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元发展成为目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旗舰型企业之一，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第三届中国企业家年会的主题是“变革时代的领导力”，柳传志在会上也做了一个“优秀企业家领导能力”的主题演讲，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们借这样的一个机会采访了他。柳传志，江苏镇江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现任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六大人大代表。柳传志先后被评为全国突出贡献青年专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全国劳动模范。2000年1月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佳商业人士，2000年6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2001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一个为企业的根本利益负责任的人和一个为企业商业利益负责任的人，就是企业家。在他的任期内，对企业的发展状况负责任的人，就是经理人。李南：有一个故事说起来挺有意思，我认识的一位企业家在去年被评为“最具价值的职业经理人”，今年却被评为“最具人气的企业家”，评比主办方还是同一机构。但是主办单位觉得他应该更适合来评选企业家，于是今年换了一个序列让他参评。我知道杨元庆在这次是被评为“最具价值的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跟企业家的概念大家还是混淆不清，那么对这一点您是怎么认识的？
柳传志：我第一次看见媒体把杨元庆和郭为评为“优秀经理人”的时候，心里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我自己对企业家跟经理人的评价大概是这样的，我认为一个为企业的根本利益负责任的人和一个为企业商业利益负责任的人，就是企业家。在任期内，对企业的发展状况负责任的人，就是经理人。如果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杨元庆和郭为他们是具有事业心的人，用我的说法就是把命都卖给了联想跟神州数码的人，他们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2002年度十位“最具价值职业经理人”的评选中，联想控股的杨元庆和郭为都获得了年度“最具价值职业经理人”的头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中选者都没有参加盛大的颁奖典礼，据说是对加于自身的“经理人”这个称谓表示不认同。在联想控股的大框架下，他们更希望被当做是企业家，而不是经理人。在柳传志看来，讨论企业家与经理人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辨析，或者是身份上的定位，而是关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于企业根本利益的负责程度。
李南：有一种说法是以是否持股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是企业家。
柳传志：是有这种说法，甚至有人说看你股权的收益是不是大于工资收益，如果大于工资收益你就是企业家，否则你就是经理人等等。如果这么说，在评杨元庆、郭为的时候最起码这一点就没有体现出来。他们的股权收益我认为应该是大于工资收益的，但是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股东。我想从这个角度说，张瑞敏、倪润峰甚至连我都未必能算企业家，都要变成经理人了。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也是由小做到大，很不容易，它们的管理者也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企业家精神、甚至还要加上奉献精神的人。所以不能决然以这个分法来评判，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也许大家觉得家族企业里面更容易产生企业家，因为家族企业整个企业都是个人的，不是我妈就是我儿子。如果要是这么评论的话，那民企经营者就全都是企业家。企业家里边还有优秀非优秀企业家一说，假定说我能够省吃俭用，比如说办了个饭馆，由8个人办到20个人，1年营业额1000万，盈利100多万，你说这算企业家吗？也许算。但是他一定能谈得上是优秀企业家吗?所以，企业家跟经理人和优秀企业家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断然的切割方式，我觉得这种切割是很困难的。
人家说脾气能改吗？能改。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还是能够否定自己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否定自己。李南：在联想的发展过程当中，您自己有没有非常矛盾的时候？
柳传志：我觉得有。我举个例子，现在的年轻同事还有很多记者都觉得柳传志是个挺和善的老头，其实联想的老同事都知道我以前的脾气相当急，有一次下边做的事情做得不好，我暴躁得差点把桌子推翻了。
李南：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柳传志：这种改变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原来管事，后来是管人。管具体事情的时候，做事像打仗一样容易让人着急，而且是逼着你急。第二，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次开公司内部调查会，年轻同事说他们愿意跟柳总学，可学什么呢？就是学有魄力，脾气急是有魄力的一种典型表现。这使我很紧张，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急的话，企业内部的气氛就会很干燥。你说话这么冲大家以为这就是好的，这就是有魄力的一种表现，这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逐渐地逼着自己改。人家说脾气能改吗？能改。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还是能够否定自己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否定自己。
再举个例子，比如分析我自己退下来的时间，我本来也觉得不一定这么早，本来希望在60岁左右退下来。后来我也是受了几件事情的影响，一是那时候我白天工作，晚上看专业书籍或者看报纸上有关技术的一些介绍。到晚上九十点钟，吃完晚饭以后看书就很困难，不像以前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我跟杨元庆谈话，我就问他的时间分配，他说他白天处理事情，大概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看资料。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做好一个企业有若干条件，学习新东西虽然不是全部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他们。在IT行业，精力一定要十分充沛，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另外，一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总裁的五个定式”，说总裁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在思维方式上形成定式。于是我自己也在反省自己，做到后来的时候自己的魄力会逐渐地减弱，实际上很容易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应该大胆地启用年轻同志，我早点退下来。也许我还有不可否定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很多仗能打赢有的是靠机遇，有的则完全是蒙的，但是你要认真总结，把聪明变成智慧，研究规律性的东西。
我说的“能干”是善于总结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只有总结到很深的程度才能表达得出来。李南：杨元庆和郭为这两个人是怎么引起您的重视的？他们两个的企业家精神表现在哪里？
柳传志：首先，这两个人都是心怀远大抱负的人。我以前说郭为，说他是哭着喊着要进步。以前他跟着我的时候，经常犯某些错误，那时候我脾气也急躁，经常说他，有时候批评得挺重，把郭为骂哭了，他哭完了还继续找我谈，谈通了以后说“我接着再来干”。杨元庆也是这样。
第二，这两个人都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对某些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把聪明变成智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做完事情以后，会去研究那些边界条件，就是这件事情我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做，做成功的话到底是为了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研究清楚以后再去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一次一次不断地总结，然后慢慢地积累，这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很多仗能打赢有的是靠机遇，有的则完全是蒙的，但是你要认真总结，把聪明变成智慧，研究规律性的东西。其实有些机遇我也丢过，丢过以后我也被人骗过，骗完以后就要去研究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在联想强调的是“能干会说”。这个“会说”不是说滔滔不绝地说话有多么生动，最起码它是善于总结的一个代名词；我说的“能干”是善于总结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只有总结到很深的程度才能表达得出来。这两点都是他们很突出的地方。
第一部分第2节 企业家精神 柳传志专访（2）
对柳传志的采访正值第三届企业家年会的会议期间，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变革时代的领导力”，与会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一些企业家认为，这种讨论证明中国的企业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因为前几年企业家们都埋头苦干，一门心思挣钱，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而现在却用好几天的时间聚在一起讨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区分，以及如何确立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我们准备本期节目采访时，柳传志的下属告诉我们，柳传志更愿意在企业家的角色和素质方面多谈一些，因为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思考较多、较为成熟的一个问题。而作为联想的开创者，大家公认的优秀企业家，柳传志在接班人的选择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及时退出一线成为职业生涯中得意的一笔。
李南：您能够把一个企业从小开始一路带大，并把它带到目前中国旗舰型企业的位置，自己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又非常受人尊重。我们也非常关心联想在目前阶段的问题，比如说它在核心技术方面以后会怎么走，是希望走品牌路，还是走技术路，或是在发展过程中给自己赋予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感，这一点您是怎么考虑的？
柳传志：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我有两种回答方式：如果要是联想控股就是讲大联想；你刚才说联想作用这么大，又是行业的排头兵指的就是小联想——现在的联想集团。所以我就顺着小联想的路子来讲，就是把杨元庆和郭为统和到一块讲。第一，联想要做一个高技术的企业，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要做一个服务的企业。实际上这两年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一定要做长，要形成一个百年老店。第二，我想联想一定要有相当的规模，这种规模本身能为中国人带来影响，为企业本身带来影响。第三，走IT路。
对大联想来说就不仅是这个，大联想实际上是把在创办联想、神州数码时的管理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使之能够进入到其他领域。还有就是如何培养更好的企业领导人，能够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企业，能够进入到世界级企业里面。
一个就是要监督指导，一个就是要让它高效，这实际上又是悖论，你监督得多，你就要经常听汇报，对每个环节都要亲自掌握的话就要影响效率。李南：我也知道联想是被国家经贸委选中的冲击世界500强的6家企业之一，那么联想最终冲到世界500强的时候，它的总体形象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高技术企业，还是一个大的控股集团呢？
柳传志：当时经贸委选中联想的时候，联想还没有分拆，现在杨元庆这部分，是联想集团。
李南：现在我们提联想的时候，您首先想到的是杨元庆这部分，而不是大的联想。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联想还是您的联想。
柳传志：实际不是。我现在逐渐把主要的精力慢慢地放在联想控股里面，因为杨元庆在联想集团是一个非常称职的CEO，作为董事会的副主席，他实际上已经在全面主持联想集团的工作。在董事会里面我是主席，这个董事会跟CEO是什么关系呢？这里边实际上也是一个双重的关系，一个就是要监督指导，一个就是要让它高效，这实际上又是悖论，你监督得多，你就要经常听汇报，对每个环节都要亲自掌握的话就要影响效率。我在跟杨元庆常年的配合中，实际上监督的力度小于对高效的要求，我尽量还是让他高效率地工作，所以我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式，这套工作方式使我花的精力不如在联想控股里面多。因为在联想控股里，我在领着一群很能干的年轻人研究有关投资领域的问题，那是我更注意的事情。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有一些竞争和碰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李南：3年前您说过联想跟神州数码在业务上是不会有交叉和竞争的。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仅看到了交叉，而且它们之间似乎还有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地方，那么当时您有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柳传志：应该讲是想过的，因为3年前我们跟媒体特别是香港媒体交代为什么要分拆的时候，主要是从业务角度讲的，因为从人的角度考虑分拆是完全讲不通的。当时我们的投资人他们接受不了，外国人从来不能这么去理解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分拆的时候征求过国外投资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从人的角度去分拆，他们没法考虑，所以我们就从业务的角度讲。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对外讲过，实际上我们是因人分拆，着重是从人的能力考虑进行分拆的。在分拆的时候，为了符合香港股市分拆的要求，说分开的两者没有任何碰撞，实际上局部的碰撞应该讲是免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一些良性的碰撞没这么坏处，我绝不相信会越弄越激烈。
联想是个大家庭，现在我们强调大家庭这个概念，就是从自己两个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市场这么大，大家没有必要把眼睛全盯在碰撞的部分。如果严格限制不许碰撞的话，那么郭为这边就永远不能做自制产品，因为当年自制产品归杨元庆管；杨元庆这边永远不能做系统集成，因为杨元庆这边以前不能做系统集成。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有一些竞争和碰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联想成长为行业的龙头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如今柳传志并不讳言联想当年走过的弯路，作为一个企业家如何面对棘手的事件，柳传志有他自己的看法。
在科技里面技术集成是一门大学问，成熟的东西集成好了你得会用，这是一门学问，不一定要立即向核心技术、发明型技术挺进。
一个企业远的目标只能是朦胧的，近的目标才能是坚定而明确的。李南：联想目前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领头羊，又是中国IT产业的持大旗者，但是有人总觉得它的桂冠和它本身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不匹配，您怎么认为？
柳传志：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做企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使联想定了自己要走高科技的路，就真的能走吗？比如，英特尔做芯片，一年有几十亿美元的投入，如果联想倾其所有拼命往上冲，去跟人家拼这口气，那我马上就活不成了。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循序渐进，先做一些技术产品，根据市场需求逐渐提高这些技术。比如最近我们的所谓双模式电脑就有两个操作系统，数码相机的东西不用开机装上去，它就能够给你编辑，这些东西对于使用者就挺方便。
李南：这些是核心技术吗？
柳传志：未必是。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专利，这就使我的毛利率提高了，就多赚钱了。
李南：未必是核心技术，但却是有竞争力的技术？
柳传志：对，有竞争力的技术。而且我们称它为产品技术的意思，就是把成熟的技术根据市场的需要形成我们的产品。在科技里面技术集成是一门大学问，成熟的东西集成好了你得会用，这是一门学问，不一定要立即向核心技术、发明型技术挺进。那么这些东西做成以后，我们企业的利润就提高了，利润提高了以后科研投入就能加大。我们办了联想研究院，去年我们在科研方面投入有8个亿，今后3年我们的投入要达到35个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因为这是我们一步步地积累，拿自己的钱投入，滚动着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发展技术的一条可靠的道路。
第一部分第3节 企业家精神 柳传志专访（3）
李南：联想还是觉得自己向核心技术进攻的机会还没到？
柳传志：已经开始向前瞻性技术前进了。比如最近联想提出了关联应用等等，就是一些带有前瞻性技术的做法，怎样通过无线方式把家里的各种数字化产品结合到一起。作为企业家，什么时候突破一个目标，谁提了谁就是傻瓜，因为一个企业远的目标只能是朦胧的，近的目标才能是坚定而明确的。不然的话，世界局势并不在我们手里掌握，甚至是行业的领头人在前面领路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我自己就把目标定死了这可能吗？你一定要跟着潮流动，因此只能在一个方向上，我们把自己的事情一步步做实了。
联想集团成立于1984年，是中科院计算机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由11名科技人员创办的。到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在信息产业内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目前拥有员工11200余人。“联想”也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品牌价值达到198亿元人民币。联想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目前它正在向这个目标不懈地努力，但是核心技术问题和投资不力的问题还一直困扰着联想。联想走向多元化之路的每一个动作都引起媒体的过度关注，作为中国的产业龙头和先进企业的代表，联想已被赋予了更多的它不愿或不能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联想要有民族情结也要有民族责任，而前提是企业要能活，两者利益不统一的时候企业能存活是第一位的。
我逐渐逐渐退到只去做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就是尽量提前拐大弯，把紧急的事情化成不紧急，但还是有很多紧急的事情压在杨元庆和郭为的身上，我觉得大家各得其所。李南：由于联想在IT业的地位，人们给它赋予了一种国家责任，那么如果联想现在这样选择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联想是以利益导向为第一，而把责任导向放在了相对次之的位置呢？
柳传志：肯定是。我觉得联想要有民族情结也要有民族责任，而前提是企业要能活，两者利益不统一的时候企业能存活是第一位的，要不然不是说胡话吗？企业活不下去了，你光说为民族做这事做那事有什么用呢？如果联想是个小得可怜的企业，你光在那谈有什么用呢？还是要发展到有一定实力的时候，说话才有号召力，所以社会责任的基础是企业本身能存活，能保得住。
李南：从最初的11名员工发展成规模这样庞大的企业，那么效率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高，继而也会出现管理上的壁垒，甚至导致一些人员流失，这种情况您是不是已经觉察到了，对此有些什么举措？
柳传志：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企业小的时候目标导向虽然很混乱，但是朝着目标就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要进行科学化管理。这样有的时候就会降低总体效率，局部地方还会降得更低，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联想要不停地否定自己，不停地进行调整。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内部确实也想过，所以不停地在调整。
李南：那您是不是始终有压力？
柳传志：不是。这些压力是属于杨元庆他们的，我觉得杨元庆的压力比我大多了。我今天能到演播室来，能够跟你坐着轻松地谈话，主要还是人家在那。因为一个企业里边有很多事情是属于紧急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属于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有的事情重要而紧急，也有的重要而不紧急。我逐渐逐渐退到只去做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就是尽量提前拐大弯，把紧急的事情化成不紧急，但还是有很多紧急的事情压在杨元庆和郭为的身上，我觉得大家各得其所。
李南：所以您现在可以培养一些爱好，比如说打高尔夫球、滑雪。
柳传志：那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真正打高尔夫球的次数并不多，所以教练总说我是“打一天球，晒十天网”。
李南：在业余时间您还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柳传志：回家有时间还会看点闲书，因为到家也晚上8∶30了，就是打高尔夫球也没人跟我打。另外以前还挺喜欢看体育节目，特别是足球节目，最近不太看了，大概有1年多了，中国足球太差了。
柳总随和，有非常好的口碑，可他却说自己曾经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总结，并敢于否定自己，从而形成了目前的人格魅力。我认为，企业家素质和企业家精神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人的先天禀赋，而最终企业和企业家的共同成长才是非常重要的。
编导：曲丽萍
黑龙江亚布力雪场风车山庄，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家年会演讲正酣。这时有人悄悄告诉我柳传志来了，周围听到的记者立刻一阵骚动，尽管许多记者都在北京采访过柳传志，但是每次他出现时，还是让记者们兴奋不已。
我们的采访是在柳传志的住处进行的，一楼是会客厅，二楼则是他和夫人的居所。采访间歇，楼上不时传来他夫人的问候声，虽不外乎是茶水、冷暖之类，但是让人觉得满室生春。尽管我们采访的内容不停地在联想与IT界打转转，但是柳传志更愿意谈滑雪，作为惟一一个带家眷来开会的人，他更愿意把亚布力当成真正的雪场而不是会场。这让我想起会上一位企业家的感慨：第一代企业家埋头苦干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接班人的问题了，这对于企业家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对于柳传志，他早在这方面抢先了一步，当别人正在把接班人作为一项课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时，他早已把联想安排给了两位爱将，并把他们各自的领域分得清清楚楚。在这一点上，柳传志的确是可以安心来滑雪的。
第一部分第4节 任人评说 任志强专访（1）
任人评说 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志强专访
说起中国房地产业界的风云人物，就不能不提到任志强。据接触过他的人说，只要他一出现，周围人顿时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霸气。他虽已年过半百，却霸道强悍，表现出浓烈的“愤青”作风。他既善于搞资本运作，又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大下功夫。因此，人们这样评价任志强：既是能玩转资本的精明商人，又是博学儒雅的学者。面对这些评价，他的态度就如同他写的那本书的名字那样：“任人评说”。对他来说，创立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游戏规则，才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任志强，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出生，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入伍，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现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64年~1968年北京市35中学生
1969年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
1969年~1981年解放军4800部队战士、排长、参谋
1981年~1984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
1984年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
1984年~1988年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
1988年~1991年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经理
1991年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1993年~2003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
2003年至今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其中
1993年~2000年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0年~2001年兼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2002年兼任北京市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2年至今兼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6年~2003年兼任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
1996年~2004年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
2004年至今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董事
在部队工作期间，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由于贡献突出，任志强于1993年被评为西城区爱国立功竞赛标兵，1994年被评为北京市奔小康立功竞赛标兵，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获得“五一劳动奖章”，1996年被西城区评为1995—1996年度优秀党员，2003年被西城区评为2002—2003年度优秀党员。
任志强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现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轮值主席，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2001年，已被打上“地产巨鳄”标签的任志强以一句“我不玩了”，就此与华润集团分道扬镳。于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任志强开始二次创业，带领有着“绿色军团”之称的新华远重出江湖，并以其不断壮大的资本开始了扩张之旅。今年年初，在北京市政府有关国有土地出让的“4号令”出台之后，任志强迅速联手潘石屹，完成该规定出台后的首宗土地并购，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李南：2004年3月底您和潘石屹签了一个协议，把尚都的二期和三期转让给他，有人说这是一个“鸡蛋换粮票”的协议。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鸡蛋换粮票”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吗？
任志强：在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农民进城做生意的时候，手里没有粮票，就拿鸡蛋去换粮票。换了粮票以后，才能拿粮票去买粮食，或者是到饭店去吃饭。那么，现在的土地供给政策已经允许用协议出让的方式，或者说不用挂牌拍卖招标的方式来获取土地，那些还没有办理出让合同的土地称为“粮票”，“鸡蛋”当然就是指钱了，或者说资产。用钱去换“粮票”，是因为在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上，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完成了手中现有的项目以后，并没有能力去获得新的土地，或者说政府并没有大量的土地拿出来，用于公开拍卖和招标，所以这些公司也没有办法去获得土地。比如说，你可能拍卖的是经济适用房，但这个公司不想做经济适用房，它可能就不需要这个“粮票”。由于北京市在2004年1月份发布了一个“4号令”，这个通令已经限制了在1月9日以前取得土地立项和规划批准手续的，可以继续按照协议的方式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还有一些是已经签订了合同，没有能力、没有资金去继续开发的项目，我们也把它通称为“粮票”。在1月9日停止土地出让、停止办理各种手续以后，就开始有一些地产商对能不能获得新的土地表示怀疑了。
李南：为什么“4号令”发出之后，政府没有跟上土地的供给，反而使得土地成了一种匮乏商品呢？
任志强：“4号令”对已经有土地的人来说是需要增加更多的土地，对没有土地的人来说，需要解决现实的吃饭问题。潘石屹就是属于要解决现实的吃饭问题，所以他要急于用我现在的项目来解决他明天的问题。
尽管任志强总喜欢板着面孔,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但是在谈到自己储备土地的能力时,他还是面露得意之色。在任志强看来，只懂得储备土地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房地产商，获取“粮票”只是成功的第一步，而拿到最好的“粮票”才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当然，对于他自己手中“粮票”的质量，任志强从未产生过怀疑。
李南：潘石屹为什么要从您这儿要粮票呢？
任志强：他也可以从别人那儿去要，所以他“断粮”了以后，有上百个企业找他谈转让“粮票”的问题，但是经过他自己的研究发现，可能有的“粮票”要加工以后才能成为正式的“粮票”，或者有的是“粗粮票”而不是“全国粮票”，而我的“粮票”可能更适合于他。第一，在法律上可能没有任何的纠纷；第二，从批准手续上没有任何障碍；第三，从时间上来说，他有马上就可以开工的条件；第四，有最适合于他的地点和规模。所以，这几个条件凑合在一起，他才可能去做一个新的选择。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所有“粮票”里头，这可能是最珍贵的“全国粮票”，尽管是最贵的，他也愿意换。
第一部分第5节 任人评说 任志强专访（2）
李南：他是怎么要到您的“粮票”的呢？
任志强：全国粮票在过去来说，里头有油、还有细粮、还有粗粮。但是。其他的人可能只有“细粮票”或者“面票”，但是“面票”可能还有点缺陷，比如说有的“面票”是10月份的“面票”，3月份还不能用，要到3个月以后才能用。各种缺陷让潘石屹感到难以做出选择。我的“粮票”虽然很贵，但是他也愿意换，特别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合作的方式，我的尚都一期已经给他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二期是请意大利的设计师做的方案，也符合他的操作要求。因此在选择“粮票”过程中，潘石屹认为我的“粮票”最适合于他。
关于这次引人注目的“鸡蛋换粮票”，国内各大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演绎出无数的版本：有人说，是潘石屹觊觎尚都已久；也有人说，是任志强硬要把尚都卖给潘石屹。在许多人看来，这就像一对经过恋爱而成婚的男女，虽然结果已经有了，但到底是谁先追谁，一定要辨个清楚明白。
李南：很多媒体把当时潘石屹怎么给您发短信、怎么追您追到政协会议厅、怎么缠着你把这块给他、怎么去跟您讨价还价写得活灵活现，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情况？
任志强：他到政协去找我，给我发短信，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也肯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可能还有很多的土地储备能保证我暂时的发展，我不会说明天就没有饭吃了，也不会说后天没有饭吃了，我还是有很多的“粮票”，因此，转让给他一部分“粮票”以后，并不会影响我企业的发展，这是第一。第二，“4号令”之后，我们也在考虑，尽管还有一些“粮票”可以维持我今年、明年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说，我需要更多的“粮票”。那么，我们也需要拿一些“鸡蛋”去换更多的“粮票”。也就是说，我把一些小的“粮票”出让，换取更多的“粮票”。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创造了一种互补的方式，让“鸡蛋”和“粮票”能有效地结合起来，让土地资源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跟潘石屹的合作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市场机遇，这种机遇产生了以后，可能会形成一连串的市场机遇，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找到一种合作的方式。
将土地与资本结合起来，重整房地产产业链条，这是任志强建立“开发商联盟”的目的所在。任志强认为，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房地产商互通有无、联合策划并互相提携，从而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对于任志强的这种想法，不少人提出了质疑，这个联盟与传统的行业协会究竟有何不同？它能解决房地产开发商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吗？
李南：您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整合这些资源，这是不是您想成立房地产开发商联盟的初衷呢？
任志强：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来看，他们就是靠协会组织来共同抵御风险的，我们也想这样做。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企业协会联盟，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流，就是说“鸡蛋”和“粮票”的组合。因为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畅或是信息不对称，这样就很难达成协议。但是，在协会的平台上就很容易做成这样的事情。以前在社会上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我到你这儿看看有没有土地，到他那儿看看也没有土地，这远远不如到一个协会的平台看看更容易。
李南：现在有很多的全国性协会，为什么你们还要单独再搭起一个平台呢？
任志强：全国性协会在土地上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土地只是局限于本地，它不像其他的商品那样可以流通。像柑橘协会就不一样，柑橘可以拉到这儿来，拉到那儿去，拉到不同的市场上。一般地来讲，土地是没法搬走的。所以不动产的特点就在于其地域性，比如说北京的土地，如果是山西的开发商来开发，他可能不了解北京的市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常常难以解决，要靠地方协会。我现在已经是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的主席了，在全国性的协会里，我已经有自己的职位。但是，我很难把不同的地域组合在一块，去研究资源问题，一定要靠当地的组织来组织有限的资源。比如说，北京的协会，它主要是发展以北京为主的众多会员。所以他们在资金、土地资源和市场上才容易互通。否则的话，交易的困难程度就加大了。在北京，信息沟通就比较容易，比如说，知道谁善于做写字楼，我就不会把写字楼交到一个善于做别墅的人手里去。
李南：那么，这个协会是倾向于一种纯粹的行业协会，还是倾向于一种联盟的商业组织呢？
任志强：这两者不能完全分开，很多协会实际上是带有联盟商业组织的一种做法，比如说，美国的柑橘协会，它要求产品出口的价格是统一的，你不能私自降低价格或者抬高价格。而我们国家所有对外出口现在是没有管理的，所以，大家就拼命地互相压价，结果是使自己本来很值钱的东西变成不值钱了，在市场上，就变成了没有约束。那么OPEC组织的成立，恰恰是为了稳定油价，所以他们可以共同来协商，或者是增产，或者是减产。我想协会组织恰恰起到了降低价格的作用，你说OPEC完全像一个商业组织吗？它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联盟组织，这两者实际上没有完全分开。
李南：没有分开也没有一些侧重点吗？比如说它更倾向于是行业内的一种自律、跟政府的沟通，还是说希望达成联手这样一种商业行为，去获取一些比非联手的时候更大的商业利益？
任志强：我认为前者是重点，后者可能只能是我们预想的一个争取的方向。那么这些商业行为，实际上牵扯到了每个企业的不同利益，是很难完全沟通的。但是，我们可能不是自己去做这些商业活动，而是由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自愿去做组合。我介绍一个平台，我把大家的土地在内部公布，然后你们有意愿的自己去联系。我们起到一个信息沟通的作用，起到一个协助和帮忙的作用。比如说，你不知道找张三还是李四，从网上看到了信息，你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你应该去找张三，还是去找李四。或者你选定一个土地是这家的而不是那家的，我们给你搭桥，真正的价格问题和合同问题不是我们管的。我们最主要起的作用还是协会的组织功能，而不是从事实际的交易工作，这两个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商业联盟通常会有自己的交易行为。
李南：一起去买一块地，然后我们来分，是这样的吗？
任志强：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组织，可能会有这种建议，但是张三、李四是固定的吗？不是。你们大家有意向拿这块土地，你们可以共同去谈，这样就回避了每个人单独去那儿。
任志强认为，联盟内部的合作将非常广泛，从信息沟通到资源互换、从技术互补到融资等等都可以纳入到合作的范畴。当然，也有人认为任志强此举是在建立行业壁垒，实属垄断行为。其实，从任志强提出“开发商联盟”的那一天起，既有人欣赏有加，也有人无动于衷，更有人措辞激烈地加以反对。面对舆论，一向我行我素的任志强说：他正在做的是给房地产开发商寻找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
李南：这个开发商联盟会全北京市的房地产商都参加吗？
任志强：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参加。
李南：目前有多少房地产商加入呢？
任志强：现在大概有100多家企业加入。我认为真正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可能有三四千家企业，但真正有实力的实际上只有700家。
第一部分第6节 任人评说 任志强专访（3）
李南：您希望这个协会能够容纳多少家？
任志强：我希望是越多越好。在组织会员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以房地产商为主。但实际上，这个协会成立以后，会涉及到更多的非房地产的相关单位，比如说设计单位，它可能有人愿意参与，如果设计单位愿意参与的话，它就容易在这个平台当中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另外中介公司、各种销售公司，它愿意参加联盟，也可以提供各种市场信息、资源等等，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可能有大的材料供应商，比如说电梯、空调，比如说门窗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产品。从我们现在住宅产业商会的情形来看，后三者的加盟并不比房地产商少。就是说，房地产是一个大头，但是后三者的总和加起来可能比房地产商还多，这样算起来范围就更大了。但是，最主要是看你这个协会有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好的平台，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如果有能力，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加。那么，后边可能还会有施工单位愿意参加，可能也有银行、金融机构愿意参加。比如说证券机构进入这个平台以后，它可能会寻找更多发债的机会。所以这个平台是无限的，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发展商的问题，然后才有其他的企业陆陆续续地加入。
李南：这里面囊括了所有上游产业链的企业吗？
任志强：应该说这个产业链是不断延伸的，这个延伸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更多的行业。
李南：这个协会出来以后，会不会也规定某一个地方的房价最低不能到多少呢？
任志强：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不同的地区，不同产品有不同的价值，而且每座房屋，更多的是看它的材料和设备的不同。虽说设计图纸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因为这些不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而它受地理限制也多，还要看市场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管这些产品的价格，价格一定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李南：比如说OPEC，它会防止原油的大幅度跌价，或者说像冰箱协会，大家彼此守定一个价格，这就避免了生产者之间有惨烈的价格竞争，避免整个行业受损。对于房地产协会来说，加入的会员也会希望有这样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说我们可以维持一个房价的高起，这样的话，我们彼此的利益都可以不受到损害，是这样吗？
任志强：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加入协会的房地产企业，他们可能不会按照你的意见去办。比如说，除了OPEC之外，还有很多产油国，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比如说，俄罗斯就没有参加OPEC，而它的产油量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比例，但是它不听OPEC的，我行我素，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完全垄断市场。
李南：那么，协会成员和非协会成员，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构成了一种竞争呢？
任志强：可能会形成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最主要看你的实力，非协会会员如果有大于会员的实力，协会会员会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就抗不住了。你像俄罗斯，如果单一品种产油量很大的话，没有OPEC这个组织，这些产油国就很难跟俄罗斯竞争。但是有了OPEC以后，就有可能和俄罗斯去竞争了。垄断是不可能的，有无数人一定会拼命地想要去打破这个垄断，很多人会组织起来，共同去对付这个市场的风险。否则一个人去抵抗这个市场风险，抵抗能力还是弱的。
李南：您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纷纷加入协会，像我们这样的购房者会担心，北京的房价会不会继续上涨？
任志强：我觉得OPEC存在的目的，就是既要防止油价上涨，也要防止油价继续下跌，会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严格的标准。如果协会能真正达到垄断或者一个极端的状态让房价很高的话，协会会受到损失的。
我们通常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在于当你形成垄断而产品价格高涨的时候，就会有资金进入。为什么会形成垄断？其实垄断有一个是因为官方管制，另外一个是它的资金需求量过大，一般的人投不起，比如说铁路，现在把铁路和民航完全私有化就不太现实，因为没有人买得起，没有人有那么多资金。第三个是技术，比如说微软，它的技术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我不垄断，你也做不到，然后我不断地更新创造，你老跟不上我，所以它才有可能形成垄断。而房地产行业三者都不具备，在资金问题上，实际上房地产的资金在总量来说，是扛不过银行或者其他行业的资金的。你建一个大的工厂，比如一个宝钢需要几百个亿，没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有几百个亿，所以如果宝钢说我不干了，我干房地产，我们是扛不过的，联合起来也扛不过，那么，资金上我们并没有绝对优势。技术上来说，房地产的技术水平已经公开化了，所以完全没有技术壁垒，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绝对地垄断而让房地产价格高起呢？
李南：刚才我们谈到“4号令”的问题，如果这样放开，那会使得房地产竞争更加激烈，因为以前是通过各种关系拿到土地，现在你可以去买。如果是系统外资金的话，你有钱你就可以进入，比如宝钢，它真要去搞房地产的话，它只要买地就可以了。那么，到底这个竞争门槛更高了还是更低了呢？
任志强：对于有钱人来说，公开化就是可以公开地从市场上取得土地。过去土地是暗厢操作的比较多，或者协议书上操作的比较多，有资金的人找不到路，他又不愿意花旅游费，没有导游带他，所以他们不能找到路。现在市场公开，政府挂牌，你可以到市场上去获得土地了，有资金你就可以进入。但是对于资金量不足的企业，比如有些的企业只有1000万、2000万，那么，如果挂牌的话，一下子就是9个亿、10个亿，它可能就做不到了。这和我们的土地供给制度有关系，假定我们土地供给都是小块小块的土地，那么小的发展商也可以选择，可能就不受影响。但是现在成片规划和大片的土地比较多，这就对资金不足的发展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必须得联合起来，用更多的资金去取得一块土地，然后回到家以后，你们自己再去分。这样的话，大家才有能力去取得土地，否则的话，单靠一个人，从资金量上来说，都可能不够，那他就没有办法去竞争，就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掉。
现在土地仍然在政府的手里，只有一个源头，那么土地最后决定了市场的垄断性质和它的价格，供应量减少的时候，价格就会上升，供应量增长的时候，价格可能就会平稳或者下降。所以政府的垄断是决定性的，而行业之间只是一个自我保护，而不可能形成垄断。
不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任志强都是口无遮拦，大大小小的房地产论坛，总能看到任志强的身影。没有任志强参加的房地产业界聚会，多少都欠一点热闹。今年年初，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任志强再一次语出惊人，提出“不要让所有的人都买得起房子”，闻者顿时一片哗然。许多人更加怀疑任志强要建立开发商联盟的初衷，不让所有人都买房，这不是明摆着是要为联合抬高房价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吗？
从收入的问题上看，我们不具备全部人买房子的条件，所以我们的市场也不应该提供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房子；第二，是不要让老年人买了房子以后，没有钱消费，最好是让他们把房子卖掉，用租房子、卖房子的钱，保证他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他生活的质量提高，让他生活得更好。李南：说起房子，我觉得房地产商应该是“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因为“大庇天下寒士”之后，你们也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挣到钱嘛。但是你为什么说不要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子呢？
任志强：我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具备让所有人都买房子的条件。从美国来说，在几百年几乎没有本土战争的情况下，它也只有百分之六十几，不到70%的私有房率。就是说，总会有大量人去租房子。总会有一些收入中等的人，而你让中等收入者把自己的钱都拿去买房子，他们就没有钱去进行其他的消费，比如说没有条件去让孩子接受教育，让自己接受再教育，那么他就永远是一个穷人。所以一定让他们有更多钱去让子女或者自己进行再教育，他们才有一个发财机会。
第一部分第7节 任人评说 任志强专访（4）
李南：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买不起房子，我的孩子可以买得起，是这样的吗？
任志强：是的，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有30％的人是租房子过一辈子，让自己的下一代有买房的可能，那么下一代里头，也可能还有人去租房子，也可能有人买房子。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购买能力不足以让更多的人去买房，所以一定不要让全社会的人买房子。假如我们的政府为了让全社会人都买房子，就拼命地去让穷人掏钱买房子，这样穷人就活不下去了，这是不对的。而且从社会上来说，高收入的人也不一定都买房子。首先，从收入的问题上看，我们不具备全部人买房子的条件，所以我们的市场也不应该提供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房子；第二，是不要让老年人买了房子以后，没有钱消费，最好是让他们把房子卖掉，用租房子、卖房子的钱，保证他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他生活的质量提高，让他生活得更好。
李南：从字面上理解，好像是说任总不要让所有人都买房子。很多人就会想了，这个霹雳金刚真是心黑手辣，一方面赚着我们的钱，一方面还说不要让所有人都买房子。其实你的意思是说要树立起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要买房子，而是在现行的条件下，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买不起房子，同时也不需要去买。
任志强：对。在美国或者多数发达国家，主动购买住房是有一个税收优惠的。比如说，在美国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英国也是一样，但是抵扣税率基数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人们一定会在年龄合适的时候去买房子，因为在那个时候买房子，就能减免他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套优惠政策，我想今后可能会有这个政策。还有就是我们每年住房生产量还很低。现在全国每年的生产量大概是500万套，而美国28亿人他们的住房交易量有多少？每年800万套或者900万套，比中国高了好几倍，平均每年每100个人中大概就有17—20个人买房子，或者更多人买房子，包括二手房交易。而现在，中国只有5％的供应量。
李南：可是中国的几亿农民是不需要买房子的。
任志强：就算城市人口，我们城市人口现在48亿多了，而美国全国人口28亿，所以我们比他们多两亿多人，那么我们需求量应该比它大，但是我们没有钱，也没有生产量。
李南：是没有钱盖房，还是没有钱买房呢？
任志强：没有更多的钱买房子，也没有更多的钱去盖房子。因为我们的生产量只有5％，你按家庭户数算，大家都买房子，就会让房价增加，如果有10％的人去买这5％的房子，房价就会继续往上涨，如果有3％的人买房子，这个房价才会下降。而实际上，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需要最少保证10％左右的替换率才够。
当温州购房团在全国各地的炒房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许多专家认为：商品房市场关系到城市消费者的最大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温州购房团杀入某一个城市大肆炒作，势必造成该城市房价上涨，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的购买行为，各地政府不应对此等闲视之。在许多城市，人们对“温州购房团”的提防，决不亚于当年东南亚各国抵御金融大鳄索罗斯。对此，任志强却发表了不同看法。
你应该把温州炒房团当英雄来看，要举着大牌子欢迎他们来炒房。
温州炒房团最多就是炒高一个楼盘的价格，你不买那个楼盘不就完了吗？李南：像温州的炒房团他们有钱，他们到处买房子就是为了出租，可是最近有的地方已经限制他们去当地买房了。
任志强：我觉得当地政府在干一件最傻的事。如果有外来资金替你提高本地的税收，增加你本地的市场交易，这和你吸引外资又有什么区别？中国正在拼命地改革开放，要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那么温州资金进入到你这个地方，对你有什么不好？它比吸引外资还好，你还没有换汇风险。你怎么能说拒绝外来资金来活跃你当地的经济呢？太傻了。当地政府这样做不但没有为当地百姓谋福利，而且也拒绝给当地老百姓一个发财的机会。按道理说，你应该把温州炒房团当英雄来看，要举着大牌子欢迎他们来炒房。
李南：可是老百姓会觉得，把房子价格炒高以后他就买不起房子了。
任志强：温州资金怎么可能把房价炒高？他最多炒高一个点。全北京这么大，9000万平方米的供应量，来200个亿的资金才能占多少？何况他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现在整个温州的炒房团大概也就1000万、2000万的资金，还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他怎么可能把北京市场炒热呢？他又怎么可能把北京房价带动起来呢？不可能的。只有他们的资金集中到很弱小的一个城市去，才有可能把这个地区的房价垄断，或者说把房价炒高。他最多就是炒高一个楼盘的价格，你不买那个楼盘不就完了吗？而且，你本地人也在冤枉人家温州人，你的信息不比人家的信息灵通吗？你要有钱愿买你可以先买，等到人家温州人来了愿意买的时候高价再卖给他。你先不买，你还埋怨人家去买，这完全没有任何道理。你完全可以赚温州人的钱嘛，你为什么没有本事先把温州人的钱赚了？
李南：温州团的到来使得当地房地产价格上涨，您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任志强：这是胡扯八道。我认为如果它能把当地房价炒高，就说明当地的房价应该高。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地方去找他的净回报，他炒高了，如果资金低的话，他不是要吃亏吗？温州人是傻瓜吗？温州人不可能是傻瓜，他不可能把房价炒得高得不得了，除非他是为了把房子租出去。你租不出去，资金回报率又达不到的话，他不是吃亏了吗？所以我认为：当地政府首先要看的是他违法没违法，如果他没有违法，你就没有权利去管他。而且炒房团的资金作为外来资金，到一个地方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建设，或者叫做扶贫，你应该举双手去欢迎他。我觉得媒体报道说，温州团如何如何把房价炒高了都是不对的。比如说索罗斯，他炒外汇让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了，谁能把他判罪吗？他仍然是经济界的英雄，所有世界评比都要把他评在前头。为什么？人家合理合法地做事，人家赚的钱是合理的。温州人在干同一个事，房价炒高了以后，当地的收入提高了，当地的土地在拍卖中，成本就提高了，对政府也没什么不好，对当地老百姓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财政税收多了，政府的公共投入才能增加，扶贫的钱才能多给一点，对最低生活收入的保障才能多提供一点。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到任何温州炒房团不好的地方。如果他吃了亏，他自己承担风险。
今年年初，潘石屹因为预言2004年的房价要涨15%，遭到了很多业内人士和购房者的痛骂。尽管任志强总是和潘石屹打嘴仗，但这时他也抛出了“不要让所有人都买房”的观点，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在大家议论蜂起的时候，任志强又提出了另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观点：“房价低了对老百姓不好”。
房价一定是越高越好，但是我不希望有一天涨得高，然后又掉下去了，而应是连续不断地涨。李南：对于房地产商来说，总是希望房价越高越好，但是为什么你会说房价低了对老百姓不好呢？
任志强：我从来不认为房价越高越好，我认为这应该取决于市场，市场需要高的时候它就高，需要低的时候它就应该低，但是一个地区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房价以后，房价一定是越高越好。而没有起点的时候，不一定是越高越好，但是有了起点以后，就越高越好。因为我们有73％的人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尽管这个房子对他的需求来说可能还不满足，但是如果房价跌了，他的资产就跌了；如果房价不断地升值，40平米的房子，你卖了以后，你可能买一个50平米的房子。你原来的40平米房子，你卖掉的时候可能只有15万块钱，如果房价上升，你可能就能得到16万、17万，你完全有可能再加一点钱去买一个更好的房子，改善你的住房条件。所以房价一定是越高越好，但是我不希望有一天涨得高，然后又掉下去了，而应是连续不断地涨。
第一部分第8节 任人评说 任志强专访（5）
李南：在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比例关系？
任志强：有一个比例关系，一般有两个平衡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增长是不是高于房价的增长。如果家庭收入的增长高于房价的增长，我觉得房价增加就是合理的，因为它不是在涨价，房价对个人收入而言，对家庭收入而言是贬值的。不管它怎么涨，它都是越来越少的，你的收入比都是越来越合理的，这是一个标准。第二就是银行利息问题，因为我存钱到银行就是因为有银行利息，那么我花钱买了房子使它变成固定资产的时候，资金的收入会大于银行利息，要不就是收入会大于银行利息。这两个应该是作为标准的，所以这个房价增加的过程中，更多的人或者说73％拥有私房的人，在房价增长的时候是得到好处了，那么只有20％几没有私房的人可能在房价增长中没有得到好处。那么我们是为了让大多数人得到好处，还是让少数人得到好处呢？如果房价下跌了，那么这20％的人得到好处了，但是73％的人的房子都贬值了，所以，我认为房价永远是越高越好。
为什么说房价一定会增长？我们的土地是一种非常紧缺的资源，而且城市的土地更稀缺。为什么城市的土地跟一般的土地还不一样？城市土地是建设用地，是有市政、水、暖、电、气各种配制，那它的资源就更加紧张了。不是农民有一块地就可以盖房子，因为它没水、没电、没其他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是要花钱的，所以城市土地资源是更缺乏，这就造成房屋一定会升值。否则的话，就没有人去买新的土地，没有人去盖新的房子，不开发新的土地，没有新的房子，你的旧房子也会升值，所以房价一定是越升越好。但是升的幅度不要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要素。
李南：2004年年初的时候，潘石屹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预测房价要上涨，当时您说这个上涨是指潘石屹自己的房子要上涨。那么，您盖的房子就不会上涨，是吗？
任志强：不是，小潘说他的房子要上涨是概念，是他认为要涨上一个很高的比例，最少是10％。
李南：您觉得2004年房价会上涨多少？
任志强：我的观点是每年房价都应该是上涨的，但是我希望把它控制在5％以内。因为我们收入的增长是7％~9％之间，去年房价上涨了百分之三点几，如果是10％的话，就高于居民收入增长了，除非今年收入增长也大于10%，这才相对合理。但是局部地区的房子，可能因为它的位置好，或者因为其他条件好而涨幅较大，但是我希望它的房价增加率低于居民收入的增加率。房价是一定要涨，局部地区涨30％、40％都有可能。
有人这样评价任志强，说他既没有王石的潇洒，也学不来潘石屹的油滑，永远板着面孔，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尽管被认为霸气十足、桀骜不逊，但是出身行伍的任志强，仍然以率直、敢说敢言的个性著称于业界。在一向以“任人评说”作为行事准则的任志强看来，别人对他最好的评价就是——任志强是条汉子。
李南：您写的这本《任人评说》，书名是您起的吗？我知道业界有很多人都称您为“任我行”、“霹雳金刚”，甚至说您有“愤青”的感觉。那么，从书名上确实能够看到一种霸气，书的排版也很有特色，文字的两边都留出了非常宽的空白，好像等别人去写评论。
任志强：本来书名是出版社起的，叫《任我评说》，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任人评说》。《任我评说》可能太霸气了，《任人评说》就是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评说，包括我评说别人，以及别人来评说我。我觉得这样可能更适合我这本书的内容，而且可能更适合于市场。
李南：每次别人说到您，我想到的您都是一双剑眉拧成一个结，虎目透出咄咄逼人的光芒，然后开始慷慨激昂地讲很多道理。您经常和业界人士探讨问题，但是您的语言风格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您更喜欢用一串串的数字去进行辩论。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使您具备了这样的风格？
任志强：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在部队当了很长时间的兵，其中一段是在司令部当参谋，而当参谋每天就要和数字打交道。比如说我的兵源是多少，我的武器配比是多少，然后在运输的途中有多少车辆，组织战斗时有多少的火力等等，所以这些数字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当参谋的时候你答不出一些数据是要被领导骂的。第二个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我曾经被抓到监狱关了一段时间，虽然最后是无罪释放了，但是引起了我对法律的关注，而我又在人大学了一些法律。因此，我就有了用很多的数字论证，或者论据论证要进行清楚地排序这样的风格。
李南：在所有人对您的评价里面，你最喜欢哪种说法？
任志强：我最喜欢的说法就是任志强是一条汉子，或者说说话算数。在市场经济里，一个人的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刚才你问到潘石屹跟我的交易，我们俩之间的交易起码有一个信任的问题。我不相信他不给我钱，他也不相信我不给他地，所以我们俩说的就能算数。因此，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能在很短的时间达成协议，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双方的信任。而中国人说一个男人像一个汉子，很重要就是他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么也就是说信誉是最重要的。
李南：在地产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能不能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为所有的地产界的同仁说几句什么？
任志强：我想对所有地产界的同仁说的是，我们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历史，不要仅是在眼前发一笔财就完了，而是我们所有的行为、规范，以至到我们产品都要对得起社会。我特别希望我的建筑都能够在一个城市里成为一个艺术品。
放弃军队的优厚待遇，步入商海，任志强曾经是义无反顾，而离开老东家华润重摇自己的小舢板，任志强再度义无反顾，今天带领华远集团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中左突右冲，意图称雄，任志强更是义无反顾，天机中不失理性，强悍中带有几分失落，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任志强。
编导：吴科
第一次和任志强握手，他的手很宽大，很冷，能让人感到他身上的一种“霸气”。一句“我不玩了”就离开华润，自己单干，这的确很符合任志强的个性。在许多人眼里，任志强是个很难接近的人，严肃的表情就像电视里的包青天。
严
文人形容军人的时候，总喜欢用像老鹰一样敏锐的目光，像猎豹一般矫
捷的身手来打比喻。也许是因为当过兵的缘故，到现在，任志强身上还有着军人的干练、硬朗，任志强的冷峻目光中更是透露出军人的威严。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简洁明了的话语，这就是雷厉风行的任志强。从严治“军”、敢说敢干，这才是“任人评说”的任志强。
专
任志强对事业的执著与专注让人钦佩。北京地产圈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所有的发展商除了怕政府，就是怕任志强。因为他太懂房子，说话太尖锐，讲的东西太有道理了。与其他企业家著书不同，任志强所著的《任人评说》更像是一本偏重理论的房地产论文集。真刀真枪拼实力、一心一意盖房子，这就是务实的任志强。
俭
采访任志强的时间是在中午，到达他办公室的时候，正好赶上他的午餐时间，秘书端来了一大碗面条，任志强风卷残云般把它消灭掉了。饭后，任志强悠闲地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面条就是他最喜欢的食物。看着我对面穿着一件普通米色夹克衫的任志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年薪700万的房地产老总。多年的部队生活让任志强习惯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把“勤俭”这个传家宝从部队带到华远，用钢铁一般的纪律打造华远的绿色军团，始终保持着军人风范的任志强经常告诉别人：“想起我学会的第一首军歌《钢铁的部队》，我就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第一部分第9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1）
联合中的总裁 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专访
李国庆，当当网联合总裁。
李国庆先生出生于1964年10月1日。中学时期即曾荣获“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和“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1983年，他以第一名考分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博览群书，连续三年三好学生；承接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课题，发表很多文章和专著。
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
大学期间还担任学生代表大会会长，学生会主席团副主任，做为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
北大毕业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4年。其间参加乡镇企业模式、城乡关系、中国农村基层选举等课题，每年深入农村近半年，领导“无锡保多60年变迁”大型农民问卷访谈，整理搜集资料，撰写报告多达几百万字。同时主编“20世纪西方青年研究”、“你我他”等丛书10多部。
1993年，他创办“北京科文经贸总公司”，任总经理，下辖10多家公司。
1995年在美国创办“科文实业集团”并任董事长，主要从事有关中国数据库产品销售、国际版权贸易及国际合作出版。1996年在香港创办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从事面向海外华人市场的医学、管理、科技类图书以及多媒体的出版。
1997年他与美国IDG数据集团、卢森堡剑桥控股集团先后成立“北京科文剑桥图书公司”、“北京科文书业信息技术公司”（当当网前身）。
1999年，他和夫人俞渝一起创办了“当当网”。
李南：我想可能您是我最近见到的心情最好的总裁之一，是这样吗？
李国庆：你说心情最好是什么意思，时逢SARS我不觉得心情好。
李南：因为在SARS流行的几个月，很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但是有几个行业却反而受到了有利的影响，比如说您所经营的当当网站——网上零售，有没有这种感觉？
李国庆：短期是这样，至少在大家最痛苦的4、5、6这3个月。全国零售业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左右，而当当网上书店，销售额确实3倍地增长。
李南：那么售后的一些服务是不是跟得上呢？
李国庆：问题非常好，机会是为有准备者而言的。我们的存货、备货很充足，调货能力一直很强。所以满足大家买东西——书、光盘、VCD上不是问题，但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服务体系：一个是配送，一个是电话和E－Mail、传真。好在网站系统上计算机宽带使得我们能够跟大家交流，所以订单纷至沓来，24小时昼夜不停。但是我们的客服电话都是占线，最可笑的就是，连我们的传真机都占线。我赶紧发一个通知，强令公司传真机谁也不许用了，专接顾客的，但还有员工用，我一气之下，就把跟电话听筒的连接线拿剪刀剪断，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了1个月。
李南：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当中。
李国庆：对，非常地忙。给我们送货的许多城市的同城快递公司受SARS的打击最大，人员流失过半。当当网大量的订单突然出现以后，我们原本承诺的是北京地区的顾客一到两天送达，于是我们赶紧在网上紧急声明“2~3天送达”，但是还是有很多被延误至一周才送到。
当当网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图书音像店，由美国IDG集团、卢森堡剑桥集团、日本软银和北京科文公司共同投资，是目前中国最繁忙的音像、书籍零售网站。李国庆喜爱阅读、写作、旅游、登山，打扑克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娱乐。即使身为总裁，他也始终让自己过得很轻松。
当时纽约华尔街投资界认为我们的团队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典范。李南：听说在非典时期，当当网的运行状况受到了大家非常大的关注。您的妻子俞渝本人也接受了新浪的在线采访，更多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知道了当当网是以联合总裁的方式在运营的。那么这个联合总裁在你们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们两个是怎样联合在一起的呢？
李国庆：当当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联合总裁的体制。最近更多的人知道是联合总裁，不是因为俞渝在新浪热线接受那次专访，而是因为最近我的曝光度在增加。应该说在过去3年呢，基本上都是俞渝作为当当网的新闻形象在曝光，但是最近新闻媒体对我的关注程度增加了。
李南：是您主动要求曝光的吗？因为您觉得本来是您的事业，怎么几年不见被俞渝抢走了，说是功劳也好，什么也好，您是不是心里有点儿不平衡了？
李国庆：对，是有点儿不平衡了，但是也不是主动要求的。
李南：就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出来，做这样的事情。
李国庆：是俞渝忙不过来了，因为从非典之前到非典时期，记者都来采访互联网公司，她确实安排不过来，我作为“替补队员”就有机会就上场了。
李南：纯属帮忙？
李国庆：纯属帮忙，所以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当当网是联合总裁。作为创办企业的投资人认为，我们俩加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单独一个人，他们还觉得并不牢靠。
李南：两个人的组合好在哪里？
李国庆：我想第一，当时纽约华尔街投资界认为我们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典范。我是土鳖，一直熟悉中国的市场，因为当当网的顾客是中国人。虽然我们在海外也有一定的销售额，但是主要是中国的顾客。而当当网的资本用的却是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所以在投资人眼里，俞渝可能更让他们觉得有信任感，说着跟他们一样的语言，有10年的美国生活经历等等。但俞渝有一个观点，夫妻间，女不能压男，于是坚持平起平坐。
李南：联合总裁谁领导谁呢？
李国庆：我说要么你当董事长，我当CEO；或者你当CEO，我当总裁。我说你当总裁，我当总经理。她说不行，女的如果要在工作中压着男的，回家日子不好过。
李南：她还是很理解你的。工作分歧怎么办？
李国庆：她的生活阅历好像比我更丰富，当时我不以为然，说这样就挺好。后来一看不行，确实有争吵，谁说了算的问题。她说要不然我当董事长或者总裁，她当总经理，我说这肯定不行，因为我就是愿意直接领导6~8个部门，这样才能出业绩的人。我不能就领导你俞渝一个人，然后高高在上就做做paperwork，看看各种报表，我不信这样就能推动这个企业增长。
第一部分第10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2）
李南：吃苦的命！
李国庆：吃苦的命，所以我说你要不让我直接领导6~8个部门，我就没法去完成业绩指标。所以这么一分工，最后董事会只好说你们俩自己商量得了，谁叫什么你们自己定，最后我们就叫成联合总裁。
李国庆与俞渝创建的当当网，诞生于网络大潮的初期，无论是在网络经济最热的时候，还是在CEO们焦头烂额之时，当当网都顺利融资，并以高速的姿态按既定轨迹发展着，成为为数不多的电子商务幸存者。所以当当网一直受到热心于新经济的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相比起来，人们对于当当网创造的联合总裁的概念，和夫妻共同掌权的方式更感兴趣。
俞渝身上的优点就是有原则，纪律性很强，对别人、对自己都这样铁面无私。李南：您妻子以前领导的是人事行政？
李国庆：人事、行政和财务。
李南：人权和财权全让她领导了，那您还是一个下属，她还是您的领导？
李国庆：原来我以为咱们“画地为牢”、“守土有则”，我管进销存运、客服、技术、开发、市场等等，我觉得业务权限都在我这儿了，我还是用国内办企业的方式，觉得大权独揽。其实发现呢，我每次要招人，从面试程序到决定什么人有资格进来，人事有独立的声音，他们有否决权，它不是个程序部门；财务也是一员，在我以前经营的企业里，财务就是事后记账，领导说干什么它就干什么，而在现代企业不是这样，财务有重大的否决权和决策权。
李南：是管理部门。
李国庆：好的财务总监在西方就像COO一样想发展，而不仅仅想控制，这也是韦尔奇推崇的财务政策。
李南：也是俞渝推崇的。
李国庆：也是俞渝推崇的，权力很大。我看中的人用不了，我认为该付的款付不出去，半年前我跟俞渝说，以后再办企业我可坚决不做一个没有人权、财权的总裁了。
李南：没有想着跟她把权力调换一下？说“咱们换一换，我管人事和财务，你来管这些表面上看业务流程全都一揽在手的部门。”
李国庆：那不行。因为俞渝身上的优点就是有原则，纪律性很强，对别人、对自己都这样铁面无私。
李南：对您也是一样铁面无私吗？
李国庆：对我也一样。比如2000年时，当当网卖图书卖到国内老大了，我不甘心，说音像也应该卖，卖音像制品——VCD、DVD、CD。可是呢，财务定的原则是必须用90天的账期进货，采购拿不到钱去进货，可是中国音像界，尤其你刚开始做，人家说了：“好，第一次做生意请你拿钱来。”我们的采购总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拖了3个月这个问题都没解决，俞渝领导的财务总监坚持30天账期的赊销采购政策。我一算其实没多少钱，首次就10万以内的货款，财务说：“只要入了库，入了库到30天内我就可以把钱付出去。”可是两边就较上劲了，采购总监找我，我说我们都是创业企业出身，遇到这个问题办法有的是，我拿出我的工资卡，我说先从这里边取，第一批货款不就30天嘛。所以当当网音像卖到今天的老大地位也是这么起步的。
李南：您那个工资卡成了种子基金。
李国庆：种子采购款或者说“过桥资金”。
李南：那么后来俞渝知道这个事情后，她是不是在今后只要你看得准，她就会去支持你，而不会去顾及那么多琐碎的程序了？
李国庆：不，她有她的原则，我试图说过他们的任何原则都要跟市场相符合，要跟现行规则符合。她说：“什么是市场规则？你说的市场规则是你们业务部门的规则。”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同城快递公司把我们的货拿走，多长时间该跟我们结算呢？我的物流总监跟他们谈判的合同是1个月，结果他们拖到60天才给钱，还出现坏账，问题非常大。后来俞渝跟财务总监觉得不可以这么做生意，我们办网上零售店，必竟是零售店，就是现金生意，“本店概不赊帐”这是当时提出来的问题，我现在想想真英明，就是说快递公司想承揽我们的业务：第一，要有保证金；第二，先付货款再把货拿走。
李南：由同城快递公司来付款给你们，再把货拿走，然后他们再找顾客收钱。
李国庆：就是压着他的款，结果就等于是48小时的账期，每两天快递公司就得来结账。当时小公司能接受这种做法，中国邮政就不接受了，他们希望60天回款。俞渝仍然不妥协，不接受就不跟它做这个生意，最后中国广东等省邮政也接受了。邮政局说：“我们跟谁做生意，从来没有给人交过保证金，我们中国邮政就是信誉”。
惟一有一次让一个员工看见了，我从她办公室出来，甩手重重地把门撞上，还觉得不解气，转身又踹了门两脚。李南：你们两个在业务和管理上的争执多吗？
李国庆：第一年不多，因为我觉得俞渝从美国回来办企业，又是MBA毕业，我那时候确实是觉得MBA说得都对。所以第一年没什么争执。从第二年开始，她觉得有好多东西要向我学习，觉得MBA教课书上教给她的东西还不如我教给她的有价值，所以也没有什么争执。到了第三年，分歧就越来越大了，也可能买卖好了，当了龙头老大，也可能是我们都成长了。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坚持一些自己的原则，通过反思发现过去两年各有妥协，今后我决定不妥协了。
李南：争执就开始越来越多了，那么解决的方式是什么？是您让着她，还是说她会更表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宽容和大度呢？
李国庆：在公司的高层管理例会上，我们不争、不吵架，因为她更慢条斯理、不会吵架。如果我要表现出愤怒的话，她会不说话，她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去激我的火。
李南：给您面子，她觉得在外人面前应该维护您做丈夫的尊严是吗？
李国庆：不是，她觉得对解决问题没帮助，因为我本人就爱情绪化，那种时候她对别人也是这样。
李南：实际上她比您理智。
李国庆：她比我理智。就是在员工看来，在我们面前并不感到紧张，即使针尖对麦芒，她一句，我一句。然后我们回去私下交换我们的看法，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就生闷气。惟一有一次让一个员工看见了，我从她办公室出来，甩手重重地把门撞上，还觉得不解气，转身又踹了门两脚。
李南：被一个员工看到了是吗？然后那天您是不是就想着，明天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车，因为不想跟她共坐一个车上班？就是气得直想给她马上买一辆车是吗？
李国庆：是。
第一部分第11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3）
“我觉得大多数的夫妻，如果真是能够联合创业的话，我觉得起码两个人从素质上、从感觉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我太太在公司里也有股权，但是我太太确实没有参加过董事会，没有参加过股东大会，没有对公司做过任何一次表决，她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可能俞渝和国庆不是这样，他们俩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和想法。”
——王中军
夫妻店、家族公司或哥们儿创办公司，无论大小，老板间可以有分歧，但下级只听自己上级的；
如果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想创业之前应该跟不是夫妻的合伙之间是一样的道理：产权安排要明晰。李南：虽然你们两个下海的时间差不多，都是1992年下的海，俞渝当时就在美国华尔街开办了一个投资银行，您1992年也正式开始下海来自己创业了。但是当你们认识的时候，恐怕俞渝比您有钱，所以大家那时候好像感觉是美国华尔街投资人嫁给了中国的一个小老板、一个个体户。其他很多地方都是不对等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李国庆：我们1996年在美国认识，然后发生恋情，确实当时她在美国的朋友就认为，你是不是让北京的一个个体户给骗了？我也有一些朋友说，听说你娶了一个美国的富婆。可以这么说，如果比谁在银行存的现金多的话，她肯定比我多，这个我结婚前完全不知道。
李南：那么您觉得，您哪方面的资源要比她强？
李国庆：在美国认识她以后，她来北京做世界银行顾问，来评估一个项目，两周的一个项目，当时一天给她2000美金顾问费，她说这是她公司承揽的，挣钱最少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小女子神了，但是我们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说我知道你这个公司了，就像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就是花自己的时间挣钱，挣的倒都是现金，没什么坏账。但是我说你这全是熬年头，你这一辈子挣多少钱我都给你算出来了。
李南：封顶的。
李国庆：对。我说你不干还麻烦了。你一没生意，你们公司，你下边这四五个人就都没活了。我说还是我这儿好，我的公司是个下蛋的鸡，你看，即使我不管这个企业，每年也有盈利，它还能增值，这是当时的一个感觉。另外我还可以变卖企业，那时候也已经有收购之说了，中国大陆也开始了。一旦变卖我的股份，我是owner（所有者），所以我说我的资源不比你少。而且还有一点，如果在大陆的话，我了解顾客，了解大陆的消费者，我想这也是财富吧。
李南：但是她了解投资人，因为您的投资人，包括IDG，卢森堡•剑桥，都是属于美国背景的公司，而她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到目前为止，当当网经历了两次大的融资，而且每一次都比您预想的要好得多，他们给了很高的投资额。所以有人说，这都是因为俞渝的功劳啊，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有华尔街背景的女老板，所以当当网才会成为这么好的一个投资项目。
李国庆：您说得对，如果这个企业没有俞渝这种MBA毕业、在美国又有过从业经验、又是海归的人，肯定不会拿到这么多投资。但也不是说，就是因为有俞渝才能拿到这么多资金。因为在西方股东里边，她有她坚定的支持者，我也有我坚定的支持者。有一次，我因为我个人的待遇股权问题跟董事会争论的时候，我说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辞职了。我坚定的支持者说，那不行，如果这个公司李国庆辞了那咱们现在就清盘关张算了。当然她也有她的支持者，所以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已经说不清了。
李南：能不能对那些夫妻创业的朋友说两句话？
李国庆：每个企业管理者自己的这种感悟，不一定都能被别人复制，所以别人拿去也不见得会管用，我这也只是个人之见。我觉得夫妻创业，不是说一个细心、一个粗心，夫妻就可以合在一起。女同志多数都是细心的，所以要在管理上有侧重。我们这个团队就使投资人特别高兴，喜欢她的人说买一送一，投资买了俞渝，结果还送来一个李国庆；喜欢我的投资人也觉得买一送一了，说我们本来投资的李国庆，怎么上帝又给他们冒出一个俞渝。
我对夫妻店（无论大店还是小店）以及家族公司老板第一个建议：不掩饰分歧，但一级听一级的。我对跟我们接触的高管人员说，我们夫妻也许会有分歧，在你们面前会暴露，希望你们正确对待。但是为了不影响执行力，一定要告诉大家，老板的老板不是老板，只有你的上级是你的老板。比如说我管市场部，俞渝对市场部有意见，直接抄送给我的下属没问题，她可以有想法、有建议，但是我要求她一定要加一句话：“具体做不做，请听你上级的。”她也是这么做的。她管的财务、技术，我老有意见，有的意见两年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然后我就发火，我说尽管我已经提过两年了，只要你们不改，我就永远不停止地呼吁来催促你们，但是具体改不改、做不做，请你们听俞渝的铁的原则。很多夫妻创业，最后乌烟瘴气，底下还划线跟谁走的问题，分成两派，企业肯定搞不好。
如果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想创业之前应该跟不是夫妻的合伙人之间一样的道理，就是产权安排要明晰。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财产要分开，但是这是一个评价问题。我觉得很多夫妻产权不清晰，最后弄得不可分割甚至打架，拆都拆不散，就是因为这个钱分不动。于是俩人都耗着，你想把我踹出去，我还想把你给赶出这个公司董事会，结果就在这儿较着劲，而且有的是离了婚，各有各的家庭了，还要在这儿纠缠不清。这就是整个中国人合伙的技术不发达，夫妻更要在这一点上注意。这样呢，最糟糕的，如果离婚了，也不煞风景或受到伤害，就是你感情已经受到伤害了，在财产上也不会受到伤害。
李南：事业上也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
李国庆：对，所以从这两点上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夫妻，都在这儿没有谈清楚。但是如果特别感兴趣说怎么才能界定清楚，我们底下可以交流。
李南：还有是不是不要把家当作第二个办公室？这个好像很难分清楚啊！就是说在办公室里可能吵架了，为了这个事从办公室吵到家里面，从家里吵回办公室，生活跟工作全部搅在一起了，很难分得清楚。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李国庆：我做得不好，俞渝做得好，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郁闷，回到家里还找她的茬。我们界定过：“回家不许谈工作”，但是过了半年就突破了。后来又界定：“进了卧室就不许谈工作”，又坚持了半年，现在又破坏了。每星期会有一个晚上，我们要在卧室谈工作，谈得高兴了还挺兴奋，有时候谈得不高兴还挺沮丧。如果我们是没有夫妻关系的联合总裁，肯定是坏事，底下高层管理人员就很困惑了，一定会站队，联合总裁之间的分歧也一定会打到董事会。就是夫妻的我们有两次险些打到董事会，我说那好吧，咱们看看股东支持谁。我就有这样的朋友开的公司，一个股东支持三派在打，结果曾经办得非常好的公司已经散摊了。所以如果不是夫妻关系的联合总裁，我觉得前途堪忧，就像我们过去，一个厂长、一个党委书记，这个怎么弄啊，这就很麻烦了。
李南：您一直在强调“创业”这两个字，您觉得你们俩还在创业期间吗？当当目前应该说在网上图书音像店这一块在全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李国庆：它是到了一个新阶段，已经不是创业了，但我还是认为领导高速成长的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还是需要有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而不是职业经理人。
第一部分第12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4）
李南：您觉得真正的海归跟土鳖，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最根本的东西在哪里？
李国庆：俞渝在这方面跟我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我们俩都挺有代表性。就是说我更有激情，更凭直觉做事，而他们在西方工作学习生活只要超过6年以上的人，特别是很小就出去的人，就很有计划性、很有逻辑，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强。
她说我是脚踩西瓜皮，蹴遛到哪儿算哪儿。李南：那么当时你们两个在一起联合的时候，肯定是想互相都有优势，能够强强联合发挥最大的效用，投资人和董事会也是这样看的。最终这几年下来之后，您再回忆这个过程，你觉得是海归的这种洋派意识，还是您的这种本土意识，在公司当中起的作用会更大，对公司的贡献率会更高呢？有这种比较吗？
李国庆：比较不敢说。反正在过去的3年半，俞渝平心静气的时候，她会说，国庆还是你比我贡献大，但是如果到股权如何在我们俩间分配，那这话就不说了。
李南：你们俩的股权谁多些呢？是一样的吗？
李国庆：不一样，我多。
李南：还是您多一些。
李国庆：在许多问题上她平心静气的时候，她说你应该多，你就是应该多；她生气的时候会说，当初给你多就是照顾你了。
李南：那么这时候你也只好忍了，不会去跟她据理力争？
李国庆：我争不过她。所以我想过的办法不外乎就是我离开当当网，让你失去一年200％的速度增长，看看会怎么样。
李南：您离开当当网？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业型的人，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机会、新的事业、新的天地，还是因为确实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和摩擦？
李国庆：都有。但目前我想证明，我离开以后，当当网就没有这么好的增长速度，让俞渝更佩服我。当然俞渝也说过，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办一个企业，在业内、在一个领域里边做到了第一，是多难的一件事儿，你以前办过十几个公司，你知道啊，进入前3名是非常难的。你这是意气用事，你应该认真地做，做8年才能做成一个优秀企业，做到价值10亿美金，这对你的认可不更好吗？我说那不行，做到20亿美金，你也不会认为我的贡献有那么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更幸福。
李南：您刚才所说到的她属于海归，所受的这种训练，这种严谨的、有计划性的训练，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吗？有这样一个很严谨的妻子，我觉得做丈夫的应该觉得非常欣慰或者说会非常有安全感或者很稳定。
李国庆：是。我跟她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她一切都计划好了，而且一切都在计划内。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什么都在计划内，连我们到达坦桑尼亚，几点到，几点什么样车接，该住在哪儿，第二天怎么回事，第三天怎么回事，她已经在之前全计划好了。我就更愿意，咱俩就带一个孩子嘛，咱们飞过去就得了嘛，到那儿酒店有的是啊，叫个出租车，去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就行了。她不是，她说我是脚踩西瓜皮，蹴遛到哪儿算哪儿，如果她没有计划，她就睡不着觉，说明天该去哪儿，我不知道，她就批评我的，所以现在反而都是她计划。
当当网对我来说就是实现我作为创业企业家的梦想，我不能理解所有男人的事业心，我能理解有事业心的男人，对他们来讲，事业是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一种工具。李南：目前你们俩有没有想到过真的在工作上要分开？既然当当网也已经走上正轨了，你们就一人再开一个公司，或者您就再搞一摊，俞渝这边再接着把当当网做大。
李国庆：我希望分开，就像你说的，当当网已经步入正轨，盈利已经不再话下，它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价值10亿美金的大企业。大家都知道新浪、网易现在在美国的市值，都超过10亿美金了。但当前公司离不开她，也离不开我，如果为了企业的未来，为了股东的利益和我们个人愿望的话，我们应该不分开。俞渝就说不要分开，她说做一个企业，你不要认为4年就可以做到上市，就可以值很多的钱，应该做8年。但是从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讲，因为企业还可以有别人做，企业也可以做基业常青对吧？可是对于我们俩个人的生活来讲，真的就这么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想，为了我们俩，这种婚姻的生活和情感可能该分开。不然就是“我们把青春献给当当网了”。
李南：也就是说如果再这样干下去的话，再当联合总裁，这生活中的联合就可能有了问题是吗？
李国庆：对。感情上就会障碍重重，我们俩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创业呢？我想这里有它的道理，我也跟俞渝讨论过我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我们觉得我们是齐心协力，就是背靠背，我们俩之间不会算计。
李南：其实我想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能力都很强。但是你们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就所谓中国有这种海归和土鳖之分，那么这个理念的冲突可能就特别的强烈。
李国庆：我觉得很大的分歧是在生活上，比如说对待家庭的观念，因为她很早就出去了，大学一毕业就出去了，10年啊。而我一直在国内，我记得我在创业时，第一笔钱就是借了6000块钱，后来到底是6000还是2万也说不清了，是和我父母借的啊。到现在有时候想想，我父母也应该是股东啊，但是他们不跟我争任何东西，他们全力以赴地支持我，所以我们的家庭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在地下室，你招聘人家都不敢跟你来，不敢与你为伍，于是就勉强姐姐过来了，哥哥、表亲也过来了，同寝室同学加盟是跟你同心协力，应付各种债务的时候更体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难免会把家庭观念看得非常重，而她就看的非常得淡。
嫁给我之后，我要给我们家里钱，她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就特别奇怪。有一次她找我谈话，她说我觉得你让我跟你在一起没有安全感，你轻易借钱给他们做生意，你可以随意送给他们钱等等，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可是我说，我就应该送，我愿意给他们，怎么办呢，你看这不就冲突吗？我说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吗？要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你吗？你很难理解。你的家庭跟我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我的父母有任何好吃的，一定是自己不吃也要给孩子们吃；而你父母不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要教育孩子平等，有一个苹果，大人和小孩得分着吃，这不一样的。所以她还是理解不了，她不愉快。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我不能娶了你，就按你的主意办啊！后来她提了一个主意，她说：你妈妈看病尽是进口药，怎么每次都是你出钱呢，你兄弟姐妹是不是都有义务？我说你说得对，就我钱多，干脆我出70％，那30％让他们平均分摊，她觉得这样可以。还有，我母亲心血管疾病缠身，她说：“你跟你母亲这种感情，将来要花多少钱”。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她说：“在美国，一个人最后一年就要用掉一生99％的医疗费，何况现在医学手段这么发达”。她为这事有一周的时间夜不能寐，不知道怎么跟我谈，她怕我接受不了，最后她还是决定跟我谈。我说：你说怎么办，“我看来，我妈妈需要多少钱，只要有我都要花啊！”她说：“咱们还是商量一个限额预算好不好？”你母亲如果病重，要靠药物、靠医疗手段维持的时候，咱们能不能有一个上限，花到上限就不再维持了？”这个女人真神了，美国MBA学这个吗？她说是学这个，她整天在美国做收购企业，把什么情况都给预算到了。我觉得她讲得有道理，预算额度也让我满意。我母亲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了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挺高兴，省得我整天掖着藏着，夹在妈跟媳妇之间。我投资一个公司，之前我跟那个老总说，干脆别说我在你这儿有股份，分红利你给我留着，将来我妈的医疗费就从你这儿出了。我和俞渝谈完以后就不用这样，我们很坦诚。我还告诉我母亲，我说给你的最后的医疗费用预算总额是几十万，我妈说你别了，到那时候干脆把管子一拔，我也不需要。她去年去世了，其实就连几万块钱都没到，就没给我这个机会，所以这又是我一直遗憾的地方，没给我花掉这几十万的机会。
第一部分第13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5）
我觉得李国庆比较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挺能说的，思路非常敏捷。
——王中军
作为北大出身，李国庆属于比较幸运的类型，大部分人都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是他却做成了。
——高晓松
开始我刚把她娶进来以后，我们家里都认为她这么严肃，这下完了，有了媳妇人就变了，后来听说她这些规则以后，觉得她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在生活中，她是处处当规则的制定者。李南：她会不会在生活中给您制定一些规则，像她在公司里一样？这些规则，有没有哪些您觉得您是可以严格遵守的，哪些是可以选择性接受的，哪些对于您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去照章执行的？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
李国庆：我刚才已经讲了对待我的家庭，她是有规则的，开始我刚把她娶进来以后，我们家里都认为她这么严肃，这下完了，有了媳妇人就变了，后来听说她这些规则以后，觉得她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在生活中，她是处处当规则的制定者。我现在总结出一个经验，就别做中国男人那种样子，跟老婆交流时候就糊弄：行行行，就这么着吧，咱们赶紧睡觉吧。如果你不同意她这个规则，你就坚决说我不同意，你这个规则不好，我以前认为这么一说她吧，她会很生气，结果你说你不同意，她睡得特香，明天她就给你改变一个新的规则，说那好，咱们这样你同意不同意，就商量起来。但是你一旦答应的事情，你就得按照规则办，比如我们在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按西方的规矩，周四就告诉你，我们这个周末有个什么样的社交活动，所以我们刚结婚第一年，她说，每周四你就告诉我，这个周末干什么，得约一个让她愿意参加的社交活动，我也答应了，答应了我发现我老做不到，我这周四跟人一说，周六周日的事，开始大家都答应了，或者都觉得很奇怪，这么坚持了一年，做得不好，老挨她批评，我就找她正式谈，我说这个规则，能不能改一改啊，别人都这样做的不多呀，你别让礼拜四我就通知你，我礼拜六告诉你晚饭是干嘛就不错了，她想了想说，在中国这个环境，可能大家都没计划性，干脆就妥协了，她说好那咱们改变，就不这样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同意的事你别同意，你别凑合，他们可是认真的人，这些海归，尤其学了MBA的人，一是一，二是二。
李南：那么当时你们两个人比如说你喜欢俞渝，喜欢的是什么？您觉得您哪点是吸引她的？
李国庆：她懂得爱，我们认识之前，她谈过很多恋爱，我也谈过很多恋爱，也就是做了很多单元练习了，我们现在就到了做综合答卷的时候了，她对爱的理解，对人生的体验很丰厚，这是第一个。第二她会生活，现在很多朋友遇到生活上的事，都愿意给她打电话，因为她见多识广，她真是用全球的眼光来想在中国该不该买房子，你装修该用什么样式。我有些搞房地产开发的朋友，我说你就听听俞渝的就行，到底厨房、厕所、居室哪儿该大哪儿该小，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程度，你听听她的。因为她很会生活，一直是非常迷人的，所以一直这样粘着我、吸引着我。
李南：那您呢，您对她的吸引力，您个人认为在什么地方？
李国庆：我认为自己不复杂，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生意场上的事情，经历过成功与失败，但是对人还是很纯真、很善良，对她就更是了。她也觉得我不复杂，她跟我在一起不会吃亏。
李南：那么在商场上您的优势是什么呢？
李国庆：调察力和创新，抓住顾客的需求。你看我下海那么早，但是我两件事没做过，中间贸易的生意我没做过，我都是友情客串，给大家介绍认识，然后有时间吃饭，有兴趣吃饭，没时间、没兴趣，我一抹嘴就走人。我觉得给介绍一下，做贸易介绍一下，就挣中间费，这太可笑了。
李南：有违您做人的原则是吗？
李国庆：有违我做人的原则，我还得防着他们会不会把我甩掉，我觉得这个太没意思了。所以我愿意做消费者喜欢的，愿意进行产品研发，比如给他们出一本什么样的好书，或者组织什么样的人合作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精彩的书或者是VCD，然后卖给顾客，我愿意做这样的事。第二个我没做过的就是找政府公务员，原来我的很多领导都做了很大的官，找他们去弄块地皮、弄点政权啦，这种特许垄断寻租的事没做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桌子底下的交易，就算了。
李南：所以您一直都是一个小业主。
李国庆：可以这么说，从95年、96年的时候，我就做自己的企业，也不大，一年能赚个几百万。美国人挤兑我，说你这有什么用，不就两个美国人的年薪吗。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小业主，觉得挺沮丧。1996年，我决定不做小业主的生意了，做大生意、做大买卖，于是我到美国找上层关系。我说你们给我找找摩托罗拉，我能不能做他们在中国首席代表。
李南：结果呢，找到了吗？
李国庆：那些华人还开会，有的请我吃饭，一定要听我讲一讲国内的市场，因为1996年开始，他们也想回国创业。一介绍我，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entrepreneur，我不太明白entrepreneur是什么意思。我带着《袖珍英汉双解辞典》回去一查，原来这个entrepreneur就是小业主的意思，给我烦的。我不愿意跟人说这一段，但是每个人一定要问起我的这一段。后来我就认识俞渝了，我说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是entrepreneur。她跟我讲，你看这个企业你是owner，你是它的所有者，说entrepreneur的意思不是小业主，那是70年代出的字典，现在应该叫创业企业者或创业企业家，就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在美国最受尊重的是创业企业家，而不是职业经理人，因为那不是他的企业，他就挣年薪嘛。我算是得到一丝安慰。
李南：您自己觉得您的远大前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实现了多少呢？您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呢？
李国庆：也就实现20%不停地创业。我现在的创业跟过去不一样，是创大业。当当网对我自己是一个创大业的认证，在当当网之前的科文图书公司，对我也是同样的认证。如果说实现的目标，现在可能就实现了1/5的梦。俞渝劝我说，国庆，我们实在人就挣实在人的钱吧，我们就让消费者说我们的商品好，然后我们积累财富，笑到最后才是笑。我认为我这一代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演绎着这样的中国创富故事。而不是说利用官场关系炒地，或者跟银行借了几千万不还了，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们干不来，越来越多的人也干不来，以后可能机会很少。
用海归时一定注意，他得有工作经验。我的经验告诉我，创业灵魂人物（一把手），不应该是海归。李南：现在这样的环境，跟您当时创业相比，更有利于创业者吗，会有更好的机会吗？
李国庆：当然。
第一部分第14节 联合中的总裁 李国庆专访（6）
李南：也许很多人把这个资源已经圈完了，所以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了。
李国庆：政府垄断的那些资源确实快圈完了，这是真的。你看北京有钱的人就是找不到地，一手的地没了，但是面向消费者的机会多的是。而且过去在市场排名靠前的这些企业，都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因为有些企业的成功有巨大的水分，有政府财政的支持，有返税，有很多低价的房子等等。我想这个今后没了，而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持币购买，他们来投票的时候，那么有创新精神的、天才之想的创业者有很多的机会了，重新洗牌。
李南：那您现在的“天才之想”是什么呢？
李国庆：如果让我离开当当网再创业，我还是通过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来为所有的网民做点什么，为他们服务。任何做企业的人士只要不摔大的跟头，你想一个企业，5年前我的投资人，美国人，他当过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生下来就是亿万富翁了，他老爹留的钱，自己也很有本事。当时我办我的科文图书公司，我说我每年能增长45％，他说不用，你每年增长20％就行，你算算10年下来是什么样子。我说不行，太慢了，我就要45％，还要设计80％的增长，结果摔了一跤，错误地进入一个产品领域，然后再爬出来，有3年呀。中国的企业都是这么走，然后摔下来，又要重新爬，所以现在三年五年过去了，我倒信了。如果一个企业，像当当是因为互联网太特殊了，每年能增长120％~200％。传统企业每年增长20％也是不得了的，所以俞渝也有一句名言，因为她在国外看得更冷静，说中国企业聪明的人、有能力的人这么多，饿死的不多，都是撑死的。
李南：前几年很多的海归回来，当时可以说是社会给了一种非常赞赏的态度，但是这两年过后，这个情况也发生一些变化，一些矛盾出来了，您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李国庆：肯定需要海归。作为职业管理人，他们身上确实有优点：管理技能全面，坚持原则，办事讲程序，使公司能有继承，而不是因人而异、因人而乱或者因人而好，所以我认为肯定需要。问题是用海归时一定注意，他得有工作经验。我的经验告诉我，创业的灵魂人物不应该是海归。
因为创业阶段确实得掌握公司大方向，对中国市场有直觉，找到海归，让他作为你的副手、左膀右臂，或者承担某一个部门可以，但是一定要让他认可你这个本土的灵魂人物。如果他不认可你，处处挑战你，而且挑战的如果都是皮毛，这个公司就完蛋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信你这一套吗？信，把他请来；要不信你可别贡着他，你要供着他就麻烦了。同样，对海归创业，我也有建议，我并不是说都是海归不对，如果海归想创业的话，一定要有本土的人跟你做搭档，这样更接近成功。这一点我有很多海归朋友特信我，以至于他们都愿意问问我有没有好的本土做企业的人士跟他去搭档。如果做副手的话，请这个海归灵魂人物，也一定要问清楚，他信你这一套吗？如果他不信你这一套，那你这个企业没有执行能力。
李南：有没有想到把你们两个的故事出版成一本书，没准可以成为当当网图书音像城最畅销的书。
李国庆：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我们讲呢，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纸上谈兵啊？纵然我们办了10年企业。我们想把当当网真正做成一个为国人所尊重的一个大企业，还是我说的标准，就是价值10亿美金。而且这个不是谁评估出来的，是在股票市场上它有10亿美金的价值，真金白银，到那个时候，我们来写这一段故事，我想才有说服力，大家才愿意看。
海龟和土鳖，他们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而像李国庆和俞渝这样用这种奇异而鲜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并且可以把一个电子商务企业做得有声有色，的确也是非常不容易。你可能很难想到在这样严谨刻板的经济生活背后，会有这样多姿多彩的一面，在当当网站200％增速背后有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当当网站能够越做越大，同时也希望李国庆和俞渝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幸福美满!
编导：曲丽萍
在做本期节目之前，我们约李国庆做一个前期采访。可是刚一见面却不见庐山真面目，一个戴着大口罩的身材修长的年轻人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于是，大家的话题就从非典开始，当然没过几分钟，那个大口罩就挂在他的胸
前，纯粹成了摆设。
如果让我也评个什么“《财富大家》之最”的话，那对李国庆的采访绝对是“最愉快的”，因为抛开了沉厚的理念和所谓的模式，探讨的都是十分轻松的话题。即使我们问到了一些常规的、对于企业家而言必然要回答的经济学命题，李国庆也是用幽默的语言让我们捧腹，回过头细细想来，这也是另外一种智慧。
当我提到自己曾在其它网站购物时，李国庆马上追问我都买些什么，对它的评价是什么，还问我是否保留了当时的购物清单。看来，李国庆外表幽默诙谐，但一涉及到企业经营，可是一点也不马虎。
在演播室实录的时候，也是笑场多次，几次中断，这在以前是根本没有过的，尤其是他讲到自己与俞渝关起门来修改遗嘱的时候，连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直不起腰来。我想当当网对于中国网络业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这对创业夫妻对于中国企业经营模式的探索方面的意义也值得重新认识。我们真诚希望他们和当当能一直走下去，甚至不为别的，只为给我们带来的那份特殊的欢乐。
第一部分第15节 在孤独中前行 卢铿专访（1）
在孤独中前行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华新国际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卢铿专访
人们常说三代才会培养出一个贵族，说明贵族不仅需要血统的传承，更需要文化的积淀和气质的长期培养。中国早已经没有贵族的名衔，但是有这样一位企业家，他的企业被业界称为是富含贵族气息，而他本人又被人们公认具有浓郁的贵族气质。他就是我要为您介绍的卢铿。卢铿
国籍：中国（香港）
民族：汉族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主要社会关系：祖父卢作孚——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教育家和实业家，曾参加同盟会和少年中国同学会，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是毛泽东所说“近代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
简历：
1950年3月，生于香港
1952年，返回祖籍重庆定居
1966年7月，毕业于重庆一中
1969年3月~1970年底，知识青年（四川万源县）
1971年~1978年，工人（四川万福铁厂）
1978年~1982年，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钢铁冶金系
1982年~1984年，在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
1984年，下海从商至今
历任：
武汉大通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部经理
香港大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加坡维信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
现任：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华新国际集团管理委员会主席
沈阳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社会职务：
辽宁省政协常委
沈阳市政协常委
中华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
辽宁省工商联副会长暨总商会副会长
沈阳市工商联副会长暨总商会副会长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理事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理事、城市开发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
中国城市房地产商协作网络（中城房网）行业交流委员会主任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会中心会员
主要荣誉：
1982年“全国三好学生”（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
1993年沈阳市“荣誉市民”（沈阳市人民政府）
1999年“新住宅运动”首倡人
2000年“新世纪十大前景人物”（《北京晚报》、北京世纪企业家俱乐部）
2001年“跨世纪优秀人才”（中国改革发展丛书编纂委员会）
2001年“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房地产世界》杂志）
2001年“十大最具价值的经理人”（《英才》杂志与湖南卫视）
2001年“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之首（第三届深圳国际住交会、全国主流媒体联盟）
2001年“辽沈地区十大经济风云人物”之首（新华社辽宁分社、《时代商报》）
2001年“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十大新锐人物，中国优秀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2002年“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第四届深圳国际住交会、全国主流媒体联盟）
2002年“最佳经理人”（《新青年•财富》杂志）
2002年“十大最聚人气企业家”（《英才》杂志、新浪网、《北京青年报》）
2003年“辽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辽宁经济日报》、辽宁省政府）
2003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卓越贡献100人”(《中国房地产报》)
2003年“2002年度中国楼市推动力人物”（《中国建设报•中国楼市》）
在上个世纪初期有过一个叫卢作孚的人，抗战时他的民生轮船公司在炮火下完成了中国工业的大撤退。卢铿是他的嫡孙，但船王祖父没有留给他殷实的家业，相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历经了与同龄人一样甚至是更多的磨练，照样插队、照样当工人，直到1984年他的身世和背景才被人们所关注，开始走上一条被人所称的红顶商人的道路。
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一位很伟大的祖父。李南：现在只要是一些提到您的文章，肯定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当时在“血统论”横行的时候，您一直在这个出身不好的阴影之下，现在一下子成了名门之后，期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卢铿：其实这是一个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经历。小时候，就是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很伟大的祖父。后来文革前夕的时候，实际上从1964年开始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的时候，一直到文革期间的血统论，整个十几年的时间里确实是生活在一种阴影当中的，那个时候自己也感觉到好像真是出身不好了。我在农村当知青和在工厂当工人的加起来10年当中，几乎都是不被重视甚至被人另眼相看的。
第一部分第16节 在孤独中前行 卢铿专访（2）
李南：这不很矛盾吗？一方面，您觉得有一个伟大的祖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样伟大的祖父使您反而受到别人的歧视，这样一种矛盾在您当时还很幼小的心灵当中是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
卢铿：是啊。文革以后进了大学才逐渐地淡忘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逐渐开始感觉到自己祖父的那种光芒、光辉、光环。近几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人们对我祖父和他的思想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才发现他更多光辉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辛亥革命和后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抗日战争等方面做了许多贡献，以及解放之后是他最先提出来公私合营，然后才重新认识他。最近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一本评传)，就是金雨时先生写的《紫雾》，记述和评价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为我们民族所做出的许多杰出贡献。
李南：真是世事沧桑多变幻啊!您一直说祖父对您影响非常大，其实我们知道您跟祖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您在两岁的时候祖父就已经去世了。
卢铿：应该只是说我祖父看见过我，我没看到过他。大概是我几个月的时候，祖父来看过我，因为那时候小，没有任何记忆。
李南：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种影响最大的体现是在什么地方？
卢铿：我祖父留给我们的东西呢，真正我看得见的就是一张纸，就是他送给我学园艺的姑姑的一张纸，上面写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后来我们把这段话演绎成了华新国际的企业理念，就是“携手同创花园世界”。
卢铿善于打文化牌，不管是新住宅运动还是后来的新文化地产，从原来的私营企业家到现在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即使再做地产，卢铿，还是那个理想的卢铿，我们都可以嗅到他那独特的文化气息。炒作也好，做秀也罢，我们还是要敬佩他。毕竟用这样方式经商的人为数不多。
李南：“新住宅运动”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现在谈来有一些陈旧了，因为提出来有4年时间了。作为它的倡导者回过头来想，这4年它的发展和现状您是不是满意？您觉得到底给我们消费者和普通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
卢铿：在1999年、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时房地产行业发展得非常迅速，大家都看见它很好的前景，但是又发现许许多多问题。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这个行业有许多思考，就是如何能够使得这个行业的发展摆脱盲目、茫然和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如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如何更全面地发现问题和更完善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李南：您觉得您的企业从这样一个运动当中，有没有得到一些很实在的经济效益呢？
卢铿：我觉得新住宅运动的提出，使得当时的华新国际企业被推上了一个高位，人们都看着它。所以我们当时也有一个意图，就是制造一种压力把它抬到一个高位上，然后逼迫这个企业进行更多的产品创新和文化理念的创新，这一点我相信是做到了。
我觉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最终会体现在文化上。
我觉得住宅、房地产这个产业，应该有比别的行业更加深重的文化创新使命。李南：你们这两年的产品，一直是体现了新住宅运动整体的一个脉络和思路。我知道现在又提了一个新文化地产，我感觉新住宅运动很神圣，是一个理想状态，而新文化地产似乎向商业价值上面更靠近了一步。您要用新楼盘的概念去诠释新文化地产，是不是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理想和现实差距进一步缩小，或者使它更加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所依附的一个路径？
卢铿：新文化地产是在最近提出来的，随着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准和素质的提高，在今天的上海北京及一些新的城市，人们对地产素质的追求在改变，人们不只是希望有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探寻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
李南：地产一定要和这种很悬的文化概念等结合起来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不断向前的内在动力吗？别的行业好像不太是这样的。
卢铿：其实文化是一个用得很广的一个词，同时许多人对它有不同的诠释理解。但是说白了文化就是一种方式，一种生存方式或者思维方式。我觉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最终会体现在文化上。而房地产又是一个最广泛地跟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使命跟别的行业有些不同，因为它受到千家万户的关注，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同时又能够引起其他行业的变革更新，所以我觉得住宅、房地产这个产业，应该有比其他行业更加深重的文化创新使命。
如果作为区域文化群落的话，上海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群落。卢铿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他生于香港，1950年随祖父一起回国，幼年在重庆长大，在四川当过工人，在东北读过大学，在武汉当过工程师。然后在香港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而今天他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他现在说他喜欢上海。
李南：您最喜欢的城市就是上海，为什么呢？
卢铿：我一直很喜欢上海，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如果作为区域的文化群落的话，上海无疑是中国文化群落中最优秀的。
李南：可上海文化当中有种说法是，上海很难产生企业家尤其是真正的企业家，因为上海的文化当中天生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有冲突的一方面，所以我们看到上海大的企业家并不太多。
卢铿：这个可能有些历史的背景。我看过余秋雨写的《上海人》里边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在上海你可以发现许多那种非常有才能的经理人，他们可能打工打到最高的国际水平，可以在许多国际大公司做CEO，但是上海缺老板，我觉得这是地域文化对人们思维方式的一种影响。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人才分类的书，认为经理人和企业家确实是两类人，企业家需要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素质，这种精神和素质就是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敢于创新，敢于探索，敢于冒险。这方面的素质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上海人相对要弱一点。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点，就是做事非常认真、谨慎、讲信用、审美观念比较好，我觉得这正好是在新的移民潮当中，本地人和外地人融合产生上海文化素质的新基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李南：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上海的移民吗？
卢铿：当然，我算新移民。
第一部分第17节 在孤独中前行 卢铿专访（3）
李南：新移民当中，上海目前更多的可能是出一些非常高级的经理人，或者高级的技术工人等等，他们在这个层面上非常好。您作为一个企业家融入到上海目前这样一个文化当中，会不会有冲突？一个不太产生企业家的地方，能够容纳您这样的企业家吗？
卢铿：我觉得上海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无论产生优秀的经理人或者优秀企业家，都需要一个环境，一个沃土。上海实际上就是这个沃土，首先它的市场机构就不同，与中国的其他城市相比，任何一个行业在上海的市场空间都比较大。第二就是它有一个国际的文化背景，就是所谓的海派文化，这个国际文化背景使得人的视野能够更开阔，这对于打造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领导人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这个地方的金融环境比较好，它有比较好的资源，整个城市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宽容的城市，很包容的城市。因为上海是中国的，是世界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习惯于在这个新的大上海来工作，同时能够通过这种不同地区人的交流，使上海的未来更加美好。
地产业被认为是一个最讲求关系和手腕的行业，但在这方面卢铿并不擅长。在沈阳“慕马时期”，华新国际没有取得理想的地皮，买壳上市也未能如愿，当时卢铿很不甘心，但是事后却已不太在乎。这么多年以来，华新国际企业就刻上了卢铿个人风格的烙印。
我觉得无论对企业或者对产品来说，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他有一个根本的责任，就是说他需要不断地去探索企业的航向，同时应该有一种不断提高的审美追求。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被人评论为贵族气质的一种本质的东西。
有时候就是因为丧失了一些机会，你丧失了一些面子，多付出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精力，你就不能够像有的人那样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拿到更便宜的资源，所以这需要有付出的，在我们成本当中我相信这是组成部分之一。李南：您怎么样来理解“贵族”这两个字在企业上的运用？
卢铿：我确实听到过这种说法，来自文化界或者是来自我们的行业。
李南：冯仑就是用这两个字来评价您的企业的。
卢铿：他提出贵族气质，我觉得更多的是感觉到我们在做企业的同时，花了一定的工夫关注自己和企业的使命。我们关注行业的文化、企业的文化，注意企业的诚信，我觉得无论对企业或者对产品来说，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他有一个根本的责任，就是说他需要不断地去探索企业的航向，同时应该有一种不断提高的审美追求。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被人评论为贵族气质的一种本质的东西。
李南：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每次见到您时都会觉得肃然起敬，而在您的企业里面，大家都不称呼您“卢总”，而是叫您“卢先生”，他们说这是因为表示更加尊重，这个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卢铿：我也不知道。自然产生的。我后来发现我们《华新国际》月刊上有很多文章，那些文章里面从来不称我卢总，我也是无意当中发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李南：有人说您是“一个道德底线非常高的人，恰恰处身在一个道德底线很底的市场当中，尤其是在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当中”，那么能够坚持自己的道，一路披荆斩棘地走过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这样一个坚持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卢铿：最难的也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怎样去适应这不太成熟的甚至于混沌的市场。
李南：那您是怎么适应的呢？
卢铿：有时候就得付出，你可能会丧失一些机会，有时候就是因为守道，丧失了一些机会，丧失了一些面子，多付出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精力，也就不能够像有的人那样，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拿到更便宜的资源，所以这需要有付出的。在我们的成本当中我相信这是组成部分之一。
李南：在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自己认为是低声下气的去求别人的时候？
卢铿：求是肯定有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可能没有求人的时候。我也乐于去求人家，但是不至于到低三下四那种状态。
李南：现在市场发展得非常快，竞争也非常惨烈，当您为了自己的某种原则和道德要求，舍弃了公司的很多发展机会的时候，或者损失了利润的时候，您会不会怀疑自己？您的员工对您是不是有怀疑呢？
卢铿：有过，我相信我本人和员工都有过怀疑。但是最后大家也需要承认我们一路走过来，没有重大的不合法律行为是正确的。华新国际当时面临沈阳“慕马”二人所造成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背景，还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也是我们华新国际品牌光彩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说大家还是认同的。
李南：有没有一件事情让您记忆非常深刻呢？
卢铿：有，曾经有两块土地的机会，我们希望争取到，也去找过当时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都被他拒绝了。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拒绝了。
李南：后来您知道了。
卢铿：后来当然就知道了。
李南：因为没有去向他贿赂。
卢铿：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那种人，没想到他是那么糟糕。还有一次，我们想去买一个上市公司的壳，也被他一口拒绝了，他根本就没有商量余地就把我们推出来。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失落，为什么不如我们的公司能够拿到这种机会而我们拿不到呢，确实有这种困惑，对自己也有些怀疑。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走出那一步。
卢铿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大量的俯卧撑使他精力充沛，他还一直笔耕不缀，每晚伏案疾书的结果，是40万字的著述，讲述了他多年的感触和心得。“新住宅运动”、“新文化地产”，一个个理念被他演绎得丰富而深厚，写作成了他另外一种工作。
第一部分第18节 在孤独中前行 卢铿专访（4）
李南：金雨时先生说过您是很勤奋的一个人，每年都会有书出版，这在其他专业作家看来也是非常了得。那么您每天勤于笔耕，是想用您的思想去影响您同时代的人乃至影响您的后人，还是说完全是自己的一种需要或追求一种满足感？
卢铿：都有。我最开始写文章也就在几年前。有时候是为了我们那本《华新国际》月刊，是他们需要我的文章。后来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我的文章还有别的作用，比如说一方面可以通过写作过程梳理我的思绪，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学习的压力，同时也通过这个特殊方式宣泄我内心的一些思想，或者总结归纳出一些思想来。后来我发现我们许多同行，都是通过读我的文章在了解华新国际和了解我个人，我更感觉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写得比较杂乱的一些文章逐渐归回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差不多每个月都写一篇文章，题目和主题内容都不同的文章，大概有6000~8000字吧，已经形成我的习惯。我每个月都写，就已经不只是给我们月刊用了，许多报刊、杂志也在使用。我觉得这些文章，通过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悟道，得出的很多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在影响着同行。
李南：当时“新住宅运动”推出的时候，您说您希望中国房地产业应该有一面旗帜出来，您是不是希望这面旗帜始终是擎在您的手里？
卢铿：我没有这个奢望，包括“新住宅运动”的提出我不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当时只不过是行业发展到这个阶段，许多正面的和反面的东西使得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个工作而已。
骨子里面我很浪漫很理想，但是我做的事又很需要非常现实。
正因为你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所以你才孤独，也许这种孤独正是一种很高贵的东西。李南：有人这样评价您和冯仑，您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冯仑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
卢铿：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也许有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骨子里面是一个比较浪漫和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人，但是我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企业和现实的行业，以及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些责任。所以骨子里面我很浪漫很理想，但是我做的事又很需要非常现实。
李南：有没有感觉说，您和其他的房地产大亨们联系得不是很紧密，而且您的风格跟他们也不太一样。
卢铿：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也是正常的，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孤独感。在某一方面，因为有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是正的还是负的，他可能都有这种孤独感。
李南：您在房地产行业里有孤独感吗？
卢铿：有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只是每个人感觉不同而已。
李南：那您的孤独感在于什么？是您的理想没人能够理解？或者说目标离现实还有差距？
卢铿：这种孤独感不一定是行业的孤独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人，当感觉到自己的思想、自己做的事和别人有一定的差异时，或者说在实现他的理想当中遇到障碍时，就很容易有孤独感。这个孤独感不一定能表现出来的，但是它存在，我曾经感受到这种孤独感，它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正因为你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所以你才孤独，也许这种孤独正是一种很高贵的东西。
李南：孤独是一种力量。
尽管卢铿从不主动提及他那深厚的家庭背景，但是人们还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工业的伟人卢作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有着平实的外貌和理性的表达，但是人们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新概念的创造者；尽管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影响力凌驾于企业的影响力之上，但是人们却更多的将目光集中在他个人身上；尽管他工作作风细致绵密、踏实务实，但是人们却发现了他身上浓郁的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色彩。就在这诸多的矛盾之中，卢铿依然执着于他的目标，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旅程。
编导：曲丽萍
在我采访过的人物中，卢铿是很特别的一位。
我们的前期采访在周日进行，约好上午9点钟在酒店大堂见面，而我与李南9点整到大堂时，发现卢铿已经在那儿了，正与我们的摄像小周聊得很开心，原来他提前15分钟就到了，我们问他是否总是这么守时，他告诉我们，自己从来都是早到。
我们外拍的第一站是上海奥林匹克花园，上车时我们发现没有司机，原来开车的就是卢铿本人，我们今天拍摄全程都是由他来做向导和司机，这让我们很惊讶。在奥林匹克花园，我们看到设备一流的运动场馆没人利用时觉得非常可惜，告诉卢铿如果这些设备设在北京，那运动馆外会排成队，卢铿只是遗憾地摇摇头。在卢铿家中，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虽算不上是汗牛充栋，但是各类书籍也是应有尽有，主人的博学也可见一斑。我们在拍摄中如果有任何需要，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位采访对象，卢铿都立即打电话给他的秘书，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我刚想说今天周日你的秘书可休息不成了，转念一想，卢铿自己不也在工作吗？
卢铿说自己喜欢上海，我问他最喜欢上海什么地方，他说上海富于活力、又迷人，同时还有文化底蕴，如果真的具体到哪一个地方，他说最喜欢通向外滩的那一条路，车行其上，仿佛就要冲进黄浦江，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外滩的优美景色与古老建筑尽收眼底。一天的拍摄结束后，回来时我们恰好经过这条路，卢铿不再多言，我们也用心体会，眼前的路仿佛就是通向黄浦江，可是车子在高架桥上一转弯，果然别有一番新天地。
第二部分第19节 刀锋上的舞者 潘石屹专访（1）
地产刀锋上的舞者 SOHO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潘石屹专访
潘石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章子怡式的娱乐人物，并且准备在自己的事业旅途上，将娱乐化进行到底。他曾经在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当中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又巧妙地在泡沫破裂之前抽身而退。他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跟你谈艺术，谈哲学，谈事业。而在许多人眼里，此人既是房地产开发商中的另类，同时又是从暴发户向企业家转型的典范。对于潘石屹，媒体与业界众说纷纭，看了我们的采访，也许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潘石屹，生于20世纪60年代，长于甘肃天水；大学毕业后，曾经端过一段铁饭碗，但终究按捺不住经济大潮的诱惑，1988年，在海南下海搞起了房地产。1993年，他挥师北上，与合作伙伴创办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了万通新世界广场。1995年，他又创建了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也就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的前身；从1996年开发现代城，到2001年的建外SOHO和“博鳌蓝色海岸”，再到“长城脚下的公社”，潘石屹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树立了自己前卫与另类的形象。他不仅懂得市场，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将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标榜自己，只是从我的习惯，从我的形态上来说的话，农村的一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李南：今天看到您，我觉得很难把您和一个农民的形象连在一起，您为什么总是说“我是农民”呢？这句话已经成了您的口头禅，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
潘石屹：我觉得一个人许多性格的形成，跟小时候的关系是最大的。你见到的人，你形成的习惯，包括五六岁之前吃的食物，你吃惯米，可能一辈子就喜欢吃米，你喜欢吃面，这一辈子就喜欢吃面。我是在中国农村出生的，当时我爸爸划成右派以后，妈妈就回到农村去了，我就在农村出生了，我觉得农村对我的记忆和影响是最深刻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我自己标榜自己，只是从我的习惯，从我的形态上来说的话，农村的一段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
李南：哪些习惯还会在现在您这样一个时尚成功人士身上有所体现呢？
潘石屹：我爱吃面条，这肯定是在西北农村里面才养成的习惯。
李南：还蹲着吃是吗？
潘石屹：蹲着吃当然很舒服了，但也得入乡随俗是不是？在饭桌上，我得蹲到沙发上，这个好像有点跟城市生活格格不入。蹲的习惯没了，但还是喜欢吃面，喜欢吃玉米，喜欢吃苹果。这些都是我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吃得很香的东西，我就喜欢吃。
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封闭，使年轻的潘石屹发誓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离开家乡之后，潘石屹才意识到：正是自己从西北农村带出来的那一股子横劲，才让自己拥有了“敢想、敢说、敢干”的个性。于是，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潘石屹就一门心思扑在上面，任凭周围的人怎样评说，他始终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许多人还留恋机关里稳定清闲的工作的时候，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潘石屹却毅然下海，在海南开始了从商之旅。
银行真给钱了，第一件事情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份《海南日报》，这钱真可以流通了，我心里面才踏实了，就觉得跟做梦似的。这是赚的第一笔钱。李南：您觉得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是何时掘到的？
潘石屹：当时几个朋友成立了公司，又有了一个项目叫九度别墅，有8所别墅卖给我们，我们说行，然后找了一笔贷款把别墅买了下来，不到三四个月，就把这个别墅转出去，赚了一笔钱，这是我们6个人赚的第一笔钱。
李南：当时是借了20％的高利贷？
潘石屹：当时是北京一家金融机构驻南方的一个办事处，对他们来讲，我要是借你一笔钱，谁也不知道钱借给你收不回来怎么办，于是他谈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利息20％；第二是你赚完钱，在20％的利息之外，再五五分成；第三个条件就是钱不能你看着，得我派个人去拿这个钱。
李南：这么苛刻的条件您都答应了？
潘石屹：当时没退路，我们是无产阶级，身无分文。
李南：那是您做的第一笔真正的大生意？
潘石屹：这是我们6个人做的。这笔钱贷过来以后，给我们第一次按揭也是一个金融机构，你先出上40%的钱，把这个房子买过来，把这个房子的产权抵押另外一家金融机构，他再给你贷60％。
李南：那会儿也算金融创新了吧？你们6个人里面有人懂金融吗？
潘石屹：没有人懂。
李南：有人懂做生意吗？
潘石屹：都不太懂。
李南：就是凭着一种青春的热情，在海南做了这件事情。
潘石屹：我们是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报国道路，当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披荆斩棘，共赴未来》，那都是革命热情。现在中国慢慢市场化了，在十几年时间里市场氛围就形成了，谁都觉得经商不是丢人的事情，可那时不行。当时我们已经是没有革命理想就是为了赚钱，自己都已经下海办公司了，可是这个弯还是转不过来。
李南：当时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我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潘石屹：那倒没有，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当时赚钱是心里面特别强烈的愿望。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特别兴奋。第二天合同签完了，要付到我们账上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觉，全身发热。我平时晚上睡觉从来不失眠，精神非常健康，结果那天就睡不着觉，我起来以后冲澡，用了凉水冲澡，还觉得全身是燥热燥热的，很难受。第二天钱到了，我们不能想像这个真是我们的钱了，就是两三天前，我们还是穷得叮响，吃饭的钱都没有，突然一下有钱了。先想能不能从银行取出钱来，银行真给钱了，第一件事情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份《海南日报》，这钱真可以流通了，我心里面才踏实了，就觉得跟做梦似的。这是赚的第一笔钱，我想大多数人在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很兴奋。
海南的成功让潘石屹初次尝到了搞房地产的甜头，从此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嗅觉，他断然北上，从此便在北京扎了根。工作之余他喜欢阅读哲学书籍，他的经营理念也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如何“避其锋芒，击其惰归”也就成为了老潘与对手较量的重要指导思想。尽管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几次面临危机，但潘石屹的公关技巧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处理方式既另类又不失妥当。当然，他的做法的确也引来一些人的指责，但对于别人的口诛笔伐，潘石屹坦然笑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你错的话，你就道歉，可是你不能够欺骗，你如果欺骗媒体，欺骗客户，欺骗公众的话，就很糟糕。李南：人们说潘石屹是喜欢盖房子的人，您自己建了红石、SOHO，您对房地产充满了感情是吗？
潘石屹：其实原来我不是学建筑学的，这10多年却一直在建房子。你自己要想，你身上的长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你一定要扬长避短，就跟田忌赛马似的，跟别人在那儿比赛的时候，三局里面你要能够胜两局。
第二部分第20节 刀锋上的舞者 潘石屹专访（2）
李南：您的长项是什么？
潘石屹：我第一个长项是设计产品，我觉得建筑产品最灵魂的东西还是设计。第二个长项是我对市场的理解。
李南：敏感？
潘石屹：非常敏感，就是市场上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他住才能舒服，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两个长项。
李南：那有两个短项是很要命的。做房地产就像您自己说的，要跟银行拿到钱，要从政府拿到地，没钱没地，有好的设计有什么用呢？
潘石屹：所以从土地上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比较尴尬。
李南：断顿了是吗？
潘石屹：断顿了。我估计再过1个月时间，如果还没有一块地的话，我这个营业额30多亿元的房地产公司，就会变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就没任何东西了。
李南：真正成了房地产界的无产者。
潘石屹：没有房子没土地，所有的房子都销售光了、所有的土地开发完了，可不就这样了。所以我还是盼望政府的土地公开交易政策能够尽快出台。现在是政策已经出台了，就看政府能不能够把土地推出来。
照我的原则就是你爱到哪儿曝光就到哪儿曝光，我做错的事情如果你想通过法律解决，法律上面判下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有说私了的，我没给过一分钱。李南：有人确实非常认可您在营销方面的一些做法和一些理念，包括危机公关处理等等。那次户主打人事件您是凭什么把它巧妙化解掉的？
潘石屹：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判断这个世界变了。现在完全是信息时代、媒体时代，在这个时候人最需要的品质是诚实，错不要紧，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所以你错的话，你就道歉，可是你不能够欺骗，你如果欺骗媒体，欺骗客户，欺骗公众的话，就很糟糕。让我受启发的是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事情。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别人给克林顿出主意，说你要这样说，你要那样说。最后给克林顿5大罪证，说他做假证，影响司法公正，他跟莱温斯基的事情都没事了，反而是这个事被人家揪住了，因为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跟大家说实话。如果克林顿在这之前就对着媒体说：我对不起莱温斯基，我对不起我老婆，我对不起美国人民，他说一声，大家肯定就原谅他了，我想这个时代都是会原谅的，可是大家不能原谅你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说假话。
你做一个项目，有上百万平方米，有几千户人家、几万人在里面居住，一定会有矛盾，会有冲突。这里面有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失误，如果有，我们就摆出来处理。中国的客户一般愿意私了，给我一笔钱吧，要不我就给你曝光。大概有一个客户说要80万，如果不付80万就给我曝光。可是我付你80万，你照样可以曝光，你可以要我800万，还可以要我8000万。所以照我的原则就是你爱到哪儿曝光就到哪儿曝光，我做错的事情如果你想通过法律解决，法律上面判下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有说私了的，我没给过一分钱。后来就有一个给曝光了，找的《工商时报》和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曝光就曝光吧，那我就面对它。
潘石屹曾经认为，预测房价是涨还是跌完全没有意义。对于未来，应当怀着敬畏的态度，既不要做股评家，也不要当算命先生。房价的高低，只能由市场来决定，而市场是不可预测的。但就在今年年初，一向对房价不做预测的潘石屹让人大跌眼镜，各大网站纷纷转载了他关于房价上涨的文章，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可能也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所以把所有没买房的人惹火了。现在坐下来很理性地说话，我觉得2004年北京的房子还会涨，当然说了这个以后，看电视的又会指着骂我。
市场经济的价格不相信成本，它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李南：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北京的房价。前两年，每平米6000块钱还能买到比较好的房子，但到今年七八千块钱才是稍微好一点的，再好一点儿的就要一万多块钱，房价涨幅确实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收入并没有涨得那么快。您也做过预测，说北京的房价会上涨，您觉得2004年大概会涨多少，涨到什么程度？
潘石屹：今年年初我到海南度假，度了几天假后，我觉得想工作，想2004年北京房地产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个预测是涨价，然后我写完预测后发EMAIL挂在公司网上，结果网络之间互相拷贝，等三四天以后我再上网看，有100多个网站已经转载了这篇文章，再一看下面的评论，全是暴力语言，就是“潘石屹怎么还没死？”还有一个写的是“潘石屹生于1963年，死于2004年”。
李南：都给您写好了，盖棺论定。
潘石屹：盖棺论定了。当然我想了一下，可能也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所以把所有没买房的人惹火了。现在坐下来很理性地说话，我觉得2004年北京的房子还会涨，当然说了这个以后，看电视的又会指着骂我。
李南：您觉得会涨多少？
潘石屹：去年北京的GDP增长超过10％，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超过11％，今年我想整个的情况也会跟去年差不多，所以我想，2004年平均房价应该上涨15％左右。
李南：去年在那种GDP水平之下，房价涨了多少？
潘石屹：03%。实际上就没涨。03％那就是一个统计误差。
李南：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涨15％呢？
潘石屹：今年需求量还是一定的，但是供应量会少。尽管政府出台了4号文件，土地要公开交易，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实际上对市场的影响，不是出台什么文件，而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能够推出多少块土地来。
李南：推出土地再盖出房子来，可能也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
潘石屹：原来需要两三年时间，现在只要半年时间，政府的审批也就3个月时间。
李南：但是今年很多在售的房子是一年前的土地，或者是一年前开始动工的工程，我们看到目前在售的房屋非常多，比需求量的增长可能还要快一些。
潘石屹：去年的成交量就非常大。尽管去年北京的房价没有上涨，可是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网上面，去年的成交量第一次超过了1000亿人民币，前年才700多亿，所以整个需求量在上升。北京市房管局交易网给的是确切的数字，每成交一份合同，它弄到里面一份，它这个数字是一分钱不会差。
李南：其实还是供求关系决定了这个价格，而不是说因为土地少了。您也说过，成本不决定房价？
潘石屹：市场经济的价格不相信成本，它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决定的。2004年，明显是需求量在增长，供应量上不来。昨天北京市土地局的局长说：我们准备了充足的土地，要放心。现在我天天都看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网站，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只挂着几块地。怀柔有两块地，十渡里面有一块地，都比较远，CBD里面只有一块地。
对于潘石屹为房价上涨推波助澜的言论，不仅购房者怨声载道，不少业内人士也持不同观点，而且有人反对的态度异常激烈。其实，就像外界对他的评价一样，潘石屹做事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味道，他始终处在是是非非的旋涡之中，始终在中国房地产的刀锋上跳舞。俗话说：“不是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潘石屹既然敢放言房价，个中原由也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
尽量不要成为痛苦的哲学家，要成为快乐的猪。李南：房价上涨的趋势会持续多久？
潘石屹：我觉得只要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没有恐怖活动，中国的这个房价，别的地方不好说，北京的房价一直会涨的。北京房价太低了。北京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现在跟香港的房价比，跟新加坡、纽约、巴黎、伦敦的同地段房价比，都比他们低得多。
第二部分第21节 刀锋上的舞者 潘石屹专访（3）
李南：可是我们的收入也低，平均房价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收入的多少倍，这样比的话，我们就觉得价格已经很高了。
潘石屹：我说的是同等类型房子购买人的收入。
李南：那也低。北京的白领跟香港的白领，收入相差还是挺远的。上海有一个团到香港去招人，开了自认为非常高的价格，还是没有人来应聘，他们还是觉得低，不愿意去上海工作。
潘石屹：实际上像北京、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两个城市了，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买房子的人，不一定全是北京人。像我们的项目，建外SOHO的业主有70％是外国人、外地人士。你比较的时候，不能跟北京的平均人均收入水平比，应该跟买房阶层的收入水平比，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收入都会比较高。
李南：中国的房价是不是都往上走？
潘石屹：有些省会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米2000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还是被低估的。
李南：所以您觉得已经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了。
潘石屹：对。我从来不来预测房价，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今年例外。我想北京的房价要涨，这肯定是一个趋势。
李南：所以大家对您这样的举动猜测特别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听说您特别喜欢哲学，有人说很难定义您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还是一个哲学家。您对哲学有特别的研究吗？
潘石屹：我在我们办公室里放了几头猪，都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非常大，好多人一见我面就问“你是不是属猪的，为什么要放猪呢？”这个艺术家叫徐摊，他说所有的人分两种，第一种人是痛苦的哲学家，天天忧国忧民，皱着眉头思考问题，活得特别痛苦；第二类人是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天天高兴得要命，人应该选择第二条路，做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别忧国忧民的，想问题太多了就痛苦，所以尽量不要成为痛苦的哲学家，要成为快乐的猪。
李南：可是网上骂您，您还是觉得不高兴。
潘石屹：人总是有一个活着的愿望，他都说你2004年就死了，你看了以后当然不舒服了。
李南：就是再快乐的猪也不高兴。
潘石屹：猪也想活下去，杀猪的时候，猪肯定不高兴。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尽管潘石屹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羁绊，但他的成功，同样是借助了其他人的帮助。潘石屹笑着告诉我们，他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在讲自己是如何帮助潘石屹成功的故事。可笑的是，潘石屹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此人是谁，看来，不是此人在吹牛，就是潘石屹有些贵人多忘事。这个李逵和李鬼的故事似乎有些老生常谈，让我们听听潘石屹自己说说，究竟是谁助他打下了这片江山。
李南：在您做房地产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帮助最大的人是谁？有一位房地产界业内的人士曾经说，潘石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娶了他夫人，有这种说法吗？
潘石屹：太多了。我记得最早跟我说这句话的就是冯仑。我离开万通的时候他给我做工作，说我们还是一起干吧，我说算了，我觉得干着太累，天天在一起吵架。最后一次临走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你从一个甘肃天水能够一步一步走到北京，能够干成今天这番事业，你是得益于3个人，第一个人是邓小平，第二个人就是我，冯仑，第三个人呢？第三人是你老婆。因为有邓小平，有冯仑，有我老婆，有了这3个人才能有我的今天。当时我没吭声，觉得有点不以为然，最后想想的话，他们3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李南：这3个人对你影响分别在哪里？
潘石屹：邓小平的影响就不用说了。
李南：全中国都受他的影响。
潘石屹：他看问题很长远很深刻，把好多事情早早就说清楚了，你想中国不搞市场经济，能这样富裕吗？
李南：那就没人买您的SOHO了。
潘石屹：是啊，哪有钱呀。北京的房地产能够成交1000亿也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就不用说了。冯仑是思想特别活跃的人，只要跟他坐在一起，他是一分钟都闲不下来，不断跟你说，不断跟你说，而且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非常聪明。
李南：他对您的影响在哪里呢？
潘石屹：我们办一个公司，在一起干有五六年时间，他比我大3岁，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在一起开会，吃饭也在一起，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正好20多岁，正是能力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认识我老婆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外面的世界，整个西方的世界。因为她从小生活、成长、读书、工作的地点都在西方，所以跟我在电影、书里看到的西方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方。在我们结婚以后，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必须度假，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带着孩子一起度假。每一次度假我们都选择不同的国家，我们不会到旅游胜地、度假村去，都是在一些比较有当地文化的地方。我们到日本去，都是在日本人家住上一个星期，腿都直不了，吃饭也特别不习惯。
李南：那么您现在的希望是什么？
潘石屹：希望办好公司，盖好房子。办好公司是中间的过程，是手段，不是为了办好公司而办好公司，办好公司是为了盖好房子。
在海南房地产热潮当中，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万通新世界的开发，使他一夜成名；现代城的开发，又确立了他在业内的大腕位置；而长城脚下公社，又使他成为了房地产行业的另类。从成功走向成功，老潘继续在房地产业天马行空，敢说敢干敢负责任，老潘继续以他张扬的个性，前卫的观念，将自己的房地产事业进行到底。
编导：吴科
第一次见到潘石屹，是在他最引以为豪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舞会上，身穿黑礼服、系着绿领结，手举高脚杯的潘石屹，很难让人把他和一个曾经喜欢蹲着吃面条的陕北农民联系在一起。而一向以农民自居的潘石屹更是喜欢别人叫他“老潘”。其实，老潘不老，他和他的建筑一样，有朝气、有活力。从SOHO现代城，到博鳌蓝色海岸，再到长城脚下的公社，眷念黄土高原的老潘总是说：“进了城市总感到自己的根在西部，时刻牵挂着。”
在北京城里，这位戴着价值仅百元手表的富豪，正在用他的“西北风格”颠覆着传统的建筑理念。眼看着北京城的楼盘像施了肥的庄稼，一通猛长，而自己地里的庄稼更高更旺，老潘笑了。就像在一次公众场合，我向他问好，他挠着头、笑着问我：“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老潘的笑很憨厚，就像大西北的那片土地。
“一个卖房子的成天把自己弄得跟个电影明星似的”，对于这样的评价，老潘总是不屑一顾道：“太严肃，太一本正经，太装模作样，不真实，谁看呀？”对于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做秀”，老潘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理由。尽管很难把在媒体前面笑话连篇、滔滔不绝的老潘与质朴的西北汉子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依然会关注这位章子怡式的娱乐人物，关注老潘和他地里的庄稼。
第二部分第22节 梦想人生 叶莺专访（1）
梦想人生 伊士曼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叶莺专访
叶莺:伊士曼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亚太区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2004年4月1日，叶莺被伊士曼柯达公司任命为大中华区主席，并继续担任伊士曼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对外事务部总经理。
叶莺于1997年加入柯达公司，担任大中华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她负责管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柯达大中华区的对外事务及媒体和公共关系。她是柯达项目核心谈判小组3个成员之一。通过谈判，柯达成功地获准在华投资12亿美元建立感光材料生产基地，该项目被誉为“柯达模式”，这是一个由中央专门成立协调小组，涉及5部委，6省10市，跨3个行业的合作项目。叶女士在柯达在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99年3月，叶莺被任命为柯达公司亚太区副总裁兼对外事务部总经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随后，叶莺于2001年1月被任命为柯达大中华区副主席，负责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业务。2002年5月9日被伊士曼柯达公司董事会任命为全球副总裁。
目前，叶莺还担任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柯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柯达（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柯达（广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2004年6月11日叶莺被选举为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加盟柯达之前，叶莺曾经在美国政府外交部门服务17年，成绩卓著，先后任职于缅甸、广州、香港、台湾和北京。她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位被任命为公使衔商务参赞的女性。叶莺多次获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奖励，以表彰其对于促进多边经贸关系所做的贡献。
叶莺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是台湾和日本著名的电台和电视记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她加入美国政府，先后担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处官员。20世纪70年代后期，她重返新闻界，先后供职于新加坡的海峡时报集团和纽约的全球广播公司。1980年离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后，她到华盛顿特区为多家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1982年，叶莺加入美国商务部，先后在广州担任商务领事和在香港担任商务署署长，在台北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1995年她出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她是第一位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担任过这个职位的女性。
2003年她被选为“中国十大科技影响力人物”，“中国十大财经新锐”、“中国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性及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同年，她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除此之外，她还获得了由国际经理人协会颁发的2003年度杰出企业贡献奖。2004年她被评为“十大经贸风云人物”，并获得了“中国IT优秀管理女性奖”。
有一天当你站在这个位子的时候，你不会孤独，你不会寂寞，因为叶莺曾经在这里呆过。
我一直很骄傲地觉得，我在用自己的背脊来作为一座桥梁，一座联结中西方的桥梁，甚至于有一天还可以说是联结古今的桥梁。李南：听说您的第一个梦想是当一个芭蕾舞演员，后来因为排练太辛苦就放弃了。
叶莺：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吃不了苦的人。
李南：但是做记者同样很辛苦，为什么当时做了记者？这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叶莺：您知道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的话，她们有很多的动作是用脚尖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晚上脚指甲盖都流血了，可能做记者是不需要流血的，只要出汗，这个不一样。
李南：那您做记者的生涯当中，您觉得自己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叶莺：非常遗憾。我非常羡慕李南，像这一代的新闻从业人员，的的确确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因为现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繁荣盛世，再加上这一代的新闻从业人员有如此庞大的支持队伍。我们早期的时候是举步维艰的，所以没法想到最灿烂的时候。能够把一个故事采访得完整，能够把报道做得实在，当天晚上能够睡一个好觉已经不错了，所以很遗憾，我没有经历过什么灿烂辉煌的时代，真的没有。
李南：当年您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了当时第一次访美的邓小平是吗？当时的采访还记得吗？很多人觉得那一次应该是您记者生涯的一个巅峰。
叶莺：在语言上，在电视专业上，以及在美国当时的几个重要媒体的操作理念跟过程上，我比较熟悉，所以也就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我当时还是一个记者的身份，扮演的是一个很小的角色。我很庆幸我是生在那个时代。
李南：为什么？
叶莺：如果我现在生在这样的时代，怎么跟像李南这样的人竞争呢？
李南：在您事业成长过程当中的原动力是什么？您曾经说过，看上去几个职业的内心诉求是一个，那么既然是这样，是什么促使您不断在事业方面去选择？
叶莺：我以前在做记者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惟一的采访要闻外交的女记者，我只是希望能够为所有的将来跟着我的步伐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开一条路出来。后来进了外交界，美国的外交界到目前为止，我可能还是惟一的一个做到了公使衔参赞位子华裔的女外交官，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使命，就是我必须要做一个好样出来，好留给后头的人，将来好接班，虽然不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理念，但至少说我曾经在这儿。有一天当你站在这个位子的时候，你不会孤独，你不会寂寞，因为叶莺曾经在这里呆过。
李南：我想起来费舍尔当时退休的时候跟您说过的：企业像一条河流，要让它持续发展就要留出空间。
叶莺：是的，当时他是在一种很激动的情况之下跟我说的，表示他就要离开了。当时我很难过的，听到他这句话之后，我脸上淌的眼泪几乎成一条小河了，我觉得作为一个胸怀宽大、富于远见的企业家，他有这样的肚量，同时有这样的抱负，并以行动来执行。因为有人说是说，可是到时候他是不会留出空间的。所以当时费舍尔还是让我非常感动。
李南：所以您说这句话您最喜欢，因为它触动了您灵魂深处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共鸣，其实回过头去想，很多的东西您已经在实现。
叶莺：没错，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一直很骄傲地觉得，我在用自己的背脊来作为一座桥梁，一座联结中西方的桥梁，甚至于有一天还可以说是联结古今的桥梁。可是刚才您提醒我了，我觉得作为这条河流当中的一滴水，所凝聚的意义也是一样让人激动的。
芭蕾舞女演员的梦想因为流血的脚尖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是叶莺在读初中的时候，突然觉得记者是个空间十分宽广的职业，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感悟不同的生活，于是做一名记者成为她第二个梦想，这一回她没有让它落空。但是很快，做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成为她人生的下一个目标。
当一个事件没有争论的时候，这个事件是虚伪的，当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争论的时候，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友谊。
我是一个流着中国血液的在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的有美国籍的华裔美国人。
第二部分第23节 梦想人生 叶莺专访（2）
李南：当时您选择当外交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记者，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转变职业呢？
叶莺：因为当时我采访的是外交要闻这类的新闻，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政府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他们能够改变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的环境。如果小布什今天不是总统，只是德州的一个州长，他就没有办法用他的努力来解决巴勒斯坦跟以色列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冲突，至少现在给了他这样一个位子去解决这个问题。
李南：可您做的是美国的外交官。
叶莺：不错，我做的是美国外交官，可是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抱负，觉得不一定是强国才有外交。为什么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去感受到对方的疾苦，对方的焦虑，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为整个外交理念做一个新的诠释。
李南：当时您是用自己的温柔去磨平美国外交的一些棱角，您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叶莺：在某些程度上我不能说做到，但至少我留下了一些声音。
李南：有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很骄傲的事情能跟我们谈一谈吗？
叶莺：在一次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立场有一点强硬，甚至强硬到有一点蛮横，所以在我们休会期间，我曾经大放厥词地告诉我们的代表团团长：谈判的对方不是美国的第51个州，谈判的对方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后来当我们回到谈判桌上后，主谈人的态度跟语气完全改变了。
李南：当时您面对男性的领导和您的同事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您怕不怕？
叶莺：不怕。
李南：那他们接受吗？
叶莺：接受。
李南：但肯定会有很多争论。
叶莺：这是必须要有争论的。当一个事件没有争论的时候，这个事件是虚伪的，当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争论的时候，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友谊。争论是可贵的，问题是争论的时候不能强词夺理，您必须要以理服人，然后以情来感人。如果在理与情你都能胜的话，我相信在法的方面你也可以找到立足点。
李南：那您是以东方的智慧在与西方争论，当时您的同事都是西方人吗？
叶莺：全部都是。我是惟一的东方人。
李南：目前您认为自己是哪里人呢？我知道您父亲是叶赫那拉氏的后裔。
叶莺：满族人。
李南：母亲是杭州人？
叶莺：是的。
李南：然后您在台湾长大，入了美国籍，现在很多时候在大陆工作，那您从心里认可自己是哪里人？
叶莺：我能不能用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外交词汇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国际人。
李南：如果是用负责任的话回答是什么样子？
叶莺：我是一个流着中国血液的在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的有美国籍的华裔美国人。
李南：非常全面，一大串的定语。我听说一次上女红课的时候，学的是刺绣，结果您刺的内容是“自强不息”。这让我想起岳飞后背的那四个字：精忠报国。我觉得作为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您是妩媚与铁腕的结合。
叶莺：感谢您这么说。我记得曾经有人给我写过一首短诗，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一身燕赵侠骨，百般吴越柔肠”。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可能是一个南和北、满与汉的和系。
李南：目前还有东西文化的交融。
叶莺：的确复杂，可是说白了我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李南：简单在哪里？
叶莺：简单的是，我相信您跟我交谈了15分钟之后您就可以看穿我、看透我，因为说实在的，我现在跟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都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因为我没有必要隐藏任何东西，如果我有意要隐藏任何东西，我就不会在这里面对面跟您交谈了。佛家说，互相看一眼都要修500年的缘，我们能坐在这里，互相看着，同时交心地对话，这要修多少千年的缘分，那这样难得的缘分为什么不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呢，所以您尽量问，我心里的话也要尽量地说出来。
黄埔军校出身的父亲给叶莺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政治的天然敏感，她的外貌、她的滔滔不绝的口才和表演欲，她的缜密的思考与富于逻辑性的判断，都赋予了她做一个成功的外交官的素质。事实也证明了她的确是20世纪80年代广州美国领事馆里最活跃的外交官，“她对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说中国话，对会说英语的中国人说英语，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与她沟通和交流。”她当时的同事这么评价她。1986年她离开广州，当地的《羊城晚报》对她的离去用了一个词：满船星辉。
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官僚的人。
只要是痛，在任何人的身上这个痛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国家贫富强弱。李南：我在采访中见到了您的一个部下，就是美国人安凯彬，他跟我说，他跟您在一起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台湾到使馆然后到柯达，他说您跟他见到的很多领导不一样，他觉得您很有魅力也很有魄力，在沟通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才能。还有一个同事叫尹少刚，也是从使馆跟您到柯达的，这说明您在构筑团队方面是非常有能力的，像他们这样的人，不断地追随着您的脚步，从台湾到大陆，从使馆到公司，您靠的什么，是靠铁腕还是靠妩媚呢？
叶莺：都不是，靠真心。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怜悯我，对我真心对人的一个回报。我很骄傲地说，现在我团队里很多的成员，不止刚才您说的两个人，很多人都是一直跟着我走的，而且是跟着我冒险的。比方说他们放弃了做外交官的金饭碗，而商海是无底的，你不知道如何沉如何浮的，但是他们愿意跟我一起打拼新的局面。另外，现在我们团队里的一些成员，我绝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都有猎头公司跟他们联络的，包括今天录音棚里陪我来的一个同事也是这样的。他们宁可在我们的队伍里工作，接受这种只能维持温饱的工资，只能维持温饱的待遇，而不去追求更高的收入。说实在的，这也是为什么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的嘴上，我的心里是微笑入睡的。因为原来世界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多彩，上苍如此仁慈。
第二部分第24节 梦想人生 叶莺专访（3）
李南：我想这一定是您的驻颜诀窍，就是说人在能够很坦然地微笑入睡的时候，可以保持非常美的容颜，而且在睡梦当中养颜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叶莺：谢谢你。
李南：您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只靠真心就足够吗？毕竟他们是男子汉，他们需要自己的事业，需要成功，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才能谈他们认可您的这种领导才能，认同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
叶莺：我只能说我每分钟每秒钟都是真心对待他们。我们好像是一个家里的人一样，你知道家里头的人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是什么话都说的，有些话未必好听，否则的话，就要变成对家里人也要戴上面具。你要是一天在办公室里10个小时的时间，都要戴上面具，而且每说一句话做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再三，回到家这个人会筋疲力尽的。我的同事，你问问他们，除了工作使他们非常忙碌，非常劳累之外，在这种精神的压力上，我相信他们不累，因为他们不需要戴一天的面具。
李南：但这一点，我觉得跟您所接受的美国式的教育是有冲突的。您可以很自然去做这些事情，真心地对他们，把他们看成家里的成员，有一种无为而治的特点，但是实际上西方的管理里面是很强调制度的。
叶莺：我在美国外交界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可以给叶莺很高的头衔，但是有一个词你绝对不能给叶莺，那就是你不能说她官僚。这一点当时我也觉得很欣慰，虽然一个政府的机制里有很多的事情是必须要墨守陈规的，我当时有很多的做法跟勇气去打破那些陈规，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官僚的人。
李南：那么我要问一下，做外交官这么多年，您的感悟是什么？
叶莺：这么多年的外交官生涯，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个体会就是，只要是痛，在任何人的身上这个痛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不管这个国家贫富强弱。而且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只从你的方向来看，应该从不同角度来看，你说耶路撒冷是你的家，我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家，你有道理我也有根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顾及到各个不同的方面，在异中求同，才能够使共同的点锥得更深，共同的面铺得更广，这样才是成功的外交。
李南：您说过做外交官是您的第三个梦想。
叶莺：是的。
李南：那么有第四个梦想吗？
叶莺：到目前还没有。
李南：如果您现在还留在外交界，也许现在已经是一个大使了。
叶莺：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因为我的同事已经做到大使了。可是天下有太多的如果，如果我做了这个，如果我没做那个，不能这么想。
李南：当您被任命为柯达全球副总裁的时候，不论是国内企业界还是新闻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当时您想到会是这样的吗？
叶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漂流在海外的一个回来的孩子的一种偏爱，其实应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李南：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您的头衔里有柯达全球副总裁、亚太区副总裁、中国区副总裁等，每个职位都有一个“副”字。那您是不是觉得尽管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性，但更多的是在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叶莺：在刚加入柯达的5年时间里，人家说隔行如隔山，我加入之后能成为全球副总裁，这本身在企业界已经比较罕见了。可是如果今天公司总部对我说，你把这个一把手的位子接过来行不行，说实在的，我接不下来，这跟是不是女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制来说，对于其中很多部门的理解，我自己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到位。这跟我以前在美国外交界工作的时候不一样，你看我在外交界工作的那几年里，我没有副职，都是一步到位的正职，因为在那个时候，对很多东西我都驾轻就熟，对于业务方面我能够吃得准抓得住，而现在我是在整个影响工业的领域当中，现在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变革和更新，这个时候如果在业务上吃不准就不行，所以必须要自己心里头知道你能否称职。如果你现在问我，你能够称职地把亚太区第一把手的位子接过来吗，我从心里跟你说不行。总部有没有这样问过我，有，可是我不能答应。
李南：就像您说的，1997年进入柯达，在几年时间里就升为全球的副总裁，这是非常罕见的，那是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的能力使您在柯达受到认可呢？
叶莺：靠激情。
李南：但我相信您的手下也同样充满了激情，在激情方面，也许很多年轻人并不比您逊色。那么您对柯达的这种激情，是不是来自于它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
叶莺：一定是，一个礼拜7天，哪一天问我，哪一个时辰问我，我给你的回答都会是一样的。
李南：那么您对他的了解有多少？
叶莺：我之所以选择柯达公司，就是因为柯达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以及创立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整个历史是一种传奇，一种让人无法相信的智慧。早在100多年前，他就能够以一种相当人性化的理念来经营他的公司，对待他的员工。他给员工股权，使他们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拥有权。他把质量上没有保证的产品召回，这可能是世界消费史上第一个重大的决策，那是100多年前，那时候他面临的损失是100多万美元，你想想100多年前，100多万美元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他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为了维护他的品牌的质量诉求与品牌的尊严，咬紧牙根做这样的事情。他捐钱给贫苦的弱势群体，他对于体育、文化、艺术、医疗都做出了贡献。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一毛钱都没有留下来，全部财产都捐给了社会，他的一生真是活得透透彻彻，他一丝不挂地来，又分毫不带地走，可是他留下来的还是我们的财富。他出身贫寒，所以能够替小人物想，而且他事母至孝，与寡母相依为命，一生一世都没有结婚，我只遗憾的是自己没有早出生。
第二部分第25节 梦想人生 叶莺专访（4）
李南：否则他当时牵挂的人一定是您了。
叶莺：很难说，很难说。
“如果我能够早生100年，乔治•伊士曼一定是我追求的对象”，叶莺的这句话在业界与媒体之间广为流传，在直率中又表露出她的激情。伴随着事业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功，岁月也在悄悄地流逝，叶莺已不再年轻，但是每个第一次见到叶莺的人都不禁要私下里揣猜一下她的真实年龄。她长发飘飘，短裙翩然，永远的高跟鞋敲击着自信而沉稳的步伐，周身都洋溢着热情与活力。无可否认，叶莺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且是一个一直要保持1000套服装、1000双鞋的漂亮女人，尽管她从不认为女性身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人们的确会感受到一个集性感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所带来的魅力。
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我不但要做女人，而且我还要做回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很坦然，所以活得比较潇洒，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心，我也没有什么无法言述的野心。
如果没有这样的缘分，而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耐，何苦长那么多白头发去烦恼地诉求，生命如此之短，不如好好地享受每一个精彩的片刻，该有的事情一定有，该是属于你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拿走。李南：很多杂志都在讲述您是如何拥有1000双鞋和1000件衣服的，这时候您的女性的天性就暴露无遗，那您觉得在这么多年的事业发展当中，女性这样一种性别角色给了您什么？
叶莺：既没有阻碍也没有推动。至于我有多少鞋子我有多少件衣服，这跟男人有多少条领带、多少条皮带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个跟我是不是做总裁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有这样的嗜好，我喜欢收集鞋，有些鞋我就是看了它好看，我买了摆在那儿但可能不穿，我很多鞋是从来都不穿的，可是如果没有，就好像缺了什么东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也是人，这跟男人女人没什么不同，我也知道有很多男人有上千个烟斗。
李南：就跟您收藏高跟鞋没什么区别？
叶莺：没什么区别。
李南：您很享受做女人。
叶莺：当然，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我不但要做女人，而且我还要做回我自己。
李南：“就做我自己，做我现在的”。那用您自己的话评价一下您自己会是什么？
叶莺：我是一个很真实的我，同时因为我自己很坦然，所以活得比较潇洒，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心，我也没有什么无法言述的野心。
李南：我看过一篇报道，把您的照片和惠普的女总裁卡莉•费奥瑞纳放在一起，可见人们对您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那您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梦想，能给所有关注您的人一个惊喜？
叶莺：绝对没有，如果说有这样的缘分，在命运当中有这样的安排，自然会发生。如果没有这样的缘分，而自己也没有这样的能耐，何苦长那么多白头发去烦恼地诉求，生命如此之短，不如好好地享受每一个精彩的片刻，该有的事情一定有，该是属于你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拿走。
李南：所以这也是您至今没有白头发的原因，您把美发秘诀也告诉我们了。
叶莺：我觉得就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美容也好，驻颜也好，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好好地活着，一辈子，每一天。
叶莺披着采访邓小平的“无冕之王”的光环，进而成为一位出色的记者。她又顶着美国驻华最活跃的外交家的光环，进而成为东西方沟通的一座桥梁。现在她带着世界500强企业首位华裔高级管理者的头衔昂然前行在自己的道路上。就这样，她一次次走出昔日的辉煌，再续另一段传奇，这可能是因为她的美丽、性感、智慧以及无限充沛的精力和想像力，但是从我们的对话中，我们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因为有梦想，所以有现实。
编导：曲丽萍
尽管叶莺一直被媒体冠以“女强人”的称谓，但是初次见到叶莺，她的女性气质还是让我感到惊讶。浓密的波浪式的卷发，一袭色彩艳丽的连衣裙，一双尖而又高的高跟鞋，偏又走起来步履如飞，这样的女性会给所有初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采访中，叶莺的犀利与敏锐是许多进入我们演播室的男性嘉宾所不能比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认真倾听她的言论。但是在说到她心仪的偶像伊士曼时，她的声音却是既柔和又坚定：“伊士曼终生未婚，如果我能早生100年，那他娶的一定是我”。面对如此自信的女性，那句“一身燕赵侠骨，百般吴越柔肠”可能就是她的真实写照。
录制结束后，我们用数码相机拍了一些照片，并告诉她说这些照片会和我们的采访内容一起发布在网上，她立即要来数码相机，仔细地看刚拍好的每一张照片，并说：“这张可以，这张不行”，毕竟是女性，对自己的形象还是非常在意的。
第二部分第26节 魅力自造 靳羽西专访（1）
靳羽西生于桂林，父亲靳永年是著名的岭南派画家，后来全家定居香港。4岁时靳羽西就开始学习芭蕾和钢琴，后来在夏威夷杨伯翰大学(BrighamYoung)大学获得音乐硕士学位。1973年靳羽西定居美国纽约并创建了自己的电视制作公司；1978年，她制作了第一档介绍东方文化和风俗的电视节目《看东方》，在美国引起较大反响。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建国35周年庆典，靳羽西在美国主持了实况转播从而一举成名；当年12月，她受中国政府邀请制作了《世界各地》节目，节目中靳羽西独特的主持风格和鲜明的个性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制作的纪录片《中国的墙与桥》，曾赢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1992年始靳羽西开始实现她的另一个梦想———让亚洲女人美丽起来，她在中国创办了靳羽西化妆品有限公司，并在强手如林的化妆品界树立了羽西这个品牌。
因为我的头发没有改变，就我好像一辈子都没有改变一样，事实上我从我的行动，我的事业，我的工作等等一切我都感觉到我改变了好多好多次了。李南：你好羽西。这次看到你跟我以前的感觉不太一样，以前您是很多年一成不变的童花头。红红的嘴唇黑黑的眼睛，现在好像变了一个样子，什么时候变的。
靳羽西：去年夏天我在欧洲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游泳，感觉童花头游泳不是特别舒服，每天吹头发不好，所以我就在罗马的时候把它剪掉了。
李南：想变一个样子。
靳羽西：因为它已过18年，18年一个头发。
李南：但是这个头发，已经让我们想到的不仅是一个羽西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商标的感觉了。把一个个体去商品化，这样一个形象对自己会有些什么影响呢?
靳羽西：因为你们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个发型。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就是羽西的商标。但是我这个品牌，如果用这个头发做商标还不是特别对的。而且18年这个头发已经够了。有很多人以为，因为我的头发没有改变，就我好像一辈子都没有改变一样，事实上我从我的行动，我的事业，我的工作等等一切我都感觉到我改变了好多好多次了。
李南：因为大家总是觉得，羽西是永远的羽西，永远是那一个灿烂的笑着，喜欢红色和黑色，顶着一个童花头，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东方怎么样，然后美国怎么样的羽西。这样的一个羽西，似乎已经被概念化了。
靳羽西：我感觉这个概念还没有改变的。一个女人不停的改变是好的，不停的接受新的挑战，不停的把她的化妆、穿的衣服，风格都改变，只要这个改变是好的话，那就可以了。
李南：你为什么可以坚持18年不改变呢？
靳羽西：就因为你刚才说的一句话，为什么羽西要改变那个头发呢，我就是怕有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改变了以后，还是蛮正面的反应。
靳羽西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挑战构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元素。由于电视主持人工作的需要，使她有机会使用世界上各种化妆品，她也因此常常为找不到适合亚洲人肤色的化妆品而烦恼。她希望能有一种适合亚洲女性的化妆品，因此在1992年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时候，她创立了羽西化妆品公司，开始了她专门为改变亚洲女性形象而生产化妆品的“美的使者”的历程，她创建的“羽西”品牌在当时的中国高档化妆品领域独领风骚，她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化妆品的皇后”。靳羽西在商业领域可以说是大获成功，但是对于靳羽西，更多的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她作为节目主持人的经历。
如果你要做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的话，就是拥有你自己的企业，你就不应该让企业拥有你。李南：您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主持人吗？
靳羽西：如果你问我，我的节目拿到了什么奖，我可以告诉你，我什么奖都拿过了，而且都是世界最大的奖。
李南：我知道艾美奖。
靳羽西：就好像你问一个明星，你感觉到成功吗？如果他拿到20个奖，我想还是可以的吧。
李南：您以前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如果让您再回过头来做的话，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改变的吗？
靳羽西：做人永远都可以改变，永远都可以更好一点。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更健康、更美丽、更成功。哪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越做越完美呢？
李南：这是您的一个理想。就是说您并不希望自己一定是一个很成功的主持人，或者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而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很美丽，很健康的成功的女人。
靳羽西：我愿意自己做一个很成功的人。包括外表，包括健康，而且我觉得，做人也要非常成功，才是成功。
李南：从当时经营羽西这样一个品牌，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其实外界也在想，羽西似乎永远是这样美丽、热情、精力充沛，但是有一天羽西也会老，因为羽西这个企业跟她的关系太大了，别人会说，当羽西老的时候，这个企业会怎么办。
靳羽西：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老，你同我的老化是一样快的，也许只是你比我年轻。
李南：但你有一个企业。
靳羽西：如果你要做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的话，就是拥有你自己的企业，你就不应该让企业拥有你。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每一分钟都这么辛苦的，亲自处理所有细的东西，这就是不对的一个老板。如果你的企业做得大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队伍，可以处理所有企业的事，你在上面处理只有你能够做到的事。
靳羽西热爱自己的事业。她有一个重要的人生信条，那就是“一个做他不喜欢的工作的人是不会成功的”，正因为对事业的热爱，使得理念和时间上的冲突加剧，自己5年的婚姻生活也走到了尽头。但是对于这一点，靳羽西坦言不后悔，为了成就自己喜欢的一些事，就是要牺牲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所以羽西从来都不勉强自己，喜欢的事她会努力去做，因为努力就会取得成功，因为成功她会更加喜欢她所拥有和从事的一切，这也许就是从小接受国外教育的她，为什么从刚来中国时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到很快熟悉中国的国情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李南：您在1984年来中国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靳羽西：我可以说广东话，但是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好。我当时就是连我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说。我的名字很难说，靳羽西，多难说呀。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外国的教育。
第二部分第27节 魅力自造 靳羽西专访（2）
李南：当您谈到自己个性的时候，会用一个词，叫Mixture，是一个混合体，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东方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人。
靳羽西：我觉得我了解美国比了解中国更多一点。我一辈子就是在美国，我在美国长大，现在来中国的机会比我一辈子的还要多。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甚于了解中国人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中国长大，我没有住在这儿。而且我发现，每一次来到中国我都很忙很忙的，要工作，真的去玩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最近的10多年，我来中国的机会多了，更了解一点中国。但是你真的要了解一个文化，一个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还是对美国人的了解比对中国人的了解多。
对我来说有一个钢琴就是一个家。李南：我前一段时间采访过叶莺，就是柯达的全球副总裁。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MIXTURE的人，她的血统里面有这种北方民族的血统，同时自己在美国长大的。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群女人，她们所散发的这种魅力确实非常独特。她有东方的东西，有西方的东西，在她们心中，真的是觉得自己可以尽享东西方天地之精华。有没有会觉得有一种无根的感觉，比方说你经常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当你想家的时候，这个家的概念是什么，你想的是哪一个家。
靳羽西：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老公，基本上我在哪儿，哪儿就是家。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我在中国还有一个家，我在上海还有一个家。我不愿意住在饭店，我就有一个家，有一个钢琴，对我来说有一个钢琴就是一个家。因为我从4岁的时候就开始弹钢琴。所以我看到钢琴在我的家里面，我就说这就是我的家。酒店饭店里面的房间没有钢琴的。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我在纽约看的第一个家具就是钢琴。我在中国在上海，第一个家具也是钢琴。我就是有这个感觉。
李南：哪里有音乐，哪里就能够寄托你的精神，并且让您能够休息下来。
靳羽西：钢琴对我来说是很有象征性的一件东西。我没有很多时间弹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坐下来弹钢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能够弹钢琴。
李南：根，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靳羽西：根，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因为我一辈子的工作，比如说我做电视的时候，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不在家的。
李南：不在纽约的家。
靳羽西：当时只有一个家，就是纽约的家。我当时常常是在外面的。你想想，我就是在拍片的生涯里面，你要问我拍过多少个城市，我都数不清。国家有56个国家，你再想一想，我最近的10多年，因为有个企业在中国，基本上一半时间都在中国，所以我更没有所谓我的根在哪儿这个问题了。
李南：所以您一直在路上，一个人在那里，非常快乐的边走边唱。
靳羽西：你说的太对了。我感觉到没有老公，没有孩子也有它的乐趣。今天如果我说，我要接受李南你的访问，我就可以过来了，也不需要问我老公“我今天可以去做这个节目吗”，或者比如说我1月28号要去伦敦，原因就是查尔斯王子要请我吃饭，我当然要去了。如果我能够去的话，我就去。没有任何的束缚。
李南：但是对于一个成功的女人来说家庭跟老公一定是包袱吗？
靳羽西：不一定，你得看你的老公是什么人。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个成功女人的后面，也有一个非常体贴的老公。如果她没有一个很体贴的老公，她根本没法做一个重要的事业。
李南：可是你现在做的很成功，你却并没有这样的老公啊？
靳羽西：我以前有过一个老公啊，我有过5年的婚姻。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还可以接受，但是后来我发现，首先他对中国的文化不太了解，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多事业都会在中国发展，他不明白的话，对我来说很难处理；第二他感觉他自己的事业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所以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
李南：恰恰成就您现在的事业，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包袱在后面，所以才让您这么自由的，像鸟一样的能够越飞越高。
作为女性，靳羽西充分调动了发现美和创造美的潜质。在她看来，个人都可以是美丽、健康和成功的，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个人选择，取决于自己对命运的再度创造。可能在许多人看来靳羽西今天的选择是成功的，她对命运的创造是完美的，可是靳羽西却说她也有过错误的选择，遗憾的感受，只是和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她可以在错误的选择之后从容豁达地面对遗憾，并且可以在遗憾中寻找到新的起点。她希望和别人分享这一切，并且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告诉大家，于是这几年来她一直致力于著书立说，试图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所有的人。
我非常非常快乐！我感觉到这种自由，我觉得我有绝对的权利去控制我自己的生命。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享受。李南：刚才您给我这本书的时候，说李南你要成为一个美丽健康的成功女性。你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的话，对于女孩子来说，她是不是真正可以做到美丽健康和成功啊？
靳羽西：家庭这个概念已经同传统的一点都不一样了。以前独身的女人，不可以领养孩子对不对？但是现在我起码有15个女朋友领养小孩。就是说，单身母亲、单身父亲这个概念已经是全球性的了，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你问我，羽西你愿意这样做吗？我就告诉你，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人生啊，你知道吗，就是选择。人生就是选择，你今天是你，就是因为你一辈子做的很多很多的选择，对吗？你有今天就是因为你做了很多选择，才有今天坐在这儿。我做了很多很多选择，有些是好的选择，对你来说也许是好的选择，也许是坏的选择，但最重要的问题，要问我的，羽西你做了这么多选择以后，今天的你，你快乐吗？
李南：你快乐吗？
靳羽西：我非常非常快乐！我感觉到我这个自由，是我的选择，我觉得我有绝对的权利去控制我自己的生命。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享受。
李南：你会觉得孤独吗？
靳羽西：孤独？不会，单独会。孤独听起来好像是很悲哀的一个词。
李南：如果有一天很累，然后下班回家，但家里面却没人。
靳羽西：我真的高兴没有人，因为我有好多事还要去做呀。我觉得有时候会感觉到单独，但是单独我是很愿意的。
李南：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空间。
靳羽西：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没有人能够打搅我。这是很好的事情。
李南：有人说爱情可以使女人美丽，那你现在的美丽主要来自于什么呢？
靳羽西：有的时候爱情可以使你美丽，但有的时候爱情是可以让人悲哀的。我告诉你，大部分的爱情都不是太快乐的。
李南：你不相信爱情是吗？
靳羽西：我当然相信爱情了！我嫁我老公的时候，就是非常爱他才嫁他的。
李南：还会再爱上别人吗？再来一次爱情吗？
靳羽西：你问我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谁知道呢，老天爷你告诉我。我不知道。
第二部分第28节 魅力自造 靳羽西专访（3）
李南：但你不拒绝至少还渴望。有渴望吗？
靳羽西：人生要给我的经历，命运带来的经历我会接受的。我觉得好的同坏的都要接受。
李南：可是我觉得您在创造命运。
靳羽西：那都是选择。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这本书？写的这么辛苦。我说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感到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这一辈子学到很多东西：我自己美丽的绝学，健康的方法，成功的原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犯过错误，我想同您分享；我做过比较成功的尝试，我愿意同您分享。我可以有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方法，来分析一下我做过的一切，我同你分享我的成功、我的快乐或者是我的悲哀，这是很好，很有意思的。
李南：您认为做过的最痛苦的，或者最错误的选择是什么？
靳羽西：最错误的选择也许是当年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大学，我觉得我念的大学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我念了4年，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不知道我真的学到了什么东西。
李南：当时读的是音乐大学。
靳羽西：对啊，我音乐基本上没有用过。
李南：可是音乐是你的家，一个精神的港湾，有了钢琴就觉得有了家。
靳羽西：只是精神的安慰，丰富我精神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你真的说，我有没有利用这个时候学到一个技巧，去使我以后的事业更成功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当时念的东西同我现在做的东西全部不一样。
李南：可能当时您要是没有这个选择的话，也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靳羽西：对啊，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塞翁失马”。
李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靳羽西：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也许并不是一个遗憾，正如你所说的。
创造美、保留美是每一个女人毕生不懈的追求，而靳羽西是把这种追求和自己的事业合二为一了。岁月渐渐流逝，但是靳羽西试图用自己绚烂的衣饰和不变的容颜向世人昭示她创造美、保留美的决心。她有一个很美的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一生有成就、有价值并且不断地变化，总是有新的开始，但是自己可以竭尽全力去面对挑战，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失败是一个态度，不是说每做一件事都会成功，没有人能够这样说，但是怎么看待失败是态度的问题。李南：当时您的爸爸有一个家训，就是说您要做第一个进入宇宙空间的人，因为第二个人是没有人记住的。
靳羽西：因为这句话就辛苦了一辈子。
李南：这句话他是什么时候对您说的？
靳羽西：我小的时候就同我说了。你看我做电视节目也是第一个人做的，没有人做过这个节目。我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做的节目，也是第一个人做这种节目。第一个做中国名字命名的化妆品，我做的中国娃娃，都是第一个。所以走的路是特别艰苦，特别不简单，特别难，如果已经有人走过这条路的话，你再去走那就简单得多。我没有，我没有别人的这种经验同我分享。为什么我喜欢写书，就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很缺少这种经验的分享，我自己愿意同别人说。如果当时有一个人来同我说一些道理的话，也许我不会走这么多弯路，可以做的更成功一点。
李南：你后悔吗？
靳羽西：如果你真的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没有很多后悔的事。
李南：有一点点后悔，但不是很多。
靳羽西：有的时候后悔是你自己没法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真的希望我妈妈不会那么早就死了，如果她还在就可以看着我事业的成功。但是她早死了，她就没法看见了。
李南：所以你很想她。在你每次成功的时候，都会想起她，希望她能看见。假如那个事情你从来没有做过，你做的可能是第一，但是有可能你做了以后，它还是不会成功。
靳羽西：永远都会这样的，你要尝试一件新的东西时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你也许会失败，但是失败不是一个坏事。失败是一个态度，怎么看失败。我做过的很多事我都失败了。不是说每做一件事就会成功，没有人能够这样说，但是怎么看待失败是态度的问题。
李南：您失败的时候是谁帮助您站起来，是您自己吗？
靳羽西：当然是你自己站起来。
李南：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靳羽西：不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是很爱这个工作，你有才华做这个工作，最关键是你这个工作是能够帮助别人，那你就撇开自己。你感觉到对别人有好处的时候，失败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你的出发点不是很自私的出发点。
李南：比如你现在就期望能够让亚洲女性都能够更美一点，更漂亮一点。
靳羽西：我希望亚洲的女人能够更成功一点，给她们一种力量，美也是一种力量。健康是所有的一切，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没有健康不能够说到美丽，或者是成功，对吗？如果你能够做美丽健康的女人，已经是蛮成功的一个人。
李南：能不能问一下，你心目中最美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
靳羽西：当然美丽一部分是同外表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的内部不美的话，我感觉这个人也不美了。
李南：成功的就是美丽的吗？
靳羽西：当然，一个成功的人当然是美丽的。一个成功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很自主的人。如果她感觉到自己不成功的话，她不会感觉到自己很漂亮的。
李南：你希望以后别人提起羽西的时候，让他们记住您的是什么?
靳羽西：我希望她们能从我的身上学到一个观念的改变，对她有好处的观念的改变。我希望学到一种正确的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什么是真的成功，为什么做人要100％的真诚，这些都是我自己个人做人的原则。我希望她们能够学到一些技巧，学到怎么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一点，也是自爱的一个表现。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怎么可以爱别人呢。
编导：杜玉倩
走廊里传来一声“靳羽西”来了，一群年轻一点的同事便拿了小本本跑了出去，尽管做了很多电视节目，名人也见了不少，但是大家听说靳羽西要来录节目，还是早早就等在办公室里。
靳羽西对要求签名的都有求必应，一位同事拿了一个本子翻到中间让她签，她反而翻到第一页，执意要签在最显眼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她一直所说的，做什么事都要做第一，做第二是不会被人记住的，于是就连签名也要在第一页。我们的问题设计是从她那十几年不变的童花头开始的，但是一见到她时，才发现她换了发型，童花头已被精干的短发所取代，于是害得我们紧急调整思路，对于女人来讲，改变发型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像靳羽西这样把自己的童花头作为商标注册的女性，但是靳羽西对自己的新发型还是非常满意的，在她看来，就算是自己已成为商标，也不能凝固在一个形象上。
节目播出后不久，我们得知靳羽西把羽西品牌卖给了欧莱雅，也许她早就想改变了。
第二部分第29节 亦政亦商两相宜 尹明善专访（1）
亦政亦商两相宜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专访
党的十六大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说到民营经济，当然会使人联想到民营企业家。在众多的经历丰富的民营企业家中，有这样一个人不能不使我们关注，他先是一个学者，后来成了一名商人，55岁步入商界，从20万元资金、9人的小作坊做起，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民营百强企业，成就了一个令人赞叹而又真实的神话，他就是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尹明善，现年66岁，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1985年，55岁的尹明善辞去重庆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下海做了个体户。经过多年努力，他所创办的重庆力帆实业集团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摩托车制造企业，他个人的总资产已达18亿元，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中国大陆50位富豪”之一，尹明善本人也因其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及实践上的成就而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
李南：您好，尹总。您现在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风云人物，但我们知道，您的商业启蒙是非常早的，据说在12岁的时候，您就开始在涪陵和重庆之间做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了。而且据说还从中领悟到了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些资金调拨等等的规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尹明善：所以我经常讲，时世造英雄。当时的环境使人要求生存，那时我的母亲50多岁了，是一个小脚女人，我也就12岁多。总得要活下去啊，就想办法，看看有些人，他们比我稍大一点，可能十五、六岁吧，卖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于是就去了。可能还有点儿聪明吧，再加上勤奋，居然把这个小生意做得蛮好。所以可以这样说，12岁我就可以养活我自己，还能够养活我母亲。
李南：那是五几年的时候吧？
尹明善：是1952年。
李南：那您当时起家的本钱是哪儿来的？
尹明善：找了一个朋友，借了5毛钱。
李南：当时5毛钱是干什么的？
尹明善：因为当时一分钱可以买5根针，批发，我卖出去一分钱一根，我买得多了，就赚了。
李南：利润还是蛮高的？
尹明善：可惜一天不太多，少一点儿有３毛钱，多一点儿可能卖到六七毛钱。但是六七毛钱的利润就很丰富了，如果卖到六七毛钱，毛利都有４毛多钱。每３天干一个长的，我就给我母亲买１升米，买１升米只要19分钱，所以慢慢把我们俩养活了，还积累了一些资本。虽然只有几十块钱，不过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非常多的一笔钱。
李南：那么当时这几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是个什么概念？
尹明善：相当于几千块钱。
李南：我特想知道，那会儿12岁的小孩去推销针头线脑的时候，您怎么去吆喝自己的产品呢？
尹明善：吆喝了，那么大一个盖，卖发卡、洋钢针、洋火、洋船、洋剪等等，实际上都是中国造的。
李南：那很多人都在卖，为什么大家都买你的，不买别人的？
尹明善：第一要勤快，要舍得跑，舍得叫，发价（就是批发价的意思），我的价格很低很低的。
李南：这句话是大家都这么喊，还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尹明善：有跟人家学的，也有自己编的。编什么顺口溜之类的，也算是我的一个天分吧。
靠做小生意养活母亲和自己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直到有一天，小有积蓄的尹明善觉得自己应该有新的追求，于是他放弃经商，带着自己攒的钱去重庆求学。少年时期的那段从商经历虽然短暂，但却给了尹明善许多难得的人生体验，使得55岁时才以一个国企咨询公司老总的身份再次下海的他显得更加从容和自信。
女同志要买漂亮的衣服，绝不会到孤零零的一个店里去，而是去很集中的那条街，只有在这种地方成交量才会最大，所以我选择行业一般都选择热门行业，不选冷门。李南：您在55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下海，家里都非常反对，但是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您怎么去测算未来的风险和收益呢？
尹明善：首先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那个不叫邓小平理论，但是我觉得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不会改变，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大的舞台。还有我觉得自己被压抑了很多年，总是觉得有一身本事使不出来。
李南：所以您自己非常想下海？我采访过很多跟您同时期下海的人，他们在选择创业行业的时候，会选择那些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的行业，他们觉得更容易做起来，而您却不一样。
尹明善：我的想法跟他们相反，千万不要打冷门，开辟一个新的行业，这样你可能要成为牺牲品，成为铺路石，你把前面的路开拓了，把你毕生的精力和财富耗掉了，人家享受你的成果。最好的办法是扎堆，货卖堆山。人家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因为那种最热门的东西反而好卖，成本更低。打个简单的比方吧，你们女同志要买漂亮的衣服，绝不会到孤零零的一个店里去，而是去很集中的那条街，只有在这种地方成交量才会最大，所以我选择行业一般都选择热门行业，不选冷门。
李南：那么那个行业，是不是也是您比较熟悉的，或者相对比较熟悉的？
尹明善：相对比较熟吧，主要是这个行业一定要热。因为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都是从无到有，没有很大的实力可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如果我们这样去走的话，往往是铺路石。就像长跑一样，你跟着人家走，到了某个时候，你再冲到前面去，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李南：可是这也需要本身非常有实力，在面对众多竞争者的时候，不会淹没在竞争当中。
尹明善：其实冷门才会有更多的牺牲，因为冷门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路都要你自己去开拓。而热门很多东西已经顺理成章了，技术、市场都已经很成熟了，正因为人多，你这个小不点躲在里面人家也不注意你，只有你长大以后，才会成为人家瞄准的竞争目标。我们现在很大，竞争对手才把我们当作一个目标，随时研究我们的动态；当我们很小的时候，没人会觉察我们，这个时候，就利用热热闹闹的气氛，很快地长大了。
李南：很有意思的是，您选择了一个热门的行业进入，但是您在这个行业里做的事情却是冷门的事情？
尹明善：是这样。
第二部分第30节 亦政亦商两相宜 尹明善专访（2）
李南：这是什么道理呢？
尹明善：热门，就是这行业已经很热了。但是大家在做具体产品的时候，你要为整个行业增光添彩。我们总结出一条，就是要创新、出口、信誉好。我们首先提倡创新，只有新的产品才能开拓新的领域，一般讲，一个企业家能够适应市场，他是一个人才；要是能够创造市场，他就是一个天才。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口号叫：“创造新品，创造市场。”市场能够创造吗？能。比如说人类发明了电视机，就创造了电视机的市场；当人们发明了汽车，就创造了汽车的市场。现在经济学上叫做“供给产生需求”。你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没有那么一个市场出来。
咱们中国人干什么事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好了，往往能成功。李南：您创造市场的观点，和您前面所说的不选冷门行业，中间是不是有某种冲突？还是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尹明善：这叫什么事情都不极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非常成功。我把革命和改良比较一下：革命，往往引起反弹；改良，作为太少，基本上没有作为；在改良和革命中间的叫改革，它就是中庸之道。中国的改革不但内容非常丰富，还在方法上给出了很好的路线，叫稳中求进，也就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不像革命那种搞得“大洪大涝”。所以咱们中国人干什么事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好了，往往能成功。
李南：就是说不选择冷门行业的热门产品，而选择热门行业的冷门产品？
尹明善：一个冷的空间。
李南：您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去经商，刚才那一套就是一种大家的观念。
尹明善：所以有人说，你企业办得还可以。我所有的休闲时间主要都是用来读书、读杂志，研究一些学问、经济学上的成果，还有一些历史文化上的东西。
李南：您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天读多少页书吗？
尹明善：不行，因为我现在好多东西都想学，只是没时间，所以就是见缝插针，比如说在车上，在飞机上，或者在睡觉以前，天亮醒来之后，开灯读书。
抱着认定自己能够做大事的信心，1992年，尹明善不顾亲友的反对，以20万元资本起家，开办了一个摩托车发动机组装车间，也开始了力帆集团的创业历程。当时重庆的摩托车产业正如烈火烹油一般，许多人认为这个时候进入摩托车行业为时已晚。但是尹明善并不这样认为，他从来不去选冷门的行业做，但也不做热门行业中的热门产品，而是善于发现利用热门行业中的冷门空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在不为人注意的时候，力帆异军突起，而且一路成长为中国的摩托巨头。
活路有３条：垄断我无权，投机我没胆，创新求发展。
企业家经常讲成本，其实最大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是时间成本。李南：您有一句自创的名言，叫“活路有３条：垄断我无权，投机我没胆，创新求发展。”另外两条都比较好理解了，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您的几次选择都是蛮大胆的，您怎么还说自己没有胆呢？
尹明善：其实我认为，所谓胆识，胆是放在前面的，识是放在后面的。人有胆量才能做企业家，你有胆量，你虽然见识差一点，说不定还有50％的成功机会；你非常有见识，但是没有胆量，无论你见识有多广，你成功的机会只是0％。所以我认为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冒险不等于投机。
李南：怎么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有时候很微妙。
尹明善：因为投机多少有点贬低的味道，有更多的赌博性质；而冒险呢，首先自己要有一种崇高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干一个什么样出来。另外在手段上，其实所有的冒险家都是一些非常精明的计划家，郑和他们在大海上航行，是冒险家，但是他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投机人，多半是一时的冲动。
李南：您在自己这么多年的创业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一次是特别冒险的？
尹明善：好像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冒险，因为根据我的理念，当一个事情算准了有80％、90％的成功机会才去做的时候，多半没有戏，太晚了。50％多一点，55％、60％的要赶快去做，要做得早，所以企业家的很多行为都是冒险行为。如果是机关算尽，即使成功了，也算不上什么辉煌。
李南：那您怎么能够敏锐地感觉到，什么时候进入就是50％、60％，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
尹明善：所以算账就不要算得太精，算精就要错过时机了。企业家经常讲成本，其实最大的成本是机会成本，是时间成本。浪费了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比浪费其他成本更可怕、更可惜。
李南：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您目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往前想，想未来的事情，想机会？
尹明善：是这样。企业家要一直寻找机会，不会寻找机会，不努力去寻找机会，他就不是企业家。如果他凭着一种偶然的机会把企业做大了，他也会慢慢地消亡。只有不断寻找机会、不断制造机会的企业家，才是成功的企业家。
作为一个已成功走在时代前列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给外界的印象始终是充满活力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在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都颇有建树。但就在前一段时间关于家族式企业弊端的讨论沸沸扬扬之时，尹明善旗帜鲜明地支持家族式企业。他认为家族式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矛盾，而且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下，家族式管理反而可以避免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扰。尹明善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希望他们能子承父业，但是他说，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继承他的事业，他也绝对不会勉强他们。
用人惟亲是为了稳定，用人惟贤是为了发展，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的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李南：其实做得这么成功，您的商业天赋和敏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对于企业管理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为企业家，您一直是家族管理的倡导者，那么您怎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家族的管理者？
尹明善：对于家族管理人们有一个误区，很多官员、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到家族管理时，都认为它是一个贬义词，认为一定要摆脱家族管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这个说法把它说含混了。家族主要是指它的所有制，伏田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仍然可以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比方说它仍然有董事会、监视会，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叫国家，带一个家字，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家是若干个家庭组合起来的大家庭，甚至我们把中国有本事的人叫企业家、军事家。家族文化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谁也摆脱不了，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用好，不要一下子扔掉。事实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说80％以上或多或少都有家族所有制的背景。家族的管理不能一概否定，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用好，把它改造好，把我们中国的家族文化和西方的现代管理文化结合起来。
家族管理最大的毛病就是用人惟亲，始终就是身边家族的人，用人的范围小。有人提倡用人一定要惟贤。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观点是，用人惟亲是为了稳定，用人惟贤是为了发展，一定要把这两方面的好的东西集中起来。毕竟家族成员的成本低，有血缘关系，相对比较稳定。更何况我们的市场还不够规范，职业道德操守还有一定的问题，法律也不够健全。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家族太早了。
李南：您在家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父亲，您怎么来培养自己的孩子以后接好自己的班呢？
尹明善：我肯定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但说不上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和他们接触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有一个理念可以供做父母的参考，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子女、规范子女，他们喜欢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我的儿女贪玩，我规劝几句就算了。尽可能地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顺其自然会发展得更充分。
第二部分第31节 亦政亦商两相宜 尹明善专访（3）
李南：那么您将来会让子女接您的班吗？
尹明善：我当然希望我的子女能够接班，好像中国父母都有这种情结吧？但是还要对自己的子女进行观察，能接班就接班，实在不能接班就得挑选经理人。我们除了用很高的待遇留住他们之外，还要培养他们的事业心，设计一些制度来约束他们。当一个经理要离开企业的时候，我们要求他３年之内不得从事跟我们企业有竞争的行业，或者不能从事同行，请他们签字，已经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是我们还得给他们补偿。力帆的中高层人员很稳定，而我的人事部是超稳定的。
李南：怎么形成这种“超稳定”的？
尹明善：我想这里有他们的舞台，有很高的待遇，我经常讲“8分人才，9分使用，10分待遇”。当你把他看准了，决定让这个人作为你的栋梁、你的骨干的时候，就要给他很大的舞台、更高的待遇，把他留下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诚惶诚恐，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会有那么高的待遇！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下来。我相信，事业心和法制条款还是能把我们的高层人员基本上稳定下来的。
我们经常说，我们高举的是民族工业的大旗，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一点民族的气节，都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扬眉吐气。很多媒体采访我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工人的工资现在每人只是100美金，所以我们的产品才有竞争力，而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可以是1000美金。如果哪一天我们中国人、力帆的工人每个月能够拿到两三千美金，而我的产品仍然有竞争力，那时候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我才可以接受。看来这个道路很遥远，可能一生都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向这个目标前进。中国人没有理由一个月就只拿一二百美金，我们同样都是地球上的公民，这就需要众多的民族工业家、众多愿意为民族企业效劳的经理人员和工人。我们就用这种精神鼓励他们，我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南：您是民营企业家里面第一个进入政府高官系列的，您说您有２／３的时间从政。
尹明善：首先这是客观事实，又有官方的头衔，又是一个大商人，但是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好的称呼，这个称呼就意味着以权谋私。在探索当中，我身在其中，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努力干，努力经商，努力参政，但是绝对不能把两者混合起来。如果哪一天出了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需要探索，也需要发挥群众的智慧。
李南：参政之后您感觉目前对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影响？在精力方面和其他方面呢？
尹明善：天下的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时间上来说影响比较大，花很多时间参政议政，要苦得多；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关有一整套好的管理办法，很多东西是我以前接触不到的。因为政府的这种程序管理、上下级的严格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大企业，如果很混乱就要出问题，所以从参政议政的角度来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我个人来讲更是好事情，人生需要挑战，需要丰富自己的经历，能够从一个文化人变成一个大商人，变成一个国家干部，这几个角色的变换使我的经历更为丰富，让我一生当中有更多的光彩，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
目前的尹明善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中国首批进入省级官员序列的民营企业家，这本身就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商界与政界的交融、企业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丰富了尹明善的人生，使这个年逾六旬的老人看起来更加睿智而且深沉。在他的办公室中我们看到一个摆设，原以为上面的“淡薄名利，宁静致远”是他的座右铭，而尹明善却告诉我们，他的人生目标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李南：在目前这个阶段，您怎么给自己定位？
尹明善：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我还是一个文化人，因为我酷爱读书，喜欢研究文化，崇尚的也是文化。但是时代的需要，当个大商人也需要从政、议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拥护时代之潮流，顺乎人群之需要，不能逆潮流而动。
李南：这是不是也可以诠释您当时所说的“一个商人的成熟关键在于政治素质的成熟”？
尹明善：对。至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要想将政治和经济截然划开很难，我们政府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是贫穷落后国家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如果仅仅从商人的角度来谈商业，可能肤浅了一点儿，站的角度太低了一些，所以我们不妨从文化的角度、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李南：我这里有媒体对您的几句评价，读起来很有意思：“评评老尹，54岁创业，身无‘棒棒军’之力；读书不少，言未立兼有迂腐；临事而俱，胆小如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追求崇高，难饮箪食瓢饮之苦；经营小有方，所得却超过应得之百倍、千倍。万千荣耀集一身，喜煞！惊煞！愧煞！”语言很是生动形象，您认为这种评价是否到位，如果让您自己来评价自己，您会怎么说？
尹明善：我觉得很到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矛盾体，如果你愿意向朋友、向观众袒露你的心机的话，你一定是有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也一样。一方面，确实临势而据，遇见事情害怕，如果害怕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在害怕的时候，也要抓住机会，豁出去了！人是一种矛盾体，在矛盾体当中怎么把握自己？我想，相当多的人不太思考这种思想上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方法上的问题，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饭穿衣，上班睡觉。他们不太探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功。人要成功，在方法上一定要有研究。我觉得我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人，比较酷爱文化，把商业也当成一种文化在研究。人生短暂，在一生当中，几次起起伏伏，也是非常正常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者到成功的商人，从最初的小作坊老板到现在享誉全国的摩托巨子，尹明善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作为一个一直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历练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不断创新的勇气使他一直屹立于时代的潮头，这也许正应了他那句话：“大浪淘沙，是沙自流，是金自存”。
编导:杜玉倩
刚一见到尹明善，觉得他和我们心目中的红顶商人形象相去甚远，既没有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气魄，也没有口若悬河、精明强干的姿态，相反倒有几分文弱之气，或许这正是尹明善自认的文人之气。当说到自己小时生活艰难，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12岁就做小生意时，尹明善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起了“卖洋钢针、发卡”，吆喝声格外响亮，周围几个年轻同事笑了起来，我却笑不出来，若没有昔时年少的磨难，也不会有今日民营经济的擎大旗者。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第三部分第32节 拓荒者 王维嘉专访（1）
无线互联世界的拓荒者 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专访
时下，海归回国创业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说起这些海归，我们可以数出像UT斯达康的吴鹰、搜狐的张朝阳、网通的田溯宁等等。但是，在这些海归当中有一个人也同样地值得我们去关注，他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了“无线互联”的概念，在中国第一个发出了拇指经济将呈爆炸式增长的预言。他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王维嘉先生。王维嘉，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总裁。197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1994年在硅谷创建美国通用无线通讯有限公司，并任总裁至今。
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李南：您小时候很喜欢无线电，自己还装过发射机之类的，那后来您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和小时候的那种喜好有没有关系？
王维嘉：我觉得有。男孩子一般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开车。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雄性都希望走得最远，听得最远。那么无线电就是让你和地球的另外一端通讯，所以无线电爱好者大部分都是男孩。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后来上五年级时装过一个发射机。
李南：过去一般的收音机就只能收，是吗？
王维嘉：对。假如说我现在说话对方可以听得到，就需要一个发射机。其实现在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发射机，但是在过去，一部发射机就是一个所谓的电台，电台是永远和敌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敌人才有电台。所以当时我找了很多人问这个发射机怎么装，他们都不敢告诉我，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你要是装一个能发射电波的电台的话，万一被查出来就有可能会变成反革命。那时我是小孩，没什么事，但背后教我怎么设计的大人，就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去。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装收音机这些东西，上大学学的是无线电，然后去美国读书也是读通讯专业，等于说我的爱好从小学三年级到现在都没有变。
李南：对自己的爱好始终不渝。
王维嘉：是的。对于这种超距离的通讯、沟通、交流，我从内心有一种兴奋。所以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很多人在大学学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今天做的东西，而我喜欢的东西、学习的东西与今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李南：是很难得。您想一想，如果您当时没有到斯坦福去读博士，而是在国内选择了一所也是很棒的大学，会不会选择今天这样的道路呢？您是不是一个天性中就萌生着创业冲动的人呢？
王维嘉：我的创业冲动是在去斯坦福之前。那是1984年，当时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连载叫“硅谷热”，是一个斯坦福的教授讲硅谷，从惠普公司的创业历史一直讲到苹果，我看完之后就激动得夜不能寐，想像着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能去斯坦福，后来正好去了斯坦福。如果我没有去斯坦福的话，到了美国的其他一所学校或者在国内一个学校读书，我觉得很有可能我还是会创业。
童年的爱好和一次次幸运的巧合，使王维嘉离创业的梦想越来越近。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开始，到1987年获斯坦福博士学位的10年间，王维嘉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努力着。同大多数斯坦福的毕业生一样，他也到美国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工作过，同时也在寻找创业目标，为创办后来的美通公司积聚力量和经验。1994年王维嘉融资成功，创办了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无线互联产业。
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
投资和炒股票一样，你越好的时候别人越愿意投。
李南：1994年成立美通，1995年就把公司的业务陆陆续续往中国搬了，当时您这么看好国内的市场？
王维嘉：1995年过来时肯定是看好国内的市场。我觉得国内市场和创业一样，你认定这个东西，并不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计算理念或者是评估，有时候就是感觉。我为什么会看好中国？因为我1992年回国的时候，看到当时很多人都带一个很大的摩托罗拉寻呼机，这种寻呼机当时卖到三四千块钱，而当时人们的月工资才500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手机的发展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大无线通讯市场。
李南：您的判断两年前就实现了。当时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觉得不能坐着等市场？
王维嘉：微软为什么能够在PC上成功？其实当时比尔•盖茨害怕得每天睡不着觉，因为一旦IBM认识到PC的未来潜力，他哥俩就一点戏都没有了。IBM随便弄出几个工程师来，技术都比他俩高很多。但是大公司往往没有时间、精力去注重小的市场，当一个公司一年做到100亿美金的时候，对一个一年100万美金的市场是绝对没兴趣的，而这就是小公司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新的市场都是由小公司启动的，从网景、YAHOO（雅虎）到CISCO（思科）都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起步早才能做得好，但是往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起步太早了。
李南：本来您早一步就够了，可是早了三步或是五步，那可能就有当先烈的危险。
王维嘉：是的。为什么会当先烈？因为你这个公司没有钱，你还没有等到公司盈利，钱就花完了，发不出工资，只好关门了。
李南：您的公司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因为您的公司前几年是不赚钱的，都在花风险投资的钱。
王维嘉：是的。
李南：那时有当先烈的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吗？
王维嘉：每天都有！
李南：但是你的账面上还有那么多美元嘛！
王维嘉：我们的融资能力比较强，这要归功于我的第一个投资人，他后来做了我们的董事长。他是风险投资家，对融资这套非常熟悉，我们两个一起前后融了很多钱。所以，当一个公司不能启动市场的时候，一个是要节省钱，另外一个是你要有融资能力。
李南：您去融资的时候有什么技巧？
王维嘉：第一是你的融资价格。当你快没钱的时候，比如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了，现在你说我要卖5块钱一股，人家说5毛钱一股，你根本没有侃价的余地。到时候人家给你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这时候就把公司给稀释了，因为你把大部分股权卖掉才能拿到很少的一点钱。当我公司账面还有很多钱的时候，你给的价格不行，我再找另外一家谈，我还有很多余地。
第二，当你的公司快没钱的时候，投资人会觉得我把钱投进来就等于我要把你的公司撑下去，他自己心里很没数。当你有钱的时候他投进来，他的钱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觉得你这公司没有完全背在他一个人的背上，压力也就没那么大。投资和炒股票一样，你越好的时候别人越愿意投。
2000年的时候开互联网高峰会，当时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大谈眼球经济，我发言时就说：未来拇指经济要大于眼球经济，谁能调动人们的拇指，谁就能赚钱。中国短信的发展超出了她的人口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中国的手机只占世界的1/6~1/7，但中国短信占世界1/3。
第三部分第33节 拓荒者 王维嘉专访（2）
李南：2002年的时候，您把拇指经济提高到一个所谓的“拇指文化”的程度。当时您说，中国可能会锻造成世界第一大无线互联的经济国家，而且拇指经济会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创造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并最终影响西方。您觉得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吗？
王维嘉：我觉得还没有到来。2000年的时候，当时WAP刚起来，因为我们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做无线互联的，当时媒体也非常关注，我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线互联网是亏损的。有线互联从1996年开始算起的话，到2004年才盈利，用了8年时间，而我认为无线互联从2000年到2004年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可以盈利了。我在预测中有两点没有想到，一点是2002年无线互联就开始盈利了；第二，有线互联也是靠无线互联盈利的，所有的网站公司都是靠短信盈利的。所以，无线互联比我当初估计的发展得还要快。我当时估计的是这样，到2010年，无线互联会变成全世界第一大产业，每年产生一万亿美金的产值，当然这里包括终端、设备和服务。拇指经济这个概念是2000年的时候开互联网高峰会，当时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大谈眼球经济，我发言时就说：未来拇指经济要大于眼球经济，谁能调动人们的拇指，谁就能赚钱。
李南：您的这个创意来自于哪里？当时是2000年，短信并不流行。
王维嘉：但是WAP也是用手指啊。我们公司从1994年就从事无线数据业务，我对这个业务应该说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有信心。所以我非常坚定地认为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具体多大我说不清楚，我觉得１０年以后，它会成为第一大产业。当时我没想到短信这样的东西，现在能变成一年２００亿的市场。中国的短信在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占全世界的１／１０都不到，而现在每３条短信中就有一条是中国人发的。中国短信的发展超出了她的人口的比例。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１／５，中国的手机只占世界的１／６～１／７，但中国短信占世界的１／３。
李南：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
王维嘉：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在手机上用中文输入比英文要快得多。在手机上，现在有的小孩输入已经可以和电脑打字一样快了。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用手输入可以和说话一样快的话，那将来很多人就会懒得说话，啪啪啪输一大堆，啪就发过去了。实际上现在已经很多人是这样了。另外，近来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许多年纪比较大的人，４０岁、５０岁的人也开始发短信，甚至老头、老太太都开始发短信了，我觉得到了这个份儿上就是拇指文化了。中国的ＧＤＰ是１０万亿，手机如果能做到１００亿的话就是１／１０００，做到１０００亿就是１／１００。我觉得如果能做到１／１００，那绝对是一个经济了。所以，说拇指经济已经完全是现实了，一点都不过分。
深厚的专业背景使王维嘉敏锐地感觉到，无线通讯的市场在中国。他预言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无线互联王国，拇指经济即将到来。可是回国后面对新鲜而又多变的无线互联市场，事情并没有他想像得那么顺利。美通曾有一段短暂的盈利，但大多数时间并不赚钱。然而自２００２年起，中国短信业务的火爆增长以及新浪、搜狐、美通等在此中获益，使王维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李南：美通在这个市场当中，应该是几家大的SP(服务商)之一了，现在大概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王维嘉：我们大概是前5名吧。
李南：但是这个市场是您最先看到的。
王维嘉：是的。
李南：为什么您最先发现了这个市场，而且比他们早发现了10年，但是最终只能够分到它的一部分而没有取得垄断地位呢?
王维嘉：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市场会有一个超常规的发展，其实短信在欧洲的发展要比中国早得多，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欧洲的量就已经很大了，现在中国把欧洲远远地甩在后边了，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的运营商一直采取一种保守的方式，也就是说短信的业务SP都别做，我要自己做，这是我碗里的东西,不能和你分。而中国移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非常开放的战略,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用社会的力量、第三方的力量一起开发这个市场。500家公司的涌入带来了巨大资源，有品牌的资源、社会的资源、技术的资源，市场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在全世界，现在中国的无线互联市场的发展速度是第一的。
李南：在这个行业您是以前瞻性闻名的，但是拇指经济的前瞻性并没有给您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名誉、利润和市场份额，为什么呢?
王维嘉：我觉得在一个完全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行业虽然中国目前有400家公司，可真正有全国性的市场营销能力、非常精细化的管理能力、规范化经营能力的很少，能提供电信服务的也非常少。从长远来讲，这个市场一定会consolidate，就是会整合成几家大的公司。在中国，我非常坚信中国的市场一定会超过日本，我估计２～３年内中国的市场总量会超过日本，到那时候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的无线互联市场。
现在的王维嘉更加地自信和睿智，他的这种自信已不同于年轻时的意气风发，而是经过岁月沉积和事业磨炼后的沉稳与豁达。一度他曾以为自己是技术的英雄，可以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却给自己的自信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觉得，即使是英雄也很难改变历史，能够站在历史的前列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也许是一个创业者最佳的状态。
这些人能创造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随波逐流。
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无线互联。李南：您目前崇尚随波逐流，靠这种方式能够使美通成为最大的无线互联公司吗？没准以前那种英雄创造奇迹的方式会有助于您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实现您的理想？
王维嘉：我觉得英雄创造历史和随波逐流其实并不矛盾，虽然你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是矛盾的，但是这两者有内在统一。我今天仍然相信，永远要有英雄创造历史，因为我在硅谷看到了比尔•盖茨、保罗•阿伦。我虽然不认识比尔•盖茨，但我认识保罗•阿伦，这个人真的很平淡无奇。斯蒂文•乔布斯也是平淡无奇，他绝对不是神仙，但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帝国。你和他们接触长了以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但是并不是神奇、神秘到了你不可理解的地步，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不过他们找准了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点，另外，他们选择的时机非常好。这里有他们个人的努力、聪明，也有时机和运气。所以，由于斯蒂文•乔布斯做出了Apple（苹果）机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微软开发了WINDOWS，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网景做出了浏览器，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历史，所以我非常坚信英雄创造历史。但是英雄不可以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这些人能创造历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随波逐流。所谓随波逐流，就是他们审时度势，去观察人群的需要，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这些人就是有这方面的天分。
第三部分第34节 拓荒者 王维嘉专访（3）
李南：刚才您说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线互联王国，这个“最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王维嘉：家电也好，球鞋也好，服装也好，这些东西中国已经做到了量上的最大了，但它们的发明和创造不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是中国学别人的，但是无线互联中国是与全世界同时起步的，而且中国做到今天已经开始自己创新模式了。３年前我们和中国移动一起访问欧洲、韩国、日本，觉得到处都是要学的东西，今天再出去，就觉得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有东西可以向你学，我也有东西要教你。我相信在３～５年，中国在无线互联方面能够超过日、韩变成全世界第一。这个第一不只是量的第一，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你把量做到第一一点儿都不稀罕。一人一双球鞋就是全世界第一，一家一台电视就是全世界第一，这都不稀罕。而是在商务模式和文明的创新上面，我觉得无线互联网有可能给中国提供这样一次机会。这次机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从文艺复兴以来，中国一直走下坡路，西方走上坡路，今天我们一睁开眼睛，所有用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西式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少的，但无线互联网有可能让中国人为世界文明大大地贡献一把，而且这个是主流文明，也就是欧洲人到中国人这儿学了以后回去可以用的东西，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儿。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次机会就是无线互联。
2000年中国短信量是10亿余条；2001年是189亿条；而到2002年，全年达到爆炸式的900亿条。短信资费若以每条一角钱来计算，就意味着2002年全国有90亿元的营业额。而这还没有包括以短信方式下载更高资费的铃声、笑话、图像等增值业务的收入。短信已走进千家万户，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短信的火爆也增加了服务商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李南：有人评价说您在IP产业里面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的总裁，因为您曾经有过很多的专利，您现在这样评价自己吗？
王维嘉：我觉得你做一行就要做好。我过去受培训的背景，从读书到工作都是以技术为主。那么科学家也可以做很好的管理者，但是当你做一个管理者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技术懂多少，而是你对市场的把握、对人性的把握和对管理艺术的把握。
李南：据说您在公司非常受爱戴，有一位员工就跟我说，他之所以在美通工作完全就是因为您。因为他在面试的时候，您跟他谈到了文学，他觉得能够跟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沟通。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吗？
王维嘉：我觉得算是吧。中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但是我更喜欢文史哲。1977年考大学，那时大家都认为学理工会更有前途，于是这十几年教育又把我转成了一个理工型的人。这些年做管理、做市场又把我转回文科来，但是我的背景是理科背景。现在文科有这么多好的专业，比如像金融，如果我当初能像今天的小孩这样可以随便挑专业，我很可能选文科。
李南：您曾经说过现在回国创业是正当其时，如果再过５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种判断从何而来？
王维嘉：判断的依据来自台湾。大概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留学生掀起了回台湾的浪潮。这些人从台湾到美国留学，60年代、70年代在美国公司工作了10年以后，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这时台湾正好工业升级换代，需要转型进入高科技，这批人就回来在台湾创立了一批高科技企业，都非常成功。我觉得像我在1995年的时候回国，真的有点太早了。而今天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时候回来时机最好。再过5年以后，有可能这些企业已经壮大了，本土的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就有些迟了。所以我觉得今后两三年是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的最佳时期。
李南：您有这么长时间的创业经历，能不能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想创业的朋友提一点好的建议？
王维嘉：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第一，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喜欢这件事。你不要受外力的胁迫，看到谁发财了，或者你的朋友说，你的丈母娘说，你怎么不去创业之类的；或者有朋友笑话你不去创业。你要去创业，一定是自己内心的意愿，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你要有韧性，一定不能受到一点挫折、遇到一点困难就后退。任何企业都是这样，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企业没碰到任何问题就发展起来了，我们永远要有遇到逆境的思想准备。
如今在媒体的镁光灯下聚焦的海归们仿佛都是一派春风得意，但是一帆风顺的背后，都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无奈。他们由国外到国内，由创业者到管理者，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带动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增长。他们的作用不能够被我们所忽视，毕竟他们沟通着东方和西方，连通着世界与中国。
编导：杜玉倩
王维嘉很帅，公司的人在背后均以“帅哥”呼之。“帅哥”在公司威望很高，尤其深受女员工爱戴，当我们在采访中指出这一点时，王维嘉腼腆地笑笑说“这个不要上电视吧”。
王维嘉健谈，这一点和国内一些理科出身的人不太一样。于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和他一班在国外读书又回国创业的那群兄弟：张朝阳、田溯宁……个个口若悬河，难道美国是一个训练演讲家最成功的地方？
王维嘉工作起来十分拼命，由于人在中国，家在美国，他每月要有两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于是倒时差就成为他必须要攻关的课题。现在王维嘉对此已是非常自得，因为他已经找到顺利倒时差的诀窍了，至于具体是什么，他还保密呢。
第三部分第35节 从执行到决策 张醒生专访（1）
从执行到决策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醒生专访
张醒生，1977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先后就职于北京长途电信局、北京电信管理局及中国国际通信建设总公司。1990年加盟爱立信。1999年，获得挪威管理学院信息通信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任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首席市场执行官兼执行副总裁。2003年4月至今，任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2004年7月28日，联想与亚信科技在北京签署协议：联想集团用它旗下并不赚钱的IT服务业务主体部分作价３亿元，置换了亚信公司15%的股权。那么，这次合作对于亚信和联想究竟意味着什么？亚信为什么会做一个在常人看来不赚钱的买卖呢？业内发出了种种猜疑的声音。
李南：有人议论说，本来联想这块业务是不赚钱的业务，置换了亚信15％的股份，等于说是亚信送了联想15％的股份，而且还把自己的事业部白白给别人去管理，对于这样一些言论，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张醒生：我想这个事情对不了解整个战略意图的外面人来看的话，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要把这个事情作为整个业界的战略性思考来探讨一下的话，结论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两个公司都看到了未来巨大的市场前景、中国信息化社会的巨大需求，为什么大家都要往服务和软件上转？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数字，在改革开放1980年到2003年这23年间，中国除了电信业和金融业之外，在IT业的投资是15000亿人民币。最新的市场调查统计数据表明，在2004年到2008年的未来５年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将达到或超过两万亿人民币。在过去23年的一万五千亿人民币投资中，80％多都是硬件的投资，软件和服务占得很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23年里没有催生出一个软件的巨无霸企业和软件服务的大型企业的原因。
李南：市场的问题。
张醒生：整个环境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未来的５年中，两万亿投资将会有超过一半以上在软件、软件服务和IT服务这个行列中，也就是说软件和软件服务将成为未来IT业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点。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上万亿的市场，我们必须要有战略的雄心去切入，去分这块大蛋糕。如果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在这样一个巨大需求——国家需求，民族需求——的市场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地位，还像过去23年一样，由跨国公司来主导这个行业的话，我们都会把它称之为民族的悲哀，是我们自己的IT事业和通信信息事业的悲哀。
李南：为什么他们不赚钱，还能够作价３个亿呢？
张醒生：联想进入IT服务业，３年期间，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铺垫这个市场，连续收购了４家公司。投资和产出总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联想已经基本上快到产出的阶段了。
李南：为什么既然要产出的话，果子给别人摘了呢？不能自己再去走一步，把所有的果子全部自己来享用吗？
张醒生：对，这是问题的症结。我们过去的企业有时候太想把全部价值链的体系都自己打造。从上游、中游、下游全做起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环境发展，我们现在改变了思路。
李南：那么能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合作中，联想它得到的是什么？亚信它得到的是什么？
张醒生：过去的10年，亚信都是在电信通信市场中趟水，趟了10年之后，进入到企业信息化市场后，发现自己的力量相对来讲还比较薄弱。联想进入IT服务业以后，前进的速度非常快，但联想也发现IT服务是需要有不同的机制和文化的，因为它需要一种IT服务特有的特征，在这个领域亚信已经趟了11年的水了。所以大家觉得，如果能够把联想形成的品牌、已经覆盖的巨大的客户基础和亚信对IT服务的机制管理、强大的研发能力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会打造出一支新军，来冲进中国IT服务信息通信的市场。两家的战略思路相近，想法也基本相同，过去是大家各自做各自的，现在呢，使得两个国内的企业能够共享理念，走到一起，握手，一起来做，我们把它称之为双雄会，双剑出鞘。
李南：双剑合璧。
张醒生：对。
尽管外界有着诸多猜疑，亚信还是和联想走到了一起。在拥有20多年电信业经验的张醒生眼中，亚信是迈出了中国通信与IT产业融合的艰难一步。而对他个人来讲，也向着他自己内心的目标迈进了一步。就像他在一年半前从百年电信强人爱立信空降到亚信时说的那样，他要把亚信打造成中国新信息社会甚至新信息娱乐业的主要建造者和提供者。
传统的电信在被互联网一步一步地颠覆，现有的通信网络在未来都将被全IT的互联网世界所替代。李南：为什么在这么好的事件公布之后，股市的反应却并不是那么好？
张醒生：亚信是个美国上市公司。
李南：对，纳斯达克很透明的。
张醒生：对。美国的投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他们看到这条消息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要支出一笔钱了，要发一批股票了，我限股的价值可能会被摊薄，这样的反应是特别自然的。随着媒体的介绍、我们对外的介绍和投资人的会议，他们逐渐知道这是亚信和联想进行合作，在切入一个新的、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逐渐来感受。
李南：这件事情其实也说明亚信在转型，就是说它会从电信里面突围出来，做整个企业的管理系统，一个服务商。
张醒生：坦率地讲，今天到摄影棚来的前一个小时，我还在一个电信运营商的总部，跟营销主管探讨如何利用这次合作帮助我们的电信运营商切入到企业信息化大客户市场。
李南：那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IT和电信的融合？就是说在电信运营商目前给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里面，又增加了一个附加值，而这个附加值的增加来源于IT技术的运用。
张醒生：是的。
李南：使用户在信息化处理分析上得到非常大的便利，是吗？
张醒生：李南，你快成了我们这行业的专家了。
李南：我在听课。
张醒生：确实是这样，IT和电信的融合，大家现在看到的最多的是彩信、短信，宽屏电视、宽屏电影都会出现。这就是传统的电信在被互联网一步一步地颠覆，现有的通信网络在未来都将被全IT的互联网世界所替代。
李南：听起来感觉像是特别美好的图景。能否再把它具体一些，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描述一下，它带来的直观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呢？
张醒生：我想直观的感受就是，以后我们通信将会更便捷，内容将会更加丰富。在未来２～３年中，在手机上你可以打电话、查邮件、上网，获得所有视频、图片，跟计算机现在提供的内容差不多。
李南：目前有的已经达到了。
张醒生：未来可能更加便捷。当你在家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在更大的屏幕上享受视频声效的感觉，你就可以使用大的终端；当你离开了家庭或办公室环境，要想获得更好的、更及时信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终端。这些交融会非常方便，也就是说，未来的电视机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视机也许尺寸、外型有相似之处，但是内壳会发生很大变化。
李南：功能大不一样了。
张醒生：功能大不一样，应该称之为家庭媒体的中心。
第三部分第36节 从执行到决策 张醒生专访（2）
李南：那么在这种趋势当中，亚信希望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呢？
张醒生：亚信已经成为这里面的一部分通信和颠覆传统通信互联网的革命者和创新者。
对于电信与IT融合的前景，张醒生有着极高的热情。到亚信上任不久，他便使亚信完成了从“全电信”到“全方案”的战略转移，并在2003年第三财季恢复了盈利。尽管人们对于亚信在众多IT厂商纷纷转型服务的今天能否抢得先机感到怀疑，但无论如何，满怀激情的张醒生已经开始了他“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决策者”的人生之旅。
我们完全是为中国人管理，为中国做事，只要对中国、对中国客户、中国社会有好处的事，我们就干。李南：其实很多中国IT公司都是从硬到软逐渐转变的，当很多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火拼可能很难避免，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张醒生：对。大家都认为有前景的事，就一定是除了你跳水，别人也要跳水，都到水里去扑腾。所以这时候做事要不同，一定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去做，一定要比别人提前半步才能致胜。
李南：您觉得目前，联想和亚信这种合作，仍然是一种提前半步的体现？
张醒生：完全是，我们现在做肯定是恰逢其时。
李南：那目前亚信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醒生：亚信现在最需要的，第一是我们这次和联想的战略合作，我们要把我们的战略变得能够执行，变得能够真正实施；第二我们需要尽快地给我们的资本市场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李南：这样的重担是不是落在了您的身上？因为您是亚信的CEO。
张醒生：作为CEO，成败是自己一定要背的。成，荣誉可以大家分享；败，永远只能一人承担，责任是绝对逃脱不了的。
李南：当时从爱立信到亚信，您曾经对外界说过，说您希望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决策者。那么在亚信这１年多时间当中，您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决策者了吗？
张醒生：总体来讲，战略的设计和实施确实和在爱立信的时候是大不一样。比方说亚信的战略——我们去年宣布的全客户方案战略，比方说横向切入收购兼并，切入到企业信息化市场，比如说和联想的这次战略合并，这些都是决策，都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分析以后做出的决策。但在爱立信的时候，这对我是很难的。
李南：很难真正参与这样的决策是吧？
张醒生：我可以提供对中国市场的建议，然后全球总部再根据这个建议来进行判断。而在亚信，我们完全是为中国人管理，为中国做事，只要对中国、对中国客户、中国社会有好处的事，我们就干。
李南：丁建说他不做CEO的时候要比做CEO时睡得好，现在我想他可能睡得好了。是不是您睡不好？还是你们现在都睡不好？
张醒生：我最近眼泡特别大，因为你承担了一个上千人公司的责任，还有，你承担了几千万股民对你的期望，所以责任确实是不一样，我现在深刻理解丁建的话。
李南：当您到更高层次的时候，您以这种CEO的身份，去总揽全局的时候，会有一点角度的不同吗？
张醒生：首先，决策责任在你身上，最后签字的是你。像我们这种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如果出了问题，现在只追两个人：一个是CEO，一个是CFO。出了任何问题，这两个人坐牢，其他人没有任何问题。
李南：和丁建没有关系吗？
张醒生：没有关系。
李南：怪不得他可以睡得很好。
张醒生：对。因为美国的这种公司，尤其是安然出事以后，它是以CEO、CFO作为全权的治理结构，是CEO和CFO负全责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非常重大。另外，当你做CEO的时候，你希望每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所以还有一个调动、激励、交流的过程。
沟通、交流，对于有着４年接线生经历的张醒生来讲，不是什么难事。但作为一名跨国电信公司的副总裁，空降到一个成立仅有10年的IT公司，很多人还是替张醒生捏着一把汗。不一样的待遇，巨大的落差，回首１年多以来的风风雨雨，张醒生感触良多。
如果为了物质，我决不来亚信。李南：那您对您自己这１年多的工作满意吗？
张醒生：不是特别满意。
李南：为什么？
张醒生：要满意的话，就要有问题了。在这１年的工作中，我经历了很多：第一是刚上任没两天，就遭遇了SARS，这个非典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连管理团队的人都没认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谁还不知道，公司就要进入应急机制，全部撤离。大部分人不认识，客户不知道，所以搞得我有两三个月非常紧张。第二呢，就是我做了较大幅度的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就一定会触及到一些原有的流程、原有机构的一些人和事。
李南：还有利益。
张醒生：好在我空降当天只带了一个助理过去，宣布只有我们两个人，没别人，大家放心好了，不是一个团队整体空降，所以大家看得出来，我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做的。但是当你要机构改革，根据战略进行调整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要解决每一个受牵连的或涉及到的人和机构，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
李南：那怎么解决的呢？
张醒生：当然首先还是要大家共认一个理念，一个事情要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做更好一点，所以我费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呢。
李南：要常常沟通吧？
张醒生：管理层成员和中层经理在很长时间内是沟通，了解你的看法，谈谈我的看法，然后大家来共享，所以沟通的时间比较长。完成一个机构改革的设想，从4月1号到7月份用了３个多月的时间，我们7月份进行了机构调整，接着10月份进行了战略转型。这一系列动作，说实话很多员工是心存猜疑的。
李南：压力比较大，因为您在爱立信是一位元老，爱立信在中国慢慢起步，是您看着它从一个小房间、六七个人，到现在这么大的规模是吧？
张醒生：对，是。
李南：在爱立信签一个单子，可能就10亿，但是亚信全年的收入，可能才10亿人民币。
张醒生：对，是这样。
第三部分第37节 从执行到决策 张醒生专访（3）
李南：很奇怪，这样的落差，怎么去平衡？
张醒生：完全要从数字上找平衡是肯定找不到的，因为不一样。我在爱立信呆了12年，看着它从小到现在这么大规模，真的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李南：感觉会非常好。
张醒生：感觉非常好，我不做事，也不会怎么样，我可以有非常好的待遇。
李南：比亚信待遇还要好吗？
张醒生：当然比现在好了。举例来讲，在爱立信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可能是全爱立信最大的。
李南：有多少平米？
张醒生：比我们爱立信中国总裁的办公室要大两倍吧，但没人会说什么，觉得应该的。到了亚信以后，比如说我们出差都只能坐经济舱，这就要调整心态。过去坐飞机，很多朋友看到张醒生是在公共舱、头等舱里坐的；到了亚信以后，在经济舱看到他，我自己都要调整。过去出差，你可以穿着西服去坐飞机，很简单，因为头等舱挂西服都不怕，现在要坐经济舱了，你没有挂西装的地方。
李南：要轻装简从？
张醒生：是的。
张醒生：另外，原来出差，住的宾馆是五星级、超豪华的，现在因为很艰苦嘛，要把每一分钱都回馈给投资人。我们无论是CEO，还是普通员工，出差都一样，每天不超过250块钱的住宿费。
李南：250块钱的住宿费，那住什么样的宾馆？
张醒生：就是过去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宾馆，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吧，我说是真的，我们应该把每一分钱省下来。
李南：自己贴钱住算了。
张醒生：有时候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也要调整，如果为了物质，我决不来亚信。真的是这句话，真的是为了这个事业，真的是为了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看看能不能真正地再搏一把，创造出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有实力的、有长远发展的好公司。
从15岁做北京电信局的接线员，到30岁辞去邮电部的公职，从爱立信执行人到亚信决策者，一直以来，张醒生都与电信有着不解之缘，从他收藏的各式电话中，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份答案。作为亚信第三任CEO的张醒生，对他在亚信的位置有着深刻的理解。“十年亚信立志中兴”，在张醒生看来，他正在做的就是要在人生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搏击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南：您只收藏电话吗？还是说有很多收藏品，其中最喜欢收藏电话？
张醒生：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收藏，能谈得上真正的收藏品的只有这个古董电话，我并不是收藏所有的电话，一定要有它的含义，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
李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电话，它的意义在哪里？有什么故事呢？
张醒生：这个电话大概是1900年到1906年间，挪威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家庭使用的。在2001年我离开爱立信之前，曾经组织了一次中国企业家到北欧的考察，在挪威的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湖边小镇上，我在一个古董店里发现了这部电话，我毫不犹豫就买下来了。第一因为这个电话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第二呢，我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代表，陪同20多个中国顶尖的企业家，包括我们亚信前任CEO、现在的董事长丁健。我们在那里探讨，一个企业发展百年之后，我们这些人肯定不存在了，那么我们这个企业还会存在吗？中国现在的企业百年以后能不能还有一批存在着？这个家庭存在了，它留下了一个物证，我们中国的企业、我们企业家不存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物证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人呢？
李南：所以这部电话才值得您去收藏？
张醒生：对，那件事情我们坐在车上讨论了很久。所以今天我特意把这个电话拿出来，它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李南：你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呢？有没有结论？
张醒生：我们大家真的都很激奋，说我们肯定不可能永远地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做得好，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当时参观爱立信，爱立信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企业还存在着，但是有的企业就不存在了，它们只留下了一个古董，所以我们是要留下一个古董呢，还是留下一个企业？中国的企业家真的可以思考一下啊！
作为亚信第三任CEO的张醒生，对亚信的发展历程有着深刻的了解“……十年亚信立志中兴”。在张醒生看来，亚信10年的历史是值得骄傲的，也是值得敬畏的。在信息瞬息万变的大环境中，在人生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搏击中，张醒生正在创造着一个中国人的财富梦。
这样一家英雄式的中国公司，这种有展示意义、启示意义的公司，决不能败在我第三任手上。李南：田溯宁和丁建是您的前两任CEO，他们都受到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而且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那么您作为第三任CEO，希望大家怎样去评说您？
张醒生：评说就不重要了。咱们试想一下，今天的亚信已经是美国上市公司，也是在中国IT界做得非常好的，手里握有15000多亿美元的现金，这家公司怎么起来的呢？田溯宁田总、丁健丁总两个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美国去留学，两个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而已，怀揣几十美金，最后因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互联网将会改变世界。抱着一个为中国做事的理想，把互联网带回中国，然后又返回美国上市，成功了，成了中国一个成功的企业。他们不仅仅事业成功，也通过事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实现了一个中国穷学生中国式的美国梦。所以这样一家英雄式的中国公司，这种有展示意义、启示意义的公司，决不能败在我第三任手上。我们去年的口号是走向一条中兴之路，走向长远稳定、有广阔前景的发展之路。在我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若干年以后，还会有人接任我做CEO，永远地做下去。再过10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亚信还能够在中国存在的话，那我们这几位都算没白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梦，一个中国人的财富梦，这个财富包括我们的物质财富，也包括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希望留给后人一个管制最规范、财务最透明、具有很好远景的中国人的国际化公司。
李南：这也包括您自己的一个梦想，就是您的职业理想，希望能够把亚信带上中兴之路，为您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非常完美的感叹号。
张醒生：或者是无数无数的逗号，让后人能够继续写。
李南：去揣摩是吧？
张醒生：继续能写。
从北京电信局的接线员，到跨国公司爱立信中国区的执行副总裁，再到亚信总裁兼CEO，从执行者到决策者，从“在中国做事”到“为中国做事”，这一切改变的是身边的环境，不变的却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梦想。也许从张醒生积极的人生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信的未来。
编导：刘淑伟
两年前，提到亚信科技，人们立刻会想到丁健，或是田溯宁，可是今天，当人们再次提到亚信时，就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个名字——张醒生。作为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的总裁兼CEO，张醒生的名字其实早在他担任爱立信中国区副总裁时，就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认识张醒生的人都说他是天生的大嗓门，人们也总是把张醒生的大嗓门和他的激情联系起来，曾经有同行这样形容说，张醒生在北京的笑声，爱立信的瑞典总部都能听到。如今，这爽朗的笑声又经常回荡在亚信的办公室中。采访中，亚信的员工告诉我，他们这位CEO不仅人随和，还愿意和他们聊天。上任的第一天，他就给女同事每人送上一束鲜花，给男同事每人送上一个绿色的水竹。在亚信，张醒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对待员工他更像一位和蔼的兄长。正是出于对张醒生的尊敬，才有了这次采访。
而此次对于张醒生的采访，前期其实并不顺利，进棚录制的时间先后改了６次：先是主持人生病，进棚时间推迟，再次敲定时间，演播室突然接到任务，要整体搬到杭州拍外景地，接下来，又是嘉宾出国等等。直到最后一次，进演播室的当天上午进行外采时，还是没有见到张醒生的身影，这次难道又要更改时间？对我的心理考验已经接近极限，下午２：３０，张醒生终于准时来到了演播室，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张醒生是执著的，也是永不言休的，在以后的日子里，相信他会带领亚信一路走好。
第三部分第38节 资本对缝儿 刘二飞专访（1）
资本对缝儿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专访
做一期关于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节目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因为不仅投资银行是近几年来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而且投资银行业务也是金融业务当中最热闹的领域。但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听到最多的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投资银行，更没有真正的投资银行家，再问下去已经是语焉不详，随后我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的身上。18年的投行经历，使得他在我们这样一个证券市场只发育了13年的国度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在美林高盛这样的国际超一流投行的经验，也使他知道真正的投资银行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刘二飞，走近投资银行。刘二飞，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刘二飞与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只读了2年中学，然后就上山下乡；插队3年以后，1978年，时年17岁的刘二飞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1981年，刘二飞到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留学，专攻经济和国际关系；1984年，刘二飞开始接触投资银行业，就职于罗西尔投资银行，主要负责中国事务；1985年下半年，刘二飞到哈佛商学院攻读MBA；两年后，学业有成的刘二飞重新开始了他的投行生涯，以平均3年换一家的速度，游弋于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东方汇理等声名显赫的国际著名投行之间；1999年底至今，刘二飞就任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李南：说起投资银行，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云山雾罩的神秘感，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创造神话的地方。而且我们去采访投行的一些专业人士时，他们自己都说不太清楚，那您是不是也觉得，您正在从事一项非常神秘的工作？
刘二飞：我倒不这么看，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说投资银行是创造神话的地方，我觉得神话都是媒体创造的，或者是好莱坞创造的。如果说神话就是成就的话，我想成就都是客户创造的，我们投资银行只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我们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
投资银行就起个牵针引线的作用，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媒婆。李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华尔街那些普通的门后面，可能就酝酿着一个上百亿的大手笔。看到一些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就会猜想后面这无形的手可能就是投资银行。
刘二飞：华尔街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融资项目，或者公司兼并的项目。有的时候是上百亿的项目，有的时候是上千亿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客户之间进行的，投资银行最多是起个红娘的作用。比如说，两个大的公司总裁之间，假如谁都不好意思先说咱们俩合并吧，那投资银行就起个牵针引线的作用，让他们在见面之前有个基本的沟通、基本的共识，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媒婆。
李南：1981年的时候，您在美国一所犹太学校读书，专业是经济和国际关系管理。1984年到罗西尔投资银行，那当时您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已经很透彻了吗？
刘二飞：实际上，我进入投资银行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说句实话，我进入投资银行的时候，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大学毕业出来找工作，也是为了谋生，就找了一个朋友，他问我：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根本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工作好，什么样的不好，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说过大通银行、花旗银行，我说我就到银行去工作吧。他说：我不认识银行的人，我认识一家公司，是个好公司，跟银行有点相近，但又不是银行，他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是云山雾罩的，就跟人家去面试了。正好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的这个朋友比较熟，他对中国也比较感兴趣，他听说我是中国来的很高兴。而1984年的时候，大陆来美国的大学毕业人数很少，特别是对投资银行有兴趣的人就更少了。
李南：于是就物以稀为贵了。
刘二飞：对，他就说你到我这儿来，向我学学投资银行的事情，我向你学学中国的事情，但我付你很低很低的工资，让你感到非常悲惨的工资。
李南：多少钱？
刘二飞：大概是一年3万多美金。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觉得这些钱已经很多了，可是他说低，我觉得大概是低吧。我回去跟同一年级毕业的同学一比较，才知道我的工资是当年最高的。
李南：有点猛打猛撞，但却走上了一条您真正喜欢的、而且愿意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的道路。
刘二飞：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李南：在您的履历表上，关于工作经历这一栏是非常丰富的。1987年在哈佛毕业之后，几年间您一直游走于各大著名的投资银行之间，先是高盛，后来到了摩根士丹利，后来重回高盛，然后到了所罗门、东方汇理，基本是平均3年换一家公司。我们知道，金融业是一个人才流动比较频繁的行业，但是像您这么频繁地流动，可能还不太多见，当时是为什么呢？
刘二飞：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有点后悔。
李南：重新来过的话您不会这样？
刘二飞：重新再来一遍的话我不会3年换一个工作的。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我当时流动有一些特殊原因，因为我加入投资银行的时候，有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在华尔街做事的很少，1992年时我大概是惟一的一个。也就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从华尔街基层干起来的，既做过美国的事务，又做过欧洲的事务，还懂中国的事情，所以好多人就来找我，既有猎头公司，也有投资银行。当时我也是没有经验，经不起诱惑，人家一说来了给你提职，给你涨工资，给你描绘一下在我们公司有多么美好的前景，我就动心了，结果就跳得比较多一些。
李南：那如果别人要问您：“刘先生，我要跳槽，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您会怎样回答？
刘二飞：我的建议就是，思考一下你现在这个事业平台，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你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你就不应该跳；如果不合适，你就应当考虑变一变。往往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看的是短线的，别人答应给我加一倍工资，我原来赚10万块钱，现在可以赚20万。我觉得最好淡化这方面的因素，不要考虑眼前人家给你加多少钱，要从10年和15年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给你加1倍工资，10年以后可能看起来就是很少的一点点东西，你就会觉得，不见得一定要为那么一点钱、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工作。往往有些公司，它为什么要多付给你钱呢，就是因为它招不到人，它的平台不够好。
李南：当时在旅美商学会，你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像高西庆、王波明你们都是一起共事的朋友、伙伴。我知道他们两个当时回国了，为我们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出谋划策了，那您怎么就没考虑回来呢？
刘二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也考虑过是不是毕业后直接回国来发展，当时我们总是有点瞻前顾后，没那么大的勇气。
第三部分第39节 资本对缝儿 刘二飞专访（2）
李南：您自己也说，您是中国人中做投行业务最多的。那么回忆起来，您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项目是哪一个呢？
刘二飞：我所能够讲的，而且我觉得也确实不错的，就是中海油这个项目。
李南：就是中海油的上市？
刘二飞：对，中海油的上市受到了一些挫折，第一次发行没有成功，当时我是这个公司的财务顾问，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情的始末。正好这时候我来到了美林，中海油的管理层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美林。
李南：在中海油第一次发行受挫的时候，您就看出其中的破绽和不足了吗？
刘二飞：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比较复杂。主承销对市场判断有些失误，而且中海油的故事定位有些偏差，再加上路演的时候，到海外巡回跟投资者见面的时候，纽约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波动，好多要发行股票的公司都半途而归，比如一些泰国、韩国、印度的公司，都走到半路上，觉得风浪太大，就退回去了。中海油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这种公司如果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去，即使定位故事有些偏差，主承销犯一些错误，都没有问题，好多错误都可能被掩盖了。但是，你要是遇到了大的风浪，再出现故事定位不准，对一些对投资者的担心没有充分预想到，这时候就容易有翻船的可能性。
李南：您曾说过致胜的法宝就是能够抓住细节中的“魔鬼”，那魔鬼是很难抓的，当时您是怎么从细节中去抓住这个魔鬼，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定位的呢？
刘二飞：我们对两大块东西做了调整，第一块调整就是故事定位。原来是把中海油定位成一家跟外资合作的公司，就是说中海油拥有我们中国在海上石油勘探和生产的独家特许经营权，这是个很好的概念。但是中国石油业传统上的发展，最开始起步的时候主要是靠外资。外面大的石油公司到中国来勘探、找油，找到了油的话我们来跟他们分，找不到油的话，风险外资自己承担。这个看起来是对我们很有利的一种安排，可是国际投资者对这种安排是有担心的，第一就是说这证明你不会找油，都是由外国人找油，外国石油公司要是不找，那你的能力在哪儿？第二点就是说，假定你的特许经营权没有了怎么办？
李南：这就是对政策的顾虑。
刘二飞：对，这是个政策风险。没有了特许经营权，你自己又不会找，这个公司的根基就不扎实。我们接手了这个项目以后，重新对中海油给我们提供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其实中海油一大半的业务都是自己在做，找油也是自己在找。
李南：只是当时没有把这一块宣传出去。
刘二飞：是的，我们把这叫做闪光点，以前没挖出来，也没充分地介绍出去。我们发现中海油自己做的这块业务，盈利水平和经营情况比跟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的这块还好，那么这就把投资者先前的担心都打消了。第一个打消了什么呢？打消了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是依赖外国公司找油的顾虑；第二打消了万一特许经营权不复存在的顾虑，我们可以自己找油，在采油上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话就把投资者的担心打消了。
李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您把这个魔给抓出来了。通过这样一件事，您觉得对我们的一些企业和投行，主要经验在哪里？
刘二飞：选择投资银行要小心，一定要选择一家优秀的投行。优秀的投资银行有很多，但是好的投资银行也有可能犯错误，不过什么样的投资银行都不允许犯中海油第一家聘的那家投资银行的那种错误。
李南：美林有没有犯过错误？您自己犯过错误吗？
刘二飞：让我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很难，我只能保证一辈子不犯大错误。
我跟人家讲，我们就是把有钱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放在一块儿，让他们互通有无。人家恍然大悟，早说啊，你们不就是对缝儿的嘛。李南：投资银行在中国是从国债服务部发展起来的，历史非常短，当年您对您家乡的人说，我在美国是做投资银行的，当时他们能理解吗？
刘二飞：根本都不理解。因为我做投资银行的年代是1984年，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就跟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说我在做投资银行。他们说投资银行好啊，你们给我们投点资吧，我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投资，他们说那好，给我们贷点款吧，我说这个不巧，我们也不贷款。
李南：让人家的心全凉了。
刘二飞：他们说你这投资银行既不投资，又不贷款，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不这样吧，你既然是银行，我们这儿有些存款，我们把这些人民币存到你们银行，你给我什么样的利息？我说我们这个银行也不接存款。他们说那你是干吗的，我就说我们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中介机构。
李南：当时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没有证券市场，谈资本市场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感觉很陌生的。
刘二飞：对。他们说这个事儿我们听不懂，你能不能说一个我们正常人能听懂的事儿？就好像我们这些人都不正常。我说好，我们就是把有钱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放在一块儿，让他们互通有无。人家恍然大悟，早说啊，你们不就是对缝儿的嘛。
李南：对缝儿是东北话。
刘二飞：对，就是二道贩子。人家说我们这儿有得是，你不用再找我了，我需要你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以后当然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投资银行还很不了解，就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面，对投资银行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们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100个小舢板拼在一块儿，绝对拼不出一个航空母舰来，而且还不如100个单个儿的小舢板，它们拼在一块儿反倒动不了了。
中国的投资银行首先要占领中国市场，不要急于出海，不要到国外去竞争。李南：有一句话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说“中国没有投资银行”，对这话您怎么看？
刘二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遍地都是投资银行，中国现在有很多证券公司。
李南：200多家证券公司，几千家营业部。
刘二飞：我想这些证券公司都可以算是投资银行，只是功能还相对单一，大部分的收入还是从佣金这儿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五六十年以前也是这样，大概80％左右的收入都来源于佣金。
李南：目前美林的佣金收入占整个收入的比重有多大？
刘二飞：15%~20%，几十年以前大概是70%~80%。我们的佣金收费水平，要比好多其他小的券商高8~10倍，但人家为什么还用我们？因为我们有个性化服务、市场和细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些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地发展，它们的功能会越来越齐全，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比如说现在华尔街那些大的投资银行，除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佣金以外，还有一级市场的IPO(首次公开发行)，这块的比例越来越大。
此外还有公司兼并，就是给企业兼并当红娘，当财务顾问，这块的业务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公司兼并还是承销，这些都是所谓的一级市场上的投行业务。除此之外，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还有一些衍生工具的出现，比如外汇交易的出现，大众商品交易的出现，投资银行也会进入到这些行业里来。
第三部分第40节 资本对缝儿 刘二飞专访（3）
李南：美国1975年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佣金下调，当时是不是弄得证券公司风声鹤唳？
刘二飞：对，当时特别是一些中小型证券机构都非常反对，而且非常担忧，事实证明，佣金下调在美国的投资银行界引起了非常大的振荡，但影响也很深远，从长远来讲的话，这种影响是非常健康、积极的，它促进了美国证券业的行业集中，推动着这些投资银行的发展。为了降低成本，扩大规模，降低风险而迅速地发展，所以它们才会有今天。
李南：当时是死掉了一批中小投资银行，成就了一批大投资银行。
刘二飞：是的，所以现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而且行业集中度很高。多元化经营、自营的业务比重越来越大，并且利用自己的资金去做。
李南：自营业务增大，就要求它的资产非常多，而现在中国的证券公司虽然遍地都是，但有统计数字显示，24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600亿，还不如美林一家多，差得还非常远。
刘二飞：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如果要发展的话，就要增加自己的资本金的实力，有几种方式，比如通过兼并。
李南：或者是强强联合。
刘二飞：对，或者是几家公司绑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它的资本金。但是联合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100个小舢板拼在一块儿，绝对拼不出一个航空母舰来，而且还不如100个单个儿的小舢板，它们拼在一块儿反倒动不了了，所以大的航空母舰要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有的证券公司主张自己逐步发展，这就有资金来源的问题，如果你完全靠债，风险就大，也可以靠发股，发股最好的方式就是上市，我想中国的证券公司今后一些年也有会上市的。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利用上市打开一条融资渠道，可以不断地从市场拿钱，但前提是你能把这钱用好，给投资者以回报。
李南：中国投行业怎样才能成长为像美林和高盛这样的大投行？
刘二飞：我想，第一步来讲，中国的投资银行首先要战领中国的市场，不要急于出海，不要到国外去竞争。
李南：不要急于成为国际化大公司。
刘二飞：是的，首先要在中国的证券站稳脚跟，成为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投资银行，那么下一步才是向海外扩张，而且海外扩张要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球的投资银行。中国现在是吸引外资，如果是有一天我们资金已经过剩，需要我们输出内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投资银行就水到渠成，自然就会到国外去。可以通过佣金下调为契机，然后扩大规模，上市，提高技术含量，控制风险，再提供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然后逐渐地创造品牌。
产生于欧洲的投资银行至今已发展了100多年，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以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拉法》及JP.摩根的分家为分界线，投行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投行界限分明、等级森严，公认为超一流的有3家：美林、高盛和摩根斯丹利。到1999年底，美林总资产有299804亿美元，摩根斯丹利更高达317590亿美元，而我国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足2000亿人民币。投资银行逐渐形成投资业务多样、金融品种繁多的局面，是资本市场上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角色，刘二飞将它们形容为“资本市场的猎人”。
管不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会怕投资银行。李南：有人说企业家怕投行，因为投行会跟踪一些企业，发现这个企业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或者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它的资产盘得更活，更能增值的时候，投行很可能找到另外一家企业去把它并购掉，所以这时候企业家觉得非常得怵。
刘二飞：这都是一些误解，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这些投资银行完全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且真正的企业不应当担心它被别人并购，如果你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话，是不可能被人并购的，或者你是一家国营企业，或是国有控制的，只要政府不同意，谁也买不去。比如说这个茶几，我说我要出100万美金，我想收购你这个茶几。
李南：我肯定卖。
刘二飞：假定你说你不卖，我什么办法没有，所以你不会害怕我。但是对于国外的企业，有所谓的强行收购，或者说是敌意性收购，就是在管理层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收购。对管理层来讲，防范敌意性收购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事干好，因为一般情况下，一家公司要买你的公司的话，大家都要在股东面前陈述，股东会像法官一样来裁决。我作为管理层来讲，会说千万不要被他收购，而强制性收购你的公司就会说我一定要收购你，我收购这家公司，我会给股东保值增值。在董事会面前，大家都会去据理力争。如果公司管得不好，投资银行不给你找一家投资银行来收购你，别人也会去找，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人家收购的，所以你不应当怕投资银行，你应该怕自己。
李南：管不好企业的企业家才会怕投资银行。
刘二飞：管不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会怕投资银行。
李南：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感觉您虽然很直率，但也是一个谦虚的人。您把这样神秘的一个行业，说得如此简单、平实，您觉得您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银行家？投资银行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刘二飞：我只能说我做投资银行的年头比较多了，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李南：您理想状态中的投资银行家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二飞：第一，这个人要有基本的数字敏感。如果你不懂得数字，特别是不会读财务报表，你就像个文盲一样；第二，你要比较善于跟人打交道，善于理解人，而且能够尽快地跟人结成朋友；最后一点，我想做投资银行既要有自信，又要很谦虚。
编导：戴岚
一直想做一期关于投资银行家的节目。
一直被投资银行家们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大手笔所吸引。
这是一个永远都会吸引财富精英拼尽全力去奋斗、去争取的行业。
刘二飞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就中国短短十几年的投行发展史而言，刘二飞俨然是一位资深行家。早在1984年，在国人对资本市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就进入了这个行当，从此一发不可收。他以平均3年换一家的速度，转战于各大著名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林之间。每一家投行都名声显赫，但他都是来得潇洒，去得从容。
于是就想，这样一个高智商加高财力的人（注：投资银行家是一个收入高得可以让人掉下眼珠的职业）会是什么样子？
在前期策划中，大家明显带着对投资银行家的极度好奇。而与刘二飞第一次见面之后，一切尘埃落定。
于是，相对于目前大多数人对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的“误解”而言，转为“正解”。因而有了这样一期与初衷相差较远，但终于对“投资银行”有了一个感性认识的节目。虽然没能像初时所想那样，要将蒙在投资银行上面的那层神秘面纱撕开一个口子，为观众揭开一个全新的领域和空间，却很欣慰，也很满足：起码，没有人云亦云，没有续写“误解”的神话。
在真实与媚俗之间，我们选择的是真实，哪怕它并不怎么出彩。
第三部分第41节 迎接新投资时代 单祥双专访（1）
迎接新投资时代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专访
经济学里有一个“橘子红了”的情境：有一条河，河南岸的橘子红了，河北岸的人都想去买，但是河水汹涌，若是自己驾一叶扁舟渡河，随时都有可能被波涛吞没，因此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大船平安过河成为他们的心事。而河的南岸，种橘人看着红红的橘子挂满枝头，可就是卖不掉，心急如焚。因此如何让对岸的买主过河来，也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情。我们请来了这样一位嘉宾，他发起设立基金打造了一艘过河的大船，顺利地载着投资人驶向彼岸，摘到了红红的橘子，他就是中科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先生。单祥双，1967年生，现任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1998年，单祥双放弃了国家部委公职，到深圳创业；2000年，单祥双提出以基金管理模式运作创业资本的思路，并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1年，他发起设立了注册资本为3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基金，并在当年盈利。之后他又组建了软件、教育、交通、农业4支产业基金。预计在2005年，中科招商将在香港整体上市。
李南：关于中小企业板的推出，大家一直是用“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来形容，可见它推出之艰难。如今中小企业板终于破茧而出，您今天看上去神清气爽，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单祥双：有很大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对于一个职业投资人，尤其是从事创业投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人，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1999年，周正庆当证监会主席的时候，就提出要设立科技板。2000年，周小川任主席的时候，开始提出正式要设立创业板。到2004年5月17日，也就是“5•17”，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深圳设立中小企业板。历时3年之久，对我们来说，应该是3年的等待。
李南：等得很着急是吧？
单祥双：等得很着急。实际上，中国的创业投资从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跋涉了20年的路程了。
李南：我想这一次的创业板不叫创业板，叫中小企业板的推出，这跟当时我们的期待还是有差距的。很多人在高兴之余，可能还会有一些失望。到底有多少企业能够通过这样一个退出机制退出？它还是不能够全流通，还有一个总股本的限制。原来很多企业就是因为主板门槛太高上不了，所以才希望有一个创业板。但目前这个门槛也不低，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心存疑虑的。
单祥双：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1000万家，它们是没有上市的一般企业，股本净资产在5000万左右，但它们解决了75％的就业。对社会贡献非常大。但是这1000万家当中，究竟能有多少家能够上到这个中小企业板？我们也可以想想看，中国的主板市场从1992年开设以来，已有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上市公司到现在也不过才几千家。那么中小企业板开设以后，每年按200家的速度来发展的话，也就是说十万分之一的企业才有可能上到中小企业板，这对中小企业来讲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创业投资曾经一度是与．COM一样招人青睐的行业。当互联网产业光彩照人时，创投业造就了众多的．COM公司，并让它们的CEO出尽了“风头”。那时的创投人士到处挥舞着支票，他们害怕的是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公司。然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股市的深幅下调，这种“疯投”的结果最终使互联网和风险投资一起步入了寒冬。无数曾经风光十足的创投公司成为过眼烟云，而95%的全行业亏损让留存下来的创投公司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理念。
在国外做创投，尤其在美国做创投，就相当于你开着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而在中国做创投相当于你驾着一架马车，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行走。差别就这么大。不同的路况、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你要用不同的游戏规则。李南：在国外做创投，可能50％是亏损，40％打平，10％是盈利的，而10％的盈利就足够支持它的发展了。
单祥双：是。
李南：那么在中国有人说95％都是亏损的，甚至很多时间创投基本上是全行业亏损的。尽管迎来了比较好的时机，我觉得可能活到现在的创投企业也并不太多了，是吗？
单祥双：对。
李南：那中科招商在中国这样的市场中能留存下来的话，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生存理念，那我想问问您的经验是什么？
单祥双：我的体会是这样，中国的创业投资行业为什么会出现全行业亏损？为什么会有95％以上的企业是亏损的？这个原因我想先分析一下，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创投在中国是新兴行业，这个新兴行业的职业队伍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第二，中国的一些创投机构没有扎扎实实地做创业投资。而是投机色彩比较浓。比如2000年二板炒热的时候，为了赶上这班车，高价位进入市场，不计成本。结果二板没有如期开，很多创投公司把资金套牢在这个项目上，这是第一个套牢。第二个套牢呢，是二板没有开之后，有一些投机者又想，资金不能闲在账上啊，于是就投资了中国证券市场，而正好赶上近3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深幅下调，所以证券市场又造成了套牢。这样两个套牢使中国的创投机构产生了全行业性的亏损，95％的创投机构没有盈利。但中科招商恰恰是在冬天里讲述了春天的故事。
李南：你们没有炒过股吗？
单祥双：就买了一下招商银行的战略配售，不算炒股，而且我们还赚了钱。我们坚持不炒股，坚持不跟风投机，当时二板炒得很热的时候，网络炒得很热的时候，我都没有跟风去投。另外，中科招商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股东的钱看成比自己的钱还要重要，这个制度的安排就是中科招商基金管理模式的设计。这是借鉴了国外的有限合伙制，又结合了中国国情，把机构股东和个人股东相结合，设计了成中科招商这种模式。
李南：作为一个本土的创投人，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独特理念，才能够生存呢？
单祥双：刚才我非常赞成您的分析，就是中国市场跟国外市场有天壤之别。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在国外做创投，尤其在美国做创投，就相当于你开着奔驰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而在中国做创投相当于你驾着一架马车，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行走。差别就这么大。不同的路况、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你要用不同的游戏规则，比如国外是重参股，轻控股，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提出了两个20％的理念，而且一定要持有比较大的股份，一般是成为项目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中国的创业企业，包括创业团队，市场化程度有待于提高。诚信有待于进一步建立。所以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监督权，这个企业就很容易夭折。
我曾经总结过中国创业的“四同现象”：几个合伙人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同心同德，同心协力，赚了点钱就开始同床异梦，同床异梦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一般的企业都避免不了这个“四同规律”。要打破这个“四同现象”，就需要职业投资人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和强有力的调控能力。比如就像我们来讲，对自己的定位和股东的定位，我们提出一个“三保定位”，我们要做保安、保姆、保健医生。为什么要做保安呢？因为项目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让它按制度办事，要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所以要做保安。保姆工作就是随时监控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的发展，有不卫生的现象及时打扫。这些都是从制约的角度出发，叫做诊断企业。就像对一个人来讲，给他提供什么样的饮食，什么样的锻炼，什么样的作息习惯使他能够更健康、更迅速地成长。这种“三保”的角色定位，使得我们跟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也使得我们投资的创业企业能够成功地规避一些“四同现象”，然后得以发展。
在国外被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投业，在中国却有着谨慎的生存法则。用“三保理论”来抵制“四同现象”，只是单祥双运作创投公司的一个招法。愿意在风雨中跑步的他，在选择创投项目时却更愿意去摘红苹果，更愿意把创投公司看作是“养猪专业户”，通过20%以上的参股权来达到80%以上的投资成功率。在单祥双看来，自己的这些招法虽与国外创投法则大相径庭，但目的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赚钱。
中国项目的融资需求大于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果园里边有很多红了的苹果、熟了的苹果，所以投资者没必要去摘青苹果，而是先摘红苹果、熟苹果，等红苹果、熟苹果全摘完了之后，才去摘青苹果，这是一个过程。投资不是因为冒风险才获益，投资是因为成功地规避了风险才能够赚到钱。所以对于一个职业投资人来讲，如何成功地规避项目投资中的风险，才是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第三部分第42节 迎接新投资时代 单祥双专访（2）
李南：为什么10％的成功率不足以支撑中国创投企业的生存呢？有人认为，中国的创投企业要生存，必须要有70％的成功率。
单祥双：对。中国这个市场情况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你投入一个项目，哪怕是你投入一个概念，推动迅速上市，都能够弥补投资者的投资成本，甚至使投资者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在中国，上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中小企业板开设，你要想让企业迅速上市也是不可能的，要有相应的条件、相应的审批，到企业真正上市要持续一段时间。因此它的投资成本、时间成本都比较高，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投资者更加注重成功率。
李南：所以中国企业做创投不愿意去冒风险，因为这样的市场不允许它冒更多的风险，它必须要先生存下来。
单祥双：是的，大多数创投公司是这样的。第一，它要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第二，中国的项目市场跟国外不一样，有人曾经讲过，在硅谷当一个人拿出一份商业计划书出来的时候，会从树上跳出来一个风险投资家，说我要投资，他们是资本大于项目供求。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项目的融资需求大于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果园里边有很多红了的苹果、熟了的苹果，所以投资者没必要去摘青苹果，而是先摘红苹果、熟苹果，等红苹果、熟苹果全摘完了之后，才去摘青苹果，这是一个过程。
李南：你们已经投资了多少项目？
单祥双：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
李南：您觉得成功的是几个？
单祥双：可以说这8个项目还没有失败的。
李南：您对中科招商的成功率有没有一个底线？
单祥双：我想不能低于80％。
李南：您是喜欢在大雨中散步的一个人，我感觉在您的经历中，还带有很多冒险的甚至在一些常人看起来可能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但是在创投市场上，您又是一个特别稳健的人。
单祥双：因为我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投资不是因为冒风险才获益，投资是因为成功地规避了风险才能够赚到钱。所以对于一个职业投资人来讲，如何成功地规避项目投资中的风险，才是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职业投资人都是“养猪专业户”，他们买猪不是目的，养猪也不是目的，把猪养大了，上市卖掉赚钱才是目的。李南：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尽管前期做了很周密的调查，但项目开始实施了，还是发现有问题又及时刹车了？
单祥双：有。去年我们投资深圳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位清华大学的博士创立的，创业已有10年时间。经过多次考察，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错，但是一进去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是虚假的。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马上根据诚信责任书，要求对方必须把中科招商的本金退还，同时承担损失。对方显然是不同意的，抽回本金是很难的事情，我们说那我们就利用法律手段，最后对方没有办法，就把本金退给我们了。因为他创业了10多年，如果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跟他打官司，他的声誉就会毁于一旦。
李南：对于中国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引进了资本，而资本最后把原始团队吃掉的情况也很多，这也会使一些创业者心存顾虑，那你们怎么去解决这种顾虑呢？而且你们要控股，还要有话语权，还要当他的保姆，基本上就把他全部都管住了，他会愿意吗？
单祥双：我们是帮助而不是管住。只要企业能够正常地生产经营、迅速地发展，我们是不会参与更多的事情的，我们投资的目的不是控制。职业投资人投资，是希望项目能够迅速地得到价值提升、价值放大，也就是我讲的养猪理论。职业投资人都是“养猪专业户”，他们买猪不是目的，养猪也不是目的，把猪养大了，上市卖掉赚钱才是目的。所以职业投资人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赚钱。
懂得了规避风险，掌握了如何成长，再加上政策上的利好，这些都使得沉寂多时的创业投资在今年夏天开始散发出它应有的热度。单祥双预言，已经沦为烫手烙铁的创投业将会变成一个魅力女人，引来多方热切的目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懂得苹果在菜市场和五星级酒店的不同价格，而搬送苹果的人就是职业投资人。为此，许多创投业内的人士已经在欢呼新投资时代的到来。
职业投资和专业化管理，正引领中国步入新投资时代。我们是左手融资，右手投资，左手把社会上一些闲散资金集合起来，右手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投资，这就恰恰解决了中国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集合和资源集合这两大难题。
李南：中国创投行业在经历了严冬之后，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您说当年它从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烙铁，那您觉得现在它又从一个烙铁变回风情万种的女人了吗？
单祥双：我觉得它变成更具魅力的女人了，它更加成熟了。中国创投经历3年之痛、10年之旅走到今天，已经渡过了幼稚期。换句话说，这里边已经成长出一批职业投资人和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机构。它们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加会结合中国国情进行项目投资，进行价值提升和价值放大。
职业投资和专业化管理，正引领中国步入新投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有财务问题都知道找会计师事务所，有法律问题知道找律师事务所，有投资问题就不知道找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我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叫“苹果理论”，就是同样一个苹果放到不同的地方价值就不一样了：菜市场上一块钱能买几个，商场里变成几块钱买一个，等放到五星级酒店里面，一个苹果就价值几十块钱。苹果还是这个苹果，为什么价值不一样呢？就是搬苹果的人，为这个苹果附加了不同的市场资源和销售渠道，使这个苹果的价值得到提升，这就是我们这些职业投资人和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所要做的事情。
李南：有些企业，它们会并购一个金融机构，比如说并购一个证券公司。这些企业认为它们可以在金融机构的平台上，对整个集团的资产进行整合，并且进行这种融资，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单祥双：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它缺乏专业性的东西。新投资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中小企业通过银行投资来发展逐渐成为次要的途径；第二个特点是，创业企业由原来依赖银行的间接投资，变为越来越多地依赖直接融资来谋求发展。德龙崩盘就充分说明了这两点。德龙为什么会崩盘呢？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资金链断了。为什么资金链断了呢？是因为它用银行的短期资金做了长期投资。短贷长投，这样中央一紧缩银根，银行一收缩贷款，它的资金链自然就断了。像中科招商这样的机构，我们是左手融资，右手投资，左手把社会上一些闲散资金集合起来，右手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投资，这就恰恰解决了中国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资本集合和资源集合这两大难题。
貌不惊人、性情平和的单祥双，却有着不为人所知的浪漫情怀。单祥双出身贫穷，小学时家中无钱买纸，他只好自己开动脑筋。他发现一个家境较好的同学喜欢他的午餐豆包，就每天特意从家里多带两个来，以豆包换纸张。后来这位同学吃腻了豆包，单祥双又学会了画画，每给同学画一张画，就换三张纸。“交换带来价值”，单祥双从小学开始就被迫实践这个道理，并形成了他投融资的雏形。
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不缺资金，不缺项目，不缺人才，不缺市场，缺什么呢？缺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的人。李南：中科招商有一个特点，就是融资能力特别强。这让我想起您小时候，因为家境不是很好，您不得不开动脑筋融资，当时还是从老师那儿融来10块钱，让您能够顺利地考上大学。您觉得您这种融资能力是从小历练的结果吗？
单祥双：应该说和小时候有关系。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不缺资金，不缺项目，不缺人才，不缺市场，缺什么呢？缺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的人。所以我后来把自己定位于资源整合，就是说只要您善于整合资源，这个世界的资金就可能归你所用，你也可以让这些资金放大价值。正是这样一个理念支撑着我1998年南下深圳创业。
第三部分第43节 迎接新投资时代 单祥双专访（3）
李南：您坚信自己的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吗？
单祥双：我坚信自己是对的。我认为任何事情只要是人间正道，只要对社会有益，就都能够做成。如果你没做成，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这个事情的解决之道，换句话说你没有走对路，所以你做不成。
李南：但这个过程其实是挺艰辛的，在中科招商之前您也曾成立过五六家公司，但是这样的公司被您一个个抛弃了，因为您觉得它们都不适合。您现在选择的这条道路，您觉得它最终会被证明是一种适合中国创投发展的模式，是吗？
单祥双：是的。
李南：那您凭什么觉得中科招商一定会成功？难道是因为在中科招商您曾经把全部的60万家底都投进去了？
单祥双：是的。
李南：当时没想过失败？
单祥双：我不怕失败。
李南：可您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单祥双：我还可以再从头干起。我对财富、职位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我追求的就是有所作为，想做一番事业。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广告上叫“山高人为峰”，我配一句，叫“路长行更远”。
李南：大不了可以回去写小说嘛。
单祥双：对。
李南：写小说一样可以养活自己。
单祥双：是的。
一本《时间简史》改变了单祥双的命运，让他放弃了在那个时代倍受人们艳羡的公职，投身商海。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整合资源的人。而要做好这个整合资源的人，就要学做苍蝇，要不停地去撞，不停地去闯。
我认为所有的创业企业家，可能在他回首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今天。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大胆地闯，不停地闯，善于总结地闯，最后闯出一条新路来。李南：您看了《时间简史》之后，就觉得应该做个苍蝇而不是蜜蜂？
单祥双：对。这是我提出的被业界叫做“苍蝇理论”的一种说法。美国科学家做过实验，把5只蜜蜂、5只苍蝇放在一个玻璃瓶里，然后把玻璃瓶的瓶口对着屋里，瓶底对着窗外。5分钟后出现一个现象：5只蜜蜂撞死在玻璃瓶里，而5只苍蝇都成功地飞出去了。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为什么呢？蜜蜂总是不停地朝光亮的地方撞，而光亮的地方恰恰是瓶底，它在撞的过程中又使出了全身力气，最后撞死了。苍蝇是“无头苍蝇乱撞”，但是没有一只苍蝇是撞死的，苍蝇有撞不死的真工夫。创业者也是这样，创业者不要做蜜蜂，要做苍蝇，一定要不停地去撞。因为市场在不断变化，你不知道上帝这时候把瓶底对着窗口还是对着屋里。这时候你要不停的撞，我1998年到深圳的时候，可以说就是一只苍蝇，通过不停地闯、不停的撞，才撞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一开始时也没有料到自己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认为所有的创业企业家，可能在他回首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今天。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他们大胆地闯，不停地闯，善于总结地闯，最后闯出一条新路来。
单祥双以自己的全部家当60万元撬起1000万元，随后又以1000万元撬起3个亿，这凭的不仅是一个投资家良好的直觉，还需要具有超常的意志，而正是这些使得单祥双成了这个金字塔尖行业的国内领跑者。当他高扬投资人宁做苍蝇不做蜜蜂的理论时，他相信风险投资的未来将会从烫手的烙铁重新变成风情万种的女人，我们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编导：仪修银
单祥双是个会讲故事的人，这是单祥双留给我的很深的印象。因为单祥双是个风险投资家，而如今又是一个风险投资盛行的年代。要想在诸多风险投资的同行中取胜，单祥双首先要会讲故事。而他做到了。
“风险投资家是一条大船，它载着过河人到河对岸采摘挂在枝头的红红的橘子。”单祥双这样解释风险投资人的作用。
单祥双是个善于总结故事的人。他说中国的企业存在着“四同现象”，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同心同德，然后是同床异梦、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他说在美国做创投，就像开着奔驰在公路上驰骋，而在中国做创投，相当于驾着一架马车，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行走。
单祥双也是个善于修改故事的人。他要修改国外的理念，他要打破风险投资“重参股、轻控股”的局面，他要做企业的保安、保姆、保健医生。
单祥双也是个善于让故事变得离奇的人。他说创投人应该学会做苍蝇，而不是蜜蜂。因为蜜蜂在黑暗中总是朝着光亮的地方飞，但光亮的地方不一定是出口。而苍蝇在情急之下，会四处乱撞去寻找出路，而这样往往能够产生奇迹。
正是如此，单祥双连续保持了几年盈利的纪录，这在同行中并不多见。
单祥双就是这样演绎故事的。
第四部分第44节 事业和家庭 陈一枬专访（1）
事业和家庭一个都不能少 精信整合传播集团总裁陈一枬专访
20多年前，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辗转于多家香港广告公司之间，希望能得到一个职位，可是这些广告公司都以她没有工作经验为由拒绝了她。她只好向人家苦苦相求：“请你见见我，见见我就可以了。”她就是这样进入了广告界。20多年后，她因为在业界的杰出表现和其广泛的影响力，被美国《广告时代》杂志评为17位全球“打破陈规女斗士”之一。她就是精信整合传播集团总裁——陈一枬。
陈一枬，加拿大籍华人，1955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主修市场行销学。1979年，作为美国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的GREY，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已有两年广告从业经验的陈一枬便加入GREY，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20多年里，她积累了丰富的广告从业经验。1999年起，陈一枬担任GREY所属的精信整合传播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2000年，因其在业界的杰出表现和广泛的影响力，陈一枬被美国《广告时代》杂志评为17位全球“打破陈规女斗士”之一。2002年，她又被《经济观察报》选为中国经济贡献年度新闻人物。陈一枬在工作之余，还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并在国内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如果你不主动推销自己，你又怎么可以帮助客户卖他们的货呢？李南：因为在广告界卓有成效的工作，您被誉为是广告界的女杰。我们知道您最初志向并不在广告上，而是因为喜欢法国的罗曼蒂克选择了法语，那为什么后来转向了广告？两者之间似乎差别比较大，一个很浪漫，另一个是商业味比较浓重。
陈一枬：我跟所有上大学的人一样，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时候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学法文的，我觉得她很漂亮、很优雅，后来我就去念法文了。但是，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很现实了，我念语言以后做什么工作好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做，而且我也不想做翻译，所以我就转去念商业管理。但是，商业管理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像财经等等，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美国学校的好处就是什么你都可以学一下，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就是广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我就决定学广告了。
李南：当时您找第一份工作时，人家说这里不要人，您却说“只要你见我，见见我就可以了”，您怎么可以断定只要一见面您就可以打动他们，让他们来录用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验好吗？
陈一枬：经验就是你的准备工作要做好。现在我看很多来面试的年轻人，他就说他会什么，他就觉得你们要请我。但是我为什么要请你啊？你没有证明你为什么有这个资格来面试。如果你不主动推销自己，你又怎么可以帮助客户卖他们的货呢？
和其他跨国广告公司一样，作为全球第七大传播集团的精信最初也是追随它的国际客户来到中国。这些广告界的巨无霸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曾戏言：装备精良的空降兵还没有落地，就已经被游击队消灭了。对于这些国际广告公司来说，如何顺利实现“本土化”是它们发展的首要问题。对此陈一枬清楚地看到，国际广告公司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白中国本土的消费者究竟需要什么。
李南：很多跨国广告公司进入中国，都是为了维护以前的客户。但是您却说如果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在本土开发客户，当时这种商业敏感来自于哪里？
陈一枬：广告行业最后的成功就是因为你可以打动本地的消费者，这是最基本的广告消费理由。
李南：当时您是帮一些国际品牌落户到中国，那就需要对中国人的消费习惯进行深入的了解，当时缺乏必要的市场调研手段，也找不到数据，你们是如何做的呢？
陈一枬：这对我而言是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1994年，我们刚刚接了达能，达能是做饮料、饼干的企业，他们当时非常想在中国做到食品公司的第一名。我们第一步就是想了解，在中国人来看什么叫健康的食品。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调研公司来做，但是我们就是觉得第一步不要请调研公司，我们要自己深入了解一下，所以我们把自己的队伍分了8个小组，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去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当地的家庭住下，看看他们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跟他们一起去买菜，在家里看他们怎么烧饭，跟着吃饭。我们发现，原来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吃的习惯都不一样。那他们怎么去看健康的食品呢？他们觉得健康的食品一定是每一天都可以吃的，就是说米饭是健康的，蔬菜是健康的，而不是添加的东西，不是维生素，所以我们设计了达能的口号，叫做“分享健康每一天”。我觉得调研不是让其他公司盲目地做，而是自己要做功课。我们坚持自己跑市场，去了解市场。我们的全球大老板现在已经是70多岁了，但是他非常敬业，他常来中国，他每一次来，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
李南：去超市。
陈一枬：对，他一定会去超市、商店，然后他会叫我们的业务员去看市场。通常业务员就会带他去大商场，因为觉得好看，好表现产品。他却说你不要给我看这些大的商店、好的商店，我要看所有的商店，小的也要看。
李南：路边小店他也去吗？
陈一枬：是的，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了解一下，究竟这些真实的卖货环境是怎么样的。
一直接受完整西方教育的陈一枬，对中国文化有着心理上的疏离感，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她甚至不能读写中文，而且当时国际环境下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也使得她对故国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恐惧感，身为华人的她一度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直到第一次来到祖国大陆，亲身感受到真实的中国后，陈一枬才开始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而经济腾飞的中国，也为陈一枬的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以前十几年，我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骄傲，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
如果你不去尝试，那就永远不会有新的机会发掘出来。李南：您现在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得这么好，但是我知道您以前是不大看好中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
陈一枬：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在香港长大的，都十几岁了，还从来没有来过大陆，连旅游我都不会来、不想来。1988年，我们开始开拓大陆市场，我去深圳做了一下演讲，当时觉得还可以，没有想像得那么差。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已经是大部分时间在大陆，我变成一个中国人了，我以前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李南：为什么？
陈一枬：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学校念英文，看英语的电视、电影，听英文歌。对我来讲，中国是很陌生的。可以说，以前十几年，我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骄傲，因为我自己是中国人。目前有很多的机会在中国，中国也肯定会在我的有生之年成为全球最棒的国家。
李南：您与万科的王石一起聊天，是不是使您对中国的一些老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陈一枬：肯定是的。
第四部分第45节 事业和家庭 陈一枬专访（2）
李南：那次聊天对您有很大的意义吗？
陈一枬：有很大的意义，这使我充分领会到，原来一个企业家做一件事不只是为了赚钱，他的背后有自己做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影响到他这个企业的风格，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很独特的一点。
李南：在国外不是因为某种理念，使得这个老板为了某种可能很高尚的理想去奋斗吗？
陈一枬：当然，目前最棒的企业都有它独特的理念，比如说索尼、宝洁。但是这样的企业不是很多，我们全球数下来可以说并不多。现在中国的企业可能没有做到他们那么大，但是我很有信心，因为中国企业家已经有了这种想法，已经有了这种宏观规划，这是非常难得的。
李南：在2000年，美国的《广告时代》杂志曾评您为最具创新意识的“女斗士”，您为什么会获得这样的称谓？
陈一枬：平时我们说的广告，可能就是拍广告片、策划、创意等等。我可能是比较愿意创新，比如说在1997年，我就看中了互动，当时是没有互动的，我不怕去尝试，从那时我们一直做到现在。一些新的理念、概念，如果你不去尝试，那就永远不会有新的机会发掘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敢去做，去尝试，然后把成功的经验保留下来，不行的地方就去改。
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让陈一枬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潜力，因此，精信迅速把业务触角伸向民营企业所在的各个城市。陈一枬清楚认识到，单凭精信的单打独斗，要想在这些市场站稳脚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些城市，确实需要下一番工夫。经过调查研究，陈一枬专门设计了针对二级城市业务拓展的一种全新模式——“策略联盟”。
李南：你为什么会以这种策略联盟的方式来进行业务拓展，而不是以通常的那种收购、重组的方式呢？如果是做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一条心，在一个船上，这个船可以划得最快。而策略联盟是比较松散的结构，大家彼此会因为一些商业利益而有隔阂，不一定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应，这会不会影响你们前进的步伐和进程？
陈一枬：这好比是我的公司去聘人，就是永远不要聘跟自己一样的人。大家应该是不同的人，各自发挥各自的长处。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怎么去用好一种资源？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配菜，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加在一起，成为一道特别好的菜。不同的人把不同的长处拼起来，我觉得是有优势的。我自己比较重视的是：是不是大家都注重专业，是不是大家做事都有激情，是不是大家做事的操守都有商业道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敬佩，互相信任。如果没有这些，就没办法合作下去。
李南：也就是说，策略联盟有点像年轻人试婚，一旦发现大家确实是脾气性格都非常相投，哪怕彼此有不同的理想，也可以以资本为纽带，把它结成一种现实的婚姻。
陈一枬：我觉得这好像和结婚一样，不可能我一见到你，我们明天就可以结婚了，那样可能离婚的机会就更多，所以先拍拖，先试试大家合不合得来。
懂得生活的女人是幸福的，懂得工作的女人是快乐的，而两者同时拥有的女人是完美的。陈一枬正是这样一位既懂得工作也懂得生活的女人。她永远让自己走在时装潮流的前面，逛街购物是她的一大乐趣。作为一直在商海里打拼的女企业家，她要不停地穿梭于世界各地，承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的同时，也要承受与家人的分别之苦。但即使是这样，她也把夫妻关系、子女教育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对陈一枬来说，她真的是做到了事业、家庭，一个都不少。
我从我们公司走出来去吃饭，中间有10分钟我都可以去购物。李南：您今天来了以后，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因为您衣服的这种绿色我非常喜欢，像春水的颜色。我觉得很难想像像您这样一个工作繁忙的女性会有时间去购物，会紧跟时代的潮流去选择时装。
陈一枬：你喜欢的、想做的事情，你就肯定会有时间来做。
李南：您经常抽时间去买东西？
陈一枬：对，我从我们公司走出来去吃饭，中间有10分钟我都可以去购物。
李南：会跟您的女儿一起去购物，交换一些购物心得？
陈一枬：是的。
李南：真是很幸福的母女，那您平时会花多长时间在工作上面？
陈一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12个小时，可能还不止。
李南：您经常游走于世界各地，然后又花这么长的时间在工作上面。但是，不少人说您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很好的妻子，您是怎么样做到这一些的？您的丈夫对您这样的工作状态满意吗？你们彼此怎样找到事业和生活的平衡呢？
陈一枬：因为我和我先生结婚有一段时间了，我发觉你和爱人常常呆在一起，他就会觉得你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现在我们周末才能见面的，反而大家都觉得好啊，因为他白天工作，我也工作，他就把我当成是他的女朋友了。
李南：反而有新鲜感了。
陈一枬：是的。他会来飞机场接我，如果是星期天，他会问我们去哪里好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鲜感。反正结婚了很长时间，这样对我们两人的关系都挺好的。
所有的运动员他们不仅自己辛苦，他们的家长也是很辛苦的。李南：您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家仪，一个叫家贝，她们两个都非常棒，除了是美国一流学院的高材生，又是非常棒的运动员。一个是花样滑冰，一个是短道速滑，而且都可以参加冬奥会、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等等，那您喜欢运动吗？
陈一枬：我不是不喜欢，而是我完全不行，所以我从来不运动。我很鼓励她们去做一些运动，当然做运动做到很好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天才，她们的天才肯定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是没有的。
李南：可能是从她们爸爸那里来的。
陈一枬：是的。但是我可能影响到她们的意志力，因为做运动就是训练一个人的意志力，通过这个过程，让人学到做人的道理。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做得精是很难的。如果要做到精的地步，你一定要坚持，你要锻炼自己，不努力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你要去学，去竞争，去表现自己，最后就会变有激情，然后也会很包容，我觉得运动可以提供很好的做人的道理。
第四部分第46节 事业和家庭 陈一枬专访（3）
李南：你会陪她们去练滑冰吗？
陈一枬：在她们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假期都跑到美国，找获奥林匹克奖的选手、专业的教练去教她们，3个月时间都是在冰场里面训练。
李南：那时候您甚至让您的同事拿着笔记本电脑，到冰场旁边和您一块工作，也要陪女儿去锻炼这种毅力，去学会怎么样做人和面对失败吗？
陈一枬：对。她们很小的时候，我对她们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让她们知道我很辛苦，你们也应该辛苦的，我们都是一边做事一边看你。当时我的大女儿学花样滑冰，她8点钟要上学，6点钟要训练，我们5点多钟就起床，我开车送她，然后我还要去教练楼下接教练，因为我怕他迟到，抓他去冰场。训练之后，她去上学，然后我就回去办公，每一天早上都是这样。
李南：不觉得很辛苦吗？
陈一枬：是很辛苦的，所以家长的压力也挺大的。所有的运动员他们不仅自己辛苦，他们的家长也是很辛苦的。
李南：您是希望她们从您身上学到这种做事的坚韧和意志力？
陈一枬：对，这就够了，学会一种态度已经够了。
李南：那您是否认为这一种坚韧和意志力，是让您成功的一个最闪光的地方？
陈一枬：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今天我还在做广告的理由。你要坚持，要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其实做广告也是一样，我们跟运动员一样，竞争很激烈，但是，你又要保持你自己的专业，这样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
要学习怎么去和大家交朋友，你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我觉得在一个商业世界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可以帮你，大家互相帮忙，大家都可以上一个台阶。李南：我对您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如何可以把工作、家庭、子女教育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每一项都做得这么出色。所以我希望节目最后您把这些经验和秘诀，告诉给电视机前的所有女性朋友。
陈一枬：找到一个方向，就很坚定地朝这个方向走，一定要坚持。中间一定会有很多挫折，但如果你知道自己一定有这种热情，那你自己就去做，你觉得没有热情就不要做了，是该做别的事的时间了。另外就是要学习怎么去和大家交朋友，你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我觉得在一个商业世界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可以帮你，大家互相帮忙，大家都可以上一个台阶。然后还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要花些时间在子女身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当年因为向往法式的罗曼蒂克便决意报考法文专业的陈一枬绝没有想到，自己未来的职业竟然会是在“物欲横流”的商海搏杀。从对浪漫的憧憬，到鏖战在竞争激烈的商界，陈一枬越发的成熟。一个把“实效主义”奉为准则的人，成功也许就是一种必然。
编导：吴科
陈一枬的英文名字叫做“vivica”，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干练。名如其人，陈一枬就是一个干练的女强人。陈一枬很清楚，作为广告人，出售的商品就
是“时间”，因此，她向来都是分秒必争，按照她的话说，这是在和自己赛跑。在工作中的陈一枬少言寡语、惜字如金；就连我的采访，也被安排在了她的办公会议上。按照陈一枬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能够更好地了解精信的业务，当然，我很明白，她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
陈一枬最为自豪的就是她的两个女儿：一个是著名速滑选手，另一个则是花样滑冰选手。作为母亲，陈一枬即便是工作再忙，也会陪女儿去训练。当然，她也会带上电脑，再约上一两个下属，坐在看台上一边看训练一边讨论工作。一方面要承担紧张繁重的工作，一方面还要相夫教子，陈一枬可谓是兼得了“鱼和熊掌”。事业与家庭的双丰收也让很多女人眼红，要知道，这可是许多职业女性毕生追求的梦想。
陈一枬的成功源于自信，回忆起当年她在广告公司面试的情景，当时的陈一枬中文很差，当考官问她能不能流畅地使用中文时，她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行！”敢对自己不懂的事情说懂，敢对自己不行的事情说行，然后逼着自己去学习、去进步，这就是自信的陈一枬。
第四部分第47节 买你的无聊时间 江南春专访（1）
买你的无聊时间 分众传播CEO江南春专访
2002年年底的时候，进出于上海高级商务楼的人们突然发现，电梯门口一夜之间增添了许多播放着各种广告、音乐的液晶电视。20个月之后，这种液晶电视就在37个城市、近7000栋楼宇里“安家落户”，而它所产生的年度纯利润也将突破1亿元人民币。在惊叹液晶电视的增长奇迹的同时，很多人都在猜测：究竟是谁想到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发人们的无聊时间呢？江南春，199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在校期间加入广告业，大学三年级时自筹资金100万创办永怡传播公司，并用10年时间率领永怡传播公司成为国内最知名的本土广告公司之一。2003年，江南春创立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和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短短19个月时间，其领导的分众传媒（FocusMedia）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所建造的商业楼宇联播网就从上海发展至全国37个城市；网络覆盖面从最初的50多栋楼宇发展到6800多栋楼宇；液晶信息终端从300多个发展至12000多个；收益从最初100多万营业额到现在每月赢利1000多万元，2004年预计广告收入将超过4亿元。
江南春所率领的分众传媒的迅速成功不仅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并吸引了包括SOFTBANK，CDH，DFJ在内的国际投资机构的数千万美元巨资注入。公司预计2004年将达到1~12亿元利润，并计划于2005年登陆国际资本市场。
江南春是中国整合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传媒人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涉足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为国内外众多IT公司提供市场咨询和品牌推广服务中，江南春大量收集和广泛研究了多媒体信息技术对传媒发展的影响。通过10年的摸索和分析后，江南春于2002年把其对信息技术与传媒产业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付诸实践，用数字视频多媒体技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商业楼宇联播网”——基于Wi-Fi/GPRS/PtoP技术的城市商业楼宇信息化联播网络。通过在商务楼宇的电梯内外设置LCD数字视频终端，向滞留等候的商务人士和白领人群传送政府公共信息和各类精美时尚的商业广告。
江南春由于其领导的分众媒体“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媒体观”，被业界称为中国2003年创造“数字传媒”奇迹的领军人物，除了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外，江南春还加快了向国际市场挺进的步伐。目前，分众传媒已将分众业务推向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亚太地区。
在这之前，江南春还曾于2000年率先投资专业从事互联网广告管理软件开发和互联网广告及传媒整合经营的Allyes公司。目前Allyes公司已占据包括新浪、网易、TOM在内的中国互联网网站广告管理系统市场的80%的份额，并连续3年成为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广告代理公司。目前Alleys全新推出的Smarttrade平台整合了国内数十家个人网站，以CPA的效果计费模式行销，创造了互联网上一个Pageview超过15亿的超大型创新媒体。分众传媒在正式与Allyes合并后，已成为一个覆盖线上线下两大领域的中国数字化新传媒集团。
李南：我发现您从商还不是一般得早，在大学的时候明明是当了一个学生会干部，结果还是“不务正业”，大二就跑去做广告，然后又说您这个文凭是学校送给您的。
江南春：我们学校领导讨论一下，觉得我这个现象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所以就给了我一张文凭，打发我上路了。
李南：大二开始搞广告，学校的课基本上就很少上了？
江南春：考试的时候，同学们会Call我，告诉我在几零几教室考试，然后我就跑去。其实既不认识那门课的老师是谁，也不知道考的科目是什么，找一个女生旁边坐下，然后东拉西扯把这些东西填上，中文系还是比较轻松的。
李南：我们知道您是因为欠了别人160块钱才开始从商的，到了大三的时候，您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时的资本金是100万，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
江南春：当时从商是被迫的，被债主“追杀”，“遁入江湖”之后做影视片导演，也做业务，做业务就有很多提成。当时我拍片非常省，比如预算5万，导演费有5千，那我就觉得这个导演不用了，我自己上吧。这样陆陆续续地积累，一年之中大概有了30万，另外又从朋友那里筹集了70万，还有一些比较欣赏我的国外客户也借钱给我，于是就凑了100万。它们并不全是我的，一年赚100万在1993年还是非常恐怖的事。
尽管自己的广告代理公司一直有着不错的业绩，但是，江南春既清楚地看到了广告公司发展的瓶颈所在，也看到了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趋势。如何运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提升传媒的表现能力，如何在市场细分化的时代将广告信息精确地传送到特定的受众群体，成为江南春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agency行业你今天不做，明天就会下岗，这是一个劳碌命的事业，所以我一直在想，怎样做下去才会有一个尽头。原来广告界有句名言说“50％是被浪费的”，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不认同这句话，应该说80%、90%是被浪费的。
每个组群有每个组群的消费习惯和文化特征，某一些商品特别为某个特定的组群打造，这个时候分众传媒就是一个渠道，让这些特定的商品信息通过特定的渠道，精确地打中这个目标群，防止媒体预算浪费在错误的人群上。
李南：在创业初期的几年当中，您一直是埋着头赶路，觉得不进则退，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迂回一下？
江南春：如果在每年翻一番高速成长的时候，你不会有转行的念头。我们一路上来的时候，业绩一直翻番，到了2000年，互联网高潮到来，我们代理了非常多的网站广告，帮着烧钱，帮着煽风点火，那一年翻得最厉害。到了2001年，我碰到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头疼的问题，大量互联网客户突然消失。2000年我们是首次过亿，有五六千万来自互联网客户，结果1年后这些互联网客户全部没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改变。我认识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个限度，对自己发展空间的局限性也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公司一年不成长，你就应该很好地思索一下，不停地成长让你心情很愉快，但你根本就不会去想发展方向是否需要改变。到2002年，我已经决定要去改变。
李南：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江南春：当时也没有一个既定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广告节给了我一个演讲题目，叫《中国传媒业的变局商机》，要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想，想着、想着，觉得这好像是我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在向传媒业进军的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传媒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介入。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看法，就是做agency。做这种代理公司和做传媒是完全两个概念，传媒公司有着极大的想像空间，而agency公司在两边挤压之下，中间商的利润在不断下降，营业额的扩张完全是人力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实业。实业到一定程度可以自动翻滚，但广告业不是这样的，在agency行业你今天不做，明天就会下岗，这是一个劳碌命的事业，所以我一直在想，怎样做下去才会有一个尽头。
第四部分第48节 买你的无聊时间 江南春专访（2）
李南：最初做高档写字楼的楼宇联播网的时候，这个想法来自哪里？
江南春：在写那篇演讲稿的时候，我写道中国传媒的未来有两个发展趋势：第一，媒体不断追求表现能力的提升，就好像报纸原来是黑白的，后来变成彩色新闻纸、彩色铜板纸；第二，媒体不断追求效率的提升。90年代初我刚出道的时候，做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有几百万、1000万就算蛮有钱的；现在一、两千万在我们这个行业叫波澜不惊，一点感觉都没有；三、四千万投资叫微风掠过，刚刚要起一些涟漪。所以，客户的行销成本大幅度上升，但是效果越来越不稳定。比如一款手机，你想打中3000元收入的人群，但是你必须承担80％打在错误人群上的结果，你的钱里可能只有20％甚至是10％在起作用，而80％是浪费的。原来广告界有句名言说“50％是被浪费的”，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不认同这句话，应该说80%、90%是被浪费的。
至于媒体的表现能力，比如说看电视机有点强制性，电视就在你眼前，你很难躲过它。但是到了放广告的时候，大家“啪”一按遥控器就转台了，人们对于广告处于一种相对比较拒绝的态度，所以未来中国的新传媒，要在媒体表现能力上有巨大的突破。我们后来做的数字化户外联播网，就是把影视广告户外化，这比较符合媒体生动化的趋势。我举这个例子，户外广告一般只能提高品牌知名度，但不能改变你对这个品牌的态度，也很难提高偏好。而影视广告不一样，它会煽动你对这个商品的欲望，而不仅仅纯粹地告诉你商品的名字。比如你在路牌上看到宝马汽车上市的广告，你也只能获得这样一条信息，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宝马汽车的电视广告就不一样了。你看到汽车的后箱盖翻开，高尔夫球杆装进去，接着后箱盖落下；一个长得像CEO的男人打开车门开始驾驶这辆宝马，他的右手在操纵宝马的智慧遥控杆。在他开的整个过程中，你从俯拍一看，汽车有宽敞的空间和豪华的内饰，镜头一拉高，一辆金色的宝马在水中飞速开过，溅起晶莹的浪花；再往后，一个时尚美女回头，用惊艳的眼光看着开宝马的男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人们接受的不仅仅是宝马汽车，还会联想到“我好想拥有这辆宝马，我好想取代那个男人，我好想被美女的目光这样扫过。”人的虚荣心极度膨胀，涌现的是对这种商品极大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这对digitaloutdoor（数码化户外）市场的改变是一个突破。第二，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在于媒体，大众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同时有非常多的成功媒体树立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媒体市场再杀进大众市场的机会不太多，但是分众市场我认为还是一片空白的市场。
李南：这是一种新的形式，而不是在传统的形式里面改造一个分众市场？
江南春：对，从概念上来讲它是新的，为什么呢？传统媒体面对的是整个大众，我觉得行销市场正在从大众化行销向分众化行销转化，未来还要向一对一行销转化，在国际上这个转化趋势是非常明确的。什么叫分众传媒？分众传媒就是面对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这个受众群体恰好是某一些商品或者某些品牌的领先消费群和众多消费群。高尔夫联播网，就是针对高级商务人士，高级别墅、沃尔沃、奔驰、宝马，它们都是针对这些人群的。所以，我觉得每个组群有每个组群的消费习惯和文化特征，某一些商品特别为某个特定的组群打造，这个时候分众传媒就是一个渠道，让这些特定的商品信息通过特定的渠道，精确地打中这个目标群，防止媒体预算浪费在错误的人群上。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让江南春深受启发，他成功地将“分众”这个专有名词注册成为公司名称，从概念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江南春想要得到的远远不是一个概念那么简单。从最初上海的浦项广场电梯旁的那几个液晶屏幕开始，在短短19个月里，江南春领导分众传媒将“商业楼宇联播网”从最初上海的50多栋楼宇，推广到全国37座城市的6800多栋楼宇中；液晶电视终端也从300多个发展到12000多个；分众传媒占据了媒介市场7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它的收益也在十几个月内，从最初100多万营业额到现在每月赢利1000多万元。
当所有人认为它是个好想法但又觉得很难实现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个好机会。李南：当时做分众用了2500万，是倾囊而出吗？
江南春：不完全是。我们当时的思路就是调集公司大部分资金来做这个事，但不会倾囊而出。
李南：你们对它充满了信心吗？
江南春：那当然了。在上这个项目之前，我跟很多公司的领导、我的客户以及广告主聊过，大概至少和五六十个人聊过，把我要做什么讲给他们听，看他们会不会在未来投放我们的广告。我得到的回馈80%~90%都是正面的，如果有50%是负面的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比较保守。
李南：这也是个市场调查的过程。
江南春：因为我见的都是朋友，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一般不会说一些特别反面的话，所以如果80%~90%支持我，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60%~70%是真实的。
李南：但是您就不怕您说出去之后，有些人会捷足先登把这个市场抢占了？
江南春：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但是没有太多人认为这是可实现的东西。
李南：为什么？
江南春：我不知道。当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拿来一些翻译资料，才发现国外也有这种传播方式，但做的方法不完全一样，而且也不太成功。
李南：为什么您会把一个大家都不去做的事情拿来实施？
江南春：我特别喜欢这种主意，当所有人认为它是个好想法但又觉得很难实现的时候，这往往是一个好机会。因为这说明它有一定的壁垒，不是谁都能做的。因为对前端来说，它有很大的资金需求；对于后端有非常多的客户推广的需求；在终端又有很多管理的要求，而且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管理流程。这个难度越大，我觉得愿意介入和介入进去能成功的公司就越少。当大家都觉得它不可能的时候，我觉得机会更大。
李南：您在商务楼里装液晶显示屏，说服工作容易吗？
江南春：其实这个说服过程很难。2002年6月份开始，到2002年12月份，我总共说服了四十几家。
李南：最早一栋楼进入时的成本是多少？
江南春：其实楼宇都比较有钱，所以对钱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它们更关注形象方面的东西，而我们的项目对楼宇是一种人性化的提升，我们的产品其实很有卖点：第一，很多楼宇是非常好，但是建设得比较早，电梯的速度并不快，大家等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经常引发很多抱怨，这个时候给他们包含很多信息、很好看的广告看，大家就不觉得烦了；第二，这些楼宇本身也有很多智能化的管理信息，比如说它要发布一个信息，就可以在这个显示屏里发，而不需要再印很多纸去发，而且管理方还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费用。我们只是在电梯口占了很小的一块面积，虽然每个人必须路过这里，但是从租楼的面积来说，它非常小。
在分众传媒创建了液晶电视联播网这种运作模式四五个月之后，其他公司也开始介入这个市场。对于竞争对手的出现，江南春毫不介意。在他看来，竞争对手根本无力撼动他的霸主地位。当然，这种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也让不少传统媒体开始担心自己盘里的蛋糕会被别人抢去。
李南：既然把它作为一个新媒体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想，它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一种补充，还是一种颠覆，甚至于是某种意义上的取代关系？
江南春：我个人觉得它跟大众媒体基本上是个互补性的关系，这种互补性第一体现在时间段上。比如雀巢咖啡投放广告，晚上9点钟，大家都准备睡觉的时候，这时电视里跳出一个广告说，“振奋一下，来杯雀巢咖啡”，没人会去尝试的，不睡觉了吗？而如果晚上在什刹海、在新天地泡吧泡到很晚，第二天早上来到电梯口，正睡眼惺松，10点钟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这时突然跳出来一个广告说，“振奋一下，来杯雀巢咖啡”，你的感觉就不同。比如说你在冷气充足的家里，晚上看康师傅冰红茶“冰力四射”的时候，你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你不会立刻跳下床到楼下买一瓶。但是如果你是一个sales（销售员），你下午1点钟出去跑客户，3点钟回来，背上都流着汗，还想跟领导汇报情况，这时广告跳出来，你看到任贤齐在喝冰红茶，冰块在杯子里跳动起来，你就会说“我喝一杯再去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时间的互补。
第二是人群的互补。我知道一些中高端的商务人士，他们的生活非常忙碌，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他们对于一些传统的大众媒体接触的机率也比普通人少很多，尤其是那些高收入人群。而这些人往往是消费的主力阶层，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获取资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分众传播对大众媒体是有效的补充。组合分众传媒液晶电视联播网，能够把你可能的消费者都挖掘出来，它打中了一些传统媒体不太容易打中的受众组群。消费者既看电视也看一些报纸，同时如果他也看液晶电视，多重渠道给他强化一个共同信息，他的印象就更深刻，这也是我一直讲的立体化整合。
第四部分第49节 买你的无聊时间 江南春专访（3）
李南：开始的时候，楼宇让你们很轻易地进来，后来发现你们居然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挣这么多钱，那不行，他也要分一杯羹，你们是不是就会面临价位上行？再加上其他竞争对手的介入，你们的成本也在不断提升是吗？
江南春：这个是事实，价格是不断趋高，但是我们的广告增长很快，广告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物业提价的速度，所以我们不是特别受影响。尽管有些物业很在乎价格，但是很多大型的物业更注重品牌形象，比如说金茂大厦，你认为它一天应该收多少钱？事实上，它根本不在乎你给它的钱的数量，所以我们还没觉得有太大的改变。
江南春的商务楼宇联播网，将受众锁定在了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人群，这是一个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的群体，有关机构连续4个月数据监测发现，这种液晶电视媒体的受众平均年龄为33岁，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追求的是一种有压力的生活节奏，天生就有着对高档消费品的渴望。当然，每月3000元~10000元的月收入，也保证了他们对各类消费欲望的支付能力。
在人们滞留电梯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空虚、无聊、寂寞、无奈，他们就要寻求解脱，在无趣中寻求有趣。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信息，就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激活他们的注意力，引发他们的关注。
如果跟传统市场相比的话，竞争不是特别激烈，我觉得它基本上可以称为没有明显竞争的市场。李南：我们的记者在一些商务楼里做了随机调查，发现看液晶电视广告的只有一半。
江南春：这跟我的预测也差不多，我觉得会有50%~60%的人去看，但是认真地看，并且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的人，大概只有30%左右。电梯口是一个非常强制性的地方，它不仅有视觉的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强制性。最近我在《国际广告》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没有人认为航空杂志是好看的，因为“航空公司百日无事故”这些消息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坐到飞机上的30%~40%甚至50%的人会去看这个航空杂志，因为突然处于一个信息真空的环境当中，人们会非常不习惯，所以他们要填补信息的空缺。而在人们滞留电梯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空虚、无聊、寂寞、无奈，他们就要寻求解脱，在无趣中寻求有趣。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信息，就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激活他们的注意力，引发他们的关注。
李南：您估计这个市场空间会有多大？
江南春：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人们每天呆在家里8个小时，可能有1个小时在看电视，5分钟在看广告，这5分钟值多少钱？在中国值500亿。而如果我们建设的户外电视广告网络也能让人一天累计看5分钟广告的话，我想500亿就偏大了，50亿空间应该是有的。
李南：到2004年年底时，这个市场会有多大？
江南春：我觉得大概在四五个亿左右吧！
李南：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利润空间又很诱人的市场，竞争会很激烈吗？
江南春：如果跟传统市场相比的话，竞争不是特别激烈，我觉得它基本上可以称为没有明显竞争的市场。其实我们很希望有竞争，一定要有市场竞争、有不同的声音，然后才能共同来推动这个市场。
帮人们打发无聊时间也能赚钱吗？10年前，谁要是说出这样的话来，只能引来人们的嘲笑。而今天，“打发无聊”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丁磊的成功在于他通过短信为人们打发路途中的无聊，盛大的陈天桥是因为通过网络游戏为人们打发家中的无聊，而江南春仅靠为等候在电梯口的人们打发无聊，每月就可以赚到1000万元。这样的结果，恐怕江南春在创建液晶电视联播网之初都没有想到。
我觉得要解决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的无聊，楼宇的液晶广告也是其中的一种，它帮助人们解决了短暂的、在各个地方等候的无聊。我们发现了商机，然后坚决地把它兑换成现钞。李南：我觉得你们对人们的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让人们在无聊的时候觉得有聊，还产生了“无聊经济”。
江南春：你看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做这种活的——新浪、搜狐、网易……刚开始的时候，网络新闻挺攻心的，为人们廉价地打发无聊的时间，大家也就负担点网费，所以这是用很低的成本来帮助人家打发无聊；然后是短信，看短信是解决移动中的无聊；后来陈天桥盛大网络的网游，它解决你在家中的无聊，让你一打就是三四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要解决不同时间段不同人群的无聊，楼宇的液晶广告也是其中的一种，它帮助人们解决了短暂的、在各个地方等候的无聊。我们发现了商机，然后坚决地把它兑换成现钞。
分众传媒从创建之初就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口若悬河、野心勃勃的江南春，再基于对这一市场的看好，各大创业投资基金和基金公司纷纷解囊入股，软银、鼎辉以及美国的投资机构DFJ、麦顿国际纷至沓来，成为分众媒体的投资者。其中，仅软银就在去年一次投资4000万美元。面对各路财神，江南春更清楚地看到，他需要更强有力的翅膀才能展翅高飞。在江南春的时间表里，分众传媒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翘首可待。
李南：你们经过了几轮的融资，最早软银公司介入，还有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包括一些风投都已经进入到你们的公司当中。我记得当时软银的余蔚曾经说，这是他最近几年来惟一一个拿钱追项目的项目。
江南春：开始时，我并没有故意融资的想法，我是想自力更生，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了要融资的感觉。如果你要迅速占据整个市场的话，资金非常重要，如果在全国统一去做，绝对不是两三千万就可以做得起来，差不多要两亿人民币，我们就面临现金流上的压力。这时我遇见了余蔚，我们是邻居，在一个楼里办公，经常在卫生间里聊起来，于是在无聊的卫生间聊起一个有聊的项目。结果有一天余蔚突然过来跟我说，我非常想投资你这个项目，让我们聊一聊。我们聊了几次，就把这个事情基本敲定了。
李南：我听人说您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那您的抱负是什么？
江南春：我觉得我并不是有非常远大的抱负。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如果我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一个全新的媒体，对中国的传媒业有些贡献，同时能够把公司打造在纳斯达克上面，保持高速的成长，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生中令自己自豪的事。
在学生时代，“满以为自己会成为女生追捧的中心”的江南春发现，想在女孩面前炫耀的时候，“诗社社长”的头衔还比不过学校后门一个卖鱿鱼的小贩。而现在，像很多早已不为金钱发愁的人一样，财富对于江南春，也
只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标志。而支撑起这个工作狂从早上9点到凌晨两三点不停忙碌的，正是“虚荣”给予的内在动力。用江南春的话来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在他看来，让自己成功的源泉就是那颗每天都在膨胀的虚荣心。不管这颗心将带他走向何方，我们都会继续关注江南春和他的分众传媒。
编导：吴科
上海市江苏路兆丰世贸大厦26层，出了电梯，左转就是江南春的公司，租来的楼面很大，装修气派，很豪华，很符合江南春的个性——虚荣。江南春从来不避讳谈虚荣，在他看来，虚荣是促使他前进的最大动力。能让一家公司在创建不到20个月就赢利过亿，看来，虚荣造就商业精英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江南春说，他是被债主“逼债”，才“遁入江湖”的，干过家教，做过苦工。但在采访过程中，江南春忿忿不平地说，上大学时，他发现在舞厅里，诗社社长的头衔居然没有学校后门卖鱿鱼的小贩对女生有吸引力。也许是为了受到女生的青睐，江南春才放弃了他的诗人梦想，下了海，最后干起了广告，现在成了“日进斗金的传媒新贵”。
在广告圈里摸爬滚打了10年的江南春，用楼宇电视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广告媒体。江南春很孤独，他是个孤独的剑客，他总会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当然，75%的市场份额足以让他“笑傲江湖”。江南春不是“东方不败”，但成为“西方求败”才是他的愿望。内心孤傲的江南春极力希望挑战者的出现，极力希望用击败挑战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切都是虚荣惹的祸。
第四部分第50节 多元化 傅军专访（1）
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 新华联董事长兼总裁傅军专访
金六福酒、香格里拉•藏秘，还有猎豹汽车以及新华联家园，这样一连串的熟悉的品牌，你是否能够把它们连在一起呢？它们全部都隶属于一家民营集团——新华联。新华联董事长兼总裁、靠1000美金在马来西亚起家的傅军先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傅军，1957年生于湖南醴陵，现为新华联董事长兼总裁，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大陆100名富豪榜上排名第77位。在傅军46年的人生经历中干过乡派出所所长、乡党委书记，一直到湖南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1990年傅军辞官下海，据说他以1000美元选择在马来西亚创业，一、两年时间就带回百万身家，之后他有了新华联家园、金六福酒业、猎豹汽车等等成功的项目，以至于他对富豪榜上身处70位以后很有点被看低了的感觉。
刚开始做的时候，基本没有被人家骗过，现在反倒被人骗。
只有吃过苦的人，或者说自身条件比较差的人，去干事的时候，才有希望干好。李南：我知道您是1990年揣着1000美金到马来西亚开始创业的。其实您当时已经做到了湖南省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应该说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当时您毅然决然地做出这样一个计划，而且就那么一点资金，也不是说很雄厚的资金实力开始创业，那会儿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构架，觉得自己在几年之内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步骤，从哪个生意开始做，有吗？
傅军：其实那个时候下海，应该说是不容易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我当时那个位置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很多人都是比较羡慕的，但是为什么下海？主要还是想自己能够闯一条路，不要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经验浪费了，当时是这样想的。
李南：从政是浪费青春年华吗？
傅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浪费。
李南：那么当时是怎么构想自己的生意的呢，第一个生意是什么？
傅军：开始我们完全是做贸易，以贸易起家。比如进口马来西亚的木材呀，橡胶啊，再把中国的农副产品卖到马来西亚去。
李南：那么这些贸易最初始的资金，真的只有1000美金？当时也就是合8000多，不到10000元人民币。
傅军：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下海的时候胆子挺大的。
李南：是，我觉得也是挺大的。
傅军：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吃了豹子胆,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胆子挺大，为什么？因为当时确实是一无所有，就是我老婆给了我1000美元。但是我还是比较有把握，为什么有把握?因为毕竟有很多朋友嘛，一个朋友支持我做一笔，10个朋友可能就支持我做10笔了，我集中把一两个做好做大，这个企业还是慢慢地能够发展起来的。
李南：可是很多人都是最初的艰苦挺不过去，可能就败下阵来。
傅军：其实一般都是开始这个阶段很难挺过去，最艰苦就是开始的几个月，比如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一个进口尿素的单子，大概是要进口5万吨尿素。我找到别人要进货，别人就调查我们：你这个公司实力有多大，你成立多久了，你什么背景，因为5万吨尿素不少的钱嘛，大概也有几百万美元吧。我们谈了３家公司要他们供应尿素，然后再卖给国内，几家公司谈来谈去，最后这个买卖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谈成。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刚开始做的时候，要做大单子可能比较困难，你要从小做起，要有一个过程。
李南：有没有被骗过？
傅军：刚开始做的时候基本没有被人家骗过，现在反倒被人骗过。现在有些朋友担保借一笔钱，我们就信任别人，当时也就借了，借了以后，有一些不讲信用。开始做时非常谨慎，企业做大了以后，倒容易犯一些错误。
李南：有一些媒体对您的评价是这样的，说是“学历低，起点也低”，在这样一种“两低”的情况下，您从商获得了大家目前看到的这种成功。对您自身而言，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傅军：您去看中国现在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可以说做得比较成功的，绝大部分的学历都不是很高。我发现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家庭条件太好的人，可能独立出来做事的时候不一定会成功；还有一种本来学历就很高，往往觉得小事不应该是我做的，而大事可能又做不来。所以我觉得吃过苦的人，或者说自身条件比较差的人，去做事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希望做好。
有人把傅军形容为一个“关系学大师”，对此他很不高兴，他认为自己是很讲义气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下一个个近乎传奇的故事。1992年他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先后有了蓝锦花园、华联大厦、新华联家园；1996年他合资成立湖南长风投资公司，猎豹汽车现在已占据国内越野车的半壁江山，1998年又与五粮液集团合作开发出金六福系列酒，年销售额目前已位居国内白酒行业前３名。
李南：从新华联开始，您1992年进军房地产市场，后来又涉足陶瓷、制冷、酒业、汽车等行业，到目前您一共进驻了多少行业？
傅军：我们自己是分成了４块，第一块是综合贸易。
李南：就是起家的这一块儿。
傅军：金六福酒也是一种贸易，因为金六福酒是我们注册的牌子，但是是五粮液集团生产的，我们贴牌生产，由我们营销。第二块就是房地产。第三块是制造业，制造业里面我们有法国的陶瓷，还有长春的猎豹汽车，现在还有建材，塑钢门窗和暖气片。第四块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服务业。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
李南：为什么会形成目前这种多元化的格局？您进入每一个领域的时候，当时的标准是什么？
傅军：现在多元化跟专业化一直是经济界与企业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我认为，在一个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应该是专业化，因为你只有一两千万，你还想做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当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原始资本积累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应该成立一个集团了，应该向多元化进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理念，可能大家都这样提，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做哪一个行业，都有高潮、有低潮，发展都有一个规律性，都是波浪式的。如果你这个集团只搞了一个产业，那么碰到低潮的时候，可能你对风险的应对能力就比较弱了。所以像我们集团这些年来，房地产低潮的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很好，我们的贸易比较好。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每一个行业都做得不错，即使有一个行业遇到低潮的时候我们别的也很好。所以说你要是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你摔了一跤，鸡蛋不就都摔烂了吗？
李南：我看你们进入的都是一些非常热门的行业，比如说酒业、餐饮，而且每一项投资都取得了很好的回报，几乎没有失利的地方，都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尤其是在跨度这么大的时候，怎么去保证每一项投资都成功？
傅军：不要固定在一个行业里面，只要发现有好的机遇，而且又有一点儿能力的话，我们就决定参与。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现在有几项是做得非常好的，可以说在行业里面是顶尖的企业。
第四部分第51节 多元化 傅军专访（2）
李南：像制冷剂是吧？
傅军：我们的制冷剂现在亚洲产量第一，今年能够达到７万吨，当时为什么做制冷剂？因为我感觉到了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就是分体式空调，主要是农村市场。农村市场在慢慢地扩大，所以我觉得对制冷剂应该有很大的需求，于是我们就投资了，我们投资以后，这些年每年的增长都在40％以上。后来我们又投资了一个项目，就是日本三菱。
李南：猎豹汽车。
傅军：当时为什么要投资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市场需求，在中国丘陵地带也比较多，对越野车的需求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日本三菱决定合资的时候，我们就投进去了。现在我们是第三大股东，去年我们就卖了15700辆，今年做３万辆，应该达到60个亿。我们现在跟日本三菱又继续合作了一个家庭用的车型，这款车型估计今年9月能投产，这个市场的需求更旺盛，所以我们投资的这个项目也应该会成功的。我们投资成功的４个项目，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一是我们感觉到市场有这个需求，有发展的潜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项目投入以后，我们都跟进管理，也就是我们派人来参与管理。如果钱投进去了以后，你不把你的理念和你的经营思想整合起来，这个项目也许就会失败。这几条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13年的时间，傅军把新华联发展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集团——房地产、酒类、汽车等，在他涉足的领域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多元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成功者如美国GE涉足几十个领域，而且每个都处在行业前３名，但在中国想做GE的不少，倒下的更多。怎样提高管理与控制能力，这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多元化给企业领导人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课题、一个难题就是，要求对这些行业你都应该有些了解。李南：进入一个行业很多时候是依靠市场感觉和判断的，而这种判断最终是要您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来拍板的，何况您领导的是一个很大的民营企业。您觉得企业发展的这种要求，是不是对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因为您涉足了很多行业，有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有营销的、有酒业等等，您岂不是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行业的基本技能？
傅军：其实多元化最大的挑战是对企业主要领导人的挑战。你在做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可以积聚所有的精力去研究这个行业，而你要多元化的时候，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是最头疼的事，可以说也是最痛苦的事。你所投资的这些行业，你所发展的这些行业你应该都能够有一些了解，而且你去开会的时候，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老是说外行话，你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李南：而且可能是最棘手的事情交给您。
傅军：而且都是最棘手的、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根本不了解，别人可能就不听你的了，或者说你说的话可能就没有用了。所以多元化给企业领导人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课题、一个难题就是，要求对这些行业你都应该有些了解。
李南：那么这样说来，这个企业多元化也是有极限的？因为企业领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天只有24小时，当他无法再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企业多元化的脚步也就到此停止了。
傅军：我觉得多元化也不是无限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你要搞多元化也要集中在几个行业里面发展。不能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什么东西赚钱就去做什么，满天的麻雀你都想去抓，最后一个也没抓到。我们现在也在收缩，有些行业可能会转让卖掉，有的可能又加大投资，我想我们今后的发展战略可能主要在制造业方面。实际上一个企业集团有几个行业也好，内部也可以形成一种竞争，大家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氛围，其实也有好处。
李南：最早我把金六福、猎豹汽车、新华联家园以及香格里拉•藏秘这些品牌通过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惊讶。因为其中很多都是非常经典的商场案例，比如说像金六福，您把这种方式叫做“盘活了国有资产”，您真的认为这种方式是对国有资产的一种贡献和盘活吗？
傅军：不是。那么我们做金六福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因为五粮液的技术改造这些年做得非常好，应该说它的生产能力还有很大的潜力，五粮液是一个国有企业，也就是它的存量资本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办个工厂，可能怎么做一下子也达不到五粮液的水平，但是我们有营销方面的优势。我们营销的优势与他们生产的优势整合起来，就把五粮液做大了，我们金六福也做大了，而且国有资产闲置的那部分东西也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不必在生产领域再去投资了，把他们生产领域的潜能挖掘出来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贡献。
有人说金六福是傅军借力使力共同发展的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因为新华联并没有生产酒的车间，但他的金六福已经成为白酒行业的一个知名品牌。他看中了五粮液酒厂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将金六福酒的生产全部放在那里，而自己建立了庞大的营销网络，结果金六福一炮而红。
我觉得搞市场经济，更多要发展贴牌的方式、商业代理制的方式，会体现一种很活跃的经济氛围。
有竞争你就感觉到压力，有人跟风你就感觉到你还得创新。李南：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养虎为患的后遗症呢？很多人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因为金六福在做宣传的时候会把五粮液抬出来，那么消费者可能选择五粮液就不会选择金六福，如果选择金六福就不会选择五粮液。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岂不是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吗？
傅军：很多人是有这个看法，说你们要注意提醒五粮液。我觉得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胸怀不是很宽广，对中国的市场也没有真正的了解。整个市场占有率，五粮液包括我们这些新品牌只占了5%左右，所以说市场潜力是很大的。当然我们现在限制喝白酒，但是中国喝白酒的人太多了，我看这个传统文化永远都改变不了。还有一点，市场有高档的消费、中档的消费、低档的消费，五粮液属于高档产品，我们金六福有一部分是高档的，大部分是中档和低档的，所以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竞争。
李南：如果他们自己做中档酒的话，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利润呢？
傅军：其实这些年我们跟五粮液的发展是一个共赢的发展，通过我们金六福系列品牌营销的成功，五粮液也发展了。我们做这些品牌因为是五粮液生产的，口感、品质都是有保证的，而且我们也发展了，实际这是一个共赢。如果说没有中档、低档产品的销售，五粮液的产量也达不到那么高，因为下游产品、中低档产品靠他们自己卖肯定也卖不了那么多。
李南：目前以金六福这种贴牌生产的公司很多吗？
傅军：我们是做得比较早的，有的品牌还不能叫贴牌生产，是我们自己注册的商标，在五粮液生产，由我们销售。还有些新品牌本来就是五粮液注册的品牌，让人家去经销。
李南：像子品牌。
傅军：真正讲贴牌我们的算是贴牌，因为金六福商标的所有权是我们的。我觉得搞市场经济，更多要发展贴牌的方式、商业代理制的方式，会体现一种很活跃的经济氛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方向。
第四部分第52节 多元化 傅军专访（3）
李南：所以目前对于金六福来说，没有一个人在生产，但是有5000人在做销售。它也被写进了北京大学的MBA教材，您觉得能让它写进北大MBA教材的关键是什么呢？
傅军：我感觉到可能有几点：一是这是一种新的运作模式；第二，五粮液的酒质、口感还是非常好的；第三，我们的营销队伍是很优秀的，我们的管理层有800多人，现在营销员有五千多人，这个网络是非常好的；另外还有很成功的一点，我们非常重视终端网络的建设，人家到酒店吃饭能够喝你的产品，如果说你的终端消费快，后面市场跟进就快，你的销售才能够形成不断的良性循环，我们对酒店的控制、对超市的控制是直接的，这可能是今后做市场、做营销最关键的一点；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是品牌的建设，金六福这个品牌，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
李南：请了米卢做代言人。
傅军：广告的策划，包装的策划，商标的申请，另外还参与一些重要的公益活动，比如说我们使金六福形成一种福文化。
李南：您怕别人会仿照您这种营销的方式吗？
傅军：可以说我们在金六福的经营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新的营销理念。我们金六福定了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五星就是高档的，一星就是普通的，这个五星、四星……是一个新的创意，就是说一个牌子的酒有不同的标准来吸引不同的消费者。接着后面跟的人就多了，有跟风的，有模仿的，可能这也是推动市场发展的一个动力，因为有竞争你就感觉到压力，有人跟风你就感觉到你还得创新。我觉得这也不是件坏事。
傅军出身于农村，好像他也不忌讳这一点，虽然有了多少亿的身价。但从我们的接触中他没有多少架子、脾气和官气，仍然说着大实话。据说他的管理同样如此，不求花招，但求实效。
我太太过去是集团人事部总监，我鼓励她光荣退休已经３年了，现在她的使命是相夫教子。李南：您是2000年到北京来的，当时是不是像曾国藩说的要用湘军打天下，中层领导、高层领导全部都是湖南人，是这样的吗？
傅军：新华联在一段时期内，人家都说纯粹是湘军，是湖南人。但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很注意，我们有几条：第一，在新华联内部都要讲普通话，不能讲长沙话；第二就是我们有意识地增加外地人，吸收人才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湖南以外的人士；还有一条就是怎样由家族式的企业转变为一个现代企业。
李南：那您自己的亲戚有多少呢？
傅军：我太太过去是集团人事部总监，我鼓励她光荣退休已经３年了，现在她的使命是相夫教子。我觉得湖南人有很多优点：耿直，仗义，上进心很强；但是湖南人也有一些缺点：可能讲政治多一点，或者说有时候会窝里斗。所以我觉得要向跨国公司的方向发展，就一定要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人才，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改良。
李南：您就不怕您费这么半天劲，培养起来的人才最后流失了吗？这对民营企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记得您当时也说过。当时六福鱼翅开张的时候生意很火，可是过了不久，很多大厨师被人挖跑了，这种情况也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您考虑过吗？
傅军：我今天可以跟您这样说，新华联集团有个反常的现象，就是中高层优秀的管理人员“叛逃”的很少。去年我们有一个酒家的总经理，离开新华联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离开以后，他三番五次找我，还托一些关系，就是一定要回来。该不该让他回来，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我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我们做领导的要有宽阔的胸怀，还要注意两点：第一，要敢于用能力比你强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吸纳很多优秀的人员，可能你要包容人家的缺点，包容人家的不周。我觉得这样才会凝聚到更多优秀的人才。
李南：您靠什么手段去抓住中高层人员的心呢？
傅军：新华联集团做得最好的，是我们的激励机制。可以说我们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完善的，就是以利润为核心的绩效的考核。比如说年初我规定你今年要干多少，你干好了，可以拿效益工资，拿多少奖金，你超额完成的还可以多拿多少奖金，我们都制定了目标，有一个考核体系。再一点，我们每年都要评比很多优秀的人才，有很多奖项，比如说我们有杰出贡献奖，有创业贡献奖，有优秀管理奖，有理财能手奖，还有最佳合作奖。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要感激员工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努力地让这些员工感觉到有尊严、有地位、有荣誉。
17岁高中毕业，33岁下海经商，一路走向成功。条分缕析这一切，似乎都不足为奇，但是他比别人更加坚忍、更懂宽容、更知道诚信，也更会学习，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可或缺和所有的机缘巧合成就了今天的傅军。
编导：曲丽萍
傅军一进演播室就不停地流汗，录制过程中，停下好几次让他擦汗，傅军只好笑着自嘲：人太胖了，实在没办法。
一家经济界很有名的杂志对傅军进行了采访，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关系资本家”，对此傅军有些恼火。尽管作者对傅军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能力做了称许，但是在这个已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古老国度，“关系”二字在一般人眼中并不是都做正面理解的。
从外表上看傅军，他是一个憨厚的人，很难想像他以贴牌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创出了金六福的品牌，同时又让金六福的营销剑走偏锋，搭在一个“福文化”的大台上唱了一出很有特色的商战武戏。但傅军又是一个很执拗的人。在他宽大的办公室外有一个露台，上面铺着绿色地毯，傅军告诉我们，他没有时间出去打高尔夫，就在这个露台上一试身手，打打迷你高尔夫。我们说要拍下他挥杆的镜头，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傅军倾力举杆，不知是水平有限还是疏于练习，打了好几次球都没进洞。摄像示意我们动作镜头够了，我们说就这样吧，可以了，傅军却不放过自己：不行，我一定要打进洞，于是我们一行人又多在露台上站了２０分钟。
第四部分第53节 喊出你的梦想 李志恒专访（1）
喊出你的梦想 实力传播大中华区首席执行管官李志恒专访
冬天出生的李志恒，脸上总是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198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李志恒转战于台湾多个广告公司，20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广告媒体企划经验。1996年，他以极少的投入在中国内地一手创办了实力传播公司，2001年起担任实力传播大中华区的首席执行官，他带领着500名员工创造了超过50亿元的年营业额，成为广告传播界效法的典范。身担重任的李志恒既要考虑老板的利益和公司的发展，又要兼顾员工们的成长和客户回报，还要给家人以亲情、给朋友以开心……对于肩上所扛的种种责任，头发已有些斑白的李志恒不仅举重若轻而且沉醉其中，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让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拥有梦想、追逐梦想、实现梦想。
李南：您好，李总。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3岁看老。我知道您的名字，是您自己5岁的时候给自己起的，我很惊讶，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可以洞悉世事，对自己把握得这么精准，起一个到目前为止，您都可能没有后悔过的一个名字。
李志恒：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觉得，要改一个名字对我们的命比较好，所以希望我们选自己的名字。我那个时候认识的字不多，这两个字是我认识的大约两千个字里面其中的两个，我蛮喜欢的。而且我爸爸那个时候常讲，我做事没有恒心，所以我希望改这个名字，让自己做事更有恒心。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1957年，李志恒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一共有5个，他排行老二。平凡而不富足的家庭给了李志恒一个快乐的童年。幼时的李志恒很爱玩，学习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却在绘画和体育方面展露了自己的才华。正如他给自己取名“志恒”一样，他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显示出了长久的韧性与耐力，他曾经在受伤后依然训练不辍，最终在全香港的运动会上取得了铅球比赛的第二名。李志恒也非常喜欢读书，他除了让自己的家里拥有非常丰富的藏书外，他领导的实力传播，驻广州、上海、北京等办事处，也都专门设有公司内部的“图书馆”，供员工们享受读书的乐趣，但是李志恒也不是一开始就认为在内地工作大有前途。
李南：1993年的时候，您当时第一次来大陆工作吗？
李志恒：没有，那时候是有一家4A公司，他们想请我当他们的全国媒体总监，安排我到大陆来。第一次来，看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办公室。看了一圈以后，我觉得市场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来。
李南：随后就走了？
李志恒：对。
李南：接着3年之后，您自己主动选择在中国内地成立一家4A公司。
李志恒：可以这样说。
李南：为什么？成熟了？
李志恒：我想大陆方面来讲，那3年也有很大的变化，其实这不是我主要考虑的因素。我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自己到了1996年的时候，觉得事业上需要一个转变，因为在台湾那边的工作，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大的挑战了，我想找一个新的挑战。刚好有机会来到这边，也有机会进入，所以我就过来了。
李南：是什么使您觉得那个工作已经没有挑战了呢？
李志恒：因为我不断地重复我自己，我做的事情也不断地重复。
李南：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志恒：我想两方面，一方面自己对这个工作的热情已经减少了，另外竞争方面来讲也不尽人意，没有太多竞争的压力。
李南：于是您选择了一个新的市场？
李志恒：是的。
李南：当时怎么来看整个中国媒介和广告市场的发展？
李志恒：简单来讲，如果是跟台湾比较的话，各方面的技术落后10年，要在很短的时间跟上，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李南：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是信心多于挑战的。如果我是您的话，因为您明显可以看到大陆的市场落后10年，而您在台湾有很丰富的经验，那完全移植就可以了。
李志恒：这个是一般人的想法。
李南：所以我不能做到像您这样成功，我只是个一般人而已。
李志恒：我刚来的时候，觉得我来自一个比较先进的市场，事情也很好处理。实际上刚好相反，我以前所用的方式根本不能应付大陆的实际状况，所以做错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非常不如意。经过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才意识到一个小的市场变成大的市场，在经营管理上的差异是怎么样的。另外一方面来讲，除了这个大的差异以外，市场变化快，怎么让你加快速度跟上它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李志恒属于B型血、山羊座，他说：“山羊座的人拼搏的意志力很强，不太服输。”他强调自己的特点：乐观。“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得倒我，不管是多严重的打击或者说别人看起来是多大的失败，我都很乐观。”他致力于平衡理性与感性，虽出身于文人却自视更像商人。他不相信投机，就在实力传播进入内地不久，他曾经很严厉地查处了公司内部收拿“回扣”之风，引起了公司半数以上人员的大换血，但在这种情况下，李志恒倡导脚踏实地赚钱的理念也不曾有一丝动摇。
当你拿过一些容易拿到的钱，你就不愿意赚辛苦一点的钱；你不愿意赚辛苦一点的钱，你就不会有真才实学。李南：您其实是做了很久的广告人，大学毕业就已经到了这个圈子里，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最早是不是从广告业务员做起的？
李志恒：是的。
李南：那时候比如拿回扣等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行业里面大家见怪不怪的事实？
李志恒：我那时候在台湾读书，紧接着就在台湾工作，拿回扣在广告圈里非常普遍。你说见怪不怪，我想这里还是有道德问题的，回扣是不应该拿的。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拿，大家也知道，没有明目张胆拿回扣的人，都是暗着去拿，这是当时的情况。
李南：您也拿过？
李志恒：我拿过。
第四部分第54节 喊出你的梦想 李志恒专访（2）
李南：那为什么后来不让别人拿呢？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就不让别人拿回扣。
李志恒：我还没讲完。我第一次拿回扣的时候，是在台湾的时候，我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结果这个事情很快被人知道了，过了大概不到1个礼拜，我的董事长来找我，他知道我拿回扣了。那时候真的把我吓死了，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董事长给了我一次机会。他说，虽然很多外面的人在拿，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公司或者你也该去拿这个钱。他给了我一个教训，我希望把这个教训再延续下去，提醒很多年轻人，不要想着去拿赚得快的钱，应该脚踏实地去赚钱。
李南：赚长期的钱？
李志恒：是的，我的董事长说，这个钱第一是拿不起，第二，你拿了以后你也睡不着，他说我不应该赚这种钱。他当时并没有把我革职，他是希望，你必须要提醒以后的人，不能再拿回扣，不是为了公司，而是为了你自己，做个优秀的年轻人。所以到现在来讲，我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年轻人非常重要。这种钱很容易拿，但事实上，也很容易把自己的一生毁掉。当你拿过一些容易拿到的钱，你就不愿意赚辛苦一点的钱；你不愿意赚辛苦一点的钱，你就不会有真才实学。
李南：后来您再也没有拿过回扣了？
李志恒：是的。
李南：所以成立公司之后，尽管公司还是初创时期，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公司展开了这项运动，是吧？
李志恒：是的，我自己是宣传这个东西的，提醒他们，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同时我公开讲，我曾经拿过，照理来说我应该隐瞒这种事情，但我不怕别人讲。我曾经拿过，我也知道自己错了，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不应该去做。
李南：但是当时您在公司里说不能拿回扣的时候，还是走了一半的人？
李志恒：是。
李南：他们觉得这钱不给我，就没法干这个活？
李志恒：我想不只是这个原因，有很多因素，有些人怕我们可能罚他们，有些人可能怕收入跟以前差很多。所以我们当时损失蛮多人的。
李南：但那时候其实对于你们的发展是最关键的时期，就是按照您刚才的说法，意识到这个市场原来这样地不同。您可能需要更优秀的人才跟您一起做事，那个时候应该是笼络人心的时候，而您却做出了这样大的决定。
李志恒：当时我并没想笼络人心，我来到大陆，面对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不太重视规矩的问题，该拿不该拿的钱分不清楚。但是对我来讲，我必须对客户负责，今天赚的钱是属于客户的。我的员工拿这种钱，甚至有些人为了拿这些钱而去做一些对客户不利的建议，这对客户伤害太大了，对我们来讲，必须客户第一。当时我没有考虑到怎么笼络人心，我只是知道要把事情做对。
李志恒是一个工作态度严厉但性格却很随和的人，他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善于把不同性格的人聚集到一起，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他喜欢延揽人才，认为能够提供一个空间让员工们去充分发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即使是自己心爱的员工另谋高就，他也会给这位即将离去的同事亲笔写上两封信：一是感谢信，感谢他在公司期间为公司做的贡献；二是推荐信，对这位员工的品德及能力做一个客观评价，以便于他重新寻找工作时使用。当然，能留住人才是他不懈的追求，在这方面，李志恒有被人称道的智慧。
我觉得留住人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员工觉得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现在，第二个是未来。李南：其实广告界里面人才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往往人才走了，他就可能带走一批客户，而客户可能是广告公司的核心资源。广告公司的人才走了，对公司是种核心资源的流失，在这一点上，您一直说您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您很擅长把人才留住，在最后一刻把他们留下来，而这样的成功概率达到六七成。那么您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靠您刚才所说的那种平等，还是有别的办法？
李志恒：我想这里面有技巧，当然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通常来讲，一个人进一家公司很多时候是为了这个公司的名声，公司招牌引进人才。但是员工离职大部分情况是因为人，通常是对老板不满意，这个是比例最大的，接下来才是待遇不够高，或者工作太繁忙了。当人家提交辞呈要走的时候，经常是准备好了足够的理由，那时候是非常坚决的，在这个时候挽留他是很难的。但是通常在递辞呈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他的这种坚持是会慢慢下降的，而这种坚持或者说坚定的心态到了走之前的最后一天，会达到最低点。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谈，请他留下来，让他回心转意机率最高。
李南：您学过心理学吧？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看了很多杂书？
李志恒：我读了很多其他的书，我本来应该好好读文学的，但是我读了很多杂书。刚才我讲的这个方法其实蛮有效的，员工真的要离开的时候，面对这个现实，在这个时候他才看得到原来公司的一些优点，一些让他舍不得的东西，会让他软化。你要在他软的时候跟他谈话，硬的时候谈不进去的。
李南：这算是一种御人之术？
李志恒：可以这样讲，我们很在意人才流失，研究不同的办法让人留下来。当人家提出辞呈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留住，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应该让他完全没有想离开的念头。实际上，我说的办法虽然蛮不错，但成功的机率还是只有6成到7成，毕竟还有3成到4成是流失的。
李南：您觉得最根本的办法是什么？
李志恒：我觉得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员工觉得有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现在，第二个是未来，我想人很在意他的现在跟未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他今天做这个工作，你有没有给他足够的资源。举个例子来讲，你让他做这个工作，你配给他的人手够不够，给他的工具是不是好的工具。往往来讲，没有给他好的工具，也不给他足够的人，他做得太辛苦，他就没有现在，甚至影响他的生活；他没有时间去陪老婆，或者带小孩，或者足够的休闲和休息，他就没有现在；赚到的钱能不能活，也是一个现在；你要关心他，就是现在；现在来讲，都让他满足，他就会留下来。
另外还要让他看到未来，你不断讲让他看得到2年以后变得怎么样，3年发展得如何，其中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学到了什么，他做出了什么成绩，再提供一些适合他的培训，或者是一些训练计划。他看到他的现在，得到他的现在，也看到他的未来，他才会留下来。
李南：所以您被誉为广告界黄埔军校的校长，对这样一个称谓您在意吗？怎么看待？
李志恒：我很高兴，也很光荣，但我觉得别人夸大其词了。我们的确花了很多力量去做培训工作，但别人看到的只是我们公司的状况，看不到整个大体的状况。
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追逐、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梦想面前，李志恒是一个大胆的实践者。当很多人把自己的梦想藏在心底，羞于出口并渐渐忘记时，李志恒却勇于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从不轻言放弃。
每天朝自己的梦想多走一步，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李南：对于梦想这个话题，您曾经说过，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只是往往他们会藏在自己的心里，时间一久是不是实现了自己都不记得了。所以关键是要把这个梦想喊得所有人都知道，你要相信有很多人会帮助你，在乎你，不会笑话你，他们一定会很严肃、很认真地对待你的梦想。所以我想您一路走过来，您自己的梦想很多已经实现，这样的实现确实把您的梦想从心里通过自己的嘴里喊出来了。
李志恒：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喊一下一个梦想就会实现的话，那你会看到一大堆人在街上乱喊。我觉得喊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把你的梦想跟别人共享，当然会有一些人觉得很好笑。
李南：觉得你是在妄想？
李志恒：觉得你在做白日梦，但是很明显这些人不是关心你的人，生活中难免会有这些人。你也会碰到一些机会，有些人很愿意帮助你，达成你的梦想，所以喊出来的好处是与别人共享；另一方面是，别人会提醒你去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梦想，只要你有恒心，一直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每天朝自己的梦想多走一步，总有一天你会走到。
第四部分第55节 喊出你的梦想 李志恒专访（3）
李南：刚才您说自己有很多实现梦想的经验，能不能谈具体点，跟我们共享一下实现梦想的经验？
李志恒：最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推铅球。大概是15岁的时候，练柔道弄伤了一只手——右手，那时我是学校铅球队的，我受伤以后，不太可能再推铅球了。其实当时我的铅球技术不是那么好，当我受伤了以后，别人都觉得我不可能在铅球方面有什么进展了，但我的梦想希望我铅球能推得很好。虽然我受了伤，但我没有放弃，我希望在铅球方面能创造出点成绩来，还是不断地去练习，最后我推铅球全香港第二名。
李南：全香港第二名？
李志恒：是的，所以说你不放弃，你的梦想就会成真。在爱情方面，我也是一样，我追求了我太太11年，其中有很多的波折。很多人跟我讲“你应该放弃”、“你不适合”，诸如此类的，但这是我的梦想，我没有放弃，最后我的美梦又成真了。
被称作梦想家的李志恒，总是担心自己的梦想还不够大。他曾经用11年的时间，追逐着自己人生中最美丽的一个梦想——一份无数人劝他放弃的爱情，一个人人都告诉他没有指望的婚姻。但是他以他的执着与坚韧让自己拥有了一份浪漫的爱情和理想的婚姻。今天的李志恒仍然喜欢背着一只朴实无华的背包，匆匆地穿行于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间，追逐着一个又一个梦想。他在放飞自己巨大的新梦想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热情和感染力，让周围的人们和他一起放飞梦想……
李南：您靠什么把梦想做大的呢？
李志恒：要想将梦想做大，你想到的应该不是预期的结果，而是比预期更好的结果。
李南：所以您说您不担心您的梦想是不是能够实现，只是担心这个梦不够大。
李志恒：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尝试，今天我们说惟一做不到的，您知道是什么吗？很多时候是战胜不了自己，因为我们太怕自己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做不到，但并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主要是自己告诉自己说，“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所以你放弃。
李南：那您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李志恒：今天我最大的梦想是让我好好喝杯咖啡。
李南：OK，这梦想我可以满足您，不是很大。
李志恒：所以我讲出来，我就得到了，并不需要成本，速度也很快。因为我比较喜欢教书，目前对我来讲，我能看到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学校或者研究所，专门培养领导人才。其实每个组织里面都有领导，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在哪里学，我怎么去领导，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李南：现在有MBA在培养领导。
李志恒：我觉得有限，MBA教的是经济管理的工作。领导才能是另外一种东西，它需要的是品格，需要比较远大的事业，它是比较宏观的东西，比较多的是内在的东西。
李南：为什么您觉得您有资格做领导的领导、领导的老师呢？
李志恒：我没有说我有资格，我想开一所学校，请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
李南：您当校长，不当老师？
李志恒：我当创办人就满足了，不可能我自己去教，也许我有一部分经验跟大家共享，我觉得领导才能其实很多是没地方学的，包括教MBA。领导很多时候是种修炼，我们看不到哪里在培养优秀的领导人。我想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希望自己存一点钱，能够开个学校，请得起最优秀的老师，培养我们国内一些优秀的领导。
李南：那我可以当学生吗，我现在报名可以吗？
李志恒：这个难讲，学校什么制度，还是非常模糊的。
李南：没关系，我先买个期货。
李志恒：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做领导是最辛苦的，除非不是做最好的。
李南：我做二把手啊！
李志恒：很多人看到的是领导的光环。实际上来讲，这些优秀的领导，他们在做最难的人。
李南：更多的时候他意味着责任。
李志恒：不光你的责任，你的修养、你对自我的控制，这些方面要求都非常高。当领导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想至少他有很多约束，有一种内心的、本能的挣扎。
李南：那您不愉快吗？
李志恒：我很愉快，那是让你必须克服自己的挣扎或者痛苦，才能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愉快。但是，那种愉快不见得是你在利益方面，或者在名声方面得到什么，不是那些东西让你愉快。你看到的是一些成长，你看到的是一些贡献，并不是你个人的利益，是其他人——你的团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人比如说顾客，是他们得到的。因为你是好的领导，这个好处并不是在你的身上，是在他们身上。
李南：您的愉快的成本比较高。
李志恒：我想很多人，很多比较不错的领导，在历史上看到的领导，他们自己的愉快，不是自己非常有钱，有很高的功名，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贡献。
李南：您一生的梦想是什么？
李志恒：自己能培养更多的领导，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可能的话，1年以后我要更大的，我要常常怪自己想得不够大。
编导：胡佳
李志恒来演播室的时候，没有秘书或是公关部相关人员随行，而是自己一个人背着大包来的，看上去不像是商务人士，倒好像一位风尘仆仆的旅行者。其实李志恒的工作就是在各地飞来飞去，说他是旅行者也不过分，只是他没心情去玩味山水，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变幻的市场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毕竟对媒体非常熟悉，也算半个同行，才谈没几句，李志恒就把我们节目的摄制和运营状态打听得清清楚楚，并且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此，我们真的十分感激。
第四部分主持人的话 开往春天的列车
开往春天的列车
2001年夏天，带着一叠名片和《财富大家》的策划案，我回到了离开太久的北京，物非人非，走在夕阳洒落的街头，身后的影子长到虚无，且倾斜着。
作为栏目的第一任制片人和主持人，初创的那些日子，现在想来，还是我不长的人生中最为艰难和苦痛的经历，赢弱的节目，脆弱的团队，陌生的环境，“高大”的嘉宾，伸手不见五指，生生的把一个淑女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婆姨。“痛苦程度与收获多寡一定正相关”，内心的声音时明时暗，却始终存在。
自从铁了心做财经节目，它就成了我的某种生活方式，看的是《国富论》，听的是经济广播，参加的是企业家的聚会，采访时寻着嘉宾的思路思考问题，为朋友主持婚礼时的台词都是诸如：要服从监管、不要再想着增发N股之类。有一天，当有人用“理性”作为描述我的关键词时，我大吃一惊，那个烂漫娇俏而又多思多虑的女孩竟然就这样在时光中湮没了吗?我想，当一个人循着自己的喜好找到所爱，这辆列车将载着你向未来与陌生飞驰，很多时候甚至无从准确地判别它的方向和终点，我们能做的只是享受整个旅途的过程。
何况一路同行者都是些极有趣的人。柳传志永远是谦和的长者，笑起来眉眼弯弯的；给卢铿打电话的最佳时间是早六点比晚八点强，因为那会儿他可能正写日记呢；好人缘的张醒生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有最合适的段子，或捧腹大笑或黯然神伤，两个字“体己”；MIT毕业的王维嘉博闻强识，口才属于“人来疯”一类，只是听说女员工对他十分心仪时脸上仍然露出了羞涩；娶了中国太太的西门子中国区总裁贝殷思真是本土化的可以，回答中甚至带有某种北京胡同的味道，然后再用德国式的坦诚勇担责任；通用电器的中国区总裁孙礼达是典型的美国帅哥，高大俊朗，事业有成，做后期剪辑时女性围观者口水洒落一地，全然不顾人家家中已有娇妻幼女和单位领导在旁愕然的眼光。叶莺和她的一千双鞋，羽西的那句“我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还有帮助本书最终顺利出版的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苦大仇深中带着狡黠，经常猛料连连，打听到其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出身，一切有了缘由……每个人都能丰富得让人想哭，我贫乏的想像实在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其它工作能让我像现在这样需要不停地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更让我感到惊异的是，尽管他们有着如此鲜明的个性，但共同之处却是惊人地相似，自信、坚韧、智慧且精力充沛。一个小时的对话有默契、和谐，也有撞击和博弈，而几十年经历的浓缩在一小时内的进放已足令我感激不已，在一遍又一遍的印证与汲取中，我快乐得想要歌唱，也急着想与人分享，尽管我明白，时空交错的那一刻实在有很多是可遇而不可求。
此刻的我，心中充满感激，那些在过往的岁月中与我同行过的所有朋友，感谢你们包容我的固执与任性，从不吝惜你们的支持和赞美，尽管其中的很多人在不同的站台下了车，但每一分辛苦都是列车的动力之源，这本小书作为我们同行的纪念，不论此时你身在何方，请接受我真挚的祝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领导和师长刘沙白，给了我一个如此绚烂多采的舞台，感谢我的同事和挚友，同时也是《财富大家》栏目的创办者和本书主要的编纂校对者曲丽萍，我知道你们永远都会出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
一篇应景之作至此竟已使我情难自禁，终于明白多少类似的表白不是简单的雷同，而是心灵深处共同的声音。
列车已驶离站台，没有人知道她会在何处停留，但我始终固执的认为，只要怀着希望和理想，不论过客、或是归人，属于你的都会是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
2004年11月17日于北京
第四部分节目介绍
直面经济人生 探访财富本源
《财富中国》是北京远景东方影视传播有限公司面向中国及其它华语地区推出的大型电视财经节目，它以中国第一家实现数方异地同步直播的强档证券类财经节目《财富》为原型，经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近亿元改造而成，目前已形成四档节目每周七天不间断播出，每周播出总时长达520分钟（首播）。
《财富大家》是《财富中国》系列节目的周末版，是一档专注于高端经济人物的谈话节目，从2001年11月开播以来，已经有100多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走入我们的节目，他们或为睿智深邃的经济学家，或为大智大勇的企业掌舵人，或为经历传奇的商界精英，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是中国新兴力量的代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变幻莫测的今天，他们的慷慨陈辞或是忧虑叹息都成为一个时代的声音。我们将这些一直活跃在经济界的领航者纳入观众的视野，在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管理理念的挖掘中，得到了许多深厚的人生感悟和精辟的经营见解，整理成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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