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世纪的中新世时期占据着古欧亚“地中海”的位置。西北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构成的凸形弧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的凹形弧包围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这两个地区好像是悬挂在周围的平原上。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海拔高，使这片高原地带的气候极端大陆性，夏季酷暑，冬季严寒。蒙古的库伦气温在零上38℃与零下42℃之间。而在西藏高原则大不一样，它的海拔差异使得当地植物生长情况几乎是南北两极性的。阿尔泰和天山之间的半圆形山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常见的植物层由凹地的森林到山顶的稀有植物，同样具有高山性的特点。亚洲高原的其余地区被一片冬季枯死、夏季萎黄的纵向草原地带所掩盖，草原牧场在灌溉地区是生气勃勃的，在中央旷野地区则是死气沉沉的，正处在撒哈拉沙漠化中。从满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蒙古高原的库伦到马里和巴里赫地区，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牧场延伸形成伊朗和阿富汗的热带干草原，这种草原与地中海区域的草原比较类似。
　　欧亚大陆的纵向草原地带直接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相连接，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直至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正在渐渐地变成荒原：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戈壁沙漠从西南向东北伸展的广阔地区，该地区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一直延伸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三个大沙漠像癌细胞扩散般地蚕食草原地带，这种现象从原始社会起就没有停止过。戈壁沙漠在北蒙古（从古代匈奴人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贝加尔森林、鄂尔浑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流域的草原地区）与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和热河的草原地区）之间的穿插，是蒙古帝国持久性残存的原因之一。沙漠边的草原给今天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里的人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发展绿洲上的城市和商业生活，这些绿洲串接起来，使得地中海世界、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交流成为可能。干枯了的塔里木河岸上，形成了南北两条弧形小道，北面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喀什、费尔干纳及河中地区；南面经过敦煌、和阗、叶尔羌、帕米尔山谷及巴克特里亚。这两条路线经过沙漠和高山时的痕迹就像蚂蚁穿过田野时的痕迹一样显得细长而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条小道结束了我们地球上两个不同世界的隔绝，使得中国人的领地和印欧人的领地之间有了一些细微的接触。它们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商务和宗教经由那里传递，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的佛教使徒们也是从那里经过的。《托勒密书》中提到了希腊、罗马商人曾经企图通过那里获得“丝国”的绢；后汉的中国将领们曾经希望通过那里与伊朗及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因此，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中国政治的一贯政策中就包括维持这条世界贸易大道的畅通无阻。
　　就在这条通往文明的大道北面，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无边无际，道路又细又长，是通往野蛮世界的道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野蛮人的骑兵队的前进是无法阻止的，因为这里的大阿尔泰山似乎与天山的北部支脉更加靠近，在塔尔巴哈台的楚古查克附近的额敏河方向有一个更宽大的缺口，它在裕勒都斯河、伊犁河与伊塞克湖盆地之间是十分宽阔的，而在其西北方向，来自蒙古的骑士脚下正伸展出无边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与俄罗斯草原。从东方草原上来的游牧部落的骑士们曾经不断地穿过塔尔巴哈台的阿拉套山和穆扎尔特山的山口，到西方草原上寻找财富。假如原始社会这种运动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那么如果伊朗的游牧民族，即印欧人种，希腊史学家称之为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或伊朗碑铭上称作塞加人的那些人，曾经从东北向极远的帕兹雷克与米努辛斯克方向迁徙；而在同一时期，有其他的印欧种族人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从喀什到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可能一直到甘肃，那么从东到西的移动是自公元1世纪才开始的，这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等印欧语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有称作“匈”的匈奴人将开始建立原始突厥帝国，因为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而俄罗斯草原则是亚洲草原的延伸。匈奴之后，在公元6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的后代阿瓦尔人，受到突厥人的压迫，从中亚细亚逃亡，先在俄罗斯后在匈牙利建立了统治。此后，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彻涅格突厥人以及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都走的是同一条路。最后，从北京到基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人造草原，这可以说是由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来完成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与历史(2)

这些蒙古游牧部落互相排挤以争夺最好的牧场，有时只是为了畜群的需要他们会不断地迁徙，这种迁徙不定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会持续几个世纪。他们驰骋于大自然为他们铺在马蹄下的广漠无边的草原上，无论在身体结构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便形成了草原内部的历史。关于这些人在黄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不停奔驰，定居民族的史册中只记载了很少的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他们只记载了在他们的万里长城下，或在他们的多瑙河畔的堡垒下，在大同城前，或在锡里斯特拉城前，有过不同的侵略者涌入。然而，关于突厥—蒙古民族内部的一些活动，他们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帝王都邑，喀喇巴尔噶逊与和林先后被一些有统治欲望的人占领，包括公元前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阿瓦尔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纥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部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即使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地识别出曾经统治过其他民族的突厥或蒙古族部落，我们也并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大民族最早的分布情况。现如今，通古斯人一定是居住在北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中游的通古斯卡河流域；蒙古人则聚居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占据西伯利亚西部，及两个突厥斯坦。因为突厥族是后迁入的，在阿尔泰区域的突厥化，只能追溯到公元1世纪，而喀什噶尔的突厥化则在9世纪，河中是在11世纪。在城市，撒马尔罕与喀什一样，仍然以突厥化了的伊朗人为主。根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在蒙古本土上蒙古化了许多原来很可能是突厥人的部落，如阿尔泰的乃蛮部、戈壁的克烈部、察哈尔的汪古部。成吉思汗将所有部落统一于“青蒙古人”的旗下之前，蒙古本土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属于突厥民族的雅库特人仍然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的勒拿河、英的格加河及科累马河的盆地上。这部分突厥人居住在北冰洋沿岸附近，在蒙古人和通古斯以北的通往白令海峡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考虑“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这些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人实际上居住在更远的东北，因为那时不仅在喀什噶尔，就连萨颜岭和大阿尔泰的北麓都被来自“印欧人共同的”故乡——俄罗斯南部的印欧人所占据。这种推测和语言学家们的看法相一致的。伯希和与吉岳木·德·海维西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承认阿尔泰语系与以乌拉尔为轴心的匈芬语系之间存在一种原始联系。然而，即使它们之间有原始的联系，今天的突厥语、蒙古语及通古斯语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使我们想到在那个历史时代共同生存在亚洲东北部的三个不同人种曾经相距甚远。
　　如果突厥－蒙古游牧部落的历史只限于他们的驰骋和随意迁徙时的明争暗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知道的东西就太少了。人类历史主要记载了这些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的多次进犯乃至征服。游牧民族的南下简直可以说是草原居住条件支配下的一种自然法则。无庸置疑，就像12世纪的女真人之前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蒙古人部落仍然是定居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与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的野人，他们过于闭塞地在僻静森林的屏风后面生活，所以对其他的土地丝毫没有渴求。而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则不同，他们以饲养牲畜为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游牧者，畜群寻找牧草，人则跟随畜群。此外，草原还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人是天生的骑士。正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伊朗人或东方的突厥—蒙古人发明了马的装备，就像在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式瓮上所描绘的斯基泰人那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为了用骑兵抵御骑兵，模仿匈奴人用裤子代替了长袍。身手矫健的骑士是马上射箭的好手，他在逃跑的一瞬间从远处把箭射出来袭击敌人（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和匈奴人之箭）。他们作战时用的箭和套绳与追捕野兽时所用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然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交纳赋税时进行抗拒，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气候对成吉思汗来讲又太过于温和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者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作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作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作法。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与历史(3)

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捍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地毫不惭愧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胡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作是民族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的日耳曼国在“移民”的骚乱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斯、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的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捍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捍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蒙古人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 (1)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古代的草原文明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在北方的草原上。奥瑞纳时期的文化就是从旧石器时代起通过这条道路由西伯利亚（在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马耳塔曾经发现过一个“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女神雕像”），传播到中国北部。曾经在甘肃省附近的水洞沟及陕西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发现过埋葬在第四纪地层中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的遗物。同样，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及河北省（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发现有人骨架及装饰品：骨针、有孔的兽牙、骨耳坠子、有孔的贝壳、珠母碎片、赭石块）也同时存在着代表马格德林文化的遗物。
　　新石器时代末期，草原上的西伯利亚大道还充当了饰有“篦纹”的陶器向亚洲倾销的通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种彩陶在俄罗斯中部发展起来，然后传到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再从那里逐步地影响到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公元前2000年初期，美丽的螺线纹彩陶由乌克兰经过西伯利亚传入中国。这种彩陶发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日比科文的施贝尼兹比萨拉比亚的拜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摩库特尼。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这种彩陶得到蓬勃发展，后来在甘肃省半坡彩陶中得以改善。总之，根据塔尔格伦的说法，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时代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多瑙河流域也有较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奥尼耶迪兹文明）。但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时代却是在大约300年后才开始的。马克思·罗尔根据中国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手斧和矛头，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西伯利亚传入的。
　　日益风格化的动物纹式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是草原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这种极其原始的艺术是游牧民族用于装饰的一种奢侈品，例如在马具上的铜制、银制或金制的小牌子。在库班的迈科普的古墓中曾经发现过类似风格的艺术品，比如琉璃花瓶、金质或银质的动物肖像，它们都受了亚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古董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600～前1500年左右的密诺文化中期。可以说，亚述－巴比伦文化的这种直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以著名的克勒梅斯的手斧为标志。
　　据塔尔格伦推测，大概从公元前1200年起，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便已经被一个印欧民族的息姆米里人占领。他们大概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不是经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转移到这里的，原来就居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芬兰著名考古学家认为，第聂伯河流域及库班河流域近期发现的许多古物是息姆米里人留下的。这些遗物主要包括孛罗迪诺的宝藏、什切科沃的青铜镰刀、尼古拉耶夫的铸青铜炉、阿卜拉莫夫卡的青铜镰刀等几乎所有在多瑙河下游及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发现古迹，还有在库班发现的斯达罗米沙斯托夫斯卡雅的金牌及银牛、在特勒克河流域发现的皮亚提戈斯克的古冢，以及库班文化初期的古冢。在俄罗斯南部，所有息姆米里人的艺术都与干扎－哈喇巴克的外高加索文化有关。公元前1400～前1250年，在干扎－哈喇巴克出现过以几何纹动物图形为装饰的美丽的青铜环，一直到8世纪时才消失。这种艺术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青铜艺术繁盛时期的达里什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1300～前1200年左右，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的墓室可以证明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文明过去曾经向突厥斯坦发展。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塞马出品的珍品内可以发现处于低阶段的青铜文化，被称作“有孔手斧”文化。在哈萨克斯坦有一种叫做安德罗诺沃的文化，与“有孔手斧”文化相类似，这种文化一直发展到米努辛斯克时期。这种有孔手斧存在于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初期，曾经对商朝时中国安阳的有孔手斧有过影响。但是它那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以及纯几何图形的装饰，都可证明高加索的动物形象艺术没有在那广泛流传。再往北，一直到叶尼塞河岸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在相当晚的时候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以北方的鹿和马为形象的石刻最引人注意。公元前1150～前950年，大概也就是格里戈利也夫斯克的宝藏和布格河岸尼可拉也夫的铸青铜炉的时代，息姆米里文化在黑海北岸得到继续发展。捷勒克草原上的纯青铜证明库班和格鲁吉亚的勒瓦尔文明有着让人觉得很新奇的联系。这种文明之所以比在草原上的先进，是因为那里出现了铁器以及公元前1000～前900年左右的奇异的青铜腰带，上面雕刻着以狩猎和耕种为背景的动物及人物的图案。另外，在萨马拉与撒拉托夫间的叶克罗夫斯克也发现了青铜文化。塔尔格伦认为克瓦林斯克的坟墓是公元前1200～前700年间的，属于斯基泰人，他们将继息姆米里人统治黑海北岸草原。
　　公元前900～前750年是息姆米里人文化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伽里西亚的密哈勒科瓦宝藏那著名的金冠时代。这些文物表现出它们和高加索文化与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化的联系，它们也属于基辅南面有高加索文化影响的彼德戈尔查宝藏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俄罗斯南部十分盛行一种敖德萨以东的科布列沃的有孔青铜斧和双刃矛头。此外，息姆米里的青铜文化还曾传入罗马尼亚，影响了摩尔达维亚的波尔德－里技斯特罗文化与缪烈文化，以及瓦拉吉亚的瓦尔多布文化，并波及到匈牙利的青铜时代。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塔尔格伦认为，在息姆米里人和色雷斯人还停留在青铜时代的时候，东南方的高加索文化与霍尔斯塔特文化就已经处于铁器时代了。此外，斯基泰人的前驱，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克瓦林斯克文物群在大约公元前900年时就已经有索斯诺瓦雅－马查铸青铜炉，证明当时那里同样属于青铜时代。塔尔塔伦认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间，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正处于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那里存在双刃的有孔手斧，多以几何形的装饰，偶尔可以发现少数用来装饰匕首把的动物图形。毫无疑问，在俄罗斯草原上，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与两个铁器文明（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明与高加索文明）相联系。因此，就像在斯基泰人早期遗物中可以发现霍尔斯塔特的铣刀一样，在息姆米里人的晚期遗物中也可以发现这种铣刀。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 (2)

　　斯基泰人
　　公元前750～前700年，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息姆米里人曾被来自突厥斯坦和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人驱逐。希腊史学家们曾经对此作过记载，后来在亚述王国的编年史里作了补充。希腊人和亚述人对斯基泰人的称呼有所不同，而波斯人与印度人称斯基泰人为萨迦。经专家考证，斯基泰人属于伊朗人种，在“伊朗人的发源地”与今天俄国的突厥斯坦草原过游牧生活，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亚速尔与巴比伦的影响。实际上，亚速尔与巴比伦的文明对于伊朗高原南部的定居者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影响很大。而斯基泰人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萨尔马特人却根本不了解历史上的马兹德教与逐步改变了米底亚－波斯人信仰的锁罗亚斯德改革。
　　在库勒，我们在斯基泰人的瓮上可以看到这种斯基泰人的肖像，如同帕塞波利浮雕上他们的同类塞种人一样，留着胡子和头发，用尖顶帽的帽檐盖住耳朵以抵抗草原上可怕的风，他们上身穿着宽大的衣服，下身的穿着类似米底亚人和波斯人。弓是他们喜欢的武器，而草原上的骏马（刻绘在车尔托姆里克坟墓内的两耳银壶上）更是与他们形影不离。这些骑手没有自己固定的居所，只有马队伴随着他们到处迁徙。一直到1900年之后的13世纪，也就是传教士卜兰迦宾和鲁卜鲁克的时代，这些马队就在这个俄罗斯的草原上追随着成吉思汗。这种车辆上有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的诸如金饰品、马具、地毯之类的财富。我们将在下文里更详细地提到斯基泰艺术的产生及决定这种艺术的一般形式。公元前7世纪至3世纪，斯基泰人一直主宰着俄罗斯草原。
　　语言学家们认为斯基泰人是伊朗人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和突厥－蒙古的匈奴部落相同，这些部落活跃在与斯基泰人同时代的草原的另一端——中国的边境上。事实上，黑海或里海以北的草原游牧生活与在蒙古的草原生活原则上是一样的，只是在蒙古生活更艰苦一些。因此，当我们读到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或看到希腊－斯基泰时代的瓮上刻绘的关于斯基泰人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时，不必感到惊讶，尽管它们会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历史学家或艺术家们所记载或描绘的匈奴、突厥及蒙古人，但斯基泰人无论在体格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与他们相去甚远。也许相同的生活性质使得这两个种族有一些共同的风俗习惯，例如，他们的骑射者都穿着同样的长裤和皮靴，所用的马蹬也是相同的，但那时居住在地中海一带的人及原始的中国人穿的却是长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所以在同一阶段流行着同一种类型的习惯。公元前750～前700年，一部分斯基泰－塞种人经由费尔干纳、喀什噶尔来到了图耳盖河及俄罗斯南部的乌拉尔河，并赶走了息姆米里人。当时，大概一部分息姆米里人被迫逃到匈牙利，而当时匈牙利已经存在其他色雷斯人种的居民了。正是这些逃亡者把一些“宝藏”埋在西拉吉附近的米海尼、海费斯附近的佛科鲁及伽里西亚的密哈勒柯瓦。其余的息姆米里人则穿过色雷斯或科耳奇德逃亡到小亚细亚，又从那里先后流亡到弗里吉亚、伽帕朵西亚及西里西亚，最后到达本都（公元前630年左右）。当时，一部分斯基泰人去追赶他们（公元前720～前700年），但希罗多德却说，这些斯基泰人迷了路之后，从打耳班翻过高加索山，然后进入了亚述王国。公元前678年，斯基泰人的国王伊什巴盖曾经攻击这个王国，但是没有成功。还有一个名叫巴达秃哇的斯基泰国王很有眼光，他主动投靠亚述国，因为亚述国和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侵犯亚述国的西里西亚及伽帕朵西亚边境的息姆米里人。于是，与亚述王国达成共识之后，公元前638年一支斯基泰军队进入本都地区，消灭了最后一批息姆米里人。又过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被希罗多德称作马迪司的巴达秃哇的儿子应亚述国的请求驱逐入侵的米底亚人，大约在公元前628年获得了成功。然而没过多久，米底亚人卷土重来，国王夏哈烈将斯基泰人的首领全部杀死，于是，斯基泰人不得不再次越过高加索山，逃回到俄罗斯南部。70多年的时间里，斯基泰人曾经一度称霸前亚细亚，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他们最引人注意的几次入侵事件。整个这一段时期，这些印欧民族的高大的野蛮人成了最令人感到恐怖的人。从迦帕朵西亚到米底亚，从高加索到叙利亚，他们的骑士无处不在，不停地进行掠夺。这种范围很广的掠夺行为，标志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首次入侵南方文明古国的中心地区。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这种现象仍在不断重复。
　　波斯人取代亚述人成为西亚的主人之后，便极力保护定居的伊朗人，以防来自外部的再次入侵。据希罗多德分析，公元前529年左右，波斯王居鲁士最后一次出兵的交战对象便是马萨格忒人，即乞瓦以东的斯基泰人。大约公元前514～前512年，大流士也对欧洲的斯基泰人发动过一次大的远征，从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草原。斯基泰人则又采用了游牧民族惯用的战术，并不忙于应战，而是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偏远的地方。但大流士没有上当，而是明智地及时撤了回去。希罗多德则把这次“远征俄罗斯”看作是专制君主的一次冒险。其实，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实现“伊朗外部的波斯化，大伊朗的统一”的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然而，他们的这种愿望最终失败了，斯基泰人没有被波斯人同化，而是在俄罗斯南部安居了300多年。不过，大流士的远征至少可以使西亚免遭游牧民族的侵犯。
　　在塔尔格的文章中提到，斯基泰艺术的发现使我们知道斯基泰人占领俄罗斯后的进展。公元前700～前550年，斯基泰人的文化中心在与库班地区及塔蛮半岛离得很近的东南方草原上。马朵诺沙和在米勒果诺夫的古物可以证明当时的斯基泰人已经统治了第聂伯河下游与布格河下游间的乌克兰南部。根据塔尔格的说法，在现今的乌克兰地区斯基泰文化于公元前550～前450才有较明显的发展，在公元前350～前250年左右达到了巅峰。第聂伯河下游的车尔托姆喀及德涅夫等地方国王坟墓中的遗物可以证明这一点。西部的斯基泰人发展的最北端已经达到了森林平原的北界，即基辅往南的沃罗尼基；而东北部的斯基泰人则是沿伏尔加河上至萨拉托夫，在这个区域曾有过重要的发现。塔尔格伦认为，不管怎么说，斯基泰民族或斯基泰化了的索罗马忒人也应该属于伊朗人种，因为他们曾经住在这里。斯基泰人完全可能在俄罗斯南部形成贵族阶级，凌驾于息姆米里人（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之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本维尼斯特先生发现了一些来自斯基泰人的纯粹的伊朗名词，以及一些源自希腊人的记载的色雷斯－弗里吉亚名词。于是，语言学上的只言片语被考古学上的发现所证实了。塔尔格伦写道：“息姆米里青铜时代的哈尔斯达特文化作为一种乡村文化而得以在乌克兰继续存在，尽管斯基泰文化与希腊文化在那里已经根深蒂固了。”还有，斯基泰区域的北部可能居住着一些息姆米里人种的野蛮人，他们并不是斯基泰人，希罗多德称他们为安德罗法戈人、米兰克勒奈人及伊塞顿人，认为他们属于芬匈人种。塔尔格伦确信安德罗法戈人居住在车尔尼戈夫以北，米兰克勒奈人居住在沃罗尼基以北，这两个民族曾经与斯基泰人一起击退了波斯王大流士的入侵。本维尼斯德先生认为，伊塞顿人住在乌拉尔山区的叶喀切林娜堡附近。再补充一点，塔尔格伦认为所谓的莫尔瓦文化是斯基泰人的邻居——芬匈种族的安娜罗法戈人及米兰克勒奈人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遗迹被发现于德斯纳河及奥卡河流域，考古人员只看到一些枯燥的几何形图饰，根本没有任何斯基泰人所绘出的那种动物形象。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 (3)

斯基泰艺术
　　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向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亚的进攻，以及对亚述帝国的大举入侵并不只是政治历史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别忘了，斯基泰人与亚述王国曾经结成过100多年的同盟，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草原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依据。毫无疑问，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驰骋于西亚时就已经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我们还应当在此加以说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也曾受到过克勒特－多瑙河区域霍尔斯塔特的铸铁技术的影响（霍尔斯塔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000或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500或公元前450年间，斯基泰文化存在于公元前700年到前200年间），但主要的是高加索和米底亚国罗尔斯坦地方，由于有各族人民在公元前7世纪的骚动，便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很亲密的关系。弗兰兹·罕撒尔先生同意其在维也纳的同事柯尼格的意见，明确认为在高加索的库班的一大部分青铜古物和在古代米底亚西南部的罗尔斯坦的一部分青铜古物都应该是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在罕撒尔先生看来，库班和罗尔斯坦的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应是属于息姆米里人的。很明显，这两种青铜文化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有关系，斯基泰人和息姆米里人的侵略军的骑兵队曾经在这个时期对这些地区进行过骚扰。关于亚述－巴比伦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有一个无可非议的证据，就是在库班克勒梅斯城出土的金铁合制手斧，据考证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物品。在这个手斧上装饰着古代亚述－巴比伦（及罗尔斯坦）古老的画题，两个野山羊站在一棵生命树的旁边，附近还有一只美丽的鹿；这种形象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它也很明显地也受了亚述王国动物象形艺术的影响，但已突出地表现出它是斯基泰式的，是为了装饰目的而制造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斯基泰人的动物象形艺术曾经把人们称之为亚述人（或希腊人）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艺术改变为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正式建立表现在那些同样存在于库班地区的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坟墓中的金质动物上，这些无疑也是公元前6世纪的东西，而且金鹿的角具有螺旋式的风格。所以，草原上的美学曾在俄罗斯南部流行了好几百年，它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向东方发展，一直到达蒙古及中国。最初，草原美学有两种趋势出现：一种是写实主义的趋势，毫无疑问，它一方面受到亚述－阿契美尼德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希腊方面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另一种是装饰主义的趋势，正如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它曾把前一种趋势歪曲，改变形式，以达到纯装饰的目的。最终，这个驯马和打猎民族从来就不忽视的所谓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装饰风格化的一种支持和借口。
　　这种艺术趋势可以用游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来说明，不论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聚居地，也没有奢侈的建筑物，塑像、浮雕及绘画是现实主义的表现物，但他们对这些东西却是门外汉。他们的一切奢侈都仅仅表现在衣冠、金首饰、驾具及马具上。这些物件，比如钩子、腰带牌子、马具牌子、剑环、马具环、驾具装饰品、各种柄子，更不要说地毯，似乎必定要加以美化，甚至使徽章图形化。此外，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论他们是伊朗人种的斯基泰人，还是突厥－蒙古人种的匈奴人，都是在马背上度过他们的一生，草原上的生活主要是追逐野鹿或野驴群，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观看狼追逐野羊。这是很自然的，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嗜好奢侈的个性所致。他们在受到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后所能够记在心中的只是对徽章图形和动物争斗图的考究。最后，安德生还注意到，草原上的这些狩猎者们的动物形象艺术里很明显地夹杂着巫术，这与法国古代的马德林人在骨头上雕刻图画一样。
　　希腊－斯基泰的金饰品是希腊艺术家们的创作，只在主题上是斯基泰的，这些艺术家们为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籍移民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上的君主们工作。如果把这些金饰品除外，那么我们在斯基泰艺术中处处可以发现他们所刻绘的动物都是些用于装饰的几何图形。根据谢福尔德的研究，我们在科斯特罗姆斯卡雅及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在克里米亚半岛库勒－奥巴发现了公元前450～前350年间的艺术，在“彼得大帝宝藏”里发现了来自西伯利亚西部萨尔马特时代（公元前1世纪）的艺术，在外贝加尔省的乌丁斯克发现公元元年前后的匈奴艺术。在这些艺术里可以看到鹿角、马的鬃毛以至于野猫的爪子，被雕绘成环形和螺旋形，有时会把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在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儿马特艺术及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的艺术中也含有同样意味的作品，马的上唇反卷成蜗牛形。有时对动物的仿效是如此全面，它们之间的互相穿插和组合非常巧妙，尽管还存着现实主义，但要把这些鹿、马、熊或虎的头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很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巴好像树叶似的在顶点展开。于是，动物形象艺术的现实主义终于迷失于充满着装饰意味的图案中。
　　草原上的艺术和与其邻近的定居者的艺术是不相同的，例如斯基泰艺术与亚述－阿契美尼德艺术、匈奴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但从他们刻绘的内容看却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描绘猎狩及野兽的争斗场面方面。亚述－阿契美尼德式的或中国汉朝时代的动物形象艺术是古典派的，线条明快简洁。草原艺术则着重于轮廓，层层涂色，与古典派大不相同。亚述人及阿契美尼德人同中国汉朝人一样，他们所刻绘的动物是行走状态的，多是在一个简单清晰的布景内互相追逐或互相恫吓。草原上的艺术家们，不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常常将正在互相搏斗的动物刻画得如同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他们刻绘的内容多倾向于动物四肢受到损伤，时常以野猫、熊、鹫或鹰和被它们咬住的马或鹿的扭曲身体作为刻绘的艺术内容。在这里没有任何速度，没有任何逃避。如我们刚才所讲过的，有的是耐心和有步骤的互相厮杀，似乎牺牲者常常是要同凶手同归于尽。相反地，尽管有这种“缓慢”，内在的生命力很快就成为悲剧的巨大动力，如果是灿烂耀眼的风格扰乱并繁荣了艺术形式的话，那么它便抹去了通常以屠杀为题材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极不均衡地分散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及黄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草原的斯基泰艺术曾经发展到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对喀山附近的阿纳尼诺文化（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也有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文化是属于匈奴人种的，因为在那里的一个藏品丰富的古冢内找到了尖头斧和普通的青铜匕首，其上有一些斯基泰式的动物刻绘，特别是些有卷曲形走兽的题材，但表现手法相当简单和贫乏。不过，根据塔尔格伦的研究，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艺术只是部分地被阿纳尼诺文化所采用，因为它的基本装饰还是依照以前所固有的几何图案形的。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却不完全是这样，阿尔泰地区这个重要的冶金业中心，在青铜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还在继续出产仅刻有几何图形的有孔手斧，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尔克的“尖角式”的刻绘。但这一时代也有过一种风格简单和质朴的动物形铜器，与其他地方出土的风格复杂的铜器不同。波罗夫卡曾在米努辛斯克寻找过草原艺术在地图上及年代学上的起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曾经认为黑海与北直隶湾（今渤海湾）之间的米努辛斯克实际上就是草原几何形艺术的所在地，在那里阿尔泰地区的老冶金工们用他们的锤子制造了最早的简单动物形象艺术品；到后来这种艺术流传至西南方，斯基泰人便利用亚述－阿契美尼德人的艺术也把它丰富化了；流传至东南方时，则又被匈奴人利用中国人的艺术把它也丰富化了，这是真的吗？或者相反，如同罗斯托弗泽夫所设想的，米努辛斯克艺术中动物形象的贫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途中贫乏化了，犹如阿纳尼诺艺术形式是由于斯基泰艺术在传往白姆森林的途中贫乏化了一样，但这又是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所谓阿纳尼诺文化及米努辛斯克文化只不过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一种衰弱的回声而已。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只能证明在俄罗斯南部初期文化中，即自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仍然是很质朴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为主，例如，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及库勒－奥巴冢中的铜器（公元前5～前4世纪时的物品），库班的“七兄弟”、克勒梅斯、乌尔斯基及科斯罗姆斯卡雅，在基辅附近的契吉林等地出土的铜器。在公元前5～前4世纪时，草原艺术的风格化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如在亚速海岸米利托波耳附近索洛喀出土的文物，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个上面刻绘着斯基泰艺术题材的美丽的希腊金器旁边，有动物雕刻家刻下的有特殊色彩穿插和点缀的旋涡状装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也发现过同样的古物，在那里镂雕的铜器本身就是雕琢出的花纹和枝叶穿插组成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4)

　萨尔马特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我们在乌拉尔山旁边奥伦堡地区的普罗柯罗夫卡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时的一种以矛枪贮藏所为代表的区域文化。矛枪是萨尔马特人的特有武器，根据罗斯托弗泽夫的研究，普罗柯罗夫卡的墓穴很有力地说明萨尔马特人部落第一次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出现。尽管如此，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这些与斯基泰人同一个种族并属同一个北方伊朗游牧集团的萨尔马特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里海北岸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向克里米亚半岛。波里比阿曾经在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这个强大的民族是。虽然他们都是兄弟游牧民族，新来的却明显不同于早到的。上文提到的斯基泰人，在我们面前是些骑射手，戴着萨斯式的无檐帽子，穿着宽大的衣服，他们是接触过希腊他们是接触过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并发展了一种形象艺术，在风格方面永远保存着自然派造型艺术的遗风。而萨尔马特人基本上是持矛骑兵，戴着圆锥形的头盔，穿着铁环编成的甲胄，他们的艺术，基本上还是动物雕刻家的，在风格和几何绘图装饰方面表现出一种比斯基泰人更为独特的风格，他们热衷于在金属上用彩色釉质镶嵌，总之，他们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基础上点缀了特殊的花纹，产生了一种“东方的美感”。这种艺术由萨尔马特人传给了哥特人，再由哥特人传给日耳曼人。在叶喀切林诺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德罗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基泰艺术于公元前3世纪时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萨尔马特艺术是公元前3～前2世纪在俄罗斯南方建立起来的，不仅表现在库班地区的别罗瓦、摩吉拉、阿克塔尼佐夫卡、阿纳巴、斯塔夫罗波耳、喀金斯科耶及库尔兹希普所制造的金属首饰上，还表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丽沙维托夫斯卡雅的萨儿忒人的器具上，以及著名的迈科普的镶釉的银质裤带上。这个银裤带上镶有一只正在吞吃山羊的鹰，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萨尔马特人的作品。这样的风格继续表现于后一时代的萨尔马特人的金牌子上，例如在顿河河口附近的达甘罗格及费杜洛沃，库班河口附近的西维尔斯卡雅（公元前2世纪）以及在公元1世纪时亚速海附近的（新）车尔卡斯克，在乌斯特－拉宾卡雅，在佐波夫农场，以及在库班地区阿马维尔等地方所出土的物品中。
　　这些文物，尤其是与迈科普裤带上的金牌子与西伯利亚西部的金质与银质牌子有联系的。在今天，这些金牌子属于“彼得大帝宝藏”，它们的上面装饰有鹰和野羊，虎和野羊，鹰和牛，鹰和虎等动物间的争斗图，都别具风格。波罗夫卡认为，这些西伯利亚的金牌子是公元前3～前2世纪的产物，梅哈特认为它们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而罗斯泽夫则认为它们应当是在公元1世纪。有人甚至企图把西伯利亚西部出土的金牌子归于与萨尔马特人有血统关系的居民，所以，根据前苏联最近的发现，从米努辛斯克附近鄂格拉克忒，一直到西伯利亚中部所发现的这个时代的人的骨骼决不可能是属于突厥－蒙古人种。不过他们很可能是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及塞种人有来往的印欧血统的居民。
　　奥瑞纳文化
　　欧洲旧时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石器工艺传统和艺术传统。奥瑞纳的艺术代表着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传统，由原来粗劣的尝试之作转变成一种完美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Ａｒｙａｎ，雅利安人，源自梵文，意为高贵，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亦名雅利安语，南亚印欧诸语言即是源于雅利安语。19世纪，雅利安语一名用作印欧语的同义词，现在此名在语言学上，仅限于指印度－雅利安语的一支。在19世纪，由于戈宾洛伯爵及其门徒Ｈ．Ｓ．张伯伦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学说，认为凡是讲印欧语言的人们，凡是被认为对人类一切进步有关的人，以及凡是道德上高于闪米特人、黑种人以及黄种人的，都是雅利安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被认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学说在20世纪30～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抛弃，却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最早的马大约出现在南俄草原，相信是游牧民驯化的，并且很快即被用于军事。在使骑战完善的诸种技术发明里面，马蹬的意义尤其重大。依靠它，骑手乘骑时可以固定身体，从而解放了双手，它使北方游牧民在很长时期内对定居人的骑兵保持着绝对优势。欧洲普遍使用马镫还是在6世纪阿瓦尔人入侵之后的事情。



草原上的古代史草原文明(5)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的冶金中心变成了一个新的活动基地。塔尔格伦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用石头造的矩形墓穴，这个时代称作青铜时代第三期，即梅哈特所说的“全青铜时代”。这个时代以动物题材艺术的丰富为特点，比较典型的有卧鹿、站鹿、向后看的鹿及蜷曲着的动物。据塔尔格伦分析，这些蜷曲有形动物题材是从俄罗斯南部传来的。
　　公元前500～前300年代也是西伯利亚青铜制匕首、刀子和“杯状大锅”的初次生产时代。这种“杯状大锅”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并且在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一直传播到匈牙利。米努辛斯克和达尔斯科耶的刀子很薄的，稍稍弯曲，在把柄末尾常有一个雕刻细致的鹿头，流行于蒙古各地，一直到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大约在公元前300～前200年间，米努辛斯克正处在铁器盛行时代，出现了一种部分是铜、部分是铁的尖斧，以及埋葬着很多人的大坟墓。此外，梅哈特还毫不怀疑地认为米努辛斯克曾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时为我们遗留下了雕有斗牛或斗马的装饰用青铜牌子，其上动物的耳朵、蹄子、尾巴、筋、毛都是”苜蓿形的凹刻”，这种雕刻术明显地和俄罗斯南部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萨尔马特艺术有联系。许多考古学家推测，米努辛斯克后来又把这种艺术传给了鄂尔多斯的匈奴人。
　　米努辛斯克处于萨彦岭北麓。鄂毕河、卡通河发源地附近、大阿尔泰山北麓的巴西鲁克比它更靠西南方。格里亚斯诺夫考察团于1929年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稍早一点的墓葬，其中有“戴着北极鹿面具”的马尸。这种发现可以证明当地居民已经以马代替鹿使用了。在这种马的面具和皮制、木制及金制的鞍辔上有动物形花纹装饰。例如飞奔着的野山羊和鹿，展开双翼的鹰正在啄死一只野山羊，几个豹子正踏在鹿和野山羊的身上，一只鹫踏在倒在地上的鹿身上，公鸡正在打架等。所有这些题材都接近于斯基泰，甚至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而没有为了装饰而复杂化。井然有条而朴素的风格，有时胜于使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在巴西鲁克还发现有胡子的怪面饰，很明显是起源于希腊－罗马，其灵感则毫无疑问是出自息姆米里人的希腊化了的博斯佛尔王国。在同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这种希腊－罗马式的怪面饰亦出现于米努辛斯克组合中。至于阿尔泰组合，它除了巴西鲁克之外，还包括基伯、哈喇科尔和卫罗丁的古墓，这些古物大都是公元前1世纪的，属于萨尔马特型。基伯组合中的古物有同样的动物形象艺术，风格仍然是朴实而近于现实主义。基伯的一件中国漆器，是公元前86～前48年的物品，帮助我们确定了这个艺术中心存在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以加丹打的古墓为代表，它给我们留下了木刻，上面有几个熊正在与长着鸟头并且有角的鹿撕打，还有青铜片以及绘有动物图案的纺织品，这些图案中有鹰和鹿的争斗，它与同一时代（公元2年）在蒙古诺音乌拉的匈奴艺术题材相同。同样，诺音乌拉留给我们的确实是从息姆米里人居住的博斯佛尔来的希腊纺织品，米努森斯克附近特思的古墓也为我们证实了直至野蛮民族大侵略时代之前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黑海地区样式耳环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公元后最初的两个世纪，米努森斯克周围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曾一度繁荣，这种文化被特普鲁科夫称作达什特克文化，米努辛斯克以北60公里和在都巴河会流处以北鄂格拉克忒村中发现的古物都明显地属于这种文化，其中有中国后汉时代绘制在丝织品上的美丽的动物岩画。
　　不久，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的这些斯基泰－萨尔马特类艺术中心自行消亡了，或者，更准确些说，是自行转变了。因为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还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根据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公元5世纪，这个地方就已经被几个突厥部落征服了。他们是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史学家们曾提到过他们。特普鲁科夫认为，在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取代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种贵族。但是，在米努辛斯克、巴西鲁克和加丹打的文化中心自行消亡之前，他们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正是他们把具有显著风格的动物形象艺术和草原艺术传播给蒙古地区和鄂尔多斯的匈奴民族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1)

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当伊朗的游牧人，即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占据俄罗斯南部以及图耳盖与西伯利亚西部的草原地带时，草原地带东部却处于突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近似于罗马人和印度人对于这个野蛮民族称作“浑”、“浑尼”或“胡那”。在中国史书里，从公元前3世纪秦朝开始，明确出现了“匈奴”这个名称，而在这之前，即公元前9～前8世纪时，匈奴人被中国人叫作“严狁”，或更不确切地称作“胡人”。在早期历史中，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马斯佩罗认为，在今日北京的西方与西北方在古代时居住着的北戎，就是这个胡人的一个部落。至于其他部落，则在公元前4世纪时被赵国的汉人所降服。约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甚至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最北部大同地区和现在的鄂尔多斯北部。如上文所述，为了抵御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陕西）与赵国（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防御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彻底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还借用了他们的羽饰帽、“三尾服”和战国时期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同样，为了抵御匈奴，赵国及其邻国的汉人们开始在北方的边境上建筑防御工事，到后来，秦始皇把它们合并并加以补充，修成了后来的万里长城。
　　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匈奴人成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个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犁孤涂单于”，汉语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犁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很可能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大官员，屠耆，即左右贤王”，屠耆的汉语译音近似突厥字“多格里”，其意为“正直、忠实”。在某种程度上，以游牧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住所而言，单于驻留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成吉思汗族蒙古人的首都哈拉和林。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位继承人，居于东部，毫无疑问是在克鲁伦河上游一带；右贤王居西方，或者，根据赫尔曼的看法，是在今日杭爱山区的乌里雅苏台方向。在贤王之下的匈奴官级如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迁徙中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依照突厥－蒙古人的习惯，这支军队在驻营时一般是面向南方，匈奴人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包括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都是如此。
　　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与蒙古人中再次看到。戴遂良概括地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硕大的头，脸宽，颧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戴着一个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白鸟库吉认为匈奴人留有辫子，他们把这种习惯传给了以后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及蒙古人）。眉毛是浓重的，眼睛凸出像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
　　上面所说的服装穿着方法，特别是用皮带系住长裤子，在这一点上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相同的。他们还有几种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例如在殉葬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都在酋长们的坟墓前杀死亡人的妻妾和随从，匈奴人有时要杀百人或千人左右。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西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与眉毛齐平处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以为酒杯之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有同样的习惯，在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上单于便是用月氏王的头盖骨饮酒。况且，匈奴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都是好割人头的。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人将他们割下来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并将人头皮系在马缰上以此为荣。在匈奴人的后代与第6世纪突厥人中，一个战士的坟墓上积累着与他一生所杀的人数同样数量的石头，并把这种作法看得十分神圣。印欧族游牧人与突厥－蒙古人有同样的血腥气味。斯基泰人将敌人的血洒在坟墓里，并要喝掉被自己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为了表示对订立盟约的重视，匈奴人在同一个头盖骨里饮血。为了悼念死者，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同样把脸用刀子划破，“以便血泪合流”。
　　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者。他们的马、牛、羊与骆驼群将会决定他们生存的节奏。匈奴人的迁徙和这些家畜的移动，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食，这令多数吃素的汉人感到惊奇。他们穿的是皮衣，睡在毛皮上，把在毡帐下扎营。至于他们的宗教萨满教，是以祭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活动内容的无明确教义的宗教。他们的最高统帅或单于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召开大会，以统计人畜数量。中国作家们的描述告诉我们，这些野蛮人有掠夺的习惯，他们在令人难以预知的时间出现于农业社会的边境，抢劫人畜和财富，然后，在尚未遇到还击之前，便带上战利品逃亡。当被追击的时候，他们采用是将汉人军队诱至戈壁或草原旷野的战术，用飞箭把敌人包围，在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只等到对方因饥渴和完全失去信心而精疲力竭时，再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他们的骑兵机动灵活、箭法高超，在草原上，从最早的匈奴到成吉思汗，这种战术一直少有变化。这种战术在所有擅骑射的民族中，不论是东方的匈奴还是西方的斯基泰都是相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可能的灾难来临之前就撤退了。中国的将领们却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通常被匈奴人的诡计诱到戈壁深处而遭到屠杀。
　　说到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匈奴人的语言归属问题，有些作者，如白鸟库吉，认为他们属于蒙古人。伯希和却恰恰相反，他在利用汉文译音作出了某些语言学上的复原时，宁可认为他们是突厥族，尤其是他们的头领。
　　匈奴人拥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其代表作品主要是腰带上的金牌子和其他金属牌装饰品，如装备在鞍辔上的铜钩子与钮子，上面有特殊的动物画像，或者表现在长矛柄头上，它以牝鹿的形态最具代表性。这种艺术时常被称作“鄂尔多斯艺术”，这种称呼来源于蒙古的鄂尔多斯部落。这个部落从16世纪起便占据了陕西北部河套地区，在那里发现了特别丰富的古物。我们现所讲的这种艺术其实就是草原特殊动物艺术的一个简单的分支。我们在上文看到草原艺术在俄罗斯南部受到亚述－伊朗与希腊的影响。不论是原始形的还者是现代派的，米努辛斯克的艺术总是足够的简化，在它进入鄂尔多斯后，便和中国美术发生融合，草原艺术对中国美术，中国美术对鄂尔多斯青铜，二者间便相互产生了的影响。有些金属牌子的上面刻绘有马的争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的搏斗图，在有些长矛柄头上则雕刻有圆形凸起的牡鹿或红鹿形象，从这里可以看出鄂尔多斯艺术尽管具有较多的题材和虚构，但与米努辛斯克艺术还是非常相近的。
　　据考古学家们的最新发现，蒙古及鄂尔多斯的匈奴艺术和斯基泰艺术是同样古老的。1933年，瑞典考古学者阿恩认为，滦平与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甚至于4世纪下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战国时代的中国艺术形成，这种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时繁荣起来的，所以把鄂尔多斯最早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时代中国艺术的出现更远溯到公元前650年。所以，草原艺术中的鄂尔多斯艺术中部分是早已存在的，它能够改变周朝中叶时中国的装饰美术。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曾经将周朝中叶的古代青铜装饰转变为所谓战国式艺术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是符合社会演变规律的。
　　匈奴艺术的主要发现地点分布在从贝加尔湖至河北、山西、陕西边境的区域内。在北方，外贝加尔省赤塔的墓葬，曾被梅哈特确定为公元前2～前1世纪；同时还有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列斯都伊斯克的墓葬，在那里发现过西伯利亚式金属牌与公元前118年起发行的汉代铸币。在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科兹洛夫（ｋｏｚｌｏｖ）考察团曾发现过一个匈奴王的墓葬，内有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华丽的毛织品上绘有同一种风格的图案（鹰和鹿的争斗，野猫与牦牛的争斗）；所有的题材都是用萨尔马特－阿尔泰的方式进行处理的；还有一件希腊纺织品，绘有一个留有上唇须的人物，乘四轮马车，它无疑是出自息姆米里亚统治下博斯佛尔城的某个艺术家之手；最后是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上面就记载了日期。或许我们应当把离那里不远的鄂尔浑河流域笃伯勒赤与伊勒赫－阿里克发现的壁画归于一类，尽管缺少日期记载，但壁画上对鹿的绝妙表现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原来绥远省的一部分——察哈尔与热河一带，有许多地方出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例如在承德附近的滦平，在张家口以北多伦诺尔西的哈丁苏木与哈隆－沃索，从张家口以南去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鄂尔多斯与陕西北部边界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部分古物中有一个中国“刀币”，其上刻有“ｔｕ”（土？）的文字，可作日期鉴定，它是属于公元前480～前250年间战国时代在中国通用的一种货币形式。假使鄂尔多斯青铜的一大部分，即内蒙古的匈奴青铜器，与战国（公元前5～前3世纪）同时代，那么同一种艺术就在整个汉朝（公元前2世纪初～3世纪初）继续在原地以及外蒙古生存繁荣起来。在诺音－乌拉发掘出的古物和鄂尔多斯出土的这个时代的多头动物形的青铜牌均可为此作证。此外，在我们的陈列品里有带匈奴艺术花纹的中国青铜纽扣，很明显，它是由汉朝艺术家们根据鄂尔多斯式样仿造的。在这以后的时代，即在中国所称的六朝（公元4～6世纪）时期，鄂尔多斯艺术对中国青铜器的影响并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动物均体态弯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缠绕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草原艺术同样影响着大侵略时期西方的扣钩、金属牌和装饰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器一直到9世纪还保持着草原上古老艺术的特点。同样的艺术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落还在延续，一些教徒用的小铜器十字架、鸽子及祈愿龛的上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艺术的影子。这些古物在鄂多尔斯和它的邻境都有大批出土。而且，在整个西夏时代（公元11～12世纪）纯粹的鄂尔多斯金属牌都能制造，除非引起了萨莫尼先生注意的西夏字体是重新刻制上去的，或者，这些不作流通的西夏文副本是赝品。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2)

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当时正是中国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时期。秦国的创立者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从公元前215年起，他与大将蒙恬完成了万里长城的建筑，以防匈奴人进攻中国领土。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人从现在的鄂尔多斯，即河套地区驱走。但匈奴人在他们的单于头曼（约死于公元前210～前209年）的率领下开始扩张领土，出击月氏人。在那个时候月氏人已经居住在甘肃西部，我们将在下文讲到它。头曼的儿子和继承者冒顿（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在东方打败了东胡，即满洲边境上的其他野蛮人；他利用秦亡汉兴（公元前206～前202年）时期中国为内战所耗十分衰弱的机会，于公元前201年侵入山西省，围困了首邑太原。汉朝的创始者汉高祖亲自前往相救，驱走匈奴，但其后自己却被围于平城附近的白登台（在今天山西大同县境的古边境）。他在谈判中骗过了这些野蛮人，将一位公主也许只是个侍女赠与单于为妻，以至于能够从困境中逃脱，正如后代的中国诗人所唱的，可怜的“鹧鸪”被投给“蒙古的野鸟”。此外，公元前177或公元前176年，冒顿对甘肃西部的月氏人进行初次沉重的打击，但自夸说把他们征服了。他的儿子和继承者老上（约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将月氏人完全击败，将月氏王的头颅砍下做成酒杯。月氏人被驱逐出甘肃，被迫向西方迁徙，因而引起了历史上所记载的亚洲高原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
　　月氏这一名称是我们从汉文的译音，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下得来的，已经存在很长时期。许多东方学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正是从这一迁徙中了解到他们）以及希腊史书称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就此看来，吐火罗与印度－斯基泰是一个民族在它生存的两个时代中的不同名称，它被认为是斯基泰族系，即印欧种族人。这个不同名称的统一化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根据中国史学家们的证明，现今甘肃西部在公元前2世纪时为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时就声明过在今天甘肃省张掖地区存在一个塔古罗民族、一座塔古龙山、一个托加拉城。另一方面，斯特拉波举出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各族中有吐火罗人，这个时间正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月氏人在他们迁徙告一段落而来到了大夏国边境的时候，大夏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地方。由于一个并行的事实不断地被提到，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把中国史书里记载的月氏当作希腊史学家的“Ｔｏｋｈａｙｏｉ”，梵文记载里的“Ｔｕｋｈａｒｏｉ”，以及后来罗马帝国时代的印度－塞人，这将是一个可取的重要论证。另外，塔里木河以北的绿洲地区，即便不是月氏人的最初领地（因为他们的原籍是甘肃），但至少是与他们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部落的领地。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在中世纪早期（公元5～8世纪）时流通着的印欧语言，就是语言学家们在先前尚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而在今天却只满足将其叫作库车语，喀喇沙尔语等等。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历史的早期，印欧人部落就已经向远东推进。事实上，在公元以前似乎有斯基泰－萨尔马特族系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西部，或者米努辛斯克区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天山南北两麓，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一带有说东伊朗语的塞种人居住，这也是事实。这种事实导致我们同意这种假设。所以，今天的东突厥斯坦一大部分地区是被印欧人种占据，不论他们是喀什的东伊朗人还是库车、甘肃一带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
　　但中国官方历史学给我们的最早报道使我们看到印欧语系人在这些远方的据点上的第一次败退。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匈奴人在他们的冒顿单于（约公元前209～前174年）领导之下，给月氏人以沉重的打击。他的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前161年）杀了月氏王，以其头颅作酒器，并强迫月氏人离开了甘肃，从北戈壁逃亡到西方。只有这些月氏人的一部分，汉人叫作小月氏，定居于祁连山南羌人或西藏人的区域中。据《前汉书》记载，他们在250年之后采用了吐蕃人的语言。其他的月氏部落，汉人叫作大月氏，则在走出戈壁沙漠之后，企图定居于伊犁河流域与伊塞克湖盆地，但不久他们又被乌孙人驱逐走了。中国史学家们认为这种乌孙人是蓝色眼睛、赭色胡须的人种。查本梯尔把“乌孙”这个名称与“阿西奥”联系起来，即与阿兰族系中萨尔马特人的另一名称相联系，把这种乌孙人视作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个乌孙人就像月氏人与匈奴人的推进一样，其一部分向南俄罗斯方向移居，但比我们估计的时间更早一些，但我们看到斯基泰人已经渐渐地被萨儿马特人所代替了。还有这样一个新的假设，被匈奴人从甘肃驱逐出去的月氏人在向西方迁徙的过程中，对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形成了很强的冲击。乌孙人虽然被入侵者即刻征服了，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在匈奴的帮助之下重新夺回了地盘。这时月氏人又不得不再次向西移动，来到了锡尔河上游，该河即希腊地理学者所称的亚克苏斯河，在费尔干纳省，中国地理学者把这里称做大宛。《前汉书》曾记载月氏人来到这里，他们曾到过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的边境。毫无疑问，在这个王国内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欧克拉梯德建立了他的统治，我们认为这是在公元前160年左右。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3)

　匈奴首战告捷与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终结
　　塔什干地区、费尔干纳及喀什地区是中国人称作“塞”（古代拼音为Ｓｓｅｋ），波斯人与印度人称作“萨迦”（Ｓａｋａ或ｓｈａｋａ），希腊人称作“萨盖”（Ｓａｋａｉ），我们则称之为“萨斯”（Ｓａｃｅｓ）的亚洲斯基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个民族确实属于斯基泰－萨尔马特这个大族系，即西北草原上的伊朗游牧人中的一个支派。在语言方面，自鲁德斯的著作之后，人们相信可以把萨迦语归属于他们。萨迦语是东伊朗语中的一种方言，斯坦因的考察团曾在于阗发现上中古时代的许多手抄本。月氏人在萨迦居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这些游牧人便大举入侵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希腊王子们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达恩时代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萨迦人在月氏人的压迫之下越过索格底安那，进入巴克特里亚并战胜了希腊人。因此，就在公元前140～前130年，巴克特里亚曾被游牧部落从希腊王赫利克勒斯的手中夺下。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在这些部落中最有名的要算阿西奥人、巴西奥人、吐火罗人及萨迦罗莱人，他们都来自于锡尔河以北的地方。但我们也很难正确地辨别出这些部落。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查本梯尔把阿西奥人看作是中国史学家们所说的在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罗莱或萨罗喀好像是一个古代的萨迦部落。至于吐火罗人，在贝利干最近的一个假设里他们被认为是月氏民族的核心部落。
　　根据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公元前128年，当中国的使臣张骞去拜访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就已经征服并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据《前汉书》记载，在那里，他们建都于监氏城。羽田亨以为这个城名就是马拉坎达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字“坎达”的译音。两部中国史书都说月氏人曾经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但实际上大夏好像并没有被占领。达恩先生竟然认为月氏人所征服的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是希腊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说明萨迦人并没有将希腊人驱逐出巴克特里亚。再者，许多东方学者认为，此后不久，公元前126年，为了争夺“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以外的权力，月氏人渡过阿姆河，占领了那里的土地。他们的见解与《后汉书》的有些段落相符合，据《后汉书》记载，月氏人移居到大夏后，由五个首领或翎侯瓜分了其领土。而这一事件在几乎同一时代的《前汉书》的记载却不十分明确。它仅仅告诉我们，大夏（巴克特里亚）本来没有君主，只有城邑里的小官，整个民族都十分弱小，月氏人入侵的时候，自然没有抵御能力，被敌人轻易地臣服了。这种意义模糊、模棱两可的文句不会让人得出任何结论。但在《后汉书》里对这个事件却有明确记载，说在公元84年，中国将领班超曾要求月氏国王劝说康居（索格底安那）国王。这说明当时索格底安那与月氏国是有区别的。因此，月氏人肯定不在索格底安那所处的位置，只有可能再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方向才有可能找到他们。月氏人在阿姆河北岸稍作停留之后即渡河来到巴克特里亚，降服了那里的萨迦人。根据达恩的看法，月氏人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民族性的大迁移、大骚动，是游牧民族通过伊朗东部的一次逆流的信号。在被月氏人驱逐到西方之后，萨迦人占据了德兰基亚尼（塞伊斯坦）与阿剌硕西亚（坎大哈）。这是一次永久性的占领，因为这些地区的名称从那时起便由伊朗地名词变成了萨迦国的“萨迦塔那”，在近代波斯文中则为“塞伊斯坦”。
　　这些游牧民族从塞伊斯坦出发，直奔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帝国弗拉特二世，因为在米底亚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克七世企图重新征服的威胁，极不谨慎地去求救于这些野蛮人。后者前往救之，但不久便倒戈相向，战败并杀死了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28或127年）。据特罗格·庞拜记载，帕提亚的新国王阿儿达班二世在反攻吐火罗人时（公元前124或123年）受了重伤。这似乎就可以证实中国史书的所记载的，正如我们所假设的，月氏人就是希腊的吐火罗人，他们在这个时期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并从那时起“巴克特里亚”成为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国王密特里达特二世（公元前123～公元前88年在位）却真正地拦截住了游牧人的侵犯并凌驾于塞伊斯坦萨迦人之上。但在公元前77年时，伊朗的萨伽罗莱人相当的强盛，他们终于在帕提亚国的王位上安置了一个他们挑选出来的安息王室成员西讷特罗克斯。这时，他们的被保护者西讷特罗克斯企图反对他们，但最终被他们击败而死（约在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萨迦人与月氏人以后的命运如何只能由伊朗与印度的历史来说明。我们在这里只提到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即萨迦人从塞伊斯坦与坎大哈进入到喀布尔与旁遮普，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后，他们又流亡到摩尔瓦瞿折罗，在那里萨迦人的总督一直将政权维持到公元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书告诉我们，公元1世纪，那里出现了古莎纳（汉译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个古莎纳人是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个氏族中的一个。
　　据《后汉书》记载，古莎纳人的首领名叫丘就却，即古代银币上的库居拉·伽迪腓斯。他吞并了其他氏族之后建立了古莎纳帝国，也就是希腊人与罗马人所称的印度－塞人帝国。古莎纳的皇帝们，包括丘就却（或称伽迪腓斯一世），公元30～91年在位；阎膏珍（或称维摩伽迪腓斯二世），约公元92～132年在位；伽腻色迦，约公元144～172年在位；胡维色迦，约公元172～217年在位；维苏提坡，约公元217～244年在位。这些人又把他们的统治从喀布尔扩展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包括旁遮普与末度罗。在佛教向中亚细亚的传播过程中，迦腻色迦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匈奴人第一次扩张对亚洲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匈奴人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这个事件会波及到亚细亚和印度，可以此事的影响之巨大。在阿富汗的领地上希腊文化的影子早已消失了，这足以证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些地区时所留下的痕迹被全部清除了。帕提亚王朝的伊朗在一个时期内动摇了，此时，从甘肃被驱逐出来的部落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帝国。这就是我们一直要研究的历史。在草原边际的一个角落发生的一点小小的骚动，就会在这个不断发生民族迁徙的无限广大的地带引起最难预知的后果。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4)

　　匈奴与西汉的冲突以及西匈奴的分裂
　　由于月氏人的失败与迁徙，使得匈奴人的地位与日俱增。从此，他们完全统治了戈壁东部地区。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内的和林附近建有单于的行宫；在内蒙古，他们的领地达到了万里长城。于是，他们的骑兵在中国领土上大肆侵略。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在当时京都长安以西），焚毁了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又回到渭河以北，直逼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攻打到山西大同的雁门附近的长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登基的时候，中国的边界正受到了他们的骚扰。
　　那时候，匈奴是亚洲高原帝国的主宰。在鄂尔浑河的发源地，就存在单于的一座主要行宫，或者说是他在夏季的一个驻营地。他们的另外一个中心是被汉人叫作龙城的地方，其位置似乎应当在戈壁南部翁金河的下游一带。武帝计划将他们驱逐回他们的老家，但在行动前，他企图与在索格底安那居住的月氏人结盟，使其从背部夹击匈奴。为此，他令张骞出使月氏国。公元前138年，张骞离开中国，但不久就在途中被匈奴人俘虏并送到军臣单于那里。他在那里被迫居留了十年，后来逃至费尔干纳（大宛）国王那里，再从那里前去索格底安那国（康居）。但是，当时月氏人正满足于他们的新王国，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感兴趣。张骞只好取道归国，在归途中他又被匈奴拘禁了一年，后于公元前126年逃回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又出使乌孙，最远到达伊犁地区，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些民族都不敢与匈奴作战。
　　月氏人不愿意与汉朝军队一起夹击匈奴，武帝开始单独与匈奴周旋。恰在此时，即公元前129年，匈奴依照他们的惯例在今天的北京一带进行挑畔。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横穿戈壁，直至翁金河岸的龙城，大胜匈奴而回。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之间，建立朔方军事防御区，对河套地区严加看管。公元前124年，匈奴又一次进犯朔方，卫青再一次率兵驱逐了他们。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又率万余名骑兵将匈奴人从以前曾被月氏人与乌孙人占领的甘肃地区（现在的凉州、甘州、瓜州一带）驱走。这时，占据该地区的匈奴人的两个附属游牧群——甘州周围的浑邪部与凉州周围的休屠部，背叛了他们的单于，向汉朝投降，于是被安置在祁连山以北地区，成为中国的属国。公元前120年，汉朝在鄂尔多斯建立了一个有系统的中国殖民地。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又先后出发，前者经山西北部的呼和浩特地区，后者则经北京西北今日宣化附近的上谷，横穿戈壁到达现在的外蒙古匈奴帝国的中心。赫尔曼认为，卫青几乎已经到达了翁金河下游一带。他曾使匈奴伊雅斜单于惊惶失措，在从南方吹来的暴风雨般的飞沙走石中仓皇逃窜。卫青杀死、俘虏了匈奴1．9万余人。霍去病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试，领兵深入外蒙古约1000公里，直至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他俘获了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匈奴统治地区的某座山上举行了隆重的祭神典礼。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归国后不久就去世了，被葬在咸阳（陕西）。在这位伟大骑士的坟墓上，有一座高大、浑圆的浮雕，上面刻着一匹马正在践踏一个匈奴人。
　　在这次把匈奴驱逐回蒙古高原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前111年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统治和郡县，以防匈奴再来侵犯。建立的郡县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及敦煌郡，这样一来，从兰州到玉门关之间的月氏故地便处于被监视之中，使得“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的地带推进，直至楼兰国（罗布泊地区）与车师国（现在的吐鲁番）。他俘获楼兰国王并战败了车师国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大宛）通商。这个国家居住着东伊朗人和萨迦人，他们向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约在公元前105年，费尔干纳人对马匹的征收感到不满，于是就杀死了中国的使臣。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出人意料地率六万余人，从敦煌进军费尔干纳。当他来到该国时，所率领的军队只剩下三万人。他占领了该国首都乌斯鲁沙那（现在的乌拉秋别），将水渠破坏，直到征收足了三万余匹马后才肯退兵。
　　 但是北方的匈奴并没有解除武装，汉武帝在他统治的末期遭遇到类似瓦鲁斯的失败。一位年轻的中国官员李陵曾向他建议出征蒙古高原。汉武帝令其率步兵五千人自中国出发，经居延、额济纳河北部支流，向北朝翁金河方向行进了30天。在达到浚稽山，即今日的吐帕施山（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时，他被八万匈奴人所包围，骑射手们向他的小股军队冲杀过来。在他战败后向中国边境撤退时，游牧民族的骑兵队紧紧地追赶着。“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但当败退的军队离中国边界只有将近50公里时，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到了夜里，李陵想乘天色昏暗之际混入敌营，将单于杀死，但他失败了。士兵们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了。最后逃亡到达中国边界的只有400人，其余的包括李陵在内都被敌人俘虏了。这个消息传回来时，汉武帝大怒，而史学家司马迁却还要袒护这个毫无计谋的李陵，他因此受到了残酷的刑罚。李陵的失败使中国暂时放弃了在外蒙古的“反攻式侵略”政策。但这种精神上的失败（因为那里只不过是中国的次要部队）并没有使甘肃边防陷于危险境地。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从外贝加尔省发现了匈奴人在这个时代的古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讲过，最近在特罗思柯萨夫斯克附近的德烈斯都伊斯克的古墓里发现了中国公元前118年发行的钱币，以及西伯利亚的青铜牌子。据梅哈特分析，在赤塔古墓中发现的文物同样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公元前1世纪。外贝加尔地区是匈奴人的大后方，秋天，那里会有游牧部落突然袭击河套，以获取他们冬季所需的物品。
　　从此以后，在长城脚下或蒙古一带匈奴和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斗仅限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国与匈奴结盟，共同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不久楼兰国王被杀，中国在伊循建立了一个军事殖民地。汉宣帝统治时代（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中国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宣帝称：“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为援救乌孙，中国校尉常惠在伊犁河流域攻击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王国（车师）降为匈奴附国，中国都护郑吉出兵攻打匈奴。公元前65年，中国另外一位上尉冯奉世推翻了叶尔羌国王，使塔里木盆地绿洲全部臣服于汉朝。次年，中国军队从吐鲁番王国撤回，则该地又变成了匈奴的附庸，但在公元前60年，郑吉将它再次占领。郑吉在喀喇沙尔南渠犁建立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后，驻扎在喀喇沙尔与库车间的乌垒，充任塔里木盆地的保护者，控制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最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下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之所以毫无反攻之力是因为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被一系列的内战所困，已经濒临衰败了。王位的两个觊觎者呼韩邪与郅支，互争单于的名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来到长安，请求宣帝支持，并宣布愿意做中国的臣仆。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有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他的敌人，并于公元前43年，在鄂尔浑河畔的家族营帐里以胜利者的身份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3年，这个臣服于中国朝廷的匈奴王再次来到长安，获得了令所有野蛮人羡慕的崇高奖赏——中国公主的下嫁。至于那个战败者郅支，他于公元前44年放弃了古老的蒙古而去了西方，在今天俄罗斯的突厥斯坦寻找出路。他经过伊犁时，击败了乌孙，臣服并联合了额敏河流域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侵占了索格底安那（康居）人的土地。康居人曾天真地帮助过他，使他在楚河与塔拉斯河间的草原上安置了营帐。这是一个西方匈奴大帝国的胚胎。但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公元前36年，中国的一位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大胆的袭击中一直前进至楚河地区，使郅支措手不及而被斩首（公元前36～公元前35年）。在这次仓促事变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追随郅支向咸海方面逃亡的匈奴人的踪迹。这些西方的匈奴人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他们缺少同那些大的文明民族的接触，只有中国曾经记载了一些有关匈奴人的历史。一直等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在370～375年，当他们的后代渡过伏尔加河与顿河侵入欧洲时，我们才又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重新发现了这些匈奴人的踪迹，当时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是他们的领袖。



草原上的古代史匈奴的起源(5)

后汉时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以及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逃亡与东匈奴在塔里木事件中的被排挤，使中华帝国在中亚细亚的霸权得到了巩固。但紧接着，由于中国的内战（公元8～2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10年，匈奴的单于乘机从汉人手中夺取吐鲁番保护国，并侵扰中国边境。科兹洛夫考察团在库伦附近的诺音－乌拉发现了一个匈奴酋长的坟墓，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匈奴文化的概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以动物形象为题材的纺织品，它表现出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与阿尔泰艺术的特点。另外，还有仿效中国与希腊罗马的克里米亚式摹制品，其中有一件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一件来自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纺织品。
　　后汉时期，在中国建立皇权的时候（公元25年），塔里木盆地的保护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所幸的是，当时匈奴正陷于内部的纷争。公元48年，南匈奴的八个游牧群在他们的首领比的领导下反抗蒲奴单于，并臣服于中国。于是，中国光武帝把他们安置在甘肃与山西边境，以及戈壁以南的内蒙古地区，与他们结成联盟。这样，南匈奴王国便建立起来了。只要中国是强盛的，匈奴人就会忠实于帝国。一直到4世纪中国衰弱的时候，他们才变成了中国的破坏者。这段历史与罗马帝国边境上居住的有联盟关系的日耳曼部落的历史相同。
　　在这个时期，中国惟一的敌人就是北匈奴人。他们还在古老的匈奴王国所在地——外蒙古的鄂尔浑河畔。公元49年，为了将他们击败，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曾联合两个附近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即满洲辽河上游盆地的乌桓和更靠近北方的大兴安岭及嫩江一带的鲜卑人，共同征伐他们。由于南匈奴已经与北匈奴分离，再加上鲜卑和乌桓在两侧的夹攻，北匈奴已经不再对中国形成威胁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丝绸之路 (1)

　中国又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恢复它在塔里木绿洲上的保护国地位。我们在上文看到，这些绿洲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边形成两道弧线。在北方，有吐鲁番（当时称作车师）、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喀什（疏勒）；在南方，有罗布诺尔周围的楼兰、于阗、叶尔羌（莎车）。事实上，公元7世纪时，印欧语系方言还在喀喇沙尔、库车，甚至喀什通行着。这让人想到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居民，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印欧人种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7世纪时的库车语，它同时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及斯拉夫语有密切联系。正如德国西格与西格林学派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吐火罗语是否来源于库车与喀喇沙尔方言还不能确定，但这种方言属于印欧语系是不可否认的。没有理由假定中世纪初曾有过印欧种人对塔里木地区的入侵。因而，必然的假设就是一支古印欧居民一直生活在塔里木。毫无疑问，同一时间里，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正穿过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塞人正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扩张。喀什噶尔西部的东伊朗语与北方的库车语构成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而中国史学家们关于库车西北伊犁的乌孙人碧眼赭发的观点则可以作为人类学方面的证据。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与印度－伊朗和希腊之间的商业要道“丝绸之路”从它们的绿洲上经过。地理学家托勒密帮我们证实了这条商业要道的存在，他引证他的前辈马林·德·梯尔的记载，说在公元1世纪，即我们要讲的时代，有一个马其顿商人，名叫马耶·提梯亚诺思，从他的经纪人那里得知这条大道的路线和途中的重要标记。丝绸之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府安条克出发，从谢拉波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经过帕提亚的艾克拔塔尼（哈马丹），再经今日德黑兰附近的拉格或雷依，海加顿费洛斯（马鲁），直达巴克特烈（巴尔赫城）。这个时期的巴尔赫城属于印度－塞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所指的月氏人或是印度人所指的吐火罗人。从那里开始，丝绸之路进入帕米尔高原。据托勒密记载，帕米尔的一个山谷中，科米台山脚下，有一座石塔，石塔附近曾经是地中海东部商队和“丝国”商队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赫尔曼认为这个商品交换地位于帕米尔中的阿莱与外阿莱的纵向山脉之间，发源于阿姆河上游的克兹尔河流经那里，并从那里流向喀什山谷。哈金先生到过这些地区，根据他以前的推测，石塔应当是在瓦罕（小帕米尔）与叶尔羌河发源地之间，敏忒格山口以北，也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丝绸之路从喀什起分为两条道。北面的一条经过库车（赫尔曼认为，库车就是古希腊地理学者们所说的伊塞顿斯基泰），到喀喇沙尔（达姆那），再经罗布诺尔的楼兰（伊塞顿－色里加），到玉门关（敦煌西，即达哈塔）。至于南面的一条，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了它的路线，它自喀什起，经叶尔羌、于阗、尼雅，至罗布诺尔的楼兰国的米兰。两条支路会合于敦煌，即希腊和罗马地理学家们所说的色罗阿那。然后，丝绸之路经过酒泉与张掖（托加拉）进入中国境内，直达长安，即托勒密所指的“丝绸之都”；或达洛阳（河南府），即史书所称的萨拉加或友支那。



草原上的古代史丝绸之路 (2)

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对这些希腊文与汉文的地名的考证无论有什么结果，都不会影响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的重要性，因为这条横贯亚洲大陆并连接罗马、帕提亚和汉帝国的大道是商家必争之地。于是，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上的那些印欧小国便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匈奴人与中国人在不停地争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前者从北边的阿尔泰高地监视塔里木，后者从东方的敦煌地区把守着出入大道的关口。
　　塔里木盆地被后汉征服或再征服是在明帝（公元58～75年）、章帝（公元76～88年）与和帝（公元89～105年）统治时代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事业，同时也是几个将领的伟大功绩。公元74年，中国将领耿秉与窦固对北方的匈奴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远征，而匈奴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就远逃了。这时，窦固派副将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中国伟大将领之一）远征到巴里坤的匈奴部落呼衍部，获胜后，“杀胡人极众”。公元73年，中国在伊吾建立了一个中国军屯区，沙畹经考证认为这个地点是在今日的哈密，但赫尔曼却认为它是在罗布诺尔以北的楼兰与今日的营盘之间。公元74年，耿秉与窦固攻打吐鲁番。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王国，前车师在吐鲁番附近，后车师在天山以北的古城，但二者同时受一个王朝的统治。耿秉冒险行军，出击较远的古城车师国，国王安得惊惶失措，放弃战斗，“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安得的儿子吐鲁番王，听说之后也投降了。中国远征军在这里留下了两个戍兵营，一个驻扎在后车师（古城），由耿秉堂兄弟耿恭率领，一个在柳中（吐鲁番）。当时班超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率领一小队兵士到楼兰与罗布诺尔西南的鄯善国出巡，设计探知该国国王和一位匈奴使者正在共同图谋反抗中国。于是他在当晚召集会议。按例，他应征求与他在一起的民政官“从事”的意见，但是，他出于谨慎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就在那天夜里，班超率领少数部队直奔匈奴使者的营帐，顺风纵火，前后鼓噪，吓得所有胡人惊心丧胆，全都被杀死或烧死。事后，班超去见鄯善国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鄯善国王正要背叛中国，看到如此情景，便在恐惧之下恢复了对中国的臣服。在此之后，班超去处理喀什噶尔本土归降的事宜了。
　　当匈奴与汉人都不再干涉塔里木盆地的印欧小国的政事的期间，这些小国之间却发生了内讧。叶尔羌国（沙车）国王，汉人称之为“贤”（公元33～61年在位），曾因征服库车、费尔干纳和于阗而称霸于这个地区，但他在一次叛乱中被杀死了。公元61年，在于阗国王于杀死叶尔羌国王贤后，他就成为了叶尔羌的主人。当时，库车处于匈奴的保护之下，塔里木盆地南部的霸权归库车国王（汉人称之为“建”）所有。库车国王建又在公元73年在其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之下占据了喀什。就在这个时期，班超奉明帝之命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处理政务。他先来到于阗，当时于阗国王广德正为不久前取得的胜利而洋洋自得，更何况他正在匈奴使者的庇护之下，因而在班超面前显得十分傲慢无礼。班超则趁其不备，诱杀了国王的主要顾问和一个巫师。国王大为恐慌，向中国俯首称臣，为了表示忠诚，把匈奴使者也杀了。于是，班超直奔下一个目标——喀什。我们在上文看到，库车国王建是匈奴的臣仆，他在征服了喀什之后便派了自己的亲信做当地的国王。班超非常大胆，只带了很少的随从，便将这个外籍国王拘留，令其退位，恢复了以前的喀什王朝，并把一位汉人称之为“忠”的人立为国王（公元74年）。
　　公元前75年，明帝去世前不久，塔里木盆地发生了一次反对中国统治的大叛乱，这次叛乱当然是由匈奴人支持的。喀喇沙尔国王把中国官员都护陈睦杀死。库车与阿克苏的居民将班超围困于喀什城，这位中国英雄面对敌人抵抗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时，匈奴人又侵入后车师国（古城），杀死了国王安得，并把中国将军耿恭围困在该地区的一个堡垒中。和班超一样，耿恭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缺乏食物，他和几个残存的将士一起将作战装备上的皮革煮来充饥，准备抵抗到底。这时新皇帝章帝已经即位，他的朝廷下令班超与耿恭退出塔里木盆地。这是因为中国朝廷对这些永不停息的叛乱和这些中亚细亚的保护国所付出的牺牲感到十分丧气。但班超深知撤退就等于把这个地区白白送还给匈奴人。在归途中经过于阗时，他又按照自己的意愿，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次回到喀什。就在他离开喀什城的短暂时间内，匈奴集团的库车人果然占据了该城。于是，班超捕杀库车党人的首领并定居在喀什，决定永不再撤退。更有甚者，78年，他率领自己在喀什、于阗以及在索格底安那招募的兵丁攻占了阿克苏与乌什－吐鲁番，“斩首七百级”。当时，甘肃的中国戍兵从匈奴手中将车师王国（吐鲁番）收复，“斩首三千八百级”，俘虏3000余人，驼、驴、马、牛、羊共计37000头，使得北面的野蛮民族四处逃散。遇到像班超与耿恭这样的对手，匈奴人才算真正被降服了。
　　在上呈皇帝的一份奏折里，班超尽量以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劝服朝廷出兵讨伐蛮族。他认为文人们菲薄远征是不对的，墨客们认为远征无用也是不客观的，只有出兵保护边疆才是最好的办法，才能使中国领土不再定期地受到匈奴人的侵袭，正所谓“三十六国（中亚细亚），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这一策略，在奏折内概括成一个著名的成语“以夷制夷”。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征服塔里木盆地，是因为他从每一块新征服的土地上及时补充了新兵，以便去征服其他正在叛乱的绿洲。至于从中国来的军队，只不过是由一小群冒险分子或充军之人组成，他们来到边疆过动荡生活只是为了恢复个人的名誉。他们生活在这里，并且尽自己的努力保护这里的安宁，以防匈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班超进一步解释说：“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兵可不费中易进犯。80年、87年，他两次粉碎喀什的叛乱。88年，他平息了叶尔羌人的叛乱，并与伊犁的乌孙人结盟。班超屡次派出探子打探蛮族的情况，逐渐对“胡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于是他出击不再那么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与敌人周旋。喀什的国王忠，原本是接受他保护和支持的，却于84年联合了叶尔羌人、索格底安那人、月氏人发动了叛乱。87年，喀什国王被班超驱走后，装作愿意投降的样子要求拜见班超，而暗地里却带领一队骑兵想趁机突袭。班超看出了他的意图后非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设宴款待他。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并砍下了忠的头。对于叶尔羌的叛乱，班超于88年率领少数的汉兵以及在于阗招募的兵丁前往出击，当时叶尔羌人得到了库车人及邻近城市五万人的帮助。班超寡不敌众，佯作战败，深夜撤退之后又带兵急回，于“鸡鸣时”奔赴叶尔羌营，斩敌5000人，迫使其投降。
　　库车与喀喇沙尔看到叛乱局面不能持久，就开始四处活动，从蒙古的匈奴到月氏与印度－塞人中寻求联盟来抵抗中国。90年，印度－塞人国王，即统治阿富汗与印度西北部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皇帝（大概是伽迪腓斯一世），因为不曾娶到一个中国公主为妻而心怀不满。于是，他派了一支远征军来到帕米尔东北，帮助库车反抗班超。班超将这支远征军与库车人间的交通运输线全部截断，远征军失去了粮草的供给，只能冒险行进在喀什噶尔地区遥远而又荒凉的小道上。结果他们不战而退。90年，贵霜王朝在接受了这次危险教训之后，又一次采取了月氏人传统的同中国友好的政策。
　　 89～90年，在蒙古境内，窦宪与耿秉将军也在征讨北匈奴的战役中获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后车师（古城）与前车师（吐鲁番）的两个国王又与中国恢复了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又一次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耿夔一直推进到外蒙古，应该是到了鄂尔浑河，捕获了单于的母亲和所有的随从，并且另立单于的弟弟于除为王。93年，匈奴新单于又一次反叛，中国令东北边境的蒙古游牧部落攻打他们，获胜并一举杀掉了新单于。此次胜利给了北匈奴致命的一击，使得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复兴起来。
　　 91年，由于失去匈奴与印度－塞人的援助，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四个反叛城市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叶鲁番都向班超臣服。班超作为征服西域的功臣被朝廷封为“西域都护”，相当于中亚细亚的总督，在库车附近的乾城建立了都护府。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将军驻扎在喀什。现只剩下喀喇沙尔还没有平定。94年，班超又率领库车与鄯善（罗布泊地区）的土著兵马前去夺取这个叛乱的城市。喀喇沙尔人急忙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拆掉，但也无济于事，虽然水深齐腰，但班超仍然带兵赤足渡河，最终在喀喇沙尔城前的泥沼中出现。当时，国王投降，部分居民逃入巴合剌什湖（博斯腾湖）。班超为了给19年前在此地被杀害的中国都护陈睦报仇，将国王斩首。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终于被全部平定了。97年，班超命副将甘英经安息国（即安息王朝统治下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罗马帝国）。但这位中国使者被帕提亚人的谎言骗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就在半途返回了，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的边界。
　　公元102年，班超告老还乡，同年病逝。这个伟大将军的后继者们没有能力仿效他统治蛮夷的有效政策。于是，106年、107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国将军梁槿在塔里木盆地的库车附近被围困，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解围。但此时的中国朝廷已无心应对这连年的叛乱，于公元107年命令所有在塔里木盆地，甚至在柳中与伊吾的戍边官兵一律班师回朝。次年，又有一股游牧于青海湖以西及以南的蛮族势力（羌人）入侵甘肃的中国要塞，如果不加阻拦，就有可能被截断通往敦煌的道路。108年，梁槿英勇抵抗，与敌人周旋，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要塞。109年，内蒙古的南匈奴人又骚扰中国边境。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鲜卑族游牧部落起来对付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山西北部骚扰，迫使梁槿与他们的单于讲和（110年）。
　　总之，中国一直在艰苦地捍卫着自己本土的边界。到了119年开始复兴，重新建立了伊吾（哈密或罗布罗布泊）的军屯区，鄯善与吐鲁番国王再次投降。但不久，北匈奴单于与后车师（古城）突然叛变，杀害了中国在伊吾的屯兵。后来班超的儿子班勇子承父业，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柳中重建军屯区。124年，他奖励了鄯善国王对中国的忠诚，迫使库车国与阿克苏国王子们向他投降，并用这两个国家的兵卒驱逐了吐鲁番的匈奴人。126年，他降服了居住在巴里坤东北的匈奴呼衍部，并将企图进行干涉的北匈奴军队驱逐出境。127年，中国人进入喀喇沙尔，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次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与费尔干纳国王的使臣来到中国的首都，朝拜中国皇帝。
　　此后的数年间，除了南匈奴左翼或东部的酋长于公元140～144年间进行了短时期的叛乱外，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来自巴里坤的呼衍匈奴人。这些匈奴人于公元131年进攻后车师，并对当地居民进行烧杀掠夺。公元151年，他们几乎要把中国在伊吾的军屯区毁灭，中国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挽救下来。然而我们看到，公元153年后车师仍然是中国的属国。此外，公元151年，一个中国官员的缺乏策略的粗暴行为引起于阗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杀死了这个中国官员，可随之而来的却是朝廷对于阗的责罚。公元170年，中国将领们带着驻扎在吐鲁番、喀喇沙尔及库车的军队作了一次直至喀什的演习，他们以当地人纠纷的仲裁者自居，对当地人进行了恐吓。另外，公元168～169年间，中国驻扎在边境地区的官员段颖曾击退了骚扰甘肃边境的羌人。



草原上的古代史丝绸之路 (3)

　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后汉时期，为了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绿洲上的商业自由畅通，中国行使着丝绸之路的管理权，这对佛教以及印度文学与希腊艺术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十分有利。丝绸之路是印度传教士到喀什噶尔和中国宣传佛教的必经之路，商务与宗教、艺术共同繁荣。马耶·提梯亚诺思的经纪人与佛陀的使者从事着同一类的工作。这个时代里最为通行的路是南边的那条路，它经过叶尔羌和于阗。在岳特干（古代的于阗），斯坦因考察团曾经发现过罗马皇帝瓦伦思（公元364～378年在位）时代的铸币；在于阗以东的刺瓦克，这个考察团还曾经发现过一系列的希腊佛教浮雕，上面刻有最纯正的犍陀罗风格的希腊服装；再往东，在公元3世纪末就被遗弃了的尼雅城堡中，考察团发现了罗马人的印章、雕有花纹的宝石和印度－斯基泰的铸币；在罗马诺尔西南古代鄯善国境内的米兰，还发现了希腊佛教式美丽的壁画，上面刻有佛陀和他的门徒，并且能明显地看到罗马－亚洲式的有翼的神，壁画上签有印度字体的名字，据推测，这些工艺品大都是公元3～4世纪的产物。
　　在中国对丝绸之路行使管理权期间，许多佛教的使者经由这条路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人安世高来到中国，于公元170年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支谶，于170年先后来到中国，并在洛阳建立了一座寺院。又过了一个世纪，月氏国大使的儿子支谦，在公元223～253年把几种佛教书籍译成了汉文。提起这些月氏人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很能说明在当时拥有阿富汗犍陀罗、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曾利用这条丝绸之路，为佛教在塔里木盆地乃至整个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传教士外，还有一些帕提亚的皈依佛教徒，他们在亚洲高原上和远东热情地规劝其他人信教，为当地的宗教改革做出了贡献。此外，中国的《三藏》佛经中记载着从塔里木盆地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翻译者的名单。他们从伊朗东部及印度西北部来到中国，将神圣的梵文经典译成当地的语言（包括东伊朗语、库车语，等等）。著名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例子，值得追述一下。
　　鸠摩罗什出身于一个原籍印度但定居在库车的家庭。他的祖先曾经在库车作过大官。他的父亲是个诚笃的佛教信徒，愿意放弃功名利禄而进入寺院生活，但库车国王却强迫他留在俗人社会中，并把自己的姐姐许配给他为妻。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便随母亲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回塔里木的途中，鸠摩罗什经过喀什，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他在传记中告诉我们，当时的喀什如同库车一样是印度学术光辉思想的中心，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王子争将鸠摩罗什这位博学的僧人安置在他们的朝廷之中。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一名汉文译音叫白纯的当地国王也向他致敬，并有叶尔羌国王的两个孙子拜在了他的门下。他和他的老师（即原籍印度喀什米尔，后移居此城的卑摩罗义）一起在库车生活到公元382～383年。在此期间，中国将军吕光侵入库车，并在返回的时候把鸠摩罗什也带到了中国。吕光在传记里描写了库车王宫的豪华，令中国征服者们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里的建筑物和艺术作品不是摹仿中国的，而是摹仿印度和伊朗的。也即是说——正如哈辛所言——最古老的克孜尔壁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我们看到的亚洲高原上的文明，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狭长地带出现。北面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与鄂尔多斯，是最精致的游牧人艺术——草原艺术，它表现在青铜装饰品或工具的把手上，具有很显著的装饰风格，是动物形象的艺术化身。南面沿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到敦煌，经过塔里木盆地两侧的绿洲，这些绿洲上的定居者们所创作出的图画和雕刻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影响，这无疑与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有关，这三种艺术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染上了浓重的佛教色彩。
　　塔里木盆地艺术的发源地大概在阿富汗附近，这要追溯到中世纪初期乃至远古时代。在喀布尔山谷中，公元4世纪时贵霜王朝的最后几个国王深受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影响，正如赫茨菲尔德与哈金在研究贵霜－萨珊铸币时所发现的。萨珊的佛教文明与佛教艺术是在印度－伊朗的边境上产生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地以公元3世纪末和整个公元4世纪创造出来的巴米安与喀克拉克的伟大壁画为例。它们在人物的描绘以及形态与服装上，十分鲜明地显示出萨珊王朝对它的影响。哈金先生在喀布尔附近海儿喀奈所发现的萨珊－婆罗门的雕像（公元4世纪）就是这种艺术的一个例证。还有从喀布尔到巴克特里亚途中鲁伊附近的朵黑答里－奴失儿旺的纯粹的萨珊式壁画，上面有一个萨珊太子，以及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画像（公元5世纪）。这些都是哈金－戈达尔与哈金－卡尔两个考察团发现的。我们知道，当时阿富汗的艺术是印度宗教、文艺与波斯文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兹洛艾斯在位时期的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那些鸠摩罗什的后继者——虔诚的佛教徒们，将这种萨珊－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撒遍了丝绸之路的每一个角落，这条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大道也便成了传播佛教的通道。在库车西侧的克孜尔发现的壁画与巴米安的壁画十分相似，就其风格而言，具有真实、雅致、着色考究等特点，多用灰色、深灰、赤棕、深棕等色彩来烘托气氛。哈金先生（是他确定了这些画所处的年代）认为，这种艺术出现在公元450～650年间。印度风格的影响在这种早期艺术里占有优势，其中有旃陀毗罗婆王后的歌舞，让人联想到阿旃陀石窟中动人的印度裸体像。萨珊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孔雀洞和画师洞内，画师把自己绘成一个伊朗的少年公子，漂亮的衬衫紧紧地束在身上，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丝绸之路 (4)

鲜卑替代蒙古帝国的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文明与伊朗－佛教文明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盛行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正在互相残杀。大约在公元155年，定居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地区的北匈奴，被从蒙古－满洲边境兴安岭地区来的鲜卑游牧部落击败。很久以来，这个鲜卑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通古斯人，但伯希与羽田亨经研究认为他们应该是蒙古人。因此，这场争斗可以看作是蒙古人战胜了匈奴统治。被汉人称作檀石槐的一位鲜卑族酋长，在征服了北匈奴之后进军西蒙古，一直打到伊犁，征服了乌孙人。中国纪年学者们认为，公元166年时鲜卑族统治地区是从满洲到乌孙，即到巴尔哈什湖。这未免有些夸大，当时鲜卑族统治的地区不会超过现在的博克多汗（土谢图汗）、车泽尔里克－曼达勒，以及三音那颜的领土。
　　将领土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鲜卑族酋长又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企图再造自己祖先的辉煌。公元156年，檀石槐入侵中国的行省，即现在的辽东，被阻挡了回去。于是，他又把目光转向当时已向中国称臣内蒙古的南匈奴。之后，他又与南匈奴媾和并诱惑其侵犯山西与甘肃的中国边疆，但这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被中国军队挡在了国门之外（公元158年）。鲜卑族又发动了一次向满洲西南部行省的进攻，中国将军赵苞于公元177年将其击溃。此外，尚有游牧于大兴安岭的南达赖诺尔与西喇木化河流域的乌桓部落，被中国将军曹操于公元207年击溃。公元215～216年间，曹操将南匈奴的残部安置于现在的陕西、山西及河北北部的边疆地区，分为五部，每部都实行中国大员监督之下的酋长统领制。至于南匈奴原有的单于，则在中国朝廷内被看管起来。
　　公元220年，汉朝在内战中自行消亡，而被中国军队击溃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却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抗，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此时还没有从战后的衰落中摆脱出来，当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恐惧也应该考虑在内。尽管“三国”代替了汉朝，内战代替了统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民族仍然向华北地区的霸主——强大的魏国（公元220～265年）称臣纳贡。所以，公元224年，鄯善（罗布诺尔）、库车、于阗都向魏王曹丕俯首称臣。同样，当魏国和其他两个王国被重新统一中国的晋朝（司马氏）所代替时，库车王派他的儿子到皇室任职（公元285年）。至于鲜卑族，则愈加猖狂，甚至开始进攻甘肃边境的凉州（公元279年），不过很快就败在了中国将领马隆的手下。
　　匈奴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取代它的鲜卑族还没有力量进攻中国，因此中国暂时不会受到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公元4世纪，蛮族大举进攻远东，与欧洲公元5世纪时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十分相似。不过，这里的侵略与欧洲的有所不同，并不是某个阿提拉发动的在蛮族腹地的骚动，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着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公元4世纪，匈奴与鲜卑征服华北
　　我们已经看到，持续的分裂削弱了匈奴人的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起统治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匈奴族，长期处于驻扎在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的统治之下。公元前44年，匈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一个首领郅支被鄂尔浑河畔的一个竞争者驱逐，便西迁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哈什湖附近。于是东匈奴与西匈奴出现了，前者驻扎在蒙古，后来成为中国的外敌，后者驻扎在巴尔哈什湖与咸海草原，后来成为称为“浑“（阿提拉的祖先）的罗马帝国的外敌。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自行分裂，内蒙古的八部落与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统治的游牧部落脱离了关系。从此，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与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我们在上文看到，公元155年，生活在满洲边境的北匈奴被来自兴安岭的蒙古游牧部落所征服。我们也曾谈到，当时是鲜卑族统治着蒙古，从满洲边界一直到哈密与巴里坤附近。
　　在这里我们要单独谈谈南匈奴。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匈奴人由于受鲜卑族的压迫，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汉朝末年逃到河套以内，即鄂尔多斯草原与阿拉善附近。我们知道，在三国时代（公元230～265年），他们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他们成为了中华帝国的联盟者，对中国起到了类似于公元4世纪时许多定居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尔曼部落对罗马帝国所起的作用。联盟中的匈奴部落首领与中国魏朝（公元220～265年）及晋朝（公元265～316年）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古典历史中讲的公元4世纪时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的酋长们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蛮族的领袖们来往于皇帝的京都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在衰败的皇室朝廷里他们都被视作亲信，这样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时，就会带回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
　　所以，作为中国的联盟者，作为皇帝的卫队，南匈奴时常退守到最南部，直至长城附近。他们的单于呼厨泉（公元195～216年在位）进驻山西中部的平阳。当时中国正处于汉朝倾覆、内战兴起之际，呼厨泉声称自己远方的祖母是汉朝的一位公主，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刘”。因此，匈奴的军营里出现了汉朝皇氏的代言人，而此时的汉朝已经在不断的纷争中几欲消亡。公元304年，在取了汉朝姓氏的匈奴酋长中有个名叫刘渊的人，住在山西太原，从晋朝皇室那里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名号。公元308年，刘渊率匈奴五万人，在太原称帝，正式成为汉室的继承者。这个匈奴人建立的皇朝被称为北汉或前赵。
　　刘渊的儿子和继承者刘聪（公元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公元311年，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首都洛阳，焚烧了皇宫，拘禁了晋怀帝。随后他又向西攻打长安，屠杀了长安城一半的居民（公元312年）。被俘的皇帝被送往平阳刘聪的住处，刘聪强迫他作斟酒的仆人，直到他被杀（公元311年）。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公元312～316年在位）等到匈奴人走了之后才进驻长安。但是好景不长，公元316年，匈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长安城。懦弱无能的晋愍帝只得投降。在平阳，再次上演了匈奴王迫使中国皇帝“在筵席上斟酒”的一幕，最后晋愍帝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厄运（公元318年）。一名晋朝皇室成员放弃了保卫华北、抵抗蛮族职责，逃到了南京（当时称为建邺）。他凭借长江天险的保护，建立了第二个晋朝，即南晋或东晋（公元317年）。这段故事与5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将西方行省留给日耳曼侵略者，自己却逃至东方帝国非常相似。在将近300年（公元317～589年）的时间里，南京代替了长安与洛阳，如同君土坦丁堡代替了罗马与米兰。
　　华北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当时成了赫赫有名的伟人。虽然他继续居住在山西平阳，但却是帝国古老的京都洛阳与长安的主人，统治着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一带）、河南北部（除了开封）、河北南部及山东北部。这个匈奴王国的领袖尽管还保持着蛮族的风俗，但是由于成长在中国的朝廷，受到了不少汉文化的薰陶。不过，另外还有一些蛮族人的游牧群也纷纷进驻中国北部，其中有一个突厥部落，汉文译名为拓跋，于公元260年定居于山西最北部，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后的数年间，这个部落移入长城南边、山西北部的雁门（朔平）与代郡（幽州附近），即大同境内。直到公元310年，拓跋部落才定居下来。此外，鲜卑族蒙古人慕容氏，在今满洲西南部的辽东与辽西建立了一个国家。
　　公元4世纪，游牧部落之间不断的纷争导致了中国北部兴起了许多突厥－蒙古国家。这与5世纪时欧洲的罗马出现的那些非常不稳固的国家同出一辙。华北的匈奴征服者刘聪死于公元318年，他的继承者仅仅能保住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土的西北部。不过他有个副将叫石勒，征服欲望很强，在襄国（现在的河北南部顺德境内）周围开辟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公元329年，石勒推翻了刘聪王室（前赵或北汉），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朝，名叫后赵（公元330～350年）。石勒建都于襄国南边的邺，即现在的彰德，将洛阳作为陪都。编年史家告诉我们，这个根本不认识中国字的匈奴人却很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不亚于神学家和语言学家狄奥多托利。但游牧的思想没有产生他预想的后果，这体现在匈奴人的后代身上。石勒（公元333年在位）的第二个继承人石虎（公元334～349年在位）是个粗暴的浪荡公子，他的儿子想暗杀他，他便把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妖怪，这个鞑靼人中的“蓝胡子”，把自己几个最美丽的妃子烤熟了之后，端上了饭桌。当这些蛮族第一次与文明接触的时候，会因被感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石虎便是佛教的热情拥戴者之一。就领土而言，匈奴王曾长期以河南北部的彰德为首都，统治着陕西（除汉中属于中国南朝外）、山西（除大同属于拓跋氏外）、河北、山东、河南以及被淮河灌溉的江苏与安徽北部。
　　这个地域广大的匈奴王国的崩溃是那样地快，就如同它的建立一样。石虎死后（公元349年），他的继承人与他的将领们就开始了互相残杀。我们在上文看到，鲜卑族慕容氏在辽东建立了一个王国，并乘匈奴内乱之际，夺取了河北（公元350～352年）、山西和山东。他们的首领慕容僬（公元349～363年）先后定都于燕（现在的北京）、邺（彰德）。他所创建的朝代则被称作前燕（公元349～370年）。公元364年，他的继承人继续扩大领土，占领了洛阳（在东晋皇室暂时收复该城之后）和淮河以北（公元366年）。但比起以前的匈奴人，慕容氏统治时间并不长。
　　350年前后，匈奴王石虎手下有一名叫作苻洪的军官，在陕西宣布独立，把长安作为首都。人们以为他是唐古特族或是藏族，但他最有可能是蒙古族。当时几乎所有突厥－蒙古族都有统一中国的图谋，都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成是真正的皇室，所以他的朝代就被称作前秦（公元351～394年）。苻洪的孙子苻坚（公元357～384年在位）是突厥－蒙古国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人。他十分崇尚中国文明，表现出万分的仁慈并充当着佛教的保护者。他从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后夺取了洛阳（369年）、太原和他们的都城邺城（彰德），并一举活捉了慕容氏国王（公元370年）。于是，公元370年，慕容氏王国的全部领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都落入了苻坚之手。在占领了陕西之后，他自然成了整个华北的主人。公元376年，他吞并了另外一个蛮族小国甘肃的凉国。公元382年，他派自己的副将吕光去征服塔里木盆地，吕光接受了鄯善王（罗布诺尔）、吐鲁番王（前车师国王）及喀喇沙尔王（焉耆）的归降。库车王（汉文译音”博纯”）企图抗拒，被击溃后逃走了（公元383年），于是吕光占领了库车。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他回国时带回了著名的佛教徒鸠摩罗什。作为梵文经典的汉文翻译者，鸠摩罗什功不可没。就像800年之后的一位企图征服蒙古的大将军忽必烈一样，苻坚在征服了华北所有蛮族国家之后，企图征服东晋，从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公元383年，他在淮河沿线进攻东晋，但是在上游便遭到了惨败。当时鲜卑族慕容氏的一个叫慕容垂的后代（原来是他的部下），背叛了苻坚，在河北和山东建立了一个称为后燕的王国（公元384～407年），国都定在河北保定南部的中山，即今天的定州。在同一时期，慕容氏的另一个亲戚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国（公元384年），但在公元394年这个新王国被慕容垂的后燕吞并。此外，还有一个苻坚的旧部姚苌（藏族人），夺取苻坚的领土——陕西与河南的一部分，建立了后秦（公元384～417年），定都长安。后来突厥－蒙古族的其他将领以甘肃兰州（苑川）为首都建立了西秦（公元385～400年），并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后凉。



草原上的古代史欧洲的匈奴人 (1)

拓跋氏王国与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建立的王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倾覆，而拓跋王朝却逐渐成长起来，它保存并集中了所有这些部落的力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巩固的统治。如同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之后残存的法兰克人，在这些部族的废墟上建立了加罗林帝国，把当时的日耳曼和过去的罗马联系起来。拓跋族完成了与此相同的事业，因为在它统一了华北的其他突厥－蒙古国家后，自己也被汉化了，以至于把自己的居民和王朝融合在汉族人当中。拓跋人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像我们的墨洛温与加罗林对待基督教一样。如同法兰克人以捍卫罗马文明为由反抗日耳曼人一样，拓跋人在黄河岸边建立起了他们的“莱茵防线”，以抵御从草原深处闯来的那些野蛮的蒙古游牧部落。
　　我们看到，突厥－拓跋部落于公元3世纪末就在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区定居下来。一个果断勇敢的首领拓跋（即魏道武帝，公元386～409年在位），为了自己部落的利益，从后燕慕容氏那里先后夺取晋阳于公元396年，即今太原；中山于公元397年，即今保定南面的定州；邺于公元398年，即今彰德。于是，他为自己的王室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魏”；为自己的部落指定了一个首都平城。拓跋氏魏国就这样建立起来，领土从山西直至黄河北岸。
　　这时，突厥－拓跋人建立的统治再次受到野蛮部落的威胁，这个部落就是柔然。汉人为了表示对该民族的轻蔑，将其名称译成了带有渺视色彩的文字“蠕蠕”。根据语言学家们的意见，柔然族与古代的鲜卑族一样，是一个真正的蒙古游牧部落（当然，也有人把它归于鲜卑族）。柔然族的一个名叫社仑的首领，为了扩张领土，于公元402年征服了科布多与乌伦古河之间的高车（这个部落就是铁勒部与回纥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人控制着整个戈壁北部，从东面的高丽边境，直至西面的额尔齐斯河与喀喇沙尔附近。从柔然王国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汗”和“可汗”的名号，这无疑是蒙古名号，它代替了匈奴人所惯用的“单于”。
　　在这个新兴的游牧帝国威胁之下，华北的拓跋王子们在广阔的戈壁滩上预先实行了一系列的反侵略措施，并伺机进行反抗。在拓跋 的带领下，仅打了一次战役便把柔然族可汗社仑赶到了河套以外（公元402年）。拓跋嗣（即魏明元帝，公元409～423年在位）继续捍卫北方长城，以防止柔然的再次入侵。他在南方扩大领土，于公元423年夺取了中国南朝大城市洛阳及其隶属的河南大部分领土。拓跋焘（即魏太武帝，公元424～452年在位）继承其父亲拓跋嗣的王位，在受到柔然人威胁的时候立刻出兵将他们击退（公元424年）。公元425年，拓跋焘指挥反侵略战争，用骑兵由南向北深入戈壁滩（柔然族可汗的营帐无疑是在鄂尔浑河沿岸）。此后，他又攻击另一个蛮族王国夏国（由赫连氏匈奴族在陕西建立），将其国都（陕西北部保安附近）占领（公元427年）。与此同时，他的副将向长安逼近（公元426年）。公元431年，赫连族被消灭，拓跋王国吞并了陕西。公元436年，拓跋焘的军队侵入慕容氏的最后巢穴北燕（现代的热河），将其吞并。公元439年，拓跋焘征服了甘肃的北凉（甘州）。匈奴族的北凉始建于公元397年，属于沮渠氏族，后逃至吐鲁番。公元442～460年，该城就由拓跋焘占领。
　　北凉被吞并，使拓跋族完成了对华北其他突厥－蒙古王国的征服。由此，不再有人对这个以中国方式建立的突厥－拓跋王国形成威胁。至于那个南京的中华帝国，会使我们想起拜占廷，因为公元8世纪时罗马被法兰克人和拜占廷帝国瓜分了，它们分别成为了东西方的霸主。
　　拓跋人的征服对中亚诸民族的影响很大，以致华北从此被他们称作拓跋国，而拜占廷人又仿效他们称拓跋。突厥语、阿拉伯语，以及中世纪的希腊语都分别有相似的音译。
　　429年，统一了华北之后，拓跋焘在戈壁滩向柔然人进行了一次大讨伐。443年，他再战再胜，445年，以鄯善国截断通往西方的大路为由，拓跋氏对鄯善国（罗布诺尔）进行讨伐。448年，拓跋国将领万度迫使喀喇沙尔与库车称臣纳贡。449年，拓跋焘在戈壁进行第三次远征，将柔然人赶走。
　　统治着华北地区的拓跋－蒙古游牧部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既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强悍，又不失汉人的多谋。公元429年，拓跋焘在东戈壁与柔然人进行战斗时，他的部下认为汉族人可能会乘机对他们进行袭击，而他却不慌不忙地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汉族人都是步兵，不可能轻易地打败他们，而柔然人与他们一样是游牧民族，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在他们忙于繁殖马匹的时候乘虚而入，便可以将他们一举歼灭。满族人和蒙古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付汉族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正是因为他们集两个民族的优势为一身，巧妙地攻击对手的弱点，才得以克敌致胜。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拓跋族和满族人便也被汉化了。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拓跋焘是突厥王室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曾勇敢地捍卫中国古代文明而反对仍处于游牧状态的其他民族。他那非凡的勇敢曾给柔然人以最大的震慑，那么面对衰弱的中国皇朝，他是不会按兵不动的。然而，一旦汉族人对他们进行抵抗，柔然人就会乘机进攻他们，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未再大举入侵，正如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一样。不过他并没有离开大同附近的平城，对于被他征服了的古老中国他还不十分熟悉。他仍然保留着突厥－蒙古人一种深谋远虑的习俗，在新的拓跋国王登基之前，总要将新王的母亲处死，以除后患。他的这种心理无疑会导致对佛教的反感，这种野蛮的行为正好与佛教的教义相违背，从而引起佛教徒们激烈的反抗。于是，公元438年，他命令佛教的和尚还俗；公元446年，他还颁布了一道取缔佛寺的谕旨。
　　在一次宫廷政变之后，拓跋睿继承他的祖父作了皇帝，即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他们对佛教的攻击才就此停止。公元414～529年，在大同附近修建了著名的云岗石窟，那里的雕像给魏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拓跋睿也因此而成为重视艺术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从犍陀罗经塔里木盆地传入了这种近乎罗曼蒂克式的雕塑，它们做工的精细以及内容的深邃都令人叹为观止。就连真正的汉族人恐怕都无法做到如此的精准，也无法对佛教的教义理解得如此的深刻，在南京发现的与这种雕刻同一时期的梁朝的作品，都无法它相媲美。这种石雕先后在云岗和龙门被发现，与兰斯的石窟一样，这是拓跋人征服了文明社会之后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国古文化的结晶。后来，这些蛮族又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是他们大举入侵欧洲的结果。公元4世纪时，他们对亚洲的侵略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这正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接受了佛教，从而产生了云岗和龙门石窟的原因。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拓跋人并没有受汉化与佛教的影响而丧失强悍。在拓跋睿（即魏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统治时期，拓跋人于公元456年占领了哈密。公元458年，他们在戈壁地区对柔然人进行了一次反击。当时，柔然人占据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建立了一个臣属王朝（公元460年）。在拓跋弘（即魏献文帝，公元466～470年在位）统治时期，放弃了对华南的进攻，转而攻打其他地方。公元466年，他们占领彭城（现在的江苏徐州）；公元467年，占领淮河盆地；公元469年，占领山东。公元470年，拓跋族又进攻青海的鲜卑族，即蒙族吐谷浑游牧部落，结果也取得了成功。
　　拓跋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公元471年，他竟然把王位让给了儿子，自己却出家去当和尚。他的儿子名叫拓跋宏（即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成年之后也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在佛教的影响下改良了法制。他完成了拓跋族的汉化，于公元494年从平城迁都至洛阳。在这个时候，他命令将洛阳以南著名的龙门石窟进行整修，其中的雕像是在公元494～759年建造完成的。但就在拓跋族全部采用了中国文化与佛教的时候，他们丧失了突厥祖先们遗留下的军事方面的优势。为此，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们企图征服华南从而统一中国的时候，遭到了失败。国王拓跋恪（即魏宣武帝，公元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后的努力，但他的将领们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淮河防线，这条防线背后的重镇钟离（现在的安徽凤阳）阻挡了他们的去路（公元507年）。
　　拓跋恪死后，他的妻子胡后在公元515～528年时掌握政权。她是古老的拓跋王室的最后一个继承人，虽然是一位女性，但她仍然能够显示出突厥人的力量。她具有特殊的毅力，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杀戮的手段，对政权抱有野心，但却能优待佛教。她使龙门圣地添色不少。并于公元518～521年派遣了一个朝圣者宋云出使到印度西北部。宋云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个时代中亚细亚国家的有趣传说。他经过鄯善（罗布泊）、于阗、帕米尔，并且在巴达克山见到了匈奴厌哒的可汗。随后，他进入到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从那里弄到了女皇帝喜爱的佛教经典。当时的拓跋人已经完全地汉化了，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宫廷革命、王室分裂以及内战。公元534年，拓跋人分为两派，东魏占据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今日的彰德为首都（公元534～550年），西魏据有陕西与甘肃，以长安为首都（公元534～557年）。后来，二者皆被其大臣们所推翻，在东魏的彰德建立了北齐（公元550～577年），在西魏的长安兴起了北周（公元557～581年），但这些王室已被汉族人所控制，与草原历史脱离了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突厥力量在拓跋王室最初的几位国王身上体现得是那么充分，而在被汉化之后却渐渐地被瓦解和淹没了。这样的历史将会在以后的契丹、女真、成吉思汗族、满族人当中重现。我们注意到，佛教对拓跋族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同对若干年后的成吉思汗族人，对今天的喀尔喀人一样，称得上是一种催化剂。这些可怕的大小兵士对于“沙门”的人道主义的宣教十分敏感，他们只要感受一次菩萨的恩惠，就会忘记草原牧民的野性，从而忘记进行自我保护。



草原上的古代史欧洲的匈奴人 (2)

米努辛斯克的末期文化
　　我们不去管这些完全汉化了的突厥人的遭遇，回过头来再看一看亚洲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在谈到拓跋族时，我们曾经谈到被假设是蒙古部落的柔然人，他们于公元5～6世纪统治着外蒙古。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他们的政治历史都是从魏朝和隋朝的中国史书中找到的。如果要正确地讲述他们的文明，还需要进行系统的发掘。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一领域的西北部，有一种新的文化曾经繁盛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沿岸的米努辛斯克。这种“游牧骑士”的文化遗产包括装饰品、腰带、金属牌、铜环子，还有马辔、马镫、刀子、匕首、剑、矛、马鞍等，这些珍贵的东西全部被陈列在米努辛斯克的博物馆，在赫尔辛基的托沃斯丁古物陈列室也是一样。这种文化与柔然人的文化处于同一时代，并且一直延续下去。在梯乌直达村曾经发现过与中国唐朝初年（公元7世纪）的铸币有关的遗物，这种铸币一直被使用到公元9世纪。费提什先生指出，这些铸币所处的时代与公元6～8世纪时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与9世纪的所谓列拜地亚原始匈牙利文化所处的时代也十分相似，因此，它在考古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以此来证明柔然人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祖先，理由并不十分充分，但它至少说明这两种文化曾经处于相近的地区。
　　在柔然人之后，值得一提的是与他们同血统的游牧部落——厌哒人，他们在这一时代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
　　匈奴哒族
　　匈奴哒族是一个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从人种学上看，他们似乎是蒙古人而非突厥人。根据宋云的记载，匈奴哒族的原籍在金山（阿尔泰山），后来迁到今天俄罗斯境内的突厥斯坦草原上。他们被拜占廷史学家们称作“赫夫达勒特”，波斯史学家述儿浑称作“哈亚蒂拉陀”，中国史学家们则称作“哒”。“赫夫达勒特”或“哒”大概是来自部落王室的名字，而拜占廷史学家们则很不恰当地把他们称作“白匈奴”。
　　公元5世纪初，哒不过是一个次等游牧部落，是柔然人（同样是蒙古人）的臣属。当时柔然人正统治着蒙古。在公元5世纪的上半叶，哒人向西方扩展势力，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他们在东面从裕勒都斯河上游、喀喇沙尔西北，扩展到伊犁盆地，直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盆地、楚河与塔拉斯河草原，包括锡尔河流域，直至咸海的广大地区。根据某些史料，他们的汗王，即现在的阿兀烈－阿达，居住在塔拉斯城地区。此外，公元440年前后，他们占据了索格底安那和阿姆河地区（撒马尔罕），并且将势力扩大到巴里赫。
　　东方学者诺埃尔底克认为，哒人进入巴克特里亚是在波斯君主巴赫尔·阔儿统治时期（公元420～438年）。他们还侵入了萨珊王朝的呼罗珊省。巴赫尔·阔儿王子在马鲁（现在的莫夫）附近的古斯迈罕战役中把他们击退了。马伽特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巴赫尔·阔儿与其继承人伊嗣侯二世（公元438～457年在位）抵御的并不是哒人的侵略，而是乌鲁北部的另外一个匈奴部落匈尼惕的侵略。但无论如何，确实是哒人在萨珊国王卑路支统治年代（公元459～484年）进攻了呼罗珊，并杀死了该国的国王。获得这次胜利的哒族首领被阿拉伯－波斯史学家称作“阿克顺瓦尔”或“阿克顺瓦思”，即国王的意思。
　　在打败了卑路支国王之后，匈奴哒人不但占据了萨珊朝帝国东北国界附近的塔里寒（即西塔里寒，在巴里赫与马鲁之间），而且占据了马鲁与也里。此外，我们还看到，他们以保护者自居，干涉波斯萨珊朝王室内部的纠纷。所以，当萨珊国王喀瓦德从忒息丰的王位上被驱逐之后，就逃到哒人那里避难，并与哒汗王的侄女结了婚，公元498年或公元499年，在汗王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他的王位。当时，哒人成为亚洲中部的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梁书》记载说，公元516年，他们的国王曾派遣使节到中国的南京。
　　尽管波斯国王卑路支战败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防御措施，使得哒人根本不能够突破他们的防线，哒人征服他们的计划也就只有落空了。哒人又回过头来把目光转向了东南部的喀布尔。在那里，公元5世纪中叶，贵霜王朝的统治被来自巴克特里亚的与月氏或吐火罗属同族的另外一个王室所代替。因此，伊朗的史料上记载着，在阿姆河以南，巴里赫与马鲁之间建立了一个寄多罗王朝，当时这个王朝正在与萨珊王朝作战。根据同一史料，萨珊王朝的卑路支国王（公元459～484年在位）曾经先后向寄多罗王朝的统治者提出过挑战，先是向寄多罗，后来又向寄多罗的儿子昆葛思。但卑路支国王最终被哒人所杀。被卑路支击败之后，昆葛思离开了巴克特里亚，哒人随即占领了该地。昆葛思则越过兴都库什山，移居至喀布尔。在那里，他取代了最后的贵霜统治者。这段历史被中国人所证实，但在年代上要提前一些，对事发的原因也有所更改。中国史料将事发日期上溯至公元436～451年，指出，在薄罗的月氏人（此处指巴里赫的吐火罗国王），被哒人所逼，迁移至犍陀罗，将其堂兄弟（喀布尔的月氏人，即贵霜王朝的最后统治者）降服，之后定居在白沙瓦尔。中国人把这个国王叫作寄多罗。正是因为受了哒人，而不是萨珊人的压迫，寄多罗离开了巴克特里亚，到喀布尔地区避难。沿着他们的足迹，哒人横穿了兴都库什山，很快追上了他们。所以，整个古代月氏人的地盘（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与坎大哈），都落入哒人之手。更为重要的是，哒人的先锋从喀布尔山谷的高地出发去征服印度，这种做法很像昔日的贵霜统治者的做法。
　　那时，印度的一大部分——恒河盆地、摩尔瓦瞿折罗以及德干北部地区组成了一个大帝国，由笈多王朝进行统治。这个王朝在鸠摩罗笈多王统治时代（公元414～455年）达到鼎盛。后来，他的儿子斯干达笈多继了位（公元455～470年在位）。在鸠摩罗笈多王统治末年直至斯干达笈多在位初年，匈奴哒人，即印度人用梵文译作“胡那”的民族，在征服喀布尔之后来到旁遮普，在马尔瓦地区的笈多帝国边界与之开战，最终被斯干达笈多皇帝击退。当时斯干达笈多皇帝即位不久，可能还有第二次胡那人的入侵，但同样被再一次击退。所以，根据公元460年的一个石雕的记载，这个国家重新恢复了平静。
　　但是，哒人已经在兴都库什山麓的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定居下来。公元520年，宋云去朝圣的时候，他们的汗王就居住在兴都库什山以北。汗王在冬季时移居到巴克特里亚，夏季则停留在巴达克山的营帐里。在喀布尔地区，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哒首领驻扎在古老的希腊佛教省份迦毕试与犍陀罗，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朝，公元520年这个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即位。在犍陀罗高度发展的文化领域中，希腊文明与佛教文化的结合曾经创造出一个新的“希腊”与一个新的佛教圣地。但是哒人很野蛮，他们屠杀居民，专门破坏佛教组织，焚毁寺庙和艺术品，将已有五百年历史的灿烂佛教文明毁于一旦。波斯文与汉文都记载了这个游牧部落的残暴。
　　据《北史》与宋云的游记记载，公元520年夏季，宋云在巴达克山的营帐里访问了哒汗王和犍陀罗的首领（称作“特勤”）。他把这些匈奴人描写成纯粹的游牧人。宋云写道：“……居无城郭，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回以氍毹为壁。王著锦衣，坐金床，以四金凤凰为床脚。……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头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宋云还指出，哒人中间流行着兄弟同妻的风俗。最后，他注意到了他们对佛教的仇视。“……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玄奘证明，哒人在犍陀罗屠杀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将其余的当作奴隶，破坏了大部分的寺庙与佛塔。
　　在喀布尔地区，哒人窥视着印度的财富。他们曾被印度皇帝斯干达笈多所击退，但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公元470年左右，当斯干达笈多去世时，印度帝国开始衰弱了。这是由于国家分裂为笈多王朝的两个小王室的结果，一个小王室统治着摩尔瓦，其国王为佛陀笈多（公元476～494年左右）与巴奴笈多（公元499～543年左右）；另一个小王室统治着比哈尔与孟加拉，其国王为补罗笈多与那罗僧诃笈多。趁笈多王朝衰落之际，匈奴人又重新在印度的开始了侵略。当时这些匈奴人的首领在印度史书上被称作吐罗摩那（死于公元502年）。他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居住于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与巴达克山的哒汗王，而是一个次要的喀布尔的首领。根据在旁遮普西北的库拉、瓜廖尔与额兰发现的三个碑文，可以证实他征服的不只是印度河盆地，还有摩尔瓦。他摹仿他同时代的印度皇帝佛陀笈多（公元476～494年）的钱币来铸造自己的钱币。吐罗摩那的儿子和继承人是弥于罗库腊（古代梵文的意思为“太阳种族”）。他在公元502～530年间统治着游牧部落，是印度的阿提拉。他在东旁遮普的奢羯罗安营扎寨。他无疑就是宋云于公元520年遇见的犍陀罗的那位首领特勤。是他在征服了克什米尔后再回到犍陀罗，在那里进行了可怕的屠杀。所以佛教作家们把他说成是宗教的毁灭者。玄奘说过，摩揭陀或比哈尔的笈多君主婆罗迭多是惟一敢于抗拒他的人。这时，弥于罗库腊已进入印度恒河流域，婆罗迭多则先后退，然后再骤不及防地进攻，将弥于罗库腊击败并俘虏。这段历史最后变成了含有宗教戒律的童话。另外，在马尔瓦地区，额兰于公元510年的石刻上写到另一个笈多王子巴奴笈多的几次胜利，令人推想到反对哒侵略者的胜利。最后，公元533年，印度的第三个王子，即被耶输达摩人当作摩尔瓦的曼达索尔王朝的国王，在他的碑文上吹嘘说曾经击败了胡那人，并迫使弥于罗库腊向他朝觐。经过这次失败之后，弥于罗库腊退至克什米尔，据中国朝圣者们的记载，弥于罗库腊前往犍陀罗对当地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但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在佛经中诅咒了弥于罗库腊的残暴，诅咒他要受到最可怕的惩罚。 我们不知道在弥于罗库腊之后驻扎在旁遮普的匈奴部族的下落。他们存在并未对邻近的民族构成威胁，但还是使其感到不安。因为公元6世纪下半叶，萨他涅湿伐罗国的“大国王”波罗颇诃罗（公元605年）在和他们作战时获得了胜利，并且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公元605年，他的长子罗伽耶婆塔那仍然在和匈奴人作战。不久，他们的继承人，即印度大皇帝曷利沙始罗迭多（公元606～647年在位）也在与匈奴人作战，并且因为获得胜利而受到诗人们的歌颂。但是，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起，印度的匈奴人就没有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部落可能被旁遮普的居民消灭或融合。他们的一些氏族则加入了印度贵族阶级，如瞿折罗人中的拉其普特氏族，也许他们就是匈奴人的后代。



草原上的古代史欧洲的匈奴人(3)

欧洲的匈奴人——阿提拉
　　我们对公元前35年以后西匈奴人的下落一无所知。就是在这一年，流亡的郅支单于率领一部分匈奴部落从蒙古高原进军咸海及巴尔哈什湖以北的草原，最终被一支中国远征军所追杀，他所领导的部落中的幸存者就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但因为他们并没有邻近某个大的文明民族，所以他们的行为没有被记载下来，我们也就无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历史。直到公元4世纪，他们才重新来到欧洲，与罗马世界相接触。
　　我们已经知道，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是被萨尔马特人所占据，他们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取代了那里原有的斯基泰人。如同斯基泰人一样，他们也属于伊朗的北方民族。大部分萨尔马特人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与德涅斯特河之间。某些萨尔马特部落过着半独立的生活。例如，阿兰人，他们游牧于库班河畔的特勒克河地区；罗克索兰人，他们从公元62年起就定居在顿河下游；牙兹格人，他们从公元50年起就占领了提索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大片土地；达西亚人，他们居住在罗马行省与班诺尼亚之间的平原上，也就是现在匈牙利的中心；巴思达尔尼人从中间将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分开，即使在图拉真皇帝吞并了达西亚之后也是如此。巴思达尔尼人是东日耳曼人，他们从公元前200年时起，沿着北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德涅斯特河流域，直至该河河口，形成了人所共知的日耳曼人的第一次“东侵”。公元200年左右，从维斯瓦河下游来的日耳曼人（瑞典的哥特人）开始新的迁移，与萨尔马特人争夺俄罗斯南部的平原。公元230年，哥特人到达了这次迁徙的终点，他们在黑海岸边攻打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当时，第聂伯河下游的哥特人、东岸的萨尔马特人以及阿兰人瓜分了俄罗斯南部，但克里米亚半岛仍然是希腊－罗马的王国，也就是恺撒们的属国。哥特人分作两个部分：在顿河至德涅斯特河下游居住的东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下游至多瑙河居住的西哥特人。第三个哥特人部落是格比德人，他们曾经于公元270年征服了奥里连大帝统治的达西亚。在基辅以南的车尔尼亚柯夫与位于第聂伯河下游的克尔逊附近，发现了尼古拉也夫卡的哥特人大公墓时代（公元世纪）和萨尔马特人的库班古冢群时代的金质盾牌和衣钩，这是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在北方，当时芬匈人居住在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森林里，在那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萨尔马特文化对喀山附近的皮亚诺波尔文化（约公元100～300或400年）的影响。同时，在西方的喀鲁加〔古物〕中发现了日耳曼－罗马式风格的衣钩（公元3～4世纪）。这是匈奴人出现时南俄罗斯的情况。
　　西匈奴人的后代，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为什么要离开咸海以北的草原而进入欧洲呢？我们不知道原因。公元374年左右，在一个被约南德斯称作“巴拉米尔”或“巴兰贝尔”的领袖的指挥下，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在顿河击败并降服了特勒克河与库班河流域的阿兰人，然后攻击了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该部落的国王额玛纳里什战败后因失望而自杀，他的继承人维帖麦尔也被杀死。于是，大部分东哥特人向匈奴人投降。而西哥特人在入侵者来临之前就渡过多瑙河远逃到罗马帝国（公元376年）。不过，大部分库班与特勒克的阿兰人在暂时向匈奴人投降后，仍然在当地生活。公元10世纪前后，他们推翻了拜占廷的基督教，成为近代奥塞梯人的祖先。而其他阿兰人则到西方去参加了日耳曼人的大侵略，其中有些部落定居在高卢的卢瓦尔河上游。另一些部落则到了西班牙，在伽里西亚，他们与西哥特人组合成了一个民族。可以想像这种混和种的人有了加泰罗尼亚（Ｃａｔａｌｏｎｉａ，即哥特－阿兰人）一名。
　　安缅·马赛林与约南德斯曾经很准确地描述了匈奴人入侵罗马与日耳曼时的恐怖景象。安缅·马赛林写道：“匈奴人的残暴与野蛮超过了人们的想像。他们划破自己小孩的面颊后长成瘢疤以防止胡须的生长。他们的身体又粗又矮，胳膊十分粗壮，脑袋出奇的大。他们的外表是可怕的，他们的内心也如同畜牲一般。他们的食物根本不经过烧煮，也不加任何调料，他们只吃野草根和被马鞍压软了的肉。他们不知道犁的使用，更不知道房屋是用来居住的。他们是永远的游牧者，从小就习惯了寒冷、饥饿和干渴。他们的牧群拉着装载他们家属的大车随着他们迁徙。在车上，他们的妻子纺着线，缝制他们的衣服，生育和抚养他们的小孩。如果问到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就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们平时只穿一件麻料裤子和一件用碎野鼠皮缝制的宽袖上衣。暗色的裤子有时会腐烂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除了不穿它时，从来不知道更换。再加上一顶有前檐的帽子或一个帽顶堆在后面的无檐的帽，以及缠在他们长毛腿周围的山羊皮，这些就是他们全部的行装。他们的鞋子没有式样和大小，十分不利于行走，因此他们的步兵是不堪一击的。但只要一跨上马，他们就像被钉在马背上一样。他们的马又小又难看，但它们不知道疲乏，奔跑时像闪电一般。他们在马上度过一生，有时骑在马背上，有时则像妇女一样侧身坐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将上身趴在马颈上睡觉。在战场上袭击敌人时，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如果发现有抵抗，他们很快便逃走，但以同样的速度再回来时，则一直向前冲击，冲破面前的一切障碍。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击破一个有防御的阵地。但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射击术，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由尖骨制成的像铁一样坚硬的并能致命的箭。”
　　西多因·阿波勒额尔认为，匈奴人的体格是在童年时受到一种人为的变形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这些扁平头的人样子十分可怕。他们的鼻子是塌的（“一种畸形的扁平瘤”），颧骨是突出的，眼睛深陷在山洞似的眼眶里，“但锐利的目光时刻警觉地注视着远方。游牧人鹰一般的眼睛习惯于侦察无穷无尽的空间，会辨别出直至草原边际的人群或马群。西多因·阿波勒额尔还用一句诗来描写草原上令人惊奇的骑士模样：“当他们站立的时候，是中等以下的身材；而在马上时，则显得很高大。”
　　把他们的形象同中国史学家眼中的匈奴人形象作一个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外貌和气质完全相同，与中国和基督教信徒眼中的蒙古人的形象完全相同（公元13世纪）。他们是突厥或蒙古人，是草原上的人，是经常骑马的游牧者，他们有扁平的头，强壮的身体，短的腿，是亚洲高原上窥视农业地区边际的“骑射手”。在将近150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定居者的文明世界进行过无数次的掠夺。
　　由于阿兰人与东哥特人的降服，以及西哥特人的流亡，匈奴人成为从乌拉尔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所有大平原的主人。占领了喀尔巴阡山的瓦拉吉亚平原之后，他们紧接着又占领了匈牙利平原，将格比德人变成了他们的属民。在那里，他们将领地扩充到多瑙河的南岸（公元405年）。此时，他们分作三个游牧部落，由三个领袖（三个兄弟）统治着，分别是罗干思、孟卓克及韩克答儿。公元425年，他们同时在位。公元434年，孟卓克的两个儿子布列达与阿提拉成为统治者，但很快后者就把前者除掉了。
　　于是，阿提拉便开始了他的征服。公元441年，他向东罗马帝国宣战，渡过多瑙河，夺取了塞尔维亚的埃苏斯城，抢掠了菲力波波利，蹂躏了色雷斯，并抢劫了阿喀迪鄂波利。公元448年，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签定和约，割让给他从多瑙河到尼什高地的一块长方形土地（现在的贝尔格莱德与乞思朵洼之间）。
　　公元451年1～2月间，阿提拉在匈牙利平原集中兵力，率军出征高卢，在到达莱茵河北岸时与日耳曼人会合。渡过莱茵河之后，他进攻罗马帝国的高卢（当时由罗马贵族艾茨统治）。同年4月7日，他焚毁了梅斯，进而包围奥尔良。6月14日，由于艾茨所率领的罗马帝国军队和国王狄奥多里所率领的西哥特军队同时进行抵抗，该城被解围。在特罗耶以西的莫里亚库斯的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中，阿提拉被罗马人与西哥特人挡了回去。这次战役（公元451年6月底）拯救了西方世界。
　　在这次失败后，阿提拉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多瑙河，并在那里渡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季，他入侵意大利。在长时间围攻阿乞烈后，终于攻克该城，并进入城内进行破坏。夺取米兰和巴威亚后，阿提拉立即宣称要进军罗马。当时罗马的皇帝瓦伦丁三世已经逃走了。不过，阿提拉被罗马圣来奥大主教说服，没有向罗马推进。在接受罗马的贡物，并和凯撒的一个公主敬诺里亚结婚（公元452年7月6日）之后，阿提拉重新回到班诺尼亚，并于第二年去世。
　　哥特史学家约南德斯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凡的阿提拉形象，他是典型的匈奴人，身材短小，胸部宽阔，头大，眼睛小而深陷，鼻塌，面色暗淡，胡须了了无几；他发怒时很可怕，他把给别人带来的这种恐怖当作政治工具；他所使用的计谋与中国六朝时匈奴征服者所使用的几乎是一样的；他说话时总是将事实夸大，这种险恶的居心被用在了破坏活动（阿乞烈城被彻底夷为平地，自阿提拉走后再也没有把它重建起来）和集体屠杀中，主要目的是给对方一些教训。除此以外，约南德斯与普里司可斯把阿提拉描写成一个正直的审判官，他对仆人们十分优待，对被降服的人十分仁慈。他在奢侈的野蛮人中间过着简朴的生活，别人都在使用金质碗碟的时候，他却在用木制的器具。同一个史料提供给我们他的另一面，他很迷信，盲目地轻信萨满教，他的酒瘾会使典礼变成一幅醉鬼图。同时，他对待大臣与书记官，则有所顾虑，就像希腊人对待鄂尼格思，罗马人对待鄂烈思忒，日耳曼人对待埃德科一样。最令人惊奇的，这位游牧部落领袖的特征是常常选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而不使用战争。就是在战争中，他也首先是一位指挥官而不是一员大将。另外，这个蛮族人在执法时显得有些刚愎自用，总能给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些特点与另外一位草原英雄成吉思汗有些相似。
　　阿提拉的帝国以突厥人为核心，同时包括散布于乌拉尔山与莱茵河之间的所有蛮族，如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格比德人等。与成吉思汗的帝国一样，在蒙古大旗下的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阿提拉于公元453年过早地去世，这个混杂的帝国也就随之自行灭亡了。东哥特人与格比德人首先叛变，他们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的战役中将匈奴人人击败，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在此次战役中被杀（公元454年）。
　　这时，匈奴人在阿提拉的儿子腾吉齐克的率领下又重新回到俄罗斯草原，而阿提拉的其他的儿子则来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将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埃讷克安置在多布鲁甲，另外两个儿子额木尼查尔与乌金都尔安置在麦西亚。而腾吉齐克又一次率领匈奴人在多瑙河下游攻击东罗马帝国，结果战败并被杀死。他的头颅被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马戏场里（公元468年）。
　　之后，残留下来的匈奴人部落分为两部分，生存于黑海以北的地方，库特里果尔匈奴游牧于亚速海以北，兀都果尔匈奴人则流浪于顿河入海口入附近。这两个匈奴人部落很快就变成了仇敌。他们之间的分裂是拜占廷运用外交手段在暗中进行挑拨引起的。公元545年左右，查士丁尼大帝曾鼓动兀都果尔的散的勒克王子去攻击敌库特里果尔的匈奴部落，库特里果尔人遭到散的勒克王的屠杀。但他们在国王匝别干统治的时候得到了复兴。公元558～559年冬季，匝别干和他的部落从冰上渡过多瑙河，出人意料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出现。但由于贝塞留将军拯救了首都，匝别干又重新回到顿河草原，在那里继续和散的勒克国王进行斗争。两个兄弟部落间的战争再次开始之后，一直难以和解。当第三个游牧部落，阿瓦尔人从亚洲到来的时候，这场战争还在进行着。阿瓦尔人把他们都击败后，全部占领了俄罗斯草原帝国。这次新的侵略引起了亚洲高原的几次革命，是突厥历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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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12世纪的蒙古 (1)

由上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2世纪末期，亚洲已经形成了如下的版图：首先看中国，它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南宋王朝所统治，建都于杭州；北部被通古斯族女真人的金朝所占据，建都于北京。而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及甘肃境内，盘踞着唐古忒人建立的西夏王国，他们同吐蕃人有着血缘关系。此时，突厥回纥人已经开化，并有着深厚的佛教与景教文化背景，他们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东北从吐蕃到库车的地带。哈喇契丹人的帝国占据了伊塞克湖与楚河流域地区以及喀什噶尔，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但却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花剌子模王国的疆域包括阿姆河地区以及今天伊朗的绝大部分国土，那里的苏丹是突厥人的后代，信仰伊斯兰教，崇尚阿拉伯－波斯文化。在穆斯林聚居区，阿拔思王朝的哈里发生活在今天的巴格达境内；艾育卜王朝的苏丹们则生活在今天的叙利亚与埃及境内，他们是库尔德人，崇尚阿拉伯文化；受伊朗文化影响极深的塞尔柱苏丹是突厥人的后裔，他们占据了今天的小亚细亚。
　　由此再往北是西伯利亚－蒙古边境，在阿尔泰山、杭爱山与肯特山一带戈壁北面的莽莽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的游牧部落，这些人是突厥、蒙古与通古斯人的后代，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他们在亚洲高原相同的气候条件下，过着同样的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从人种的角度讲他们是极为相似并有着血亲关系的。旅行家格勒纳尔这样描绘他们的面貌，“他们的脸都比较宽阔，塌鼻子、高颧骨、小眼睛、厚嘴唇、胡须稀少、头发黑硬，皮肤因长期经受日晒雨淋而呈深褐色，身躯短而粗壮。”这一描写同马赛林、鲁卜鲁克以及中国史学家们的记载基本相同。这是一种典型的匈奴人或蒙古人的相貌特征，那里气候恶劣，冬日冰天雪地、狂风肆虐，夏日烈日炎炎、酷暑难当，在这种长期同自然斗争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渐渐形成了强壮而富有活力的身体条件与相貌特征，可以同爱斯基摩人或者法兰西戈斯的农民相媲美。
　　这些部族中，有几个部落的确切地理位置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大概情况作假定的推断。
　　乃蛮部落属于突厥－蒙古族，大概生活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与乌布苏湖一带，它的西端直至黑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湖附近，东端则达色楞格河上游一带。“乃蛮为蒙古语，意思是‘数字8’。虽然它的名字是蒙古语，但他们的官方语言却是突厥语，由此推断，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部落中许多人是景教的忠实信徒。《世界征服者史》书中这样写道：“景教在乃蛮部落中拥有大量的信徒，特别是公元13世纪时，该族王位继承人、著名的屈出律就是由这个宗教培养起来的。”不过，《秘史》指出，萨满教对乃蛮人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该教的影响，他们在战争中甚至能够呼风唤雨。在文化方面，乃蛮人受居住在他们南面的回纥人影响较大。公元13世纪初，回纥籍学者塔塔统阿（汉字音译）被乃蛮国王任命为掌印和记事官，回纥突厥文成为乃蛮部落的官方通用文字。同样，中国（当时为女真或金朝）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乃蛮国王的名号“塔阳”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因为这曾经是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的自称，是从汉语“大王”一词而来的，而塔阳可汗的父亲亦难赤·必勒格同样是驰骋南北的领袖人物。
　　乃蛮部落以北，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居住着突厥人的部落黠戛斯人，他们的酋长被称为“亦讷儿”。公元920年前后，黠戛斯人遭到了契丹人的痛击，他们被从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赶走，之后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在同乃蛮人争夺鄂尔浑河上游的战争中，克烈部落也曾声威远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到底居住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许多东方史学家认为他们应该居住在鄂尔浑河上游色楞河的南部，即土拉河与翁金河流域，也就是近代的三音那颜部的领土上。也有一些东方史学家们则认为，乃蛮人的足迹曾经延伸到了更遥远的东方，一直到和林地区，因此克烈部落的领地也许应从那里开始。克烈人通常被认为是突厥人的一支。“由于在蒙古人的原始传说中从未提及他们，现在还很难说克烈人到底是受了突厥影响深刻的蒙古人，还是正在蒙古化的突厥人。但不管怎样，许多克烈人的名号却是突厥语的，‘脱黑鲁勒’就是突厥人的名字，而不是蒙古人的名字。”公元1000年前后，克烈人归顺了景教，叙利亚历史学家巴赫不烈思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克烈部汗王在草原上迷失了方向，这时圣·薛儿吉思出现了，他救下了克烈部汗王。于是在当地基督教商人的怂恿之下，汗王请求马鲁的景教主教额白哲苏为他和他的部落举行圣洗礼，如果不能亲身前来，也可派一神甫。巴赫不烈思还引用了白哲苏于公元1009年写给景教驻巴格达主教约翰六世（死于公元1011年）的一封信，信中说当时有20万克烈部落的突厥人和他们的汗王接受了圣洗礼。
　　到了12世纪，克烈部的王室成员仍然沿用着基督教人名。在西方，人们常把这当作“约翰长老”传说的史料之一，另一处来源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有关。成吉思汗的祖先（克烈部汗）自称马库思不亦鲁，在戈壁以东建立王权，与塔塔儿人展开了战争，后被塔塔儿人打败，塔塔儿人把马库思不亦鲁钉在木驴上，送给了远在北京的金国人。后来马库思·不亦鲁的妻子刺杀了塔塔儿汗王，替夫报仇血恨。马库思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忽扎忽思，这是带有基督教义的名字，另一个叫古儿罕。马库思不亦鲁死后，忽扎忽思继承了王位，忽扎忽思死后，他的儿子脱黑鲁勒成为克烈部族的新汗王。脱黑鲁勒继承王位后，同叔叔古儿罕之间展开了斗争，由于古儿罕有乃蛮王亦难察的支持，脱黑鲁勒一度曾被古儿罕驱逐出境，后来在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族酋长也速该的支持下，脱黑鲁勒反败为胜，反将叔叔古儿罕驱逐出境。公元1199年，远在北京的金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给予脱黑鲁勒强大的支持，终使其战胜塔塔儿人，成为当时蒙古地区最强大的汗王。为此，北京的朝廷不但重新肯定了他作为克烈部族酋长的权力，而且封他为“王”，这一封号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脱黑鲁勒具有了汉文与突厥文的双重名号。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最初也不过是脱黑鲁勒王帐下的一名臣仆。



成吉思汗12世纪的蒙古(2)

蔑儿乞部作为突厥族或蒙古族的部落，生活在克烈部落以北、色楞格河下游和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蔑儿乞部和克烈部落中曾出现过基督教徒。从蔑儿乞部再往北，贝加尔湖以西，曾经出现过蒙古族的斡亦剌部（蒙古文意为“联盟”）。通古斯族索伦人的祖先索朗族就生活在满洲的最北端——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之间的土地上，至今还有通古斯族的索伦人居住在那里。由此往南，塔塔儿人游牧于克鲁伦河的南岸、从贝加尔湖附近直至兴安岭的大片草地上。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塔塔儿人是通古斯族，但伯希和却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多方考证认为，塔塔儿人不是通古斯族，但他们所讲的话却显然“是属于蒙古语系的”。在公元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就已经提及到他们组成的联盟，称为“九姓塔塔儿”，或称作“三十姓塔塔儿”。当时的塔塔儿人居住在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到了公元12世纪，塔塔儿人已经成长为所有北方民族中最野蛮斗士，对汉族－通古斯族王国以及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初露头角，为了击败塔塔儿人，北京的金国朝廷对成吉思汗非常器重，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居住在今天外蒙古的东北，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从历史角度与名称意义上讲，那时的蒙古人才是地道的蒙古人。从这一时期的亚洲版图上可以看到，在成吉思汗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部落出现之前，历史上就已经有了关于蒙古语言的记载。这同我们此前提到的在突厥部落兴起之前就已经有了突厥语的意思是一样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公元5世纪的柔然与厌哒族和公元619年欧洲的阿瓦尔人都被归入更早的使用蒙古语言的民族；同时我们还认为，在公元8至12世纪之间起过很大作用的契丹人当时所说的语言应为蒙古方言，不过，后来那种蒙古方言与通古斯语言的不断融合，逐渐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作为更加原始的蒙古人，这些民族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曾经建立起自己广阔的势力范围，只不过，他们并未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同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蒙古人及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人相比，他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与功勋。
　　在拉施特·哀丁收集的大量蒙古传说中，曾经被突厥人征服的早期蒙古人就在额尔古纳昆山中避难。后来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们走出额尔古纳昆山，来到了色楞格河与鄂嫩河之间的平原，波斯史学家们将这个时间定位于公元9世纪。根据传说中的情节，神王母阿阑豁阿在她的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受天神的恩赐而受孕，生下了蒙古人尼伦氏族的祖先，其中孛端察儿汗就是成吉思汗的第八代祖先。公元12世纪，真正的蒙古人被分为许多兀鲁思。根据符拉基米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就是部落和小民族的意思。这些各自独立的兀鲁思部落相互间争端不断，与异族（像塔塔儿等）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成吉思汗家族属于孛儿只斤氏族中的乞牙小氏族。后来，成吉思汗成为蒙古人的骄傲之后，人们在对蒙古人进行划分时，习惯于以他们是否属于乞牙小氏族为依据。第一类人是尼伦氏族，他们被认为是光明神的子孙，是纯洁的人，第二类人则是较小的都儿鲁斤氏族。尼伦氏族包括泰亦赤兀部、兀鲁兀部、忙兀部、札只剌部、巴鲁刺思部、巴阿邻部、朵儿边部（现在称作杜尔伯特）、散只兀部、哈答斤部等，其中泰亦赤兀部同其他部族相隔较远，生活在贝加尔湖的东北部。都儿鲁斤氏族包括阿鲁剌部、伯岳吾部、火鲁剌思部、速儿都思人、亦乞剌思部及翁吉剌部，其中翁吉剌部游牧在更东南方的兴安岭北麓，离塔塔儿较近。札剌亦儿部生活在希洛克河与色楞河两河交汇点的南部，也有人认为是在鄂嫩河附近，是一个臣服于蒙古人的突厥部落，后来在蒙古传说中的英雄海都的影响下被蒙古化，因此也被划分为蒙古族。
　　按照生活方式划分，公元12世纪末期的蒙古部落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以畜牧业为生的草原部落和以渔猎为生的森林部落。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蒙古人当时居住的蒙古－西伯利亚边境，横跨了南方的草原地带（后来很快变成了沙漠）与北方的森林地带。所以格勒纳尔先生认为，最早的蒙古人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山民，“从广泛地使用木车这一点来看，他们是从森林中走出的。直至今天，蒙古人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仍然不同，他们依然使用着小木桶，而不是皮袋”。草原上的部落，特别是游牧部落，为了寻找适合放牧的牧场，不得不按照季节四处迁徙，在迁徙的旅途中，他们搭起毡帐（即我们所称的“禹尔惕”）用来御寒。而森林部落则居住在用桦树皮搭建的木屋中。
　　俄国蒙古学家巴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在以畜牧业为生的草原部落的首领中，比较富有的人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势力的贵族阶级，他们拥有巴阿秃儿或巴图鲁（勇士）、那颜（领袖）、车臣（蒙语意为“贤明”）、与芯伽（突厥文意为“贤明”）以及台吉（汉文名号“太子”）等各种各样的称呼。符拉基米佐夫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由巴阿秃儿与那颜等组成的这个贵族阶级，他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和发现牧场，同时获得大量的臣仆和奴隶，以满足管理牧群和帐蓬的需要。”这个贵族阶级管辖着社会上层次较低的其他阶级，如战士、信徒、高等自由人、普通人或平民阶级，以及奴隶们。其中最后一类人不只是指贵族私有的奴隶，还有战败的部落，他们变成了胜利者的臣仆和奴隶，不但为贵族们看守牧群，战时还要充当附庸兵。巴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还指出，同草原游牧人中的贵族相比，在以狩猎为生的森林部族中，贵族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者们认为，森林部落处于萨满巫师的特别控制与影响之下。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萨满将王权和他们的巫术结合在了一起，他们自称“别乞”。后来，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部与蔑儿乞部的酋长们也延用了这种称号。总之，在所有的突厥－蒙古人中，巫师（通古斯女真语，汉译音为“萨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萨满在成吉思汗建立帝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所言不过是草原游牧部落与森林部落之间的区别，其实，这种区别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比如在地道的蒙古人中，泰亦赤兀部就被视作森林狩猎人，而成吉思汗却来自游牧部落的一个氏族。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猎户，他们是森林人，穿着木制或骨制的滑鞋去捕捉貂和松鼠，一直到隆冬季节，最后将猎物拿去卖掉；同时，他们还是畜牧者，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用绳套或弓箭追捕羚羊和鹿，他们这些“草原上的贵族阶级”连猎鹰都不肯放过。气候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可能会迫使游牧民族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成吉思汗也不例外，在他尚未成年时，父亲遗留下来的成群的牲畜被别人抢走，他和母亲及兄弟们不得不过了一段以渔猎为生的凄惨生活，直到后来他们重新获得了马匹牛羊等财产。
　　一般来说，森林部落的人比游牧部落的人更加野蛮、更加远离人类文明。游牧部落与戈壁的回纥人、辽河的契丹人和北京的女真人为邻，较早地接触到了人类的文明。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只是在迁徙的过程中渐渐组成了帐蓬群。他们将随车携带的毡帐围成一圈，在圈子里生活。这种临时的聚居地实际上就是早期城市的雏形。人类学家指出，对森林部落的蒙古人来讲，从森林中简陋的木屋到游牧过程中容易拆卸组装的的毡帐，就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族大汗王的毡帐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流动皇宫，毡帐中铺盖着毛皮和毯子，极为宽畅、舒适。但随着近代蒙古人的衰落，毡帐也日趋简陋，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那种公元13世纪时带有排气管道的毡帐了。
　　最后，从毡帐的形式上也能看出蒙古的森林猎户与草原游牧人的区别。第一种毡帐叫“格尔”，它属于我们前边描述过的圆形毡帐，搭建这种毡帐需要大量的木杆和板条，这充分说明那个民族生活在易于获取木材的森林附近。第二类毡帐叫“迈罕”，这是一种宽大而低平的羊毛帐，对于生活在草原上、没有木材可取的游牧民族来说，这样的毡帐显然更容易制造一些。另外，成吉思汗时代的毡帐常常是安装在车子上，这是为了便于运输，也说明他们的确是在草原上生活的，只有草原上才会出现这种“游牧城市”的迁徙。从那以后，这种车运的毡帐几乎就不存在了。
　　毫无疑问，公元12世纪时蒙古地区不但没有比公元9世纪时的情况有所好转，反而更加退化了。在突厥－回纥人统治鄂尔浑河流域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里发展和建立农业中心了。而到了黠戛斯族统治的时代，即从公元840年开始，鄂尔浑河流域地区又慢慢地恢复了它草原生活的原貌。鄂尔浑河的突厥、回纥的碑文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文明，而成吉思汗的历史却将这一文明隐藏起来，使我们很难再发现它。公元840年，黠戛斯人占领了这个地区，同时将摩尼教徒带到那里的叙利亚－索格底安那文化全部扼杀。公元920年，黠戛斯人从那里被赶走，这一地区再次陷入混乱的境地。回纥人拒绝再返回到从前鄂尔浑河流域。这时的回纥人定居在更靠南方的别失八里古城与吐鲁番地区，当时由于回纥人的存在，这个地区还能够受到一些文明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景教的宣传开始进入这个地区。但是，根据鲁卜鲁克在游记中的记载，此时的蒙古景教已经几乎退化到萨满教的水平，为了争夺酋长们的信任，当地的景教与萨满教之间明争暗斗不绝。



成吉思汗12世纪的蒙古(3)

　蒙古人初次尝试统一
　　根据蒙古传说，早在公元12世纪之前，纯种的蒙古人就曾经有过建立统一国家的想法。一个名叫“海都”的蒙古酋长，在同敌对的扎剌亦儿部作战时，已经开始将一些不同部落的家族组合在一起，归为他的属下，为他出战。他的曾孙合不勒是第一个敢于同华北地区的元朝（金人所建）和强大的女真君主对抗的蒙古人，当时的合不勒自称“合不勒汗”，就连《秘史》中也曾记载他的皇帝谥号“合不勒合罕”。合不勒的部族原来是金国的属族，特地到北京觐见元朝皇帝。来到北京，合不勒仿佛一个野人进入了文明的国度。元朝皇帝用好酒好肉盛情款待了他，他的食量和酒量均令皇帝大开眼界。喝醉了酒的合不勒放肆地用手去拔皇帝的胡子，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赐给他大批的礼品带回草原。不过这种友好没有维持太久便被战争取代了。合不勒汗被金人俘获，他杀死了看守他的军官，逃了出去。公元1135～1139年间，金人同蒙古游牧民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在当年的那场战争中，金国将领胡沙虎率军攻入草原深处后被“萌骨”人击败。因此，公元1147年，北京的朝廷不得不奉上大量的牛羊和谷物，与蒙古人讲和。在中国－女真史料的记载中，将击败金人并迫使朝廷同其媾和的蒙古首领称作“奥罗波基烈”。而史学家伯希和则根据发音将其恢复成俄文。巴托尔德则认为这个人名很可能就是忽图剌合罕，他是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也是蒙古传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
　　忽图剌合罕（合罕或皇帝这一名称应该是公元1240年左右编写《秘史》的人为其追封的），也是传说中的一个英雄。“他的声音如雷鸣般响彻空谷，他的手如熊掌似利剑，一掌下去可以将一个人劈为两半。冬夜里，在熊熊燃烧的炭火旁他赤身而眠，火星和木屑溅到他身上，他却丝毫没有感到的灼热，醒来时只将那点点斑痕当作是蚊虫的叮咬。”完全就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中还讲到，忽图剌合罕的一个兄弟斡勤巴儿合黑和一个堂兄弟俺巴孩，被塔塔儿人俘获，塔塔儿人将他们献给了金人，于是金人将他们俩钉在了一个木驴上，称这是专门“留给游牧叛徒们的刑罚”。忽图剌为了报仇，率人马到金人领土上烧杀抢掠。中国编年史确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161年，由于蒙古人的不断侵扰，金国皇帝决定出兵讨伐他们。蒙古的传说还讲到，为了彻底击败蒙古人，金国王朝向塔塔儿人寻求援助，于是金人与塔塔儿人组成了联军，终于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一次战役中，大败蒙古人。尽管在《秘史》中，考虑到王朝的延续，忽图剌的儿子术赤与阿勒坦被加上了合罕的称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掌握真正的王权。蒙古人被金人和塔塔儿联军大败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蒙古王室也随之消亡，代替它的是分裂后的几个小氏族。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合罕的第二个儿子巴儿坛巴阿秃儿的儿子。在成吉思汗时代的传说中，也速该也被写在了古代王子们的系谱上。巴托尔德对此表示怀疑，但他的这种怀疑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秘史》、《元史》以及拉施特·哀丁的考证三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不可能这三者都是凭空捏造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也速该从来不曾是合罕，更不是汗王，他不过是乞牙氏族的一个首领，他的称号也只是普通的巴图鲁或巴阿秃儿。他和他的家人一样，曾在对塔塔儿人的战争中作过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勇敢的氏族首领所应当做的。在克烈部的脱黑鲁勒同他的叔父古儿罕竞争王位的过程中，也速该曾帮助脱黑鲁勒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助人为乐”为日后成吉思汗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速该抢走了蔑儿乞部一个酋长年轻貌美的妻子，并娶她为妻。这个女人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母亲。也速该去世前还为年轻的儿子订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翁吉剌部一位酋长的女儿。公元1167年左右，在草原上的一次宴会中，也速该被塔塔儿人用毒药害死。
　　成吉思汗的少年时代
　　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日后将被称作成吉思汗。公元1155年前后，铁木真出生在迭里温孛勤答黑地区的鄂嫩河东岸，也就是今天俄罗斯境内、东经115度左右的地方。中国人孟拱和波斯人术兹札尼对铁木真的外貌是这样描写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前额宽阔，长着一对“猫眼”，晚年时留着长胡子。少年时代的坎坷遭遇，炼就了他对可怕的寒冷与恼人的炎热的抵抗力，还有那超乎寻常的坚忍不拔的性格，使得他能够对伤病、失败、撤退甚至被俘时所遭受的非人虐待淡然处之，这一切使铁木真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赋予了他超凡的生命力。少年时代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的身体，培育了他的个性，造就 了铁木真这个日后震惊世界的铁人。
　　公元1167年前后，年仅12岁的铁木真成了孤儿。同族的人看他年幼且势单力薄，拒绝听命于他。尽管母亲月伦额客拼命进行劝阻，昔日父亲的亲信们最终还是弃他而去，并带走了他家的全部牲畜。被族人洗劫一空的少年铁木真和他的母亲，以及三个弟弟哈萨儿、合赤温、帖木格，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相依为命。由于生活极度贫困，他们不得不在鄂嫩河发源地肯特山（当时叫作不儿罕山），以渔猎为生。在孛儿只斤氏族中，取代铁木真领导位置的是泰亦赤兀部氏族的酋长、俺巴孩的儿子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与其弟脱朵延·急里提，他们是在1161年那场灾难性战争中丢掉王位的蒙古汗王海都的后裔。
　　当时，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在肯特山中靠渔猎维持生活。就因为同父异母的弟弟别克帖儿从他那里偷走了一只百灵鸟和一条鱼，铁木真便在弟弟哈萨儿的帮助之下，用箭射死了别克帖儿，可见其生活的艰辛与严酷。铁木真和他的弟弟哈萨儿也因此变得更加刚强和无所畏惧。泰亦赤兀部酋长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原以为铁木真一家因贫穷而死了，但终归不放心，于是便派人四处找寻，得知他们仍顽强地生活在肯特山的森林中后，便捉拿了铁木真，并给他戴上了厚重的枷锁。在速儿都思部酋长锁儿罕·失剌和他的儿子赤老温与沉白的帮助下（关于他们，我们将在下文中将讲到），铁木真最终还是逃脱了。铁木真是一位优秀的弓箭手，他的弟弟哈萨儿也不逊色，他们开始实施家庭复兴的大计。在他们的苦熬与拼搏下，他们家中终于有了九匹马，谁料想其中的八匹被草原上的贼偷走了，幸亏有了年轻的孛斡儿出前来帮助，他们才找回了丢失的马匹。孛斡儿出是阿鲁剌部酋长的儿子，自此他开始追随铁木真，成为他最忠实的部将，一直到后来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然后铁木真向翁吉剌部酋长德薛禅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把儿时就许配给他的年轻的孛儿帖嫁给他。德薛禅终未食言，不但将女儿嫁给了他，还陪嫁了一件黑貂鼠皮袄。婚后不久，铁木真将营地从鄂嫩河河源迁至了克鲁伦河发源地。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帝 (1)

　克烈部的臣仆——成吉思汗
　　公元1175年前后，铁木真带着一些黑貂鼠皮袄来到土拉河岸，向强大的克烈部首领脱黑鲁勒表示忠心。克烈部首领感念当初铁木真的父亲给予自己的无私帮助，热情款待了这位年轻人，并把他收为自己的臣仆。从此，在铁木真为臣仆的前提下，脱黑鲁勒与铁木真结成了联盟。不久，铁木真遭到了以酋长脱脱·别乞为首的一群篾儿乞部人的袭击，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进了不儿罕山。他的妻子孛儿帖却落入了敌人之手。在另一个与他同龄的蒙古札只剌部酋长札木合和克烈部酋长脱黑鲁勒的帮助下，铁木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他们三个人在色楞格河支流的不兀剌川河岸大败蔑儿乞部人，将铁木真被掳去的妻子夺回。孛儿帖回到家中后地位和原来一样，不久便生下了被认为是铁木真的长子的术赤。由于孛儿帖有了被掳的这段经历，使得术赤到底是铁木真的亲生儿子，还是蔑儿乞部强盗赤勒格儿·孛阔的儿子，成了一个谜。尽管铁木真从未去调查过这件事，但他心中自有无法说明的疑虑，因此在后来成吉思汗王位的继承问题上，他一直犹豫不决。
　　后来，铁木真与札木合二人都想恢复古代的蒙古王室，都想立自己为汗王，为了各自的利益，虽为结义兄弟，两人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摩擦。据《秘史》记载，两个人一起在鄂嫩河流域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区过了一年半的游牧生活，尔后便从那里各奔东西。据说当年的蒙古汗王忽图剌就是在那里登上王位的，由此可以推断，两位青年首领重振王室的勃勃雄心与他们生活的地方的特殊历史背景有着必然联系。铁木真占山为王，在山中安营扎寨；札木合则以河岸为根据地，他说：“傍山而居，牧马的人就能够得到帐蓬；靠水而居，牧羊的人就能够得到牧场！”单从这一点上，巴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得出的结论是：铁木真依靠的是骑士们，即“草原上的贵族阶级”；而札木合则受到贫穷的牧民，即哈剌抽黑头普通平民的拥戴。据更加古老的《秘史》记载，札木合“勇于创新而蔑视传统”，于是符拉基米佐夫据此推断说，札木合代表着一种民主政党，而成吉思汗则是贵族阶级的代表。这种推论的依据并不充分。我们暂且不去理论两位俄国学者的论据是否靠得住，在铁木真与札木合分别之后，追随铁木真的是”札剌亦儿氏族、乞牙氏族、八邻氏族人”，以及蒙古贵族阶级中最高级别的代表人物，像他的叔父答黑台·斡惕赤斤、著名的合不勒合罕的长子合不勒的曾孙、主儿乞族的酋长薛彻别乞，还有忽剌合罕的儿子阿勒坛·斡惕赤斤等。总之，如果过去那个蒙古帝国不消亡的话，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帝位的继承人。符拉基米佐夫曾经对《秘史》进行注释，古代王权的代表者们更拥护铁木真，因为在铁木真与札木合这两个新王权的竞争者中，他们认为铁木真更保守一些，日后也更容易被他们所控制；而札木合漂泊不定的行踪与勇于挑战传统的革新观念，带给他们的只有压力与忧虑。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旧王室的正宗继承人阿勒坛谢绝了汗王的称号，铁木真得以当选。阿勒坛和薛彻别乞是最早尊称铁木真为“汗王”（蒙古人的国王）的人。这次选举过后12年，即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选为亚洲高原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的最高汗王。作为国王，铁木真取名青吉思汗，我们的历史书中则称他为成吉思汗，这个名称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目前蒙古学专家们还在争论中。
　　铁木真当选为汗王，除了那些王位继承人的政治目的之外，似乎还有些顺应天义的“宗教“因素的影响。选举之前，八邻部酋长豁儿赤就公开宣称，“上天（腾格里）命令铁木真当我们的可汗，这是神灵给我的启示，我再把它告诉给你们。”这就是人们在传说中讲述的“木华黎的启示”。有一天，铁木真率部扎营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的地方，札剌亦儿部的木华黎对他说，“蒙古最后的汗王忽图剌当初被选为汗王的地点，就是这个地方，并且在同一棵树下，他们曾在这里纵情歌舞狂欢。后来，他们没有了汗王，蒙古人开始过上不幸的生活。但永恒的苍天没有忘记它的臣民——忽图剌家族。如今，蒙古人中将出现一个新的英雄，他将率领勇猛的将士所向披靡，向他们的敌人吹响复仇的号角……”的确，蒙古人推举成吉思汗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选择一个战争和狩猎的领袖。《秘史》一书记载了阿勒坛、火察儿与薛彻别乞推举成吉思汗时的誓言，“我们决定立你为汗王。在对敌作战时，我们会做你的前哨；只要是掳得的妇女，我们都会奉献给你。狩猎中我们会冲在前头，捉来的野兽也会献给你”。
　我们前面讲过，成吉思汗的追随者之一、札剌亦儿人木华黎，在成吉思汗当选汗王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但如此，木华黎还向成吉思汗讲述了蒙古人与塔塔儿人之间的深仇大恨，例如，塔塔儿人将俘获的前蒙古王室的两名成员交给了金人，使他们遭受了可怕的刑罚；塔塔儿人与金人结盟，于公元1161年摧毁了第一个蒙古王室；塔塔儿人在公元1167年的一次草原聚会上，用有毒的食物害死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铁木真啊，你将成为汗王，为了向我们的敌人塔塔儿人复仇，你还将担起弘扬大蒙古民族精神的重任。”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想当初，塔塔儿人是在金人的支持下才战胜了蒙古人，那场胜利使他们成为戈壁东部的主人；之后，他们却开始不断地侵扰金国的领地。于是，北京的朝廷决定去帮助克烈部族，并挑起他们同塔塔儿人之间的争端。作为国王脱黑鲁勒的臣仆，成吉思汗随军出征，并借此机会为蒙古人报了世仇。此时，塔塔儿人东南有金人的狙击，西北有克烈部与成吉思汗的夹攻，被困在贝加尔湖地区，最终彻底失败。克烈部王子与成吉思汗沿着浯渐扎河继续挺进，杀死了塔塔儿人的酋长蔑古真肖勒图。作为对此战的奖励，北京的朝廷授予脱黑鲁勒王号（约公元1198年前后），史书上称他为“王罕“。成吉思汗也获得了封号，但比脱黑鲁勒的王号低微得多。这说明当时北京的朝廷只不过把他当作克烈部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臣仆对待。
当然，铁木真的当选也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安，特别是克烈部酋长脱黑鲁勒，此人目光短浅，才能平庸，做事优柔寡断，看到昨天还是自己臣仆的铁木真，今天却和自己平起平坐，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脱黑鲁勒大可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铁木真在成为成吉思汗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小心翼翼，并声明自己将永远做一名忠心耿耿、谨慎小心的臣仆。况且，内有政敌札木合以强者的姿态站在他的面前，外有敌人塔塔儿人正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还远远无法实现其一统蒙古天下的宏图伟业。
　符拉基米佐夫认为，正是在这次战争后，因为拒绝追随他与王罕一起去攻打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对几个蒙古王子和旧王室的后裔作出了惩处，合不勒大王的曾孙与主儿乞氏族的酋长薛彻别乞和另外两个王子泰出与不里孛阔遂被处以死刑。在他致王罕的那封著名的申诉书中，成吉思汗说是因为克烈部人的怨恨遂使他牺牲了“这些最亲爱的兄弟们”。尽管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他还是就此消灭了人们称作“蒙古正统派”的代表人物。

依据正史对成吉思汗的记载，我们认为成吉思汗与王罕的联盟对后者更有利。尽管最初由于王罕的保护，成吉思汗才能够从敌人那里逃出，但这位蒙古英雄很快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了王罕的恩情。一日，王罕被他的亲兄弟、受乃蛮部王子亦难赤·必勒格支持的额儿喀合剌所推翻了，他不得不向西南方向逃亡。逃至楚河时，他向哈喇契丹人寻求援助，但对方拒绝了他的请求，紧接着他与哈喇契丹部王子古儿罕之间产生了误会，最终悲惨地流浪于戈壁沙漠之中。心灰意冷之时，他想起了成吉思汗，于是便到他那里避难。成吉思汗不但将他那支疲乏之师加以整顿，还帮助他重新收复了克烈部族的领地。后来成吉思汗在回忆往事时，曾经用他那虽粗糙但却朴实的语言对王罕加以责备，“从前你被饥饿所困，前来见我时就像毫无生气的火一样，是我给了你牛、羊、马匹和物品。那时的你是多么瘦弱，可仅仅十五天之后，就让我把你养胖了。”王罕的另一个兄弟札阿绀孛逃向金国避难后，是成吉思汗把他召回来的。为了防止途中被蔑儿乞人拦劫，成吉思汗事先专门派出了一支军队去保护他。成吉思汗对王罕说，“这是我第二次为你效力。”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帝 (2)

　　这些不过是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中的一个侧面，而传说毕竟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事实上王罕认为成吉思汗为他所尽的力是理所当然的，很少表现出感激之情，甚至未把成吉思汗放在眼中。他曾经故意违反军事联盟协定，背着成吉思汗对蔑儿乞人进行了一次袭击，结果大获全胜，迫使蔑儿乞部酋长脱脱从色楞格河河口逃向贝加尔湖东南方面的巴尔虎（《秘史》中把这个地方叫作八儿忽真）。他还杀死了脱脱的一个儿子，俘虏了另一个儿子，并掳掠了大批的俘虏、畜群和财产。在对掳获的财物进行分配时，他故意忽略了成吉思汗的所得，这也是违反军事联盟协定的。相反，作为王罕忠实臣仆的成吉思汗，却总是不折不扣地听命于王罕的调遣。一次，王罕请他共同去讨伐乃蛮部，当时的时机非常成熟。乃蛮部落的王子亦难赤·必勒格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台不花（汉号通常被称作“太王”或“塔阳”），另一个儿子叫不亦鲁，正为了争夺一个妃子而产生了纷争。塔阳在科布多省区各湖间的平原上进行统治，不亦鲁则统治着阿尔泰山区。就在塔阳与不亦鲁大闹分裂的时候，王罕与成吉思汗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先侵占了不亦鲁的领地，不亦鲁战败逃至乌伦古河岸，最终在那里被杀死（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中的记录与此有些出入，说他暂时逃到了黠戛斯人居住的叶尼塞河上游避难）。就在这年的冬天，不亦鲁的旧部之一、乃蛮部将军可克薛兀撒剌黑对王罕与成吉思汗的联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反攻，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夜间，王罕在没有通知成吉思汗的前提下，偷偷转移了自己的人马，成吉思汗只得单独率兵撤退。根据官方史料的记载，尽管王罕屡有违反联盟协定的行为，但成吉思汗始终没有动摇对王罕的忠诚。后来乃蛮人卷土重来，侵略了克烈人的领地，王罕的弟弟札阿绀孛和儿子桑昆先后被迫逃亡，桑昆这时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屡被他父亲羞辱的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二话不说，旋即派出了他的“四大战将”孛斡儿出、木华黎、孛罗忽勒与赤老温去帮助桑昆，从乃蛮人手中救出了桑昆，并将乃蛮人从克烈部落的领地上赶走，夺回了被抢走的成群牛羊。最后，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又一次痛击了乃蛮人，才结束了这场战争。
　　据《元史》记载，这场战争之后，成吉思汗与王罕联合出兵讨伐泰亦赤兀部落，在鄂嫩河上游将敌人打败。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在成吉思汗幼年时受过其虐待、与其有着深仇大恨的泰亦赤兀部酋长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被成吉思汗手下勇敢的赤老温亲手杀死。据《元史》记载，乃蛮部落与泰亦赤兀部落均败在成吉思汗和王罕的手下，相同的失败使他们由恐惧进而结成一种联盟，也可以说是一个阴谋团伙。哈答厅部人、散只兀部人、朵儿边部人、塔塔儿部的残余以及及翁吉剌部人都加入了这个联盟。他们杀掉了一匹白马之后歃血为盟，并发誓一定要捉住成吉思汗与王罕。成吉思汗的岳父翁吉剌部人德薛禅及时将这一消息通知了成吉思汗，于是成吉思汗在捕渔儿海子附近将这个阴谋团伙一举击败。在成吉思汗后来写给王罕的信中，曾经隐晦地提到这场战争。他写道，“我飞过大山和捕渔儿海子，为你捕捉了蓝脚的灰色仙鹤，他们是朵儿边人与塔塔儿人；我后来又飞过阔连海子，为你捕捉了蓝脚的仙鹤，他们是哈答斤人、散只兀部人与翁吉刺人。”尽管当时王罕是被公认为蒙古地区最强大的君王，由于屡有家族成员背叛他，因此实际上他的政权基础是极不稳固的。我们知道，他先是从叔父古儿罕的手中抢到了克烈部的王位，后来又和他的弟弟额尔喀合剌争权夺利。《元史》中还提到，王罕在战胜了我们前文刚提到的那个同盟后，又险些被他的弟弟札阿绀孛推翻。后来，他粉碎了札阿绀孛的阴谋，札阿绀孛被迫逃往乃蛮部落寻求庇护。
　　此时的蒙古地区正处于各部族蠢蠢欲动、热血沸腾之际。王罕与成吉思汗结盟，妄图建立霸业。为了抵制他们的这一企图，札只剌部酋长札木合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不只是背叛成吉思汗的蒙古氏族，还包括札只剌人、泰亦赤兀人、翁吉剌惕人、亦乞剌思人、火鲁剌思人、朵儿边人、哈答斤人及散只兀人，以及蔑儿乞人、斡亦剌人、乃蛮人与塔塔儿人。公元1201年，这个反对派在克鲁伦河下游的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名叫阿勒灰孛剌牙的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他们在这次集会上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的“天下共主”，即蒙古的皇帝。成吉思汗就处于这些疯狂可怖的敌人的包围之下。
　　蒙古帝国终将建立，但这个帝国将由谁来掌握，是成吉思汗还是札木合，则要看这两位竞争者最后谁能取胜了。成吉思汗颇具政治头脑，而且做事坚韧不拔，一开始就得到了克烈部王罕的积极支持。札木合同成吉思汗相比更具活力，但容易冲动，做事摇摆不定，擅搞阴谋。但如果史书中对成吉思汗的记载是可信的话，那么札木合确实经常去掠夺属下部族的财产，让人无法全心依靠。在以上二人中间，王罕选择了成吉思汗。他和成吉思汗的联军在阔亦田打败了札木合，并逼迫札木合向额尔古纳河下游撤退。符拉基米佐夫认为，就是在这次战役之后，成吉思汗对他的世仇泰亦赤兀部族进行了最后一次征讨。那首著名的插曲“者勒篾的忠诚”里这样唱道，“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进攻未能成功，却身负重伤，他忠诚的部下者勒篾护理他时，用自己的嘴吸去了他伤痕上的血。”尽管对这次战争中的许多战役的年代顺序目前还无法确定，但战争最终以成吉思汗大败泰亦赤兀部结束，成吉思汗杀死了大部分敌人，幸免于难者也最终臣服于他。从此，他重新统一了孛儿只斤氏族。战斗中，一个泰亦赤兀部（或称也速部）的青年战士用箭射中了成吉思汗的坐骑，他以为成吉思汗最终会处死他，没想到成吉思汗却宽恕了他。这个名叫哲别的箭无虚发的青年后来成为成吉思汗手下一员最优秀的将领。后来，哲别和他勇敢的伙伴速不台一起，成为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传颂的战斗英雄。
　　然后，成吉思汗开始向蒙古人的宿敌（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察罕塔塔儿人与阿勒赤塔塔儿人）复仇。为了整肃军纪、更好地进行战斗，成吉思汗严令禁止部下私自进行的劫掠。塔塔儿人最终被打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战争，剩余的残存者则被分别遣散到了蒙古的各个部落中。作为胜利者的成吉思汗为自己挑选了两个美丽的塔塔儿女人——也遂和也速干。然而，三个蒙古王公，即成吉思汗的族人阿勒坛（从前蒙古汗王忽图剌的儿子，是古代蒙古王室贵族系统的代表）、火察儿与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公然违犯了成吉思汗的军令，私自抢夺财物。成吉思汗没收了他们的战利品，于是阿勒坛、火察儿与答里台便与成吉思汗脱离关系，很快就投奔到敌人那边去了。而在塔塔儿人居住地的东面，嫩江流域的索伦人则表示愿意向成吉思汗称臣纳贡。
　　据《元史》记载，尽管塔塔儿人被消灭，但成吉思汗的敌人并没有消亡。避难于外贝加尔地区巴尔虎（在贝加尔湖东南）的篾儿乞部国王伺机重新出山，向成吉思汗发起攻击，但被成吉思汗打败。紧接着，为了反对成吉思汗，脱脱与不亦鲁（乃蛮部王位的竞争者）结成了新的联盟，当时不亦鲁的旗下已经聚集着很多部落，如朵儿边部、塔塔儿部、哈答斤部。新联盟与王罕和成吉思汗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据说，战争是在乃蛮部落的巫师制造的暴风雪中进行的。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我们暂不去考证，单从战争本身来说，使人的感觉到具有极强的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为了一次季节性的战争或一次突然袭击，他们可能会分别从大阿尔泰山和兴安岭出发，然后联合在一起；在失败或胜利之后便又四散开来，各自生活，就算从蒙古的这一端转移到另一端，也是经常的事。而成吉思汗则完全不同，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早已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征服计划，凭借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使这一次又一次的连续不断的游击战争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这为他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帝 (3)

　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决裂——克烈部被征服
　　在王罕先行不义的情况下，成吉思汗仍然扮演着忠实奴仆的角色，并无二心，他自信已经无可非议地向王罕尽了自己作为一名臣仆的义务。蒙古英雄成吉思汗向克烈部的君主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王罕能够把女儿察兀儿别乞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术赤。王罕认为成吉思汗简直是异想天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拒绝深深刺痛了成吉思汗的心。
　　对于日后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克烈部王罕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臣仆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因此也就不会想到公元1196年成吉思汗自称汗王，更不会想到要去除掉这个日后的障碍。自然，等他听到别人或多或少的议论，自己也多少有所察觉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已经年老体衰、满头银发，只希望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战火与硝烟。王罕的儿子、著名的桑昆（蒙语，意思同汉语的“将军”）开始催促其父亲同成吉思汗决裂，并建议同札木合联手抵抗成吉思汗。王罕同札木合私下里就一直有联系，当初札木合就是在王罕的煽动下才发动王室政变的。政变失败后，他一直避难于克烈部。札木合和桑昆经过密谋后，札木合对王罕说，“无论在气候恶劣的冬夏还是在温暖和旭的春秋，我都是一只生活在固定地方的白翎雀儿，而铁木真则是一只冬季外逃的雁儿。”与此同时，过去蒙古汗王的正宗继承人阿勒坛，因为将王室拱手让给他人，一直郁郁寡欢，他也趁此机会投入王罕的门下，并极力鼓动王罕向过去的同盟者成吉思汗宣战。
　　至此，成吉思汗结束了他作为王罕杰出助手的历史使命。公元1203年，成吉思汗同克烈部正式决裂。对成吉思汗的一生而言，这次决裂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为个人的地位和蒙古的未来而战斗。在桑昆的煽动下，克烈部人设下了计谋，装出要和成吉思汗和谈的样子，将其骗来准备在会谈中下手。后来由于阴谋败露，他们便将和谈改为突然袭击，希望在混乱中将成吉思汗一举擒下。克烈部的将领也客扯连向他的部下透露了这一计划，不想被两个名叫乞失里黑与巴歹的牧人无意中听到了。他俩连夜赶去向成吉思汗通报消息，为了感谢他们，成吉思汗给他们两人封官加爵。
　　得到了消息后，成吉思汗急忙开始准备战斗。据《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首先将人马撤至卯温儿山高地，在那里布置下一支精悍的防守队伍。第二天，他继续向后撤退至一座阿兰山（《元史》称作“阿兰”或“纳兰”，拉施特·哀丁将其称之为“哈剌丁阿尔”，夏真特将之称为“哈剌浑奥拉”，也就是《秘史》中的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位于喀尔喀敦勒河发源地附近，属于兴安岭山脉的一个支脉）的附近。尽管事先得到了消息、作了准备，但成吉思汗还是遭遇了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次战争。战斗十分激烈，成吉思汗的两员猛将——兀鲁兀氏族的首领老主儿扯歹那颜与忙兀氏族的首领忽亦勒答儿薛禅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战争。忽亦勒答儿薛禅在穿越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之后，终于把一面称作“蠹”的成吉思汗的战旗插上了敌人阵地背后的山岭上；老主儿扯歹那颜也不示弱，一箭射在克烈部桑昆的脸上。老主儿扯歹那颜与忽亦勒答儿薛禅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奇功。但终因寡不敌众，当天夜里成吉思汗不得不率部下撤离了战场。撤退中，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和两个最忠实战将孛斡儿出与孛罗忽勒不见了踪影，他在旷野中四处呼喊却没有回音。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追了上来，窝阔台颈部受箭伤，躺在孛罗忽勒的怀里。此情此景令素有“铁石心肠”之称的成吉思汗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成吉思汗沿着喀尔喀郭勒河，向贝尔湖与达赖湖北岸（《元史》中称作“东科湖”）撤退。成吉思汗妻子的娘家部落翁吉剌部人就生活在喀尔喀河与贝加尔湖的交界处。成吉思汗求助于翁吉剌部人，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就在达赖湖北岸，成吉思汗派人给王罕捎去口信，口信的内容有很多史料曾经引证或介绍过。在信中，成吉思汗回忆了过去那么多年中他和王罕之间的纯洁友谊，以及他曾为王罕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借此感动王罕这个从前的主人。信中他称呼王罕为“父罕”，即他的父亲，以表明他仍然在小心地充当着他的臣仆。他说，他只要求父罕能够宽恕他（桑昆反驳说这是为了麻痹王罕，使他放松警惕性）。在信中，他还回忆起古代蒙古王室的后裔阿勒坛，说他自己之所以接受“汗王”称号，是因为阿勒坛和王室的其他继承人都拒绝继承王位。在这种史诗般的抒情诗句中，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向他从前的宗主表明，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感到十分惭愧的。同时将自己对权力的轻蔑，以及作为臣仆的效忠之心，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也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王罕对成吉思汗的坚强性格是丝毫不了解的，当他后来醒悟过来已经有些迟了，因此最初他毫无戒心地为成吉思汗提供保护，是欠考虑的。之后，他根本没有能力找到有力借口就放弃盟约，转而攻击成吉思汗，将机会拱手让给了自己的政敌。在成吉思汗与王罕的这场较量中，克烈部老国王始终表现得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迫于周围的形势和压力。直到他的儿子桑昆叛乱时，他都没有感到危机四伏。因此从本质上说，他根本不具备同成吉思汗较量的能力。
　　与此同时，在合兰真失败之后，成吉思汗的一部分随从弃他而去。这段日子，是成吉思汗作为一名统治者所渡过的最痛苦也是最艰难的日子。本来就寡不敌众，现在在人数上更加处于劣势，成吉思汗只得继续向北而行，直到西伯利亚（蒙古边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外贝加尔省的边境）。成吉思汗带领剩下的这群忠实的追随者，最终停留在“赤塔以南，土喇河的发源地”（巴渚纳湖附近）。在那里，他们只能靠湖中的污水解渴，吃的东西也十分有限。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公元1203年的夏天。与他一同在这里患难与共、艰苦共尝的人们后来都被称作“巴渚纳人”，成吉思汗成就伟业后也没有忘了这些忠实的追随者，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就在成吉思汗卧薪尝胆的时候，他的反对者们结成的联盟又一次自行瓦解了。这些随着季节游牧的人们对于战争是毫无定性的。根据拉施特·哀丁的记载，答里台、火察尔、阿勒坛、札木合等几位同成吉思汗有仇的蒙古酋长，在投降于王罕之后，又秘密组织了一次暗杀克烈部国王的行动。结果他们的阴谋被王罕及时识破，王罕转而去攻打这些曾经的同盟者，他们只得仓皇逃窜，逃亡中给王罕留下了大批的牛羊、财宝。札木合、火察儿与阿勒坛到乃蛮部落避难，答里台却又一次被成吉思汗降服。
　　至此，形势已完全改变。公元1203年秋季，成吉思汗从巴渚纳出发一直到了鄂嫩河畔，准备向王罕发起新的攻击。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一直在克烈部人手中，他通过弟弟给王罕传去一封信，信中他用虚情假意打消了王罕的疑惑，并作出保证，希望同王罕进行和谈。王罕答应了谈判，并给成吉思汗送来了“盛在牛角中的酒”，以便盟誓时使用。在麻痹王罕的同时，成吉思汗开始秘密进军，克烈部军队在猝不及防中四散而逃。这次战争的地点位于土喇河与克鲁伦河两河的发源地之间的者者额儿温都山（即《元史》上的折折儿运都山）。正是这次战役保证了成吉思汗最终的完全胜利。王罕脱黑鲁勒和他的儿子桑昆不得不向西方逃跑。他们逃到乃蛮部之后，王罕被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乃蛮军官豁里速别赤杀死。他的头颅被砍下送给了塔阳，塔阳的母亲古儿别速拿着王罕的头颅作为供品，向死者灵魂奉祀，“为死者奏乐致敬”。王罕的儿子桑昆则横穿戈壁，逃到了额济纳附近的西夏王国边境。后来他在柴达木盆地过了一段时期的抢掠生活，最后到了库车的回纥人那里。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桑昆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了。
　　克烈部向成吉思汗投降，表示从此效忠于他。但成吉思汗却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他小心谨慎地将克烈部人派到蒙古的各氏族中，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但成吉思汗对王罕的弟弟札阿绀孛的部下却表现出了特别的关照，因为他自己曾经娶了札阿绀孛的女儿伊八合别乞，而他的小儿子拖雷则娶了札阿绀孛的另外一个女儿唆鲁忽帖尼公主，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看到她在成吉思汗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帝 (4)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乃蛮部被征服
　　成吉思汗征服了克烈部之后，蒙古地区还剩下惟一一个独立的政权，那就是乃蛮人和他们的王子塔阳的国家。准确地说，到公元1203年底，成吉思汗统治着蒙古的东部，而塔阳则统治着蒙古的西部。札吉剌惕部酋长札木合，篾儿乞部酋长脱脱别乞，斡亦剌部酋长忽都花别乞，以及那些已经分散了的部落的残余，如朵儿边、哈答斤、塔塔儿、散只兀部，及反叛的克烈部中的氏族，那些所有在战争中败给成吉思汗或不归顺成吉思汗的人，都聚集到了塔阳的周围。他们准备再次对成吉思汗宣战。为了最终能够打败成吉思汗，塔阳设法同汪古部人取得了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汪古部人属于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定居在托克托（大约在现在山西省和绥远城的北面）附近，一直为金国镇守着边界。他们都是景教徒。酋长阿剌兀思的斤在接到这些人的请求后，并未答应他们，反而急忙向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通报了这一消息，并从此和成吉思汗紧密联系在一起。
　　据《秘史》记载，在出发征讨乃蛮部之前，成吉思汗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蒙古军队与国家组织的法令。然后，公元1204年春，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邻勒塔大会（也称为“宗王大会”），宣布对乃蛮部进行征讨。会议召开的地址在《元史》中被称作“帖麦该”，《秘史》中则说是帖篾延客额儿河附近。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这个季节的马匹过于瘦弱，不适于作战，最好能将行军日期推迟到秋季。成吉思汗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勒古台和他们的叔父斡惕赤斤那颜则认为，这个时候出军是趁敌人毫无防备发动猛攻，可以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成吉思汗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很赞赏他们的诚意，于是开始向乃蛮部进军。关于这一点，各史料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元史》中认为他即刻开始了行动，而其他史料则认为他是在秋后才进入乃蛮国境的。按照《元史》的记述，塔阳与他的同盟者，即札木合、脱脱别乞、忽都花别乞、所有乃蛮部、札合剌部、篾儿乞部与斡亦剌部，集中兵力，同蒙古人在阿尔泰到杭爱山之间展开了斗争。不过我们也可以相信阿不合乞的观点，这次战争发生在阿尔泰的阿尔泰苏河（根据赫尔曼的分析，这个阿尔泰苏河是在离科布多湖或哈喇乌苏不远的科布多河附近）一带。因此，在同蒙古人的先锋短兵相接之前，塔阳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出去很远，他为自己留了条后路，这样他就可以后退到阿尔泰山脉，从而诱使远征的蒙古军队进入山谷之中，在敌人精疲力竭之后一举歼灭他们。塔阳的副将豁里速别赤认为他在战争中的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是令人感到可耻的，他对塔阳说，“你的亦难赤·必勒格罕父，昔日的乃蛮部的君王，从来不会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脊背和他的马后胯！”这一侮辱激怒了塔阳，他狂怒之下传令开始进攻。双方很快厮杀到一起，直杀得昏天黑地。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身先士卒，指挥着蒙古队伍的中央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战斗一直迟续到晚上，最终蒙古人取得了胜利。塔阳身负重伤，被手下人抬到了一处高地上。关于这一段的叙述，《秘史》采用了史诗的语言。塔阳对自己的部下说，“那几个如同狼赶羊群般追逐我们的战士是些什么人？”札木合回答道：“是我的结义兄弟铁木真用人肉养育、用铁链拴着的四只狗，那狗是铜头凿齿、锥舌铁心。他们用环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现在解开他们的铁链，他们就会流着口水高兴地跑过来。这四只狗是哲别、博尔忽、者勒篾和速不台。”塔阳又问，“跟在他们后面的像饿鹰似的那个人是谁？”“是我的结义兄弟铁木真，他浑身穿着铁甲。你曾经说过，见到蒙古人时，要把他像吃羊羔儿般地一口咽下去，连蹄和皮都不要留下。可你现在呢！……”《秘史》中继续写道，这些忠实的追随者仍在询问塔阳，他们应当做些什么。当然，最后肯定是毫无结果，因为塔阳已经快要断气了。为了让他苏醒过来，豁里速别赤大声地呼喊他的名字，说他的妻妾们和他的母亲古儿别速还在他的营帐里等着他回去。但由于流血过多，塔阳终于闭上了眼睛，永远地倒在那片高地上。这时，他的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并没有放弃，他们推举豁里速别赤为首领，再次同敌人厮杀起来，以求在战争中战死疆场。他们在绝境中亦不言败，这种毫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想宽恕他们，但他们拒绝投降，最终全部战死疆场。塔阳的儿子屈出律与一部分臣民逃向了额尔齐斯河。剩下的乃蛮余部向成吉思汗俯首称臣。
　　篾儿乞部酋长脱脱别乞也跟随屈出律逃了出去。但他部族下属的一个小酋长歹亦儿兀孙却主动向成吉思汗投降，并将自己美貌的女儿忽阑嫁给了成吉思汗。《秘史》中对这此有详细的记载，写到忽阑在一个名叫那牙的蒙古少年军官的带领下，穿过农田去见成吉思汗，展示了当时古朴粗犷的民风。《元史》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于正史，描述了王罕的弟弟乃蛮王子不亦鲁与屈出律、脱脱别乞、札木合等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斋桑湖与乌卢陶山一带（即由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及青吉斯山形成的丛山中）继续同成吉思汗对抗。这四个人先后在战争中失败，死去。不亦鲁在乌卢陶山附近打猎时，遭遇成吉思汗的骑兵被打死。据《元史》记载，那一年应该是公元1206年。公元1208年秋，成吉思汗亲自率兵前往额尔齐斯河上游，他要将剩余的“反叛者”全部消灭。在途中，已毫无抵抗能力的斡亦剌部酋长忽都花别乞向成吉思汗投降，成吉思汗接受了他的归顺，并令其充当向导。有了这个向导，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岸向屈出律与脱脱发动进攻，并彻底打败了他们。脱脱在战斗中死亡，屈出律则逃向了哈喇契丹，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会提到他。札只剌部酋长札木合则率领一群亡命之徒四处抢劫，过着动荡的生活。后来，他被部下捉拿后献给了成吉思汗。关于这次事件，多桑认为它发生在公元1204年，即塔阳失败并被打死后不久；拉施特·哀丁却没有提到具体的日期；而符拉基米佐夫则按照《秘史》中的年代顺序，认为札木合的被捕是在脱脱死后，即公元1208年。成吉思汗想到他们曾是结义兄弟，便用王子的处理对待他，让他不流一滴血便死去。符拉基米佐夫认为“根据萨满教的教义，人死后灵魂是留在死者的血液中的，可见这对札木合是一种优待”。拉施特·哀丁记录下来的传说中是这样讲述的，“成吉思汗把看守和处死札木合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侄子阿勒赤歹，阿勒赤歹极尽所能地虐待他的俘虏，将札木合的四肢关节割断。”这个传说听上去似乎很勉强，有些夸大。我们注意到，在反对成吉思汗的人中札木合是最大的一个元首，但他在最后的战斗中却表现得十分懦弱。他把克烈部人与乃蛮部人先后引向反对成吉思汗的战争中，自己却两次夺路而逃。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他首先抛弃了王罕，接着又抛弃了塔阳，因此同为战士，这个人的品行是远远无法同成吉思汗相比的。
　　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终于将篾儿乞部最后的残余部分消灭了。公元1207年，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吉戛斯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归降了成吉思汗。至此，蒙古各部族已经全部臣伏在成吉思汗脚下，成吉思汗的旗帜成为所有突厥－蒙古军队的统一标志。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204年乃蛮人失败的时候，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被蒙古人俘获，之后他成为成吉思汗的臣子，为成吉思汗服务。因此，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帝 (5)

　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在鄂嫩河发源地召集了一次忽邻勒塔大会，接受了各部落对他的臣服。出席大会的有已经投降了的突厥－蒙古游牧人的首领们。在这个会上，成吉思汗被全体蒙古和突厥部落尊称为“大汗”，或如《秘史》中记载的，被称为“合罕”。“合罕”是一个古老的称号，公元5世纪时，由柔然人传给了后来蒙古的所有君主；公元6世纪，传给突厥人，公元8世纪又传给了回纥人。这个称号曾被西方的卜兰迦宾、鲁卜鲁克、马可·波罗、鄂多利克等旅行家们译作“大汗”。
　　公元840年回纥人失败后，草原帝国实际上就已经陷入无人统领的境地。当成吉思汗成为“毡帐的部众们”的合罕后，他宣布，这个古老的帝国经过突厥人的祖先（匈奴）、蒙古人的祖先（柔然与厌哒）、和突厥人（突厥与回纥）的轮流统治之后，现在已经正式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了。因此，这个新的蒙古民族将包括所有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今后凡在蒙古人的名义之下，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不论是克烈、乃蛮，还是孛儿只斤，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生活于毡帐下之人”，以后都将为“蒙古”这个名称而自豪。
　　在公元1206年的这次忽邻勒塔大会上，萨满巫师阔阔出（也称“帖卜·腾格里”）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并不为人所知。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曾经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并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为妻。阔阔出说他能够骑上长有灰色斑点的马到天空上去与神鬼交谈，他的巫术常带给人一种迷信的恐惧。在忽邻勒塔大会上，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永恒的苍天将任命成吉思汗为人世间惟一的可汗。阔阔出所言的天意很快便被新皇帝成吉思汗引用为无上的权威，他自称合罕，却不承认是自己说的，而是归于天命。这种官方的称谓，我们可以从他的后代那里看到，据说在他的孙子贵由大汗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文书上就盖有这样称谓的印玺。符拉基米佐夫说，“这是旗帜的神灵，保护神，正是它领导着蒙古人去征服全世界。”成吉思汗政权的建立还需要宗教作基础，萨满巫师阔阔出对此曾经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他的巫术和他父亲蒙力克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阔阔出认为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渐渐变得居功自傲，目中无人，甚至企图以不切实际的威信去挟持皇帝。他和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儿之间产生了矛盾，为了使他的敌人哈萨儿败北，阔阔出向成吉思汗宣布了神灵的启示，“神灵告诉了我一道永恒的天的神旨，他说：‘一次让铁木真执国政，一次让哈萨儿执国政。你如果不将哈萨儿除掉，以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这当然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举动，但还是使成吉思汗心生疑虑，于是将弟弟哈萨儿拘禁起来，并摘掉了他的帽子和腰带，解除了他拥有的军权。诃额仑皇太后听说后，急忙救出了哈萨儿，然后怒不可遏地坐在那里，将两个乳头露出来对成吉思汗说，“你看见了么？这是你吃过的乳头。哈萨儿犯下什么罪过，你要将自家骨肉残害。你很小的时候，曾经吃了我这一个乳头。合赤温与斡惕赤斤两人合起来也吃不了这一个乳头。只有哈萨儿把我这两个乳头都吃了，使我胸中轻松畅快。正因为这样，铁木真才很有心计，哈萨儿才有气力射箭。凡背叛你的人，你都会用弓箭去把他们捕获。如今敌人已经消灭光了，你用不着他了，对吗？”母亲的一席话说得成吉思汗倍感惭愧，于是他赏还了哈萨儿的名号和权力，但却减少了他的一部分随从。萨满巫师阔阔出并不满足，企图继续随意支配皇室家族，于是又选中了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当众侮辱他。幸亏成吉思汗的妻子聪慧的孛儿帖及时看出了问题，警告自己的丈夫说，“你现在还健在，他就敢公然欺侮你那些像松树般强壮的兄弟，那么到你死后，百姓们就会合起伙来造你后代的反啊！”这一席话惊醒梦中人，成吉思汗顿时醒悟了，于是他下令让斡惕赤斤去消灭巫师。几天之后，阔阔出和他的父亲蒙力克前来拜访成吉思汗。斡惕赤斤见到萨满巫师，一把就掐住了他的喉咙，成吉思汗让他们到帐蓬外面去论个长短。于是他们俩就往外走，阔阔出刚走出大汗的营帐，立刻就有在成吉思汗默许之下由斡惕赤斤派来的三个卫士走上前来，打断了巫师的脊骨，使其“不流血”而死。帐内的蒙力克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没有退缩，他说：“合罕啊！我在你称帝之前就开始服侍你，我要继续服侍你……”阔阔出一死，成吉思汗立即任命了另外一个“骑白马、穿白袍”的将领代替阔阔出，他是八邻部落中最年老的一个成员兀孙，他终生以萨满教大巫师为职业。
　　这场曾经发生在草地上、毡帐边的神权与帝国、巫师与大汗的争斗，转瞬之间就这样消失了。其结果是成吉思汗把巫师拦腰斩断。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1)

　新蒙古帝国的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的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多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份。该宗教认为大汗就是腾格里，是被神化了的或者说是从天神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看法受伊朗人的上帝观的影响，同汉人对天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因此，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无论是远东地区的还没有被完全汉化以前，还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及俄罗斯地区还没有完全伊斯兰化以前，他们自认为就是腾格里的化身，他们的命令就是腾格里的命令，对他们的反叛就等于对腾格里的背叛。
　　成吉思汗自己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神的无限虔诚，他认为这个神居住在鄂河发源地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即现在的肯特山）上。在成吉思汗创业时期，由于马跑得快，他才得以在篾儿乞人的追赶下逃脱，来到肯特山上避难，那些人只抢走了他的妻子孛儿帖。不久，成吉思汗便上山去朝拜。他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做了一种对神表示崇敬的姿势后，摘下帽子，并将腰带解下来搭在肩膀上，然后跪在地上拜九下，最后将一种蒙古人在游牧中常饮的马奶子酒洒在地上以祭神灵。又过了很长时间，在对北京的金国发动“民族”大战之前，成吉思汗又次登上不儿罕山朝拜天神。他依然把腰带搭在肩膀上，用一种哀求的语调说：“长生不老的腾格里啊！我已经武装起来了，我要为我的祖先们报仇，他们是被金国人侮辱而死的。如果你同意我的做法，就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拉施特·哀丁的记载与我们上面的描述是一样的。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这次出征前夕，成吉思汗自闭在营帐里整整三天，只与神灵在一起。他的臣民则在他的帐篷周围边走边向上天祈祷，“腾格里啊！腾格里啊！”第四天，感觉浑身充满了天神力量的成吉思汗终于走出了营帐，他宣布：“腾格里已经将胜利许诺给了我。”
　　穆斯林作家们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对这种古老的拜物教，以及信徒们对山峰和泉水的崇拜进行了记载，人们为了能离腾格里更近一些，便登上圣山的顶峰，向天神召唤，好像它就在大汗的面前；人们脱下帽子，将腰带解下搭在肩膀上向神表示敬意，如果空中有雷鸣声，即说明腾格里在发怒，那么祈求的人就应该主动躲藏起来；如果他再留在泉水中或者在流水中洗身体，会使圣洁的水变得污浊，因为神灵就居住在那里（由于穆斯林忠实于沐浴礼，这一点后来使他们同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隔阂）。
　　我们知道，蒙古人对天和巫术充满着迷信与敬畏，因此他们认为各种信仰最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中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萨满教，而且有代表神灵的其他形式，像克烈部与汪古部的佛教、中国的道教、西藏的喇嘛教、圣方济各会的教派等，也就是说一切具有超自然威力的教派。只有对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实行优遇，才能保证他们对腾格里的敬畏。正是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普遍性的顾虑使这个民族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容忍。只有在突厥斯坦与波斯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不再畏惧鬼神时，他们才变得心胸狭窄起来。
　　在这些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国家，从回纥突厥人那里引入了文明的工具——字体与官方语言。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204年乃蛮王国失败时，成吉思汗将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纥人塔塔统阿收留下来，令其为他服务。塔塔统阿负责教会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用回纥字体写蒙古文，同时，还要教会他们使用皇帝的印玺签署公文，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务衙门的雏形。自公元1206年起，成吉思汗封失吉忽秃忽为大审判官。失吉忽秃忽也是个塔塔儿人，成吉思汗和妻子孛儿帖从小就收养了他，并将他抚养成人。失吉忽秃忽的任务是，从事司法方面的审议与判决，并将蒙古居民分配情况登记在“青册”上，这种“青册”同时被当作判案的依据和法典，伯希和将其解释为“一种蒙古的逐条法规”。当然，一切工作都与用回纥字体书写蒙古语言分不开。
　　“扎撒黑”原意为“规章”，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通用法典。公元1206年的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古国通过了它的第一个扎撒黑。扎撒黑是指通过具有“天的威力”的大汗强加给他的人民与军队的一种天命，即严格的纪律。这是一个严酷的法典，规定了犯有杀人、严重的盗窃、合谋的欺骗、通奸、鸡奸、诅咒术、窝藏等罪行的人要判处死刑。在判决例案的时候，还要有成吉思汗的敕令作为补充。今天，这种敕令连同扎撒黑法典都已经遗失了。
　　这一蒙古法典所产生的后果曾令西方的旅行家们大为惊讶。公元1206年的那次大会之后过了大约40年，圣方济各会传教士卜兰迦宾从蒙古归来后有过这样一段记述，“世界上对领袖最服从的民族就是鞑靼人（蒙古人），就像我们的教徒们服从我们的长老一样。他们对领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更不会对他们的领袖讲哪怕一句假话。在这些人中间，绝对不会发生争吵、不和甚至是人命案，只是偶尔会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的盗窃行为。假使有人丢了几只牛羊的话，捡到的人也绝对不会据为己有，通常会把它们归还给原来的主人。那里的女人把贞洁看得很重要，即使在享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把这段描写和成吉思汗统一之前蒙古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及蒙古人民的精神状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在当时曾经对整个蒙古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家族被称作“黄金家族”，占据着蒙古上层建筑的最高层。成吉思汗作为首领被尊称为大汗，他的儿子们也就成了王子。此时，这个家族征服并占有了广阔的疆域，而他们的祖先当初只占有故乡草原的一个角落。于是，成吉思汗把他拥有的牧场分给了四个儿子，这反倒成了未来的可汗们争权夺利的诱饵。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曾经将阿尔泰地区的许多突厥部落征服，并将其蒙古化，因此蒙古社会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突厥－蒙古社会。台托尔德与符拉基米佐夫认为这是一个古老的“草原贵族阶级”，并为其做了详细的阶级划分，由勇士们与首领们构成的贵族阶级，掌握并继续控制着社会上从自由人到平民再到奴隶等各个不同的阶级；战士或拥护者是最高级的自由人；平民，即指普通人；最底层的奴隶原则上指非蒙古族人。符拉基米佐夫通过分析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具备了一个封建社会所应具备的所有要素，联系各阶层的是各阶层之间那种世袭的对上级的忠诚。
　　在军队里也是如此，由不同军衔构成的各个级别之间完全靠一种封建关系维持。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军队被分成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而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都是从那颜的贵族阶层中产生的。在他们的下面，是由自由人和小贵族阶级组成的军队的骨干，这些自由人都有着古老的突厥称号“达干”，所以，他们享有保留战利品和享用狩猎中所获野兽的特权，许多达干如果立了功还可以晋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佐夫还写道，大汗的护卫军正是这些“贵族阶级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护卫军由一万多人组成，护卫军的兵士通常被分作日班与夜班两部分。此外，还有被称作“箭筒士”的弓箭手。“宿卫从800人增加到1000人，箭筒士也从400人增加到了1000人，散班人数则为1000，护卫军实际人数将增至1万人”。只有贵族或高级自由人才能够进入护卫军的营帐。护卫军中的一个普通兵士就可以充当其他军队中的千户长，而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正是从这些护卫军中挑选出来的。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2)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根据这个方向，蒙古军队通常被分成左中右三翼，左翼在东部，最早由札剌儿人木华黎指挥；中翼的总指挥是八邻族人纳牙，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唐兀惕人察干，他从小被成吉思汗收养并像亲生儿子一样将他抚养长大，在这里指挥着数以千计的精锐卫士；右翼则由阿鲁剌部族人孛斡儿出任统领。到成吉思汗临死的时候，蒙古军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2．9万人。由于军事的需要，左翼人数为6．2万人，右翼为3．8万人，剩下的人为中翼和后备军。
　　蒙古人喜欢面向南方，这一点是和他们的征服目标相一致的。当他们面向南方时，首先要征服“左面”的中国，然后征服中部的突厥斯坦与伊朗东部，最后再征服位于“右面”的俄罗斯草原，左中右三面像扇子一样展开。
　　蒙古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纪事诗，而蒙古战士则是这部英雄纪事诗中的主角，他们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赵孟画派的中国画家笔下。因此，当人们读到格勒纳儿在蒙古之行后所作的成吉思汗传记时，无异于欣赏那一幅幅古老艺术家笔下的画卷。格勒纳儿这样写道，“在营帐中，士兵戴着两侧有耳檐的皮帽子，穿着毡袜和皮靴，长长的皮外衣一直垂到膝上。而在战争中，士兵们却要戴上护住颈窝的无檐帽，披上用黑漆皮条编成的既坚固又柔韧的铠甲。每个人都拿着这样的进攻武器：两只弓，两个箭筒，一把弯刀，一把手斧，一根悬挂在马鞍上的铁棒，一支带铁钩的、能将人从马上拉下的长矛；而骑兵们，还要多一条用马鬃制成的系有活结的绳子。“蒙古人和他们的蒙古马永不分离，而且，他们是那么地相似，他们是同一个草原的儿子，吸取同样的养料，在同样气候条件下的经受着同一种锻炼。因此，蒙古人虽然身材又短又粗，但他们骨头很硬，肩膀很宽，具有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抵抗力；同样，蒙古马也是矮小短粗，看上去并不漂亮，粗脖子，粗壮的小腿，厚厚的毛，但却具有同样令人称奇的勇猛、顽强、坚忍不拔，以及饮食有节、四平八稳的个性。”早在历史的黎明时期，这群北方游牧人使用的战马就已经具有了比印欧种马更优越的特点。在我们的古代历史的末期，正是这种马载着匈奴人前去征服中国与罗马帝国。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种马进化得越发骁勇善战。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它载着草原上的这些骑兵，向北京、大不里士甚至是基辅的金顶宫阙进发。
　　关于蒙古人的战术有过很多记载。人们一直想拿它与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术作一比较。嘉雄认为，蒙古人的战术中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奇特的因素。其实，蒙古人的战术就是在匈奴人古老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游牧人惯用的战术正是来源于他们经常在农田边抢掠和在草原上进行大狩猎的生存方式。在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中有这样一句典型的话，“白天，他像一只狼警惕地窥视着四周；黑夜，他像乌鸦般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在战争中，他终于像一只鹰似地扑向猎物。”由于长期埋伏在那里等候鹿群，游牧人学会了在自己的阵地前面安置一道无声、无形的警戒线，以便在不被猎物或敌人发觉的情况下进行侦察。在狩猎中，他们经常采用聚围法将野兽围在中间，他们同样将这一战术应用在了战场上，从两侧包围敌人，就像在草地上包围一群正在四处逃窜的野兽一样。游牧人还从骑兵的身上学会了奇袭，这一招在战争中常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如果敌人能够抵住他们的进攻，那么这些蒙古骑兵便会知难而退、自行分散，像他们在草原上的每一次掠夺一样。但不管是拿着长矛的中国兵，还是花剌子模国的雇佣兵，亦或匈牙利的骑兵，只要这些敌人一放松警惕，他们便会卷土重来。他们很会使用计谋，佯作撤退的样子诱使敌人追赶他们，从而使敌人迷失方向，进入他们的埋伏圈，然后在埋伏圈中被蒙古骑兵像对付野兽一样地打死。像以往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能骑善射，他们生长在马背上，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射箭，在200到400码的距离内能够百发百中。由于具有这一先天优势，位于队伍前哨和两翼的蒙古轻骑兵便肩负起用飞箭去围困敌人的重任，使敌人前方出现一些空当。他们的前哨经常轮班替换，前哨先进行一次“总射击”，之后便隐蔽起来，这种总射击能迫使敌人后退。当与敌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到了射程之外的时候，被夹在中间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才开始上阵。他们挥舞着刀剑冲向敌营，在砍杀中将敌人全部消灭。蒙古人体质健壮，相貌丑陋，还带有体臭，在军事行动中，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特点，使自己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可怖。他们会忽然出现，之后便从两侧包抄上去，将敌人围在其中，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四周一片沉寂，只有“嗒嗒”的马蹄声。他们在进军的过程中是没有号令的，一切都看执旗者的手势。然而，当冲锋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会突然爆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然后便勇猛地向前冲去。
　　这正是猎人的本性，先让猎物在慌乱中四处逃蹿，然后围而捕之。蒙古人继承了猎人的狡猾，他们和自己的马匹在一起，像驱逐羚羊和老虎一般，将汉人、波斯人、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统统驱逐出去。蒙古弓箭手射中一个不穿甲胄的骑士就像射中空中飞行的老鹰一般易如反掌。阿姆河地区的战役，以及对匈牙利的战役，是蒙古人最精彩的战役，就像场面恢宏的围猎，以猎物的疲乏、恐惧和被包围开始，以猎物精疲力竭、逐一被屠杀结束。
　　观察家卜兰迦宾对蒙古人的这种战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并将之公布于世。下面这段引文就是对蒙古人战术的最佳佐证，“当他们发现敌人的时候，便会主动出击，每个人都会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用弓箭无法将敌人击退，就会立即退回原地，但这绝不是退缩，而是诱使敌人发动更大的进攻。如果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距敌人一天到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虏掠途经之地。有时候，他们也会挑选一处地势比较好的地方安营扎寨，等敌人从这里经过时，他们会像天兵般地突然出现……总之，他们的战术是变化多样的。他们的骑兵队进行第一次冲锋时，只派出俘虏和外籍兵，队伍中的精兵强将则被安排在左翼与右翼，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令敌人误认为他们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如果敌人奋起抵抗，他们会打开一个缺口，把敌人从包围圈中放出，然后再去追击敌人，并将追到的敌兵尽可能多地斩于马下（后来在公元1241年蒙古人攻击匈牙利的撒岳战役中速不台也采用了这种战术）。蒙古人在作战中很少同敌人短兵相接，通常他们只是用箭射和用马匹追赶。”鲁卜鲁克在描写中也认为蒙古人的这种战术和他们大狩猎时的情况完全相同，“在狩猎开始之前，他们会在有野兽的地方集合起来，围成一个很大的圈，然后一步步地前进，缩小包围圈，直到把野兽网罗在里面，然后再用箭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射死。”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3)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最终，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然后他把目光瞄向中原，开始出征华北。征服华北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西夏王国。西夏王国是由藏族的唐古忒人在甘肃、阿拉善与鄂尔多斯地区建立起来的，他们信仰佛教。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民族曾经深受汉族人的影响，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汉化，特别是它所使用的文字就是根据汉字的笔划创造出的一种特殊字体。与西夏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是蒙古人第一次同定居已久并已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民族进行的战争。在成吉思汗进攻中国并妄图侵占的三个中国领地之中，西夏是最弱的一个。蒙古人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将西夏国据为己有，就可以控制住从突厥斯坦通向中国的道路，这样，蒙古人就可以从西面将自己的世仇、远在北京的金国包围起来。不过蒙古人在战争中也存在着弱项，他们虽然在野外作战时会表现出惊人的高度组织性，但对于军事战略要地的攻取却毫无经验，这一点在他们同金国的战役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大约在公元1205～1207年，他们曾经发动几次进攻，都没能够攻下唐兀惕人的首府宁夏与灵州。后来，还是由于西夏国王李安全（即夏襄宗，公元1206年～1211年在位）主动同意对成吉思汗称臣纳贡，成吉思汗才不再攻打该国，李安全也暂时保住了王位。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又卷土重来，包围了中兴城（即现在的银川），试图将黄河水引过来，利用水攻克该城。但蒙古人并不擅长繁杂的筑堤引水工程，他们未能成功地将水引到目的地。这次李安全又一次向成吉思汗献上了他的一个女儿，以求平安。
　　将西夏收入帐下后，成吉思汗将目标对准了大金帝国。前面我们讲过，金国疆域广阔，中国的满洲、汉水以及淮河流域都是它的属地，首都建在北京，热河的大定、山西的大同、河南的开封府分别为陪都。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为了北京金国朝廷的利益，曾经与克烈部结盟，共同向塔塔儿人作战。因此，他曾经是金国的臣仆，为金国而战，金国也把他的军队当作雇佣兵，战后为了奖励他，不但颁发了赏金，而且赐给了他中国的封号。当时的金国皇帝是麻达葛（即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在位），只有他可以和成吉思汗以君臣相称。到成吉思汗攻打金国时，麻达葛已经死了，新皇帝永济（即金废帝，公元1209～1213年在位）登基。于是成吉思汗便利用这个时机，以傲慢的态度断然拒绝了继续为金国效忠的盟誓。当金国使臣要求成吉思汗像臣仆一样行跪拜礼、参加新国王登基大典时，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我原以为中原皇帝是上天造就的，此等平庸懦弱之人怎么能够当皇帝呢？我怎么能够对这种人行跪拜之礼呢？”他朝南面吐了一口唾沫，全然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永济也的确是一个可怜的皇帝，他毫无能力，更无权势与威望，完全是手下将领们的一个傀儡。在他面前，成吉思汗无疑是个强者。成吉思汗发现，自己的敌人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可怜虫，无需费很大力气便可以将其征服。
　　金国位于长城以北同蒙古接壤的地区，一直由突厥部落的联盟者汪古部突厥人防守。汪古部突厥人是信仰基督教的景教徒，前文提到过，在蒙古地区各部落间的斗争中，汪古部酋长阿剌兀思的斤从公元1204年起就与成吉思汗站在了一起，并始终效忠于成吉思汗。当成吉思汗开始攻打金国时，阿剌兀思的斤家族的忠诚对他的帮助非常大，他们将自己防守的边界拱手相让，为成吉思汗打开了侵略金国之门。成吉思汗为了感谢汪古部人，将自己的女儿阿剌海别乞嫁给了阿剌兀思的斤的儿子孛要合。成吉思汗认为，反对金国的斗争是蒙古人民的民族战争，他想到了曾经被女真人残杀并钉在木驴上的古代蒙古汗王。他郑重地祈求腾格里，“永恒的天啊！我的叔父斡勒巴儿合黑与俺巴孩就是被金国人污辱而死的，我之所以带兵攻打他们就是要给我的祖先们报仇。如果你不反对我这样做，就请你伸出胳膊帮助我，给我力量吧！”同时，成吉思汗还自认为是契丹人的复仇者，因为最初契丹人占据着北京，后来被金国人驱逐了出去。因此契丹人对成吉思汗的讨金行动热烈支持，出身耶律氏王室的契丹王子耶律留格在辽河（满洲的西南部）流域与成吉思汗遥相呼应，积极响应成吉思汗的号召。我们已经知道，契丹语也属于蒙古语系，毫无疑问，在反对北京的通古斯王朝方面，他们与成吉思汗是站在一边的。成吉思汗接受了耶律留格对他的效忠，派出一支由哲别那颜率领的援军，于公元1213年1月帮助留格从金人手中夺回了辽阳，使留格在其祖先留下的古老土地上，以蒙古帝国为宗主，确立了王位。直到公元1220年留格去世之前，他的后代还在效忠蒙古皇帝。因此，金国与契丹的东北边界，如同其与汪古部的西北边界一样，对成吉思汗来说形同虚设。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国，除了中间有过几次短期休战外，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1227年他去世时仍然没有结束，直至公元1234年，他的继承人才结束了这场战争。由此可见，蒙古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轻骑兵去突袭那些没有任何防范的乡村小镇，但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法打过长城，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夺取那些中国工程师设计的防御要塞。他们攻打金国仍然像在草原上作战一样，连续不断地去抢掠，获得战利品后便撤退，而金国人则趁此机会修补坍塌的缺口，重新建起防御工事，致使那些蒙古将军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征服同一个地方。此外，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习惯于用集体屠杀或将之聚集在自己的战旗之下的方法来对待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屠杀很少起到作用，因为总有更多的居民迁来填补夷平之地。此外，像古老的女真人（金国人），尽管他们已经在平原地区定居了一百多年，但仍然保存着通古斯人的特点，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特有的元素——毅力，致使蒙古人在久攻不下的苦恼中，又添加了另外一种困难，那就是中国工程师的聪明才智与通古斯战士的英勇气概。在公元1211～1215年后，成吉思汗就将大部分军队从中国撤出，转而去征服突厥斯坦。成吉思汗走后，剩下的将领对金人展开了一场缓慢的持久战，虽然这样能够摧毁金国人的部分武力，但却无法对金国人造成致命的打击。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成吉思汗是如何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的。在这段时间（公元1211～1215年）成吉思汗的战略部署是有层次、有步骤的，并且每次都是亲临战场指挥战斗。他首先突破了山西最北部的大同（金国的西京）地区，然后拿下了河北北部的宣化（当时称为宣德）地区与保安地区。但金国的军事要塞仍然发挥了强大的防御作用。公元1212年，成吉思汗的良将哲别在满洲南部佯装撤退，又一举反攻，拿下了辽阳。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却未能将山西北部的大同攻下。蒙古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去围攻金国朝廷所在地北京。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终于占领了宣化，之后他将军队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由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进入山西中部，一直到达太原与平阳，并占领了这两个城市，但为了将获得的战利品运往北方，他们很快又退了出来；第二部分，即中央军团，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他的小儿子拖雷作为他的副将，这部分队伍南下穿越河北平原后占领了河间府，然后又攻入山东夺下了济南，一直前进至山东的南部边界；第三路军由成吉思汗的弟弟、军队中技艺最高超的射手哈萨尔与他们最小的弟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率领，沿北直隶海湾，一直进入永平的户限与辽西。当时蒙古人未能占领的城市，除了北京之外，还有河北的正定和大名等重镇。
　　公元1212年，在这三路大军进攻结束之后，成吉思汗将全部军队集合到了北京城外，以便最终夺取金国的首都，即使不能攻下城池，也要将其严密封锁。就在此时，金国朝廷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朝野上下大乱。国王永济被他手下的一个名叫胡沙虎的军官杀死，政变发动者另立永济的侄子吾睹补（金宣宗完颜）为皇帝。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和他的前任一样平庸无能，向成吉思汗求和。尽管手下将领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战，但成吉思汗做事一向小心谨慎，他认为围城的准备做得还不够充分，于是便暂时接受了吾睹补讲和的要求。作为讲和的条件，金国人送来了大批的珍贵物品，包括黄金、丝绸、马匹三千，还有青年男女（其中包括送给成吉思汗的女真公主）。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收下了这些珍贵的物品后，经张家口踏上了返回蒙古的大路。
　　蒙古人刚刚离开，金国皇帝吾睹补仍然觉得呆在北京十分危险，于是便舍弃了北京，将新都定在了河南开封府。吾睹补的这一做法说明他对成吉思汗根本就不信任，而成吉思汗则认为他的流亡无异于宣布了一场新战争的开始。成吉思汗利用这件事，撕毁了同金国朝廷的休战和约。他再一次率兵侵入河北，又一次包围了北京。在北京与河间府之间的霸州，金国的援军和粮饷遇到了蒙古军队的截击。北京城的守将完颜承晖在失望中刎颈自杀。公元1215年，蒙古人终于进入了北京，这些在草原上过惯了游牧生活的人，面对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城市感到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除了烧杀和毁灭，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利用这个大城市来巩固他们的政权，从而进行扩张。他们大肆屠杀居民、抢掠财物，并烧毁了宫殿。蒙古人在北京城内的破坏整整延续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令那些人文地理学专家们很感兴趣。这些草原上的人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便占有了这片古老文明国家的土地，因此他们常常会感到万分麻烦。他们所做出的烧毁和屠杀等野蛮行为，并不全是出于疯狂。我们知道，至少那些蒙古首领是忠实于扎撒黑的，因此他们并不进行这样的掠夺。失吉忽秃将军就拒绝接受任何从金国宝库中取来的东西。甚至从成吉思汗的蒙古史料中，我们也丝毫没有看到这些人表现出的坏人的一面，因为扎撒黑要求他们做光荣和正直的人。然而，对文明的破坏确实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因为这时候的蒙古人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他们以前的游牧部落，特别是远远落后于公元10世纪时的契丹人和公元12世纪时的女真人。至少当时那些人只屠杀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便完成了对前一朝代的继承，因为他们的“扎撒黑”要求他们遵守秩序。进入京城的蒙古人做出如此巨大的破坏，仅仅是因为他们还处于野蛮人的时代，他们是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与回纥人等众所周知的野蛮人的代表。
　　成吉思汗在内心深处也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他有着最坚定的意志，并用最严格的法规来约束自己和自己的亲信，使他的政府看上去十分贤明并且充满道义；另一方面，他的臣民实际刚刚脱离了原始社会的野蛮，骨子里充满了暴力，只会从表面上去降服敌人。这是一个对生命毫不珍惜的民族，他们完全不懂得去利用那些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他们只想杀掉所有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长期游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对定居者的生活方式、城市居住的条件以及农业文化等草原所不具备的一切，统统一无所知。一方面有统治者的贤明与自我克制，另一方面有从祖先身上继承下来的恶习，就连拉施特·哀丁及《元史》的编纂者们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倍感惊奇。
　　攻占北京之后，成吉思汗从俘虏以及蒙古国的联盟者中间，寻觅到一个名叫耶律楚材的契丹王子，他“高大的身材，美丽的胡须，超人的智慧和宏亮的声音”无不令成吉思汗喜爱，于是成吉思汗便任命他为自己的军师。就像当初任用回纥大臣塔塔统阿一样，成吉思汗若想成为亚洲的新主人，就不能没有一个军师。当时，成吉思汗族人根本理解不了汉人传授的汉族文化，而耶律楚材是一个汉化了的突厥－蒙古人，在这种时候选他这样的人做军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耶律楚材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同时具有政治家的品质，他把平原地区定居者的文明、行政与政治生活向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窝阔台进行传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金国虽然还没有灭亡，但领土已经变得很小了，只剩下新首都开封府周围，再加上河南与山西的几个地方。公元1216年，蒙古将领三木哈拔都占领了陕西与河南之间、黄河谷地的重镇潼关，将陕西与河南两省隔断。但占领后不久，又被金国人收复了。后来，由于成吉思汗专心处理突厥斯坦事件，对于金人的战争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致使金国利用这个机会，将失去的大部分土地又抢了回去，只有北京还掌握在蒙古人的手中。



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 (4)

最后，成吉思汗将目光转向了西方，他把同金国人之间的战争全部交给了手下最优秀的部将之一木华黎。木华黎手中的兵力相对较少，只相当于一个蒙古正规军的一半，包括2．3万蒙古兵与几乎相同人数的土著兵，但他坚定的信心与成功的战略战术，最终使得他大获全胜。经过公元1217～1223年之间连续七年的战争之后，他终于将金国的领土范围缩小到了河南境内。公元1217年，木华黎攻占了河北南部的大名，这个地区过去连成吉思汗本人都未能拿下。公元1218年，他又从金国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首府平阳；公元1220年，他攻克了山东首府济南，其部下还攻克了河南境内、黄河以北的彰德；公元1221年，他从金人手中夺走了陕西北部的保安与麟州等几个城市；公元1222年，陕西古都、渭水以南的长安，也落入了他的手中；公元1223年，木华黎终于从金人手中夺下了曾被金人收复的重镇、山西西南角黄河转弯处的河中（现在的蒲州）。由于连年征战，精疲力竭的他突然与世长辞。结果河中很快便再次被金人收复。由于河中地区人口过剩，天险丛立，双方斗争最终转入了僵持阶段，城池长期被围困。经过多次战役的摸索总结，蒙古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全新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攻城的重要性，并将归降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以及汉族人全部编入了自己的部队。
　蒙古人征服哈喇契丹帝国（西辽）
　　就在成吉思汗雄心勃勃地征服华北时，他曾经的仇敌、乃蛮部落最后一个国王的儿子屈出律，在中亚细亚也建立了一个帝国，即哈喇契丹古儿罕帝国。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国家的历史，哈喇契丹古儿罕帝国是华北的契丹人的一个分支（这种契丹人历史上被称作哈喇契丹或黑契丹）在伊犁河、楚河、塔拉河流域及喀什噶尔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蒙古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的民族，他们对那些宗教上是伊斯兰教，种族上是突厥人的地区居民进行统治。哈喇契丹的国都建在伊塞克湖西楚河上游的八剌沙衮，他们称自己为“世界的汗王”，突厥帝号为“古儿罕”。他们的臣仆包括，东方的回纥人，属突厥民族，信仰佛教与景教，生活在古城、吐鲁番、哈喇沙尔及库车一带；北方的葛逻禄人，也是突厥人的一个分支，其中一部分人信仰景教，居住在伊犁河下游；西南面的花剌子模国的沙王们（后来被称作苏丹，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简单讲述了他们的历史），他们是突厥族的穆斯林，当时统治着阿姆河流域与伊朗东部。到古儿罕耶律直鲁古统治时代（公元1178～1211年），哈喇契丹帝国已经衰落了。耶律直鲁古作为一国之君并不缺乏毅力与勇气，但他的性格使他更愿意一生与娱乐和狩猎为伴，因此在国之将亡的危急时刻他并没有力挽狂澜，而是让帝国自行瓦解。公元1209年，回纥王亦都护·巴儿术将古儿罕派驻于回纥国的吐鲁番代表沙乌康处死，并拒绝承认古儿罕的宗主权，主动向成吉思汗称臣。事实上成吉思汗对回纥人一直都比较友好，他甚至将自己的女儿也立安敦别乞嫁给了回纥人的亦都护。巴儿术的这一举动使原为哈喇契丹占领的东北地区变成了蒙古人的属地。公元1211年，统治着伊犁河下游地区（首都在海押立）的葛逻禄部王子阿思兰与统治着伊犁上游地区的突厥族冒险家不匝儿也共同背叛了哈喇契丹，向成吉思汗称臣。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帝国对生活在戈壁与巴尔什湖附近的突厥小王子们的强大吸引。但是，最终消灭哈喇契丹的并不是成吉思汗，而正是他的敌人——乃蛮部最后一个王塔阳的儿子屈出律。
　　成吉思汗胜利后，将屈出律从他父亲的领土阿尔泰山区赶了出去。屈出律的父亲死了，他的臣民也备受蹂躏，为了寻找出路，他到了东突厥斯坦，和他从前的联盟者蔑儿乞部的残兵败将们又走到了一起。当初蔑儿乞部的残兵败将企图定居在回纥境内，却被当时的亦都护巴儿术驱逐出境。当屈出律来到这里时，古儿罕直鲁古早就成了亦都护。古儿罕直鲁古亲自在八剌沙衮迎接了他，不但对他充分信任，还在公元1208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但乃蛮王子屈出律并不满足，他渴望的是权力，急于要主宰这个国家。他在充分了解了岳父的软弱无能、不思进取之后，将原先古儿罕直鲁古对他的种种优待抛在了一边，下决心要将他取而代之，并准备打败古儿罕之后瓜分哈喇契丹的国土。花剌子模人先对哈喇契丹人动了手，于是哈喇契丹人全力反攻，并于公元1210年占领了敌人的撒马尔罕，大获全胜。令哈喇契丹国王感到意外的是，就在他前方大捷的时候，身在伊犁的屈出律却背叛了他，抢走了他在费尔干纳的讹迹邗的全部宝藏，然后从那里进军，直取哈喇契丹的首都八剌沙衮。古儿罕直鲁古及时清醒过来，奋不顾身地率队出征，在八剌沙衮附近打败了屈出律。与此同时，在塔拉斯河附近的另一条战线上，古儿罕的将领塔延忽被花剌子模人抓获。哈喇契丹军只得边战边退，却遇到了更加出人意料的事。当他们退到首都八剌沙衮时，居民们将城门紧闭，要实行叛变，因为他们是突厥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脱离古儿罕统治的好时机。盛怒之下的古儿罕率军攻入八剌沙衮，对那里的居民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在这种内战的混乱之中，屈出律又发动了突然袭击，古儿罕直鲁古成了俘虏（公元1211年）。好在屈出律对其岳父还算不错，一直奉若上宾，直到老人寿终正寝。在古儿罕被俘两年后，屈出律又将他奉为惟一的君主，而实际上，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以岳父的名义对这个国家开始施行统治了。
　　掌握了哈喇契丹帝国的实权之后，乃蛮部王子屈出律为了边界问题，和昔日的联盟者花剌子模的苏丹摩诃末发生了争执，到了战争的边缘。摩诃末苏丹的势力范围曾经一直扩展到锡尔河以北，直至兀提剌耳察赤（塔什干）与赛兰，后来他觉得这些地方很难防守，便率领他的臣民们迁到了锡尔河以南。按照实际情况，屈出律统治哈喇契丹的时间应当是从公元121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他是一个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游牧人，当他成为哈喇契丹这个大部分居民已经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民族的国家元首时，却变得束手无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统治这些定居人。喀什噶尔隶属于哈喇契丹帝国，原来由出身于哈喇罕家族的穆斯林突厥小国王管辖着。但是就在古儿罕直鲁古失败之前不久，他把喀什城哈喇罕汗王的儿子抓了起来。屈出律释放了这个年轻王子，君临天下后又把他派到了喀什城，作为自己的代表去治理该城。但喀什城的艾米尔们拒绝接受这个年轻王子的领导，于公元1211年将其杀害。屈出律便纵容手下的随从肆意骚扰这个城市，烧杀劫掠，胡作非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三年。长期受饥饿困扰的喀什城居民终于接受了屈出律的统治，向其投降，但归降的喀什城居民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们的会是一场残酷的宗教迫害。像许多其他的乃蛮人一样，屈出律原来很可能是个景教徒。而喀什与于阗的居民多为穆斯林。屈出律娶哈喇契丹公主、古儿罕的女儿为妻后，在虔诚的妻子的影响下，信仰有了转变，因此他竟然想让其统治下的穆斯林教徒背叛自己的信仰，改信佛教或基督教。于阗的伊玛木（即教长）首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改变，提出了抗议，却被屈出律残忍地钉在了清真寺的大门上。在屈出律的这种暴力统治之下，生活在穆斯林领土上的喀什噶尔，不得不接受了蒙古人的统治。对于伊犁地区的居民，屈出律并没有宽待他们。由于不匝儿曾经向成吉思汗称臣，屈出律对他恨之入骨，在一次狩猎中他捉获了不匝儿并处以极刑。不匝儿死后，他的妻子撒勒巴克都儿干率手下人坚守阿历麻里城，致使屈出律久攻不下。不匝儿和撒勒巴克的儿子速纳特勤，后来成为最拥护成吉思汗的部族首领，和成吉思汗一起反对屈出律。
　　当多年的敌人屈出律终于成为哈喇契丹的主人时，成吉思汗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公元1218年，他命手下最优秀的将领那颜哲别率两万精兵前去讨伐屈出律，哲别奉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卫阿历麻里城和速纳特勤的疆土。当哲别兵临城下时，屈出律已闻风而动，离开那里逃到了喀什噶尔。八剌沙衮和七河流域（现在的斜米列契耶）毫无抵抗地就成为蒙古人的地盘。于是哲别从那里直取喀什噶尔，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几年来饱受屈出律的迫害，早就盼着有人能解救他们，因此他们像欢迎自己的救星一样迎接解救他们的人——哲别。哲别带兵纪律严明，禁止士兵对百姓进行劫掠，所过之处无不被居民们当作安拉（即上帝）一般万分崇拜。屈出律一直逃到了帕米尔地区，但终被哲别派来的士兵追获，被杀死在萨里克河附近（公元1218年）。



成吉思汗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1)

　　花剌子模帝国被成吉思汗消灭
　　哈喇契丹国被成吉思汗消灭后，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国成为近邻。
　　成吉思汗目前已经统治了整个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与突厥族。他原来的臣民大多信仰萨满教、佛教与景教，新吞并的哈喇契丹的喀什噶尔，宗教仍然是穆斯林，但文化属于纯粹的突厥文化，并且受到了伊朗文化的影响。而摩诃末统治下的花剌子模帝国则完全不同，虽然也属于突厥族，但它却是一个以伊斯兰为宗教信仰的彻底伊朗化了的国家。在它的居民中，生活在阿姆河地区的是突厥－伊朗人，而生活在呼罗珊、阿富汗与伊拉克－阿只迷领地内的则是纯粹的伊朗人。成吉思汗同摩诃末的性格完全不同，成吉思汗性格稳重，做事谨慎但却坚定，具有政治家的谋略和气质；花剌子模国的摩诃末虽然也算得上是个勇士，但却生性轻浮，没有恒心和耐力，更无组织纪律性，在打败了贺儿王朝和哈喇契丹人后，他会忘乎所以、狂妄自大，而遇到一个小小的挫败后，他又会垂头丧气，无所作为，顷刻间就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懦夫。因此就这两个人来说，曾经游牧的蛮族人成吉思汗是个政治家，而摩诃末这个已经伊朗化了的突厥人，则充其量不过是个骑士，而且有时表现得像个草寇。
　　此外，正如前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掉的这个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过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公元1212年，撒马尔罕的最后一个哈喇罕国王斡思蛮被处死后，摩诃末才将花剌子模国的首都正式从玉龙灰赤迁到了撒马尔罕。因此，摩诃末统治下的花剌子模帝国是一个正在创建中的帝国，是一个临时君主建立的新政权，统治基础十分不稳固，更没有像成吉思汗制订的扎撒黑那样的法律基础。总之，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恢复了古代可汗帝国的成吉思汗相提并论。花剌子模帝国的人种也是很复杂的，既有来自城市与农村的伊朗族塔吉克人，也有来自军队的突厥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基础也不会稳固。不像从前塞尔柱人，建立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氏族的基础之上，因此能够遵守阿答别的封建军事制度。花剌子模王国是从塞尔柱族高级官吏的一个门宦中分离出来的，后来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氏族作后盾。花剌子模国本土疆域有限，因此无法建立像土库曼那样的完整而坚固的封建制国家。摩诃末的士兵全部是从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古斯或康里部落中招募来的雇佣兵，这些士兵根本没有效忠摩诃末之心，其中的大部分人总在想着背叛花剌子模帝国，成为成吉思汗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这个苏丹家庭中也充满了仇恨，他的母亲秃儿罕可敦一向面目可憎，她不但不喜欢摩诃末的儿子札阑丁，而且常常虐待这个王室的惟一继承人。花剌子模王室即将倾覆，苏丹摩诃末的家庭也面临着分裂。
　　要想解决这些不协调和不一致，只能依靠宗教的力量，用伊斯兰教教义的约束给他们以统一性和凝聚力。花剌子模国的摩诃末是塞尔柱族酋长的继承人，他总是以桑扎尔自比，因此他肩负着相当重要的责任，只要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代表，就可以号召信徒发起“圣战”，以反对那些佛教或景教的蒙古人，也就是异教徒们。他希望恢复大塞尔柱人的事业，像他们一样成为伊斯兰的苏丹。但是，他实在愚蠢至极，他同巴格达的哈里发教廷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以至于在公元1217年时出兵攻打哈里发教廷。为此，哈里发纳昔儿（公元1180年～1225年在位）把摩诃末当作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他宁愿向蒙古人投降也不愿意同花剌子模和解。苏丹与哈里发之间的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使得穆斯林世界面对蒙古人的侵略时，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成吉思汗同花剌子模人的决裂，是下面的原因造成的。成吉思汗原本是希望同花剌子模帝国建立一种正常的商业与政治关系。公元1218年，蒙古帝国派来了一个商队，商队成员中除了蒙古使者兀忽纳外都是穆斯林教徒。当商队走到花剌子模帝国在锡尔河中游的边垂兀提剌耳时，被花剌子模总督示难赤（即“以哈儿罕”）拘留，他们将商队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杀死了商队的一百多个成员。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帝国提出了赔偿的要求，但未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公元1219年夏天，成吉思汗早早将蒙古军集中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到了秋季，成吉思汗来到巴尔哈什湖东南的海押立。当地的葛逻禄部国王阿思兰汗已经归顺了成吉思汗，阿历麻里的新国王速纳特勤和回纥国王亦都护巴儿术也率领自己的人马加入了成吉思汗的阵营。据估计，当时蒙古军队的人数约为15万至20万，在数字上显然无法同花剌子模军队相比，但蒙古军队纪律更为严明，同军师的配合也更为协调一致。花剌子模帝国尽管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配在了锡尔河防线与阿姆河地区各堡垒，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每一个据点上的人数并不多。成吉思汗取道锡尔河中游兀提剌尔附近进入花剌子模帝国，之后，蒙古大军便兵分几路进攻。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并经过长期的围困将其占领。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则沿锡尔河向南，攻占了昔格纳黑（在今突厥斯坦的对面）与忽毡（在今锡尔河左岸塔斯－布格特附近）。另有五千蒙古精兵则向锡尔河上游进军，在占据了别纳客忒（塔什干西）之后将忽毡城围困，该城督军帖木儿蔑里克经过坚守之后看到大势已去，便乘一艘小船顺着锡尔河逃了出去。尽管帖木儿蔑里克也是一名勇士，但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保全自己。正是由于这场战斗，巴托尔德认为，穆斯林中不乏英雄与勇士，但个人英雄主义行为导致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大局，与其相比，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则是一支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军队，正是这些品质使蒙古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成吉思汗则和最小的儿子拖雷率领大部分人马向布哈拉进发，并于公元1220年2月到达目的地，包围了那座城市。守城的突厥军企图冲破包围杀出城去，但最终没有成功，反被蒙古人杀得七零八落，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屠宰场。公元1220年2月1日（另说16日），城池被破，在城内避难的四百多名守城军士全部被杀，满城的居民不得不向敌人投降。当然，居民们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抢劫、虐待等种种粗暴野蛮的待遇，最后一场大火将整个城市完全毁灭。那些曾经抵抗成吉思汗、认为他的作法是暴力与亵渎神灵行为的穆斯林教士，则被处以极刑。术外尼在记载中写到，成吉思汗来到该城市的清真寺中向百姓发表了演说，他说这场灾难是上帝降临人间的灾难。巴托尔德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传说罢了，毁灭了布哈拉的那场火灾也许是无意中引起的。



成吉思汗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2)

　攻下布哈拉后，成吉思汗继续向撒马尔罕进军。在城外，成吉思汗同刚攻下兀提剌耳城不久的两个儿子察合台与窝阔台汇合。撒马尔罕的居民中有一部分是伊朗人，他们曾经勇敢地抵抗敌人的入侵，但终究寡不敌众，经过五天的围困后，撒马尔罕被攻下。蒙古人为了行动方便，将全城居民都赶到了城外，然后洗劫了整个城市。没有用的居民被蒙古人毫不犹豫地杀死，而他们认为今后能派上用场的人，比如一些有技术的手工业者，则被流放到了蒙古。那些主动向蒙古人投降的突厥士兵也未能幸免于难。同布哈拉不同的是，这里的穆斯林教会成员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因而被成吉思汗赦免了。幸存下来的人们最后被允许回到撒马尔罕，但这些人仅仅住满了该城的一个小角落，其余的都被杀死了。位于花剌子模帝国的古都玉龙杰赤让成吉思汗费了不少工夫，该城的守卫者们顽强抵抗，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与察合台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也不得不加入到这场攻城的战争中来。公元1221年4月，玉龙杰赤终于被攻破。和对待撒马尔罕的居民一样，除了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被放逐到蒙古地区之外，其余的居民全部被屠杀。最后，蒙古人将阿姆河的水引入城中，将古都全部淹没。
　　当蒙古人势如破竹地征服了阿姆河地区时，花喇子模帝国的苏丹摩诃末则不得不为自己的轻浮与骄傲所招致的灭顶之灾承担责任，他已经从最初的夸夸其谈变成了现在的目瞪口呆，继而无能为力。摩诃末只得弃城而逃，逃到了巴里赫，又从那里进入呼罗珊西部，避难于尼沙不儿。即使呆在尼沙不儿，摩诃末仍然充满了恐怖，感觉不到安全，于是他继续逃亡，一直到了位于国境线上的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哥疾云城。果然，成吉思汗派出手下最好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到巴里赫时，那里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主动献出了城池，并接受了一个蒙古督抚的统治。追到尼沙不儿时，城中的人为了自救，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迎接这些蒙古人。哲别因为急着追赶逃兵，无暇在那里停留，便又出发了。速不台则顺便洗劫了徒思、达蔑干与塞姆南等地。两个蒙古将领马不停蹄地追赶着摩诃末。他们追到了伊拉克－阿只迷，攻下了雷依城，把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光，妇女与小孩全部留下充当奴隶。他们继续向南追去，追到哈仑的时候，摩诃末差点落入他们的手中，可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本可以完成任务的两位蒙古将领看着摩诃末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后怒不可遏，作为报复，他们烧毁了赞章与可疾云。而摩诃末则逃到了阿必思浑对面的里海的一个小岛上，并于公元1220年12月间在那里由于饥困而死。关于哲别与速不台进军阿塞拜疆、高加索及俄罗斯南部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做详细介绍。
　　同花剌子模国苏丹之间的战争结束了，但花剌子模的残兵旧将还在，为了彻底消灭他们，公元1221年春天，成吉思汗率军渡过阿姆河，开始了征服阿富汗与呼罗珊的战争。由于巴里赫的投降，成吉思汗顺利地占领了这个城市，但城中的百姓并未幸免于难，城市被焚毁，居民也全部被杀死了。呼罗珊的情况也一样。原首领马鲁主动弃械投降，成吉思汗派他的小儿子拖雷接受了马鲁的投降，但并未放过城中的居民。公元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一把镀金椅子上，亲自主持了对全城居民的集体屠杀。拖雷只赦免了400名工匠，将其余的人按照男人、女人和小孩分开，分别交给各个兵营的士兵去屠杀。桑扎尔苏丹的陵墓也被他们焚毁了，坟墓中的财物被一抢而空。根据传说，原来生活在马鲁地区的一支游牧氏族乌获氏族正在向小亚细亚迁徙，在那里塞尔柱人送给他们一些领土。后来他们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那里也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发源地。接着，拖雷率兵去讨伐尼沙不儿。就在不久前，公元1220年11月，成吉思汗曾派他的女婿脱忽察儿攻打该城，不但久攻不下，脱忽察儿还被敌人杀死了。因此此次拖雷卷土重来，抱着必胜的信念，很快就将城池攻破。他焚毁了整个城镇，就连狗和猫都不放过。这次的屠杀仪式由成吉思汗的女儿、脱忽察儿的遗孀主持。为了防止有人假死，他们把人头从尸首上割下来，然后把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头分别垒成了金字塔形。位于徒思附近的哈里发诃剌失德的陵寝，也被蒙古人夷为平地。桑扎尔的坟墓和诃论剌失德的坟墓，这些曾经代表阿拉伯－波斯文明的东西转瞬间便一个个地消失殆尽。然后，拖雷带兵再战赫拉特，那里的花剌子模士兵还想抵挡一阵，不料当地的居民却将城门大开，迎接蒙古人。这一次，拖雷赦免了这里的全部居民。
　　于是，拖雷前往塔勒罕附近会见他的父亲成吉思汗，察合台与窝阔台刚刚拿下玉龙杰赤，也来到了塔勒罕城，父子三路人马在这里会师。蒙古军攻下了塔勒罕城之后破坏了它。成吉思汗横过兴都库什山，开始围攻巴米安。不幸的是，在围城的过程中，他的爱孙、察合台的儿子、年轻的木秃干被敌人杀害。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成吉思汗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儿子察合台。按照蒙古法典扎撒黑的规定，活人是不允许向死者号哭的。于是察合台将这种极端的仇恨埋在了心底，攻克巴米安后，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要，凡是活人全部杀死，一切物品都被毁坏，用这种方式为儿子举行了一场充满血腥气的丧礼。巴米安也因此被称为“罪恶之城”。花剌子模国已经灭亡，但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阑丁却在奈撒战役中冲破了蒙古军的防线，得以逃脱了阿姆河地区与呼罗珊的灾难。札阑丁在阿富汗山区的哥疾宁避难时，重新组建了一支队伍。靠着这支队伍，他甚至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弯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蒙古军队。成吉思汗怎堪受此污辱，为了替失吉忽秃忽报仇，他开始进军哥疾宁。札阑丁根本不是成吉思汗的对手，没等成吉思汗到来便率队转移。哥疾宁城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投降了，但成吉思汗顾不上破坏该城，一心只想着追赶札阑丁，终于在印度河岸追上了札阑丁的兵士，并将其军队一举歼灭。札阑丁本人却全副武装，骑着一匹快马疾驰而去，在滂沱大雨中跳进了印度河，并平安地渡过了这条河。到了河对岸，他向那里的苏丹朝廷请求避难。蒙古人并没有到印度领土上继续追击札阑丁。只是在第二年，由札剌亦儿部的那颜八剌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向这个方向进行了一次侦察，但由于天气太热，军队行至木而坦便不再前行，班师回朝了。成吉思汗回过头来对哥疾宁人进行了报复，他将工匠运送到蒙古之后，杀死了其余的人。札阑丁逃走后，他的家族全部成员都被蒙古人抓住了，家族中所有的男孩子都被杀掉了。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弯的失败令东伊朗一些尚未被占领的城市居民勇气大增。公元1221年11月，即八鲁弯战役之后，赫拉特城揭竿而起。从公元1222年6月14日开始，蒙古将军按只吉歹经过整整六个月的围困之后，才将赫拉特攻下。蒙古人杀死了全城居民，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来逃出去的一些人开始在马鲁城定居，叛逆的火种在他们心中并未熄灭，于是他们又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杀死了拖雷委派到这里的波斯籍总督，拥立札阑丁为王。失吉忽秃忽将这些叛臣一个个毫不留情地全部杀死，屠杀完之后，他带着蒙古人假装离去，那些因为逃到郊外或者躲藏在地窖中幸免于难的人们以为敌人已经走了，便又回到了城里。没想到蒙古人出其不意地又杀了个回马枪，将这些幸存者全部杀死了。
　　总体来看，蒙古人夺取阿姆河地区及伊朗东部的城市时，所遇到的困难比在中国遇到的少。蒙古人因为在那些国家的穆斯林面前，他们是异教徒，也可以说是野蛮人，因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施行恐怖。而在中国，几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与他们为邻的生活。而且，在这些地方作战，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每夺取一个城市之前，他们都会到邻近地区把男性居民集合起来，让这些人腰里挂上刀剑，驱赶着他们到前线去打仗。他们根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当他们被自己同胞所杀、尸体填满沟壕的时候，蒙古人丝毫不会降低冲锋的气势，直打得守城兵将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有时，蒙古人还会让这些抓来的士兵装扮成蒙古人，每十个人发给一面蒙古旗，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远远望去草原上到处都是成吉思汗的大军，这种诡计有时还是很奏效的，使敌人在心理上就先败下阵来。当这些人的作用发挥完毕之后，蒙古人会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全部杀害。在严明的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前提下，蒙古人广泛地使用着这种可恶的战术。就这样，成吉思汗利用布哈拉的俘虏去围困撒马尔罕，然后又利用撒马尔罕的俘虏去围困玉龙灰赤，用呼罗珊的村民去帮助拖雷攻占马鲁。蒙古人已经成了恐怖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逃出他们的手心，因此没有任何人敢去反抗他们。占领奈撒后，蒙古人把所有的居民集中到一起，让他们彼此将双手绑在身后。所有人都服从了命令。如果他们能够逃到附近的山中，也许还能保住性命，但他们被绳子连接在一起，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就这样，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蒙古人用箭射死。
　　但在蒙古帝国内部，始终划分着严格的行政等级，军队也遵守着严格的纪律。他们屠杀了五分之四的居民，为了管理剩余的那些人，蒙古人在每个城市设置了一个民政官，被称作达鲁花赤，这些人多为回纥人，也有波斯人，每个民政官都配备了能够用回纥与波斯两种语言做文字记录的司书。
　　经过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暴风骤雨般的洗劫之后，伊朗东部的城市便再也没能够复苏。在巴里赫城，直到现在还残留着蒙古人破坏的痕迹。公元15世纪，帖木儿王朝的沙合鲁·兀鲁伯与忽辛·拜合剌曾经试图复兴这些地区，但由于受到的创伤太重，没有能够全部恢复。在洗劫东伊朗的过程中，成吉思汗被视作阿拉伯－波斯文明最可怕的敌人，穆斯林作家谴责他是堕入地狱的人，是万恶之首。但实际上成吉思汗并没有从根本上敌视伊斯兰教。他之所以禁止穆斯林沐浴和宰杀牛羊，是因为这些行为同蒙古人的风俗与信仰不符。他之所以将伊朗东部的城市文明毁灭，取消了耕地，是因为他打算在西南边境地区建立起一个人为的平原，一个“无人地区”，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因此，同时有两种想法占据着他的思维，一方面，他是个十足的政治家，不可能去倡导宗教战争；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是个游牧者，根本无法理解定居者的生活。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要毁灭城市文明，取消农业生产，把耕地退变成草原。他认为只有草原才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也更易于管理。
　　在兴都库什山南部的阿富汗，成吉思汗曾经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世界征服者后，成吉思汗很想回到蒙古地区去，而且他想弄清道教的长生不老药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邀请道教长老丘长春到他那里去。公元1220年，丘长春接到邀请后从中国出发，经过回纥地区、阿历麻里、塔拉斯与撒马尔罕后终于到达了阿富汗，此时已经是公元1222的5月，成吉思汗在这里召见了他。公元1222年秋，成吉思汗又一次渡过阿姆河，经过布哈拉时，他怀着好奇的心情让人们给他讲述穆斯林宗教的教义。听完后他觉得穆斯林的教义是有道理的，但他认为到麦加朝圣是无用的举动，因为他觉得全世界都在上帝（即蒙古人的腾格里）的统治之下，上帝无所不在。在撒马尔罕，他命令人们在进行祈祷时使用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成为那里新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免除了穆斯林教士伊玛木与哈得民事法官的赋税，这些都说明他认为穆斯林的残暴行为完全是战争所致，与宗教无关。在撒马尔罕度过了冬天后，成吉思汗又在锡尔河北岸度过了公元1223年的春季。他在塔什干附近的齐尔克河谷举行过一次类似朝廷集会的野外大会。所有的那颜与把阿秃儿围坐在一起，成吉思汗则坐在正中间的一个金色的座椅上。后来，大概仍然是公元1223年的春季，他和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北面的忽阑巴乞草原上，还举行过一次忽邻勒塔大会。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将士们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狩猎，并以此为乐。成吉思汗在塔拉斯河与楚河间草原上度过了公元1223年的夏天，又在额尔齐斯河附近度过了公元1224年的夏天。公元1225年春天，成吉思汗回到了蒙古。



成吉思汗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3)

哲别与速不台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在讲述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出征中国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两个将领哲别那颜与速不台阿秃儿远征里海的情况。哲别诺颜与速不台阿秃儿是成吉思汗手中最优秀的两位将领。成吉思汗命令他们率领由25000名骑兵组成的第一军团，去追赶正在向波斯方面逃跑的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摩诃末死后，他们继续向西方前进，将雷依城洗劫一空。雷依城曾经以彩色陶器著称，经过这次灾难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后来，他们应逊尼派的一些穆斯林的要求，破坏并毁灭了库穆的十叶派教会。哈马丹投降后，他们留下了他的人，但却勒索了一大笔金银财宝。然后他们又攻占了哥疾云，并将城中的居民全部杀害。穿过摩罕平原，哲别与速不台在这一年的冬季对格鲁吉亚进行了一次侵略。格鲁吉亚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正处在国王阔儿吉三世剌沙（也称“光辉王”，公元1212～1223年在位）执政的鼎盛时期。结果这两个蒙古将领在梯弗里斯附近大败了格鲁吉亚军队。之后，他们从格鲁吉亚返回到阿塞拜疆。阿塞拜疆有一个玛麦鲁克族王朝，这个王朝应该是公元12世纪末的塞尔柱族王朝的延续，它的国王是阿塞拜疆的最后一名突厥阿答别（名叫月即别）。玛麦鲁克族王朝同样抵挡不住蒙古人的铁蹄，以至被他们蹂躏了马腊格。这一次他们采用了对待伊朗人时曾经用过的战术：他们命令那些俘虏站在最前面去发动进攻，凡后退者一律格杀勿论；在攻下城池之后，他们将城中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他们佯装撤退，等那些逃跑的人一露面，便杀回来，将返回家园的人们全部杀死，无一人幸免。之后，两个蒙古将领准备进军巴格达，前去摧毁阿拔思王朝的哈里发教廷。根据伊本·额梯儿的记载，就在同一时期，十字军已经侵入埃及并占领了达米特。因此，要想保住伊拉克－阿剌比，驻扎在达库合的人数并不多的阿拔思军队显然难当此重任。于是，公元1221年，国王约翰·德·布里恩看到哲别与速不台进入巴格达，便不得不去了开罗，使得哈里发幸免于难。哲别与速不台只得掉过头去，重新向哈马丹勒索钱物。这一次哈马丹城中的居民奋起抵抗，结果还是被蒙古人攻了进去。他们焚毁了城市，屠杀了所有居民。随后，这两个蒙古将领再次回到格鲁吉亚，途经额儿比勒时摧毁了该城。
　　应该说，格鲁吉亚的骑兵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兵队伍，但却依然败在蒙古人的计谋之下。速不台采用一贯的假撤退的办法，先设下埋伏，然后诱使格鲁吉亚骑兵追至这里之后，将其歼灭。在格鲁吉亚人的顽强抵抗下，蒙古人只在该国的南部进行了骚扰。此后，蒙古人横穿设里汪，抢掠了沙玛喀，然后从打耳班进入了高加索北部的草原。高加索地区生活着阿兰人（古代萨尔马特人的一支后裔，信基督教，属希腊正统派）、高加索种的勒思格人、车尔克思人和钦察突厥人。蒙古人一到那里，就碰到了当地联军的反抗。哲别与速不台先向钦察人讲述了过去突厥人与蒙古人的兄弟情谊，又拿出一部分战利品送给他们，巧妙地诱使钦察人背叛了他们的联军。钦察人的倒戈致使联军力量大为减弱，于是蒙古人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联军中其余的同盟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放过钦察人，转而又去追击他们，大败钦察人，还将先前送给他们的战利品又夺了回来。
　　钦察人不得不向俄罗斯人求救。钦察人有一位名叫库丹的汗王，他的女儿嫁给了伽里赤领地的俄罗斯王子木斯迪司拉夫。于是库丹顺利地获得了他的女婿以及其他俄罗斯王子的支持。因此，在伽里赤、基辅、车尔尼戈夫及斯摩棱斯克的大公们的率领下，这支八万人的俄罗斯军队沿第聂伯河而下，进驻了亚历山德罗夫外围的豁儿德察。蒙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而且各军团之间相距很远时才开始出战。公元1222年5月31日，基辅的援兵还未到，迦里赤大公与钦察人就和蒙古人交了火，结果被蒙古人大败，他们只得后退逃跑。基辅大公木斯迪司拉夫独自一人在阵地上浴血奋战了整整三天，最终被蒙古人杀害。这次失败对俄罗斯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当时符拉基米尔领地的大公玉烈和他的军队未能及时到达克伦伽河，致使其军队幸运地保留了下来。蒙古人将克里米亚的苏答克和索尔达亚的热纳亚人的货栈抢掠一空，满载而归。最后，哲别与速不台渡过伏尔加河，攻击生活在喀玛河畔的保加利亚人和生活在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经过这么多场胜战之后，他们最终在锡尔河以北的草原上与成吉思汗的大军胜利会师。



成吉思汗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4)

成吉思汗的晚年
　　公元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了蒙古地区，这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从北京到伏尔加河，每一处都留下了他征服的脚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当时被派去统治咸海－里海之间的草原。术赤对自己的权力似乎并不满足，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特殊照顾，这一点使成吉思汗倍感不安，父子之间产生了隔阂。就在矛盾将要爆发时，公元1227年2月，术赤突然去世。公元1225～1229年的这段时间，成吉思汗都是在位于鄂嫩河支流土拉河岸的营帐中度过的。
　　在此期间，成吉思汗曾亲自指挥了征讨西夏唐兀惕王国的战争。西夏国王本是成吉思汗的臣仆，但汗王派他出兵去同花剌子模帝国作战时，他却逃避了这一任务。接到成吉思汗的命令后，唐兀惕的大臣阿沙居然代表他的国王傲慢无礼地回答说，如果成吉思汗手下没有足够的兵力，那他就不配做最高统帅。对于这种出言不逊，成吉思汗表面上没说什么，心底里却很不高兴，于是在处理完花剌子模帝国之后，他开始对西夏国的这种不忠的行为实行报复。而且，成吉思汗已经意识到，要征服华北的金国，首先要将甘肃、阿拉善及鄂尔多斯拿下。公元1226年秋，成吉思汗率队出征，并于同年底占领了灵州，在公元1227年春天开始了对西夏首都（现在的宁夏）的围攻。蒙古人以惯用的恐怖行动对宁夏城进行了洗劫。为了逃避蒙古人的刀剑，当地居民逃入深山进入穴洞中，但最终仍然死在了蒙古人的诡计之下。放眼望去，田野中到处都是尸骨。蒙古人包围宁夏时，成吉思汗就在位于清水河地区（现在的平凉西北的隆德县境内）的营帐中。后来，他于1227年8月18日去世，享年72岁。成吉思汗死后不久，宁夏城终于被攻克。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城中的居民全部被杀，唐兀惕的一部分居民则分给了战役中一直陪伴着成吉思汗的妃子也遂。成吉思汗的尸体被埋在了神圣的不儿罕山，那里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发源处，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和腾格里说话了。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儿子按照蒙古人风俗，为他举行了一场持续三天之久的盛大的祭祀活动。他们从各位诺颜与将领家中挑选出了四十个最美丽的少女，给她们穿上华贵的衣服，装饰上名贵的珠宝，然后送她们到另一个世界去服侍成吉思汗。跟四十个美少女一同献给成吉思汗的还有一批精良的马匹。
　　成吉思汗的个性与事业
　　成吉思汗的出现，使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古老文明的摧残达到了极致。同他的前辈们相比，他的名声最为可怕，已经被当作了人类的灾难。为了一统天下，他把制造恐怖作为统治天下的方式，靠血腥的屠杀来维护他的政权。欧洲最残酷的暴行首推阿提拉，印度最残酷的暴行则非弥于罗库腊莫属，而成吉思汗在对伊朗东部的破坏程度则远远超过了阿提拉和弥于罗库腊。不过，我们应当承认，成吉思汗的残暴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先天的人性的残暴。他之所以频频进行大屠杀，完全是战争的需要，是游牧人对待那些未能及时投降或者投降后再次叛变的非游牧人的一种有力武器。遗憾的是，这些游牧人丝毫未受过文明的熏陶，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农业文明与经济文明，因此，在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城市文明与毁灭农业时，自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要将这些地方重新变为草原。他们始终徘徊在世界文明与古老的耕地之外，一千多年来，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大快乐就是去打败敌人，然后追击他们，将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让敌人的亲人痛哭流涕，然后将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抱在他们自己的怀中。但是，一想到自己下代的子孙们可能会放弃草原上游牧人的生活，像平原上的人们一样过定居生活时，成吉思汗就不免伤感，他说：“我死了以后，我们蒙古人将穿上镀金的衣服，吃上甜美丰盛的佳肴，骑在健壮的骏马上，去拥抱最美丽的女人，他们忘记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曾经陪同丘长春一同参见成吉思汗的道士李志常，于公元1219年立了一块碑，他在碑文中用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记录了成吉思汗的事业与生活方式，以及他对汉人的看法，“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成吉思汗）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蔽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思素蓄。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帝业，六合之内为一统。”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在自己的种族界限、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限定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英雄气概。他具有超人的意志品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镇定自若，虽然严厉但却不乏仁慈和宽大，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重视亲情和友情，具备了游牧民族最高行政长官的一切正直品质。尽管他进行过不计其数的野蛮与恐怖活动，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其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高贵品质。因此，尽管他被那些穆斯林作家们称作“万恶之首”，但他们仍无法否认他人性中的某些特点。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心底深处对叛徒的憎恶，因此对于那些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领主而前来向他讨好的仆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杀死；同样，每次胜利后，对于那些始终忠实于原来的主人（成吉思汗从前的敌人）的仆人们，他总是要重重地赏赐他们。在拉施特·哀丁的书以及《秘史》中都提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用来说明成吉思汗对勇敢者的敬重。而那些弱者一旦处在他的保护之下，他就将用一生的不可动摇的信义做担保，将其保护到底。汪古部酋长阿剌兀思的斤因为拥护成吉思汗而背弃了乃蛮人，结果被乃蛮人杀害。成吉思汗不但养大了死者的儿子，而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死者的儿子，并将大量的财产分配给这个家族，保证了其家族的地位和子孙后代的延续。昔日战争中的失败者回纥人、契丹人，也把成吉思汗当成最讲信义的保护者。成吉思汗早年的臣仆、辽东的契丹王子耶律留格，战死在同花剌子模帝国的战役中。当成吉思汗正在甘肃的战场上指挥作战时，耶律留格的妻子找到了他。成吉思汗热情地接待了她，并对她和耶律留格的两个儿子关怀备至。作为一位出身贵族的蒙古国王，他对这些人的关爱，完全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他辉煌的事业并没有使普通人的天性在他身上泯灭。
　　其次，成吉思汗在坚定不移地执行野蛮策略的同时，对于定居民民族的文明与经验并非拒不接受，相反，他把回纥人塔塔统阿、穆斯林人马合谋·牙剌瓦赤和契丹人耶律楚材都留在作为亲信自己的身边。塔塔统阿曾经是乃蛮国最后一任国王的掌印官，后来成了成吉思汗的秘书，还兼任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的回纥语言老师。马合谋·牙剌瓦赤则被成吉思汗派到阿姆河地区去做居民的理事官，是那里的第一任“蒙古”督抚。契丹人耶律楚材由于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地传授给他的君主有关中国文明的知识，有时甚至阻止他去屠杀人民。耶律楚材在传记中写到，他最操心的有两件事情，一件就是从那些被蒙古人抢掠焚烧了的城市中抢救出来的珍贵书籍；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从那成堆的尸体中散播出来的种种瘟疫，他一直在留心寻找医药去进行防治。耶律楚材对蒙古国家和成吉思汗家族是忠诚不二的，但每当看到一个城市又将遭遇灭顶之灾时，他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这种时候窝阔台总会对他说：“你难道又要为人民悲泣吗？”不过他的谨慎与明智的干涉，倒也常能使成吉思汗改变一些做法，避免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雷慕沙说：“虽然他出身于鞑靼，但是他的精神文化已经汉化，于是他便成了被压迫种族与压迫者之间的调停人。”他不能够直接向蒙古人讲述人类的道义，他知道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只得努力地去向他们证实，只有宽恕才是治理国家的良方。他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
　　成吉思汗在甘肃打最后一仗时，手下的一个蒙古将领建议说：“这些新投降的近一千万汉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又不会打仗，最好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他们留下的土地就可以变成我们骑兵的牧场了。”成吉思汗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一旁的耶律楚材急忙进言道：“您已经知道，蒙古人不应该再怀疑肥沃的土地与能工巧匠的作用，光从每年的田赋和商税中，您就可以征收到白银五十万两，绫缎八万匹，谷物四十万袋。”耶律楚材的意见最终被采纳了，成吉思汗于是命令他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一个纳税法则来。
　　正是因为身边有了回纥顾问和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材，随着一桩又一桩的血腥屠杀事件，蒙古帝国行政制度的雏形逐渐建立起来了。对成吉思汗来说，这不仅仅是他的一种恩赐，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他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一种向往。契丹与回纥是突厥－蒙古世界中最开化的两个民族，成吉思汗似乎对它们表现出了特别的好感。契丹人使蒙古帝国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前提下，接受并学习了汉族文化；回纥人则使蒙古帝国融入鄂浑与吐蕃的突厥文明、叙利亚摩尼的景教与佛教的传统遗产中。因此，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最早是从回纥人那里得到了军事行政人员，学习和使用了他们官府中的通用语言和字体。蒙古文字就是在回纥字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
　　血腥的屠杀已经成为历史，并渐渐被人们忘却。而在蒙古人的纪律性与回纥人的官府制度上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的行政事业则被保留下来，这种事业经过多次的起伏与破坏之后，终于变成了有利于文明的事业，并被载入史册。成吉思汗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后人对他的评价极高。马可·波罗说：“他的死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智者和贤人。”乔英雄利也说：“是他给人民以和平。”的确，成吉思汗统一了所有的突厥－蒙古民族。他建立蒙古帝国之后，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制止了部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在从北京到里海之间的这段路程中，商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护。阿不合乞写道：“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伊朗与都兰（即突厥斯坦）地区十分安全，你甚至可以放心地头顶一盘黄金从大地的东端走到西端，而不必担心会遭受任何人的暴力袭击。”所以说，成吉思汗的制定的扎撒黑确实为他在蒙古与突厥斯坦建立了一种”成吉思汗式的和平”。毫无疑问，最初的扎撒黑是很可怕的，但他的继承者们已经使这一法令越发人道了，也使得公元14世纪时的旅行家们顺利地走完了他们的旅程。从这一点来看，成吉思汗不愧是野蛮人中走出的亚历山大大帝，是他为文明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1)

成吉思汗的最初三个继承人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帝国的领地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他在世的时候，赐予每个儿子一个“兀鲁思”（即一个部落）、一个“禹尔惕”（即一片可供游牧部落生活的草原）和一个“因出”（即一项贡赋，包括被征服的中国居民、突厥斯坦居民和伊朗居民交纳的税收）。成吉思汗赐给儿子们的草场都是原来游牧人的牧区，也就是突厥－蒙古草场的一部分。至于那些通过征服获得的农田，像北京或撒马尔罕周围的领地则是属于帝国的领土。对于是否去做中国的皇帝、突厥斯坦的汗王，或者是波斯的一个苏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根本就没有这些想法，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有这种想法，他们始终认为，尽管父亲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了草原，但草原的分割并不会引起帝国的分裂。按照游牧人的法律，虽然可汗享有绝对的权威，但国家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王室的。因此，在兄弟和睦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正如巴托尔德所提到的，他们缺乏一个统领全局的人物。公元1227年2月，也就是成吉思汗死前六个月，他的长子术赤死在了咸海以北的草原上。前面我们讲到过，关于术赤是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成吉思汗对此并不在意，但父子二人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和，而且后来隔阂越来越深。公元1221年4月攻占玉龙杰赤城后，一直到公元1227年，术赤便再也没有参加父亲的其他远征行动，一直就呆在他自己的领地土尔盖和乌拉尔斯克上。术赤的离开令成吉思汗倍感忧虑，他觉得这个儿子将来可能会对他不利，结果术赤的早亡避免了父子间日后的直接冲突。
　　术赤死后，他的儿子拔都继承了领土的管辖权。在蒙古人的传说中，拔都被称作三音汗，即“善良的汗”。他是一个和蔼而充满智慧的王子，但俄罗斯人却把他看作一个残暴的征服者。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中曾经起过类似长老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皇位继承人的竞选中，他也是以“可汗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由于父亲的早逝，自己又年轻，再加上人们对术赤身份的怀疑，他这一分支在蒙古帝国的国家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按照蒙古人的习惯，长子应该驻扎在离父亲最远的领土上，因此术赤家族获得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草原，这里是蒙古人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包括斜米帕拉丁斯克、阿克摩林斯克、阿克秋宾斯克、乌拉尔斯克和乞瓦，还有伏尔加河以西钦察境内的领土。
　　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曾被父亲派去执行扎撒黑，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是个严肃而可怕的法官。但在个人品质方面，他对某些事情很看得开，从不计较父亲授予弟弟窝阔台比自己更高的职位。察合台的领地就是昔日的哈喇契丹帝国，从东方的回纥人聚居地到西方的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包括伊犁、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塔拉斯河等地区，还有喀什噶尔和阿姆河地区的农田。根据丘长春记载，察合台的行营在伊犁河的南面，察合台死于公元1242年。关于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后面我们还要具体地讲述，这里我们只介绍他的领地，位于巴尔哈什湖的东北面，具体包括额敏河、塔尔巴哈台、额尔齐斯河与乌伦古河等地区。窝阔台的营帐通常在额敏河附近。
　　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是祖业的继承人，而事实上他也的确继承了位于土拉河、鄂嫩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的祖业。拖雷是一个勇猛的军人和出色的将领，一心只想着征服，在公元1232年的那场战役中他的表现最为出色。但拖雷嗜酒成性，公元1232年10月因酒精中毒而过早地去世，时年仅40岁。并无大智慧的拖雷却娶了一个聪明的妻子，王罕的侄女、克烈部王族的公主唆鲁忽帖尼，她像大多数克烈部人一样信奉景教。后来正是她使得儿子们保全了帝国。
　　成吉思汗还有两个弟弟，哈萨尔与帖木格·斡赤斤。他们的家族也分得了领地。哈萨尔家族的领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之间，帖木格家族的领地则在蒙古的最东部，即昔日女真国的领土上（现在的日的吉林省境内）。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成吉思汗死后，拖雷被以“家灶看守人”的名义委任为监国，直到选出大汗后，他的监国使命才宣告结束。公元1227～1229年，拖雷以监国的名义获得了鄂尔多斯的领地，这是他父亲的流动驻地和朝廷所在地，他还得到了101000个兵士。当时蒙古军队共有129000人，其余的28000人是这样分配的，成吉思汗的另外几个儿子每人分得4000人，成吉思汗的小弟弟帖木格分到5000人，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弟弟合赤温的儿子们分到3000人，成吉思汗的三弟弟哈萨尔的儿子们分到1000人，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客的家族也分到3000人。
　　公元1229年春天，蒙古皇族在克鲁河岸召开了忽邻勒塔大会，这次大会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愿，选出了蒙古人新的大汗，即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　窝阔台的统治
　　窝阔台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最聪明的一个。虽然论才智、权势以及活动能力，他都无法与成吉思汗相比，但他却继承了父亲人性的善良和意志坚定的一面。窝阔台天性乐观，待人宽厚，老实木讷，但却喜欢酗酒。在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更是利用这个身分经常沉溺于饮酒作乐。好在有扎撒黑这一严格的律法，蒙古帝国的政事才会按部就班地顺利向前推进。
　　窝阔台把自己经常居住的行营安扎在和林，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有历史渊源的。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古代突厥－蒙古的大部分帝国都将他们的首都建在了鄂尔浑河上游。公元8世纪，就在这附近的哈剌巴尔合孙，回纥可汗们建立了斡儿朵八里，而“斡儿朵八里”（朝廷的城市）就是成吉思汗家族最初定都时的名称。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和林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首都。于是，窝阔台上台后将和林正式定为新蒙古帝国的首都，并于公元1235年为和林修筑了一道城墙。
　　对于契丹人耶律楚材，窝阔台更是完全信任，并委以重任。耶律楚材和回纥文士们一致认为要集合汉族、唐兀惕、回纥和波斯人的优势，组织起全新的蒙古官府，而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将蒙古人的军事化同中国人的行政化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蒙古帝国。当初蒙古帝国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很早就改良了它的邮驿制度，耶律楚材以此为基础，在通行大道上设立了能提供粮食的正式驿站。耶律楚材还为蒙古帝国制定了一个固定的财政预算细则，规定每户汉人都要交纳现金、丝织品和谷类等赋税，蒙古人则交纳百分之十的马、牛和羊。为此，公元1230年，他把以前蒙古人认为可以随意抢劫的空地和被征服的部分中国土地，划分成十个部分，交给蒙古官员和汉族文士们去管理。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开办了两所向蒙古青年领主传授知识的“孔子学说教育”学校。在行政治理方面，他吸收了很多汉族人的经验。他曾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除了耶律楚材，窝阔台还对克烈部人、景教徒镇海相当器重。镇海当初也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卜兰伽宾称他是”朝廷会议秘书长”，也就是帝国的丞相。伯希和在文章中写道，“每一封治理令，如果没有镇海在上面写的回纥字，就不能够在华北颁布。”在窝阔台的统治下，蒙古人在军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继完成了对华北、波斯和俄罗斯南部的征服。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2)

　　蒙古灭金
　　蒙古人再次出兵中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木华黎死后，趁着成吉思汗向西方进攻的时候，金人收复了失地，他们不但在新首都河南开封站稳了脚跟，还将失去的陕西中部的渭水盆地几乎全部从蒙古人手中夺了回来，包括河南的门户——军事重镇潼关。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宁甲速（即金哀宗，公元1224～1234年在位）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这一切证明金国这个古老的女真帝国并未衰败。
　　蒙古人再次向金国出兵。公元1231年，他们占领了渭水盆地的平凉、凤翔等城市。公元1232年的那次战斗中，蒙古人未能夺下潼关，于是他们开始从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将潼关包围起来。公元1232年2月，窝阔台率领的军队占领河中后，横渡黄河，从北部侵入河南。与此同时，他的小弟弟拖雷则率骑兵30000人从西南方向绕道前进，经过汉水中部的盆地，于公元1232年1月31日再次渡过汉水，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阳。蒙古两路大军在河南中部的钧州（现在的禹州）会师。
　　金人始终坚持到底，他们的将领宁愿牺牲也不愿意向蒙古人投降，但终归大势已去。蒙古人终于在公元1232年2月占领了潼关。窝阔台派出了手下最好的军师、征服了波斯与俄罗斯的速不台则去围攻金国首都开封府。尽管经过金人的长期抵抗，开封城最终在公元1233年5月被攻破。窝阔台听取了耶律楚材的意见，认为这个城市从此就是蒙古人的了，未对该城进行破坏。金国国王宁甲速为了寻求外援，逃离了开封。他先是逃到了归德（今商丘），后来又逃到小城蔡州（今汝南）。在蒙古军攻破蔡州的时候，宁甲速自杀了。宋朝人为了报复金人，也派出步兵去支持蒙古军队。蔡州的失陷使蒙古人完成了对金国的征服。由于灭金国时宋朝人出兵支持，作为答谢，窝阔台把河南东南部的几个县让给了宋国。但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意在夺取整个河南。他们不满足于蒙古人的这种小恩小惠，转而向蒙古人展开了进攻。最初，宋军未动用一兵一卒便收复了开封和洛阳（公元1234年7～8月）。当然，他们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出了河南。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邻勒塔大会，正式决定出兵征服宋朝。
　　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第一路军由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率领，他们于公元1236年10月占领了成都；第二路军由忒木台将军和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阔出率领，他们于公元1236年3月占领了湖北的襄阳（今襄樊市）；第三路军则由君不花王子和察罕将军率领，他们东下至汉口，逆扬子江而上到达黄州高地，但未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公元1239年，襄阳重新回到宋朝统治者手中。恐怕连窝阔台都没有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蒙古人同宋朝人之间的战争，整整延续了45年（公元1234～1279年），窝阔台也只不才过刚刚看到了战争的开始。在蒙古人征服宋朝的同时，他们还派出了一路人马去征服高丽。公元1231年12月，蒙古人占领了高丽国都开城（在现在的汉城西北），并派出72个达鲁花赤去管辖这个地区。但第二年，这些蒙古官员就被高丽国王高宗全部杀害了，之后高丽国王逃到了汉城的江华岛。窝阔台向高丽派出了新的蒙古将帅，以巩固对该地的统治。高丽朝廷一直抗拒着蒙古人的侵入，直至公元1241年才开始向蒙古称臣纳贡。
　蒙古征服西波斯
　　前面我们讲过，公元1221年10月，花剌子模帝国的继承人札阑丁在成吉思汗的逼迫下被迫逃亡印度。德里的苏丹、突厥人伊勒都惕米什不但收留了他，还将女儿嫁给了他，没成想札阑丁却阴谋叛乱，于公元1223年被驱逐出印度。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向突厥斯坦进军，侵略了波斯中部和西部，在那里停留了三年之久，然后便又依照游牧人的习惯进行了迁徙，从此便不再过问伊朗的事务。公元1224年，札阑丁趁着蒙古人不再过问伊朗事务的时机返回了波斯。在蒙古人征服这里之前，札阑丁本是名正言顺的政权继任者，此番回来，尽管基尔曼有本地忽都鲁汗王朝的创始人不剌里哈只卜的支持，法儿思有撒勒合儿王朝的撒的·伊本·赞吉撑腰，但基尔曼和法儿思的突厥族世袭总督们仍然一致拥举札阑丁为新的苏丹。札阑丁从设拉子出发，夺取了他的亲兄弟加秃丁建立的小王国境内的伊斯法罕和伊拉克－阿只迷，然后出兵征服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当时由阿答别月即别（公元1210～1223年在位）统治，这个家族自公元1136年就一直占领该地。当初在哲别和速不台入侵时，他曾经用大量的贡品求得了一时的安宁。但这一回面对札阑丁，他却不再那么幸运了。札阑丁从阿塞拜疆出发，进攻格鲁吉亚。格鲁吉来是个基督教王国，四年前曾受到哲别和速不台的侵略。当札阑丁入侵时，它正在阔儿吉三世的妹妹和继承人、著名的鲁速丹皇后（公元1223～1247年在位）的领导下进行着艰难的家园重建。公元1225年8月，札阑丁苏丹在哈儿尼打败了格鲁吉亚人。第二年，他再次进行侵略，不但抢掠了梯弗里斯城，而且毁坏了那里所有的基督教堂。公元1228年，札阑丁第三次入侵，在洛烈附近的明都儿战败了伊丹尼元帅带领的格鲁吉亚军。札阑丁通过对高加索地区这几次远征，完成了他在阿塞拜疆的政权建立与巩固。
　　札阑丁成为伊朗西部新国王，所管辖领地包括基尔曼、法儿思、伊拉克－阿只迷、阿塞拜疆和伊斯法，首都设在大不里士。札阑丁成为了伟大的骑士，他的勇敢使他成为穆斯林世界中最光荣的勇士之一，但作为花剌子模帝国的继承人和新的国王，他却严重地缺乏政治头脑，他的行为看上去仍像是一个游侠骑士。为防止蒙古人的再度入侵，他本应将精力放在如何巩固波斯王国上，但他却忙着和从前的联盟者、西亚的那些穆斯林王子们发生纠纷。公元1224年，他用侵略去威胁巴格达的哈里发，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终于在公元1230年4月2日，从大马士革的艾育卜王朝苏丹阿失剌夫手中夺下了乞剌惕要塞。最后，阿失剌夫和突厥小亚细亚国（科尼亚苏丹国）的国王、塞尔柱王朝的苏丹阿老瓦丁凯忽拔一世等为了反对他而结成了联盟。公元1230年8月，札阑丁在额儿赞章附近被这两个苏丹击败。于是，蒙古人趁此良机再一次出现在札阑丁的面前。
　　窝阔台大汗要将花剌子模帝国复辟的梦想击碎，使其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元1230～1231年冬，他派绰儿马罕那颜率领三万人马出兵波斯。札阑丁大败之后，根本没有精力再次集中兵力，但此时蒙古人已经以最快的速度直奔札阑丁在阿塞拜疆的住所。得到这个消息后，札阑丁惊慌失措，只得放弃大不里士，向摩罕与阿阑平原逃去。到达阿腊克斯河与库拉河交汇处后，又从那里逃到了底牙儿别克儿境内，蒙古人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不过札阑丁最后不是死在蒙古人手中，而是在公元1231年8月15日，被一个库尔德农民不明不白地暗杀了。
　　从公元1231年一直到公元1241年，绰儿马罕率领着他的蒙古军队驻扎在波斯西北部长达十年之久，并在阿腊克斯河与库拉河下游的摩罕和阿阑平原建立了他的驻地，因为这个水满草长的地带是最适合他的骑兵，这使得波斯的摩罕和阿阑成为后来的汗王们最愿意停留的地方之一。正是在阿塞拜疆东北的这个牧场上，蒙古人统治着古伊朗并保持着它的城市文明，长达一百多年。
　　札阑丁死了，蒙古人的敌人没有了，停留在这儿的绰儿马罕便放任他的手下士兵去到伊朗－美索不达米亚边区肆意抢掠。在亚美尼亚，蒙古人屠杀了比特利斯和阿儿只失的居民。在阿塞拜疆，他们占领了马腊格后，进行了同样的屠杀。大不里士的居民投降了，他们交出了手中的一切，还为窝阔台大汗织出了珍贵的布匹，以讨好绰儿马罕。南方的底牙儿别克儿和额儿比勒也未能幸免，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在伊本·额梯儿的记载中，有一些屠杀的详细例证，“有一个尼昔宾地区的居民亲自对我说，他躲藏在一间屋子中，透过窗户向外窥探时，看见蒙古人每杀一个人，嘴里都要喊‘安拉，伊拉赫’（讽刺穆斯林教的祈祷辞）；屠杀之后，他们先是把值钱的东西抢掠一空，然后将女人带走。我看见他们把她扔在马背上，然后污辱戏弄她，嘴里仍然喊着‘安拉，伊拉赫’，又笑又唱。”“有人告诉我，当一个鞑靼骑兵进入村镇开始屠杀居民时，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人敢反抗。那个鞑靼人手中并没有武器，当他要杀戮一个俘虏时，命令俘虏伏在地上，然后再去寻找一把剑，而那个可怜人居然就老老实实地趴在那里等死，根本不知道逃跑。”“有人告诉我，他和17个人在路上行走时，一个鞑靼人朝他们走来，他命令这18个人每人把自己的手缚在背后，他的同伴们居然都乖乖地服从了。他对他们说，那鞑靼人只是一个人，他们可以把他杀死后逃跑。他的同伴们则回答说，他们怕得厉害。于是他说，如果他们不杀他，他就会杀了他们。仍然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最后，还是他一刀子把那个人杀了，大家都得救了。”
　　蒙古人沿着高加索的方向，蹂躏了干札，之后侵入格鲁吉亚，迫使鲁速丹皇后从梯弗里斯逃到了库歹。于是梯弗里斯成了蒙古人的属地，格鲁吉亚的封建主被蒙古人充作了战争中的后勤人员。公元1239年，绰儿马罕在亚美尼亚占领和抢掠了属于格鲁吉亚伊凡尼元帅家族的城市阿尼和哈儿司。对于绰儿马罕来说，他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侵略行为纯粹是战争的需要，没有任何宗教歧视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亲属中就有景教信徒，所以他并不仇视基督教。在他率兵征服这里期间（公元1223～1241年），窝阔台大汗为了保护亚美尼亚派教会，还专门向阿塞拜疆派出了叙利亚的基督教徒西蒙（或称列边阿答）作为基督教事务总管。
　　拜住那颜是绰儿马罕的继承人，他从公元1242年到公元1256年间担任蒙古军驻波斯（摩罕与阿阑两个省区）的统帅。科尼亚的塞尔柱苏丹国属于小亚细亚的大突厥国，当时正处于凯豁思鲁二世（公元1237～1245年在位）统治的强盛时期。公元1242年，拜住占领并抢掠了额儿哲鲁木，之后在公元1243年6月26日，又在额儿赞章附近的柯查达克击溃了由苏丹亲自率领的塞尔柱军队，紧接着占领了及时投降的锡瓦斯城。企图抵抗的脱哈特和海沙利牙两个城市全部遭到破坏。凯豁思鲁二世只得要求讲和，窝阔台接受了他的请求，凯豁思鲁二世于是成为大汗的藩臣。拜住对科尼亚的塞尔柱苏丹国的进攻，将蒙古的征服计划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这次远征使蒙古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希腊帝国的边界。亚美尼亚的国王海屯一世（公元1226～1269年在位）非常有才干，看到当前这种情况，便非常明智地主动要求接受蒙古人的领导，后来他的继承者们也都沿袭了他的这一政策，结果使亚美尼亚人把亚洲的新主人当作是反对塞尔柱或玛麦鲁克的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公元1245年，拜住占领了乞剌特和阿米德，并巩固了蒙古人在曲儿忒思丹的统治地位。不过，蒙古人又把乞剌特的管理权交回到他们的藩臣伊凡尼民族的格鲁吉亚人手中。毛夕里的阿答别别都鲁丁卢卢也像海屯那样，主动接受了蒙古人的领导。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3)

　拔都与速不台在欧洲的远征
　　与此同时，窝阔台又派出了一支15万人的大军前去征服欧洲。这支军队名义上由远在咸海与乌拉尔草原的汗王拔都指挥，在他的周围汇聚了成吉思汗家族中各方面的代表，如拔都的兄弟斡儿答、别儿哥和昔班，窝阔台的儿子贵由与合丹，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拖雷的儿子蒙哥，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和孙子不里。但真正的统帅却是征服了波斯、俄罗斯和中国的速不台，时年60岁。根据穆斯林史料的记载，这场战争从公元1236年秋季开始。速不台攻占喀马河地区的保加利亚突厥王国的首都，并将其肆意蹂躏和践踏，完全毁灭了这个国家。1237年初春，蒙古人向钦察人发动了进攻。钦察人也是突厥人的一支，他们以游牧民族的方式生活在俄罗斯草原上，是一个半开化的部族，穆斯林称他们为“钦察”，匈牙利人和拜占廷人称之为“库蛮”，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波洛伏齐”。在蒙古人的猛烈攻势下，一部分钦察人缴械投降了。钦察人的领袖八赤蛮，曾经率领余部在伏尔加河沿岸抵抗了一段时期，最后逃到了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小岛上，并在那里被俘，蒙哥将他腰斩。公元1238年，蒙古人同钦察人打了最后一仗，在这次战役中别儿哥大显神威，击得钦察人溃不成军。钦察酋长库丹带着他的人马逃到了匈牙利，并在那里皈依了基督教。那些投降的突厥人后来成为蒙古汗国的居民，他们曾经居住过的这片草原也被命名为“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成为术赤王室的领地。到公元1240年冬天，蒙古人在蒙哥的指挥下，占领了阿兰人的首都蔑怯思城。至此，蒙古人将俄罗斯南方的草原全部收为己有。
　　蒙古人还对俄罗斯本土上的各国进行了远征。这些国家本来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为蒙古人的入侵提供了方便。也烈赞大公国的两个王子玉烈和罗曼分别被困守在也烈赞和柯伦那两座城内。公元1237年12月21日，也烈赞城被攻破后，蒙古人杀了玉烈，又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第兹达里的大公尤里二世是俄罗斯诸王子中最强大的一个，尽管他想尽办法向柯伦那城增派援兵，柯伦那最终还是陷落了，罗曼被蒙古人杀死在十字路口。当时的莫斯科并不是俄罗斯的重要城市，但也同样未能幸免，于公元1238年2月惨遭涂炭。尤里二世大公同样未能阻止住蒙古人对苏兹达里和符拉基米尔的破坏。公元1238年2月14日，符拉基米尔城被攻破的那一天景象惨烈，教堂中烟火四起，藏身在这里的居民全部遇难。公元1238年3月4日，他们同蒙古人在摩洛加河的支流西达河上打了一仗，尤里二世在这次战役中战死，雅罗斯拉夫和特威尔两个城市也被蒙古军队抢掠一空，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城由于地处冰天雪地之中而幸免于难。第二年底，蒙古人又向乌克兰发动了战争。在蹂躏了车尔尼雪夫之后，公元1240年12月6日，蒙古人占领并完全破坏了基辅，然后抢掠了俄罗斯的小公国伽里赤，该国王子答尼勒逃亡到了匈牙利。
　　征服俄罗斯的过程中，蒙古王公之间产生了不和。由于拔都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和察合台的孙子不里对此甚为不满，并公开表示不愿服从拔都的领导，不里甚至和拔都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窝阔台不得不将他们统统召回。拖雷的儿子蒙哥虽然也离开了军队，但却始终和拔都保持着友谊。拔都同贵由和不里的不和，以及他同蒙哥的友谊，对后来蒙古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乌克兰出发后，拜答儿和海都率领一部分蒙古军前去征服波兰。大约在1240～1241年冬季，维斯杜拉河结了厚厚的冰，蒙古人渡过冰河直接攻下了桑多米尔，之后便直奔克拉科夫郊区。公元1241年3月18日，他们打败了波兰军队，进入克拉科夫城。久居城中的波兰国王博列思拉司四世逃往摩拉维亚避难，城中的居民也四散而去。于是蒙古人一把火烧了克拉科夫城。随后，蒙古王子拜答儿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西里西亚，在渡过奥德河时，遭到在西里西亚的波兰大公亨利的统率下，由波兰人、德国十字军和条顿骑士组成的一支三万人的队伍的狙击。公元1241年4月9日，这支军队被蒙古人消灭，亨利大公被杀死在里格尼志附近的华尔斯达特。于是，蒙古人便畅通无阻地进入摩拉维亚，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但是，在斯特恩伯的雅罗斯拉夫大公的严密防守下，他们未能攻下沃洛谋茨城。他们只好取道克拉夫，与出兵匈牙利的蒙古军队会合。
　　进攻匈牙利的蒙古军队由拔都和速不台统帅，他们兵分三路进入匈牙利。第一路由昔班统兵，取道波兰和摩拉维亚，从北面进攻匈牙利；第二路由拔都亲自统率，从伽里西亚出发，强行通过温格瓦尔与孟喀斯，进入喀尔巴阡山脉掩蔽起来，于公元1241年3月12日将防守在这里的巴拉丁伯爵击溃；第三路则是在合丹的指挥下，由摩尔达维亚出发，很快便占领了瓦拉丁和查那德，同样的，他们将当地居民残酷地杀死并将城市毁坏殆尽。从公元1241年4月2～5日，蒙古人将兵力集中在了佩斯城附近。在佩斯城里，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紧急调兵遣将，于4月7日率队出城迎战。不料蒙古人不但不迎战，反而慢慢地向后撤退，一直退到撒岳河与提索河的交会处。就在这里，公元1241的4月11日，拔都打了他生平最大的一次胜仗。战役开始前，拔都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登上山巅，向腾格里天神祈祷了整整一昼夜。在双方军队对峙于撒岳河上时，速不台命令他的军队夜间偷偷渡河，第二天早晨，过河的蒙古士兵如神兵天将般地出现在查喀尔德高地，从左右两面将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匈牙利人一败涂地，蒙古人占领并烧毁了佩斯城。国王贝拉向亚德里亚海方向逃走。城内居民的下场可想而知，他们不但遭受了难以形容的虐待，最后还常常被集体屠杀。《可怜的洛基里·卡曼》一书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悲剧景象的，蒙古人用计谋欺骗了老百姓，他们鼓励逃亡的居民回到家中，并允诺会大赦他们。当这些可怜的人们相信了蒙古人的话回到城中时，蒙古人却将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死。在进攻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他们会命令这些俘虏冲在最前面充当替死鬼，而他们却站在这些可怜的人身后，笑着看他们一个个倒下。如果有后退者他们会刀起头落，立刻斩首。他们还强迫农民为他们收割庄稼，用完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杀死。整个匈牙利都处在蒙古人的铁蹄下。
　　蒙古人将所经之地都变成了“无人区”，并将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新的故乡，公元1241年的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在这片草原上休养生息。公元1242年初春，合丹王子率兵去寻找逃亡到克罗地亚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当蒙古军的先遣部队接近该地区时，贝拉就已经逃到达乐马提亚群岛上去了。合丹率军打到了亚德里亚海的斯巴拉多和卡达罗，将卡达罗夷为平地，最后回到匈牙利。公元1241年12月11日，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了。为了继承权的问题，贵由和蒙哥回到了蒙古，其他各路统帅也急于回到蒙古，致使蒙古大军纷纷退出匈牙利，从客观上拯救了西方，使其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拔都则取道保加利亚，沿着黑海，途经瓦拉吉亚和摩尔达维亚，于公元1243年冬季回到了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帐。
　　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术赤族的兀鲁思包括额尔齐斯河以西蒙古人能够到达的所有土地，而经过公元1236～1242年间的远征后，术赤王室在伏尔加河以西的领土被大大地扩张了，从额尔齐斯河至德涅斯特河，甚至到了多瑙河的河口。作为公元1236～1242年间远征军的领袖，拔都自然成为这片广阔土地的所有者。后来，按照他所征服的国土的名字，他被命名为“钦察汗”。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4)

脱列哥那的摄政（1242～1246）
　　窝阔台死时将帝国的政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聪慧坚毅的哈屯脱列哥那。脱列哥那原来曾经嫁给一个蔑儿乞惕部的酋长，是个乃蛮人。窝阔台死后，她于公元1242～1246年间摄政。窝阔台的遗嘱中原本是指定他的三儿子曲出为可汗，但在公元1236年曲出在征讨宋朝的战役中被杀，于是他的长子失烈门成为新的继承人。但脱列哥那一直想让她的亲生儿子贵由（即元定宗）即位，于是她延长了监国的时间，为贵由的当选做好了准备。
　　脱列哥那摄政期间，窝阔台原来的几个军师，像已故皇帝的丞相、克烈部景教徒镇海，和曾在窝阔台皇廷担任理财大臣的耶律楚材等都失去了宠信。皇后更喜欢的是穆斯林奥都·剌合蛮。耶律楚材的忠言不被采纳，她反而听取奥都·剌合蛮的建议，向百姓加倍征税，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公元1244年6月，郁郁寡欢的耶律楚材忧虑而死，时年55岁。脱列哥那还罢免了两个大臣的职务，一个是曾任突厥斯坦和撒马尔罕长官的穆斯林麻速忽·牙剌瓦赤，另一个是东波斯的总督、回纥人阔里吉思，脱列哥那将阔里吉思处死后，用翰亦剌人阿儿·浑阿合取代了他的位置。
　　尽管有老将察合台的竭力保护，摄政皇后脱列哥那的政权仍然不稳固。在她临朝听政后不久，成吉思汗的小弟弟帖本格·翰惕赤斤，就心怀叵测地向皇帝营帐所在地进军。另外还有钦察汗拔都对贵由的仇视。在远征俄罗斯的过程中，贵由曾因拒绝服从拔都的命令而被召回国，拔都因此对贵由一直怀恨在心，将其视为最强劲的政敌。为此，在脱列哥那准备召开忽邻勒塔大会推举贵由为皇帝时，拔都想尽办法阻挠大会的召开。但大会还是召开了，于是他称自己有病，拒绝出席大会。
　贵由的统治
　　公元1246的春季，在离和林不远的颗颗诺儿召开了忽邻勒塔大会，一座座黄色的营帐将那里变成了失剌翰儿朵（黄色的帐幕城）。除了拔都，成吉思汗家族的所有王子都出席了，还有许多外省的总督和属国的王子，如突厥斯坦与阿姆河地区的长官麻速忽·牙剌瓦赤，东波斯长官阿儿·浑阿合，格鲁吉亚的两个王位继承者达尔·纳林和达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的弟弟三帕德元帅，小亚细亚的苏丹、塞尔柱的乞立只·阿思兰四世，基尔曼，法儿思和毛夕里等地的阿答别的代表，还有巴格达哈里发的使节等等。按照脱列哥那皇后的意志，此次忽邻勒塔大会选举她和窝阔台所生的儿子贵由王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公元1246年8月24日，贵由正式即位。蒙古的王公们一齐摘下帽子、解开腰带，请贵由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向他行可汗大礼；第一次参加大会的大臣向新可汗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属国的王子、外国的大使则聚集在帐外，趴在地上向新可汗行礼。贵由在接受政权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蒙古帝国今后的王位只能由他的后代继承下去。
　　约翰·德·卜兰迦宾牧师的游记中详细记述了有关公元1246年忽邻勒塔大会的情况。当时，卜兰迦宾是被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到蒙古的，他带去了教廷致蒙古人的信。信中希望蒙古人不要再攻击其他国家，并劝他们能够信奉基督教。公元1245年4月16日，卜兰迦宾离开里昂，取道德国、波兰、俄罗斯，于1249的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受到了钦察汗拔都的召见。拔都让他直接去见大汗，他便取道巴尔哈什湖以南的哈喇契丹国旧地，经过翰脱罗儿、伊犁河下游和额敏河以及乃蛮部族的旧地，于公元1246年7月22日到达了正在召开忽邻勒塔大会的“黄色帐幕城”。他参加了贵由的选举，得以一睹新皇帝的真面目，“他看上去大约40岁，最多不过45岁，中等身材，很聪明，机智，但表现得很严肃，很少看见他笑。”卜兰迦宾看见有景教徒在这个新君主的帐前做弥撒，他的主要大臣、他的教师合答和丞相镇海等都是景教徒。通过镇海和合答的介绍，卜兰迦宾向蒙古皇帝说明了教廷派他出使蒙古的目的。贵由表示对景教的关怀，但他在让卜兰迦宾带给罗马教廷的回信中，却盛气凌人，充满了恶意。在信中，这位蒙古新君主用威胁的口气，请教皇和基督教国家的王子们停止一切传教的图谋，并要求他们前往他的驻地朝拜他。贵由甚至说，他的政权就是神权，他是在代表“长生天”讲话，他是神的最高代表，是不同信仰纠纷的裁判人。卜兰迦宾带着贵由的回信，于公元1246年11月13日离开“黄帐”，取道伏尔加河下游，经过基辅，回到了西方。
　　就在基督教廷希望蒙古人归顺它时，亚美尼亚人却更清楚地看到了同蒙古人联盟对基督教世界的益处。于是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派他的弟弟三帕德元帅出使蒙古。贵由热情地接见了他，并颁发给他一张文书，保证蒙古皇帝将永远保护他们，视他们为兄弟。在这次归途中，三帕德曾于公元1248年2月7日从撒马尔罕给他的堂兄弟、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讲到了景教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还谈到蒙古皇帝用崇高的礼节接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免去赋税，还宣布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许欺负他们。这封信证实，当时的东方基督教徒们已经处在了大汗的保护之下。
　　一上台，贵由便开始施行新政，他认为懦弱的窝阔台统治时代和他的母亲摄政时期，政权都太开放了，他决定从严治国，就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那样，他尤为重视大汗和各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贵由第一个调查的是他的祖叔父帖木格·翰赤斤，在皇后摄政期间帖木格·翰赤斤就企图攻击摄政皇后，十分令人怀疑，还处罚了他的亲信们。然后是伊犁的汗王察合台，察合台临死时把他的遗产交给孙子哈剌旭烈兀，哈剌旭烈兀是木秃干的儿子，木秃干早在公元1221年在围困包米安城时被人杀了。贵由开始插手察合台家族的内部事务，他废掉了哈剌旭烈兀，另立他的好朋友、察合台的小儿子也速蒙哥为王。他把自己的亲信宴只吉带派到了波斯，让他以高级长官的名义同驻摩罕地区的蒙古军司令拜住将军共事，而实际上宴只吉带很快便凌驾于将军之上。远东的奥都·剌合蛮原来一直担任着管理中国各省财政长官的职务，贵由以贪污的名义杀了他，另用自己的心腹马合谋·牙剌瓦赤。克烈部景教徒镇海被贵由重新起用，任命为丞相。贵由把臣属国的格鲁吉亚，分给了两个王位竞争者达卫·拉沙和鲁速丹皇后的儿子达卫·纳林，前者获得哈儿特里，后者则获得了亦米恭忒。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苏丹国（科尼亚），贵由把王位封给了乞立只·阿思兰四世，而不是凯哈武思二世。
　　看到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各支系都已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治权，贵由便开始有意地限制他们，不料却遭到了术赤系的领袖拔都的公开反对。公元1248年初，二人关系急剧恶化，双方都做好了兵戎相见的准备。贵由借口他在敏河流域的世袭领地遭受到威胁，从和林起兵，悄然向西进军。而拔都则接到了唆鲁忽帖尼公主的秘密情报，派兵从斜米列契耶（七河）地区到达了阿历麻里，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想不到就在此时，贵由却由于过度沉溺于酒色而突然去世，享年43岁。贵由的野心很大，他不但要征服钦察汗，而且要去征服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突然死亡的确使欧洲避免了一场灾难。他死后，拖雷家族的继承者即位，先是蒙哥，后是忽必烈，他们立刻将蒙古征服者的目标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5)

　斡兀立·海迷失的摄政
　　贵由死后，他的妻子、蔑里乞部人斡兀立·海迷失正式担负起了摄国听政的任务。公元1250年，法国国王圣·路易向蒙古国派来三位使臣，他们都是多米尼各修会的传教士，分别是德·隆居摩、安德烈贵依、约翰·德·喀儿喀松。他们经过波士和塔拉斯河后，终于到达了蒙古，并在塔尔巴哈台、额敏河与霍博河窝阔台王室的封地，接受了斡兀立·海迷失的正式接见。斡兀立·海迷失以为法兰西国王派使者前来不过是为了向她进贡，便直言不讳地要求他们向蒙古帝国投降。
　　斡兀立·海迷失曾经想把帝位让给窝阔台家族的某个王子，或者是贵由的侄子失烈门，或者是她和贵由生的儿子忽察，但忽察当时年龄太小。但是，在成吉思汗家族中起到长老作用的拔都，要将窝阔台的族人全部排除在王室之外，而且拔都早就和拖雷的遗孀唆鲁忽帖尼联合在了一起。唆鲁忽帖尼是克烈部的公主、王罕脱斡鲁勒的侄女，她十分聪慧能干，信奉景教。正是因为有了她，才使得拖雷家族在面对贵由的严格调查时，始终光明磊落，无可非议。当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便要求拔都选举她和拖雷所生的长子蒙哥王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公元1250年，拔都在伊塞克湖以北的阿剌黑麻黑召开忽邻勒塔大会，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的代表们没有出席大会，会上只有术赤王室和拖雷王室的代表，于是拖雷正式当选。事后，当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的代表们知道蒙哥被选中后，他们拒绝接受这个结果，理由是大会的地点离成吉思汗家族圣地太远，且到会人数太少，无法代表全体人的意见。于是，拔都召集了第二次忽邻勒塔大会，地点定在鄂嫩河或克鲁伦河畔的圣地，并向窝阔台王室和察合台王室的代表们正式发出邀请。邀请自然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拔都不管他们反对与否，仍然如期举行了忽邻勒塔大会。会上，窝阔台王室的代表们发出抗议，认为应当由他们继承王位，察合台王室的首领也速蒙哥的代表们也积极支持窝阔台的抗议，但终究拔都还是宣布蒙哥为大汗。自此，蒙古帝国的控制权从窝阔台王室转入了拖雷王室的手中。
　　这次政变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是因为新国王蒙哥的确精明强干，在他面前，那些合法的继承人、窝阔台王室的年轻王子则显得越发的软弱无能，再加上拔都的特殊身份，他以成吉思汗家族中长老自居，确立了自己独裁者的形象。窝阔台王室的合法继承权就这样被拖雷王室非法地取代了，他们大多数人只能默默地忍受，却不敢反抗。只有失烈门，在忽邻勒塔大会结束后，他表面上去朝拜新的大汗，实际上却想用手中的兵力逮捕并推翻新汗。结果他的阴谋被揭穿，蒙哥解除了他的卫队的武装，处死了他的顾问合答和镇海，然后将他拘禁起来。
　　蒙哥毫不手软地处分了他的堂兄弟们。他十分痛恨前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说她是和母狗一样的坏女人，他在审讯她时脱光了她的衣服，把她装在口袋中扔进河里。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原本想挽救失烈门，暂时把他带回了自己在中国的军中，但不久，蒙哥还是将这个充满血性的年轻人投入了水中。蒙哥把贵由的小儿子忽察流放到了和林西边的一个小镇。合丹和都海在战争中曾经为蒙哥报过仇，因此这两个人得以保住了他们原来的领地。此外，蒙哥还杀害了察合台汗国的首领、曾经反对过他的也速蒙哥，并任命哈剌·旭烈兀为察合台汗。哈剌·旭烈兀死后，他的妻子斡儿哈纳公主接替他的位置。察合台汗的另一个孙子不里，因为在欧洲战役中曾经侮辱过拔都，被拔都处死。后面我们将看到，海都再次举起了合法政权的大旗，给蒙哥的继承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蒙哥统治时代
　　在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大汗，蒙哥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位，他登基时已经43岁。蒙哥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生活俭朴，以狩猎为乐。蒙哥亲政后，严格执行祖父成吉思汗的法令扎撒黑。他的政策是坚定而明确的，在他的励精图治下，蒙古帝国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时代的强盛。蒙哥并没有放弃他的民族性格，建立起了巩固的行政机构，使蒙古帝国摆脱战乱，逐步纳入正轨。蒙哥虽然是在拔都的支持下才当上了皇帝，但他即位不久便和拔都之间产生了分歧，导致蒙古帝国出现政权分割。实际上，拔都一直在巴乐哈什湖以西实行独立统治。直至公元1255年拔都死后，蒙哥才再次成为蒙古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家族封地的领袖们，一直享受着与中央政权代理人平分地方税收的权利，蒙哥一上台就禁止了这种做法。蒙哥死后，由于他的继承人未能继续推行他制订的政策，终于使蒙古这个统一的帝国分裂成了远东、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等汗国。
　　因为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公主是景教徒，蒙哥对待景教一直比较优待，任命景教徒、克烈部鲁惕人孛鲁合为自己的丞相。蒙哥在善待景教的同时，也支持佛教和道教。公元1251～1252年间，他曾经在朝廷上任命道士李志常为掌教，任命“西方”的喇嘛那摩为国师。在这段时间，李志常甚得皇帝宠信。公元1255年，蒙哥亲自出席了在和林举行的那摩喇嘛和道士们的辩论大会。在朝廷举行的佛教高级掌教会议上，他曾对鲁卜鲁克说：“所有的宗教犹如一只手上的五指。”但他又对佛教徒们说：“佛教是手掌，其他宗教则是五指。”由此可见，蒙哥在平等地对待各种宗教的同时，似乎对佛教更加推崇。其实，蒙古君主们无非是利用宗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罢了。因此，蒙哥在委任宗教领袖时强调，这个人首先是要忠实于蒙古人的利益的。
　鲁卜鲁克的旅行
　　蒙哥统治蒙古帝国时，圣路易曾派出圣方济教士吉岳木·德·鲁卜鲁克，前去出使蒙古。公元1253年5月7日，鲁卜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渡过里海，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意大利人的商业区。进入克里米亚之外的俄罗斯草原（即钦察草原）时，他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望无际的草原，一队队巡逻的蒙古骑兵，令他备感新奇。他在游记中写道，“当我发现我身处鞑靼人中间时，我真的感觉自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而鲁卜鲁克对蒙古游牧者是这样描写的，“他们分散在被他们征服来的从多瑙河到远东的斯基泰领土上，他们没有永久的住所，每一个首领，按照所管辖的人数多少，来确定牧场的范围，之后便随着季节或停留或迁徙。冬季，他们向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转移；而夏季，他们会向北方迁移。”他还记述到蒙古人的毡帐都装在车上，当这些车集体前行时，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流动的村镇。对于蒙古人，他这样描写到，“男人们将头顶上的头发剃掉一个方块，然后将其余的头发留起来来，编成两个辫子，两旁的头发从太阳穴一直耷拉到耳际。冬季，他们裹着厚厚的皮衣，夏季，他们则会穿上从中国运来的丝织品。此外，他们爱喝葡萄酒和马奶子酒，这是蒙古人的民族饮料。”
　　公元1253年7月31日，鲁卜鲁克来到了拔都的儿子撒儿塔的营帐所在地，这里距离伏尔加河只需三天的路程。他并不知道撒儿塔是个景教徒，但还是通过撒儿塔手下的一位景教徒、名叫科耶特的大臣引见给了汗王。鲁卜鲁克没有想到撒儿塔对西方的事务了如指掌，而且知道现在的国王是圣路易。鲁卜鲁克离开了撒儿塔的营帐，渡过伏尔加河，在该河的东岸，接受了拔都的接见。“拔都坐于一个像床那么大的金色御座上，身下有三级台阶，身边还坐着一个女人，其余的妇女都坐在这个女人的左右。”拔都又把鲁卜鲁克派往蒙哥大汗的朝廷。于是他又渡过乌拉尔河，进入亚洲草原，感觉那里像一片广漠的大海。鲁卜鲁克继续沿着河岸前行，到了塔吉克人居住的贵由斯城，那里的人们都讲波斯语。随后，他又到了达哈亦剌（海押立），发现那里有一个十分庞大的景教会，还有一个回纥人的佛教寺庙，人们在寺庙中默念着“嘛呢叭咪”。提到回纥人，鲁卜鲁克说：“鞑靼人（即蒙古人）的字体和字母都来自于回纥文，蒙哥皇帝写给圣路易陛下的信用的是蒙古语，但却是回纥字体。”
　　公元1253年11月30日，鲁卜鲁克离开海押立，绕过巴乐哈什湖，进入塔尔巴哈台地区窝阔台家族的领地，并终于到达了蒙哥的营帐。公元1254年1月4日，蒙哥大汗亲自召见了他。“门前的毡被卷了起来，我被人领着进入宫殿，进入时我们口中唱着圣歌，到处都铺着金色的布毡。营帐的中央由荆棘、茴香根和牛粪燃起了炉火。大汗坐在一个小床上，穿一件近似于海豹皮的华丽的皮衣。大汗中等身材，鼻梁稍塌，约45岁的样子。他下令给我们端上来用米酿造的、像白葡萄酒那样透亮而淡甜的黄酒，又让人端上来了几种野禽肉。他吩咐不要紧张，有话就说。”
　　鲁卜鲁克在蒙哥的营帐里居然遇上了一个法国女人，这令他感到十分惊奇。这个女人名叫帕凯特，来自法国洛林，是被人从匈牙利带到这里来的。她是一个俄罗斯籍建筑师的妻子，在这里侍奉蒙哥大汗的一个景教徒妃子。此外，鲁卜鲁克在和林的朝廷里认识了一个来自巴黎的金匠吉岳木·布歇儿，他曾先后为摄政皇后唆鲁忽帖尼和蒙哥的小弟弟、十分同情基督教徒的阿里不哥服务过。鲁卜鲁克看到，在朝廷的节日宴会上，景教的教士们总是站在第一排向大汗进酒，他们的后面，才是穆斯林教士和异教徒中的和尚和道士。蒙哥自己有时也会陪着他的景教徒妃子们到教堂听祈祷，每到他来到的时候，人们就会事先在那里安置一张金黄色的床，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便面向祭台坐在那张床上。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最初三个继承人(6)

公元1254年4月5日，鲁卜鲁克跟蒙古国官员一起到达了和林。倍受朝廷优待的金匠吉岳木·布歇儿的到来令他异常惊喜。吉岳木的妻子是个萨拉森人（阿拉伯人），出生在匈牙利，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科蛮语。他在那里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巴齐尔的英国人，也出生在匈牙利。公元1254年的复活节那天，鲁卜鲁克被允许去参加在和林景教堂举行的典礼，教堂里摆着一尊由金匠吉岳木制造的法国式圣母雕像。除了景教堂，和林还有两个清真寺、12个佛寺和其他宗教的庙宇。阿里不哥是王子中最信奉基督教的，鲁卜鲁克有机会见到了他。“他向我们伸出手，像主教一样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公元1254年5月30日，在蒙哥的恩准下，鲁卜鲁克在和林公开主持了一次大型的宗教辩论会。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与穆斯林的神学博士们联合起来，驳斥了那些佛教的哲学家们，阿里不哥也站在了他这一边。
　　公元1254年8月18日，鲁卜鲁克带着蒙哥致圣路易的回信离开了。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上天命令我们，在天界只有一个上帝，在大地上只有一个君主，成吉思汗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天在大地上的代表，因此他以上天和可汗的名义，命令法兰西国王向他投降。鲁卜鲁克带着这封信，走了两个月零六天才从和林回到了伏尔加河。在渡河时，他遇见了正要去朝拜大汗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鲁卜鲁克于9月份回到了拔都的营地，但这时拔都已经把营地迁到了萨莱。鲁卜鲁克于是从那里出发，经过阿兰人的领地和打耳班，到了摩罕。在摩罕，蒙古军驻波斯司令官拜住那颜亲自召见了他。然后，他经过纳黑出汪、额儿赞章、海沙利牙与科尼亚等塞尔柱苏丹国，到达亚美尼亚。他从拉牙思上船，回到了塞浦路斯王国。
　　与鲁卜鲁克相比，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则更像个外交官。为了基督教的利益，他转而反对穆斯林，并为了这个目的去寻求蒙古帝国的庇护。他首先到了哈儿司，去拜访蒙古军驻波斯的司令官拜住，然后，取道打耳班，到达伏尔加河下游拔都的营帐所在地，随后，到达和林附近蒙哥的斡耳朵。公元1254年9月13日，辗转而来的海屯一世终于得到了蒙哥的召见。蒙哥被他的忠诚所感动，对他礼遇交加，赐给他“牙儿里黑”诏书，还在诏书上盖了他的玉玺，绝对禁止任何国家对亚美尼亚或海屯朝廷进行侵犯，另外，他还赐给了海屯一张基督教会的免税通行证。蒙哥向他的客人作出保证，说要派他的弟弟旭烈兀统领蒙古大汗去消灭亚美尼亚人的死敌哈里发教廷，并将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海屯因此而信心倍增，于11月1日离开蒙古朝廷，取道别失八里（古城）、阿历麻里、阿姆河和波斯，于公元1255年7月回到亚美尼亚。后来，蒙哥的诺言果真实现了一部分。
　　蒙哥侵略宋朝的战争
　　公元1253年，在鄂嫩河发源处举行的一次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哥决定派自己的弟弟旭烈兀去完成征服波斯的任务，迫使巴格达的哈里发教廷和美索不达米亚投降，然后再让旭烈兀去征服叙利亚。同时，蒙哥本人和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则率领另一支队伍去完成消灭宋朝的战争。蒙哥为蒙古的侵略战争增添了新的一页。
　　虽然远在杭州的宋朝日渐衰弱，君王昏庸，大臣无能，但面对蒙古人的入侵，汉族人依然誓死抵抗，这是令蒙古人始料不及的。公元1239年，汉族的骁将孟珙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汉水中游的重要城市襄阳。此后，他同蒙古人展开了争夺四川中部的长期斗争。在这段时间中，成都曾经两次陷落，并最终于公元1241年正式被蒙古人占领。面对华南这片河流山脉纵横交错、城镇村寨密密麻麻的土地，蒙古人只能开展围城战，这些草原上的骑士感觉难以施展拳脚。在成吉思汗家族之前的那些突厥－蒙古部族，从公元4世纪的匈奴和鲜卑、公元5世纪的拓跋，直到公元10世纪的契丹和公元12世纪的金人，他们对华北的征服都是相当成功的。但从拓跋族到金人，他们在征服华南时却屡屡失败，因为征服华南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战术，不但要有大量的汉族步兵，还要有汉族人或穆斯林工程师制造出的一种专门用来围城的“火炮”设备。
　　为了集中当时相当分散的蒙古军队，使他们能够相互配合，蒙哥命令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去窥探中国的局势。忽必烈很早就对中国文明很感兴趣，早就有进军中原的野心。公元1251年，蒙哥命令忽必烈去管辖蒙古人征服来的部分中国领土，然后将河南赏作他的封地。当时的河南要比今天河南省的范围大得多，包括黄河与长江之间直至格林威治东经110度以内的地方，此外，蒙哥还封给他今甘肃省内渭水上游的关中即陇西之地。忽必烈幼年时有一个汉语老师名叫姚枢，积极主张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他把种子和农具分给农民，并让大批的士兵转业去耕田。
　　忽必烈并不急于攻克长江下游，而是在蒙哥的授意下慢慢地将其包围。公元1252年10月，忽必烈和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从陕西出发，经过四川进入云南境内。当时，云南还不属于中国，从公元8世纪时云南便自成一体，史称“南诏国”，也叫“大理王国”。这个彝族和傣族人居多的山中之国，始终保持着完全的独立。忽必烈很快便占据了云南的大理和善阐。善阐城内有一位名叫段兴智的国王，忽必烈保留了他的王位，但同时又将一位名叫刘时中的汉族降将安置在他身旁，作为蒙古行政长官。尽管名义上大理王国还在，但实际上它已经被几个蒙古兵团瓜分。后来，兀良合台又进攻西藏人，强迫他们接受蒙古的统治。
　　公元1257年底，兀良合台从云南南下至东京平原，进攻安南王国，并抢掠了它的首都河内。万般无奈下的安南王陈太宗只得于公元1258年3月向蒙古人投降称臣。同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一次忽邻勒塔大会上，蒙哥决定亲自指挥侵略宋朝的战争。他率领蒙古主力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占领了保宁。但在攻取合州（位于嘉陵江的两个支流汇合处）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未能得手。就在这次围城期间，蒙哥染上了痢疾，于公元1259年8月8日病死于此。
　　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忽必烈正率领着另一支蒙古军从河北南下，包围了位于长江中游湖北汉口的鄂州（今天的武昌）。而且，已经从东京返回云南的兀良合台也从云南进入广西，攻下桂林，进入湖南，从海上包围了长沙。此时，宋朝北、西、南三面正受敌，蒙哥的死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忽必烈为了继承成吉思汗的皇位，也愿意稍事休整一下。为此，他与宋朝宰相贾似道签订了停战和约，两国以长江为分界线，互不干扰。之后，忽必烈率军回到河北。
　　 此后，他将完成对南宋的征服。



最后一批蒙古人罗斯的蒙古人

　 金帐汗国的覆灭
　　蒙古势力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全部被消灭了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反击帖木儿朝后裔的例子表明，它能够在长时期的沉寂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它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它令当时的观察家们震惊不已，有时，甚至会使他们认为又一个成吉思汗时代来到了。在16世纪，一个成吉思汗王朝（尽管是突厥化的王朝）在帖木儿王朝的遗产上复兴之后，过了许久，在17世纪下半叶以至18世纪中期，西蒙古人企图以牺牲中华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他们恢复成吉思汗帝国的梦想。这些最后的努力是中世纪伟大史诗中的一章，我们在此简单地作一论述。
　　帖木儿在罗斯的晚期活动的结果是帖木儿·忽特鲁格取代老对手脱脱迷失，登上了金帐汗国（即钦察汗国）王位，这个帖木儿·忽特鲁格也是白帐家族、即斡儿答家族的成员。1399年8月13日，在第聂伯河支流沃尔斯克拉河附近，他打败了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维托夫特在前金帐汗脱脱迷失的怂恿下，企图干预金帐事务。这次胜利巩固了蒙古人在罗斯的统治。之后，他的兄弟沙狄别统治着钦察草原（约1400～1407年在位）；而东部草原的统治权则转到白帐家族的另一位后裔、名叫科利贾克的人之手，科利贾克得到了帖木儿的保护。沙狄别带领金帐汗国军队洗劫了罗斯的里亚赞公国的边境地区。同样的，在帖木儿·忽特鲁格之子、沙狄别的侄儿不刺汗（不刺·锁鲁檀）统治时期（约1407～1412年），在亦敌忽的率领下，金帐汗国军队于1408年12月向莫斯科大公国进发，焚烧下诺夫哥罗德和戈罗杰茨两城市，封锁莫斯科，从罗斯人那里敲诈到一笔战争捐款后才撤退。
　　在沙狄别和不刺汗的统治时期，上面提到的亦敌忽掌握着实际权力。亦敌忽是诺盖或者曼吉特部落首领，在伊本·阿拉不沙描述里，他是真正的“宫廷侍长”。当一位名叫帖木儿的新汗不再忍受亦敌忽的专权时，一场内战爆发了（约1412～1415年？）。结果帖木儿获胜并杀死亦敌忽。
　　库楚克·马哈麻汗的长期统治（1423至1459年间）是金帐汗国的解体年代，喀山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建立起来。实际上，与此同时，瞎子巴西尔二世大公（1425～1462年在位）统治下的莫斯科大公国也正由于类似的家族纠纷而陷于解体。在随后的统治时期，库楚克·马哈麻之子和继承者阿黑麻汗（约1460～1481在位）与罗斯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之间进行了终局性的实力较量。为撼动金帐汗国的宗主地位，伊凡三世寻求持异见者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的友谊，并且也可能争取到了喀山汗廷的支持。1476年，他委派威尼斯商人马可·拉菲与西波斯国王、土库曼人乌宗·哈桑签订反金帐汗国的第三次盟约。在很大程度上孤立（或者说包围了）金帐汗国之后，他拒绝缴纳例行的表示臣服的贡赋。1474年，阿黑麻派出使者哈拉库楚姆命令他交纳贡赋。1476年，阿黑麻再次派来了使者，要求伊凡三世前往汗国。伊凡三世回拒了。阿黑麻方面也同样作了准备，他通过与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结盟对莫斯科大公国形成包围之势，并向莫斯科进军。为了阻断敌人的通道，伊凡预先占领奥卡河畔的阵地。后来，当蒙古人向西前进时，他又占据了乌格拉河阵地（1480年）。两支大军在乌格拉河隔河对峙很久。伊凡三世拒绝前往“吻可汗的马镫”。但是，要把俄罗斯的命运在这个时候决一胜负，他又有些举棋不定。阿黑麻也是首鼠两端，因为他担心在后方受到克里米亚汗的袭击。这年10月，面临难以忍受的严寒，阿黑麻率领军队撤离了乌格拉河，带着战利品返回萨莱。这场未发一箭的战役实际上标志着俄罗斯的解放（1480年）。
　　之后不久，阿黑麻遭到一直在乌拉尔河以东窜迹的昔班部落首领伊巴克的突然袭击，并被杀死。阿黑麻之子和继承人赛克赫阿里与立陶宛人结盟（1501年），对俄罗斯的战端又在重开。针锋相对的，伊凡三世与克里米亚汗联盟。1502年，萨莱被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攻占并彻底夷平。
　　金帐汗国的历史就此终结了。三个已经脱离金帐汗国的“小汗国”，即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占据了它的地盘。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哈吉·格来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时间大约在1430年。他统治时期发行的首批钱币标注年代是1441～1442年，我们现在知道他一直统治到1466年。汗国初建时东以顿河下游为界，西至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向北则一直伸展到耶列兹城和坦波夫。1454年，克里米亚河南岸的巴赫切萨拉伊，即原奇尔克耶城被定为都城。格来王朝一直延续到1771年俄国征服时代，1783年最后并入俄国。格来家族是虔诚的穆斯林，这使得整个克里米亚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特征。不过，在最初的敌对之后，哈吉·格来认识到喀发的热那亚殖民地为他带来的丰厚财政利益，此后一直与咯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1466年他去世。随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发生内讧。最初，次子努儿道刺特赢取了王位（1466～1469年和1475～1477年在位），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是第六子明里·格来（1469～1475年和1478～1515年两度在位）。1468年，为答谢热那亚人协助他捉住努儿道刺特。明里·格来对喀发作了一次答谢访问。与此同时，土耳其苏丹穆赫默德二世派出由帕夏哥杜克阿赫麦德统率的骑兵队，，前往夺取喀发。1475年6月4～6日城破。明里·格来因为热那亚人的一再挽留被困在喀发，并在此被奥斯曼人俘获。然而，过了两年，他作为苏丹的属臣被遣回克里米亚。奥斯曼人直接管理着克里米亚南岸地区，在喀发则新设一位常驻帕夏。从伊斯兰·格来二世（1584～1588在位）在位起，人们开始以土耳其苏丹之名颂读胡特巴。但是，钱币上依然铭铸着格来王朝诸汗的名字。1502年，明里·格来最后击灭了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瓦解的结果导致了第二个汗国即喀山汗国的形成。在金帐汗库楚克·马哈麻统治期间（1423～1459年），一位不走运的王位觊觎者乌鲁·穆罕默德（拔都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与其子马赫穆提克住在喀山。1445年，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1445～1552年），新汗国的领土大致在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原保加尔王国境内。第二年（1446年），乌鲁·穆罕默德被儿子马赫穆提克暗杀。马赫穆提克统治的二十年（1446～1464年）最终完成了新开国的创建。他的一个兄弟卡西姆（死于1469年）曾逃往莫斯科大公国。约在1452年，莫斯科公国人把位于奥卡河畔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西莫夫城划在他的名下。因此，毫不奇怪，卡西莫夫小汗国从一开始就约束在莫斯科大公们严格的宗主权下，并成为他们干预喀山事务的马前卒。而卡西姆本人更是卖力地与俄罗斯人一起参与了反喀山的战争。
　　金帐汗库楚克·马哈麻的孙子、也叫卡西姆的宗王大约于1466年创建的阿斯特拉罕汗国成为金帐汗国肢解时产生的第三个汗国。尽管阿斯特拉罕城继承了已被摧毁的萨莱城的某些商业上的重要性，但是，因为重重围困在东部伏尔加河下游、西突部顿河下游以及南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之间，阿斯特拉罕汗国在历史上并无出地位。更加不幸的，克里米亚和诺盖（乌拉尔河地区）两国可汗们插手它的内部事务，轮流把他们中意的可汗强加给阿斯特拉罕汗国。
　　蒙古人是俄罗斯南部和东部的所有成吉思汗汗国人的共同称呼。（在古典史上被不恰当地称为鞑靼人）。尽管这些王朝的血统确实来自纯成吉思汗蒙古人，但是，钦察草原上的这些蒙古人从来都只是该地突厥族主体中的一小撮统治人物而已，并且他们已经完全突厥化了。如果不是考虑到蒙古机构这一点，那么，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与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部落一样，都可以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汗国。
　　这三个汗国的历史实际上是抗击俄国人入侵的反侵略史。喀山汗国是俄国人的第一个侵略对象。马赫穆提克之子和继承者喀山汗易不拉欣起初能抵挡住俄国人，甚至1468年他还征服了维亚特卡，但是，不久他就被迫与俄国人议和，并交还全部俘虏。易不拉欣的两个儿子伊尔哈姆和穆罕默德·阿明为继承王位争吵不休。结果伊尔哈姆获胜，于是阿明转向俄国人求援。俄国人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护送阿明回到喀山，拥立他登上王位（1487年）。但是，1505年阿明起而反叛俄国当局，第二年他击败了一支莫斯科公国的军队。
　　阿明死后，喀山王朝绝嗣（1518年）。现在，俄国人和克里米亚人两派开始了王位所有权的争夺。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伊凡洛维齐（巴西尔三世，1505～1533年）将汗国交给阿斯特拉罕家族幼支的一位王公沙赫·阿里，阿里自1516年起就在他的保护下在卡西莫夫城实施傀儡统治。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之子和继承人穆罕默德·格来（1515～1523年）不甘示弱，也如法炮制，于1512年把自己的兄弟沙希布·格来送上喀山王位，并驱逐了受俄国人庇护的统治者。而且，穆罕默德·格来和沙希布·格来兄弟两人在把两部联合起来之后，对莫斯科公国发动了一次突然入侵，兵临莫斯科城郊（1521年）。他们并没有勇气进攻俄国人的都城，只满足于迫使守城指挥官作出进献年贡的诺言。他们返回时携带了大批俘虏，这些俘虏在喀山市场上卖为奴隶。1523年，穆罕默德·格来再一次企图入侵俄国，但受阻于奥卡河畔，这时的莫斯科公国军队已经装备了大量的火炮。
　　穆罕默德·格来未及享受他的胜利，就在1523年遭到一位名叫马迈的诺盖汗的袭击，并被暗杀，克里米亚也遭到马迈汗无情的蹂躏。1524年，沙希布·格来把其子沙法·格来留在喀山后自己返回克里米亚。1530年，莫斯科公国人驱逐沙法·格来，代之以沙赫·阿里的兄弟杰·阿里。沙希布·格来成为克里米亚汗之后，施以各种手段，在喀山引发了反俄国人的民族起义。杰·阿里在起义中死去，沙法·格来在父亲沙希布的帮助下复位（1535年）。1546年，俄国人又一次把傀儡沙赫·阿里带到喀山。但是，俄国人一离开喀山，沙法·格来又返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直到1549年沙法意外地去世。随后，俄国人废黜了他的儿子奥特米什，再次代以沙赫·阿里。
　　又一次民族运动爆发了，沙赫·阿里的统治被推翻，人们从诺盖汗国召来了阿斯特拉罕家族的一位宗王雅迪格尔。这一次，莫斯科公国沙皇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1584年在位）决定永远结束喀山独立与臣服的拉锯战。1552年6月，他带来几门大炮围攻喀山城。当年10月2日攻占该城。男性居民被屠杀，妇女和儿童被奴役，清真寺被推倒，喀山汗国的领土也被兼并。
　　喀山汗国的覆灭标志着俄国人与成吉思汗蒙古人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阿斯特拉罕汗国随后被征服。1554年，伊凡雷帝派出3万大军前往阿斯特拉罕，任命统治家族（即库楚克·马哈麻家族）中一位名叫德尔维希的成吉思汗后裔为傀儡汗王。次年，德尔维希背叛俄国人，赶走驻官（也就是外交使节）曼苏罗夫。1556年春天，俄国大军再次来到阿斯特拉罕，放逐了德尔维希，并把阿斯特拉罕全部并入俄国。
　　因为接受了奥斯曼人的宗主权，受到苏丹政府的舰队和军队的保护，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幸存了两百多年。因此，尽管彼得一世依据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条约而占领了亚速，但在1711年的普鲁特条约中又被迫物归原主。1736年，俄国人再次占领亚速，甚至巴赫切萨拉伊，但是，由于1739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他们再次放弃了征服地。最后，由于1774年的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俄国人强使苏丹政府承认了克里米亚汗国的所谓“独立”。接着，俄国代理人一手策划道勒特·格来三世的垮台，并以他的堂兄弟沙希因·格来取代他，沙希因·格来随之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忠实附庸（1777年）。不久，克里米亚贵族群起反对沙希因，众叛亲离之下，沙希因向俄国主子请求援助。波将金率领7万大军进抵克里米亚，吞并该国（1783年）。倒霉的沙希因被赶走，越过了奥斯曼人的边境。在那里遭到突厥人的报复，他被解往罗德斯岛，并在该岛被砍头。这样，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欧洲的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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