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团队中的女人

到2000年哈里斯引人注目地成为佛罗里达州计票工作的仲裁人的时候，她已经多次在选举规则问题上失过足。出身于佛罗里达最有权势的家族里一个野心勃勃的孩子，早在她1994年第一次参选公职时就出现过违反公司竞选捐献规定的事；在她当州参议员时又被揭发有财务问题。哈里斯的记录臭不可闻，当她谋求成为佛罗里达州务卿（佛罗里达州最高的选举警察）时，“共同目标佛罗里达”（Common Cause Florida）组织的副主席不由蹙起眉头，对她维护法律的可信度深表怀疑：“你自己有违法的先例，如何惩戒他人？”
在佛罗里达，哈里斯是出现在该州里，最知名、最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之一。然而在2000年11月，她在全国公众的注视下，民主党、媒体以及绝大多数公众看到的又是什么呢？不是她的记录，不是她的睫毛膏，眼影或者头发。她的律师乔·克洛克（Joe Klock）描述哈里斯的情形是：“一个非常繁忙、日程排得满满的人”，突然之间“被扔到了大漩涡的中心”。
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胡扯的努力起了作用。
民主党竞争者阿尔·戈尔的助手叫哈里斯是“走狗”、“广告员”。不过哈里斯不是作为一个骗子，而是作为“克鲁艾拉·德·维拉”（Cruella De Vil）（注：迪斯尼动画片《101斑点狗》中的女恶棍）广为人知。当律师阿兰·德尔绍维茨（Alan Dershowitz）叫她是骗子的时候，被当场粗暴地制止了。《华盛顿邮报》花了整整一个版面介绍她的化妆。哈里斯很容易被人嘲笑，《华盛顿邮报》作家罗宾·基翰（Robin Givhan）写道：“因为，说老实话，她看起来像是用毛巾化妆的。”哈里斯的化妆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总统来说非常宝贵的是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这使得哈里斯有资格成为一个光荣的布什身边的女人。布什身边的女人——被任命担任总统内阁成员或仅次于部长的高级官员的女性，都是一个极端主义政府里的女性头面人物。在公众的印象中，她们或是标新立异、或是温和稳重、或是无足重轻，有人可笑，有人宽厚、她们精心编制的形象被打上类型化的标签，而现实中形象却鲜为人知。如果这些布什身边的女人被认真对待，她们的骗招可能不会得逞，然而在当代美国，这就是可能的。布什身边的女人：她们是小布什有，而罗纳德·里根没有的，她们使小布什能够完成里根完成不了的事情。
从“9·11”事件后的预期来看，人们很难记得起当初布什掌权是何等的不稳固，直到多重的恐怖主义打击赋予了他男子气概的衣钵，成为祖国的保卫者和战争中的男人。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是巴巴拉(Barbara)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的长子。他以微弱多数的赞成票取得了权位，选票的差距是124年来最小的，同时在非洲裔美国选民中，他的表现是共和党一百年里第三差的。他当上总统多亏了凯瑟琳·哈里斯。
按常规，哈里斯本不应该参与到整个选举争议之中。她在佛罗里达州的双重身份把“利益冲突”带到了一个新的极端。1998年她和州长杰伯·布什（Jeb Bush），也就是候选人的哥哥同年当选。次年，她成为了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总统竞选活动的联合主席。在布什来到城市做宣传的时候，她并没有出现在左右，然而，在胜负难料的初选中，她在佛罗里达州和在新罕布什尔州，为布什做竞选宣传。在重新计票过程中，她允许共和党的技工使用该州的电脑和办公室。后来在她计算机中发现的文件，就有在竞选期间撰写的偏袒一方的演讲稿。许多她的雇员在竞选最紧张的时刻使用过的其他文件，都被非法删除了。
作为竞选班子的联合主席，她征募退役将军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hwarzkopf）在支持布什的集会上演讲；作为州务卿，她又聘了他做据称是不偏不倚、服务公众的声明。暴躁的诺曼同布什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尽管在电视广告中他没有真正说出票投给谁，也并没有什么关系。
2000年6月，哈里斯的办公室给各县选举监督机构发出了一份包含超过70万人的名单，说这些佛罗里达人不具备投票的资格。她宣称，她是在执行一项关于禁止重刑犯以及前重刑犯终身投票权的州法律。该法律是1868年由白人立法者通过的，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减少新获得选举权的奴隶们的权利。这项法律是为了内战后的白人集体抵制运动服务的，在2000年的选举中，它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监狱人口中黑人的比例远远超过了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他们之中十分之九的人投票支持民主党，该州剥夺重刑犯选举权的法律，非常便利地减少了民主党的选票。但是哈里斯的名单，远远超出了《吉米－克劳法》条文规定。根据记者格里格·帕拉斯特（Greg Palast）和其他一些人的报道，在哈里斯授意下，被雇来起草这个清洗名单的公司，故意把范围扩大，数以千计通过法律重新恢复了权利或者根本未犯过任何罪行的人，都被错误地列入其中。
在一个根据官方选举统计，布什仅仅领先戈尔537票的州里，数以千计，被错误地剥夺了选举资格的选民，可能很轻易地改变最终的结果。如果那样的话，佛罗里达人就有其他的问题要让州务卿负责了。在某些地区投票机无法正常工作，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这种问题；贫穷的选区（黑人和西班牙人后裔占了绝大多数）缺少更新后的计算机，有的投票机提示选民出错，而实际上机器却工作正常。有些残疾人发现机器根本够不到，这违反了《联邦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有的选民到的太迟过了投票时间，他们前往投票站的道路上神秘地出现高速公路骑警“常规”性的路检。还有些人发现，他们的投票站在未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已经被移走了。
可能哈里斯（还有共和党内她的操作者们）知道如何把公众的视线从她的行为，转向到她的长相。她总是高兴地重复关于她自己相貌的笑话。无论是否计划过，反正诱骗的努力奏效了。当美国媒体对选民清洗的谈论已经渐渐冷却下来，哈里斯却一跃成为共和党的明星。她的名望帮助她在2002年选举中进入国会，她成为众议院助理多数领袖党领袖，一个挑选出来的位置。2001年1月，哈里斯当选“共和党佛罗里达州就职舞会的美人”，是那次活动中第二名人，仅次于即将就职的总统。乡村歌手拉里·加特林（Larry Gatlin）把她带上了舞台：“在法国，是圣女贞德；在克里米亚，是佛罗伦萨的夜鹰；在南部，有罗萨·帕克；在印度，有特里莎圣女；在佛罗里达，有凯瑟琳·哈里斯。”
“对美国来说这是多美好的时刻呀，”哈里斯心怀感激地对支持者说 ：“将有伟大的四年……八年！上帝保佑美国。”
小布什也在，不过他身处困境。那年寒风凛冽的1月20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负责在华盛顿举行的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数以千计愤怒的市民游行抗议伦奎斯特法官领导的法院选择产生的第43任美国总统。在势均力敌的国会内部，仍然进行着关于布什合法性的讨论，布什团队所面临的挑战和挖苦他们的条幅一样清楚：“向小偷致敬。”他们必须赢得那些不满的美国人。就在布什一伙就要接近因雨夹冰雹而蜷缩成一团的观众之时，一些人向官方车队投掷了鸡蛋。
“我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与充满机遇的国家。”布什在细雨中表态。他的话讲不下去了，好像冻在嘴唇上一般。


引子女赢家（2）

如果即将就职的总统像他看起来的那样僵在那里，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毕竟，就站在身后几英尺之外湿漉漉的平台上的阿尔·戈尔，在选举日当天比他多得了539898张选票。民主党和绿党的得票总数是1964年以来左翼获得的最高票数。超过1.54亿成年美国人没有投共和党的票：或者他们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的对手们，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干脆放弃了投票权。51％已经勉强通过推、拉或者划选票的方式投票支持布什的人，告诉民意测验人，他们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做的。那些投票支持小布什当总统的人，有些也知道他的立场，但是正如布什在寒风刺骨的1月的早晨完全意识到的一样，更多的人不知道他的立场。
在还在竞选过程之中的时候，小布什重复着一个短语“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他说这个词如此频繁，简直可以刻在家族的戒指上了，但是它的含义人们只能去猜。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包括一个承诺：根除《濒危物种法案》，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加入控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清除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机构最新的工作场所安全条例。或许这个短语不包括这些含义，但是布什的日程表全都包括，而且内容更多。
站在那里，在冰冷的就职仪式上，小布什知道他宣布开始上演的是怎样一出节目。他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倘若他的团队对党的议事日程所做的掩盖工作不够，无论在计票中做多少手脚也不能扭转乾坤。中间派民主党人喜欢说美国没有足够多的自由派，所以宣布出一位自由派的总统。此事自有公论，然而有一件事是确信无疑：如果没有他的形象设计师，一定没有足够多的选民因为相信政府赞助的宗教、构想中的生活、计划生育的终结以及《濒危物种法案》死亡，而选择布什。布什摇身一变，给自己披上了“名字中的W代表了妇女”这样一件外衣，而在政策细节方面，布什给公众的只有满嘴的口误。共和党全国大会新千年的舞台上，挤满了妇女、儿童、灵歌歌手以及节奏布鲁斯女歌手查卡·坎姆（Chaka Khan）。极右翼被排除在视线之外。现在收拾好行李在新政府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正是一帮直言不讳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急切地想得到回报，烦躁不安，急欲挣脱党的束缚，继承罗纳德·里根的衣钵。
在那些和布什一起飞黄腾达的人当中，就有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一位五旬节派牧师的儿子。此人担任密苏里州州长期间，曾花费纳税人数百万美元起诉试图通过《平等权力修正案》的全国妇女组织（NOW）。1999年，阿什克罗夫特得到了鲍勃·琼斯大学的名誉学位，这所南方高校因其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约会和仇视同性恋而著称。该校的一名主任曾对一名男同性恋校友说，只要他还“作为一名同性恋活在人世”，如果他返回校园，就将因非法侵入而被捕。阿什克罗夫特在接受任命的讲话中宣布，美国“没有国王，只有救世主”。对于这个国家第一位的执法者来说，这种记录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同布什一起鸡犬升天的还有凯·克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帕特·罗伯特森政治学院的前教务长。他被安排掌管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负责为全国最大的雇主——联邦政府雇用员工，身为黑人的詹姆斯，反对除男性外的赞助性行动。1998年，她和丈夫查尔斯签署了《南方浸礼宗教会宣言》，声称妻子应当服从丈夫的权威。查尔斯·詹姆斯在劳工部找到了一个民权领域的职位。
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负责人是戴维·黑格（David Hager），一位拒绝同未婚母亲讨论避孕问题并鼓吹用祈祷减轻经前压力的医生。黑格加入了食品药物管理局生育健康药物咨询委员会。不过公众的强烈呼声迫使总统收回让黑格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帕特里夏·威尔（Patricia Ware）是政府选任的艾滋病病毒及艾滋病总统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她选择杰瑞·萨克（Jerry Thacker）加入她的顾问小组。萨克曾经把艾滋病叫做“同性恋的瘟疫”，当他把同性恋形容为一种“死亡方式”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时，媒体一片震惊，最终萨克退出顾问小组，威尔辞职。
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在担任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时候，在给接受福利救济的贫困母亲设定工作要求和严格的时限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即将成为布什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的二把手是韦德·霍恩（Wade Horn），此人创建了“全国父亲运动”，用了十年时间同指称的家庭暴力以及儿童监护法中反对男性的偏见做斗争。霍恩来到华盛顿后大力提倡用福利推动女性结婚，甚至拒绝给未婚同居的夫妇提供福利，同时还取消了给未婚母亲的福利，只有已婚夫妇才能首次得到福利救济。在任命批准听证会上，霍恩曾宣称他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但是转身一变，他的部门很快就开始要求纳税人交钱“促进结婚”以及推动立法发放 “未出生婴儿照料”方面的健康福利，而不是把福利提供给婴儿的母亲。
这些你可以称之为政府的“幕后故事”。小布什知道这一切，但是美国公众并不知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这个把戏还在继续。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在贩卖反税收的自由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保守主义思想近20年之后，就是这些曾经吸引了共和党基本党员的政策已经让美国绝大多数人倒了胃口。2000年的大选或者说是选择（因为最终是由最高法院决定了选举的结果），显示出即使在20世纪的美国，仅凭少数选票仍然有可能溜进政府。这些少数选票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白人男性以及南方人，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而政府的统治也很难平静。展望未来，国家的选举地图几乎完美地分成了两半。2004年，竞选中获得了好处的人将加入成功地哄骗了“独立”选民的竞选团队。在布什团队的目标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独立派，温和派以及最主要的生活在郊区的已婚妇女。从第一天起，布什的白宫就开始实践任何一位麦迪逊大道广告顾问可能告诉他们的话 ：如果可能购买你商品的目标顾客不够多，那你就假装卖的是别的商品。
布什的白宫兜售着“团结”、“多元化”、“包容”以及妇女的口号。当更多有争议的人物悄然进入有权势的位置，而这些位置不需要参议院公开的批准听证会。当挑选出来的总统任命他的内阁成员的时候，编造谎言的机器开始超速运转了。在宣誓就职后的几个小时内，布什提名的七位内阁成员得到了批准。第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维内曼担任农业部长。布什的其他选择包括了一批高级官员的先例：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ezza Rice）以及第一位女性白宫特别顾问卡伦·P.休斯（Karen P. Hughes）。
总共选择了五位女性：两名黑人，一名拉美裔，一位美籍阿拉伯人，一位亚裔。难怪民主党引得《纽约时报》发出祝贺：“今日内阁人员选任完毕，即将继任的总统乔治·W·布什推出了一个管理团队，在民主和种族的多样性上都堪与克林顿政府相比。”
其他媒体的评论同样是热情洋溢：“不是他父亲的内阁。”《华盛顿邮报》的戴维·布罗德写道。CNN的一位嘉宾称之为“彩虹”。《时代周刊》俏皮地说，“一首多元化的乐章”。《波士顿地球报》更是感情丰富地说 ：“十几个女人，比任何总统都多。”
这很快成为了惯例性的明智之举：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承诺“一个看起来像美国的内阁”，小布什在2001年就任命了一个这样的内阁。事实上，小布什内阁里的女性和克林顿的内阁人数相同，都占了十三名内阁成员中的三名（环保署长直到小布什政府才升格成内阁级别）。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他的执行机构中女性和有色人种所占的比重大大少于他的前任。不过，这并不妨碍共和党妇女在一盘竞选揭秘的录像带中这样吹嘘：“担任总统顾问的女性比以前任何一位总统都多。”民主党人罗伯特·托里切利（Robert Torricelli）对布什的“包容性”进行了评价：即使是抗议布什任命的总检察长是“极端分子”的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帕特丽夏·爱尔兰（Patricia Ireland），也把布什提拔休斯和赖斯称为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引子女赢家（3）

在布什总统就职前，《时代周刊》把他评为“2000年年度风云人物”，原因是他“重塑和团结了共和党”。这是句骗人的鬼话。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没有变，和一代人以前一样。共和党的纲领还是他的前辈们留下的相互矛盾的拼凑起来的混合体：经济自由（减税、反规制、限制政府权力）和社会控制（反生育选择、强制穷人工作、扩大政府干预、支持教会）。在收回政府授权和扩大宗教势力的权力方面，布什的纲领和里根的如出一辙，有过之而无不及。惟一“重新塑造”的是共和党的公共形象，在这其中，布什身边的女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她们的使命是解决共和党的妇女问题。在近20年时间里，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女性比例要比男性小一些。问题更为明显地表现为“性别鸿沟”，但是其中所掩盖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坚持了30年性别歧视，共和党已经碰得鼻青脸肿。
自1964年，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民权法案》之后，共和党刷新了他们的“反共政策”，开始“妖魔化”民主党。在当时兴起的新右翼势力，通过把种族隔离、犯罪、税收都归罪到民主党的办法，成功地争取了满腹牢骚的南方选民。共和党的反应是积极的防御，宣传的却不是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或者不平等，而是听起来更为健康的价值观念，如“隐私”、“小政府”和“州权”。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共和党拉拢各州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共和党对能够被宽泛地定义为女权主义纲领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得非常关心：这不仅包括种族隔离问题、民权问题还包括女性的平等权利、堕胎以及平等的就业机会问题、赞助性行动、男女同性恋的性自由权利、环境保护 ；贫困母亲的救济以及通过新的立法解决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诉权问题。
共和党把目标订在白人男子上，因为他们假定白人男子的妻子在投票时会和她们的丈夫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是他们错了。反对“集体抵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54％的男性选民投了里根的票，而只有46％的女性选民支持了里根。这种差异持续了整个80年代。1996年，54％的妇女投票支持比尔·克林顿，男性选民的支持率则只有43％ ：11个百分点的差距，或者像“艾米丽名单”（一个为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女性候选人筹款的政治行动）上的人一样叫它“性别大峡谷”。2000年的情况也一样。乔治·布什在男性选民方面赢了戈尔11个百分点，在女性选民方面则输掉了同样的比率。
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的时候，在总统选举团赢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但是他赢得大选的竞选策略是转向迎合比例日益缩小的白人男性选民。他没有去争取女性或有色人种选民，那不是他的选民基础，不在他的核心集团里。里根到处搜寻能够为他解决“妇女问题”的女性。麻烦的是，在那个时代新右翼势力中女性凤毛麟角。在1980年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没有一位知名的女性。“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一个女人都没有。”知情人莱恩·诺夫茨格（Lyn Nofziger）后来写道，“除非当时一个这样的人没有，否则如果当时里根不怕麻烦，倒是可能有指望的，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在里根第一任内阁里，有一位女性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被里根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声望不高的职位）。柯克帕特里克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并被认为是在堕胎问题上“态度不确定”。但是和惠特曼一样，她被安排在一个与妇女权力不相干的职位上,仅此而已。正如苏珊·法鲁蒂（Susan Faludi）所说，“少数几位偷偷溜过白宫草坪上‘女孩止步’牌子的妇女感觉并不自在。”在这十年里，出任联邦职位、白宫官员或者需要参议院批准职务的女性数量第一次下降。
此后20年，在民主党尝到了在女性选民中占优势的甜头的同时，共和党开始集中精力培植自己的女性战斗力量。右翼基金会（同一伙人资助了传统基金会以及新右翼势力对赞助性行动、福利和对克林顿夫妇的攻击）投资了数百万美元在量身定做的妇女组织身上：独立妇女论坛只是其中之一。在2001年8月26日妇女平等日那天，阿什克罗夫特任命独立妇女论坛的主席南希·普夫敦豪厄（Nancy Pfotenhauer）以及该组织董事会成员之一玛戈·希尔（Margot Hill）担任针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犯罪全国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伴随着据称曾骚扰过包括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在内多位女性同事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个小型的、由他自己挑选出来的小组成立了，独立妇女论坛也成为了共和党右翼妇女的附属机构。该组织引以自豪的是，曾经长期、积极地反对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同工同酬法案》、《女性教育平等法案》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法案》（VAWA）。独立妇女论坛强烈反对的观点与上述法案的最后一项相一致，即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到歧视的观念。由于这一观点的一致、恰到好处，独立妇女论坛的主席南希·普夫敦豪厄因此确保了在布什政府劳工部的一个位置，担任工作场所问题委员会的委员。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是独立妇女论坛创始人之一，也是赞助性行动的敌人，被派到了民权委员会，在那里，她竭尽所能阻挠对佛罗里达州选举程序的调查工作（太多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强调，也歪曲了该委员会就投票不正常现象情况报告的报道范围。毫不奇怪，瑟斯特罗姆与委员会主席玛丽·弗朗西斯·贝瑞（Mary Frances Berry）发生激烈冲突。媒体并没有调查冲突的实质，焦点却集中在两个女人的激烈争吵上。《华盛顿邮报》称之为“伟大的佛罗里达选举扯淡”。如果读者真正了解问题出在哪里，肯定会感觉不同）。
像布什身边的女人那样被任命担任高官，真的会对选民有影响吗？在总统第一个任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安娜·格林伯格（Anna Greenberg）怀疑“一般的女性”选民甚至可能没听说过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内政部长盖尔·安·诺顿（Gale Ann Norton）或者农业部长安·维内曼（Ann Veneman）的名字。格林伯格说，女性官员并不能保证女性支持者在选举时间来投票，即使是女性高官也并不能保证转化成选票，但显然共和党认为布什身边的女人能够帮上忙。就在布什上任后的7个月，共和党的民意测验专家看到了一项调查结果，皱起了眉头。“这不是一个乐观的数据”，他告诉媒体。布什白宫的装饰薄板正在被侵蚀，共和党的大幅度减税以及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举措，看起来疏远了女性选民中的极大多数（布什试图把已经降低的饮用水中允许的砷含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草率地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根据2001年7月的一次民意测验，男性中声称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与支持民主党的人为43％比37％ ；女性则相反，为47％比32％。总统的支持率是首个任期初期的历史最低（51％），同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在有子女的已婚妇女中，共和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这一部分人原本是共和党候选人传统上支持率最高的。
共和党的回应是加大布什政府女性高官的宣传力度。7月，白宫邀请女性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与女性官员见面。共和党全国大会宣布，每年将投入数百万美元进行新的宣传攻势，“女赢家”将突出介绍卡伦·P.休斯、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康多莉萨·赖斯的事迹。这项工作由共和党全国大会现任副主席安·瓦格纳（Ann Wagner）负责，她的名字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段强调性的注释“38岁的郊区母亲”，她的ID完全符合共和党战略家打算俘虏的人口范围。


引子女赢家（4）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选民变得极为支持他们的最高统帅。次年1月，总统宣称，“现在我不考虑政治。”不过，他的政治团队仍然在运转。当2002年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女性“摇摆不定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那年春天晚些时候，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丢失了一个电脑磁盘，最终落入了媒体手中。其中有做成了Power Point文档格式的高级顾问卡尔·罗孚（Karl Rove）的选举建议。他说，“布什总统，需要发展他在拉美后裔、郊区妇女、罗马天主教徒以及工会会员中的影响力。”把这类人混合起来，困难不小，不过罗孚心中有数（他被称为“布什的大脑”，这并不是随便叫的）。美国选民中52％是女性。郊区居住者占人口比重的51％，郊区妇女占了选民总数的25％～30％。正如民意测验专家安娜·格林伯格解释的那样 ：妇女，特别是已婚白人郊区妇女，是最不坚定的选民，最大的摇摆不定的部分。格林伯格说，“极其重要”；其他都保持不变，他们将左右2004年大选的胜负结果。他们当然是共和党掌握之中的最大的“独立”集团。
2003年，另一本共和党备忘录被发现了。从布什在“9·11”事件后受欢迎程度令人眩晕的高度跌落下来，激增的失业人数以及在伊拉克阵亡士兵的人数，使布什的支持率暴跌，甚至低于“9·11”事件前的最低点。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期望从一次不寻常的、选民发起的选举中获益。这次投票将决定是否罢免并取代格雷·戴维斯（Grey Davis）州长（发起这次罢免活动的是一名共和党百万富翁，他从外州雇用工人征集加州的签名）。这本属于加州共和党组织者朱莉·雷切尔（Julie Leitzell）的备忘录，声称这次罢免选举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争取那些心怀不满的选民，特别是妇女。“利用这次机会（和好的新闻吸引技巧）展现多元化的共和党妇女（母亲、教育者、企业主、学生、工作女性）很重要。”雷切尔写道，“我们想确认媒体已经被导向这样一个视角，‘明事理的女性反对戴维斯’……我们正努力为每个地方事件找到一个有名的女性作为着眼点。”
当时共和党候选人中的领先者是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他是一个兼备各种古怪特点的人，反对共和党关于堕胎（他支持堕胎合法化）、枪支管制、男女同性恋的平等权利的政策，并曾激怒过宗教右翼势力。在伦敦，报纸称他是“咸猪手州长”，因为多名妇女都有被他公开骚扰的记录。在最近的一次，一名妇女告诉《首映》（Premiere）杂志，他走近她，并把她的乳房拉出了衬衫。“这是性骚扰，是非法的，”洛杉矶女权积极分子卡伦·鲍默（Karen Pomer）说。
共和党愤世嫉俗的女性路线应该不奏效了，不过话说回来，美国政治存在许多的“应该”。例如，民主党的领导人“应该”把布什身边的女人当回事儿。然而，太经常了，应该说的话没有说。组阁之时，民主党反对布什提名的人数非常有限。他们选择了两个人来轰赶和叫喊——琳达·查维兹（Linda Chavez），是布什的劳工部长的首个人选；另一个是阿什克罗夫特。查维兹长期反对赞助性行动和多语教育，当她被发现违反了劳工法，提名被撤回。民主党参议员说了许多阿什克罗夫特历史记录的糗事，包括反对废除种族歧视，反对堕胎合法化。然而，所有人当中只有一位在任职批准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布什其他提名未经细查，都顺利通过。
在更大的范围来看，问题不仅在于众议院和参议院里存在的亲密关系，而是在于更为严重的两党的趋同倾向。共和党在争取女性和温和派，已经完全脱掉了虚伪的外衣；而民主党的领导人已经远离了其核心支持者。在1992年的著作《谁将告诉人民》（Who Will Tell the People）中，政治分析家威廉·葛雷德（William Greider）指出，克林顿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创建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强调迎合美国中产阶级。这是一种非女权主义者、非民权的积极倡导者、非工会积极分子的委婉说法，实质上是抛弃了那些可能惹麻烦的人，讨好提供美国大公司精英中可能的捐款人。葛雷德写到：“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打击民主党的核心组成部分——劳工、学校教师、女权组织、和平及反战分子、少数种族以及赞助性行动的支持者。其对外宣称目标是，恢复党对不满现状的白人男性，特别是南方的白人男性的吸引力。”
到1988年，正如苏珊·法伦蒂所说，“民主妇女的党已经终结了。”民主党领导人不但拒绝在战斗中站在自己的一边，而且竭尽全力抛弃自己的母队。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主席保罗·柯尔克（Paul Kirk）宣布，一些“狭隘”的问题，诸如《平等权利修正案》以及堕胎合法化问题，在党的纲领中没有位置，尽管绝大多数民主党选民都对此明确反对。他试图解散该党的妇女核心组织，而民主党全国大会悄然省略了堕胎权利的议程。
克林顿执政期间，民主党领导人大肆鼓吹大力缩减政府，正如总统著名的表达方式，“结束福利，正如我们所知”。克林顿说这句话的热情和布什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时一样。对贫困家庭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克林顿真的这样做了。在他领导下，公共教育、经济性住房、以及儿童福利方面，出于收支平衡以及财政的保守主义原因，被放到了次要地位。克林顿总统推动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违背了广大工会会员、环保主义者、消费者权利组织的意愿。耗费资金的毒品战争笨拙地展开，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的监狱人口从140万猛增到200多万。严酷的《1996年反恐怖主义及有效死刑法案》不仅增加了一大批可以被执行死刑的罪名，而且使等待被处决者证明自己清白变得更加困难，还因为秘密证据原则造成了被指控犯有轻微的移民违法者无法保释（从克林顿的这项法律到阿什克罗夫特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是一个小的飞跃——被缩写为《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法案指的是《提供拦截和阻碍恐怖主义必须的合适工具以团结和加强美国法案》）。
克林顿一直支持罗伊（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承认堕胎合法化），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组织一直对他给予赞扬。但是在他在任期间，数百项对于堕胎的限制，诸如“父母赞同”法，都生效了。右翼势力大惊小怪，他就牺牲了对同性恋的支持（即在军队中的不歧视政策）。他签署了一个所谓的福利“改革”法，不但整体上看起来像汤米·汤普森的做法，而且还开了先河，把联邦政府的钱提供给显而易见的宗教组织。该条款允许宗教服务提供者，申请联邦的福利资金，称之为“慈善选择”。
国际方面，在克林顿和戈尔领导下，2000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未来十年的蓝图。国防部负责实施“全范围控制”战略——有能力击败任何地方的敌对者，使用各种级别的军事技术，包括核武器。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witz）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也找不到更令人心寒胆战的术语。
到1999年，许多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对克林顿的离去并不感到难过。作为离别的礼物，比尔·克林顿给他的党卸下了他个人问题的负担。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的蠢事，被共和党玩弄于掌心。在女权问题上，追究克林顿责任的共和党领导人犯过比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不当行为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在思想上有说谎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着草率的婚姻记录并以此为乐），但他们成功地把自己藏在了“卫道士”的外衣之下。布什—切尼开始竞选，就好像在克林顿和戈尔污秽的八年后，给正直妇女的答案。
政治保守派，全都由利益驱动，盘算好如何重新安排他们在“女权主义”和“民权”现象中的位置。在小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的华盛顿游行”举行40年后，美国政治已经变得都与“个性”或者小布什宣传中所说的“性格”（无半点儿讽刺）有关了。在国会山，以及知名媒体，充斥着身份认同政治，要么就是只有身份，没有政治。
这确实奏效，因为最大的妇女组织倾向于把对有权势的妇女的批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比如“夫人基金会”的白宫项目之类的运作，继续提倡无条件的性别对等，并作为其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左翼媒体，也摆脱不了男人至上主义的影响，草率地把布什内阁中的女性部长看作是爪牙、工具或者走狗。知名媒体（主要指依赖于跨国广告商和国会中友善的许可证颁发者，由大公司控制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通常要么忽视女性的面孔，要么只关注其其女性特点。对于布什身边的女人，他们两方面都做了。
当布什总统宣布他最初的任命时，记者强调的是，关于他提名者的人口统计，而不是与政策背景、公司裙带以及政治相关的问题。记者甚至在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没完没了地问总统的观点。他们问是否他打算给他选择的妇女和少数民族送个信儿 ：“你猜，”总统说：“消息？努力工作，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的人能够在美国实现他们的任何愿望。”


引子女赢家（5）

事实上，布什送出了许多消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他自己的。如果新闻报道只能揭示他女性内阁成员一小部分本质，挑选他们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布什的全部。他挑选进入核心班子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对于总统就像是反光的表面对于时装模特一样，极好地烘托出总统的光辉形象。就像是21世纪的黎明，任用有才能的女性为他工作，是一个男人良好品质的标志。尽管克林顿总统在当时任命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由于花了数周才宣布任命，他还是在媒体上，被鼓吹“多元化”的组织说得一无是处，最终他的内阁成员的选择被说成“不够”多元化；小布什总统能够在此问题上得分，只是因为他没有提名一个白领阶层构成的极端保守派团队。
即使在上任之后，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也让妇女和有色人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身边的妇女和有色人种，正好做了他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挡箭牌。布什身边的女人改善了共和党的形象，“反堕胎合法化”的语言也变得有说服力。他们提供了一个盾牌，使该党反民权、反女权主义的纲领，对于那些不想认为自己是倒退、遭天谴或者种族主义分子的人，更加容易接受。例如，在2003年MSNBC举办的一次辩论中，当一名白种英裔美国专家组成员，批评布什政府反对赞助性行动的立场，广播喇叭里传来了抱怨声：“那个白种女人怎么敢认为自己比康多莉萨·赖斯知道得更多？”
在特伦特·洛特因为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的百岁生日上发表过激言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洛特对这位退休的南卡罗来那州参议院1948年的竞选大加赞扬。瑟蒙德是作为一位种族隔离主义者参加的竞选）。而辞职之后，布什陷入尴尬境地，他不得不为其种族主义的记录辩护。被问及自己的人权记录和他坚持拒绝同国家有色人种协会（NAACP）的领导人会晤，布什告诉媒体说，他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是黑人，这本身足以说明他的政策。
“想想看，”布什说，“我在那里，坐在领导人中间，桌边坐的都是外国领导人，看着鲍威尔和赖斯。”
当涉及到发动对阿富汗人民以及后来的伊拉克的战争，白宫又派出了女性面孔，不仅在为总统脸上增光，而且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贴金。在2001年11月中旬，从阿富汗传出消息，美军向据称是“塔利班”所在的位置投掷了两颗“杀伤力极强”的炸弹。这种“BLU82”型“集束炸弹”之所以被称之为“杀伤力极强”的炸弹，是因为这种炸弹会炸成许多小碎片，又因为其重量达到15000磅，所以只有打开机舱门才能扔下去。这种炸弹会扩散硝酸铵、铝粉和聚苯乙烯灰浆，这些混合物点燃后，在爆炸中产生足够大的压力，可以抽空人或动物肺部的空气，杀死半径300～900英尺范围内所有的生物。当时，美国的第一夫人正去安慰“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在广播中安慰美国人说，阿富汗战争不是进行报复，而是为了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开始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打击一个贫穷的封建社会，劳拉·布什强调说，塔利班的势力很强大。搜索到被长期忽视的塔利班粗暴对待妇女的记录，他宣布美国并不是单干：“世界上的文明人正在恐怖中大声疾呼，不仅因为我们为阿富汗的妇女和儿童伤心，而且因为在阿富汗我们看到，恐怖主义的世界很可能会强加在我们身上。”
布什喜欢称他的战争是“防御性的”。谁能比妇女更好地把这种观念贩卖给人们？众所周知，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反对不必要的暴力。2002年10月7日，总统告诉全国：“我们冒着烟的枪能够起到蘑菇云的作用。”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在第二天说了同样的话。五角大楼的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在10月9日又说了同样的话。国会的投票就在10月11日举行。作为一位怀有感激的切夫隆公司以其名字命名油轮的妇女，赖斯并不是一位有迪克·切尼地位的石油商人，但是她曾经在切夫隆公司的董事会服务了十年，曾经参与过为美国赢得新发现的中亚和中东石油运输路线的谈判。至今，她还保持了看起来不像个石油商人的优势。如果公众怀疑，她就不断地把公众的注意力重新指向她的“故事”，在种族隔离的亚拉巴马长大的故事。事实上，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反对第一次武装入侵伊拉克，因为每天处在致命打击下的步兵之中，贫穷的应征入伍者占了很大比重。赖斯宣称占领真的为了民权，2003年8月，她在全国黑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致词 ：“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成长在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的环境下。1963年伯明翰教堂的爆炸，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其中一个被炸死的女孩是我的朋友……（40年后）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对身边寻求自由的人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想法。（否认人的自由权利）在1963年的伯明翰是错误的，在2003年的巴格达也是错误的。”
美国士兵在焦虑中写信回家，伊拉克人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他们说，美国入侵给伊拉克带来了安全，因为平息了伊拉克的种族战事，消除了对妇女的压制。“女性不能再单独离开他们的家…… 这让人感到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伊拉克穆斯林妇女说。“在战争前，在校大学生50％左右是女性，而就业者中超过50％是女性，”一位匿名的女性在网络日记中这样写道。“不再如此了，”这个名叫“河流转弯”的作者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计算机程序员被从前的同事驱逐而失去了工作。男人们告诉她，“女人不再受欢迎”。我哭着一路回家，充满了苦涩——为了我的工作而哭泣，为了我的未来哭泣，也为了被破坏的街道、损坏的建筑物以及崩溃的人们而哭泣。”
如果有人在更大的范围提出异议，布什总喜欢抛出单一的故事进行回应。谈到他的内阁，布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真正解释了美国应该如何去做。”康多莉萨·赖斯把整个关于“叙述中的她自己”的观念藏在心底：“在许多方面，我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她为《外交事务》杂志撰文称。
但是布什身边的女人，无论如何，说不上典型。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妇女和儿童中的贫困人口增加了，即便这个国家经济繁荣。占70％的60岁以下美国女性，或者在工作，或者在找工作；几乎接近一半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都是由女性来抚养。在男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里， 1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女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里，这个比例几乎是两倍，有27.8％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政治家们的讨论话题从社会安全，转移到华尔街掌控的私人投资账户问题上时，他们的决定影响的主要是妇女 ：6.9％的65岁以上的男性生命的最后部分生活在贫苦中；而女性这个比例则达到11.8％。
如此经济上的差异，按照布什手下的女性的说法，是歧视和制度性偏见的结果，而并非女性个人的选择。他们宣称，选择生育会导致女性收入比男性少。作为一个群体，妇女并没有面临障碍。她们的论点是：记住一些妇女是如何成功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布什身边的女人都是宝贵人材。以她们的个人成就，她们想要证明机会每个人都有。但是，布什身边的女人又是特例。她们的优势是有慷慨的公司的支持以及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而且在她们同盟者的思想库有报酬丰厚的工作。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许多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她们至少已经拥有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权利和必要条件。在文中介绍的五名阁员中，只有一个人有孩子；有两个人是成功的未婚职业女性，另外两个年纪较大的结婚无子女。或多或少，她们从女权运动中直接受益，而她们却视之为女性的敌人；她们从民权运动艰苦的努力中取得的成果中获益，却又在积极勾结破坏民权运动的胜利。
布什身边的女人都是极端主义的管理者手下受媒体欢迎的人，一位曾经是反民权运动的律师、反政府管制的狂热分子，有神权右翼势力撑腰。作为女人，她们扮演了特别阴险的角色：野心勃勃，强烈的权力欲，她们鼓吹公司的自由以及像她们一样的美国人的解放，她们既是一个谋求统治世界的总统的伪装，也是那些想按照他们对于某种神的意愿的理解重写美国法律的宗教专制者的伪装。
她们的政治是伪装的政治，是一个通过赢得新的支持者拯救共和党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她们的使命是革新共和党的形象，而又不改变既定的政策以及在一个冲突过程中的主流的美国。只有在没有人深入观察她们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因为只要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女人，或者所有妇女的权利，只要没有人足够认真地审视整个21世纪共和党的权宜之计，她们的阴谋就能奏效。姑且把本书看作是一个严肃看待这些女人的练习吧：真正足够严肃地，讲述她们的故事。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1）

康多莉萨·赖斯*成为了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她曾经领导过一家石油公司，管理过一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大学，还曾经在苏联解体时担任过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她在小布什总统政府中担任的职位，是内阁中最高的国家安全职位。然而，当《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关于这位46岁的教授的报道时，直到文章的第20段才提到了她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观点。在《纽约时报》这篇长篇人物专访接近结尾的地方，才出现了主题。整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都是她的衣服尺寸、发型、衣服的底边还有她的出生地。
《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写道：“她每天早晨只吃硬面包圈儿或麦片粥。她的衣着总是无可挑剔，通常是有庄重的花边儿的古典套装，舒适的无带儿浅口轻便鞋以及老式的首饰。”有据可查的报纸报道说，当时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赖斯“总是在她的写字台上放两面镜子，显然为了既查看正面也查看背面”。还有就是，“她有一艘以她名字命名的超级油轮，这是她担任切夫隆（Chevron）公司董事的结果”。这就是报道中对她和切夫隆公司的讨论。
洛杉矶律师康尼·赖斯（Connie Rice）是赖斯的第二个堂妹。她说这样的报道完全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你从来没听说过有媒体问迪克·切尼为什么喜欢逛商店。”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谈到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青年时代，说起他是民权运动前的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白人；然而《纽约时报》花了将近一半的篇幅介绍赖斯的童年。《纽约时报》并不是如此报道的惟一一家。读了一打关于康多莉萨·赖斯的人物专访，你很可能读到12篇相似的有关她的家庭和她的童年的故事，而几乎没有一篇是关于她做了什么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曾经由赖斯指导过论文，同时也是赖斯的朋友。他认为报章沉迷于赖斯的隐私叙述，分明是抽了种族主义一记耳光。毫不奇怪，美国媒体对赖斯的背景感兴趣。美国“拓荒者”的故事具有内在的新闻价值，赖斯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但是“我认为存在一种种族主义的倾向，才总是对为什么当时她那样做之类的问题总是迷惑不解，”斯金纳说，“我认为，考虑到她的背景、她的教育以及她的经验。一切都理所当然。”
但是，大多数公众并不理解赖斯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经历。这是因为人们看起来已经认定了，决定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业生涯的，与其说是那些并不怎么激动人心的故事，不如说是她犹如从“炸弹明翰”（她的家乡是伯明翰）升起的爆竹一般的经历。
赖斯的父母是美国南部的两名非洲裔教师。1954年赖斯出生在伯明翰，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把这座城市称作是“至今为止，种族关系最差的一座美国大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的孩子在识字前，首先就学会识别“种族”标志。这座城市的特色是，只有白人孩子能上的学校、只有白人能进的电影院以及只有白人能进的图书馆。地方警察局长“公牛”康纳（“Bull”Connor）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广播里宣布一个“黑鬼”搬进了城市的“白色”部分时，就开着一辆噩梦般的白色金属柜车穿过黑人居住区。在这个地区，黑人家庭遭到炸弹袭击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赢得了“炸药山”的绰号。据说康纳手下的警察有1/3是三K党徒。
赖斯的童年刚好赶上了多种族的美国最跌宕起伏的时代。她出生的那一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董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非法。一年后，“蒙戈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事件”最终引发了法院禁止公共汽车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直到赖斯8岁的时候，伯明翰市政府才执行了这两项判决。那年，也就是1963年春天，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同事来到伯明翰，并因为抗议而遭到多次逮捕，然而当地报纸故意不把消息登在头版。为了清还这一切，数万名大中院校学生自己组织起来，上街游行。
民权运动抗争中最著名也是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康纳的手下面对非暴力的示威群众，放狗咬，用高压水龙喷，孩子们被殴打、咬伤、冲倒在地，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伯明翰街头的这一幕。
对伯明翰发生的事件的反感，帮助吸引了大约25万人在当年8月聚集在华盛顿。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或者见过小马丁·路德·金牧师的人，通过三大电视网收看了他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据说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对一个助手说：“他真他妈的棒！”但是白人至上思想的捍卫者们不想让步。在青年游行后的几个月里，炸弹袭击事件增加。一颗汽油弹扔到了赖斯家街对面的邻居民权律师阿瑟·绍尔斯（Arthur Shores）家；就在华盛顿游行后的两个星期，炸弹袭击了伯明翰的第十六圣约翰浸礼宗教堂，那里正是当地民权运动的中心。
安放在教堂里的爆炸装置，目标精确地指向该市反叛的年轻人。爆炸发生正是在周日学校开课的时候。四名被谋杀的学生都坐在楼下，刚刚为参加宗教仪式换好了衣服。11岁的丹尼斯·麦克奈尔（Denise McNair）以及14岁的辛西娅·威斯利（Cynthia Wesley）、卡罗尔·罗伯特森（Carole Robertson）和阿迪·梅·柯林斯（Adie Mae Collins）都是成绩优秀、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孩子。其中一个和赖斯读同一所学校，另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2000年，赖斯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
“我记得当时我正在一座离第十六圣约翰浸礼宗教堂几个街区的一所教堂里，当时只是被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那就好像是一列火车开过来一样…… 我不记得在当时曾经害怕，尽管那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只是感到非常伤心。”
个人传记占据了媒体对康多莉萨·赖斯的专题报道的主要内容的一个原因是，她看起来非常高兴把自己家庭历史展示给外人。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年会上，作为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权威，赖斯进行的主题发言，有一半以上的宝贵时间都花在了谈论她父亲和她祖父上。
“我的父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共和党人，”赖斯说，“我父亲加入我们的党是因为1952年亚拉巴马州吉姆克劳（Jim Crow）的民主党不让他注册投票，共和党同意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父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也不会忘记。”（欢呼，掌声。）她还讲了她爷爷的故事，老约翰·威斯利·赖斯（John Wesley Rice Sr.）,一个收益分成的佃农，为了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从浸礼宗教会，转投长老会。“赖斯家，”她说，“成为了长老会成员，从那以后，开始接受大学教育。”
2001年9月，就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华盛顿邮报》杂志刊登了一篇星期日长篇特写文章，文中赖斯深入地讲述了家庭信仰的问题。“我父亲不是一位上街游行的传教者。”她说。赖斯的父母更强调自我提高，而不是激动和不安。她的母亲安吉丽亚和她的外祖母都是音乐教师；她的父亲小约翰·威斯利·赖斯周末在当地长老会的教堂布道，同时担任乌尔曼中学（Ullman High School）的咨询顾问。
“我的父母都非常有战略眼光。”赖斯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达利·拉萨柯夫（Dale Russakoff）说,“我总是做好准备，我总是做所有这些在白人社会中受到如此尊重的事情，因此我得到某种保护免受种族主义侵害。我总是能够以白人的思考方法面对白人社会。”
赖斯说，根本不需要一次运动或者政府来为她打开这些门。“我的祖父母那代美国黑人所厌烦的那些人已经自己解放了他们自己。”她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家族的战略是不考虑种族主义，她说：伯明翰的种族主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你只有停下来不去注意它的存在。”她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我的家族三代受过高等教育……我应该有出头之日。”
对于一位政党政治的谎言大师，这也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事情。用来使极端保守思想和泛政府的信念合理化，个人传记是政治经济中的黄金，任何精心选择的细节经过部署都能收到更广泛的政治影响。罗纳德·里根，一个酗酒的皮鞋推销员的儿子，有他的故事。比尔·克林顿，一个单亲家庭里的没有父亲的孩子，“来自希望的男人”有他的故事。逼真的事比权力更容易打动人心，制造良好的媒体效果，使那些只会说结构性歧视并让政府行动改变歧视的人相形见绌。那些有权势的有色人种关于从压迫中奋起的叙述，能够收到特别的效果：他们能够把自由派的批评说成是破坏。那些对他们所受到的歧视表示惋惜的人，相信了他们的论点，低估了这些人的力量。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2）

布什王朝的耶鲁人都缺少艰苦奋斗、幸运成功的故事，但是两位布什总统还是把这些不是耶鲁毕业的人留在身边。琳达·查维兹，里根政府反对民权的代表，指出她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她是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她说，她没有因为偏见而退缩。布什的劳工部长赵小兰，从来不会停止重复她战胜华人移民面对的重重苦难的故事。最著名、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属于克拉伦斯·托马斯。倘若没有他据称是“令人鼓舞”的人生故事，托马斯法官根本不可能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托马斯出生在佐治亚州，他的母亲是一位十几岁的贫困的单身母亲。托马斯对于他的历史中关于得到了政府福利的部分进行了编辑，诸如得到政府的福利和赞助性行动计划的帮助。他声称只是依靠了坚定的意志的力量才最终毕业。“从户外厕所到庄严的法庭。”这并不完全真实，但确实起了作用。
至于康多莉萨·赖斯的故事，算是共和党在辞令方面的意外之喜。这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成长在反对平等的倒退时代最粗暴的地方，然而她的父母让她远离运动，寻求政府的干预，她的父亲登记成为共和党党员，该党在1964年投票反对《民权法案》。
把这叫做“自力更生第八版”，赖斯表达了一个老方案的新模型。在托马斯之后多年，她的故事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奇迹般的反对种族歧视的个体，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中产阶级美国黑人群体，孩子以及孙辈有着勤奋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奴隶制的遗产所击倒。从一个共和党战略家的角度来看，赖斯的故事包括了挑战整个非洲裔美国人“天然的”民主党人组成部分(民主党通过了民权法案)的观念的巨大潜力。赖斯说，《民权法案》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任何暗示她的肤色曾经阻碍了她的发展的说法都让她义愤填膺。听她是这样说的，她的成功，不是由联邦法律或者民权运动，而是她的家庭传统所保证的，完全是预先决定了的。她对布什家族的爱是家庭的事，这种爱也是双向的。“乔治·W.布什也能很喜欢赖斯爷爷。”她对共和党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感情。
对美国种族史浪漫化，这就是你能够用来结束的亲切友好的图景。它确实起了作用，因为人们需要这样，同时也因为这个国家的记忆趋向于模糊和短暂。然而，用现实的眼光来审视，小布什则不可能遇到赖斯爷爷，但是当老约翰·威斯利正用他的教派交换教育权的时候，小布什的祖父，普莱斯科特·布什正在经营一家华尔街的银行。12普莱斯科特的儿子，老布什，1964年时反对《民权法案》，那一年他正在德克萨斯州竞选美国国会参议员。小布什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德克萨斯，那里存在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布什家的黑人女仆回忆说，曾被禁止穿着工作服之外的服装进城。
小布什总统进入白宫所直接依靠的，正是佛罗里达州选举中系统化的鲜明的种族主义倾向，在那里他们通过操纵该州的重罪犯剥夺选举权的法律，非法剥夺了数万法定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选举权。小布什总统可能也不会喜欢赖斯爷爷，如果赖斯爷爷在2000年11月的佛罗里达选举中，想要投民主党的票。
赖斯玫瑰色的图画，适时地美化了历史。一代精明的非洲裔美国人，“应当”像她那样在美国社会中升到最高的位置，但事实是法律上的歧视把他们关在大门外。在赖斯的事例中，她生在直到万不得已，才通过补救措施宣布种族歧视非法的年代，我们不可能知道她是否会死亡，如果没有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没有金博士、没有南方基督教领导人联盟、没有华盛顿游行、没有国会和总统的支持结束美国的种族隔离。
赖斯的父亲小约翰·威斯利·赖斯，谈起这些事情很坦诚。对于占人口少数的种族来说，“伟大的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伟大的美国谎言。”一次他告诉《丹佛号角报》说。这是一家丹佛大学的校园报纸。1969年，他曾经受聘在丹佛大学担任系主任助理。
教堂爆炸案发生不久，赖斯一家就离开了伯明翰。次年，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宣布因种族因素拒绝给予一个人工作为非法。紧接着，两项总统执行令中的第二个执行令要求联邦承包商实施赞助性行动。1964年，他在他们家族的母校位于图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斯蒂尔曼学院（Stillman College）找到了一份工作。几年后，他被丹佛大学录用，举家搬到了科罗拉多。14岁时，康多莉萨进入了一家天主教学校圣玛丽学院（St Mary Academy），她一生中第一所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民权法案和赞助性行动不仅仅负小部分责任。
引用校园报纸《丹佛号角报》的说法，“大约在约翰·赖斯被带到了丹佛的时候，成立黑人研究系、增加黑人教职员工的呼声非常高。毫无疑问，这种呐喊和呼吁是赖斯任命的原因之一”。
丹佛大学是一个费用昂贵的、白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私人院校，所在的城镇只有为数有限的黑人人口，赖斯主任接受了挑战，发布了对校园里严重的偏见的看法。他反对更为民族主义的黑人学生的策略，这些黑人学生在当时，占领建筑物，甚至是拿起了武器。不过，他坚定地认为，种族隔离确实是真实的存在。
赖斯主任解决校园中的种族隔离的方法是相当明确的。他想方设法提高了贫困学生的奖学金的数额，同时历史性地开始实施一项同黑人院校的学生交流计划。他积极倡议雇用黑人教员。他指出，“黑人和棕色人”（他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申请时间，不可能像学校白人的荣誉持续的时间那么长。此外，他还提议召开了一个系列公开研讨会，主题是“把美国黑人真实的故事带进丹佛大学的校园”。
在赖斯主持下，“黑人在美国的经历”系列讲座把讲演家带进了校园。在这些人当中，有流亡的南非诗人丹尼斯·布鲁托斯（Dennis Brutus）、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领导人法尼·罗·哈默（Fannie Lou Hamer）、当时SCLC的副主席、牧师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穆斯林领导人路易·法拉克汉（Louis Farrakhan）、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法律顾问，后来曾经因捏造的罪名在加州入狱的玛格丽特·波汉姆（Margaret Burnham）。
奇普·波莱特（Chip Berlet），现任美国左翼反对派研究组织“政治研究协会”（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主席，他参加过赖斯主任的研讨会，也曾参与过《丹佛号角报》的编辑工作，并报道过这次研讨会。“如果我站在一个记者的角度来概括这次研讨会的特点，我会说它是一个关于激进的社会变革、民权以及美国种族的课程。”波莱特说。
“赖斯主任对我成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活动家起了重要作用。”他补充说道，“赖斯主任是一个非常笃信宗教的人，他教导我们白人至上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都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存在着需要施行的绝对的道德准则。”
当赖斯邀请研讨会上的学生到家中继续政治讨论时，主任的女儿康多莉萨会离开。在15岁时，她已经是丹佛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波莱特回忆说，即使在当时，她也是“惊人的精明”。他记得，她曾经弹奏钢琴欢迎杨牧师来到校园。
赖斯的家庭史，实际上，比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展现给公众的那个版本要复杂得多。赖斯的二表妹康尼·赖斯说，她和康多莉萨的经历“如出一辙……在种族隔离情况非常严重的美国，非洲裔美国的人性总是公开地遭到怀疑，人们培养孩子的方式非常有限。其中一种就是通过计划让他们取得成就，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家庭的做法”。这是一种被称之为“钨和特富龙特征”的方法，但是你如何做取决于自己。当康多莉萨投入了市场资本主义和共和党的怀抱，康尼却学习法律，加入了北美有色人种协会法律辩护基金，成为了一名语速很快、捍卫赞助性行动的律师。她对于市场运转方式是这样描述的：“它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一个看不见的阴茎，而我的当事人总是被强奸。”
尽管康尼只是在成年之后才认识了康多莉萨，她说赖斯一家并不像其他亚拉巴马的黑人一样受到压制，因为他们享受了来源于历史的优势。不仅仅因为像康多莉萨对《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三代受过大学教育”，他们还是白人奴隶主以及受优待的奴隶两方面的后代。他们不但得到了康尼所说的“有色人种等级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双重保护，免受伯明翰每天最糟糕的粗暴情况的侵害。有一点，赖斯家有小汽车，因此他们不需要乘坐黑人只能坐在后排的公共汽车上下班。“我们不会打乱计划。”康尼说。
赖斯谈论“自我提高”就像这能够替代激进主义一样。另外一个伯明翰的孩子，安吉拉·戴维斯不同意她的观点。安吉拉·戴维斯比赖斯大10岁，也在伯明翰长大。她也上钢琴课和舞蹈课。“那个时代的黑人中产阶级，”她说，“意味着那些女性亲属不需要做女佣人。”戴维斯家有自己的房子，并送她和她姐姐一起上学。但与赖斯不同，戴维斯回忆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受到了“努力学习、排除一切障碍”的想法的困扰，这被她称之为“读书去华盛顿综合症”。在自传中，她写道：“好像那些障碍总是挥之不去，一切仿佛是本来就有，而不是我们最终能够推翻的种族主义造成的。”戴维斯离开了亚拉巴马，并最终加入了共和党。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3）

在政治演讲含混的语言中遗失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1952年加入共和党和半个世纪后加入共和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戴维斯的父母，也曾经是激进运动的活跃分子，同时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加入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曾经解放了奴隶，而不是因为保守主义的观点。”戴维斯说。
至于共和党登记非洲裔美国人，而民主党不登记，《华盛顿邮报》的达利·拉萨柯夫进行了调查，并发现，尽管当时的民主党想尽花招不让黑人选民投票是事实，但共和党也不让黑人选民登记。只有当时在选民登记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愿意这样做，而且是秘密的，并且只是在选民同意登记为共和党的情况下。共和党也没有对剥夺黑人选民的选举权表示过异议，换句话说，他们也只给支持者选举权。赖斯故事里想象出来的非凡的道德形象与事实存在很大出入。约翰·赖斯绝非她女儿说的那种共和党的忠实党员。
约翰·赖斯是拉尔夫·阿伯纳希（Ralph Abernathy）的亲密朋友。阿伯纳希是伯明翰民权运动中一个关键人物。后来，赖斯曾经为金博士筹过款。他反对示威的策略，但是并不反对示威的目标。像许多黑人父母一样，他没有理由让孩子冒额外的风险，但是他认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赖斯没有放他班级里的学生去参加抗议活动，但他也没有惩罚那些溜号去参加抗议的学生。当游行者填满了街道和监狱，他也领自己的女儿去看。康多莉萨说她还记得自己8岁时骑在父亲的肩上去看正在创造的历史。
赖斯家能够安然无恙与特权不无关系，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在炸弹摧毁了赖斯的朋友同时也是该州知名律师阿瑟·绍尔斯的家，另外一颗就扔到了他们家不远处时，约翰·赖斯也拿起了猎枪和当地的男人一起在街区巡逻。很显然，他并不相信单靠智力就能保全自己。在康多莉萨·赖斯向共和党全国大会讲述时舍去了这部分。
总之，自我提高是一个美好的主意，但是并不能挽救生命。四名在第十六浸礼宗教堂遇害的女孩子的家庭发现了这一点。遇害的女孩也都上了舞蹈班、长笛班，也和赖斯一样有远大的理想，但他们最终在爆炸中埋在了教堂里。
赖斯进入大学时，她的理想是做一名音乐会钢琴家。她从3岁起就跟她的祖母学习钢琴。在10岁时，她的母亲拒绝了她放弃钢琴的请求，母亲说：“她还不够大，或者不够好，不能由自己做决定。”她继续练习、演奏、学习、没日没夜。直到大学三年级时在一个音乐夏令营里，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到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我缺乏专家的才气，我恨练习，”她告诉CNN的记者说，“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搞音乐，我最终的前途不是在卡内基音乐厅，而只能在一个钢琴酒吧里演奏，或者教13岁的孩子谋杀贝多芬。”
17岁时，在把她的生命奉献给乐器多年以后，她看到了自己身边的那些音乐天才，经过权衡，选择了放弃。她的朋友基伦·斯金纳说赖斯倾向于以这种客观的方式做出艰难的决定。“她不相信在人们无力改变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有意义，”斯金纳说。
没能实现母亲梦想的赖斯如何感受不得而知。人们的印象是，赖斯从不在感情问题上停留太久。“不研究俄罗斯音乐家，我决定研究俄罗斯的将军们。”赖斯说。
在丹佛大学，赖斯试图寻找一个新专业，上了一堂约瑟夫·柯贝尔（Josef Korbel）的课。柯贝尔是一位捷克流亡者，教授国际关系课程。柯贝尔碰巧认识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女奇才。他自己的女儿玛德琳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或许是柯贝尔的教学方式适合赖斯，或者是他以“旁观者”的视角看美国，引起了赖斯的共鸣。丹佛大学的教授阿兰·吉尔伯特曾经和柯贝尔一起教授过共产主义课程。根据吉尔伯特的说法，柯贝尔生在纳粹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他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他害怕街上的工人，但是那些人同法西斯战斗。”吉尔伯特说。柯贝尔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的年轻人保持了旁观者的关系，赖斯可能发现了他与伯明翰创造历史的孩子们之间存在同样的一种关系。柯贝尔来到美国后，从一位左翼社会民主党学者，转变成为一味反共的中立偏右分子。他在美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合适的位置，他找到了。赖斯也在寻找。无论是何种原因，她的情感转移了，从钢琴转到了国际政治领域。
从学于柯贝尔，赖斯对俄语以及俄国政治产生了兴趣。吉尔伯特说，她花了一年时间写了关于苏联政治和音乐的论文。
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赖斯攻读硕士学位。然而，赖斯对苏联的军事力量非常着迷。她父亲，约翰曾为她研究了可能读的研究院。圣母大学有当时全国领先的苏联问题研究中心。1974年，赖斯开始研究苏联军事。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之间
的力量平衡，是当时研究的问题。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历史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1975年，苏联、美国以及33个国家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保证维护人权。《赫尔辛基协定》还承认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统治权。在圣母大学，一个保守派的天主教协会非常关注东欧的天主教问题，该协定被看作最好只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1975年，赖斯未经认真考虑，听从她堂妹康尼的意见进入了法学院学习（康尼当时正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但是柯贝尔劝说她重新回到了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学习，柯贝尔是该研究院的创建人之一。在丹佛大学，赖斯开始学习捷克问题，并继续研究苏联军事的影响。那个时期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完全依靠苏联的文献，但是在柯贝尔的影响下，赖斯研究捷克的文献，研究突飞猛进。
作为论文研究的一部分，赖斯去苏联进行了一次为期七个星期的旅行。在苏联她参观了柴可夫斯基曾经工作过的歌剧院。她的俄语已经非常流利。在回来后，她又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华盛顿旅行，并在国务院担任实习生。
并不十分清楚赖斯是如何表述她对卡特政府的看法的。她说，1976年她投了卡特的票，但1980年她对民主党失去了信心。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说他很震惊也很难过，他对苏联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最巨大的转变”。他宣布对苏联谷物禁运，号召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性核武器条约。赖斯说，她认为卡特的反应太软弱。“我记得当时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处理什么事情吗？’一个可怕的政府，当然他们能够侵略某个外国。”她就是这样告诉《时尚》杂志的。
1981年，一从研究生院毕业，赖斯就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邀请。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该中心从未把这种研究员资格授予一个非精英大学毕业的人，不要说一个女人，更不要说一个黑人女子。几乎立刻她就被任命为助理教授，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赞助性行动的任命。从这些年开始，赖斯讲述她的历史的时候，在有些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模糊。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她第一次投票支持罗纳德·里根。第二个就是她从赞助性行动中受益的程度，但是即便是她1981年才接受了该行动的帮助，赞助性行动早就帮了她的忙。“他们并不需要第二位苏联问题专家，”她告诉《时尚》杂志说，“但是他们问自己，是否接受一名黑人女性能够让我们的研究队伍构成变得多样化？”事实上，她第一次从赞助性行动中受益是她父亲把她带到丹佛大学，并保证了她在大学有一个位置的时候。
里根的问题更加难以捉摸。赖斯现在喜欢说她第一次投共和党的票是在1980年。在她如今的政治发源地，支持共和党是一个相当好的入场资格。美国企业研究员和苏联问题专家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回忆说，1984年当他第一次遇到赖斯时，赖斯非常愿意让大家知道她是一个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机构中的一名共和党人。“她认为很重要，她是斯坦福大学教员中，惟一的黑人女性共和党人，”阿斯伦德说，“我的意思是说，她愿意大家宣传她是一名共和党人，在那个圈子里这并不流行。”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4）

但是就在同一年，赖斯还作为一名外交政策顾问，为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灾难性的初选工作。或许当时赖斯还在考虑她的选择。教授阿兰·吉尔伯特（赖斯曾经和他一起参加过五次丹佛大学的研讨会，包括一次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战争”）印象很深的是，赖斯当时对哈特的日程非常感兴趣。
“赖斯是个有创见，思想活跃的学生，教这样的学生是一种荣幸。”他说。吉尔伯特教授，教授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理论，是一个长期的激进分子。在赖斯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头几年，他们还保持联系。他还记得，当赖斯被录用的时候，他们还开玩笑说大学肯定在他们的赞助性行动统计中把她算了六次。“她做得比三位一体还要好，他们在三个部门都把她算上了。”吉尔伯特暗笑。
他记得赖斯以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贾斯帕·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温伯格当时是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经常访问以斯坦福大学作为基地的胡佛基金会（Hoover Institution）。《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把胡佛基金会叫做“西海岸反共的堡垒”。吉尔伯特说，赖斯是逐渐变化的。
“贾斯帕显然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赖斯的前教授回忆说。从80年代末开始，赖斯开始不再和吉尔伯特接触。在小布什总统竞选选举期间，他寄给赖斯他最新的书《全球政治一定要限制民主吗？》（Must Global Politics Constrain Democracy？）。三年后，他还在等待回音。
到了80年代末，赖斯不仅仅是一位表现优异的教授，得到了教学奖以及学校的嘉奖，而且她对于苏联军队在东欧的部署情况令人吃惊的了如指掌。1984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斯坦福大学偶然遇到了她，邀请她出席在阿斯本学院（Aspen Institute）以及后来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政策会议。
这对一位对于军事问题感兴趣的年轻的苏联问题专家来说是重要的年份。1985年，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高峰会”，次年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了第二次。当时表面上说的是合作与缓和，可是两位领导人背地里却相持不下。戈尔巴乔夫希望延长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期延缓发展及部署更昂贵的新一代导弹；里根和温伯格及其助手理查德·皮勒（Richard Perle）则想完全抛开这个条约，稳步前进，发展新式空间武器，或者“星球大战”计划。
对一个仔细的观察家来说，很清楚里根使用“军备控制”作为控制并最终击败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手段。里根相信，苏联效率不高的经济无法支撑一场同美国展开的真正的军备竞赛。他的长期计划（在1980年的芝加哥的国际关系委员会演讲中明确阐述）并非合作，而是统治，这个目标与今日之布什政府的目标相同。
美国对苏政策需要改变，从“平衡”到占据压倒性优势，罗纳德·里根宣称：
“首先，这必须建立在对美国未来清晰的前景和怀有坚定信念的信仰基础之上。其次，要求建立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强大的经济，提供给我们在创新科技方面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最后，非常简单，我们必须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能力以维护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安全。”
赖斯2002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事实上包含了同样的语言。“为追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第一必须要做的就是澄清我们的立场。”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这样开头的。它摆出的目标是“我们必须建立和保持我们的能够足以应付挑战的防卫力量。预先制止其他强国的扩张，美国的强大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赖斯写道。
如今的趋势，包括国家结构的调整、政府倾向的转变以及对于军备控制的挑战，都是多年前赖斯担任全职教授或者还是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出现的。欧洲的版图被重新划分，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政府已经变化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加速了这个日程表，但是这一切自里根政府时代就已经开始。康多莉萨·赖斯占据了一个靠近绳圈的位置，或者在政府里或者非常靠近，她每一刻都是如此。
在第一任期届满后，里根政府开始调高美国的军费开支到一个历史新高。不理会大约一百万人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反战集会，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议员也加入其中。加强了里根国防政策力度的是恐怖主义。1983年的一次卡车袭击美国海军驻贝鲁特的营地杀死了241名美国人；1985年，什叶派穆斯林极端分子绑架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从雅典飞往贝鲁特的班机；同年10月，四架美国F-14雄猫飞机拦截了一架载有意大利邮轮“Achille Lauro号”劫持者的飞机。里根以一种好莱坞式的口吻对劫机者说：“你能跑，但是你无法躲藏。”
提醒你，跑和躲藏的名言是有选择性的。一家在德国柏林的美国人都很喜欢的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造成两名美国军人和1名土耳其妇女死亡，60名美国人受伤。里根总统命令美国空军空袭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当消息传出，美国的炸弹击中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家，杀死了他年轻的女儿，总统告诉全国人民说，结论性的证据已经发现，柏林爆炸案与利比亚有关。最终没有类似的证据。
黎波里轰炸发生13个月之后，当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两伊战争时，伊拉克导弹击中了波斯湾内的美国海军“斯塔克号”战舰，造成37名美军水手死亡，美国并没有对伊拉克采取报复性行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表了对于死者的道歉。里根接受了道歉。当时伊拉克还是美国一个关系密切的盟友。
从1982年初开始，当伊拉克还在国防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的时候，时任国务卿的舒尔茨游说向伊拉克提供喷洒农药的直升飞机。舒尔茨是在旧金山的柏克德集团（Bechtel Group）8年的任期届满后加入政府的。他派遣中东特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前往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进一步商谈伊美合作，由柏克德集团铺设一条石油管线。
从里根一直到老布什政府，中央情报局一直支持武装伊拉克对抗伊朗。里根政府的官员霍华德·泰彻（Howard Teicher）在1982到1987年期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他在法庭作证说：“我以私人身份参加了一系列会议。期间，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Casey）和副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指出需要向伊拉克提供某种武器，比如集束炸弹、反坦克穿甲弹以击退伊朗的进攻。”有些人相信，部分的原因是，当局仍然希望确保萨达姆·侯赛因签订的有关柏克德公司修建输油管线计划的协议。布什政府通过决议，继续提供给伊拉克武器，甚至是在1988年伊拉克向伊拉克库尔德人以及伊朗人使用毒气之后。舒尔茨的直升机被认为用作了进攻，化学武器则来自萨达姆下令修建的石化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柏克特公司修建。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多莉萨·赖斯不仅仅作为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这些事务，而且开始发挥她的作用。80年代，赖斯出版了两本书：《不确定的忠诚：1948～1983年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Uncertain Allegian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zechoslovak Army 1948-1983）以及《戈尔巴乔夫时代》（The Gorbachev Era）。后者是她在胡佛基金会担任研究员期间参与编辑的一系列文章的合集。1986年，她在国防部工作了一年，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别助理，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供的研究项目工作。即使以前没有接触，这一次她真正遇到了柯林·鲍威尔（Collin Powell）。鲍威尔当时是国防部长的军事助手，是军事政策以及1988年莫斯科高峰会的重要参与者。鲍威尔和赖斯也有家庭往来。鲍威尔的妻子阿尔玛（Alma）也出生并在伯明翰长大，而且，鲍威尔的岳父曾经担任过乌尔曼中学的校长，赖斯的父亲曾经在那儿工作过。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5）

1989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把赖斯带回了华盛顿，成为他手下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此时，鲍威尔已经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苏联专家罗伯特·盖茨是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赖斯多次得到提升，成为负责苏联和东欧职务的主任。
许多事情都在继续。赖斯随老布什总统访问了波兰，参加波兰独立日的纪念活动，并到德国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她参加了1989年的马耳他峰会，在那里布什第一次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布什介绍赖斯是一个“告诉了他知道所有关于苏联的事情”的女人，戈尔巴乔夫转过身对赖斯说：“我希望你知道很多。”
在公众场合，赖斯取得了巨大成功，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对媒体讲话，还被《四海一心》（Cosmopolitan）杂志称作是“华盛顿的新女性”。在白宫内，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事实上，在当时和她一起工作、后来又在小布什总统就任后在她手下工作的人的印象中，赖斯最大的问题是在她政策领域的重大事情上的顽固的、灾难性的错误。
简单地说，布什内阁在美国同戈尔巴乔夫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总统、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鲍威尔、盖茨和赖斯站在一边；迪克·切尼（当时的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国防部副部长）和刘易斯·里贝（现在切尼的人事主管）站在另一边。布什的一派被称作保守派；切尼一派被称作激进派。保守派想要坚守他们固有的观念，支持苏联领导人对苏联进行改革但坚持苏联的统一。切尼一班人预见了苏联的解体，并想对此支持。欧洲和亚洲的“政权更迭”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如果美国能在尽早积极参与，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机会。
布什和他的班子没有及时把握住欧洲变革的机会，没能及时支持德国统一、没能及时支持苏联的解体。布什在赖斯协助下在基辅发表的讲话，被人们讥笑为“基辅小鸡”讲话，因为在讲话中布什还敦促乌克兰人留在苏联境内。同时，总统却推诿责任，没有及时给予戈尔巴乔夫支持，在军备谈判以及外交援助上都没能给予有意义的支持，造成了苏联国内货币大幅度贬值。
那个时期最著名的举动就是，1989年赖斯在鲍里斯·叶利钦疾步走向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亲手把他挡在外面。叶利钦当时是俄国政坛一位处于上升势头的政治家，正准备去会见斯考克罗夫特，而不是总统（按照计划，布什打算非正式的拜访）。当时的想法是不动摇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地位。赖斯站在她的立场，解释说会见将同国家安全顾问或者根本没有会见，最终她劝说怒气冲冲的叶利钦退了回去。
媒体报道这个事件时评价为“机敏”，而对于切尼一班人此事具有象征意义。两年后，苏联解体，叶利钦成为该地区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苦苦挣扎后最终辞职。美国没能主导东欧和中亚的改造，而只能充当追赶的角色。切尼和沃尔福威茨以一种无声的胜利离开了布什政府，他们激进的国际局势的看法证明是正确的，而宣称是这个领域专家的赖斯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是忠诚的失败者，但并不是健忘者。当时参加了他父亲再次竞选活动的小布什也不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老布什不让极端主义者参与，小布什不想这么做。在即将进入2000年之际，候选人和共和党谈论赖斯的才华越多，公众就越把赖斯想象得如何聪明。公众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但是切尼、沃尔福威茨、拉姆斯菲尔德还有小布什本人知道。如同鲍威尔一样，在小布什政府时代，赖斯已经被削弱了，更容易受到攻击。
“赖斯？她错了。但她很忠诚，她的观点看起来不那么强硬。”那些年一直在国会进行采访的安德斯·阿斯伦德说。1991年3月，在离开华盛顿之后，赖斯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同时在媒体上她继续为政府工作，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午夜连线》等节目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盖茨在被批准成为中央情报部的主任时受到了严厉的拷问。盖茨被控为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在“伊朗门”丑闻中准备了错误的证据，非法宣传煽动了一起尼加拉瓜政变。他完全错过了苏联解体的良机。所有这些损失最大的，要算是他的歪才用在误导国会在伊拉克向伊朗人和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仅仅两年后，就允许向伊拉克出售武器，并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贷款。伊拉克一直得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包括炭疽病菌和肉毒菌在内的化学制品，直到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渠道才被切断。
尽管如此，盖茨的任命，还是在他亲密的同事康多莉萨·赖斯的积极鼓吹下，得到批准。“从各个角度看，盖茨都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他应该立即被任命，不被拖延。我们找不到一位更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了。”赖斯1991年9月写道。
到这个时候，赖斯已经安心过她的平民生活。经过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旋转门，她已经找到了赚钱的门道。在离开老布什政府前，她最大的一项工作是领着戈尔巴乔夫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访问。据说在旧金山机场，一名便衣特工因为不认识赖斯，试图阻止她进入停机坪。“他就面对面站在我的面前。”赖斯告诉媒体说。据说这与种族问题无关，布什总统后来说他很不满意“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不过没有什么离奇的，也并不是针对她本人的”。并没有提到的一点是那次访问的结果之一。
1979年，苏联地质学家发现了三十年来世界最大的油田——坦吉斯油田（Tengiz），位置就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里海。坦吉斯油田的原油储量估计在600～900亿桶，超过了北海油田的储量。旧金山的切夫隆石油公司想要分一杯羹。该公司已经就此问题谈判多年。1990年7月，该公司的副总裁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同苏联能源部门的领导人签署了合同。几乎是一回到加利福尼亚，赖斯就加入了切夫隆公司的董事会。为了让赖斯加入董事会，该公司把董事会的人数从12人增加到13人。切夫隆公司的高层保证赖斯在斯坦福的工资之外，每年能得到35万美元，外加每次会议1500美元的附加开支（每年至少六次会议）。她在董事会由六人组成的公共政策委员会中有一个位置，同样在这个委员会里的还有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以及切夫隆公司董事肯尼斯·德尔（Kenneth Derr）。该委员会举行额外的会议解决公司的公共政策问题。到赖斯为切夫隆公司工作十年之际，她拥有的该公司股票价值达22.5万美元。和舒尔茨一样，她还拥有一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油轮“康多莉萨·赖斯”号。根据切夫隆公司发言人的说法，用董事会成员的名字命名新油轮是公司多年来的惯例。这被看作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承诺。因为这需要承担风险，比如同样按人名命名的埃克森·瓦尔德斯号油轮就遇到了泄漏事件。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需要起草一份新合同。按照赖斯的传记作家安东尼亚·菲力科斯（Antonia Felix）的说法，康多莉萨为切夫隆公司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处理坦吉斯油田的合同。“她对前苏联各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专业知识，使她成为了对哈萨克斯坦石油感兴趣的切夫隆公司的宝贵财产。她广泛参与到这些合同的有关工作中，包括计划建立一条从坦吉斯油田穿过俄罗斯南部直到俄罗斯黑海港口的输油管线。”2002年出版的菲力科斯的热情洋溢的书中这样写道。
碰巧，迪克·切尼能够帮助促成此事。离开布什政府之后，切尼加入了12人组成的哈萨克斯坦石油顾问委员会，这个独立委员会为政府制定发展油田的计划提供建议。切尼在合同方面提出建议，然后加入了能从这些合同中获得最多好处的公司之一——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 Corporation）。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品供货商，哈利伯顿公司与钻探公司有许多私下交易。在非洲、亚洲以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切夫隆公司出现的地方，哈利伯顿公司就出现。哈利伯顿公司在坦吉斯建立了炼油厂。尽管在布什政府二人存在众多分歧，赖斯和切尼在石油领域还是在一个团队中。
赖斯能够马不停蹄地加入商业界，一个关键人物是乔治·P.舒尔茨。舒尔茨离开里根政府后，赖斯和舒尔茨成了熟人。前国务卿回到了旧金山湾区，加入了柏克德公司，成为一名董事。他还成为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斯蒂芬·柏克德，该公司的前CEO也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董事。舒尔茨还是胡佛基金会的一名研究员，赖斯的学生和朋友基伦·斯金纳在那里为他撰写回忆录。
“舒尔茨帮助她进入了公司的世界，”斯金纳说。在赖斯加入前，舒尔茨是切夫隆的董事。很快接下来，她跟随舒尔茨进入了泛美投资公司董事会，在那里她干了8年；然后是嘉信理财公司董事会，在那里她和舒尔茨一道工作。在J.P.摩根-大通曼哈顿公司，她成为了舒尔茨领导下的国际咨询理事会的成员。“舒尔茨是赖斯人生中的关键人物。”斯金纳说。舒尔茨曾在四位总统的内阁中就职，他同时也是四位共和党总统人生中的关键人物。
1979年，是舒尔茨组建了里根的外交政策班子。19年后，又是舒尔茨邀请赖斯到小布什的农场，在那里她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顾问，并最终加入了小布什的总统竞选班子，然后进入了内阁。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6）

小布什政府看起来所面对的前景和1993年完全不同。1993年，老布什下台，克林顿被选为总统。赖斯告诉《纽约时报》说，当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邀请她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时，她不得不把写一本关于哈萨克斯坦油田的书的计划放下。1993年4月，切夫隆最终同哈萨克斯坦政府达成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组建坦吉斯-切夫隆石油公司。同年5月，赖斯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职务。同年6月，她成为该校的教务长。
在斯坦福大学，赖斯是担任教务长职务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第一位女性，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她不但负责15亿美元的年预算，她还是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制定关于聘用、任期、报酬等影响到全校1400名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的有关政策。这所大学面临2000万美元的赤字。仅在第一年，赖斯就削减了600万美元的开支，同时因解雇辛西娅·波西亚加（Cecilia Burciaga）引发了骚动。波西亚加是第一个试图一步步走入政坛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主管学生事务的主任助理，最受欢迎的住校研究员，被许多人认为是“斯坦福大学的灵魂”。但是这些对于赖斯没有作用，以经费为由，赖斯拒绝妥协，即便学生绝食示威要求波西亚加复职。
还有更多需要展示的地方。斯坦福大学在当时与其他精英大学不同之处在于种族多样性最差。非洲裔美国学生比例实际上在下降。组成大学的七所学院，都是男性领导。在专职教员中只有11％女性，低于全国的水平。1993年，一个专门的妇女员工委员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五年后，女性教员发布的一份跟踪报告显示，性别歧视状况没有丝毫改善。他们断言，士气低落，处在“危机”边缘。
“没有人说我们需要降低标准。我们说的是有许多方式能使情况好转。”妇女政策讨论会的成员埃斯泰拉·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教授解释说。严格聘用和任期审查是一种方式，调查对于偏见的指控是另一种方式。大学可以发展革新的课程（或许这是约翰·赖斯“黑人经历”研讨会的更新版本的说法？）最主要的是，改变大学的声誉，“我们需要改善气候，”弗里德曼说。妇女政策讨论会要求斯坦福“显示出道德上的领导地位”，这正是赖斯的父亲所欣赏的。
赖斯的回应是愤怒地对有关数据进行争辩。弗里德曼说：“很难想象，男性管理者能像她那么做。可能一位黑人女性表现出如此敌意更容易些。”
莎朗·霍兰（Sharon Holland）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看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斯坦福大学英语系的时候，霍兰是调入的师资中极少数的几个非洲裔美国人。她是公开的女同性恋，在政治上主张革新。霍兰记得当赖斯邀请她到教务长办公室开会的时候，她满腹狐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他妈的哪儿招你了。’康多莉萨只是笑什么都没说。”她们在许多年，每年都要在一起几个月。“校园里有一种非常有害的老校友关系网，不过我真的能感觉到她想要防备我。”霍兰说。她现在供职于伊利诺伊大学。
霍兰在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女友自杀后，按照更加严格的新规定，她的教职被拒，在挫折和悲痛中离开。霍兰说，这种所谓的“多样化”局面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不想全都怪在赖斯一个人身上。她说，问题不止在教务长。由于是赖斯做出的决定，她发泄在赖斯身上理由也很简单：“她是个保守派，你还能期望什么呢？如果她对其他人做了同样的事，也有同样的义愤吗？”
霍兰有一点说对了。斯坦福的教职员在得知赖斯的任命后，就应该很清楚能够期待什么。她同胡佛基金会的关系已有十年，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也是明摆着的。1992年，赖斯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和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同台演讲。在同性恋、赞助性行动以及生育政策上（赖斯是“温和的支持堕胎合法化者”或者“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福音派”，取决于她谈话对象）她可能和极右翼有分歧，但是她证明乐意去适应她极右翼的主人。
在种族政治方面，赖斯属于“团结”派。她曾经帮助提升单个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女性。基伦·斯金纳和让达伊·弗雷泽（Jendayi Frazier）都是她的学生，也是少数从事国际事务的有地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中的两位。弗雷泽是非洲事务的专家，在赖斯帮助下受聘于丹佛大学，后来又任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并由赖斯带入了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赖斯帮助创建了东帕罗阿托（East Palo Alto）的新一代中心。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创建了一个计划，为当地服务水平较差的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放学后以及夏季的加强课程。在妻子死后（同乳腺癌斗争多年后死于1985年），约翰·赖斯搬到离女儿不远的地方居住，为学校争取操场，组建演讲俱乐部，并为当地学校筹集更多款项。
1992年，共和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让赖斯展示了一番，即使不能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至少能离间一小部分人。1988年，布什的竞选宣传矛头直接指向了种族恐慌，他们指责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滥用马萨诸塞州的囚犯放假计划，导致释放了杀人犯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非洲裔美国人霍顿在出狱后又犯了一起强奸和一起暴力袭击案。共和党领导人还让公众知道，曾经有打算让赖斯接替加州州长彼得·威尔逊的参议员资格（尽管事实上州长选择了其他人）。从那时开始，共和党就有意识地让赖斯出现，以传达“种族多样性”的信息。
但是像赖斯那样的种族团结派，并不一定具有政治革新的标志。与之相反，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布克尔·T.华盛顿开始的黑人激进派和黑人保守派的结合。再者，共和党知道，赖斯的角色不是系统地阐述民权纲领，而是支持布什的对外政策。她是这个特殊领域的行内人，多年以来从来没有惹过麻烦。
基伦·斯金纳，曾经编辑过多卷里根书信，同时也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她证实，赖斯可能非常强硬，不情愿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尤其是身居权位之时。在企业界受到贵族般待遇的赖斯根本没有表现她谦虚的一面，她带到斯坦福的只有她在政府时养成的超人般的自信。
“这种感觉就像是说：‘如果在北约内部不需要一场战争，我就能统一德国，那么我无所不能。’”斯金纳说。同样这种态度，她说，赖斯现在“不相信有什么事情她做不到。我不相信她认为美国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赖斯没有解决因校园偏见引发的争论。在她从斯坦福大学校务长位置上退下来，重新回到胡佛基金会做布什的顾问时，该校面临长达400页的各种指控，包括性别歧视、中断赞助性行动等。一项劳工部调查正在进行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离开斯坦福时扔下了许多受到歧视的女性教职员，而就在几个月后，作为布什总统竞选的一个领袖人物，她还宣传“乔治·W.布什”名字中的“W”是代表女性的。
布什的总统竞选中以在对外政策方面犯了一些引人瞩目的错误为特色。1999年，他告诉《经济学家》杂志说，他想要和“希腊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波士顿WHDH的安迪·希尔（Andy Hill）想挫一下候选人的锐气，请他说出几个外国领导人的名字。希尔问：“你能说出车臣总统的名字吗？”“不，你能吗？”布什反问道。接着，他把巴基斯坦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叫做“将军”和“这家伙”。布什也说不出印度总理的名字。竞选中另一次出丑，是发现在回答一个关于塔利班组织的问题的时候,布什摇着头，木木地站在那里，直到记者提示他：“在阿富汗压制妇女……？”“‘啊，我想你是说，‘什么班’。对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绝对的。压制。”布什说。“外交政策关键是依靠信赖，”在选举前六天布什还是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的。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7）

估计有人如果听说要承担起对候选人外交政策方面的培训，肯定要发疯。但是赖斯不会。她仍然在荣誉的照耀下，在费城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声名显赫。在一个推崇“多元化”的夜晚，赖斯第二次在共和党提名大会的舞台上在聚光灯下开始她的发言。
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她认识的“第一个”共和党人），还有她的赖斯爷爷（小布什可能会“喜欢”的）以及美国。“在美国，教育和努力工作，确实和你从哪里来无关，但确实关系你往哪里去。”她说。
赖斯想从两个方面阐述这个问题；对一些美国人来说从哪里来只有一点儿关系，对于她则有百分之一百的关系。真相是，对于赖斯从哪里来关系到许多问题，不仅仅指伯明翰的那部分，还有其他全部的经历。尽管共和党说赖斯的成功不是预先注定的。她的发展轨迹不是由出生地、血缘或者父辈的前提决定的，而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安吉拉·戴维斯、康尼·赖斯、奇普·贝莱特做出了她们的选择；赖斯选择了国际政治和行使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历史塑造了她，但她离开伯明翰40年后，她儿时影响的轨迹比军人、石油大亨以及两位共和党总统留下的印记都要一致得多。
赖斯运用她自己特有的故事暗示某种种族问题一般性的真理，但是她自己的成功代表她种族的先进性和小布什总统代表了大多数白人美国权贵一样准确。在2000年费城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赖斯说美国的社区以及学校仍然存在着种族分化。按照那年的统计数字，尽管白人仅占受高等教育的就业者的48％，他们却占据了新闻媒体90％以上的最高职位，96％的CEO，85％的大学终身职位。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就业率只有一半儿，而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几乎是白人的两倍。在《民权法案》通过多年以后，还存在法律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的就业和选举权。3/10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将会坐牢，这使雇主们可以合法地拒绝给他们工作，使得一些州（如佛罗里达州）剥夺他们的选举权。
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赖斯进入小布什政府前是切夫隆公司的董事。作为一家在非洲遭到侵犯人权指控的公司，切夫隆公司是在尼日利亚最大的美国公司。石油收入占尼日利亚政府外汇收入的90％。作为政府在石油利润中的份额的交换条件，就是保证该公司的正常运转。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奥贡尼兰（Ogoniland），发生的示威活动导致石油停产，军方占领该地区长达五年。镇压最终杀死了领导奥贡地区的活跃分子，包括作家肯·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在赖斯担任切夫隆公司董事期间，股东们在董事会寻求改革和腐败的尼日利亚政府的交易之前就拿出了解决方案。1996年的一项解决方案是要求公司向该国政府施加压力“停止迫害尼日利亚的政治激进分子”。第二个方案要求切夫隆公司发展并向股东报告“在所有经历政治动荡以及违反人权国家”的投资的基本原则。审议这些方案，并向股东提出建议的是公共关系委员会，赖斯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切夫隆的董事会否决了这些提议。
1999年尼日利亚的原告向位于旧金山的州法院起诉切夫隆公司。他们指控该公司串通，分别于1998和1999年两次杀死了非暴力的抗议者。切夫隆公司否认了有关责任。但当切夫隆公司的执行董事肯尼斯·德尔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是否切夫隆公司曾经通过官方渠道要求尼日利亚军方不向当地切夫隆公司的抗议者射击时，德尔的回答是“否”。
根据控诉指出，一些原告被立即处死，另外的人则在袭击中被烧死，或者后来遭到了警方的拷问。一名原告埃贝里·埃福拉苏阿（Ebiere Eferasua）描述说当她站在地面上挥手时，遭到了直升机的射击。她的祖母布里帕拉·奥鲁帕（Bripale Oroupa）也遭枪击，倒在她身边，后来死亡。埃福拉苏阿只有7岁，差不多和赖斯骑在父亲肩膀上到街角看“公牛”康纳的警察让警犬咬她的同学时的年纪相仿。
我在2000年7月向赖斯问及此事，同样一个曾经滔滔不绝大谈其家庭志向的女人，立即转移了话题。切夫隆公司在六大洲二十五个国家都有生意。赖斯说，一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不能挑选同他们合作的政府。除此之外，她补充说，公司有责任保护其股东的利益。
2002年，600多名来自尼日尔河三角洲附近村庄的妇女，占领一个切夫隆公司的码头，为她们的丈夫要求工作，在她们的社区进行投资，让声称保卫石油公司利益的士兵停止屠杀当地居民。保罗·沃尔福威茨把这块土地称作“石油的海洋”。生活在这片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上的人们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之一。多年的石油开发之后，土地因环境的破坏遭到了洗劫：泄漏的石油污染了海岸，公司建造的运河使海水渗入饮用水源，腐蚀了当地的农田。尼日尔河三角洲公正妇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安妮·布里斯比（Annie Brisbe）说：“这里妇女打渔种田，当水源被污染了，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喝被污染的水。当土地被污染了，女孩子不得不被从学校拖回来去卖淫。”尼日利亚人并没有奢求，她说，“我们只想基本的生活要素：电力、水、工作、保健、和平以及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
然而，即使是尼日利亚的政权转移到据说是“民主”统治之后，政府还是经常性地使用军队，不是为了保卫她的人民或者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而是“保护”据称是受到危害的外国公司。
布里斯比说，赖斯应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看看。“她是个像我一样的黑人妇女。她应该来看看。她有权力做些事情。”
2003年6月，赖斯真的去了尼日利亚（尽管没有去三角洲），陪同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对非洲的五个国家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这次出访是在美国处于一个紧张时刻，白宫急切地想提高在世界人眼中的形象。美国军队，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占领了伊拉克，而政府给出的入侵理由是未经证实的。
赖斯，美国最高的国家安全顾问，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她宣布白宫事先并不知道基地组织在恐怖袭击中计划劫持飞机。这个断言证明是错误的。根据两党的“9·11”事件调查报告，“从1998年12月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特工报告说，本·拉登的追随者计划打击美国目标，劫持美国飞机，在演习中已经有两个人成功地躲避了纽约机场的检查。”
整个2002年直到2003年，赖斯坚持说，和伊拉克的战争是最后的手段。2002年10月，她在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我们想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存在可能。”2003年3月，她在美国广播公司宣称，“我们现在仍处在外交解决的阶段。”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是布什政府国防部负责政策计划的官员，曾经和赖斯关系很密切。他告诉媒体说，决定在2002年7月已经做出。当被问及何时他知道伊拉克战争已经确定下来时，哈斯说：“时间是2002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当时我遇到了康多莉萨。我提起了这件事，问她我们是否真的确信我们想把伊拉克放在这个问题的前面或者中央的位置进行考虑，以恐怖主义或者其他理由发动战争。她说，根本上讲，这个决定已经做出了，不要多费口舌了。这发生在7月初。当时鲍威尔和总统进行了著名的晚餐，在2002年8月初，鲍威尔劝说布什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日程不是关于是否是伊拉克，而是如何行动。”


第一章甜蜜轻松的康多莉萨·赖斯（8）

在入侵伊拉克的那段时间，赖斯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露面。她说话的方式，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做不到。她的形象不那么公司化。此外，她很受欢迎。2003年4月，一次萨克拉门托共和党人的调查显示，赖斯在2006年的加州州长选举中，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击败阿诺德·施瓦辛格，并最终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在被问及竞选一事，在2003年6月的一次洛杉矶市政厅举行的会议上，她说：“我现在非常忙。”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在“9·11”事件一周年前两天，赖斯告诉CNN的记者说，推迟对伊拉克的行动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想冒烟儿的枪变成蘑菇云，”她说，“我们还要等多久，才去对付已经很明显的聚集起来的威胁，针对美国、针对我们的盟国以及针对他们所在的地区？”2003年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数月时间后，当布什、鲍威尔和赖斯访问非洲的时候，还没能发现这种威胁。
在这次旅行的前一天，总统本人被迫承认，他攻打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所基于的核武器的证据是错误的。对于伊拉克指称试图从非洲国家尼日尔购买铀一事的查问，在“空军一号”飞机从南非飞往乌干达的途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萨·赖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她说，对于指认的铀一事的准确表述，出现在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不久的国情咨文中，此事已经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证实。她说：“中央情报局全面地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但是她不是在责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乔治·特纳（George Tenet），她补充说，他工作得“非常好”。赖斯告诉记者说：“我真的不是在责备任何人。”
她很可能思绪万千，在当时只听到一个篡改了的回音。就在十年以前，她曾表扬过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他工作得很好。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遭到指控，让特工歪曲事实误导国会武装了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十年后，赖斯承担了中央情报局的责任，像有错误的特工一样，促使国会毁灭了萨达姆。
美国的对伊政策已经被总统改变，但是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保持了连续性。在确保了小布什在白宫的位置后，詹姆斯·贝克在迪克·切尼的请求下，发布了一份报告，号召通过武器检查，削弱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然后通过“军事介入”获得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因为“通过中东流入国际市场的石油，伊拉克仍旧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除非美国在这个游戏新规则下确保成为领导者，这份报告继续说，“美国公司、美国消费者以及美国政府将落在一个更加软弱的位置”。
没有了冷战时的对手，美国的国家利益日益变成了公司利益的同义词。称之为切夫隆/尼日利亚政府方式，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国家能源集团在2001年的报告中指出“国家利益”要求总统和国务院“支持里海石油管道”，将帮助“石油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运营”，把他们的石油送往市场。
就在布什、鲍威尔和赖斯前往非洲访问的时候，20万美国军队驻扎在伊拉克及其周边，1万人驻扎在阿富汗，新的军事基地安置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里海沿岸国家，事实上，都处在向东的油气管线规划中的路线之上。美国已经退出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向世界表明他将发起一场空间核武器竞赛。罗纳德·里根“通过增强实力达到和平”的统治使命已经被认识，至少在增强实力这方面如此。
正如切夫隆公司所知，稳定体现在价格方面。对于美国的各大行业巨头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账单最后都到了美国纳税人的手中。归功于在切夫隆公司的经历，赖斯习惯于认为使用军事力量保卫美国的石油利益是正当的。而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变成了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黑人妇女的近亲。
总统在非洲的时候，副总统切尼通知国会，军队部署的开支将是在入侵前国会立法者们听到的数字的两倍，在未来的9个月，每月39亿美元，这份账单将因为时间不确定而不断延续下去。这还只是基本服务的开支。国家的赤字将通过削减健康、就业以及教育方面的开支以及赖斯宣称非常关心的毕业后项目弥补。在非洲之行前的一周，总统支持了一项法案，给予当局挪用“聪明大脑”这个联邦项目旨在帮助贫困学生项目资金的权力。而该项目1961年在亚拉巴马州开始实施时的第一位协调人就是康多莉萨的父亲，小约翰·威斯利·赖斯。
在2000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赖斯说她加入共和党的原因与她父亲不同。“我发现一个党把我看作是一个个体，而不是团体的一部分，”她说。这不是事实，党总是不停地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她的种族和性别上。她参与共和党“女赢家”宣传攻势将从2004年开始。那些没有时间看女权主义者的格言“个性就是政治”的人，愿意通过最大化地展现个性，取得最大化的政治效果。“我发现一个党相信和平是从力量开始的，”赖斯说。
至少通过印刷的记录来判断，他父亲判断问题有一个不同的尺度。“那些为了自由的、为了消灭无意义的战争的年轻人”，在丹佛大学担任系副主任的约翰·赖斯是这样形容1970年在肯特和杰克逊遇害的学生的。他发表讲话的场合是一次纪念遇害学生的校园集会。面对人群，他告诫学生要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起义务。
“当我看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明天的教育者，你们是明天的资本家，你们是明天的商人和政治家。当明天来临的时候，你们是为美国带来最后的和平的一代吗？或者你们在肯特和杰克逊的兄弟姐妹会白白死去吗？”
在当时赖斯主任不能想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成为他说的那四种人：教育者、资本家、公司董事和政治家，那个人就是他的女儿。他在女儿就任布什内阁成员后不久就去世了。无论如何，他非常自豪。但是赖斯已经成了战争还是和平的永久保持者？她父亲的问题问对了。看看伯明翰、东帕罗阿托，尼日尔河三角洲、巴士拉、巴格达，再做回答吧。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1）

作为小布什总统竞选班子中最有权势的女人，卡伦·休斯职业生涯的开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
卡伦·休斯（原名卡伦·帕菲特）的故事，要从她还是一名达拉斯南方卫理大学的法律专业学生时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选择了一门新闻课程，并从此热爱上了新闻事业。她回忆说：“当时我总是爱辩论。”1977年，她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机构——第五频道的一名实习生做起。正如《今日美国》所言，凭借其“有代表性的胆识”，她把这份实习生的工作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休斯自己都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毕业生被直接聘用担纲主要市场新闻栏目。”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休斯毕业的年份正赶上美国女性在新闻界就业最好的那段时间。女性可以凭借当年新颁布的一部联邦法律，轻松进入先前白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新闻界。而在当年，没有什么能够像进入引人注目的广播和平面新闻媒体行业更能让人激动的。
1972年，在全国妇女组织（NOW）的积极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依靠这个法案，妇女先后起诉《纽约时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新闻日报》、《新闻周刊》以及全国广播公司，并全部胜诉。全国广播公司，当时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通过庭外和解方式，支付给2600名前女雇员及现女雇员175万多美元，从而避免了在联邦法院打一场性别歧视官司。公司还答应推行一个肯定性的方案，在各个层次雇用更多女性，并给予更多的培训机会。1977年的达拉斯，卡伦·帕菲特正好来到全国广播公司一个小的分支机构找工作。
《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需要政府搜集有关数据。70年代，美国民权委员会开展的一项调查宣称电视行业有就业歧视，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有种种限制，其咎难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各大广播公司给予了批评。诉讼以及对于诉讼的恐惧迫使媒体开放了先前只属于男人的圈子，一代女性新闻人进入其中。即使是在10年后的今天，正如1991年苏珊·法伦迪指出的那样，当今新闻界最成功的女性都是当年那些冲破了障碍的人，如简·保利（Jane Pauley）、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朱迪·伍德芙（Judy Woodruff）、戴安娜·索耶（Diana Sawyer）、宗毓华（Connie Chung）。197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以100万美元薪金聘请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担任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这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头一次。1977年，全国广播公司第五频道录用了帕菲特。精明、强壮、金发碧眼的她经常加班到很晚，甚至周末也是如此，帕菲特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新闻人必须的一切条件。与先前和以后的众多女新闻人不同，帕菲特有女权运动和联邦政府作为其坚强的后盾。
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德克萨斯州接待了几位开创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作为联合国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总共有3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参加了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国全国妇女大会。该大会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是一个范围广泛，两党都支持的活动。几位美国第一夫人，包括罗萨琳·卡特（Rosalyn Carter）、贝蒂·福特（Betty Ford）、伯德·约翰逊夫人（Lady Bird Johnson）与女权运动活动家柯瑞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格劳利亚·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拉·艾伯萨格（Bella Abzug）碰面。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政府资助的儿童福利问题、同工同酬问题、生育和性自由问题以及建议一个内阁级的专门负责妇女问题的政府部门问题。
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也来到了休斯顿。施拉夫利是一位右翼律师，是当时反共、反女权主义及亲宗教激进主义的主要鼓吹者。当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代表们涌入休斯顿体育场，以示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时（当时正值该法案批准通过的最后期限，还差三个州的投票才能正式成为法律），施拉夫利，作为反平等权利运动“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和保守派团体“鹰论坛”两个组织的领导者，召集她的追随者在城市另一端的太空体育馆举行“支持家庭”为主题的集会。
施拉夫利宣称:“我们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国际妇女年活动‘反家庭的’目标。”听众席上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圣经》表示对她讲话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的记者注意到有一群手举南部邦联旗帜，打着一边写着“洛杉矶白人女性反对国际妇女年的赤色分子、联邦分子、同性恋和犹太佬”（原文如此）另一边写着“艾伯萨格、弗里丹（Friedan）和斯坦纳姆都是反基督的犹太人”。
休斯顿的喧嚣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当然也波及到卡伦·帕菲特的家乡达拉斯。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促成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案》的通过和“罗伊诉韦德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堕胎合法化的判决）以及1972年《教育修正法案》第9条（关于禁止教育领域的性别歧视条款）通过的力量都震撼了美国，但这些冲击产生的结果仍悬而未决。直到1977年，尽管斯坦纳姆和施拉夫利两方谁将获胜仍不明朗，但很快就要见分晓。1977年后，再没有一个州批准《平等权利法案》。1980年，施拉夫利支持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当选美国总统。1982年，《平等权利法案》流产。里根政府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停止了搜集有关广播电视领域雇员的数据。没有统计数据，就几乎不可能证明就业歧视的存在。平等就业委员会选任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加强了这项工作。托马斯是位年轻的黑人律师，刚刚结束了一项与默沙东（Monsanto）化学公司有关的工作。托马斯是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组织)的批评者，同时支持政府干预旨在鼓励雇用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和非歧视行动。他甚至公开反对他被受命执行的法律。他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官僚。1982年接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一职后，他就不负众望地直接把这个机构的工作引入正轨。
在第五频道，帕菲特的工作使她有机会关注70年代政治转折点，成为那时期的弄潮儿。7年间，她的报道面覆盖了州新闻、地方新闻，关注无数在政治风暴中起起落落的人们。她当初的一位朋友还记得，帕菲特一路狂奔到达拉斯国际机场采访惊魂未定的伊朗人。这些人刚刚在美国扶持的伊朗国王倒台后，仓皇逃离德黑兰。难民们个个筋疲力尽，美国上下一片震惊。当伊斯兰革命运动绑架的美国人质蒙着双眼的场景出现在镜头前，美国公众对于美国海外势力的信心被极大动摇。这也影响到接下来的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
帕菲特受命报道老布什争取共和党候选人的活动。对于共和党的温和派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伤心，同时又有着指导意义的情节。作为国会议员和驻外大使，老布什公开倡导计划生育政策。他在美国众议院关于使用避孕套的辩论中充满激情，由此得到了“保险套”的绰号。1970年他离开国会后，就不再关注此问题，而他的妻子巴巴拉是一个出了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者。正如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共和党人坦尼娅·梅里奇（Tanya Melich）所说：“(布什)在人们眼中一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堕胎合法化的支持者。因此当他宣布竞选纲领时，反对医疗改革计划给除强奸、乱伦或拯救产妇生命采取措施之外的堕胎提供资助时，支持合法堕胎的组织都感到吃惊。在他追逐总统宝座的9年艰难征程里，他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位反堕胎分子。”布什适应了他那个时代政治派别的风云变幻。宗教右翼势力在他的党内得势，前德克萨斯州的议员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适应这种需要。支持合法堕胎的共和党人出离愤怒，无奈面貌一新的老布什在赢得了艾奥瓦州的选举后，又赶往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在那里，卡伦·休斯上了一堂关于表演和狡辩的力量的课。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前一天，老布什的最强劲对手，做过演员和通用电器公司推销员的加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抢得先机。里根的团队租用了一个礼堂供辩论之用。按照老布什当时的理解，辩论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里根并未通知老布什，甚至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当地一家报社的编辑），在当天请到了所有其他参选的候选人出席。在新闻媒体和其他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表情木讷的老布什向主持人抗议这违背了基本规则。此时，里根抢过话筒，坚持说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权发言，于是抢尽了风头。在观众面前，老布什失败了。实际也是如此，在之后的初选中他再没有赢得一个州的胜利。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2）

初选之后的大选，里根选择老布什作为他的竞选伙伴。这个团队面临挑战：通常情况下在国外有冲突发生的时候，选举有利于在任者。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公众对于国外事务紧张，他们对于共和党人候选人也感到紧张。共和党的选举战略家们使公众相信：尽管反对堕胎，反对旨在鼓励雇用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反对通过校车接送学生方式合并学校，也愿意通过修订宪法的方式允许学校中的基督教祷告，罗纳德·里根既不是顽固的保守派，也不是战争狂人；他既不会使用核武器打击伊朗，也不会把国家倒退回50年代。为缓解人们对此的种种恐慌，他们希望通过抛出新的恐慌以消除人们对于里根的疑虑，那就是关于卡特再执政四年的前景。为了分散人们对于里根弱点的注意力，他们开始出击，把人们对于里根国内政策的关注，转移到其对外政策方面上。
相比之下显得软弱而笨拙的吉米·卡特，宣布了同共和党的宣战。卡特没能够成功地解救德黑兰的美国人质，这是一个耻辱。宣布放弃对于巴拿马运河管理权也算一个。不顾新右翼势力的一致反对，卡特同巴拿马政府缔结了《运河地区条约》分步骤把运河的管理权交还给巴拿马政府。里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攻击卡特将会得分。玛丽·麦格瑞（Mary McGrory）为《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当里根意识到这其中蕴涵着怎样的政治杀伤力时，她正好在场。“我目睹了这个选举策略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诞生的过程。我看见里根说，‘我们修建了运河，我们支付了费用，它就是我们的。’……我看见了观众的反应……也看见了里根对观众回应的反应。他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就露出了微笑。他明白他有文章可作了。”
在巴拿马问题上，卡伦·帕菲特很难做一名客观的旁观者。在这个新右翼势力热炒了近10年的事务上，她的家庭起了主导作用，不过并不是英雄的角色。从里根右翼势力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帕菲特的父亲在宣布放弃运河管理权时正好在场。事实上，他就是当时那个降下星条旗的人。
回顾其家族历史，卡伦·休斯总是要强调，她祖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工人。这也是实情。但她的父亲哈罗德·R.帕菲特少将是美国驻巴拿马运河的最后一任军事长官。他从1965年6月开始在巴拿马任职，出任运河区副总督兼运河公司副总裁。事实上，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一家管理机构，负责管理10英里宽的运河地区以及在此工作的人和河道本身。
卡伦·休斯1956年生于巴黎，在此之后随着家人在多个军事基地生活过，她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就是在运河区度过的。她喜欢说自己是个“军营里的小孩”。不过这个“小孩”对于运河区的景色并不怎么怀念。尽管在右翼分子的意识形态中，这个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这个地区还是不能算作标准意义上美国的一部分。没有选举，美国宪法在此也不适用。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如此靠近冷战中心地带的地方，运河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地区，连卡伦·休斯的父亲也是未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医疗、住房、教育都是国家管理的，惟一的商店也是国家管理的，经过国家补贴后的价格确保了有吸引力的较低的生活费用。尽管使用了一种委婉的表述方式，运河区同外界隔绝确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没有严格的种族划分，取而代之的是“银”与“金”的区别。这个术语源于运河建造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得到的报酬是金本位的美元，而没有技术的劳工（主要是西印度群岛人）领取的都是巴拿马银币，住在瘟疫肆虐的木板房里。
经济上的区别待遇保证了在运河区的美国人，虽然收入相当，却过着远比美国本土人更加富裕的生活。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能够雇得起当地的佣人。而作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副总督和他的家庭过着奢华铺张的生活。一顿正式的晚餐往往要招待60名宾客，而宴会则要达到300人。尤其是在关于运河条约谈判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众议员、参议员还有商业领袖们成群结队，门庭若市。因此，在卡伦·帕菲特的早年就经常和美国政府的一些权势人物接触。曾经在运河区生活过的，一位美国空军路德宗牧师的妻子，玛格丽特·胡贝尔（Margaret Huber）回忆说，运河区的美国居民关系紧密。她回忆起卡伦和她的家人参加教堂的教事活动时，说：“帕菲特一家是优秀的基督徒。”她的丈夫胡贝尔教士是一位明确信仰的人。当多年后卡伦的固执遭到批评时，他曾为一家报纸撰文称，“在神灵面前，没有微妙和妥协。上帝的旨意不允许任何含糊不清的存在”。这是他的结论。金和银，没有过渡地带。玛格丽特·胡贝尔回忆说，运河地区“秩序井然”，哈罗德·帕菲特的工作就是维持这种秩序。
毕竟，运河区的生意不仅仅局限于航运和娱乐。这个狭长地带上有美国国防部的“美国学校”（SOA），这里是培养拉丁美洲军人的军事学院。美国学校教授平暴和心理战技巧，以及其他军事技能。这里的毕业生日后都成为了人权的践踏者，并使这所学校得到了“暗杀学校”的绰号。在卡伦·帕菲特住在运河区的那段日子里，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人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巴拿马领导人的曼努艾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诺列加1967年反间谍课的老师给了他“杰出”的评价。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最终失去了美国人的信任。1989年被美国入侵者抓获，以贩毒罪和诈骗罪起诉。
1968年9月，帕菲特一家离开了运河区。哈罗德·帕菲特在越南服役一年。1975年，他被再次派往巴拿马，这一次担任总督一职。女儿卡伦留在了达拉斯以完成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学业，但在巴拿马度过的时光是不会轻易忘掉的。条约问题在国内产生了分歧。选举季刚刚开始，在汽车保险杠以及反对卡特的徽章上就冒出了“保住我们的运河”的口号。新右翼发现在巴拿马事务上可以使热门兴奋起来。在越战、水门事件、民权运动还有“罗伊诉韦德案”之后，令人生厌的保守派终于找到了一个发动广泛的爱国主义大讨论的机会。美国保守派联盟通过邮件方式筹集了几十万美元资金呼吁停止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谈判。这个组织还制作了一部电视记录片，片中退休将军约翰·辛格劳伯（John Singlaub）从英联邦大学协会的角度对失去巴拿马运河和失去古巴做一比较：“把古巴输给了共产主义阵营是西半球的失败，而把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交给巴拿马政府则是我们首次从美国的领土上撤退。”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个月，美国在运河区的军队遭到了一系列炸弹爆炸袭击。警察在每个通往运河区的通道设岗检查，制造爆炸事件者却没有抓获。随着卡特当选，炸弹爆炸也停止了。卡特同意在20年内将运河交由巴拿马人管理。1977年9月7日，条约正式签署。7个月后，条约在参议院以一票优势获得批准。卡伦·帕菲特的父亲作为总督执行了最后的任务。1979年9月30日，在运河区公司总部门前他亲手降下了星条旗，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场观看。对于里根领导的共和党人来说，失去运河等于失乐园，也是美国海外力量被热带地区的扔炸弹者以及自由主义背叛者削弱的信号。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3）

20年后，“谁丢了巴拿马”仍是一个足以吓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问题。着眼于下一次总统大选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由于害怕被人贴上“失去巴拿马的人”的标签，而明确拒绝代表美国政府参加2000年12月的最后的交接仪式，以免留下一张他在如此辱国之时的照片，被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用做攻击他的宣传广告。卡伦·休斯对媒体说:“这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方，我们不应放弃。”
在小布什总统和卡伦·休斯合著的自传《重责未了》中，并没有提及运河问题的失败。同时却提及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事例：反思了他父亲1992年大选的失利，他兄弟杰伯1994年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失败以及他自己早在1978年竞选众议员提名时的失利。书中写道：“失败使你经受挫折，……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政治上的损失。毕竟，选票上打印的是你的名字。然而，如果你相信选民的智慧，正如我所做的一样，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接受这个结果，并且继续前进。”
从那个对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一直说到最高法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然而，不能否认休斯和小布什确实都从失败中走了出来，并尽力避免谈论失败的再次发生。这是个人，或者说是家庭事务。他们都能关注各自胜败的经验，都能使之转化为走向巅峰的动力。1994年，休斯和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州开始他们的合作时，他们看中的是对方有着成功的记录，而并非一个关于中西部失败的石油商人的故事。自那时起的十多年时间里，休斯把自己融入了一个成功的团队之中，确切地说，一个破坏性的团队。
1984年，27岁的休斯离开了电视台，在电视台她仍然只是个气象小姐。她加入了里根—布什在选阵营，成为了德克萨斯州媒体协调人。她对这次重大的职业变动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她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结婚了，而且有了一个继女。我记得在我制作喜帖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让我去报道一个飓风。我开车奔向海岸，而所有其他的人都前往相反的方向。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为什么去做这些？’”
她说，她想要一个更有规律的生活，有更多时间呆在家里。但是共和党的媒体工作并不是一张通往轻松生活的通行证。被1978年比尔·克莱门茨（Bill Clements）成为战后重建以来第一位共和党州长的胜利所鼓舞，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克莱门茨一个任期结束后就失败了，这并没有使野心勃勃，高喊着要结束民主党在这个国家的特权时代的德克萨斯的谋士们灰心丧气。德州人说：“卷土重来用不了多久。”持重的德克萨斯共和党人相信他们就是那些卷土重来的人。
卡尔·罗孚（Karl Rove）就是这些人中最持重的人之一。罗孚是一位独立派政治顾问，他所作的工作就是在1964年高华德总统竞选后，“直邮先生”理查德·威格里（Richard Viguerie）教给共和党人的办法：建立邮件目录，可能的捐助者，筹集资金，筹集资金，再筹集资金。在石油工业和科技发达的德克萨斯州，这种办法有利可图。
花在选举上的钱越多，就有越多的钱投到公共关系和电视广告上。卡伦·休斯跳出电视新闻圈子的时候，正是这个行业走向衰落的时候。追求利润的广播公司开始裁减新闻和政治栏目的人员，特别是在州和地方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蒸蒸日上。
1984年，共和党全国年会在卡伦·休斯的家乡召开。许多野心勃勃的“里根革命”（Regan Revolution）的追随者涌向达拉斯，期待能够攀龙附凤，甚至是谋求个一官半职。像追赶飓风一样，休斯也赶到那里。
女权运动令共和党人很不安，共和党正在丢掉人们心目中的“乖巧的大男孩”的形象。里根是个轰动性人物，但主要是在男性选民当中。如果民主党在“性别鸿沟”问题上大做文章，并在选民中占据了多数，共和党的多数派将会陷入困境。1984年，当共和党有意识地在讨好女性选民方面迈出第一步时，休斯成为成员之一。十年后，她成为了这场运动的策划者。
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登台演讲的女性，和在幕后传来的声音一样，说明共和党强化了其反对女权主义的政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选择了三次奥运会金牌得主南希·霍格海德（Nancy Hogshead）。共和党的女权主义者梅里希(Melich)甚至被激怒了，因为霍格海德就是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一个关于女子体育计划条款的受益者，而里根政府当时正打算取消这类计划。
美国财政部长凯瑟琳·奥特加（Katherine Ortega）、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以及南希·里根（Nancy Regan）都面向全国公众发了言。一个以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为主席，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亨利·海德（Henry Hyde）和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为副主席的论坛委员会第一次同时向全国宣布：“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有基本的独立的生存权，不容侵犯。”（按照这个定义，某些避孕方法，以及堕胎都等同于谋杀。）
对于女性领导权的热忱，乃至想象，都被阻挡在共和党的大门之外。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和反共分子，“联邦政府官员、同性恋和犹太佬”结成了联盟。人们开始诋毁一个敢于竞选最高职位的女性候选人杰拉迪尼·费雷罗（Geraldine Ferrraro）。早在人格毁损成为政治的标准内容之前，宗教势力、种族主义者、男性至上主义者和共和党的右翼已经团结在一起，以蒙代尔的竞选搭档费雷罗作为诋毁的目标，有组织地开展仇视性宣传攻势，一种新的恶毒的方式。
一切可以被挖掘出来的污点都被用做来攻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确保了这一点。从选举一开始，关于她丈夫的财务问题以及她自己财务问题的有关材料就送到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但是反对费雷罗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问题。尽管现在的媒体报道很少提及这段时期，但是在1984年，示威者尾随着她的竞选队伍，起哄的声音甚至淹没了她的讲演声。他们喊叫着让费雷罗下台，还进行了谩骂。由于她支持计划生育，他们叫她“婴儿杀手”。“费雷罗：死亡副总统”就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标语了。费雷罗竞选的场景看起来仿佛就像是多年前堕胎诊所外的场面一样。这与2000年11月记票混战期间的棕榈滩，佛罗里达记票人员在他们办公室外看到的场景并无二致。
共和党宣称反费雷罗的暴徒与里根—布什的竞选活动毫无关系，而媒体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新闻记者曾经公布了一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的内容是一个培训会。示威者被教着说：“我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市民”，而不是说“我支持里根。”结论是，制造麻烦的人毫无疑问与里根—布什竞选班子有关联。但这是第一次有正当发动的公众责难发挥了功效。费雷罗失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女性敢于竞选最高公职。里根—布什组合在连任选举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卡伦·休斯在她的候选人1984年取得成功之后，也得以升任德克萨斯州政治顾问。她也成为一位胜利者。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4）

在其后的七年时间里，休斯从不用为工作的事发愁。她总是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紧张忙碌。她的专长是散发讯息。她为竞选市长、法官选举、债券推广撰写新闻稿，召开发布会，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卡尔·罗孚所做的一样。提炼他们不同的技巧，他们都是从事德克萨斯零售政治的独立政治顾问，而德克萨斯的零售政治正计划着推向全国。
1987年，弗雷德·梅耶（Fred Meyer）雇用休斯作为他竞选达拉斯市长的媒体工作负责人。她在选举日和决定性投票日之间生下了儿子罗伯特。五年后，成为德克萨斯州党主席的梅耶请她担任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的执行董事。
1992年，共和党的处境并不太好：州政府中只有两名共和党人，民主党控制了州立法机构的两院。正副州长都是民主党人，州长则是深受人民欢迎的女性安·理查兹（Ann Richards）。1990年，凭借她获得的压倒多数的女性选票而当选。
即使是共和党的内部知情者也不得不承认，雇用休斯只是因为找一个女性和州长面对面一定会对选举有帮助。理查兹1990年的对手是克莱顿·威廉斯（Clayton Williams），一位对温和派的机智心怀恐惧，厌恶女性，鲁莽的人。引用莫莉·伊文思（Molly Ivins）的话：“这就像有人踩在你的家伙上，而威廉斯只是站在那里，践踏他自己的。”在竞选活动中，威廉斯拿强奸开玩笑。他说：“强奸就像是坏天气。如果无法避免，那就放松，享受它好了。”他对于在妓院里接受“服务”无限怀恋，但不认为妓女或其他女人有权接受合法堕胎。他拒绝同理查兹在公众场合握手。在1990年的德克萨斯州长选举中，女性选民占了53％，其中60％投票支持理查兹，这其中包括了22％的人承认自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希望那次投票能重新来过。
因此，从各个角度来讲，卡伦·休斯都是“很棒的”。这是一位前民主党政治顾问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的评价。他本人在90年代后期转投阵营，并为小布什的总统竞选工作。麦金农说：“卡伦和卡尔·罗孚彻底革新了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确实如此，在10年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德克萨斯州从州长到最高法院，几乎全部重要的公职，而且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成为了美国总统。
德克萨斯州，正如记者卢·杜波斯（Lou Dubose）说的那样，是“竞选资金不受管束的西部”。州法律允许捐款者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只要申报就可以。罗孚筹集资金，培育候选人，建立大额捐款者的名单。罗孚同州共和党人一道积极工作，争取通过法律途径重新划分选区，以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同时他还寻觅有竞争力的人，并安置到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区。罗孚在幕后运筹帷幄之时，卡伦·休斯则充当共和党的公众代言人。
“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成功的、精明且强有力的女人，而不是一群老的白种女人中的一个。”麦金农补充说，“她懂得积极进取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们提到休斯时经常用到的词。休斯说她自己：“新闻本身就是一场争论。当你愿意说三道四，新闻记者就会让人挑起一场战斗。”
休斯对于公共关系领域的竞争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在埃克森-瓦尔德斯公司发生阿拉斯加原油泄漏事故后，她曾经告诉弗雷德·梅耶说，她要是能为埃克森公司做公关工作就好了。1992年，她一到奥斯汀，就投入了战斗。她几乎立刻就让德克萨斯的民主党人的政治生活变得寸步难行。州长的新闻秘书比尔·克瑞尔（Bill Cryer）还记得休斯到来时的情景。当时他对于休斯一无所知，“她仿佛从天而降，从此之后，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共和党人攻击安·理查兹的文章”。
理查兹州长在选民中有很高的支持率。无论是大胆的言辞，还是艰苦创业，土生土长的经历，安·理查兹都堪称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州长，一位具有魅力的全国性的人物。她说过小布什是“承袭祖荫”这样的话。就业率上升，犯罪率下降，理查兹给德克萨斯人带来了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全州范围的彩票，还启动了一个为贫困儿童免费注射疫苗的计划。她还牵头建造了州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监狱，并支持通过立法判处暴力犯罪者更长的刑期。1992年，她的支持率上升到73％。
“本以为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确实做得很好。”克瑞尔说。但是那些得到了罗孚和休斯好处的报纸说得却不一样，“无论州长做了什么，卡伦都要抨击”。她仿佛有得到电视台黄金时间的诀窍，克瑞尔说。他形容卡伦的语言风格“富于攻击型，毫不留情”。
在这段时期，尽管德克萨斯州主要媒体数量变少，但并没有什么用。1990年，德州三个最大城市都有相互竞争的报纸。而到1994年，休斯顿、达拉斯和圣安尼奥都成了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报道选举的新闻记者只能在一个地方工作，报纸的老板也没有竞争的动力。报纸主导着地方新闻的选题，如果有意向，地方电视台就会紧随其后。同样在这里，电视台逐渐舍弃了对于立法机构和地方政治的报道。同时，先前无足轻重，小规模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小报获得了影响。基督教右翼支持的刊物《达拉斯－沃斯堡传统》和共和党右翼资助的免费周报《奥斯汀文摘》的记者，开始出现在州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出问题。克瑞尔说：“他们的问题最为刁钻。”他们开始不断吹风说，理查兹州长和女同性恋以及好莱坞的名人有关。没用多久，有影响的媒体就开始追踪报道那些其实是由右翼势力出钱举办的舞会。
工作是这样分配的：罗孚负责在反面调查中进行搜索，卡伦负责把消息散布给媒体。罗孚已经在一位大师李·艾特沃特（Lee Atwater）的公司里将其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技巧磨练纯熟。早在大学时代，同为共和党人的李·艾特沃特就为罗孚出过力。在他的安排下，罗孚被选为这个团队的主席。（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女人，即使是在选举中，最终也都是摇摆不定的选民。”）1984年，李·艾特沃特是在击败蒙代尔—费雷罗竞选组合的共和党竞选班子的里担任副经理。
罗孚和休斯后来都到了华盛顿。他们对官方机密守口如瓶。如果说政府中存在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况，那么小布什政府会对此三缄其口。然而在德克萨斯，当罗孚和休斯都是局外人的时候，他们充分利用了州法律中所谓《阳光条款》，即所谓《公开性保障法》。克瑞尔记得，共和党曾经要求获得政府所有雇员的名单，所有理查兹发表的讲话，所有州官员的日程和约会，以及所有政府给假释委员会的信件。“这是一个荒唐的捉迷藏游戏。”他当时说。在90年代，“捉迷藏”游戏确实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除了从前的水门事件、保拉·琼斯（Paula Jones）和莫尼卡·莱文斯基（Monica Lewinsky），德克萨斯人也开始熟悉这种玩儿法。
德克萨斯的州长在法律上是州官员中第五有权势的人。这种权力主要来自于任命的授权。安·理查兹州长在各地方局和委员会任命了大约4000名官员。开始的时候，她保证说，她选人是坚持“德州特色”。于是，绝大部分任命的官员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者。不过其中有6个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州铁路委员会主席的拉丁裔美国人，这个委员会负责管理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莱纳·圭雷罗（Lena Guerrero）是一名州议员，具有成为21世纪德克萨斯州民主党领袖的非凡才干，一个移民美国的农场主的女儿，德州大学优等生联谊会成员。不过，她并没有毕业，只是属于那个荣誉团体。卡尔·罗孚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最具破坏力的时刻放出了这条新闻。圭雷罗本来春风得意的仕途遭遇重创，同样也为理查兹的前途打上了阴影。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克瑞尔说，“反正保守的德克萨斯人都得到了这样的信息：理查兹只用女人，同性恋还有不够格的少数民族担任高级官员。”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在里根时代，有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员每天向每一个德克萨斯人发送这个消息。尽管休斯自己什么都没有对媒体说，她保证了有人会说。在州府奥斯汀的小办公室里，休斯建立了一个“快速传真”系统，每天向各县主席和党办公室发送消息，保证他们能最先得到共和党人需要得到的人们有所反响的大小段子。罗孚则把这些消息和可能传播的信使们结合起来。克瑞尔回忆说，“有人鼓吹理查兹是个挥霍无度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要保护的那些人和我们是两类人。”这虽然和那些整天举着标语四处抗议的示威者不同，但用克瑞尔的话说“这种做法确实很粗暴”。
理查兹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总是处于守势。即使是一些荒谬可笑的内容也变得不可笑。从休斯进入新闻界那天起，她就知道如何向观念陈腐的媒体抛出生动的新闻。克瑞尔回忆说，理查兹的职员曾送给州长一只鹦鹉作为生日礼物。当天，媒体就引用了休斯的话称：“我期望州长已经教会它说，‘波莉想要一个更大的家伙’。”克瑞尔皱起了眉头，他痛苦且恐惧。休斯也知道图片的杀伤力。在1992年选举日前不久，休斯在共和党总部前面树起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到“民主党颤抖和苦恼之屋”。万圣节的小把戏则是改成了“德克萨斯工作墓地”，理查兹和圭雷罗都被画成了“老食尸鬼”的形象。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5）

在其后的七年时间里，休斯从不用为工作的事发愁。她总是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紧张忙碌。她的专长是散发讯息。她为竞选市长、法官选举、债券推广撰写新闻稿，召开发布会，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卡尔·罗孚所做的一样。提炼他们不同的技巧，他们都是从事德克萨斯零售政治的独立政治顾问，而德克萨斯的零售政治正计划着推向全国。
1987年，弗雷德·梅耶（Fred Meyer）雇用休斯作为他竞选达拉斯市长的媒体工作负责人。她在选举日和决定性投票日之间生下了儿子罗伯特。五年后，成为德克萨斯州党主席的梅耶请她担任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的执行董事。
1992年，共和党的处境并不太好：州政府中只有两名共和党人，民主党控制了州立法机构的两院。正副州长都是民主党人，州长则是深受人民欢迎的女性安·理查兹（Ann Richards）。1990年，凭借她获得的压倒多数的女性选票而当选。
即使是共和党的内部知情者也不得不承认，雇用休斯只是因为找一个女性和州长面对面一定会对选举有帮助。理查兹1990年的对手是克莱顿·威廉斯（Clayton Williams），一位对温和派的机智心怀恐惧，厌恶女性，鲁莽的人。引用莫莉·伊文思（Molly Ivins）的话：“这就像有人踩在你的家伙上，而威廉斯只是站在那里，践踏他自己的。”在竞选活动中，威廉斯拿强奸开玩笑。他说：“强奸就像是坏天气。如果无法避免，那就放松，享受它好了。”他对于在妓院里接受“服务”无限怀恋，但不认为妓女或其他女人有权接受合法堕胎。他拒绝同理查兹在公众场合握手。在1990年的德克萨斯州长选举中，女性选民占了53％，其中60％投票支持理查兹，这其中包括了22％的人承认自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希望那次投票能重新来过。
因此，从各个角度来讲，卡伦·休斯都是“很棒的”。这是一位前民主党政治顾问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的评价。他本人在90年代后期转投阵营，并为小布什的总统竞选工作。麦金农说：“卡伦和卡尔·罗孚彻底革新了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确实如此，在10年之后，共和党人控制了德克萨斯州从州长到最高法院，几乎全部重要的公职，而且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成为了美国总统。
德克萨斯州，正如记者卢·杜波斯（Lou Dubose）说的那样，是“竞选资金不受管束的西部”。州法律允许捐款者想捐多少就捐多少，只要申报就可以。罗孚筹集资金，培育候选人，建立大额捐款者的名单。罗孚同州共和党人一道积极工作，争取通过法律途径重新划分选区，以有利于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同时他还寻觅有竞争力的人，并安置到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区。罗孚在幕后运筹帷幄之时，卡伦·休斯则充当共和党的公众代言人。
“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成功的、精明且强有力的女人，而不是一群老的白种女人中的一个。”麦金农补充说，“她懂得积极进取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们提到休斯时经常用到的词。休斯说她自己：“新闻本身就是一场争论。当你愿意说三道四，新闻记者就会让人挑起一场战斗。”
休斯对于公共关系领域的竞争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在埃克森-瓦尔德斯公司发生阿拉斯加原油泄漏事故后，她曾经告诉弗雷德·梅耶说，她要是能为埃克森公司做公关工作就好了。1992年，她一到奥斯汀，就投入了战斗。她几乎立刻就让德克萨斯的民主党人的政治生活变得寸步难行。州长的新闻秘书比尔·克瑞尔（Bill Cryer）还记得休斯到来时的情景。当时他对于休斯一无所知，“她仿佛从天而降，从此之后，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共和党人攻击安·理查兹的文章”。
理查兹州长在选民中有很高的支持率。无论是大胆的言辞，还是艰苦创业，土生土长的经历，安·理查兹都堪称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州长，一位具有魅力的全国性的人物。她说过小布什是“承袭祖荫”这样的话。就业率上升，犯罪率下降，理查兹给德克萨斯人带来了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全州范围的彩票，还启动了一个为贫困儿童免费注射疫苗的计划。她还牵头建造了州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监狱，并支持通过立法判处暴力犯罪者更长的刑期。1992年，她的支持率上升到73％。
“本以为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确实做得很好。”克瑞尔说。但是那些得到了罗孚和休斯好处的报纸说得却不一样，“无论州长做了什么，卡伦都要抨击”。她仿佛有得到电视台黄金时间的诀窍，克瑞尔说。他形容卡伦的语言风格“富于攻击型，毫不留情”。
在这段时期，尽管德克萨斯州主要媒体数量变少，但并没有什么用。1990年，德州三个最大城市都有相互竞争的报纸。而到1994年，休斯顿、达拉斯和圣安尼奥都成了只有一家报纸的城市。报道选举的新闻记者只能在一个地方工作，报纸的老板也没有竞争的动力。报纸主导着地方新闻的选题，如果有意向，地方电视台就会紧随其后。同样在这里，电视台逐渐舍弃了对于立法机构和地方政治的报道。同时，先前无足轻重，小规模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小报获得了影响。基督教右翼支持的刊物《达拉斯－沃斯堡传统》和共和党右翼资助的免费周报《奥斯汀文摘》的记者，开始出现在州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出问题。克瑞尔说：“他们的问题最为刁钻。”他们开始不断吹风说，理查兹州长和女同性恋以及好莱坞的名人有关。没用多久，有影响的媒体就开始追踪报道那些其实是由右翼势力出钱举办的舞会。
工作是这样分配的：罗孚负责在反面调查中进行搜索，卡伦负责把消息散布给媒体。罗孚已经在一位大师李·艾特沃特（Lee Atwater）的公司里将其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技巧磨练纯熟。早在大学时代，同为共和党人的李·艾特沃特就为罗孚出过力。在他的安排下，罗孚被选为这个团队的主席。（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女人，即使是在选举中，最终也都是摇摆不定的选民。”）1984年，李·艾特沃特是在击败蒙代尔—费雷罗竞选组合的共和党竞选班子的里担任副经理。
罗孚和休斯后来都到了华盛顿。他们对官方机密守口如瓶。如果说政府中存在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况，那么小布什政府会对此三缄其口。然而在德克萨斯，当罗孚和休斯都是局外人的时候，他们充分利用了州法律中所谓《阳光条款》，即所谓《公开性保障法》。克瑞尔记得，共和党曾经要求获得政府所有雇员的名单，所有理查兹发表的讲话，所有州官员的日程和约会，以及所有政府给假释委员会的信件。“这是一个荒唐的捉迷藏游戏。”他当时说。在90年代，“捉迷藏”游戏确实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除了从前的水门事件、保拉·琼斯（Paula Jones）和莫尼卡·莱文斯基（Monica Lewinsky），德克萨斯人也开始熟悉这种玩儿法。
德克萨斯的州长在法律上是州官员中第五有权势的人。这种权力主要来自于任命的授权。安·理查兹州长在各地方局和委员会任命了大约4000名官员。开始的时候，她保证说，她选人是坚持“德州特色”。于是，绝大部分任命的官员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者。不过其中有6个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有一个就是历史上第一个担任州铁路委员会主席的拉丁裔美国人，这个委员会负责管理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莱纳·圭雷罗（Lena Guerrero）是一名州议员，具有成为21世纪德克萨斯州民主党领袖的非凡才干，一个移民美国的农场主的女儿，德州大学优等生联谊会成员。不过，她并没有毕业，只是属于那个荣誉团体。卡尔·罗孚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最具破坏力的时刻放出了这条新闻。圭雷罗本来春风得意的仕途遭遇重创，同样也为理查兹的前途打上了阴影。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克瑞尔说，“反正保守的德克萨斯人都得到了这样的信息：理查兹只用女人，同性恋还有不够格的少数民族担任高级官员。”他们之所以得到这样的消息，是因为在里根时代，有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员每天向每一个德克萨斯人发送这个消息。尽管休斯自己什么都没有对媒体说，她保证了有人会说。在州府奥斯汀的小办公室里，休斯建立了一个“快速传真”系统，每天向各县主席和党办公室发送消息，保证他们能最先得到共和党人需要得到的人们有所反响的大小段子。罗孚则把这些消息和可能传播的信使们结合起来。克瑞尔回忆说，“有人鼓吹理查兹是个挥霍无度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要保护的那些人和我们是两类人。”这虽然和那些整天举着标语四处抗议的示威者不同，但用克瑞尔的话说“这种做法确实很粗暴”。
理查兹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总是处于守势。即使是一些荒谬可笑的内容也变得不可笑。从休斯进入新闻界那天起，她就知道如何向观念陈腐的媒体抛出生动的新闻。克瑞尔回忆说，理查兹的职员曾送给州长一只鹦鹉作为生日礼物。当天，媒体就引用了休斯的话称：“我期望州长已经教会它说，‘波莉想要一个更大的家伙’。”克瑞尔皱起了眉头，他痛苦且恐惧。休斯也知道图片的杀伤力。在1992年选举日前不久，休斯在共和党总部前面树起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到“民主党颤抖和苦恼之屋”。万圣节的小把戏则是改成了“德克萨斯工作墓地”，理查兹和圭雷罗都被画成了“老食尸鬼”的形象。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6）

当历史翻过了1994年，布什的总统之路正好经过了安·理查兹的州政府大楼。对于想成为下一代共和党屠龙手的乔治·布什来说幸运的是，民主党已经是条伤痕累累的龙。在竞选的整个过程中，他的竞选班子都郑重宣称，他憎恨靠制造负面新闻搞宣传，并且不会那么做。他确实不必那么做，因为由于休斯和罗孚的工作，他们的党每天都制造安?理查兹的负面新闻，甚至每天多次，已经多年如此了。忠诚的骑士们已经就位，帮助圣乔治刺激他的马，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1994年大选投票前两个月，一个有很强竞争力的来自东德克萨斯的州参议员旧瓶装新酒，提起了同性恋就业问题。比尔·拉特克利夫说:“我只是不同意任命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小布什的回答是：“此事和我无关。”这并不意味着不是一个问题。克瑞尔叹了口气说，“这只是表面现象。”拉特克利夫恰巧也是罗孚的一个客户。同时也是小布什州长竞选班子的主席。
小布什1993年11月开始启动了州长竞选活动。他请休斯做他的公关顾问。舞台已经搭建好，他需要做的只是走上这个舞台。当时还只是一个咨询顾问的罗孚专注于背景的时候，休斯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小布什的走台上。
6年后，当同一支竞选团队走向全国的政治舞台时，来自家乡的观察家们争论不休，正如一个反对布什的活跃分子说的那样，“我们声嘶力竭地喊到，布什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没有人听”。反对者们也会卑躬屈膝。1994年理查兹州长谋求连任时的媒体秘书查克·麦克唐纳（Chuck McDonald）惊呼：“是我们成就了他。没有我们，就没有小布什总统。”
引用历史总是重复的说法很可笑。“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特别是当这个第二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举行的总统选举的时候。对于德克萨斯人来说，小布什总统和他赢得总统宝座的方式看上去非常眼熟。他的竞选班子把布什包装成一个“卓有成效的改革家”。说他是一个改革家很恰当。在休斯的帮助下，从1994年的德克萨斯开始，布什改变了人们对于强硬的右翼势力的印象。
历史很帮忙。在德克萨斯，耶鲁男孩布什又有幸像其保守而守旧的前辈的后尘取得成功。只要小布什不再重复他1988年对记者说过的话，他就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看起来比他的前辈克莱顿·威廉斯（Clayton Williams）看起来更进步。1988年，当《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记者大卫·芬克（David Fink）问小布什当他和他父亲都谈论些什么的时候，布什说：“不谈论政治的时候，那就谈论女人好了。”在竞选过程中，小布什在言辞上总是表现得和对方的女性很亲热。在休斯的帮助下，讨好女性谋求支持，特别是那些在1990年被理查兹吸引走的那些选民。在开始他正式竞选州长前，他的最后一站就是和德克萨斯共和党妇女联盟的积极分子们在一起。小布什还把这些妇女称为是他竞选的“生命线”。
“女性选民从来不对小布什感到畏惧,”克瑞尔说，“布什在共和党女性关心的话题上总是保持了一种更温和的形象……还有选择，以及学校。卡伦·休斯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小布什领悟了一个当地教授为他竞选设计的名片“富于同情心的保守派”。这个称呼听起来温柔、亲切而平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994年、1997年和2000年的选举中，在这两个C(富于同情心的Compassionate 保守派Conservative)竞选策略之后，又增加了一个C,这就是控制（Control）。这就是休斯介入的领域。休斯有一双蓝眼睛，向上梳起的头发，五英尺十英寸半高，穿十二码的鞋子，她是一个百分百少将的女儿，有着百分百的警觉。 妆傣
在一年时间里，小布什公开谈论的只有四个话题：改革州的教育体制、侵权法、福利和青少年司法制度。她不仅仅传递同样的信息，甚至字句都不变。休斯后来因为站在人群边，嘴里念叨着候选人说的话而出名。就在理查兹的竞选办公室里，麦克唐纳安排他们的竞选团队中的一个人做了一项工作，把布什的每一次讲话都录下来。“工作做了三个月后，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讲话内容从来不变。”麦克唐纳推测，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他一旦用了不同的句子，媒体可能更容易弄清楚小布什含糊不清的句子结构。
如果说休斯从来不畏惧媒体，这种说法并不确实。《达拉斯早新闻》的记者韦恩·斯莱特（Wayne Slater）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正准备说话，她就直冲我走来，强硬地大喊大叫。”麦克唐纳很体谅她的感受，“她不开心就会冲媒体记者喊叫”。
休斯所作的不仅仅是在思想上影响布什。她也从事一些更为具体的工作，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她亲手为布什化妆，挑选服装，写讲演稿，还要维持记者招待会的秩序。“1994年起，她就取消记者招待会。之后的六年，她也这么做过。”麦克唐纳说。想把他们分开比登天还难。
小布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的身份竞选州长。理查兹的竞选班子想指出，即使有一系列家族世交的帮助，小布什的石油生意还是失败了。理查兹提到了布什担任哈肯能源公司（Harken Energy）董事时的股票买卖，当公司倒闭前的一刻，布什抛掉了全部的股票。她形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说好了是不彻底，说不好就是掩盖真相”。休斯回击说理查兹的竞选班子采用了“被法律禁止的”手段。
小布什还以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参加竞选。这个词的意思是“深切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有着帮人解除痛苦的愿望”。菲利斯·杜汉（Phyllis Dunham）是90年代初德克萨斯州堕胎权利法案联盟的负责人，她回忆说，当她看见小布什和马文·欧拉斯基（Marvin Olasky）混在一起的时候，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欧拉斯基是前无神论者，前马克思主义者，复生《圣经》的抨击者，后来成为德州大学的教授，此人就是“富于同情心的保守派”理念的始作俑者。
杜汉是通过欧拉斯基和他妻子在奥斯汀危险妊娠中心的工作认识他的。欧拉斯基夫人创建了这个中心，并作为她反对堕胎运动的一个附属机构。杜汉曾经和那些到诊所里寻求医疗帮助的妇女们一道工作。在那里她发现这些人得到了只是反堕胎主义者的宣传、虚假承诺以及抨击。“打算不堕胎的妇女被告知，她们会得到照顾，”杜汉说，“实际上，她们只是被告知如何申请福利救助。”
当德克萨斯州堕胎权利法案联盟想就小布什“富于同情心的保守派”提出疑问时，布什让休斯出面表态。杜汉说，她的讲话看似非常有道理，不断重复说，布什只是想减少堕胎的数量，对更深层次的问题避而不谈。即使是到了1998年，当布什谋求连任的时候，媒体想了解布什的历史问题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布什州长把报章关注的“罗伊诉韦德案”搁置一旁，通过战略性的任命谋求连任。他的政治倾向一直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官样文章中，远离媒体的视线。
这正如杜汉说的那样：“如果你站在一群有色人种之中，你看起来不会像一个种族主义者；同女人站一起，你就不会被认为是大男子主义者。”无论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印象是一成不变的。杜汉支持计划生育的共和党朋友们告诉她，他们两次都投了小布什的票，不过他们都错了。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7）

作为州长，尽管布什放松了对于宗教团体经营的医疗机构的限制，他还是增加了对公共医疗机构的压力。不顾支持计划生育的专业人士的反对（这些人说法律会把弱势群体拦在寻求照顾的大门外），布什支持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如果遇到14岁以下怀孕的少女，或感染了性病的人，工作人员必须首先打电话通知警察。然而，布什支持一家名为“少年的挑战”的有宗教背景的毒品康复中心，由于这家机构拒绝雇用有资格证的咨询顾问，州政府威胁要关掉这家中心。布什州长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催促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案，允许有宗教背景的机构可以作为例外不受有关州职业资格证的限制。该法案1997年通过，并且立即重新开放“瑞贝卡之家”（Rebekah House），一家由福音派宗教团体经营的问题少年中心。1985年，这家中心被曝光采用的非常规康复手段，包括殴打，隔离，双手分别拿《圣经》，双膝上放铅笔在地板上罚跪等体罚行为，并因此关闭。
1998年1月，布什参加了一个名为“德克萨斯终止堕胎祈祷月”活动的开幕典礼。他挑选的卫生局长是威廉·莱恩·阿彻三世（William Ryn Acher III）。此人是美国家庭协会和德克萨斯生命联盟的大红人。阿彻批评西班牙裔美国人因其文化背景导致青少年怀孕率高居不下。他说：“西班牙裔美国人不想要计划生育。”他还暗示，非洲裔美国人在种族隔离的状态下过得更好。他还出版了一个针对年轻女性的小册子，上面列举了许多关于堕胎与乳腺癌关系的不准确的数据。阿彻在布什州长的全力支持下渡过了多次丑闻难关，直到2000年底不得不因为一个非洲裔美国医生的录音带而辞职。在录音带中，阿彻说她太精明了，知道如何利用她的智力往上爬，这本来是盎格鲁－萨克森人才能做到的，只有白人才能做到的。
想把候选人布什的豪言壮语与州长布什的记录协调起来是颇费力气的一件事。在同性恋问题上（这个问题，候选人说不是问题）：布什州长反对废止一项反鸡奸法案，该法案宣布双方自愿的同性恋行为是犯罪行为；布什州长支持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同性恋父母的收养行为。在仇视犯罪问题上，候选人布什宣称支持一项有关仇视犯罪的立法，而事实上，作为州长的布什在法律通过之前一直反对。候选人布什宣称他支持把公共健康保险推广到200万没有保险的德克萨斯儿童身上。而州长布什直到在州众议院这项法案的通过已经无法阻止之时，他才表态支持。
曾支持儿童健康医疗法案的民主党人格伦·麦克西（Glen Maxey）说了一个州长最后一刻表态同意的故事：“在大堂前面，布什州长满脸笑容，拍着我的肩膀，小声耳语说：‘你让我骑虎难下。’”麦克西说：“州长布什甚至没让我们搞一个公开的签字仪式。他害怕保守的共和党人会在选举时把他选掉。”
1993年，小布什曾经说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救世主的人上不了天堂。而就在五年后，布什神经质地和记者开玩笑说起他第一次去以色列访问的时候，他曾经告诉犹太人：“你们都会下地狱的。”即使这样，还是让他逃掉了。小布什最初的评论来自他州长选举前的一次采访。公关顾问卡伦·休斯告诉媒体说：“如果人们错误地解读了他的话，并以此来曲解为他对有不同信仰的人的极大的尊重，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继续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信仰耶稣基督，并当作是他个人的救世主。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审判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政治领域探讨的话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小布什在德克萨斯的足迹，更像是他竞选班子后来在总统选举中找出来的。在休斯的监督下，候选人布什遵守了“统一口径”的纪律。成打的批评性的新闻故事最终都被人们淡忘，并最终消失殆尽。
在品行问题占据突出地位的竞选中，休斯不仅仅在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策划了他的公众形象，而且她还和小布什一道创造了这个形象。他们合著的《重责未了》，让人们了解了容易接受的“官方版本”，以防有人借此提出质疑。有谣传说，传记作家米奇·赫斯克维茨（Mickey Herskowitz）最初曾受命撰写这本传记。但由于他鲁莽地打电话采访布什的一位前女友，他丢了这份工作。
说白了这本书就是一件竞选工具，不但粉饰了小布什酗酒作乐，昏天黑地的那段经历，他的被捕经历，还有70年代初本应在国民警卫队服役，事实上却神秘失踪的一年半时间。书中还描述了1998年处死德克萨斯州一百多年里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卡拉·法伊·塔克尔（Karla Faye Tucker）。布什当时拒绝了给予塔克尔30天的死刑前的考虑期。在这本书里，布什在休斯的引导下，把这段经历说成是“曾经做得最艰难的决定”。
其实，小布什是那种拿他将要处决的女人开玩笑的家伙。如果像他在接受《谈话》杂志采访时展现给塔克尔·卡森（Tucker Carlson）的一面时，人们就可以想象到休斯看到的布什粗俗的一面。《重责未了》详细地引用了关于拉里·金（Larry King）对被宣判了极刑的女人卡拉·法耶·塔克尔（Karla Faye Tucker）的采访。这是整本书惟一一段引用电视节目的部分，但是作者的长篇大论只是想说明他如何被塔克尔的尴尬处境所感动。《谈话》杂志关于小布什的采访则展现给读者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景：在采访中，小布什是这样描述看到接受拉里·金采访的塔克尔的：
“我看了金对塔克尔的采访。”布什说，“他问了确实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想对布什州长说什么？’”
“她怎么答的？”我问。
“请不要，”布什哽咽着说，嘴唇撅起来作绝望状，“请不要杀死我。”
《谈话》杂志的采访也暴露了小布什无所不在的口头禅“他妈的”。休斯曾因此花费大量时间去否认这种话出自小布什之口。
为配合小布什这位最终的胜利者，卡伦·休斯在1998年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中，担任了公关主任。不仅要收拾麻烦，还要掩盖事实。她清楚地知道，一旦布什说了她没有准备好的话，布什的政治生命就要被葬送掉。韦恩·斯莱特讲了一个他采访小布什时发生的故事。当他问小布什上大学时，是否因为偷窃圣诞花环而曾经被捕，布什做了否定的回答，然后想要详细地阐述一番。
“我印象很深……他曾经被捕，他试图解释一下。”斯莱特说。但是还没等他开口，卡伦就打断了他说：“等一下。这个我没听过。”很清楚，她没有准备好他想要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她打断了他，他就闭嘴了。”斯莱特就是这样对《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说的。
小布什在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演讲之后，一个反天主教学院和其他一些学院，开始阻止不同种族男女之间的约会。休斯突出强调说，布什在演讲时谴责了这个反天主教学院的偏激和种族主义做法。“胡扯。”记者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e）当时就在场。后来布什在一家饭店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此只说了一个字。在问及是否同意鲍勃·琼斯大学禁止不同种族男女的约会时，布什的回答是“不”。理查德·沃尔夫说：“这就是事实。在演讲时，布什肯定对此事只字未提。”
沃尔夫为伦敦的《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大选两大阵营的新闻。沃尔夫说：“简单地说，我感觉受到了恐吓。”在戈尔那里，工作人员对好管闲事的媒体记者加以严格限制。而在布什一边，情况则完全相反。气氛是亲密而融洽的。但是界限是清楚地界定了的。“一旦你越了线，你就会被撞回来。”禁止接近候选人，或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但每个人都知道确实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沃尔夫说。这并不妙。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8）

休斯驾驭新闻记者就像牧羊一样，用文学性的语言形容就像是“熟练地调动橄榄球防守队员的阵型一样”。她运用她的身高、她的声音、她的蹙眉，“她对你施加压力的方式，还有她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方式……她运用一切手段。”沃尔夫说，“你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很有压力。”
或许，这是因为巡回各地运作宣传活动，比在德克萨斯老家搞宣传活动难控制得多。罗孚—休斯的德克萨斯团队把他们的经验发挥到极限，宣传甚至倒退成为恐吓。传统意义上，新闻秘书视记者为敌人。当新闻记者写了关于安?理查兹的负面报道时，她的新闻秘书比尔·克瑞尔这样说道：“至少我从未惩罚过他们。”布什的团队可不这么想。罗孚总是和一些肮脏勾当难脱干系。罗孚因给记者家里打电话，吵嚷着痛斥他们而著称，这算是他最温和的手段了。休斯做法更含蓄一些。不过他们目的相同。在个性上，她更乐观、友善、平和。但是那些尝试和她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的记者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场合是否正式，休斯的表现都是一样。”沃尔夫说。日复一日，布什搪塞记者的问题，滔滔不绝地讲同样的话。
在艾奥瓦州，记者吃饱了撑的聚集到一起,抛出了一个接一个关于堕胎的问题。压力之下，布什说，他支持共和党关于制定一个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堕胎的宪法修正案。这是他所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盔甲上的一个裂缝。后来他对福克斯广播公司的记者谈及此事，称之为“轮奸”。对于不听话的记者来说，这就是责备。
沃尔夫说：“我们遭到了大声斥责被赶了出去。”不是被卡伦，而是她的跟班儿曼迪·塔克尔（Mindy Tucker），此人后来一直跟到了白宫工作。塔克尔甚至没有用不确定的字眼来说明州长将停止每天的新闻招待会。“我们每天都有消息，我们要坚持下去。”她说。“很清楚，他们想决定是否今天有消息，而不是我们。”沃尔夫回忆说。他回忆起的另一件事说明塔克尔并不高明。“休斯从来不做清楚的决定。”塔克尔被从选举班子中剔除，记者招待会继续举行。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休斯一举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女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因为工作关系和总统走得这么近，影响力这么大。总统专门为她创设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职位——“总统顾问”。她几乎出席每个会议，监督新闻秘书处、通联部以及讲稿撰写部门的工作，并且要求每个部门的联络官直接向她报告。
她和总统的密切关系是出了名的。记者送给她的外号一点儿也不亲切——“带刺儿的护士”、“打手”、“编故事的军医处长”。布什则称之为“最优秀的预言家”。特别是在竞选的过程中，没有她的布什总显得茫然。得出这个结论最好的例证就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由于卡伦·休斯不在身边，不知道下一步应当如何做。因此，当事情发生的次日，不是布什而是她首先向全国发表讲话，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像之前的许多次一样，她传递了误导性的信息：联邦政府正常运转，一切在总统掌控之中，她让全国人民放心。事实上，华尔街和国会大厦都关闭了，五角大楼也开始疏散，并且着了火，总统正坐在“空军一号”上面俯瞰他的国家，从佛罗里达，经路易斯安娜到内布拉斯加。
大卫·弗拉姆（David Frum）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第一年曾经为小布什和休斯工作过，负责撰写讲演稿。他是这样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统的母亲巴巴拉是一位难以取悦的女人，而小布什总统则是一位难以被取悦的儿子。”妻子劳拉是小布什能够找到的最不像他母亲的女人。弗拉姆写到：“当他竞选总统时，他雇用了休斯——一个很像他母亲的女人，但这女人让他得到了无限敬仰，这一点他母亲不曾给过。他妻子是他母亲的解药，而他的助手是他母亲的替代品。”
比休斯与小布什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她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她的候选人获得权力，并非因为其政绩、思想或者人格，而是在于成功地运用了信息控制理论，这恰恰是她的专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公关人员，她做的最好的恰恰不是保证信息的畅通。
德克萨斯州的选民被灌输了一个伪造的布什形象（“成功的商人”）和一个不真实的政治主张（“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美国人则被灌输了一个错误的形象（“一位成功的德克萨斯州州长”）。事实是，1999年小布什领导的州水体污染在美国排第三，公共教育支出排第四十一位，公共卫生开支排第四十八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罗孚和休斯把布什包装成社会问题上的温和派，然而记录显示他是“南部原教旨主义清教徒”。休斯让布什看起来像一个“新派共和党人”，而实际上总统和他的团队恰恰是老派的共和党人：冷酷无情、从不内疚，爱走极端。
沃尔夫现在回忆说：“从没有人说过，‘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和温和派、中立派有任何关系，但是竞选宣传时从来没有纠正这种印象。”事实上，州长在使用“富有同情心的”这个词的时候有着非常特定的含义。“他指的是宗教，但是他们不能直接说出来。”或许，他们是有意不说。
2002年4月，当卡伦·休斯决定离开白宫的时候，专家们都站出来赞扬她。事实上，就是这些多年以来被她这个“编故事的军医处长”所操纵控制的记者们接受了她解释的字面意义。《纽约时报》的伊丽莎白·布米勒（Elsabeth Bumiller）支持了休斯的说法：“在华盛顿一个非常时刻，休斯女士对她的辞职给出了一个解释：花时间陪她的家人，特别是她十几岁的儿子。人们没有把这个解释当作是一般性的故事，而是看作是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关系做出困难抉择的痛苦真相。”
媒体告诉公众，休斯被形容为“高贵的”、“有勇气的”、“悲哀的”辞职决定意味深长。“休斯挂冠而去的行为告诉我们，”记者罗宾·透纳（Robin Toner）说，“突然之间在职母亲们面临又一次关于努力拚搏的文化的罗夏墨迹测验。”记者同保守派有同样的立场，即极限的工作使女人变得可怕。



第二章封面女郎 卡伦·休斯（9）

有个人很可能觉得他的观点得到了证实，此人就是马文·欧拉斯基，那个创造了“富于同情心的保守派”称呼的教授，这个称呼被总统热切地信奉。欧拉斯基不是取得很高成就的女性的仰慕者。1998年，他对一家基督教杂志说：“女性参加工作是社会的不幸。”女人能成为领袖吗？他说，“上帝没有禁止女性成为社会领袖……但是女性成为社会领袖是一种耻辱”。
休斯是一名职业女性，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位在外打拚的母亲。成年累月为一位内心里认为女人成功就是让社会蒙羞的男人修改词句。工作使她成为了雄心壮志的政治操盘手的榜样，也对那些有心从政、保持人格、勇敢、遵守道德规范的女性来说，是一个不确定的榜样。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口头禅是“用了一个村子的人”。如果说提高克林顿政府的声誉用了一个村子的人，那么提高小布什的声誉仅仅用了卡伦·休斯一个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休斯，布什会更傲慢，更粗鲁，对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会那么注意。她除去了候选人布什的棱角，督促总统在诸如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等温和派女选民关注的问题公开表态。她显然是尽了最大努力去阻止总统否决《病人权利法案》（他最终否决了该法案，这对他产生了不利的效果）。正是她带头宣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解放妇女的战争。
在休斯离职前，她看到了政府的公共关系工作在约翰·兰登（John Rendon）掌管下井井有条。看看兰登所做的工作吧: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1991年2月，被占领了7个月之久的科威特市民被解救后，手举小的美国国旗欢迎美军。他在沙特阿拉伯开设商店，并以流亡的科威特国王名义发布新闻。在那次战争结束后，他为中央情报局在全国范围内散布不利于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观点。“9·11”事件后，他参加了包括休斯，国防部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e）等高级官员参加的会议。会议每天早晨9点30分举行，发布当天的官方战事信息。像休斯一样，兰登也把他的工作当成一场战斗，他称之为“信息战”。2001年10月底，休斯和兰登一起创建了一个名为“联合信息中心”（CIC）的机构。该机构人员由华盛顿、伦敦和伊斯兰堡的信息战专家组成。他们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对反美新闻进行回应的快速反应网络，这其实就是把休斯在奥斯汀的快速传真系统推向全球。这是她告别前留下的成果。
和卡尔·罗孚，也包括约翰·兰登一样，卡伦·休斯喜欢把媒体信息做得简单化。事实上，这正是她作为总统的公关顾问时的一个标志。她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辩论的主题浓缩为几个感情色彩浓厚的词：罪恶对美好，支持我们或反对我们。这些做法很简单，但是却极度不民主。回顾休斯的职业历程，不能不怀恋1977年的休斯顿。当休斯事业起步之时，到处都是争论。争论是粗暴的，但很容易区分出参加争论的人。国际妇女年纪念活动的人占据了城市的一边，菲利丝·施拉夫利的朋友们聚集在另一边。反对《平等权利法案》通过的人，不假装喜欢该法案。至今，施拉夫利们还这么做，卡伦·休斯是这方面的行家。
2002年离职时，政府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一个“打手”了。总统已经宣布国家正进行一场不确定的战争。记者们乐意按照要求去做。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执行编辑和主持人丹·拉泽尔（Dan Rather）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他来做决定，你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国人，说让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他是下命令的。”此外，休斯并没有离开她的工作，她只是离开了华盛顿。正如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上的文章中指出的：“所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离开白宫回到德克萨斯老家和家人在一起，这种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米勒计算出的结果：“米勒为小布什工作的10年里，做了120％的工作，得到的只是最高不到12万美元的工资。现在，她将要的只是和千百个有同样成就的职业母亲一样的梦，尽管不如从前的工作引人注目，但是只要做一般的工作，就能拿到10倍的回报。这个算术谁都会算。”
不过，休斯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典型的职业母亲。她拿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笔数目不详的定金，一些报酬很高的演讲合约，还有一份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维京-企鹅（Viking Penguin）出版公司的出书合同。在她大肆宣扬“离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卡伦·休斯根本没有离开的征兆。她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是Karen@Georgebush.com，据她的同事马克·麦金农说，她目前每周仍在华盛顿工作三天。从2002年8月起，白宫建立了一个“白宫伊拉克小组”（WHIG）来协助协调进攻伊拉克的战略。在参加每周在白宫定期召开的例会的人中，包括了卡尔·罗孚，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ezza Rice），玛丽·马特林（Mary Matalin），还有卡伦·休斯。2002年底，她被安排到总统大选活动中。
毕竟，共和党又在担心女性选民的投票问题。2002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康尼（John Cornyn）在达拉斯县的投票中遇到了来自温和派选民的麻烦。休斯接手了康尼的选举工作。在中期选举前，每一个参议院席位都至关重要。休斯为康尼做宣传，并且先后在夏威夷、艾奥瓦、南达克他、新泽西、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俄亥俄以及佐治亚建立了资金募集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位作家解释说：“是卡尔·罗孚的政治运作需要她去那些地方。”
休斯为密苏里的吉米·塔兰特（Jim Talent）和明尼苏达的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做竞选工作，这两个人都获得了胜利。他们击败的分别是，全国妇女组织大力支持的简·卡纳汉（Jean Carnahan）以及取代保罗·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成为进步核心组织领导人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2003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了多数席位。但是另一场选举迫在眉睫。种种迹象显示，白宫未雨绸缪：休斯被重新召回华盛顿，为布什准备2003年国情咨文讲话。在演讲的前一天，休斯在周日的电视节目上露面，跟随总统走出教堂。当国会议员们在演讲之夜涌入仪式大厅时，休斯的身影出现在楼厅里，注视着整个过程。6个月后，失业率飙升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总统的支持率再度滑坡。2003年8月，布什的支持率下降到53％，接近“9·11”事件前的水平。会众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以及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支持现任总统。
卡伦·休斯曾经说过：“关于我退休的谣言完全是夸大其辞。”
相信她。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1）

每天，赵小兰经过她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历史。劳工部的办公大楼就是以推动《公正劳动标准法案》的女性的名字命名的，此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女阁员。作为同样是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is Perkins）也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而且反对美国范围内任何“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的观念。
她出身于缅因州一个富裕的共和党家庭，她被职业女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纽约移民工人的生活所触动。
1911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正在华盛顿广场附近喝茶，突然听见救火车呼啸而过。珀金斯跑出门去，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妇女们在车间拥挤的人群中被践踏，从工厂建筑顶层跳下而死，共有146名纺织女工死于连衣裙厂大火。“这深深地灼痛了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提醒我永远不能忘记为什么要花毕生经历去争取工作条件，不让这个悲剧重演。”珀金斯写道。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她为劳工部长（事实上，罗斯福总统是在总统夫人埃莲诺的恳求下做出的这个决定）。
威尔逊说，《公正劳动标准法案》以及整个劳工部都过时了，已经成为了雇主和整个产业的负担。他声称，“工人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以及现行法律和规定允许的补偿”。现在威尔逊是赵小兰下属的劳工部劳工标准局的副局长。多年以来，赵小兰通常使用“亚洲人”、“妇女”、“移民”和“华裔美国人”这些词，如今也泛泛地使用“工人”一词了。
她不是工人和工人生活的专家，但并不妨碍她推进有关工人和工人生活的政策。她也不是种族和性别问题的专家，但从来没有停止她反对人权的言论。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沃兹·考夫包装公司诉安东尼奥案”（Wards Cove Packing Company v. Antonio）的判决中表明了立法的需要，赵小兰还是反对1991年的民权法案，并说这损害亚裔美国人的利益。在此案的判决中，一位法官的不同意见称，在鲑鱼包装厂工作的菲律宾移民工人遭受了“种植园奴隶式”的对待。赵小兰公开反对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比尔·拉恩·李（Bill Lann Lee）对民权的确认，因为后者曾经积极倡导“赞助性行动”。在十多年时间里，她一直和右翼势力合作。右翼势力利用她自己的成功，来打击贫穷的移民以及其他不成功的少数民族。如果说赵是一个模范，那么她就是“少数民族模范”神话的典范。
如果亚裔美国人能够做到，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其他人都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这样说起来，就不需要搞社会改革，不需要赞助性行动，不需要劳动条例，以及反歧视的法律。这就是美国企业学会，传统基金会，赵小兰以及查维兹等人的立场。美国企业学会的学者查理·莫瑞（Charles Murray）走得更远。在他的书《钟型曲线》中，莫瑞宣称，由于基因的不同导致少数种族处于社会底层。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亚裔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剥削的伤害。几个世纪以来，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来自菲律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移民，都被用来分化其他亚洲人、其他民族或种族群体，特别是贫穷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种种障碍，据说“亚裔”克服了障碍，老布什总统说：“我想起了赵小兰。”第一公子说：“她的故事充分证明了依靠勤奋工作的美德能够取得成功。”
赵小兰被说成是美国梦的“活的事例”。也就是说，途径和机会每个人都有，美国社会不需要制度上的调整。与统计数字相比，少数几个成功的故事就显得苍白许多，统计数字不是“让人心酸的”，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让人心酸”。2001年，根据劳工部自己的数据，职业女性得到比联邦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非洲裔妇女低于最低工资的可能性更大。白人妇女的平均收入只是白人男性的75％；亚太裔妇女的收入更低。冶金行业的工人收入比纺织行业高，前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后者女性占了压倒性多数。
赵小兰和她的同事说，歧视不可能被个人努力、种族、勤奋工作以及“性格”这些力量所克服。反对者宣称，所谓旨在对抗当代的歧视性行为，弥补数百年来奴隶制、驱逐以及剥夺公民权的流毒的“赞助性行动”，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一种耻辱。他们说，这甚至能损害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说，你也能猜得到，例如按照这种观点，亚裔美国人，具有相似性，都干得很好。
这就是赵小兰对克林顿总统阐述的观点。1997年，赵小兰，连同琳达·查维兹和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此人是加州非洲裔美国人大学的校务委员，领导了加州要求禁止赞助性行动的运动)，发起了关于种族和民族的公民倡议，以此来挑战总统关于种族的有关倡议。这个公民倡议除了提供给有权势的有色人种一个反对赞助性行动的媒体平台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在同年12月，他们会见了克林顿总统。赵小兰，此时已经是一位有权势的成功女人，声称像她这样的亚洲人发现进步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侵略性。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她开玩笑说，“我们在学习规则。该死的，他们针对我们改变了规则。”这不是党派的立场，她的故事和她的生活也毫无相似性，但是没有一个记者说贬低性的话。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2）

和琳达·查维兹、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以及莱恩·切尼（Lynne Cheney）等人一道，赵小兰也加入了反女权主义的阵营。当时这个阵营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已经没有了老派的反对平等权利法案的菲利丝·施拉夫利。伴随着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争论，遭受挫折的右翼女性创建了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该组织时髦、漂亮、亲媒体。资金来自同一家资助过沃德·康纳利反赞助性行动的基金会以及传统基金会。按照1994年度基金会的记录显示，独立妇女论坛从卡萨奇基金会（Carthage Foundation）收到了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布莱德利基金会（Bradley Foundation）给了他们4万美元，做出了一个保守派女性的媒体目录以把她们推向媒体。
新闻记者，被强制 “平衡”报道诸如性骚扰、赞助性行动、报酬差别，已经习惯了在采访中既找一个“全国妇女组织”或“早九晚五”组织（一个关注工作环境中问题的组织）的代表，又找一个“独立妇女论坛”的代表作为“反方”。尽管这些组织并不是同等重要的组织，但是在媒体这样看。前两个组织都包括了数十，乃至千百个付费的会员，而后者只是有几百个精心挑选的女性头面人物组成。独立妇女论坛不提供除了媒体服务之外的其他服务。它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该组织声称，脆弱和个人才智的不同可以解释性别差异问题。她们说，妇女的贫穷是因为她们选择了贫穷，“不信看看我们”。
难道是赵小兰误解了自己的家庭史？正如一位头版新闻的作者写的那样，她曾经有几次“弄混”诸如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落脚点”：她对《洛杉矶时报》说是洛杉矶，后来又跟《纽约客》说是纽约。1991年一家企业的记者问赵小兰，为什么她自己不当和平队的志愿者，给予那些发展中国家专业性的关注。她回答说：“如果你是一个少数民族背景，你就有义务养活家人。”赵的意思可能是说，帮助家人在西切斯特铺路的事情。但对于一个得求着父亲让她暑假打工的女孩来说，这好像有歪曲事实之嫌。
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和毕业生早已厌倦了她无休止地重复“努力工作”是取得成功惟一合法途径的论调。她们说，在她的事例中，这种说法就不正确。布什任命她担任劳工部长不久，校园里关于她的事就传开了。许多人都说，在她毕业那年，赵小兰被指责剽窃。她们进一步说，由于有“权势人物”过问，她才最终拿到了学位。赵小兰的三名同班同学愿意非正式地谈论此事。一位曾教过赵小兰的教授说：“你所说的事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赵小兰自己不愿意回答关于这件事，而学校引用了学生隐私规则，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这件事。赵小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毕业典礼的名单中；赵小兰办公室拒绝解释原因。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许多人看起来不愿意或者害怕谈论她们知道的事情。
对赵小兰非常适合，公众的不了解对于她以及她的同盟者很有好处。他们只说她原本是个8岁时还不会说英语的小女孩，其余的都是事先就有的陈词滥调。“亚洲移民”让人联想起的故事和赵小兰的都不同。例如这类故事里不会有航运董事，更不用说是一个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航运董事了。
索尼亚·沙阿（Sonia Shah）是《龙夫人：喷火的亚裔美国女权主义者》一书的作者，她指出：“赵以其隐晦的政治身份掩盖了右翼立场以及强硬的公司思想倾向。”事实上，赵小兰是一位专家，富有经验和资力，在劳工部为发展一定群体的利益而服务。这些利益属于资方，而不是劳方。她曾先后担任过西北航空公司、克劳洛克斯公司（Clorox）、都乐食品公司、纳斯达克公司（NASDAQ）以及HCA保健公司的董事。她以及她传统基金会里朋友的目标是使得劳工部变得对资方更友好。对于80年代的“发射”进行的第二次“加速”中，新右翼的计划不但削减了预算，取消了管制部门的权力，而且重新进行了改组，使得机构更适合达到新的意图。
2002年8月，赵小兰与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ALEC）交流了她对劳工部前景的意见。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极右翼立法者的团体。她开始为削减劳工部的预算欢呼雀跃，2003年美国劳工部的预算削减了7％。她说，精简机构是一个“胜利”，暴露出这个部正在干的蠢事。她提到了“限制棒球球童使用童工，要求加强救国军摇铃人的工作时间限制，派联邦健康和安全调查员到在家工作的人家里调查”。如果只凭几个琐碎的事例就想说明问题，那么很容易认为联邦童工保护、工资及劳动保护法规都很愚蠢。多年以来，传统基金会就是用这些例子，来建立人们对这些基本法的反感。
赵小兰没有对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谈及“关闭”劳工部的问题，她说的是“改造”。她想把劳工部变成所谓的“工作场所部”，尽管权力的差异仍然存在，关于工人与经理、老板和雇员的区别将被忽略。她的丈夫在参议院里也是这个论调。她想要把劳工部从一个劳工的代言人，变成工会的监管人。
赵小兰提出的预算，一方面削减了用于健康及劳动安全保护法律、童工法规以及最低工资的执行方面的资金；与此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对工会监管和调查方面的资金。实际上，每一个与生活有关的领域，如在环境、贸易和民权领域，白宫都激烈地反对进行规范（这包括了空气及水的质量、食品安全以及商业行为），但是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方面却不同。2001年12月，劳工部颁布了新的规章，要求工会开列详细的开支清单，包括对2000美元以上的开支，每一项用于组织工人、罢工以及其他立法和政治活动的花费。
数量较多行业工会提交的报告将被与数量较少的政府提交的报告进行比较。“9·11”事件后，紧接着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人数达到了70万，赵小兰的部门负责对大规模的失业情况进行统计，报告每月解雇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的数量。如果这项统计工作是有效的，航空业的解雇雇员的统计数字将接近10万人，这些人不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即使白宫的游说人通过积极有效的游说，为航空公司争取到150亿的紧急财政援助。赵小兰在西北航空公司的朋友就在其中。自2001年开始，失业人口增加了160万，“不在岗”的人数增长到400万。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3）

在矿业安全方面，当联邦政府的最高监管者嫁给了共和党的第二号人物之后，想给“利益”冲突下个定义也变得困难。这可能是非法的，但是很可能对矿工不好。助理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纳的资金捐助人包括了一些美国最大的煤矿公司。一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杰夫·扬（Jeff Young），收到了一次会议未编辑过的记录，这次会议的双方是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MSHA）的工作人员以及煤矿经营者罗伯特·莫瑞（Robert Murray）。莫瑞就是麦康纳的竞选捐助者之一。根据扬的报告，莫瑞多次威胁，要通过他煤矿管理机构的行政权力解雇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人员。
莫瑞对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代表说：“米奇·麦康纳说我是美国最好的五个男人之一。而且最后要说的是，我核对过，他和你们的老板睡一张床。”扬说他怀疑，公众如果听到煤矿公司的老板如此施加压力，是否会感到奇怪。但他相信“他们可能会对如此有特色的语言感到奇怪”。更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此事中，受怀疑的检查员被从莫瑞的煤矿调走。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否认了政治压力起了作用。
尽管赵小兰宣称深切关注工人家庭，她却从来没有访问过柯瑞克（Quecreek）的矿工。2002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柯瑞克的九名矿工经历了最后的挣扎，他们使用过时的地图进入了不受工会监管的煤矿。在77个小时里，他们的家人苦苦等待、经受煎熬，等待救援工作的进展。赵小兰深知自己在其他事件中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因此始终没有露面。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副局长的戴维特·麦卡蒂尔（Davitt McAteer），说至少这一点是赵小兰犯得最轻的错误。
麦卡蒂尔说：“这时人们最关注的营救。”但是最后，行政当局居然回避召开一次公众听政会。麦卡蒂尔认为，做出不举行听证会的决定很“愚蠢”，因为“本来可能在公众心里赢得良好的印象”。而且，听众会可以让联邦煤矿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的官员，有权发传票获得煤矿公司的文件和证据。这是找出柯瑞克事故发生原因的最好途径。麦卡蒂尔考虑后说,“这个部门中的一些人看来在掌握公众的反映方面存在问题。”他说，现在预期关注如何帮助矿主，在法律上咬文嚼字，不如迫使他们执行安全和健康的规定。在布什政府上台前不久，麦卡蒂尔就被重新安排了工作。现在接替他工作的是戴维·劳瑞斯基（David Lauriski）,他认为麦卡蒂尔是大错特错。他告诉媒体说:“我认为大家都忘记了我们的使命，是减少伤病，而不是写传票。”劳瑞斯基承认他的部门已经在一些领域削减了预算。但是“并没有减弱执法力度。我们还是依法办事”。煤矿的死亡率，按照他的说法下降了。
但出现了关于军火贸易（如和平维护者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等）的和平论调时，也出现了关于劳工部的“灵活性”、“选择权”以及“自由”(减少传票)的有关言论。人们感到宁愿去面对这种言论，也不想听之任之地面对一个“浓缩”了个人成功的理念，认为即使最地下的美国人也能够赢得权力和影响的女人。
几乎是刚刚接手，布什政府就取消了已经酝酿了12年的工作场所安全条例。这项条例的制订工作从伊丽莎白·多尔开始，经过了对人体工程学保护监管的调查，在2000年最后一刻由克林顿总统签署。布什的班子大笔一挥，宣布这项条例无效，依据一项规定模糊的国会规则而作废。没有辩论，也没有书面文件。为保护血汗工厂、肉类加工厂、计算机工作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重复机械劳动的工人，而通过艰难困苦赢得的条例。赵小兰辩解说，这些条例应该被取消，这样企业就有更多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局2002年结束前，没有向任何一个雇主因工伤问题发出传票。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杂志》报道说：“显然，行政当局信赖自愿遵守的原则，简单地让雇主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不管这些做法是否有效。”
在赵小兰的监管下，布什政府试图关闭妇女办公署下属的十家地方办公室，这些机构负责提供给妇女关于性骚扰、性别歧视、离家出走以及儿童福利等与她们工作场所权益有关的信息。赵小兰没有谈到取消最低工资的问题，她说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她想让各州自愿选择，这样工人和雇主都有更多的“选择权”。2003年，美国军队进入巴格达，90％的军人只有高中毕业证书，来自年收入平均3.3万美元的低收入家庭。赵小兰和她的同事，着手修改国家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法律，传统基金会1995年的论文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最初的立法动议被称之为“家庭时间工作场所灵活性法案”。工会说，这项法案如果执行将取消8000万人的加班工资。劳工部说，实际人数只有1/10。不管人数到底是多少，工会把“灵活性”法案看作是取消“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第一步。“早九晚五”组织的主席艾伦·布拉诺（Ellen Bravo）说：“这个法案应该叫做老板灵活性法案。”政府的超时工作法规对于部分共和党人来说实在太多了。在一次罕见的行动中，六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民主党人站在一起，反对2003年9月的政府动议。保持了数月的一致，这是共和党阵营出现的第一次分歧。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4）

政府已经非常娴熟地把工人的顺从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9·11”事件后，布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给航空公司提供紧急贷款。同样以“国家安全”名义使用禁令方式结束了两家主要航空公司的罢工。2002年，赵小兰宣称，处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建议政府重新实施反工会的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 Hartley Act），强迫西海岸29个港口的一万名停工的码头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国际码头和仓储工会（ILWU）在工人被管理层停工数月后，正在协商一份新合同。赵小兰的前任弗朗西丝·珀金斯曾经拿她的政治生涯做赌注，支持国际码头和仓储工会领导人，组建强大的海岸工会，以及1934年的历史性的大罢工。赵小兰则考虑派军队去镇压国际码头和仓储工会，后又支持总统实施《塔夫特－哈特利法案》。这些举动让人联想起罗纳德·里根的强硬立场，在1981年解雇PATCO组织参加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曾经使用过，但是从来没有因为管理层引发的停工而使用。
赵小兰公开声明：“我们很耐心，但是现在其他工人、小业主还有农民受到了这个纠纷的影响。”事实上，那些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中国和美国的航运业利益，这些利益和赵小兰有多年的密切关系。成吨的海运货物堆积在西海岸的码头上。船主和零售商因为利润损失以及货物损坏而惊惶失措。最担心的莫过于为这些货物提供保险，以及同中国做贸易的人了。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422.9亿美元的货物，其中90.8％都是经过西海岸，国际码头和仓储工作的港口。即使是在停工前，船主已经和大客户，如沃尔玛（WalMart）和盖普(Gap)这些大零售商联合起来，会见了布什政府准备相关策略的特别任务小组，这其中就包括了赵小兰的客户，中国政府控制的中船公司和中远公司。
当美国最强大的工会被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让美国大的海运保险商友邦保险公司松了口气。友邦保险是基辛格的客户，同中国有大的生意往来。友邦保险公司的总裁莫里斯·汉克·格林博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是传统基金会最大的捐助人，以及米奇·麦康纳参议员主要的捐助人。他一定为赵小兰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
2000年大选中，赵小兰是小布什的“先锋”之一，保证了为布什总统竞选提供了10万美元的捐助。她在2000年共和党全国大会的“多元文化”会议上，做了主题演讲。这一次，她重又提起了她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故事，不过这一次宗教是一个主要部分：“对神和家庭的信仰使我坚强，我们内心深知，努力工作，坚持不懈以及新结识的朋友和家人的帮助，我们确实可以实现美国梦。”
有一个人对赵小兰数月后就任劳工部长感到不快。这个人就是全国亚太裔美国人妇女论坛的阮丹琴（Dan-Thanh Nguyen），这个论坛代表了妇女工人，包括西雅图的血汗工厂的女工。当赵小兰就职后来到西雅图，向当地的亚裔社区做自我介绍时，阮和她的组织进行了抗议示威。阮说：“赵小兰反对比尔·拉恩·李，反对赞助性行动，她同独立妇女论坛关系紧密。她反对工会，因为她当了劳工部长，亚裔美国人就能感到高兴吗？”
赵小兰肯定是某些人的美国梦，阮丹琴说：“但不是我们的美国梦，不是所有人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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