才。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评价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读楚辞、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
柳如是,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有《戊寅草》、《尺牍》、《湖上草》等集子传世。《戊寅草》收诗105首、词30首,赋3篇。《尺牍》收有31帧小札,都是寄给密友汪汝谦的。汪汝谦才学广博,为柳如是刻版印刷了《尺牍》、《湖上草》。清代女作家林雪《柳如是尺牍小引》赞叹说:“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柳如是的诗在当时脍炙人口,至今读来,仍使人称赏不已。如她的《岳武穆祠》曰:
钱塘曾作帝王州,武穆遗坟在此丘。
游月旌旗伤豹尾,重湖风雨隔旄头。
当年宫馆连胡骑,此夜苍茫接戍楼。
海内如今传战斗,田横墓下益堪愁。
全诗激昂慷慨,抗击异族侵略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颇具思想性与艺术性。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2)
〈2〉能歌善舞的妓女
明代妓女在歌舞音乐上的成就也很突出,出现了一大批“色艺超绝”的歌舞奇才。垂杨影外,片玉壶中,丝管迭奏,秋笛频吹,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妓家度曲,谐妙入神。
顿文,名擅一时的歌妓。其祖父顿仁,为南京教坊著名的乐工,精于北曲音律。钱谦益《金陵杂题》咏其:“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零丁。南巡法曲谁人问,头白周郎掩泪听。”顿文受祖父影响,多才多艺,万能鼓琴清歌。供筵所唱,皆是时曲。余怀《板桥杂记》载其:“援琴而鼓,弹《别凤离鸾》之曲,如猿吟鹃啼。”
马如玉,修洁萧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诗·闰集》记其:“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熟读文选唐音,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士大夫。”
妥娘,名郑如英,“韶丽惊人”,金陵名妓。她工诗词,诗入钱谦益《历朝诗集》;况周颐《蕙风词话》载,她另有《红豆词》传世。她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余怀给了相当高的评价,《板桥杂记》谓:“顿老琵琶,妥娘词曲,祈应天下,难得人间。”
李湘真,字雪衣,号十娘,金陵名妓。她聘婷娟好,肌肤玉雪,“能鼓琴清歌”,所以与之交往的文人名士颇多。
王月生,金陵名妓。张岱《陶庵梦忆》卷八记其风韵:“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戏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不易出口。”王月生之所以走红,一是其风度高雅,二是其才艺出众,尤能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吴歌”。明万历后,经魏良辅改革的昆腔水磨调,因其“清柔而婉折”,在文人名士的圈里颇为流行。汪汝谦《春日湖上观曹氏女乐》诗曰:
销魂每为听吴歌,况复名家艳绮罗。
风吹遥闻花下过,游人应向六桥多。
吴歌的魅力可见一斑,王月生有此一绝出名,并不稀奇。
明代秦淮名妓大都能歌善舞,且舞艺相当高超,不少人还名传后世。
汤显祖像
〈3〉演剧串戏的妓女
明中叶后家乐(即是由私人置习和蓄养的家庭戏班)走向鼎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昆腔艺术有了高度的发展。徐渭《南河叙录》云:“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加以泛艳者也。”昆腔以婉丽柔美见长,深得贵族阶层和文人士夫喜爱,一时官僚、豪商、文人竞相置备家乐,并从歌、舞、戏兼而有之发展到以戏曲为主,以歌舞居次要地位。于是昆剧创作昌盛,社会上唱昆腔似痴若狂,《袁中郎诗集·江南子》云:“蜘蛛生来解织罗,吴儿十五能娇歌。旧曲嘹历商声紧,新腔缓务头多。一拍一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儿,红女停梭田畯懒。”昆剧的发展为家乐提供了表演标本,而热衷于演剧的秦淮名妓们也不时扮演“客串”的角色。
尹春,金陵名妓。《板桥杂记》中卷谓其:“性格温和,谈词爽雅,无抹脂障袖习气。专工戏剧排场,兼擅生旦。余遇之迟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钗记》,扮王十朋,至‘见娘’、祭江’二出,悲壮淋漓,声泪俱迸,一座尽倾,老梨园自叹弗及。”
李香,肤理玉色,辨慧知书,调笑无双,嫖界称之为“香扇坠”。《壮梅深集》卷五誉其“玉茗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
仙娃,金陵名妓。她深以登场演剧为耻,若知音密席,推奖再三,强而后可,“歌喉扇影,一座尽倾,主之者大增气色,缠头助采,遽加十倍”。
陈圆圆,蕙心纨质,淡秀天然。《十美词记》载其“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景”。
马守真,多才多艺,不但能诗善词,还能创作传奇(戏曲)。《传奇汇考标目》载其著有《三生传》,可惜这出传奇失传了,令人遗憾。
姜玉洁,金陵名妓。《藤花轩曲话》、《今乐考证》记载,她曾著有戏剧《鉴中天》,但未流传下来。
妓女开始创作戏剧,这在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中尚属新的品种,将会大大开拓青楼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发展史的研究领域。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3)
〈4〉能书会画的妓女
清代汤漱玉辑《玉台画史》统计,从远古至清嘉庆年间,共搜集到女画家216人,其中明代就占有半数。杨新《明代女画家与春宫画诌议》指出:“‘姬侍’是指官僚士绅的妾和侍婢,明代有10人(顾媚应属明末人);‘名妓’指妓女中色、艺俱佳者,明代有32人,这两类共得42人。”姬侍和名妓类的画家增多,是晚明时代女画家人数超出前后时代的主要原因。
马守真的作品,题材以画兰为主,杂以竹石。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作《兰竹图》,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作《竹兰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马守真画扇一柄,上有九妓题咏,徐渭曾跋其上曰:“南国才人不下千百,能诗文者九人而已,才难,不其然乎”(《快园道古》卷二)。汤漱玉《玉台画史》评价其作品:“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历代画史汇传》评论云:“兰仿赵子国,竹法管仲姬,潇洒恬雅,别饶风趣。”马守真曾自题画兰小幅云:“李青莲酒边横眼,卓文君镜里舒眉,是何意态,写此幽兰,以遗赏心侍者。”足见其画兰写竹的寄托和情思。
卞玉京,又名卞赛,秦淮名妓。《板桥杂记》说她:“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婀娜,一落笔画十余纸。”《梅树家藏稿》更赞誉其“书法逼真黄庭。”
顾媚,字眉生,秦淮名妓。《板桥杂记》形容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据《爱日吟庐书画续录》载,顾媚有墨笔双钩兰,飞白石,秀竹芝草,极富秀韵,题款“庚寅夏日,写于红霞仙馆,顾媚。”钤有“眉生”白文长方印,梁山舟题云:“自来闺秀之笑,神韵有余而含蕴不足,兹独有异,题款亦佳。”为其代表作。她的传世作品有《九畹图》、《墨兰图》。顾媚后嫁龚鼎孳,名士书法配她的画,落款“横波夫人”,一时为士林至宝。
冒襄像
薛素素,小字润娘,本嘉兴妓。胡应麟《甲乙剩言》云:“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金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度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朱彝尊《曝书亭集》载:“素素小字润娘,行五,人称其有十能,诗、书、画、琴、弈、箫,而驰马、走索、射弹尤绝技也。予见其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万历二十四年(1596),薛素素应邀参与淑清组织的文会,作《兰石图》。画有两丛兰花,一高一低生于崖畔,夹以小竹,笔法流畅,浓淡相宜。当时在场的文人汪文范、方向孝、米云卿等七人为之题诗,此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范珏,字双玉,秦淮名妓。《板桥杂记》曰其:“性喜画山水,摹仿大痴(黄公望)、顾宝憧(源),槎桠老树,远山绝磵,笔墨闻有天然气韵。”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4)
(二)名士与名妓交往的人文色彩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性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
〈1〉尊重认同,情色相生
明代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初露端倪。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狂简”之士。唐寅“放荡不羁”,“浪游维扬,极声伎之乐”。他在《桃花庵歌》里自我宣场:“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边贡被劾罢归,“日与豪士浮白倡和,醉则两妓肩扶,歌于途,观者如堵,不为怪”(《罪惟录》卷一八)。杨慎甚至“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妓拥之游行街市”(《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四友斋丛说》卷一八)。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欲求书画者,“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他们狂狷悖俗,纵酒狎妓,张扬主体意识是对礼法的蔑弃。
侯方玉像
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从根本上言,是要修补封建意识形态的缺漏。但他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因而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此后,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受到了“泰州学派”及后世文人学士的强劲冲击。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文人学士们也涌起同情妇女的倾向,产生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
文人学士的这种平等意识,在青楼文学作品中更有所流露。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就为历朝200多名妓女立传,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在该书卷八之末更假女史氏之口云: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习惯自然;或失足不伦,沦胥及溺。人之无良,一至此耳。间有临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渊而日车始税,即顿渐不同,要其从道固一也。
充满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尊重、认同。余怀《板桥杂记》录明末秦淮名妓35人,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对那些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表达了由衷的饮敬。公开以“异端”自命,提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的傅山,对妓女的看法更为大胆:“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正所谓惺惺相惜。文人学士对名妓的咏赞,为她们辩护,为她们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名妓的一种品评标准的变化。正是由于思想者的启蒙和影响,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人性得以舒张,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文化素养、才情色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袁枚像
〈2〉文化交融,情趣相投
青楼名妓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后,风情绰约,不同流俗,真正能够欣赏她们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学士。文人是名妓的知音。李湘真“爱文人才士”,所交游的文人有余怀、江垓、孙临、张岱等。顾媚交游的文人更多,知名者有张明弼、吕兆龙、刘履丁、冒襄、吴绮、邓汉仪、龚鼎孳等。董小宛交往的文人,有钱谦益、方以智、吴应箕、张岱、侯方域等。卞敏“欣白如玉,风情绰约。亦善画兰鼓琴”,与之交往的文人有申绍芳,许誉卿等。李香交往的文人,有张溥、夏允彝、杨文聪、魏子中、侯方域等。王月“寒淡如孤梅冷月,不喜与俗子交接”,而她与文人孙临、蔡如蘅、张岱等却情趣相投。柳如是才思敏捷,“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四方名士,无不接席唱酬”。那些庸夫俗子,虽奉千金而不得如愿以偿。
名妓与文人名士相处,习文人名士之所习,投文人名士之所好,因文人名士之揄扬而斐声遐迩。两者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相互影响的文化氛围,其次是异性交往中性内驱力的驱动和情感的契合。明宗室齐王后裔朱承彩在一年中秋节开大社于南京,张献翼等海内名士120人,秦淮名妓马守真以下40多人参加,《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齐王孙承彩”条载:“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试,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李先芳罢官家居后,把亭园建得十分豪华,养了许多歌妓,在林下优游度日,四十多年生活在文酒声妓之中。
名妓与文人名士,濡沐词章翰墨,吟赏山水烟霞,这种男女之情与诗友之谊,经过文化交融,最终产生爱情,并进而结成婚姻并不奇怪。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名士的婚姻成功率、婚姻产生的影响力、婚后双方的感情关系、婚后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量,都是前代望尘莫及的,即使是开放的唐代。葛嫩嫁孙克咸,顾媚嫁龚鼎孳,马娇嫁杨文聪,王微嫁许誉卿,卞敏嫁申维久,相知相爱的婚姻生活,堪称佳话;至于钱谦益编订《列朝诗集》时,托柳如是勘定《香奁》(闺秀)一集,与伴侣唱和相随;冒辟疆编汇《全唐诗》,亦视董小宛为其得力助手,“夫妇而寄以朋友之义”;类似举动都逾越了传统礼教的范围,对改变女性的文化环境、提高女性的文化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5)
〈3〉操守高洁,临难不苟
清人常说,“明季多奇女子”。明末众多的奇女子,相当一部分便是技高绝伦的女侠,此亦影响到清人笔下的女侠特别多。明人邹之麟《女侠传》,将前代女侠传闻加以搜集,分为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六类,以弘扬女侠的精神传统。由于有广阔的民俗背景,加上名妓人在江湖的境遇所造就的自由纵放的情趣、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人名士气节才华的濡染,因此江淮名妓多侠气。
寇湄,字门白,秦淮名妓。娟娟静美,跌宕风流。18岁时,保国公重金买她去,金屋藏娇,爱如掌上明珠。甲申之变,保国公降了李自成,她以千金赎身,匹马短衣,携一婢逃回江南。“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虞初新志》卷二十)。寇湄死后,令不少风流才子叹惜。钱谦益专写诗哀悼云:
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
黄土盖棺心未死,香风一缕是芳魂。
杨宛,金陵名妓,能诗有丽句,行楷特工,能于瘦硬中逞姿媚。16岁时,嫁于有匡世之志、诗文才气蜂涌的武将茅元仪。茅元仪随孙承宗经略蓟辽。后因得罪权臣,郁闷酗酒而亡。茅去世后,杨宛又归国戚田弘遇。田氏以老婢子徒之,使其教女儿琴书之艺,甲申之变时,田氏已死,杨宛携田氏女藏身于金陵附近一山村。时有盗寇进村骚扰,见田氏女,欲行非礼。杨宛不畏强暴,竭力护卫,不幸被强盗杀害。
李善兰像
王微,字修微,广陵妓,自号草衣道人。她自幼有洁癖、书癖和山水癖,经常乘小舟逍遥于吴山越水之间,曾经与谭元春、陈继儒等文人名士相游。后嫁给许誉卿。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今上海淞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中,征拜吏科给事中。其间上疏弹劾宦官魏忠贤,被罢职。崇祯初年,起兵科给事中,历工科都给事中,又因触犯温体仁、谢升,被排挤回乡。《列朝诗集小传》载:王微归于许誉卿后,“颖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临难不苟,实属难得。王微曾在《樾馆诗自叙》中有过这样的感慨:“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又曾在《宛在篇自叙》中有过这样的叹息:“嗟乎!我所感存亡生死之变多矣!造化七尺相拘,而不能捐笔焚砚,忏除绮语之业,犹沾沾向蝉鸣蚓窃中作生活耶?秋水浩淼,风露已盈,苟复有情,谁能遣此?”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怀抱和性别的苦恼。
李因,字今是,号是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青楼名妓,与柳如是、王微鼎足其名。资性聪明,喜爱读书,耻事铅华,著有《竹笑轩吟稿》、《竹笑轩诗余》。海昌葛征奇阅其《早梅》诗句“一枝留待晚春开”,心有所会,于是娶为侧室。1645年,葛征奇抗清殉国,李因资画为生,以“未亡人”身份,四十年痴情不改,长夜佛灯,“亡国之音与喜吹之曲共留天壤”。她写的《南乡子·闻雁感怀》凄咽而清疏,表达了她对亡夫的思念心绪和那一捻“乡愁”:
嘹呖过南楼,字字横空引起愁。欲作家书何处寄,谁投?目送孤鸿泪暗流。忆昔共追游,荻岸渔汀系小舟。又是那年时候也,休休!开到黄花知几秋?
古人谓:“侠女不让须眉”,在明末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特殊时期,名妓毫不逊于名士。名妓与文人名士结合后,大多富有情感,忠于爱情,患难时益见其芳贞。名妓的才智、气度在陵谷巨变中更加焕发出来,并往往表现出胜过男子的识见和义烈,而那些党社名流沉醉歌舞、醉心声色的积习却严重地销蚀了他们的意志气节,乃至生死关头,多有委顿苟且,一似秦淮名妓柳如是之与钱谦益。明朝灭亡后,柳如是劝钱以死殉国,钱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编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柳如是愤而投湖自尽,后被救起。清朝诗人有《题柳如是画像》说:“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清兵渡江后,一时胜流中,晚节不保、屈节仕清的“贰臣”大有人在,江左诗文三大家的吴伟业、龚鼎孳、钱谦益皆其类,等而下之者更不胜枚举。士无特操,不再注重于忠义、名节,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和私利而蝇菅狗苟,实在令人不齿。国之命运,系于此辈,不亦悲夫!难怪张煌言在《柳梢青·锦样山河》中发出直问:“锦样山河,何人坏了?”沉痛悲愤,字字滴血,令这位慷慨就义的抗清名士死不瞑目。这种思索,在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6)
徐渭像
(三)“写妓女”文学观念上的新突破
中国之有“写妓女”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代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以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思想性、艺术性最高。及至宋、元时期,写妓女的话本《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苏长公章台柳传》、《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更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出现,在市民和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以及宋元话本、元杂剧等“俗文学”的向前推演,出现了市民文学勃兴的局面。因而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
〈1〉冯梦龙塑造的风尘女子形象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别号有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可一居士、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等等。其兄梦桂,字若木,善画;其弟梦照,字非熊,善诗。冯氏三兄弟皆有文名,时称“吴下三冯”。冯梦龙是李贽的倾慕者,孙自昌《樗斋漫录》说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因而被称为狂士,目为畸人。他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自号“情痴”,希冀以情度人以情化人。他强调小说“为情发愤”,戏曲要“善达性情”。他编纂《情史》以旌表“情事之美者”,以“使人知情之可久”。他编纂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更是以描写爱情和友情为重点,宣扬以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为标准的情爱观和婚姻观。
“三言”所反映的社会面是广阔的,在它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游民、歹徒、无赖、妓女、鸨母、媒婆、嫖客,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形形色色的商贩以其不同于旧人物的姿态粉墨登场。
冯梦龙笔下的风尘女子形象,大多数是有美好的爱情追求,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情操,表现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人的地位开始飚升,因而文学作品中表现他们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理想追求、价值观念的不在少数。“三言”、“二拍”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商贩:“卖油郎”秦重,经商发迹的徽商程宰,弃学经商的杨八老,弃官经商的刘东山,“转运”冒险发大财的文若虚,收丝放债的小业主吴山,济贫扶困的酒店掌柜刘德,心狠手辣的当铺老板卫朝奉。在元杂剧中,商人与文人士子争夺爱情,往往被刻画成恃钱逞凶的奸商、村拗呆傻的丑角,而冯梦龙的“三言”中却颠倒了过来。《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富家公子穷凶极恶假风流,而卖油郎秦重却重情志诚,勤劳善良,因而最终获得了花魁娘子的爱。花魁娘莘瑶琴对秦重说得好:“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看来看去,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况闻你尚未娶亲,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在花魁娘的心目中,商人的位置高过文人士子的位置,这在写妓女的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在《喻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写了一个与梁山伯、祝英台类似的故事,主人公黄善聪(女,化名张胜)和李秀卿(男)都是贩线香商人,“七年兄弟意殷勤,今日重逢局面新,欲表从前清白操,故甘薄倖拒姻亲”,两人的这段传奇世人皆知,后在守备太监李公的出面安排下,才结为美满姻缘,“节操恩情两得全”。作品本身在主题和情节上较之梁祝故事没有什么变化和突破,但以商人取代文人士子作为主人公特别引人注目,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值得探究。
〈2〉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妓女形象
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以降,明隆庆至万历二十年之间,《金瓶梅》以传抄本的形式出世了。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云:
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
袁宏道慧眼独具,在《新刻金瓶梅词话·跋》中指出此书“曲尽人间丑恶”。此后,张竹坡将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他在《第一奇书·卷首·金瓶梅读法》中更指出一部书中几乎没有好人:
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士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
《金瓶梅》冷静透视社会生活的丑陋、龌龊与肮脏,把历史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一一悬挂出来,暴晒在阳光之下,使之显露其本质。写丑、审丑、否定丑,正是其在选材表现方法上独具面貌的地方,表现出作者出奇的审美眼光。
兰陵笑笑生在揭露和鞭挞社会上一切黑暗与丑恶的同时,也在以异样的眼光审视着女性。西门庆是全书的中心人物,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性围绕着他争风吃酣,波澜迭起。西门庆的结发妻子陈氏早逝,遗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此后,西门庆又娶了七个妻妾;大娘吴月娘乃千户之女,说得上是大家闺秀,填房过来,既是妻子,又是母亲;二娘李娇儿,本是勾栏妓女,嘲风弄月,迎宾卖俏,自是行家里手;三娘卓丢儿,西门庆与李娇儿打得火热之时,“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包了些时,也娶到家里嫖风戏月。卓丢儿死了,才娶孟玉楼。孟玉楼是带着杨家的动产嫁过来的;四娘孙雪娥,原是陈氏的丫头,做的是厨娘工作;五娘潘金莲,算个穷人;六娘李瓶儿,更是带着无价的珠宝以及花家的房屋嫁给西门庆的。西门庆在女人身上,绝少会花大把银,连妓家女算上。他勾引上潘金莲,也只在王婆身上花去三十几两银子。家中的丫头仆妇,只要西门庆看上,没有谁会拒绝。妓院的粉头,更是一个个心甘情愿的去伺候西门老爷。《金瓶梅》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被金钱利欲扭曲的妓女性格,无论是为生计所迫而供唱卖淫的金儿、赛儿等下等娼妓,还是呼奴使婢、舞裙歌板的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韩金钏等名妓,与冯梦龙笔下的风尘女子形象迥然有异。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1)
五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
弹词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说唱文艺中的一个重要品种。从文字来说,它是一种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叙事文体,可以用作书场演出的底本,也可以单独作为案头小说来读;从表演上来说,它是一种用弦乐伴奏、随时随地可以弹唱的曲艺,表演者大多一至三人,有说有唱,乐器多数以三弦、琵琶、月琴为主。
弹词究竟始于何时?据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记载,元末时可能已有之。但大多数人认为形成于明代中叶,钱希言《狯园》中曾提到当时已有弹唱花关索词话的。谭正璧在《弹词叙录·后记》中更指出:“这本《花关索传词话》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弹词刻本。”
弹词发展至清代尤为兴盛,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近三百年中,弹词小说的数目达400种之多。其间,有大批女子亲操柔翰,投入弹词的创作中,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陶贞怀是清代第一位弹词女作家,她创作的《天雨花》成书于清顺治八年(1651)以前,全书三十回,约70万字,是民间流传很广,影响很深的作品之一,有人甚至把它与《红楼梦》并提。此后,比较知名的作品有:陈端生《再生缘》、程蕙英《凤双飞》、邱心如《笔生花》、侯香叶《玉钏缘》、郑澹若《梦影缘》、彭靓娟《四云亭》、周颖芳《精忠传》、朱素仙《玉连环》、沈清华《醒愁篇》、钮德英《金鱼缘》、王素芬《吟余编》、曹楚卿《双鱼》、文垣女史《如是观》、咏兰女史《侠女群英史》等,而大量的女作者因无署名而湮没不彰。姜映清是女弹词作家的有力殿军,民国时期撰《玉镜台》、《风流罪人》,脍炙人口;抗战前出版《弹词开篇集》,也颇有影响。
妓女与弹词的关系密切,她们在弹词的演唱、传播、表诉女性心态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沈周像
(一)女弹词的蜕变与书寓的开山
女子弹词最早的记载,似乎要算《三风十愆记》叙明末常熟丐户草头娘“……更熟二十一史,精弹词。”到了清代,盲女弹唱,史籍笔记中常多提及。清初厉鹗《樊榭山房集》中“悼亡姬”诗有“闷凭盲女弹词话”之句,赵翼《瓯北诗钞》有“重遇盲女王三姑赋赠”的诗句。嘉庆年间,云间女子朱素仙“极爱盲词,尝邀太仓项金姊弹唱诸家传说,语人曰:‘听其音,则有响遏行云之妙;味其文,而无勖正淫邪之美。仅可悦世人之耳,不堪娱薄之目也!’因此作《玉连环》,又名《钟情传》,授项歌之”(《绣像玉连环·雨亭主人序》)。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也说:“杭州宴会,俗尚盲女弹词。”那么,什么时候才有不讯的女艺人加入弹词一业呢?《瀛杂志》卷五记载:“平话始于柳敬亭,然皆须眉男子为之,近时如曹春江、马如飞皆其矫矫独出者。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么弦,能令听声魂销。向时多在土地堂罗神殿,日午宵初,聊为消遣。”
女弹词起源于常熟,初盛于苏州,故苏人有以评话为大书,弹词为小书之说。马如飞在《阴盛阳衰》这支开篇中唱道:
阴盛阳衰自古云,衙门坍塌庙郎新。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严织云三字无人问,老娘娘年迈不明新;可惜出粗出现太离经。姚家姐妹姑和嫂,以姚为姓以兰名。周、袁双档小声名。李翠云、景翠云,还有姑苏居翠云:三朵翠云一气升。艳容宫粉三分厚,面上麻潭要嵌平,踏遍容颜徐淑贞,九寸头大脚真难看,走路依稀木履声。有才有貌兼有技,到处都知陆绣卿。绅衿富户常来往,出入长洲、吴县两衙门,鬼话连篇未必真。方秋蟾会打苏州白,还带一、二分常熟音,亲家翁与亲家母,儿女亲关儿女情。王瑞云,马秀英,无才无貌逐出门。我们幸赖衣冠客,苦只苦瞎弹瞎唱女先生,无处伸冤闭眼睛。
从中我们看出“女弹词”在苏州的繁荣情况和初期的一些“女弹词”人物。对这些涂脂抹粉的“女弹词”,苏州著名的评弹艺人马如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所以写了四支开篇给予挟击。不久,苏州禁女弹词,“一张告示贴姑苏,女档的书场倾刻无”,陆绣卿等便跑到了上海。《清稗类钞》载:“咸丰中,有陆秀卿者,吴人也。”阿英《女弹词小史》认为,此陆秀卿即陆绣卿。陆绣卿等到上海后,才渐有书场。最初的场子,大约就是王弢所说的“土地堂罗神殿”。
(二)书场变相与书仙花榜
自道光、咸丰至清末,上海书场可考者,有玉花楼、品楼、论交楼、小桃源、江南第一楼、海上一品楼、茶华富贵楼、品升楼、天香楼、琴仙楼、天乐窝、桃源趣、行云楼等。
光绪末年,女弹词更是混迹书场,艺术之道既丧,风斯日下。1907年7月22日《图画日报》 载有“开篇”一则,将书场喧嚣俗恶情况,描摹得淋漓尽致:
福州路上女书场,金碧楼台耀眼光,头等名家牌乱挂,电灯影里好辉煌。登楼共把弹词听,见一座书枱的四方。枱上锣鼓响,夹着那胡琴鼓板韵悠扬。枱中名妓将歌按,好一似百转流莺绕画梁;有西皮,有二簧,还有昆腔梆子腔。微调四平高把子,开篇小调与东乡。纷纷听客枱前坐,周到堂倌侍候忙。急把雨前茶泡到,手巾乱搅起锋芒。望只望,有人点戏分堂彩,岂为书茶角把洋。说什么相好在枱须要点,倘娘姨烟筒空送恐难当;说什么新来有妓非凡好,可要催来窈窕娘;说什么满堂红云是财星照,今夜财星可解囊;这多是,哄人把着金钱耗,我想来,何必痴将阔少装。还是省钱休浪费,只听不点也何妨,莫向花前乱发狂。
女弹词由盛而衰,在同治、光绪年间逐渐变质。
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士林捧妓之风也极兴盛。同治中叶(六十年代),名妓李巧玲被刚斋主人初订花榜举为状头。七十年代后花榜频开,1877年公子放以“书寓”、“长三”中会弹词的名妓为对象,评定出《上海书仙花梯》28人:
一、 丽品 王逸卿 芍 药 独擅风华, 自成馨逸。
二、 雅品 李佩兰 海 棠 天半朱霞, 云中白鹤。
三、 韵品 胡素娟 杏 花 风前新柳, 花底娇莺。
四、 珍品 李琴仙 珠 兰 云天气概, 冰雪聪明。
五、 逸品 李宝卿 玉 簪 秀韵天成, 逸情云上。
六、 清品 袁月仙 蔷 薇 奇花初胎, 生气远出。
七、 真品 胡宝卿 木 香 流水今日, 明月前身。
八、 时品 朱秀卿 杜 鹃 铁中铮铮, 庸中佼佼。
九、 练品 朱素兰 蓝 菊 蹑迹寰中, 举头天外。
十、 侠品 朱幼卿 蜀 葵 珠光射斗, 剑气冲霄。
十一、 英品 朱管卿 茉 莉 后来之秀, 实获我心。
十二、 稚品 朱荣卿 牵 牛 骈枝并蒂, 合璧联珠。
十三、 秾品 赵文翠 紫 薇 瑶台碧日, 琼海珊枝。
十四、 倩品 黄宝卿 木芙蓉 弱不禁风, 嫩还怯日。
十五、 名品 朱湘卿 玉 兰 嚼花吹叶, 抱月弹风。
十六、 俊品 吴丽娟 桅 子 明漪绝底, 清露未晞。
十七、 能品 朱凤娟 玫 瑰 周旋中规, 折旋中矩。
十八、 柔品 周爱宝 山 茶 绿水鸳鸯, 青春鹦鹉。
十九、 幽品 朱佩卿 月 季 宝鼎香浓, 绣帘风细。
二十、 丰品 朱玉卿 绣 球 缑山之鹤, 华顶之莲。
二十一、 循品 沈永卿 凤 仙 盈盈秋水, 淡淡春山。
二十二、 冶品 朱素芳 碧 桃 碧桃满树, 白云初晴。
二十三、 姣品 陈月娥 荼 靡 超心炼治, 著手成春。
二十四、 媚品 杨云卿 萱 花 花开含笑, 草种记忧。
二十五、 腻品 刘文卿 夹竹桃 桃李春风, 梧桐夜雨。
二十六、 腴品 汪素娥 石 榴 痒堪搔背, 痛拟捧心。
二十七、 稳品 金素娟 腊 梅 好鸟枝头, 落花水面。
二十八、 豪品 陈芝香 鸡 冠 耳际风生, 鼻中火出。
……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2)
(三)名妓在弹词艺术上的造诣
上海开埠以来,弹词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名气的女弹词,其中“书寓”名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74年,王弢在所著《瀛杂志》卷五提及道光、咸丰以来女弹词云:
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艳名噪一时。兵灾以后,皆在城外。推为此中翘楚者,则如袁云仙、吴素卿、朱幼香、俞翠娥、吴丽卿,并皆佳妙,今时继起者,则又有朱丽卿、陆琴儿、陈芝香、金玉珍、张翠霞,吐属雅隽,颉颃前秀。每一登场,满座倾倒。其声如百啭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此又于裙钗中别开生面矣。”
这些女弹词,似乎都是初期真正说书的女先生,她们都是色艺兼备的书寓,其流品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1876年,湘南泥中仙子“自闽至沪,小住养病;日往书馆借音律以消遣,甫及旬日,其病若失,遂赴苏垣。后因事两度重来,计前后三阅月,女词史甚多,未能尽见,就其所见者,各拟一联赠之,正三五月圆之数也”,他在《申报》上介绍女弹词15人为:朱素兰、朱文卿、周月卿、朱琴仙、朱玉卿、李佩兰、朱幼兰、王逸卿、朱秀卿、王月琴、江沁兰、李宝卿、陈明娥、袁月仙、陈芝春。又《寰宇琐记》第四册《洋场书寓》涉及者共50人,可谓群芳斗艳,风骚艺坛。
〈1〉以艺著称者
持平叟《接女弹词小志》称女弹词以艺称者,凡四人:陈芝春、徐宝玉、汪雪卿、严丽贞。
陈芝春,体态丰腴,风流秀曼,别具神韵。徐珂《清稗类钞》评价其艺术上的造诣:“音清越而调靡曼,于四声七音,辨析入微;其所弹之传奇,殆经才人润色,绝胜原本,词雅语隽,听者神往,刻意描摹,入理入情,维妙维肖。”王弢《海陬冶游录》更称其:“尤为巨擘,诚可为陆秀卿之嗣音,而足称秀压群芳矣。”后来者陈月娥、陈月筝皆为陈芝春的高足,均非一般女弹词能望其肩背。
徐宝玉,在弹词艺术上风格独特。持平叟《接女弹词小志》说:“宝玉浩浩荡荡,有英雄气,忽而暗哑叱咤,忽而突梯滑稽,胜于观剧,出奇制胜,巾帼中别派也。”白下清溪生赠徐宝玉诗,更将其与柳敬亭媲美:
说透痴人梦欲醒,如知舌妙更心灵。
滑稽涉世原非易,何减当年柳敬亭。
邗江词客亦有赠徐宝玉一首绝句:
宛转歌喉一曲新,徐娘年老尚风尘。
书楼浪说逢青睐,谁识当年碧玉身。
王雪卿,善说评弹,玉貌珠喉,么弦脆管,真个令人消魂。王弢《海陬冶游录》说其:“每发一语,辄为解颐。富室子弟,争交欢之。”徐珂《清稗类钞》概括其艺术特点:“说白,意周而语简。”
严丽贞,苏州人,后避战乱转徙至沪。王弢《淞滨琐话》卷十二“词场竹枝词”云其演技:
“三笑姻缘”让瑞仙,就中尤数丽贞贤;
而今剩有周娘在,犹恋人间姹女钱。
邗江词客也写诗捧她,诗云:
老辈风流严丽贞,登场一盼似多情;
“倭袍”荤素人争听,弦索声中字字清。
严丽贞不仅能说“三笑姻缘”全部,而且善说《倭袍传》,其“善绘悲咽,无言之处,有包蕴千万言之概”(徐珂《清稗类钞》第36册《音乐·女弹词》)。
〈2〉以才著称者
程黛香,色技兼绝,而尤长于才。她自负有黛玉之貌,香君之才,故而取“黛香”之名。黄协埙《淞南梦影录》云:“沪上弹词女有程黛香者,颇以能诗名,而性尤痴绝。”她留有题冯小青题曲图云:
焚将诗草了今生,莫再他生尚有情。
卿说怜卿惟有影,侬将卿画可怜卿。
倩女离魂杜丽娘,雨窗题曲断愁肠。
丽娘命比卿卿好,不遇冯郎遇柳郎。
卿题艳曲我题诗,旧事钱塘有所思。
后有小青前小小,一般才女两情痴。
美人命薄太多愁,侬福还须几世修。
一事慰卿兼自慰,留些诗草也千秋。
自伤飘泊已多年,未断情根未了缘。
毕竟好花终要落,伶卿有我我谁怜。
近来惆怅欲焚琴,画意琴心少赏音。
欲画卿卿题曲易,最难画处是侬心。
缠绵悱恻,读之黯然。
王丽娟,虞山人。她少时家贫,衣食不保,被伍姓老媪带到上海,从师度曲,渐露头角。成名后,所居书寓“画楼幽雅,四壁图书”,颇有书卷之气。邗江词客《上海南北竹枝词》云:
天公叠降掌书仙,领袖应推王丽娟。
一种风流高格调,移情奚必让成连。
〈3〉色艺能兼者
持平叟《女弹词小志》载,女弹词“色艺能兼者二人,一为陈月娥,一为袁云仙也。”
陈月娥,沪上有名的才妓。她本为良家女子,父亲去世后,为生活所迫,堕入风尘。少曾读书,尤爱诗词,经常吟咏。徐珂《清稗类钞》云其:“貌美而艺佳,抚弦奏曲,其音节圆而婉,静而幽,如一缕游丝,睛空独袅,态度亦楚楚可怜。”《海陬冶游录》载:“月娥风姿嫣然,月筝妙龄甫,靓丽春光,尤堪荡魄。唱时各抱乐具登场,或繁弦急管,或曼声长吟,其所诵七言丽句,声如百啭春莺,醉人心目。所说说部,口角诙谐,维妙维肖,其描摹尽致,拟议传神,非海上裙衩所能梦见。盖川不失之生涩,即流于粗忽,忘其为女子身也。”由此观之,其才艺确实高人一筹。阿英《女弹词小史》记时有花月社长赠诗咏赞:
绣阁初开画苑春,风流标梅迥超尘。
吴宫花史无双品,绝艺江南第一人。
风神采采压群芳,语妙如珠百斛量。
谱出琵琶多逸响,要将繁露洗花光。
醉墨生曾作词两首,赞陈月娥的风采和艺术造诣。其一《菩萨蛮·夜听陈月娥眉史弹词》:
珠喉一串如簧巧,檀板轻拨麻姑爪。眼角儿传情,风流独让卿。淡妆衣缟素,不使群芳妒。心语惜难通,烛花掩映红。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3)
其二《浣溪沙·重晤陈月娥词史于王福园书馆》:
丰姿犹觉旧风流,听到琵琶韵最幽,玉人曾费几生修。才得相逢复相别,者番容易触离愁,天涯游客正悲秋。
作为风流文人,醉墨生似乎与陈月娥有情,他曾在《浪淘沙·有怀陈月娥词史》中有所流露:“闲坐转无聊,金鸭香消,一灯相对可怜宵。花月含娇人自懒,愁煞今朝。别绪总难描,写尽鲛绡,缄书欲寄意迢迢。昔日盟言,卿意不说世魂消。”陈月娥以其色艺超群而令醉墨生存有爱怜之心,频繁交往,使他们产生两情相悦的现象也属自然。只不过,这种“士妓之恋”现象越来越少见罢了。
袁云仙,琅琊人,以评话享誉沪上。《春江花史》云其:“风流俊爽,独出冠时,通文翰,善昆腔,尤精于平话。登场说法,舌辩风生,《桃花扇》中苏、柳诸人,当亦许其追步。某观察见而悦之,以斛珠换玉,筑屋藏娇。天上仙缘,人间佳话,方谓绿池春暖,睡稳鸳鸯。讵好事多磨,不数年观察忽死,返魂之术已杳,长命之缕空牵。又因大妇难容,燕子楼中遂未能为张尚书守璞。卒已冬季,重堕花前,时逾不惑之年。”她的身世悲凉,命运坎坷,虽曾从良,但很短暂,重又堕入风尘,凄惋欲绝,令同情者伤心落泪。梁溪潇湘馆侍者因之赠以诗云:
好姻缘是恶姻缘,容易多情误少年。
况是徐娘悲老大,何堪重理四条弦。
一曲收场减却春,容颜憔悴又风尘。
而今世换炎凉局,惜玉怜才若人。
袁云仙在弹唱艺术上的造诣很高,徐珂《清稗类钞》说她:“貌丰丽,语倜傥,艺娴熟,以是众皆悦之。弹词女皆居上海之城北,而云仙居城南,故城北无知云仙者。某年,诸女士会书于金桂轩南之山林、园楼,排日奏技,名擅胜场。云仙登场,时薄暮矣,不及弹唱,匆匆说白数语,伉爽隽永,人叹为会书第一。以是声名鹊起,遂自南而北,日奏技焉。听者日众,声名日盛,知音者,以两字评之,曰‘硬响’,以其调硬而声响也。盖俞调贵柔婉,贵静细,贵情韵双绝也。第云仙虽善说白而不善弹唱,斯其短耳。”说袁云仙“善说白而不善弹唱”,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家之言,因为在并世文人里推崇她的人显然更多。邗江词客《续沪北竹枝词》就云:
敬亭余绪足轩渠,难得明朝说会书。
袁调自高严调稳,若论风貌让三朱。
原注:说书女先生,首推袁云仙、严丽贞。“三朱”者,素兰、素卿、幼香也。足见袁云仙称得上是色艺超群的女弹词。蜚声艺苑。
沈宝玲,沪上有名的校书,以色艺著称。她精于北曲,曾得到名优的指点,声圆如贯珠,清如戛玉。王弢《海陬冶游录》云:“寓沪之西公兴里,枇杷门巷,宾客如云,酒局歌场,以无沈姬在坐不欢也。姬才艺既绝,而心志尤高,以善歌曲,工琵琶,改业弹词。易名月香,登场说法,一市皆惊。无论识与不识,咸啧啧赞美,几为举国若狂。”她艳若芙蓉,娇如桃李,喜读书,解音律,常使文士魂消心荡。藕香居士曾与之一起研声析音,对其高超的弹词技艺大为赞叹,曾即席赋诗一首相赠,诗云:
高卷珠帘对夕晖,琵琶一曲理朱徽。
巧翻新调停云后,百啭余音玉屑霏。
以义侠著称者
李佩兰,沪北名妓,寓尚仁里“媚香楼”。其居处,“陈设精雅,帷帐尊彝,淡然入古,四壁多粘名人题咏”,从意境亦可看出她超尘脱俗的风流遗韵。苏协埙《淞南梦影录》云其:“尤喜赒人之急,虽撤手千金,略无吝色。余澹心所称红妆季布,殆在此而不在彼乎。”河南遭遇特大旱灾,饥民遍野,吴中绅士取铁人下泪之意,绘了《铁泪图》十二幅,挂在街市,以募款赈灾。李佩兰看后,凄然泪下,急取之百金捐出,并请相识的文人,代撰赈灾小启,向青楼姊妹募捐,同心协力。畹香留梦室主《锄经书舍零墨》录有这则赈启:
金迷纸醉,南邦歌舞之场;雨苦风凄,北地流离之会,灾难虽由天意,补救要在人为。凡在同伦,咸深恻悯;若论行善,岂判贤愚。窃念儿裔本良家,生逢尘劫,花遭溷堕,莲逐泥污。多金仰伧父之颜,颦眉莫展;卖技供慈亲之养,笑口聊开。心居烦恼场中,身混烟花队里,莫解前生之夙孽,每思忏悔而无从。兹当恶困未舒,豫荒更甚,大府重恤怜之义,善人筹移粟之方。试披铁泪新图,无异监门往事。地少有根之草,野无完肤之尸。数万刻鬻女烹男,鬼神亦泣;几千里青燐白骨,天地为悲。而儿等艳唱方浓,绮筵竞展,薄珍馐而不嗜,厌罗绮以无华。灯火连窗,欢宁有极;笙歌比户,乐且无涯。凡人间作孽之钱,博儿辈倾城之笑。业已随风作絮,命薄今生,何堪如土挥金,福消来世。用是发大觉悟,结小姻缘,倡捐三百之金资,更赠一言于姊妹。伏愿各行方便,大发慈悲,试当热闹之场,设想凄凉之境。救得多人性命,胜似烧香;积成一念阴功,何须宣卷。所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或施压鬓之钗,或掷缠头之锦,略减繁华于北里,俾延喘息于中州。下及花面丫头、知心、侍婢、曲中鸨母、场下龟奴,苟生片念之慈心,即可解囊以倾助。佛法原归于平等,义举要藉夫众成。仗此善因,各培后果。庶几福田广种,拯彼无告之穷民;行看苦海同离,共证有情之眷属。
此文写得情词悱恻,娓娓动人,确也反映了李佩兰的侠肝义胆。对她的这一义举当时的文人名士颇为赏识,梅花里听琴客曾赠诗一首赞颂:
水晶为骨玉为肠,洗尽风流时世妆。
不独心灵兼妙腕,乌丝栏写十三行。
鸳湖词客赠其二绝句,并称之曰“贞义”。诗云:
空谷幽香第一花,每将哀怨托琵琶。
春风俗煞闲桃李,独抱冰心立水涯。
移粟河东悯荐饥,芳名不使世人知。
峨眉倘有监门例,郑侠图应上玉墀。
李佩兰的弹词技艺也颇高超,王弢《海陬冶游录》说其:“素知书史,工觞政,喜诵唐宋诸名家作,弹词读曲,略识古今,射复藏钩,兼宜雅俗。川是张宴者,座无姬不欢。”当时,不少文人名士与之诗词酬唱、延客弹词。西湖名士绛雪主人曾赠诗,云其技艺:
花月春江无赖时,小家碧玉艳声驰。
帘垂宝押留芬久,灯剔银索笑宜。
按拍能传商妇怨,纽香为注楚骚词。
一丛深色矜严甚,说与东风好护持。
总之,风流文人们结合自己观赏弹词表演时的感受和体验,更加突出对女弹词才艺的咏赞,比较客观地把握住了女弹词形象的内在本质,从而使这一文化现象具有了较高的审美价值。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4)
谢安像
(四)狭邪小说与青楼名妓
“狭邪”意指小街曲巷。旧时娼妓多居于此,后遂以之代指娼家。所谓狭邪小说,即指清末以娼妓、优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章回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清之狭邪小说”篇目,首先使用这一名称。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更进一步指出:“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不同时期狭邪小说的不同特点。
〈1〉溢美类
《品花宝鉴》是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大约完稿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同年刊刻。它所反映的不是妓女生活,而是才子和男伶之间的风流韵事,旨在区别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本书前面章节对此已有涉略,这里就不再赘述。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五十二回。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别号眠鹤主人,定香主人等,福建侯官人,道光举人。书中叙述韦痴珠、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故事。韦痴珠文采风流,却怀才不遇,最后落拓而死;刘秋痕美貌脱俗,苦恋痴珠而屡受老鸨阻挠,终于殉情而死。韩荷生进入仕途,一帆风顺,因战绩卓著而封侯赐爵,采秋也随之平步青云,封为一品夫人。这是“溢美类”的代表之作,两个妓女形象被塑造得异常纯洁、完美。
《青楼梦》,又名《绮红外史》,六十四回。慕真山人(俞达)著,卷首有光绪四年(1878)潇湘侍者邹弢序和金湖花隐序,书当成于是年。小说以狎妓为题材,刻意模仿《红楼梦》三十六钗之说,写吴中风流才子金挹香,与青楼三十六妓感情缠绵,后高中得官,纳丑妓为妻妾的老套故事。但透过理想化的青楼生活,从中她反映了青楼名妓的弹词技能。蒋绛仙善弹月琴,方素芝会唱《秦淮灯舫曲》,两人合作,唱了其中的一套《蕊儿乐府》:
[北双调·折桂令]莽尘寰,一醉陶然。得失鸡虫,富贵云烟。少日文章,壮年事业,暮岁神仙。早办取青鞋布袜,再休恋金紫貉蝉。颠也么颠,且泛秦淮,为五湖先。
算游踪,海岳难全。有好湖山,便尔流连。抚蓟门松,听巫峡雨,饮惠山泉,祝融顶云开万里,洞庭秋月照双圆。颠也么颠,蓑笠烟波,萧鼓画船。
向清溪,绵缆轻牵。金粉六朝,裙屐蹁跹。心字湖中,丁字帘前,亚字阑边。谱新曲玉箫再世,感旧愁锦瑟当年。颠也么颠,春女秋娘,不辨媸妍。
问年时,烽火绵筵,凭仗何人,洗涤腥膻。坠粉胭脂,沉沙剑戟,委地花钿。才博得河山再造,还教人风月重编。颠也么颠,酒满金卮,花满琼筵。
逞清狂,逸兴高骞。灯月辉煌,竹生喧阗。是不夜城,是群芳园,是大罗天。丈八沟佳人泛舟,尺五庄词客吟联。颠也么颠,萍踪浪迹,一笑姻缘。
琴音悠扬,歌声嘹亮,可谓珠连璧合。陆绮云善弹琵琶,尤喜唱情词,其《南词唱句》云:
雅谑风流一个金企真,花前几度费逡游。他是负多情,不与时流竞,愿偕姐妹订知心。是日清和天气朗,闹红会雅集在虎丘滨。品名花,才子钟情甚,又教献技细评论。有的是一阕艳词多合拍,挥毫腕底尽生春。有的是瑶琴一曲向知音奏,胡笳十八感飘零。也有的写幅梅花形古峭,倡酬佳竹尽清新。打灯谜对对多工巧,更有那围棋一局费经营。度曲临书皆颖悟,最可爱读篇文字好书生。愧我无才难并奏,又怕那臣觞为罚令须遵。所以么编就俚词君莫笑,不将聪慧妒他人,愚纯亦前因。
借题发挥,出口成章,颇有书卷之气。俞达科场失利,仕途不畅,于是寄情于声色,试图在青楼中觅求知音和慰藉。与历代落魄文人相同,他始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继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同病相怜。这种思想上的契合,感情上的接近,使她笔下的青楼妓女多才多艺、至善至美,成了值得赞美、歌颂的形象。
李白像
〈2〉近真类
《海上花列传》,初名《花国春秋》。书凡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卷首有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自序。花也怜侬,真姓名是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谭瀛室笔记》说,韩庆邦“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颠公《懒窝笔记》甚至说韩氏“与某校书最匿,常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韩邦庆称他所揭示的世界为“花海”,他引导读者泛游于花海之中,参观城市风俗画之一角的人群的蠕动,展示了妓女群相、嫖客群相、各种档次青楼妓院的销金窟的风习。它既不同于《青楼梦》等将妓女理想化的“溢美”之作,也有别于《九尾龟》等“嫖界指南”的“溢恶”,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何满之《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也说“描写虽时或夸张,有失比例,但加减乘除之后,大致能接近真实。还这个花花世界以本来面目之后,人们才能清醒地看到色情买卖中男男女女的追求取向和心态,如果再在其中发现爱情,那么是常态之中的变态,这种稀有的变态的爱情现象,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爱情生活的一个特殊的分野来理解”。
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韩庆邦,知道“书寓”、“校书”中的名妓绝大多数是苏州人,妓女所弹唱的大都是弹词“开篇”之类,平时说的和酒宴间唱的都是软媚之苏白,这也是嫖客耳中最动听的语言,所以小说中人物对话采用苏白,即是对海上青楼这种语言姿态状况的实录。
作者匠心独运,人物苏白在传达其“地域神味”的同时,还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数十位个性鲜明的妓女形象跃然纸上,如黄翠凤的老辣、陆秀宝的放荡、王阿二的诡诈、周双玉的骄盈、李漱芳的忧郁、李浣芳的天真、赵二宝的虚荣与善良,绘声绘影,刻画入微。胡适推崇《海上花列传》,认为它创造了独立的吴语文学,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文集》4第405页《〈海上花列传〉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鲁迅更称赞作者“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之约矣。”总之,小说通过苏白复现了青楼真实的语言环境和人物个性,但也因为苏白语言上的隔膜,影响了它更为广泛的传播。〈3〉溢恶类
“实写妓家,暴其奸谲”的“溢恶类”小说,始作俑者是邗上蒙人的《风月梦》。戊戌变法之后,又相继产生二三十部作品,比较重要的有《九尾龟》、《九尾狐》等。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5)
韩熙载像
《风月梦》,三十二回,不署撰者真实姓名,卷首有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邗上蒙人自序。有光绪九年(1883)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及光绪十年上海江左书林校刊本。民国锦章书局石印本改书名为《名妓争风全传》。作品写常熟陆书往扬州买妾,在扬州与袁猷、贾铭、吴珍、魏璧结为金兰五兄弟。五人留连妓院,纵情声色,无一有好结果。陆书迷恋雏妓月香,所带千两纹银、数百银洋皆耗尽,只得狼狈回乡。袁猷买妓女双林为妾,初则夫妻反目,继则纵欲伤身,一命呜乎。贾铭与妓女凤林貌似恩爱,然凤林忽遇有钱有势的宰相之子,则见利忘义负心而去。吴珍钟情妓女桂林,而得罪流氓被捕入狱,最终判了流罪,弄得家破人亡,财色两空。魏譬痴迷妓女巧云,巧云却将他的资财席卷潜逃。小说通过五个嫖客的不同遭遇,揭示妓家的骗人伎俩:“那些粉头,皆系花言巧语,哄骗人的银钱,以至为色所迷,夫妻反目,倾家荡产,损产丧命”,旨在“警愚醒世”。但作品也表现了妓女值得同情的一面,与后世“溢恶”之作一味丑诋妓女,不尽相同。《风月梦》中有许多妓女唱的小曲,是和着琵琶唱的,其中颇有一些有风致的:
(一)满江红
俏人儿,你去后,(我)如痴又如醉,暗自泪珠垂。到晚来,闷恹恹独把孤灯对,懒自入罗帏。偌大床红绫被,如何独自睡!越想越伤悲。天边孤雁唳,——无书寄。书客漏频催,反复难成寐。最可恨蠢丫环说我还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说我还不睡,——不知我受相思罪!
(二)满江红
俏人儿,人人爱,爱你多丰采,俊俏好身材;望着奴嘻嘻笑,口儿也不开,——不痴又不呆。拿出对茉莉花,穿成大螃蟹,望奴头上戴。我家杀蠢才,将我怪,花撩地尘埃,不许将你睬。奴为你害相思,何日两和偕,才了相思债?何日两和偕,才了相思债?
(三)满江红
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风雅是天生。我爱你人品好,作事聪明,说话又温存。我爱你非是假,千真万真,——夙世良缘分。易求无价宝,——真个少,——难觅有情人。何日将心趁?我有句衷肠话,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四)叠落
我为你把相思害,我为你把相思害,哎哟,我为你懒傍妆台,伤怀,我为你梦魂常绕巫山——巫山外。
我为你愁添眉黛,我为你愁添眉黛,哎哟,我为你瘦损形骸,悲哀,我为你何时了却相思——相思债?
(五)劈破玉
俏人儿,忘记了初相交时候!那时节你爱我,我爱你,恩爱绸缪。痴心肠,实指望天长地久。谁知你半路途中把我丢,你罢休时偏我不休!贪花贼,负义囚!丧尽良心女流!但愿你早早应了当初咒!
(六)吉祥草
冤家要去留不住。越思越想越辜负。想当初原说终身不散把时光度。又谁知你抱琵琶走别路?我是竹篮打水,枉费工夫。为多情,谁知反被多情误!为多情,谁知反被多情误!
白居易像
《九尾龟》,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署“漱六山房著”,即张春帆撰。郑逸梅在为张春帆写的传中说:张春帆“阅历欢场,颇多闻见,于是酒杯块垒,绮梦莺花,写成《九尾龟》一书”,“书中主人公章秋谷,即作者影子”(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张春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光绪三十四年点石斋连续刊印一至六集,宣统元年(1909)至二年连续刊印七至十二集。虽然作者自称他写的是一部“寓言醒世”的大书,“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但作者的兴趣实际上仍在嫖界,官场不过点缀而己。小说写常熟名士章秋谷寻花问柳、偷香窃玉的故事,揭露妓院种种骗术,展示花柳场中层层黑幕。本书第七章“嫖妓程式”、“嫖界资格”,已有较多篇幅涉及,这里不再展开。总之,这部作品别具一格,堪称“溢恶”的代表,作者确实是将小说当“嫖界指南”来写的。《九尾狐》,六十二回,题“评花主人著”。作者生平待考,卷首有戊申(1908)九月灵岩山樵序。刊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小说以当时上海名妓胡宝玉为主要描写对象,实即演绎吴趼人《胡宝玉》一书。胡宝玉初为妓时,花名林黛玉,因其姿色妖冶,善于修饰,又自由开放,不久便压倒群芳。富商杨四慕其色艺,出巨资为其脱藉,并以隆重婚礼娶为小妾。然其喜新厌旧,过不惯那种深居简出、循规蹈距的作妾生活,不久即与杨四离异,且先后姘识戏子黄月山、杨月楼、十三旦等。其间纸醉金迷,大肆挥霍,所贮钱财殆尽,乃改名胡宝玉,重操旧业。胡宝玉重张艳帜后,名气更响,身价越高,当时的富豪如梅道钦、杨子京、宋子蕴、李桂泉、孙葵石、李颁芬等都是她的常客。为迎合来自广东、福建的富商巨贾,胡宝玉南走广东,畅游羊域,熟悉南国风俗习惯。回上海时购买广东红木器具,布置出富丽堂皇的红木房间,创上海红木房间之始,以此招揽南方来客。年过四旬后,胡宝玉遂退为房老,自当老鸨,买雏妓胡玉梅、胡玉莲、胡秀林等,在三马路开设妓院“庆余堂”,规模楚楚。上下四厢房,一间红木房间,一间紫榆房间,一间西式房间,可谓中西合璧,各取所需。书房,陈设雅致,所挂字画都为名人手笔,古瓷、铜器琳琅满目,几案呈放《红楼》、《西厢》,笔砚精良。此种意境,属于一种文化的氛围,花晨月夕,常令风流嫖客流连忘返。庆余堂所备小厨房,厨艺高超,能做京、苏、扬、锡各帮肴馔,尤擅苏、锡两帮菜,还能承办西餐。各妓房中,水烟、鸦片、水果、点心,各色齐备。更令嫖客销魂的是,几个妓女都经胡宝玉亲手严格训练,得其真传,谈吐婉妙,风情绰约,房中之术高强,嫖客们在这个烟花窟中乐不思蜀,乐而忘死。胡宝玉享誉几十年不衰,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又嫁一陈姓商人。小说盖“为一个淫贱娼妇现形”而作,极尽“溢恶”之能事,流为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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