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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钡拇笃痢Ｒ晃谎д甙颜狻疤醮吹幕鹣摺苯凶觥暗鼗稹?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五十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尽,平均每天一百五十六起,烧死七个人,还烧掉八十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五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一百四十六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去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钱其琛①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七千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的。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一百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二十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二十五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二十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2）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二千六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九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六十九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对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真是个悲惨的时刻,他们全都把雅鲁泽尔斯基看做悲剧英雄而把瓦文萨看做得志小人。可是有二十四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聚会在布鲁塞尔,决定掏出四十亿美元,支持这小人的“把阉马变成牡马”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3）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4）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惟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 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 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红军和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惟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歌儿,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几年以前成名之时,北京的大学生们还为他成立了一个“后援团”。台湾《时报周刊》甚至把他说成“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这有点夸张,但若说他把当日中国的流行歌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却是事实。可是在1989年夏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却听到一个消息,说他涉嫌卷入“六四风波”,被警察抓走了。他的崇拜者们到处找他,他却没有踪迹。很多人当初都看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拉开架势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觉得他真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1990年1月28日,所有人都相信所谓“崔健被抓”一说是个谣言。因为这一天他走进工人体育馆,去参加一次充满激情的摇滚音乐会。“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 沸水之锅,”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坐在场外的雪地上,等待他出来给他们签名。 他的复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堂:为亚洲运动会集资义演。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亚运组委会文展部签约,希望能让他巡回演出,亚运会可以得到他的全部收入,他可以得到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于是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举行个人演唱会,到英国伦敦参加音乐节,又到香港领取白金唱片奖。后来他离开北京四方云游,一路走一路唱,去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要不是他的“巡回演出”半途夭折,他非把摇滚弄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1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夜晚,北京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五度。体育馆里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扯开嗓子高呼崔健的名字,振臂挥舞崔健的头像。在一个随随便便的开场式中,崔健和他的乐队走上舞台,观众立刻激动起来,有如一片沸腾的海洋,海浪中荡起崔健悲怆的歌声,竟是那首久违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圆拱形的棚顶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声震数里。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掩盖。他们显然觉得,高分贝可以弥补他们的蹩脚的技巧,把旋律弄得 和人的脉搏一样,就可以让人加速分泌荷尔蒙。不过,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都喷薄而出。 摇滚歌手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共鸣,结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体育馆里现在成了万众合唱,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高歌,而他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主角。主角被配角的情绪包围着,激动不已,唱起他很少唱的《最后一枪》(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越战士兵所作,表达了他们祈祷世界和平的心声)。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人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总是吹奏那些一本正经的世界名曲,却没有听到他吹出摇滚来。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一位西方记者说,这是中国“首都取消戒严十七天以来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5）
不论什么行当,大体上都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枭雄乱党,当这行当不能满足世人欲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崔健在90年代初期能够在青年人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共鸣,也是出于这个理由。1979年兴起的朦胧诗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艺术”的画卷,让现代派绘画、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纷纷涌出。80年代中期,北京先后诞生了几支摇滚乐队,但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就算当时的年轻人,也不喜欢这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摇滚的沙漠,崔健不过是这沙漠中的一个偶然,”有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崔健一直像是鲁迅笔下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著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6）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7）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1节 活着的祖宗（8）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萎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六·四”的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八十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也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韶山管理局的文辉抗说,这一年来参观的人第一次超过了九十万,眼看就到百万了。这些人大都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这从他的故居里的参观者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有个人说:“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 “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 “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1）
大灾年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做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人死亡①,还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三人受伤。另外一千四百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八百九十六万九千间,还有至少两千一百万公顷庄稼颗粒无收。专家们计算出,他们总计损失了大约一百六十亿元。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衡量这场灾难的不是数字,而是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他们露天而栖,临水而卧,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燃料,没有电灯,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的设备,也没有可以排泄粪便的地方。眼前一片汪洋,却没有可以喝的水。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脚下这一小片陆地。世间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蜈蚣、蚊子、老鼠、蚂蚁、蛇,这时候全都拥挤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争夺这汪洋中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陆地。有一回,一条蜈蚣爬到一个军人手上,一口咬将下去。那只手变紫变黑,可是没有解毒药。一个少妇见了,解开上衣,袒胸露乳,把自己的奶汁挤在那小伙子的伤口上,几十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惟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颖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 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咬死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1989年4月14日凌晨出生的。从那时以来,又增加了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两千五百零一人①。住在城里的人有一亿八千五百四十一万人,平均每个人的年收入只有一千五百一十元。他们要用其中八百一十八元买饭吃,用二百零二元买衣穿,其余还要交电费、水费、取暖费、公共汽车月票钱,有个婴儿的要准备一笔奶钱,有个半大孩子的要准备上学的钱,有个老人的要准备一笔药钱。政府说经济要紧缩,号召他们过“紧日子”,其实根本用不着号召,中国人的日子从来也没“松”过。可是现在又在动员他们“向灾区献爱心”。有人说,“年年献爱心,都献完啦!”老年人60年代在五七干校盖的被褥,中年人在70年代下乡时穿的衣裤,年轻人在80年代军训时用过的背包带,家家户户过去四十年留下来的那些补丁衣服,早都捐到乡下去了。当时有八亿多人生活在乡下,其中有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人正被洪水包围着,现在政府心里想的不是靠他们,而是救他们。另外还有大约六千万人也离开了家乡,整天游荡在三十五个大城市和三百多个中等城市里。广州有一百一十万人,北京有一百三十万人,上海有一百八十三万人,天津、武汉、重庆、西安也有不少,连深圳这个兴起来才十年的城市,也有一百多万农民呢。有个叫安子的姑娘,从山里来的,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在深圳大学的夜校里构思她的《青春驿站》。这部描述农家妇女的都市生活的书,使她在那一年成了千万农民工中间最有名的人,就连深圳的城里人也把她评选为“杰出青年”。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①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2）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欲望被抑制住了,可是商品市场上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春天和这个夏天,工厂里每生产一百件东西,就有五十五件是不合格的,有十五件是卖不出去的。仓库里的积压货值两千五百亿元,包括两千万辆自行车、一亿两千万只手表、十亿件衬衣、八百万吨钢铁、二十万台机械设备,还有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进口设备。 有些搞企业的人在80年代横空出世,声名赫赫,现在全都傻眼了,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浙江省海盐县的步鑫生———人称“衬衫大王”的,被免去厂长职务,只好跑到辽宁盘锦去卧薪尝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马胜利———人称国有企业“改革之星”的,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亏损局面,倒是没有人来罢免他的职务,是他自己把工厂门口悬挂的“厂长马胜利”的金字招牌摘下来的。当初席卷全国的“南步北马”,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人称“傻子瓜子”的,已被判刑三年,正在监狱里面呆着呢;还有十个最著名的乡镇企业家———人称“全国十佳”的,现在有九个无声无息,不是一蹶不振,就是卧薪尝胆,当时只剩下一个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在唉声叹气地说“日子紧巴巴的”,觉得再也不能叱咤风云了。 企业家的撒谎骗人有如新闻人员的作假弄虚,全都历史悠久,颇有一些“骗客传奇”的故事可以叙述,个个情节起伏跌宕,既光彩又丑陋。一个面颊消瘦身材高挑的青年,编了几个故事,说是可以发大财,逗得全国如痴如狂,有些一向严肃的报纸竟当他是“点子大王”,叫他来给编辑讲课,还请他吃饭。还有个人也在心里偷着乐。此人名叫牟其中,天庭饱满,大脸盘,高鼻梁,头发向后背着,故意打扮得像个领袖,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无数奇妙的幻想,大笔一挥,和满洲里市市长签个协议,说是要在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然后再一挥,宣布要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然后又一挥,说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那时候好多企业都说这人了不起,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可是他 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是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大家都在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子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是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八百公里人工水系,浸润西北大漠变成绿洲,贯通黄河流域,东进华北,直抵京畿。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牟其中其人其事都是中国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领导的南德公司,一点也不像别的公司那样拿领袖语录做招牌。南德的大门口也有个牌子,木制,紫檀色,乳白磨砂玻璃上是以魏碑体书写的语录,不过不是哪位领袖的话,而是牟其中说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报刊记者围着他转,被他的夸夸其谈说得惊喜万分,于是送给他无数荣耀:“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等等,明知他在瞎说八道,还说他是“天才的狂想曲”。又过了好多年,发现这原来都是骗局,于是又说他是“中国第一骗子”。法院认定他的“诈骗罪”成立,把他关了起来。不过,要说这个“骗子”的历史没有任何辉煌记录,也不对。此人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全中国企业家都无所适从的那些日子里。他让苏联运来四架“图—154”客机,拿这些飞机做抵押去银行贷款,拿贷款去把仓库里面那些积压商品买出来,装满了八百节火车,运到苏联,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暖瓶好,又便宜又占地方。”他嘿嘿笑道,转身又去了四川航空公司。“这飞机可以坐一百六十四人,有三个发动机呢。”他对航空公司的人说,“你们不必预付一分钱,只要付租金就行啦。”人家被他说动了。他就让人家把租金直接给银行,替他还贷款,自己则从中足足捞了一票。当他后来土崩瓦解身陷囹圄的时候,这个故事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作为教学案例呢。 牟其中卖了八百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亏赢相当,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六十七,亏损总额已高达三百一十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三点九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二百二十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百分之二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3）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一百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四十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一百一十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3月24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说:“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听到了,当即写下,希望能够发表,可是总编室主任看了满脸不悦地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也难怪主任不悦,那时候政府颁布的一连串指令,都是一个意思,“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真的对改革积极。这就是邓小平。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经济“翻两番”的宏伟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属于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除了邓小平,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没有人胆敢公开说出。老百姓也特别老实,政府说什么就信什么。报纸上不遗余力地批评“高消费”,大家就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什么也不买了,还后悔为什么三年以前要抢购东西。建筑工地上冷冷清清,饭店里吃客少了,垃圾堆里可拣的东西也少了,就连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也越来越少,最低工资也很难拿到了。到了1991年,流窜在城里的农民再也呆不下去了。报纸上说,那一年有几百万“回流农民”。说起来谁都知道,这新名词是特指被赶回家乡的农民的。这些人两手空空,回归故里,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他们的钱呢。也有些人,主要是闽南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长乐的、亭江的、连江的,还有福清的,索性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一条偷渡者的路线就是在这年夏天开辟出来的,起点正是四百八十六年前郑成功出海的所在地泉州,然后经过台湾海峡、曼谷,从印度洋漂过去,经过东非,绕过好望角、西非海岸,穿越大西洋,最后到达美国。首航那条船的名字凝聚了三百多个偷渡者的憧憬:“金色探险号”。此后这名字一直没改过。 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乡野。这一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岂止江淮平原,就连一向干旱少雨的华北也被笼罩在烟雨中。京城西北群山之中,一场泥石流跟着洪水轰然而下,规模并不大,才走几公里就停住了,离城还远着呢,不过,还是把城里人吓了一跳。 城里人的多愁善感和斤斤计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过于狭小,人口过于拥挤,而且多少年来一成不变。有个美国人在1991年到了东京,又从东京来到上海,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财富》杂志副总编辑科克伦那一年也来到这里,觉得这根本不像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若说高楼大厦,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上海现在那两千多栋大厦,那时候一栋也没建起来呢。北京的人口数量不及上海多,面积却大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中南海,那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叫权力中心。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例外,比如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每当中央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领导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其中有吉林的王忠禹、山东的姜春云、江西的吴官正、广东的谢非、天津的李瑞环、西藏的胡锦涛,还有上海的曾庆红、吴邦国、朱基和江泽民。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才陆续进入党的权力中枢的。 到了1991年的夏天,江泽民进入中南海已经两年。这片建于辽宋、成于晚清的皇家禁苑,还保持多少年前的那副样子。从长安大街上的新华门走进去,经过门口的四个卫兵,和那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影壁,就置身在这个亿万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书记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知道世界的潮流正在流向何方,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有如他后来所说“与时俱进”。这“时”字含义无穷,至少包括“时代”和“时机”。他总是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整理自己的头发,如此注重外表的习惯给公众留下很深印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不到火候不揭锅,到了火候也是一点点把盖子打开,决不鲁莽行事。这一点,即使是最敏锐的看客,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的。 在王府井大街和故宫东墙之间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有时候会指点着一辆疾驰而过的黑色“奥迪”轿车说:“那就是朱基。”北京人对于高级官员的住宅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知道朱基就住在附近那个灰墙围着的院子里,和故宫的角楼遥遥相望。朱已扬名全国,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他卸下上海市委书记之职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副总理。 朱基在50年代初期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背景,开始了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仕途。那时候,江泽民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副厂长,李鹏在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丰满水电站的工程师,这使得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但是这三个人的共性仅仅限于一段很短的时间。此前和此后都大不一样。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烈士子弟,仕途一帆风顺,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但没人听说他们受过什么政治冤屈、经过什么宦海沉浮。朱基出生在湖南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他是个遗腹子。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家境贫寒,这有点像他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李瑞环。所不同的是,朱的童年时代有一个爱他的大伯,这让他后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50年代成了“右派”,从此失去党的温暖,也不再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江泽民和李鹏无从体会,也是李瑞环未能经历的。李瑞环出生于天津乡下的农民之家,少时学了一手木匠功夫,然后背着一袋子木匠工具孤身闯进北京城,十八岁那年才终于成了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在1958年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突击队队长。这座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建筑面积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高四十六米、由一百三十一根大理石柱子环绕),能够在十个月竣工,应当说与李瑞环发明的“木匠简易计算法”不无关联。他还是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总指挥,两年后又主持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航空港———首都机场的建造。在这座城市里,他始终都是个挺有名气的劳动模范(像他那样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两个人,时传祥和张百发),还有个绰号叫“青年鲁班”。即使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时候,也还拥有这个社会的尊敬。朱基则一生坎坷,曾被尊重也曾被冷落,曾被追捧也曾被抛弃。直到70年代末终获平反昭雪,他到北京广播学院去求职,还被人家一口拒绝,理由是他的“政治审查”不合格。到了1991年,这一切都成了京城百姓饭桌上的谈资。多年以后朱基当了总理,踌躇满志,照例应当抹去心里所有伤痕,可他对于过去一段惨痛经历仍然不能忘记,有一次感叹“我曾有过二十年没有党龄的日子”,语调依然凄凉。一个人的出身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其经历也常常不能任由自己来左右,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出身和经历留在心里的烙印抹平。 朱基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七年以后的事。1991年春天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让新任副总理去当主任,具体的工作 之一,就是去清理企业互相拖欠的巨额债务。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企业运作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 从1989年夏天算起,第三代领导人主持中南海的大政已经两年,可直到这时候,老百姓对周围的变化还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好像是在1991年以后才陡然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天安门广场上从5月1日就把升旗仪式给改了。新仪式特别庄重,国旗护卫队员全是武警官兵,有三十六人,一色的礼服和绶带,还有国歌相随。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让国旗和太阳每天清晨一同升起。国旗从旗杆基座升到顶端的时间持续一百二十七秒,在北京,太阳的上边缘露出地平线,到太阳的底线跳出来,正好就是这么长时间,分毫不差。这么一来,在世人眼里,就连太阳也比过去更神圣更庄严更美丽。 那一年人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十九条”。后者是本小册子,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用来统一思想的。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封面上注明了:“发到县团级”,还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这个部门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说它没有用处,建议把它取消,可现在就数它的作用大。这里有个背景,不能不说:“1989年风波”的时候,它所领导的那些报纸,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有它最正确。现在风平浪静了,可是潜流依旧涌动,当然还需它来掌握舆论之舵。 那时候,中国人景仰的英雄不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而是三十七岁的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不是杨晨李铁郝海东,而是赤脚医生王振国;不是中国富豪刘永好,而是航天专家任新民;不是“F4”,而是为歌剧《屈原》谱曲的施光南。好莱坞的大片还没有涌进中国。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形象不是“007”,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宰相刘罗锅,当然也不是铁嘴铜牙的纪晓岚或者“还珠格格”,而是刘慧芳、周恩来和焦裕禄。风靡全国的电影演员不是赵薇,不是周星驰,而是王铁成和李雪健。 现在发出光彩的那些明星,在1991年还什么都不是呢。那一年,谢铁骊在挂历上第一次看到了十五岁的周迅;无锡姑娘陶红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练习花样游泳,她拍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五年以后;王菲在美国留学;高晓松在厦门追女孩子,不惜从清华大学退学;喜剧演员赵本山正在闹离婚;傅彪那副肥硕的身材倒是和现在差不多,不过他还不是演员,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又过了一年才有机会去演唐僧的师傅三慧。另外两个人,杨澜刚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她的成名作《综艺大观》,见了那些年龄稍大的记者编辑播音员就喊“老师”;吴小莉还是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的一脸稚气的记者,直到四年后建立台湾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才长出第一根白发。电视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的天下,而是记者的舞台。不过,80年代记者中的那些“大腕”,这时候都不写什么了,有两个人———新华社的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的郭伟锋,去了一趟台湾,就成了当年最有名的记者。比这两个人更出名的记者倒是还有一个,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不过,街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4）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1）
死灰复燃1991年上半年,据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则故事,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很惊喜地对狱警说:“姚文元放出来啦。” 狱警笑道:“你在做梦呐。”“不是梦,是真的。”江青的脸上恢复了昔日的容光,“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老娘要回中南海去了。”狱警说:“谁告诉你的?” “笨蛋,老娘还用得着谁告诉?”江青把一张《人民日报》举到狱警眼前:“看看这文章,除了小姚,还有谁能写得出来?” 这个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因为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得知,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可是既然它广泛流传,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对于亿万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那时候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毛泽东曾经说,阶级斗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976年王洪文被捉进监狱时也说,十年以后再看。这话连邓小平听了也悚然心惊。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物极必反”的逻辑。批判别人的人后来自食其果,被批判的人也往往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老百姓用一个挺生动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局面,叫做“翻烧饼”。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动静,又 过了四年,还是没有。那些人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现在却都高兴起来,自信心又恢复了。“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但是他们感到可以有所作为了。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做“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眼前这场争论就其规模来说,不算大,仅仅局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参与其中者,也只是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教师、厂长和经理、记者和作家,九亿农民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两亿城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年到中国来旅游的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个境外游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过,就其深度来说,它却能让我们的国家大大改观。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也认定“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这是一本六百二十九万字的浩瀚巨著,里面提到这一年春天流行起来的女装是“大衬衫”,腰胸袖部全都超大,肩括和领口则必须合体,又以轻薄面料制作,所以能“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可是它没有提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它还提到了下面这些事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过年。一大批人当选为省长,包括山西的王茂林、河南的李长春、浙江的葛洪升、辽宁的岳岐峰,吴邦国则接替朱基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位于京城西郊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新开办了一个进修班,学员都是省长部长或者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看来这成了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最关注的地方,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乔石到那里去,同他们谈了很多话,六天以后,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宋平,又跑去同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过,普通人从公开的报道中只能知道这些,至于他们“座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北京风波”后被抓起来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世人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激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在那次事件中触犯刑律的九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两周后,又对同案犯共计二十六人做出处理决定,其中有些人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王丹、刘晓波、陈涞、李成涣、姚军岭、郭海峰、包遵信、任畹汀、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周勇军和陈卫。另外还有四十五人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外国人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似乎只关心这件事。法新社有个记者说:中国“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路透社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这些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对自己人说的话常常不大在意,而且还要反唇相讥,可是他们越来越在乎外国人说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改变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 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翻阅种种公开的出版物,满目皆是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董学文先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李泽厚,很有礼貌地称这位学者为“李先生”,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挺凶。按照他的描述,李先生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又是这股思潮的“产儿”,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动乱的吹鼓手”。在李泽厚后背猛击一掌之后,他又转过头来痛斥张贤亮,说张的《习惯死亡》是“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不过,他现在要委婉得多,还期待着那位作家“回到健康的创作轨道上来”。淳于水对王蒙和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早就耿耿于怀。“两年之前,正是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他这样说,“这个短篇横空出世,直截了当地配合起‘当前’的‘任务’来了。”还说这碗“稀粥”已经“被明白无误地当作射向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中国人都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用在王蒙这个“前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身上,就更加尖锐。不过,显然有很多人不能同意这种指责,他们让“稀粥”在1991年夏天登上“百花奖”短篇小说榜首。这让淳于水心中的愤怒“立即被唤醒了”,再次想起“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这真是‘坚硬的稀粥’啊。”他写道:“作为‘两年祭’的‘牲品’,又端到了‘祭坛’上来了!”一个名叫草木的评论者,没有看到什么“祭坛”,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三年以前出版的一本《人民文学》找出来,看到那里面有一句“编者的话”:“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就质问道:“他们究竟扇动的什么翅膀呢?”然后重读全部内容,仔细寻找答案。结果发现:小说《红庙二题》扇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翅膀;《谐振》并非旨在文学,而是另有政治图谋;至于《欢乐》,有“肚皮、乳房、生殖器”,还有“嫣红的嘴唇”和“丰满的臀部”,如此这般“污秽笔墨”,“让人不忍卒读”;还有长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充斥着“很不健康的颓唐情绪”,“远离时代大潮”,不过是“小悲小怨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找出这些答案之后,草木感叹:“在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一个本来比较好的刊物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已经是一种很严厉的指责,不过,他还保留着一点含蓄,没有直接揭露这本杂志的主编就是刘心武。另外一个人,金圣,比草木的革命性更彻底。他勇敢地把刘心武拉出来示众,还把刘描述得像是一个伸长了舌头的“吊死鬼”。那是“一条充满‘动荡因素’的舌头”,金圣说,“在1987年早春二月就从文艺界,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神圣殿堂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上亮了出来”。这种指责是独具匠心的,他把刘心武的“舌头”和赵紫阳的“舌头”巧妙地纠缠在一起了。“赵紫阳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千人大会上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金写道:“这就是使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途夭折的‘五·一三’讲话。从此,反自由化不但搞不下去,那些因为宣扬自由化而受批评的人又纷纷重新上场。” 一个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颜元叔,也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中来。这位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今年五十八岁,难得的是他像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很容易被感动,也很容易被激怒。他大骂自己昔日的同学“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如此气愤,非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那个人批评中国大陆污染严重,还说了“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黄黄河”之类的话。颜于是拍案而起,怒斥“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寡廉鲜耻的‘烂香港’”,才会说这样的话,“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诸如此类发生在亲人与朋友中间的辩论,“文革”岁月里在大陆这一边也有很多,其中充满了政治色彩,导致夫妻不和,父子离散,朋友反目。自从80年代以来,便很少听到这种事情了。颜元叔似乎想让大义灭亲之举再成风尚,所以把这段发生在家里的争论公开在台湾《海峡评论》上。一向视台湾舆论为“反动”的大陆刊物,这一次一反常态,纷纷介绍此人此文。《中流》做得最为彻底。编者把颜的文章转载过来,一字不漏。还加了一个按语,说是响应读者的热烈希望,还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 中国人喜欢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观察世界,希望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问题。无论“左”的人士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从来不肯改变自己,而改变别人的努力又总是徒劳。邓小平也许是看透了这件事,所以再三告诫他们“不争论”,还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可是这“不争论”后来却成了争论最多的概念之一。 新的惊人的消息每天都有。文人们全都提心吊胆,就像一些 躲在战壕里的残兵败将,散乱零落,苟延残喘,等待强悍的敌人攻将上来。他们没有犯法,当然不会像刘晓波、包遵信那样被审判,甚至还有机会竖起盾牌为自己辩护,偶尔也扣一两下扳机回击来犯者的攻击,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蔑视。吴江说了一句:“如果人们不注意这些‘左’文发表的时间,一定会以为是‘文革’时期的文章。”有人立刻回击,说他从李泽厚之流的文章中“闻到了浓烈的‘文革式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气氛”。当日中国就是这样两军对垒,你来我往,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但总的来说,是一方处处进攻,一方拼命防守的局面。“有人统计,我是新时期作家中受批评最多的一个。我想大致不会错。”张贤亮在谈到自己被人家称作“两脚兽”的时候这样说,“有家出版社仅仅收集了一小部分批评我的文章就出了本挺厚的书。”他有一次带儿子去动物园,儿子看老虎豹子看得入了迷,还说那些野兽看我们人类“不过是两脚兽呗!”父子二人大笑,对所有的被侮辱和被谩骂全都释然了。在说了这些反唇相讥的话之后,这个经历过不少苦难的作家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感谢世道的进步:“一个作家不断受到批评,却仍可以继续发表作品,丝毫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我以为这也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新气象之一。” 看来一些人对这种“新气象”很不满意,而且一定觉得这将导致巨大灾难。赵望和凌光两个人联合起来在《中流》杂志上表达了这种信念:“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在法西斯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时候,发出的呼唤,企盼它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字字惊心动魄。又过了几天,有个叫宋文申的人也按捺不住,拿起笔来,借用台湾《海峡评论》的话,语重心长地写道,“‘和平演变’不可不防”。然后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座右铭又说了一遍。他承认这是捷克作家尤利斯·伏契克的话,曾被别人反复引用,又说自己“再一次加以引用,是绝不多余的”。 回想起来,当时舆论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乱了方寸,这才小题大作。文人们手无寸铁,力量单薄,既不上街游行,也不组织异党,他们以“自由主义”自居,惟我独尊,不仅看不起那些政府官员,就连他们自己的同类也看不起。无非是书生议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似乎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那些人如此兴师问罪,让不相干的旁观者看来,的确不高明。从他们自己擅长的阶级斗争立场来说,还出了一些错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动机,却连真正威胁自己的人在哪里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发展证明,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后一个错误是致命的。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2）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3）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坐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使官员们受尽精神折磨的政治空气,在百姓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不起作用。这一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的父母中间,有百分之三十二点六希望自己孩子成为科学家,有百分之二十希望孩子成为画家、音乐家和舞蹈家,有百分之十七点八希望孩子成为高级医生,有百分之八点四希望孩子成为工程师。至于从政,没有一个父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孩子们除了“展开理想的翅膀”,也萌动着青春期的兴奋,他们的“性觉醒”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父亲和母亲是在革命年代里进入青春期的,现在虽说“告别革命”已成时尚,但“性压抑”的惯性显然比革命的惯性要大得多。耿文秀在《社会》上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前所未有地谈到中国人的“性交频率”。那时候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中国人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女人性交频率为两周一次;百分之四十的男人与百分之四十三的女人每月一次或者更少;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是好几个月一次或者几乎没有;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每周有一次以上。所以这一调查的题目是:“现实生活中中老年的性抑制”。但是他们的后代不想压抑自己了。中学生不愿意让“男女不说话”的局面继续下去,开始尝试与异性同学交往,希望这样的举动不会被社会“另眼相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示希望和异性“个别深交,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但实际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心里是这样想的。成年人不再对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大惊小怪,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让孩子越轨。每逢周末,上海市陕西南路那栋漂亮洋楼前的草坪上,总是围坐着二十多个中学生,男女都有,一位中年教师向他们讲解性知识并且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这是上海市青少年发展问题咨询指导站的定期活动。中学生的问题显然超过了好奇的范围。课堂上的性教育越来越多,报纸上说全国有六千多所中学开设了这门课程,还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学者们从卢梭的格言中找到了性教育的依据:“避免邪念的惟一办法就是免除神秘”。看来“性”在这个国家还是“邪念”,还要避免,只是需要讲究方法。北京电视台创办了《今晚我们相识》,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张扬男人和女人应有更多机会相识相爱。可惜敢于到镜头前来的女孩子总是比男孩子少,而且还很腼腆拘谨。对于异性,男人总是比女人更有兴趣,也更主动,这不仅有生理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背景。当时中国大陆人口有十一亿三千四百万人,其中男人比女人多六千万。“B超”的普及给那些喜欢男孩子的家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没有想到生出来的孩子竟有可能成为多余的“性”。更何况远嫁异邦正在中国姑娘中成为风尚,这一年有七千个女孩子成了日本男人的新娘,个个漂亮。 东欧国家的政治变幻似乎没有影响那里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让那里发生了变化。外国人成群结队出现在北京的秀水东街和雅宝路的服装市场,上海的南京路和九江路上也有不少,他们被中国人叫做“国际倒爷”,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东欧和苏联,把中国生产的服装弄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倒卖。中国人却对外国服装兴趣大增。第一批进来的外国服装有德国“彪马”T恤衫,每件一百六十元;意大利“迪阿多娜”运动服,每套四百八十元;美国“耐克”运动短裤,六十八元;南朝鲜“宾努”T恤,二百五十元;美国“花花公子”宽松裤,一百五十到三百元;法国“公鸡”背心,九十元;德国“阿迪达斯”网球鞋,四百八十元;鳄鱼牌西装,中外合资的,二千三百元。那时候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只有一百四十元,机关里的一个处长也是挣这么多。由此可见“名牌”的奢华,可是它的确成了城里人的时髦。在经过三十年“为理想奋斗”和十三年“为财富奋斗”之后,普通中国人大都学会了在贫穷中摆阔气。 说起来有点怪,这个夏天,普通人大都从容不迫,冷静观察,还有几分幽默,可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和学者们却都焦躁不安,热血沸腾,不仅各自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还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当然不是为了陷于洪水包围的江淮千万难民,而是另有缘由。 7月,万寿山脚下的中央党校聚集了几十个高级官员,再次活跃起来。党校的上一次活跃是在1978年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转眼十三年,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人声鼎沸依然,不过,不是原来那些人,也不是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拿实践来检验真理,而是专门研究“反对和平演变”,公开的名义则叫做“学习班”。学员个个都非等闲之辈。有人拿出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用一种特有语言概括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的过程。厉有为看了这些,当即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你这‘三部曲’给倒过来了。”在三部曲的发明者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必会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他把厉有为列为批判帮助的对象。他占了上风,甚至还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到中南海去,在党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面前兜售他的“三部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却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回应。这不能怪他不努力或者口才不好,实在是因为发生了更大的事情。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五亿亩,其中五千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四十二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的效果。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被全部切断,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们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这一天是8月1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远离莫斯科的福罗斯度假,“后院儿”起火了。这样说,是因为阴谋的策划者不是他的政敌,而是他的同志,全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这让他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他这样说。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来推波助澜。党中央“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断断续续地想起了赫鲁晓夫七十大寿的庆祝会:“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以为自己就要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了,可是在以后的两天中,局势急转直下。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面发表了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就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 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对记者们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在大街上对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说要把所有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现在戈尔巴乔夫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正是这个。不过,他没有做得那么绝,他只是把自己“扫地出门”了———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那不是我出卖了党”,他为自己的决定申辩,“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又说,共产党中的保守派应该对党的解体负责,“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4）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1）
这是中国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解放感和松弛感,到处都是激情、狂热和躁动的一年———在过去一百年中,他们只有在1911年、1945年、1949年和1979年这四年里有过这种感觉。 1992年的第一个星期,也即苏联分崩离析之后还不到十天,中国人就开始和“独立主义者”握手了。至少有六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在这一周里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就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的独立,也接受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它继承了前苏联的全部国家财产、债务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政治的风暴就这么过去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克图和吉木乃,运送货物的驼铃声,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更加热闹。他们在头一年把十三万三千头活牲畜弄到边境那一边卖了,现在正在把更多的牛羊赶过去。看起来,苏联灭亡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过去叫他们苏联,现在叫他们‘独联体’有点拗口。”一个商人在悦耳的驼铃声中谈起他的感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1月1日,国内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宣布,“92中国友好观光年”揭开序幕。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值得“观光”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一本名叫《共和国历程》的书里说到这一年的情况:“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变化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你兴高采烈也好,若有所失也好,除了承认别人的变化和追随自己的变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历了新加坡默迪卡体育场上的“黑色的九分钟”之后 ①,不甘寂寞的媒体在球迷中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六千六百七十五个人还在坚持拒绝外籍教练,这中间有一个人正坐在京沪特快列车上,认真地与同伴争论:“什么都是外国人说了算,是不是太过了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愤怒地说:“你们干脆把国务院也承包给美国总统算啦!”可是赞成让外国人来执教中国足球队的球迷还是越来越多,总计有二十一万六千个,一个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人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来到中国,被他们叫做“施大爷”。 中国第一次派出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军人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还加入了核不扩散武器条约。彭定康就任港督,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指责他是“历史罪人”。大陆记者接受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的邀请去台湾访问,但却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问题久拖不决。一块比米粒还要小的铝屑,导致“奥赛特B1”卫星的发射失败。西直门内大街同乐饭馆的门前,数十人持枪袭击警察,场面有如几年后涌进中国来的那些好莱坞大片。北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四十三年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城市里,这一年里的“第一次”还有很多。十八家国营企业(那时候大家都说“国营”,不说“国有”)同时宣布资不抵债,如果再没有人来购买它们,就只好破产了。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字,过去四十多年中,它们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如今有个叫史文银的作家看了这消息,故意不说“它们”而说“她们”,挖苦地说:“她们不再和家里那个男人过了,她们投向了别的男人的怀抱。”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他们不是在报纸上喊:“救救国营大中型企业!”就是上书中央:“再不给企业输血,就没什么希望了!”也难怪人们这样痛心疾首,那时国营企业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却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①,从银行借出好几百亿元,却又拖着不还。 中央政府的预算是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四百三十亿元,但是实际上超过了预算四倍多。数目惊人,空前绝后。1988年的投资增长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已经被斥为“严重膨胀”,但现在国务院好像还嫌不够,又把建设三峡工程的议案弄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表决了,虽然获得足够票数予以通过,但却创下了反对和弃权者数量的最高纪录。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彩电了,但空调、洗衣机这些东西还很少,家用电冰箱也是稀罕物。移动电话刚刚传到中国来,全国才一万八千部,个个体形巨大,像块黑色的砖头,只有最富有的人才用得起,因为要花三万多元才能买来一个。家用轿车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城市交通很舒畅,天也比现在透亮得多,总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下,年轻人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穿着T恤衫,圆领、短袖、后摆又肥又长,盖着屁股。他们还不说“酷”,不说“印”,而是说“狂”、“派”和“盖帽儿了”。T恤衫上还很少有名牌标志,也没有明星头像,而是印着形形色色的话:“烦着呢,别理我”、“真搓火”、“不会来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向无敌”;年龄稍大的就是:“拉家带口”、“一事无成”;还有一些话,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用:“我 吃苹果你吃皮”、“想当官儿没心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千万别爱我,没钱”,等等,后来又把“没钱”的前边加上“有气”,说这样才更符合实情也更解闷。 2月某一天,深圳赛马俱乐部一声锣响,“猜头马有奖平分赛”便开场了。“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或人民币八元,购买数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的百分之六十五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鼎沸了三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了头奖五万元。这引起一百六十个中国记者和七十个外国记者的兴趣,有美国《先驱论坛报》、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如前所述,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经典语言,无论窥测权力的还是谋取钱财的,嘴上都离不开这句话。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认定它是1992年的焦点所在。 1992年的故事是从邓小平出现在深圳开始的,时在1月19日,旧历腊月十五。陈锡添在他的轰动全国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中,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天的深圳:“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人们后来提到这一事件,也都说那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不过,就当日情形看,这是在描述人的心情,要说气候,并不暖和。天空阴着,没有什么风,可也没有阳光。论节气这一天为“大寒”,乃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这些人,全都身着质地厚实的西服,里面套了毛衣。陈锡添本人还在浅驼色的毛衣下面套了一件深色衣服。 照往常的日子,政府官员们就该上班了,但今天是星期天,路上还是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在睡梦中。太阳依然没有出来,海风却一阵阵地从香港那一边吹过来,吹过深圳河大桥,吹在皇岗口岸边防检查站里身着制服的站长熊长根脸上,吹过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那些亭亭玉立在门外的礼仪小姐的长发都飘起来了。 上午八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便率领属下官员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看到他们盼望的列车缓缓驶来,正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只是没有那么长。车厢门开了,激动不已的人们看到邓小平出现在门前,立即报以掌声。他们希望听到他开口说话,但却没有听到,还得殚精竭虑地等一阵子呢,要等到服务员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木板架好,等到一辆中型丰田面包车开过来,载着邓小平和他的家人进入桂园。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住下来,谢非想请他“作指示”,又思量他已千里劳顿,就忍住话头,提议他休息,没想到这时候他开口了:“坐车出去走,不会招摇过市吧。” “不会,不会,您放心。”周围的人这样说,却有点措手不及。大家发现这老头儿急着了解情况,可是却还没有安排:原来不是说他就是来休息的吗,怎么下车伊始就要“出去走”呢? 他走到院中,沐浴在冬日气息中。院里花木葱茏,在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们眼里,南国的冬天也是一派春光。可邓小平是不管冬天还是春天的,他的心思在另外的地方。他踱着步,全凭记忆,一字一字背诵自己八年以前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然后出了院子,走到深圳的大街上。围着他的那些人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思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聊天时谈笑自若,妙趣横生。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陈那时候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的描述带着个人情感,难免夸大。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 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 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了这些之后,气氛不免紧张。他的女儿邓林这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她是过来人,熟睹政治风云,经验丰富,当即想出办法把气氛缓和一下。她指着火车站上“深圳”两个字,扶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说:“看,您的题字。人家都说,写得多好。” 邓笑了,所有的人都笑了。谢非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根本就不是来休息的,他是冲着1989、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他一边看就一边谈,他不是在一个时间谈,他整个进程都谈。”谢非说,“他谈话不像老人谈话,没有废话,没有重复的话,思维非常敏捷,语言非常准确,深入浅出,很精辟。”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人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巡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他“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这话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普通中国人想要什么。当时中国有十一亿三千三百六十八万二千五百零一人,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邓小平得到其中多少人的拥护。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有的被任命和被贬黜,都没有经过老百姓的选举和罢免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中国最得人心的政治家,即使是反对他的那些人,也只能暗度陈仓。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党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退休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了解中国的人都会知道,权力老人的辞职,有时候并不意味着真的离开权力。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早有所谓“垂帘听政”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几十年里,所谓“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背后,也有种种复杂的情况。所以,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日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旁人是不敢这样说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也许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还能不普通,这就是他抽的烟。那是上海为他特制的“熊猫”香烟,过滤嘴比普通香烟要长出几倍,甚至超过烟的长度。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2）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惟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口罗嗦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 “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 ……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这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成例。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怂恿他们自行其是。看来当地党的主要领导,比如李灏和郑良玉,甚至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谢非,都有点等得不耐烦,可又全都不敢擅自做主。这局面异常沉闷而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奥妙:有些事情,你想等着上级在你的报告上写了“同意”再去做,那就永远也做不成,可你要是自作主张,也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做与不做之间,距离只在分毫,若非久经宦海风浪、政治经验老到之人,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现在,深圳市委的那些官员和《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的那些委员,已经认定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长,还是市委的常务委员。邓的南巡后来终于能够公开,此人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3）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 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 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月24日,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就是这样,完全不像当时和以后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直到十年以后,《解放日报》的三位记者还在追问陈,他的背后是否“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人们这样想,似在情理中。由过去的经验看,通常都会发生类似情形,就眼前的进程来揣摩,也有江泽民的话可资凭借。江在4月1日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公开提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还说“现在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重要谈话精神。”这的确可以给人留下某种联想的空间,但是陈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联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他对记者说,“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的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他对面的几个记者全都注意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有力地挥了一下手”。 《东方风来满眼春》堪称杰作,它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我们遍览90年代中国媒体的记录,可以发现,党委宣传部与党报社长总编携起手来自行其是,这是惟一的一次。文章发表以后,陈难免后怕:毕竟有皇甫平的“教训”在前。他“做好了受批评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明显地感到危险正在降临。这种心情,没有经历过政治磨难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六天。一直到30日晚上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详细报道了邓的深圳之行,用时十分钟。新华社也播发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北京差不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外国人也兴奋起来。“他在那里发起了赞成改革的运动。”一位在北京的外交官惊讶地说,“可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发动呢?”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说:“邓小平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再次播放邓小平在深圳的镜头,这一次用时四十五分钟,至少两亿中国人看到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只是间接听说这件事,现在却能历历在目:他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欢呼的群众身边走过,手有些颤抖,但说话和手势还很有力。陈锡添也看到了这些镜头,和他当时在现场看到的完全一样。他又回头去看他的文章,发现北京只改了一个字———删去“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不禁长出一口气。对于他来说,这一刻犹如新生。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不已,相信危险已经远离。这感觉是对的,危险不仅远离他和他的报社,远离那座城市,甚至也已远离整个国家。 如果说1991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连续几天的“倒春寒”过后,北京的气候较往年为冷。3月20日,二千九百多位人民代表和一千五百多位政协委员,再次回到人民大会堂。过去这几个星期,他们看到李鹏总理特别忙:召开第九十九次国务会议;批转“经济体制改革要点”;决定放开粮食价格;批准建设海南洋浦开发区;给四百名专家发津贴;把山西省长李振华撤了职;批准儿童发展纲要;还取消进口调节税。现在,他们又看到这位总理交来审议的那些问题:稳定的问题、治理整顿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照理说,这些都是挺大的事,可是他们却兴奋不起来了,因为心里还有更大的事。大家都忙着在总理的工作报告里寻找邓小平南巡的蛛丝马 迹,可惜没有。这不能怪总理,这报告是在邓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之前写成的,现在时移世易,他却来不及修改了,所以里面没有“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主要是防止‘左’”;没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没有“那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没有“要害是姓‘社’姓‘资’”;没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朱森林的胸前挂着全国人民代表的红牌子,满面红光,胸有成竹。现在这位广东省长的话比李鹏总理的话还要惹人注目。一百多个记者围着他,只听他说了一句“小平同志1月在广东视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就满堂喝彩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找不到邓小平讲话的精髓,人民代表心中不满,又不便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纷纷述说自己什么时候去过深圳,看到那里如何好。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神。”辽宁大学的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我当时心里暗想,”冯玉忠说,“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耽误不得。”经济学家马洪一年以前还在论证百分之六的合理性①,现在却说“具备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洪学智将军说他支持邓小平。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陆军上将杨白冰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拥护、支持、参加和保卫改革开放。”他说,“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保驾护航’”。他这么一说,“保驾护航”这四个字就成了那个星期军队里的流行语。李鹏总理根据代表们的意见把工作报告修改了一百五十多处。代表们说,别的都是小事,至少有两条是大事,非加在报告里面不可:一个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一个是“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总理就痛痛快快地加上了。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4）
现在,全中国都听到改革开放的航船响起汽笛声声。深圳市委宣传部开足马力编辑《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这书的时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说是“内部发行”,可是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全国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十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十二万册。有人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六十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镇长、乡长、村支书,还有三十八名少将和二十六名中将。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这些军人的喜气洋洋的脸,一个“画外音”说:“将军们大开眼界,表示要为改革开放壮行色、助声威,保驾护航。”薄一波不再沉默,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是一次“关键时刻的关键谈话”,《半月谈》再也不必担心宣传部长指责他们只说“一面之词”了,它的“第十三期”豪迈地喊道: “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有人声讨两年多来的激进言论,有人批评政府官员的行政过于保守,这些对于“左”的人士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十多个学者聚在中央党校开会,也没有经过谁的批准。去年夏天这院子里的“学习班”没有了,班长的“和平演变三部曲”也藏之名山了,现在轮到下面这些人出山:王若水、李锐、孙长江、童大林、厉以宁、董辅秖、吴明瑜、戴园晨、蒋一苇、徐雪寒、吴敬琏、杜润生、吴象。一望而知,几乎都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中最有名的人。过去两年半,这些人全都离中央党校远远的,也不说话,现在回来了,又说又笑。有个记者说:“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的活跃阶段。”这不是夸张。上海把邓小平南巡的彩色巨照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辑做了一个标题《漫步》,又倡言“换脑筋”,说是“不换脑筋就换人”。北京也不再沉默。除了中央党校,还有世界观察研究所、《改革》杂志社、《经济参考报》、《中华工商时报》,都是这些人的讲坛。中国新闻社当时这样报道《改革》杂志社里的一个聚会:“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童大林说他是“梦寐以求”,感觉到“新的一页已经翻开”。徐雪寒年逾古稀,抱病跑来,颤抖地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三年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说他反对新“凡事派”:“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文人相轻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眼前这些理论家们在很多观点上并不能互相信服,可是这一次全都对吴明瑜“一致赞同”,就连高尚全和龚育之也在响应。后者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素以稳健著称,看来也是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他说这是“解放思想的再讨论”。这是把1992年和1978年相提并论了,与吴明瑜的说法异曲同工。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开口,大家全开口,都说姓“社”姓“资”阻碍了改革,把中国搞得不能前进。校长乔石显然在纵容这些人。不过,乔石的办法比较含蓄,他没有跑到党校来,而是去了山西。在那里,他说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什么呢?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问题和倾向又是什么?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防止‘左’,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他说,“‘左’的干扰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 多年以后,历史家在谈论到这些故事时,把它叫做“改革派”的反攻。听听田纪云说的话就会知道:所谓“反攻”之说,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根据。这番话又是在中央党校讲的: 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就像他说的,他把邓小平的精神具体化了,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富有刺激性。然而还有更加刺激的呢。他说: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田纪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此人长着一副圆脸,慈眉善目,任内讲话无数,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犀利,这么真情洋溢和不留余地。听众席上一个人当场感叹:这是“一篇最为激烈的‘讨左檄文’”。田纪云话音甫落,手抄本立即传出,由党校制作的录像带畅销一时,各种铅印胶印的记录也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 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这是当时人们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经历过当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政治事件的人,不会理解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所能引起的巨大波澜。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所有大事的源头,牵涉着当时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如前所述,“左”的人士过了两年半的好日子,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对“左”的厌恶。昭阳说他们“无寸功于建设,却不断挥舞破坏的旗帜”。很多年以后万里谈到这些人,断然说:“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就看‘左’不‘左’。只要‘左’,就不行。”这个退休老人坐在自家的沙发上,一一历数“左派”劣迹,当然他也讨厌“右派”。他心目中的“右派”和别人所说的右派不是一回事。他说,“左”的人们到今天“还能自由自在,没有人批判,这是右了”。 说“左”的人们自由,并不过分。自从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没有尝到过什么苦头。被批判、被歪曲、被侮辱、被剥夺、被损害、被漠视,所有这些苦难都让主张自由的“右派”吃尽了。颂扬自由的人没有自由,而批判自由的人却挺自由,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就是这样的,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压力越来越向“左”的人们靠近。若干年后,一首颂歌唱起那时候的情形,柔情似水,歌名叫《春天的故事》,其实那个春天并不温柔,火药味挺浓的。在那些“左”的人们看来,气氛异常冷酷,就像严冬骤然降临。“寒冷的西风把红花绿叶扫得一片凋零的时候,仍然坚持着,”一份杂志的“1992年6月刊”中写道:“即使是独个儿吧,仍坚持信念,不惧西风。”赵士林看到这一段,就说:这是“‘左’的阴暗心理。”一个攻击性很强的漫画家,丁聪,画了一幅新漫画。画面上有个稻草人,在狂飙中摇摇欲坠,左手握着一根“大批判”的棍子,右手捧着一纸“教条主义”的文章。几只乌鸦左右盘旋,寻找机会把那些被风吹散的稻草拣回来。脸上眉目歪歪斜斜,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左”字。画的名字叫“新稻草人”。 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于光远、王蒙、甘草、孙长江、吴江、宫达非、陈荒煤、唐达成、邵燕祥、刘心武、沙叶新、林子力、袁红冰、牧惠、许觉民、黄彦,等等,公开批评“左”派。书海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防左备忘录》。 最孚众望的作家们也加入了反攻者的阵营。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袁鹰说:“让春风驱净阴霾,还它万里晴空吧!”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这样就可以让他安静一些:“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巴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人们“论是非”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了做事情。文人们本来思想敏锐,更何况笔锋带着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既犀利又生动,可惜过于尖酸,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余地。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宣传部长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社长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那位更老资格的人,理睬他的人也一下子少了,他出京巡视,处处觉得人家对他敬而远之。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5）
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右”取代“左”,或者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 新时代的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中越边境的前沿阵地。整个80年代这里都有一种特殊气氛。那个身材瘦小、歌喉洪亮的士兵徐良,他的锯掉左腿后斜倚在轮椅上的身躯,他唱的那首既血腥又浪漫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是这种气氛造就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战壕、掩体、猫耳洞、弹坑、满腔的仇恨、山野中的坟茔。对于军人来说,那是神圣的荣誉,对国家来说,那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篇章。战争对军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这没有疑问,但现在让人惊讶的是,和平对军人的号召力似乎更大。在国境那一边的凉山市,广西南宁市的邬氏兄弟和他们的亚洲店,是在战争废墟上崛起的第一个和平标志。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南将军,李文进,曾使美国军人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和一百多架战斗机,也曾使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现在则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是越南经济公司的顾问,也是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拓者。 和平的日子正在到来,老山脚下一个叫天保的地方,现在成了开放口岸。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贸易的通道上还埋着一万八千颗地雷呢———四千枚反坦克地雷和一万四千枚防步兵地雷。4月22日,这里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一侧,军队出动了,身负铁锨、小镐、火焰喷射器和遥控爆破器,一大串的重型推土机尾随着他们。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辉煌时刻。”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将士们不再高歌“血染的风采”,而是高喊“边贸让战争走开”,还有“消灭战场,催生市场”。随便哪个军人都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从来都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给自己用的,还没有过在“敌人”眼前销毁自己武器的事情呢。可是这一天上午九时,军人开始做这件事了:把自己的火箭筒对准自己的地雷。火焰喷薄而出,炮声隆隆,火海中,雷声滚滚。当时在场的一个作家写道:“犹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在老山山谷轰响不绝。”又有一道淡黄色的烟雾从遥控爆破器中飞出来,蜿蜒三十米,所经之处,火光冲天,惊雷动地。硝烟散尽,机声再起。军人们开动压雷车,向雷区滚过去。又开来十吨重的军用推土机滚压数遍。5月1日,中断十四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炮火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没有了,这个孕育了无数战争故事以及无数活着和死去的战斗英雄的地方,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香蕉、菠萝、芒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中越边境上守了二十一年的军人,王琦,那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有人在扩大私人投资———这叫“先富起来”,有人在取消“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叫“摘红帽子”,逃出去的私营老板们一溜烟全都回来了———这叫“新时代的还乡团”,这些都是两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圈地盖房子,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温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初严厉指责它是“和平演变温床”的省委书记,现在说他从来就是支持温州的。无论干部还是农民,谁也不用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操心了,他们全都忙着抢粮食、抢蔬菜、抢生猪,还有西瓜、柑橘、蚕茧、羊毛、棉花……抢所有的农产品。警察在交通要道设卡,不是在追踪逃犯或者“海洛因”,而是在堵截农民和他们的蒜薹,通海县党的官员沿用当年指挥战争的习惯,把这叫做“蒜薹阻击战”,还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农家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所以串通起来打了一场“迂回游击战”。一个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三峡工程被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专家论证的结果是四百零三票赞成、九票反对,但是反对派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性这东西真是奇特,无论它曾经表现出怎样的懦弱、驯服和逆来顺受,一旦有了机会,它会立即恢复本来面目。《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种挣脱了枷锁的感觉全都渗透在人们生活中了。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北京赵登禹路一四三号的“亚当夏娃保健中心”也开张了,这是北京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老板叫文经风,是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经济学硕士。“我是个儒商。”他这样说。他的橱柜里面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标签:“壮阳药品”和“痿必治”。一个简单的故事铸就了《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西北山沟里一个农妇的丈夫被村长一脚踢中“要命处”。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可她宁肯不要钱也得要个“说法”。于是,她拖着六个月的身孕开始告状。“说法”要来了,她又难产。村长救了她之后就被警察带走,她又后悔了。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以后的故事就全都在电影之外了。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圣马克金狮奖”,饰演秋菊的巩俐还得了“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奖。导演张艺谋,一个留着农民式的寸头、满脸憨厚的中年汉子,把这电影带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部轻松、温馨的影片”,没有《红高粱》的悲壮、《菊豆》的阴冷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惨烈。后面两部电影早就拍好了,却不能放映,现在他借着“秋菊”的洋名头,也一并拿到长城饭店去首映。“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还得拍电影。”他这样说。可是,那孕妇秋菊的口头语———“给个说法”,却被观众带出了电影院,成为那一年中国人的谈资。 很多人说1992年是“张艺谋年”。其实王朔也挺风光。他的“过把瘾就死”,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和“给个说法”一样流行。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把沉寂多日的中国文坛搅了个天昏地暗。6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组别出心裁,在北京西四地质礼堂举办王朔电影会,将王朔小说改编的五部电影一下子都放了,每场通过抽签选出六名幸运观众,与王朔会面。其中有个电视连续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从这年年初开始就把全国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王朔自称是个“天才”,借着电视屏幕写自白:“一间平平常常的屋,几个忙忙碌碌的人;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几颗实实在在的心。”可一位女大学生见了他之后说:“呀,他怎么会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一点点。”那时候女孩子还没有总结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格言,但至少已经不大喜欢老实男人了。 大城市里都在寻找最漂亮的女孩子,给她们戴上不同的桂冠,在北京是“新世纪小姐”,在上海是“文化礼仪小姐”,在天津是“月季小姐”,就是不敢大大方方地说“选美”。组织者担心没人响应,但很快就发现这是杞人忧天。消息甫出,应者蜂拥而至。北京有二千三百个,上海有一千个,天津有六百个。有女学生、女演员、女作家、女工人、女干部、女医生,还有女军人。根据当时天津报纸上发布的消息:一个区长对他属下的一个女干部说:“你去参赛,意义非同寻常,是对机关干部形象的一次重新塑造。我们不是呆板木讷的机器人。”还有一个军官,向一位女上尉发出动员令:“军中有勇士,军中也有美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选美也不能畏缩不前。” 那真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春天。几千个女孩子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形体。香港《明报》的消息说:“一度被视为禁区的选美,正在北京悄然开放。”其实不是“悄然”,而是轰轰烈烈的。竞赛的组织者说,“这是一场‘温柔’的角逐。”报纸评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看做‘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了。”外国的记者们看了,大惊失色。在他们眼里,中国女人都是裹在肥大的衣服里,色彩单调,线条混沌,长得倒是蛮漂亮,可是面色呆板,连笑也不会。岂料一夜之间,她们的样子就变了。一个芳龄二十、喜欢粉红颜色、爱看电视的宾馆结账员,张蒙晰,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她得到一千元奖金,宾馆经理于是叫她改行去做公关,记者们竭力描绘她的容貌,用尽美好的形容词:“像静静的湖水,清澈、晶莹;像出水的芙蓉,散发着阵阵淡雅的清香。”“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个梳着刘海的童花头。”“清秀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甜甜的笑容。”这样的文字在今天报纸上满篇都是,还有比这更香艳的呢。可是在那时候,在那些整天告诉人们谁姓“社”谁姓“资”的报纸上,居然冒出一个张蒙晰,真是新鲜可人。 有人说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在中国这块被封建礼教禁锢了几千年的‘冻土带’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明丽的风景。传统的、陈腐的观念发生了倾斜,而全新的心态却得到了平衡。”但是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大家生活都不富裕,选出十个、百个美女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选美所用的钱用于贫困的山区,让孩子们的校舍美一美,不是更有意义吗?”有个评论家在报上质问:“西方选美从来是巨商豪富侮辱女性的把戏,世界上有哪个不发达国家去搞这种把戏?而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妇女的名声要靠天生丽质的漂亮姑娘去争取吗?”大赛的主办者显然是想拿漂亮姑娘去融化“冻土带”,不过,也不敢有任何过分。他们一边加紧行动,一边在嘴上绕来绕去地解释,“新世纪礼仪小姐”的评选绝非简单雷同于西方国家的选美。那时候,人们对于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有了这么多复杂的想法。赞成的、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明目张胆的,暗度陈仓的,勇气和胆怯,坦荡和羞涩,什么都有,可是没有人来禁止,没有人来张扬,也没有人说什么“干扰了稳定”之类的话。 才子的运气看上去比佳人要好。那一年大学生比美女金贵,五十六万四千本科毕业生在这个夏天毕业了,加上研究生,也只有五十九万人,可是全中国至少需要九十万人。大学生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像现在,出了校门还怕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挣钱难,而美女想不挣钱都难。“上海小姐”张蒙晰得到一千元奖金时,珠海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已经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过来一辆“奥迪牌”轿车、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公寓和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四元的支票。由此开创知识分子获奖数额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说梁广大了不起,一个作家还说他是领着一群绵羊去打仗的狮子。梁广大到底不同寻常,他认为人才不是“绵羊”,是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我领导的不能是一群狮子呢?”他这样说,“重奖科技人才,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一群狮子到我的身边来啊。”有几个星期,他担心“有人非议这件事情。”看来这是过虑了,没有人抨击他,至少不像抨击“选美”那样批评他的“爱才”,倒是有报纸把华君武在80年代的著名漫画“武大郎开店”又登出来,讽刺那些妒贤嫉能的人。从春天开始,大家就在“抢人才”,现在回想起来,“人才大战”这个词就是那个春天发明的。“选美”还要打出什么“文化”、“礼仪”一类的招牌呢,可是对科技人才,用不着这个,只用奖金就行了。锦州发出去七十六万元;四川颁发八十万元;青岛九十五万元;南京是“三套住房”;山东是二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安徽,中部地区很穷的一个省,也出了三十万元。这些都是奖励给科技人员的,都发生在那几个月里,报纸上面公布的获奖者,除了迟斌元,至少还有四川的侯光炯、广东的沈定兴和徐庆中、山东的李登海、江苏的吴梧桐、安徽的台震林和姜万勐。没有人会说这些人“名利双收”全都源于邓小平南巡,但是你若问起来,他们十之八九都会提到,邓小平在珠海曾经说,他赞成梁广大重奖迟斌元的决定。这迟斌元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一天到晚除了研究他的凝血酶,什么都不管。没有户口,没有档案,也不问他的凝血酶姓“社”还是姓“资”,可邓小平和他谈得挺投机,对他说,“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对于大张旗鼓奖励迟斌元的那个梁广大,邓小平也把他视为同道,给他撑腰。“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邓有一次对梁说:“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6）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即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从表面上看,形势在1992年的逆转,仅仅是由于一个伟人的行动,然则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乃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有一次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看来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感情,而且还包含着洞察力和世界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违背民意而变得杰出的。一个能够体察民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7月的一天,邓小平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个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衷心拥护他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我们考虑到1989年的事件,可以认为,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不仅仅是大学生,还有那些被大学生叫做“老师”和“前辈”的老人,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秖、吴象。当大学生们在给邓小平的信上签名时,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手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马家驹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就把过去三年的理论风云道破了:“三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十三大。” 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在首都钢铁公司说过的话。他们相信,把这几个字送给那些曾经批判和压制他们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家都说,“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像孙长江、于光远这些人,都是在1978年的那场思想解放高潮中的先锋人物,现在他们说,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理论大讨论,可以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提并论。“谁以不变而自居,谁就会被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童大林说:“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他停下来,看看左右。大家都注意到,他说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关于这个词,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应该叫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有人说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如前边提到的,江泽民选择了一个包容性最强的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童大林显然是希望把这个招牌也拿掉。他喝了口水,正要往下说。吴敬琏便接上了话茬:“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的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人民日报》,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在整个80年代异常活跃,但是到了90年代就深居简出,不露行迹了。现在,他身着浅蓝色T恤衫,一头白发晃来晃去,就像蓝天上飘着的一片白云。他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一大群老人都说完了,轮到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樊纲说,“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话在当时没有引起回应,也许没有人注意到,但更可能是注意到了却都觉得暂时不说为妙,不料这话题在五年以后竟又引出新一轮争论。 值得回味的是,尽管中国人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经十三年,但是看来“是”与“非”的标准还是来自权威。邓小平说了,江泽民接着说;江泽民说了,所有人都跟着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记者说:“现在提出‘市场经济’已经是时候了。”他的上级、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可以拯救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会拯救我们的社会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现代人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全都跟上来说市场经济的好话。中国新闻社的一个记者翻阅《经济日报》,发现它在两个月里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不禁叹道:“真可谓释疑解惑排难去忧”。英若诚对经济一窍不通,他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演戏在行,却说不清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联想:“经济理论界已出现绿洲,文艺理论没有理由成为荒漠。” 这个夏天,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撑起来!”一个作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写道:“我们要说:给中国一个支点,她一定能把地球上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撑起来,推向繁荣和富裕。这个支点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一向以严谨著称,现在也像作家一样浪漫起来。“重头戏还在后头!”他有点夸张地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深圳那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而且很快就要上演了。那可真的是一场“重头戏”。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1）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六千五百元以后,连续十五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十二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一万八千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利益的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和全中国十二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南巡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七十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三千块,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的,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这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四十八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两千股,很小的一次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十五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九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此前我们谈到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有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组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到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一百元的“豫园股票”以一万零九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十年涨了三十三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五天涨了一百倍再加九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一万人,有三十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三十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当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作老百姓的口头禅。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2）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3）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就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的,可也都是心不在焉。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有好几个月的历史了。到这年夏天,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一个人还成了一个养着六十条种狗、一百八十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海”者的名单:有薄熙成,他是党的元老薄一波的儿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有邵长权,他原来是辽宁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有李宁,他是“体操王子”,奥运会金牌的获得者;有两个“林黛玉”———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视连续剧的演员陈晓旭;和一个“贾宝玉”———越剧演员赵志刚;有黄婉秋,她是刘三姐的扮演者、三十年前是中国人心中清纯善良的偶像,三年前是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有茅善玉,沪剧明星,上海人称其“小周璇”;有崔万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有朱逢博,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有阎惠昌,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有刘晓庆,一个既刻苦又招摇的女演员;有程浦林,青年话剧院的编剧;有张海迪,一个双腿瘫痪、一向以教育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山东女青年;有申军谊、吴玉华、李娜、韦唯、张暴默、盖丽丽、阎青、解晓东、解晓卫、那英、安冬、景冈山、赵新军,这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歌手;有黄宗英,一个多情善感而又雄心勃勃的报告文学作家;有陆文夫,住在江南水乡苏州的一个恬静从容、喜食精美菜肴的作家;有《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和她的儿女们;还有王朔,一个满嘴油腔滑调、被人叫做“天才”、“鬼才”、“小痞子”、“二流子”、“流氓”、“文盲”、但却拥有无数读者的邪门作家。 1992年,王朔三十四岁,还长着一张娃娃脸,面相和善,说话刻薄。不论人家把他说成什么,他始终埋头写作。迄今为止,他写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和二百万字的剧本。他的作品总有几分流气,洒脱不羁,充满了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蔑视,就像他在童年时代偷唱片、打群架、在大街上勾搭女孩子一样。他写得很投入,不分昼夜,忍饥挨饿,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把自己的手指头 都磨掉了皮。但是到了1992年,他不打算再这样玩命写作了。他组建了一个民间影视创作机构,叫“海马影视创作室”,自称是“中国第一家”,后来人家一查,还真是前无古人。他自任总干事,又网罗了不少人。苏雷、葛小刚、末都、魏人、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这些人都和他凑到一起。当时全中国埋头苦干的作家不少,有几万人;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不少,有几百人,聚集在“海马”的这些人是另外一种:在成名的人当中,他们的思想最活跃,秉性最自由;在思想活跃、秉性自由的人当中,他们最有名。这些人每天不分昼夜地聚在一起,山呼海啸般地“侃大山”,每个人都为自己工作标明价格,众人集合而成的作品拿去出卖,讨价还价。第一个是《渴望》,卖给一百多家电视台;第二个是《编辑部的故事》,不如《渴望》那么值钱,可也卖了二百万。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算多,不过在当时却着实把中国文坛吓了一跳,立时掀起一阵既愤怒又嫉妒的浪潮。这也难怪,王朔毕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拿着自己的作品当街叫卖的人,也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不是写文学,而是在流水线上组装文学的人。江苏省达胜皮鞋厂的厂长,一个号称“皮鞋大王”的高个子中年人,有一天说起这个圆脸作家:“这小子做小说,就跟我做皮鞋一样。” 要说做小说像做皮鞋,肯定是夸张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回到1992年,就会看到,“明码标价”的风尚笼罩了艺术,甚至笼罩了艺人,也是不假。根据当时媒体上的说法,这些人的出场价格也是浮动的,随行就市,与今日明星的价格相比,实在不多:韦唯五千元到七千元;刘欢和李玲玉一样,都是五万元,又有人说他们和那英、杭天琪同价,一万五千元;张行和田震,四千元到五千元;孙国庆和范琳琳,三千元到四千元;解晓东和蔡国庆,三千五百元;毛阿敏的最高纪录是四万元;巩俐在香港主演一部电影的片酬是六十万元。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但并不妨碍 它们在普通中国人的心里激起感情波澜。那时候城里一个教授一年的收入不到两千元,连明星嘴里的一首歌都不如,难免眼红。所以歌手“走穴”虽然成风,但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可不像后来的明星那样招摇过市,后面还乱哄哄地跟着一群群娱乐记者。喜欢到处张扬的人倒是有个刘晓庆,这女人既漂亮又聪明,是“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后”,又是荧屏和生意场的“双料明星”,还会唱黄梅戏,写自传,能吃苦,也会享受,做事不遗余力,到处惹是生非。那一年,她扬言要写一部书,说说自己“怎样从一个女演员成为亿万富翁”。她的奋斗经历那时候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如果真能让人悟出什么,那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角色和在真实生活中的角色有多大距离。她的成功之路源于她在银幕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其实这些和她本人风马牛不相及。她最惹人注意的性格是她的肆无忌惮和敢作敢为。这一点让她富有魅力,也让她在十年以后走向监狱之门①。还有一个人,京剧演员厉慧良,不像刘晓庆那样擅惹风波,却也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提高了艺术的价值,有人说他贬低了艺术的价值。起因是他公开了自己的一笔“意外之财”。他到天津青年京剧团教人家排练《截江夺斗》,四十分钟的折子戏,一招一式全都教会,然后要了一万元。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收入辩护,言辞大义凛然,其实还是底气不足。不过,编辑既然把这当做新闻发表,就表明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那时候“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中国人进入90年代好几年了,可收入还不高。这一年,平均每个农民的收入只有七百八十四元,城市人比农民强得多,但也只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元。上海人收入最高,三千一百五十六元,接下来就数上西藏了,它还排在广东、北京和天津的前边呢①。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身边的穷人比富人多。当然遥远的地方穷人更多,那一年全中国还有七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二百元,有三千万人全年的收入不足一百五十元,这些人全都住城里人一辈子也不去的地方,一辈子也不会到城里去。编辑们在报纸上公布他们的贫困和闭塞,就像描述富人的生活一样,用意明显:鼓励人们多挣钱。 如果你在1992年拥有三千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四千元,你就属于百分之十的高收入者之列了。“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出现,不过,大城市的商场里已经有专为高收入者准备的柜台。法国皮尔卡丹公司那时候已在中国开设了五十家分店,还说要再开设五十家。京城东郊的燕莎友谊商城在这年夏天开张,由绛红色大理石和铬合金构筑,一派欧美风尚,又与外国使馆区比邻而居,不过,在商城里面徘徊的大多是中国人。几个月后,洋溢着一派日本风格的赛特购物中心也营业了,这商场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有点东京银座的味道。老板是日本人,叫和田一夫。他说他已感到“中国时代的浓烈气氛”。 另外一个地方,北京惠新东街四号,气氛不那么热烈,但却是消费者心中的圣地。它在京城北边城乡结合的地方,门上挂着“出国人员服务公司”的招牌,其实是个免税商店。外面看上去像个机关的办公楼,里面没有通常商店里都有的柜台,但却有着规模庞大的橱窗和展台,琳琅满目,全都是普通中国人看不到的外国货,可惜不接受人民币。有松下二十九英寸“三超画王”,每台一千零四十六美元;东芝双门电冰箱,四百零六美元;韩国大林摩托车,一千九百六十三美元;好易通电子词典,一百一十六美元;意大利皮鞋,八十九美元;美国不粘锅,十点六美元;荷兰食品加工器,一百一十八美元;葡萄牙咖啡壶,七十二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免税商店不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留学生、官员、工人、海员,每天都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把政府给予他们的免税指标折合成美元,或者转手倒卖给那些兜里有钱、却没有出国机会的人。没有办法买到免税商品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获得高档的消费品。完税之后的“劳力士”手表是两万美元一块,端端正正地摆在上海荣光钟表店里。《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D克里斯托弗不相信这在中国能遇到买主,就去询问。“肯定会有买主,”表店助理经理石光辉一边回答,一边用不屑的眼光在这美国人手腕上的塑料数字表上扫过去,“中国有的是有钱人。”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4）
自从禹作敏的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遭到严厉批判以来(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人们还是第一次这样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泉州市市委书记张明俊这一年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他是在说过去,现在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不要说那些唱歌的和作戏的,就连人们心目中那些最神圣的殿堂也开始敛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铁制护栏被拆除了,人民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了,还可以在迎宾厅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前留影。这些都是十三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情。当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宣布这个“令人惊喜的决定”,还说是代表党中央的,很显然,那时这样做不是为了钱。此后每年有二百万人走进去,每个人购买两毛钱一张的门票。到了四年前的那个元旦,天安门城楼对普通人开放的时候,情形有些不一样了。上去一次要花十块钱(外国人要花三十块)。有四百三十五万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去了,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再到厅内看看那一大片沙发,旁边木牌上的文字表明,这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休息的地方”。可是现在还可以看到商品柜台,身穿天安门工作人员制服的小贩,在兜售纪念章、钥匙链、手镯、项链,造型平淡,做工粗糙,但都印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天安门”标记,所以富有魅力。那时候人们还很容易受“革命圣地”的诱惑,就如同现在人们喜欢追逐“耐克”和“波罗”一样。 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课本上都记载着,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课本上没有说的是,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广场像这个广场一样,成为一个民族的经久不衰的政治中心。集会、游行、检阅、接见、示威、演讲、绝食、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被人们甩到脑后了。广场已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象征,也是“聚宝盆”了,而且利润可观。人民大会堂也不再沉醉于精神的抚慰,那里面成立了一个“大会堂开发中心”。第一个要开发的是“几百名厨师的出路问题”。原来,这地方自1958年建成之时,就招来全国最优秀的厨师,专门满足国宴的饮食之需,没有宴会的时候就全都回家歇着。大家就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老了,却歇不住了,开始设想为那些没有权力但肯付钱的人做饭。报纸为此刊出一条带有广告味道的新闻,说这是让普通人“享受一下在国宴厅吃饭的滋味”。还有印着“人民大会堂”字样的筷子和牙签盒,全都标价出售。大红请柬上也有“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了有钱人的风尚,这一年至少开了一百次,十之八九是发布什么新产品或者新技术。这里所有的会议厅、宴会厅都能租来使用,身着“人民大会堂”工作装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可以全程服务。根据当时的标价,召开这样一次会,要交四万至六万元,还不管晚饭,规模较小的只需六千元。无论大小,利润率都会超过百分之五十。在人民大会堂和有钱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差不多都是京城的编辑和记者,据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人最多,然后是新华社、经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在这些媒体机构里,谁是干这个的,人人心知肚明,只有他们的上司除外。 这一年4月的某一天,王府井大街南口和长安街交汇的地方,矗立起一块“麦当劳”的招牌,巨大的“M”,黄底红字,全世界都认识。不同的是,从现在起,这个把巨额利润与现代生活方式融会贯通的标志,就能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画像遥遥相望了。快餐店位于十字街头的东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广场的最西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京城最繁华的所在。开业第一天,人满为患。除了抢购“巨无霸”的人,还有至少八十名大学生来寻找做钟点工的机会,工资按小时计算,比其他的餐馆高得多。可是你别以为端盘子洗碗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在这里工作的人,手脚要比在中餐馆快三倍。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腿脚利索,心眼灵光,脑子快,嘴更快,这种刚刚兴起的社会风尚在这家快餐店特别明显,但这里面的问题却是全国性的。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①,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做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十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一百倍!上海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六十六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百分之五十九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两千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一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一千五百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十二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四百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一千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 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七十四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十一个学者集资三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两千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5）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做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八十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八十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三十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 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 “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他们亲眼看到,那边停止发售的公告发出,这边就有不少穿着制服的人拿着表格跑来跑去,大把大把的,一点也不掩饰。可是报纸却再三地说什么“公平”,这还是那个刊登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吗?失望的人们把愤怒转向报社,到了中午十二时,深圳特区报社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有人痛骂,有人控诉。一对年轻的夫妇说他们是从潮州来的,举家出征。现在,男人说他在下午三点亲眼看见几个干部抬出一个矿泉水纸箱。有人怀疑这是在搞鬼,就冲过去,箱子跌落,翻过来,“哇!一箱表呀,好几捆呢。”那女人接过来继续控诉,声声都是泪:“我一下子不知哪儿来的伤心,哇啦哇啦哭起来了。”人们这样喊着,骂着,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点了一把火,把这天的《深圳特区报》给烧了。 烈焰熊熊,人声鼎沸。黄昏的时候落下一阵小雨,浇灭了地上的火,但是人们内心的怒火一点也没有要熄灭的样子。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兵分两路,也没有请公安局批准,就开始游行。一路向着金融中心挺进,另外一路涌向市政府。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已经竖立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反对腐败”。人群在膨胀,白天散去的人现在又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有人要冲进政府大楼,有人说要举行大游行大示威,要求政府重新派发“认购表”。不管谁喊了什么,都是群起响应。从 华联大厦到上海滨路,聚集着几万人,差不多都是外地的。一场雨把他们浇得精透,也把他们的希望浇灭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一件干衣服都没有了。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一条大风大雨中无家可归的野狗”。一个姓周的男人说,“他妈的,深圳太黑了。”几辆漂亮的轿车停在太平洋渔港附近,周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刺眼,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甩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一队防暴警察开过来了,人人手持盾牌、警棍,还有好些老百姓看不明白的警具,列阵政府门前,壁垒森严。 政府大楼里的官员此刻急得团团转。“认购券”勉强卖完了,但政府的平衡各方利益的计划已彻底失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又是错上加错,不仅没有平息民怨,反而火上浇油。他们决定再次增加“赌注”。一个指挥部在政府大院的小楼上正式成立。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宣传车开到广场一侧的深南路上,反复宣布政府的紧急决定。先说“一小撮坏人在闹事,是违法行为,希望大家不要上当,自动散开”;又说“市政府决定增发新股抽签表,8月11日下午开始,在各购买点排队购买。” 这种声音要是出现在北京街头,市民一听就会明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事态扩大。局势危机万分,一触即发,这已有1989年的经验为证。但是深圳的百姓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又全都义愤填膺,失去理智,所以还在我行我素。有人撑起一幅标语,白底黑字:“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立即就成了骚动者的旗帜。激动的人群跟随在这旗帜后面,沿深南路向火车站进发。路人驻足鼓掌,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走到蔡屋围的时候已有一万多人,围观者也越来越多。所有道路都堵死了,口号声一阵盖过一阵,像海啸一样卷过城市的夜空。两个北京来的人想起“1989年6月3日之夜”,觉得是历史重演了,不禁害怕,站在路边劝他们罢手回家,还说这样搞必出大事,但没人理睬这些劝告。人们被自己 造就的声势壮着胆,眼看警察们只不过站在一边,虽然神情紧张,也没有来干预,就以为危险不会降临自己头上。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6）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7）
他的另外一条语录是七年前编出来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在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 义’。”这是在“打圆场”,可是禹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屑地说:“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现在,十四大开过了,中国的政治风头又转到他这边来了。他冲着到大邱庄来参观的一大堆高级官员,旧话重提,而且是变本加厉。“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他用手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儿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的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批了我四个月,在一个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也算是能耐?” 老实说,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有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的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那个小小的村庄去做官,但是,关于他的种种传奇般的故事弥漫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人们说他是最大胆的“改革家”、最杰出的“企业家”、为所欲为的“庄园主”、无 法无天的“土皇帝”……这一切看来都有事实的根据。他偏居乡村一隅,时刻把眼睛扫视着全中国,同时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那个古老和现代相交融的王国。关于他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典型的中国色彩。 禹作敏曾经领导的村子,名叫大邱庄,在行政上属天津市静海县,坐落在一片浩浩荡荡的盐碱洼中,距离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只有五十公里,但在70年代以前,这里始终闭塞,潦倒,鲜为人知。只是当诗人郭晓川在这里写下他的新诗《团泊洼的秋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它是京城文人们的流放之地。可是到了80年代,这个濒临破产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民最引以自豪的一个工业大镇。三千多个村民中,每一个人的年收入都要超过国家主席的收入。它由于富裕而得名,名声之大几乎能与首都并驾齐驱。报纸的编辑把它叫做“中国第一村”,或者是这个国家的“首富村”,成千上万的人们到这里来朝拜,就如同60年代到山西省去朝拜毛泽东欣赏的大寨一样。 在1992年秋天以后的几个月里,到这里来的人更多了。每天有两千人,分散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比坐在楼里那个人的级别高,可是却被告知,为了不干扰他的工作,不得进入楼内,只能在外面瞅瞅。于是大家仔细观看这座大理石建筑。正面是主楼,有四层,有点像宫殿,又像古堡,据说是给禹作敏一个人使用的。两侧则是两座圆形的两层建筑,给正副总经理使用;再两侧,是游泳馆和健身房,房顶被巨大的玻璃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光。主楼的左前方,有一座可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那是禹作敏发表讲话的地方。 他是1992年12月26日开始在这里办公的。原来打算在新年的第一天搬进来,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毛泽东的生日,当即 决定他的新起点要从12月26日开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正好在这一天来采访他,看着他坐在崭新的大班椅上,心情舒畅,侃侃而谈。“你可以写我的办公室。”他对记者说:“你还可以告诉人们,我的办公室就消灭了‘三大差别’。这个差别,大邱庄已经消灭。如果中国的一百万个村庄都有了这样的办公室,整个中国就消灭了‘三大差别’。” 张建伟被这些话感动了,但是他是那种更相信自己眼睛的记者。他站起来,从禹的身边走过,走到窗前,透过玻璃望下去,广场上的参观者“就像一堆堆焦虑不安的蚂蚁”。那些人都说是来向禹作敏“取经”的,未见其人,就先看到楼前静静卧着的他的“奔驰600”。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轿车,不免惊讶。 “奔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在禹看来,这东西有着某种类似于图腾的含义:它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农民的尊严。有一段时间,他换了别的车,而把“奔驰”永远停放在他的楼前,因为他发现属下的那些农民,都把这轿车看做是政治的晴雨表。“俺们就是这样,只要看见禹书记的车在,就放心了,要是不在……”一个村民说。 一个没有经历过中国农村生活和不了解中国农民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这一切是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多少感性知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九亿农民和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的神妙含义。 大邱庄在外观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可思议。这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有几栋农民住的公寓楼房显然是新盖的建筑,其外观与内部的质量均胜于城里一般居民的公寓。最令人瞠目的是村子中心一处被叫做“人才楼”的院落,内有十六栋小楼,造型不一,饰以淡淡的黄、白、绿三色,有点像西方乡间的别墅群。小楼内外全是新辟的花坛与 林荫,花繁树茂,掩映群楼,俨然如京城国宾馆“钓鱼台”的模样。这建筑群中住着二十多户农民。他们都被认为是对这个村庄的富裕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包括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禹作敏,他的四大总厂的厂长,一位会计和几位工程师。他们每一家或者两家居有一栋楼房。这些房子造于80年代末期,据说当时每栋造价十四万元,这相当于当时城里八十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 昔日的贫穷现在已成为农民炫耀富裕的陪衬。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在过去十年间办起二百五十六个小工厂,这些工厂每年给全村带来数千万元利润。小村百姓把这些钱中的五分之一拿来修建那些豪华的楼房和街道,这笔钱比他们所在的静海县全年市政建设的费用要高出二倍半。 大邱庄人以中国农民特有的那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把这一切归功于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老头子给的,职业、待遇、地位、能力,甚至婚姻”,这个村第一总厂的厂长张延军说,“我对他感激不尽,把他当我们家老人看待”。他们如此崇敬地谈起的这个人,正是禹作敏。几年前,三千多大邱庄人讨论他们的“老头子”应当拿多少工资,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年薪应得五十万元,这相当于那时候国家主席年收入的八十倍。这位党委书记认为他所受到的崇拜理所当然。“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他说,“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还说:“美国总统能拿几十万美元的年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拿这么多?” 这种话在中国人听来近乎狂妄,让人反感。不过,他只是这样说说,并没有真的拿这“五十万元年薪”。他的年薪是大邱庄里诸多神秘当中最神秘的一件事情。有人说两万,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十万或者二十万。其实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最重要的支出,比如他的豪华而巨大的住宅和他的“奔驰600”轿车,根本用不着他自己掏钱。按照中国既成的经济制度,他的公司为集 体所有,他具有绝对权力支配集体的财产。在1993年他被警方逮捕之前,这些财产至少有五亿元,每年为他创造大约一亿元的利润。 由某个具有超常智慧的人而发动,掀起一村庄、一乡镇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飞跃,是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中国人把这叫做“能人效应”。农村的贫穷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缺少教育和愚昧无知。直到今天,那里面仍然有大约两亿成年人不能识别简单的文字。但是他们具有识别自己利益和模仿他人成功道路的本能,也有着一呼百应的冲动。这就使得“能人效应”在中国的乡下格外鲜明。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发达的地方,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英雄豪杰。 无论禹作敏后来被证明怎样劣迹斑斑,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是中国农民中最杰出的人物。他面色黑黄,瘦削而有棱角,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目光炯炯,既执著又机警,有如他在家里豢养的那两条大狗。那两条狗总是盘踞在猩红色的羊毛地毯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禹作敏则常常独自一人倚在一个银灰色的长沙发上,将他的穿着皮鞋的两脚提到沙发上来,盘腿斜倚,那姿势活像十几年前坐在他的破草房里的炕头上。一个记者说,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感到这是一个古老与现代相交融的典型场面。 禹作敏的豪华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他把大邱庄里最豪华的饭店起名为“九龙”,这是古时帝王才能使用的称谓。他在村口竖起一座牌坊,亲书“天保九如,地阔八方”,然后颁下旨意:所有来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这是把他的牌坊当做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了。他冬天不戴帽子,夏天不开空调,最喜欢的食物还是棒米米查粥,最喜欢的姿势还是盘腿打坐。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民的欲望、农民的喜怒哀乐,“像了解我 自己一样”。他喜欢说:“我就是个农民!”“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受气!”他喜欢权力,却常常嘲笑权力“狗屁不如”;偶像是“钱”,却又常把金钱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电话号码是:948888。用中国人的语音来读这几个数,就成了:“就是发发发发。” 在他走红的时候,报纸上把他说成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其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他的硕大的办公室里的确有一个含有书架的组合柜,但熟悉他的人说,那全是做样子的。他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把一双挂着剑眉的锐利的眼睛直盯着天花板,经久不动,有如罗丹指下一具冰冷但却激情洋溢的雕塑。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8）
大邱庄有五大姓氏,均有极深的宗族渊源。禹作敏的聪明处就在于,他将这五大姓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裙带网络。他本人则构造了一个血缘关系与工业组织杂交的权力结构。他将权力分给手下四大总厂的厂长,每个总厂厂长又将权力分给分厂厂长,下级对上级绝对效忠,这就使禹作敏本人能够高居这权力的宝塔顶端发号施令。 这个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其实并不真懂经济,虽有总经理之职却不想知道总公司贷款总额和管理干部数量,至于分厂的事情,一概不问。不过,这个人是大邱庄的当然的政治领袖。他生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头脑,极富领导才能,通达世事,深知官场风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对策不离你的政策”。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他是最善于利用共产党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巧妙地对付共产党的一连串故事。这中间埋藏着无穷的机巧、诡计、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这个人如果早生三百五十年,那么打进北京城的农民领袖可能是他而不是李自成。 禹作敏不是李自成,可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目空一切,是所有关于他的话题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比如他对北京以及各地来的官员从不迎送,也从不陪着客人喝酒吃饭,这与一般发迹起来 的农民对于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形成对照。有个官员看了他的轿车就感叹:“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轿车啊!”他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又有一个人说:“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他反唇相讥:“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某一天有六位具有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他既不迎接又不作陪,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小官员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与熟人闲谈,而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不理他们”,他说。有一次北京一群官员来参观,他给人家演讲,说着说着忽然豪兴大发,节外生枝:“政府的局长算个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诸如此类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委婉大相径庭。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即使具有这种野心也断不会说出口来,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显贵。这些人怎么也不能习惯,一个一向俯首帖耳的农民,忽然间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起来。 应当说,在这些事情中间,禹作敏多少具有几分藐视权贵的可爱之处,也有替弱者出气的味道。可是,他的横行乡里又使他染上浓重的劣绅恶霸的色彩。有一回一个记者漫步大邱庄街头,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那记者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人“是禹书记”。记者于是表示愿意代她伸张正义,她却更加恐惧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甚至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年末。12月13日,一 个名叫危福和的男人在大邱庄被禹作敏的一群下属活活打死。事情的起因是危福和被怀疑贪污公款,所以这些人便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毒打持续了七个小时,危死时全身创伤多至三百八十处。此人是一个到大邱庄来做工的外乡人,他的贪污问题始终不能证实,所以这种野蛮的行径也许包含了富有狂妄的大邱庄人的排外情绪。 毫无疑问,依据法律该当惩处凶手。但是直到这时,禹作敏并无直接责任。禹的狂妄和愚蠢在于,他认为所有效忠于他的人都应当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且,他从来不认为私设刑堂、拘押殴打乡民是犯罪行为。他自己也曾亲自动手打人,甚至以金钱来奖励手下那些最威猛的打人凶手。现在,他在得悉危福和命案的全部细节之后,迅速指挥属下策划凶犯的藏匿和潜逃,同时又向警方作伪证说危福和是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群殴致死。他就是由此走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六名警方人员来到大邱庄勘察现场,这被认为是向大邱庄的挑战。恼羞成怒的禹作敏下令自己的保安队员将警察全部扣留。失去自由的警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十三个小时,四名罪犯却在这时携带巨款逃之夭夭。这件事令警方极为震怒。他们早就想要惩罚无法无天的禹作敏,这一次绝不肯再加宽容。两天以后,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大邱庄,发出通缉令并且要搜查罪犯住地。据官方说警察为四百人,但是禹作敏对记者说至少有上千警察将大邱庄团团包围。他显然希望把事情闹大,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所有路口,与警察的自动武器相对峙,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他本人则以退为进地宣布暂时辞职。 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这一次警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不与村民动武。他们只是要找禹作敏算账。禹作敏的藐视警方由来已久,但是这一次他闹得实在过分了。党的上级机关 和政府官员全都介入此事,纷纷责令禹作敏不得阻止警察的公务。连一向袒护禹作敏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对他的愤怒,其他禹作敏的保护者更加难以置喙。相持三天之后,禹作敏终于屈服,他一反自己从不迎来送往的习惯,率领大小厂长出面迎接警察进村。警察搜查了村庄,然后撤出,除了精神上压倒对方,一无所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罪犯们就藏在村子里面。 禹作敏顶着警方的压力进入1993年,一边继续组织罪犯逃匿,一边收买京中内线为他提供情报,同时还在书写《大邱庄1993年发展规划》。旧历除夕之夜,他受到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微笑,笑完以后乘着夜色回到大邱庄,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思考村庄的发展规划和他本人的前程。“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他苦笑着说。他不会用电脑,但是整个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们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再变成白纸黑字呈送给他。“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农民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居中的一个房间,有差不多一百平方米,四壁如洗,空空荡荡,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办公桌,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套沙发和两个小书柜。他每日坐在这里至少十二个小时,闭门谢客。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他脚下延伸出去,一头儿伸向一楼,一头儿伸向四楼。他偶尔到上面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一定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过去几个月里像潮水一般涌来的记者,现在又像潮水一般地退回去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他们来看他,有几个真的来了。他对他们说,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 击报复他。还希望他们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以免干扰司法。尽管在这个国家里党的官员干扰司法的事常常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定置身事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注定自食恶果。有几个星期,他期待那些在80年代为他说过话的党的领导人,现在能帮他再次渡过难关。他甚至还期待着邓小平,因为他早就听到一个传闻,说邓小平要到大邱庄“看一看”。他就一直等待着,送走了秋天,又送走了冬天。村口的大道一直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有人告诉他,邓的确想来的,但有人说“通往大邱庄的静海县公路太烂了,车行路上太颠簸”,就取消了。他没有办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伪,只能半是失望半是期望地想:邓小平不会来了,江泽民会不会来呢?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里,江泽民的确离开京城南下了,不过,没有到天津的大邱庄。他去了湖北的江汉平原。在荆门市团林镇,他见到李玉森。共产党内最大的书记和最小的书记相对而坐,后者倒是没有一点拘谨,开口说出一连串流行在乡下的顺口溜。前者听得新鲜,赶紧记在笔记本上: 不求官,只求安。 天一黑,把门关。 你着你的急,我打我的鼾。 总书记在这边还没有写完,那边李玉森又说一首: 农村干部雄赳赳,又催种来又催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一听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农民之口,句句都在谴责和讽刺党的基层官员。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怨恨显然弥漫在相当广大的范围里。就在几周之前,江泽民还接到一封来信,是安徽省蚌埠市庞庄的庞文全写来的。庞是个农民,也许不会写字,所以给总书记画了一幅漫画:一个满头大汗的农民挑着两只筐,一头儿装着公粮,高高翘上去;另一头儿是几十项“提留”,重重压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招待费”向“提留”筐里放。挑担农民说:“我的妈呀,实在受不了。”这漫画必定是给江泽民留下极深印象,所以他再三向他的属下提起。现在,他在江汉平原上被农民的顺口溜包围的时候,不免又把话题转过来,问农民手里的白条是不是都兑现了。不料一个农民回答:“不是政府给我打白条,是我欠政府的。卖粮收入不够政府的提留。” 这是在谈论政府行政中一个最富有讽刺意味的环节。政府购买农民的收获,不付钱,只写了欠条就算了事,这在那时候叫“打白条”。根据报纸上的统计,安徽省农民手里有两亿元的“白条子”,山东是十亿元,湖北十一亿元。但是这位总书记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比“白条子”更厉害的东西———“提留”。因为有这个“提留”,相当部分政府拖欠百姓的债务,竟可一笔勾销。“提留”之弊源自政府的税收制度。当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只好削减基层政府的开支,至于乡镇以下的村民委员会,虽然代理政府行使种种行政责任,但却根本不被看做一级政府,其支出也不被列为政府预算,而由当地百姓在缴税之外另行负担。 这样一来,“提留”就成为党的基层官员薪俸和行政的主要来源,甚至中央政府对于乡下亿万民众的治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一制度建立之初,官员数量适中,也能收敛贪欲。可是天长日久,行政人员无限膨胀,贪欲日甚,世风渐奢,提留也必然随着膨胀。到了今天,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因无力交纳“提留”致使乡间发生冲突的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湘乡市新研乡一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三百二十元,跳塘自溺身亡。三位农民为潘打抱不平,被乡政府拘留十五天。武昌县熊祠村农民段国早喝了农药,也死了,原因是他交不出“提留”,被镇干部牵走了一头猪。但是不肯轻生的农民更多。在四川,响水村一百七十七户农民签名画押,控告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提留已经无法承担。在湖北,情况更加危急,农民因为无端的义务工摊派正在冲击政府,掀翻汽车……这年冬天,江泽民在武汉召集六省省长讨论农村的是非,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提到大邱庄。是啊,比起农民的死于非命和群起造反,禹作敏的麻烦能算什么? 但是禹作敏的麻烦越来越大。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四个逃犯,随后逮捕了禹作敏。这个小村庄因此一案被逮捕者多至二十六人。其子禹绍政因行贿与非法拘禁罪被判入狱十年。禹作敏本人则被判刑二十年,罪名计有五项:窝藏罪犯、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他在1993年8月27日接到法庭判决,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历程,不久之后保外就医,终于不治身亡。报纸为他的去世发表了简短消息,对他的一生不置褒贬,亦无一字评价。官方所要维护的只是大邱庄作为改革先锋的象征意义,至于其中百姓,从此也就黯然失色。 尽管官方禁止报界张扬,但这一事件仍然成为当日中国的一大新闻。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 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或者至少是冲着刚刚崛起的企业家们来的?还是禹作敏确为一个刑事的罪犯? 这问题在当日无可回答,即使到了今天也只能有一个大致的结论: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执政特色,是力主创新以及权力分散。这中间包含着极大的随意性,有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既如此,80年代的改革选择禹作敏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象征,也就成为必然。这个象征在1993年春天以悲剧的方式告终,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禹作敏具有无法无天的本性,这使他能够完成许多超越常规的创举。他的无法无天有着农民的智慧和愚昧作为基础,这又成为他在日后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原因。禹作敏的大红大紫与大悲大戚并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在中国,有教养且循规蹈矩的人中,难能如禹作敏那样具有创新的行为,改革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这既是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1）
新人治国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前一句是各地官员们正在身体力行的,容我们稍后再叙。后一句是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说的。此人进京主持全国经济已经二十六个月,直到这时,始终受到各方掣肘。那个春天是中央政府换届的日子,也是省长任免的高潮。那些地方官员,不论是连任还是新任,全都摆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从春天到初夏,朱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经济过分膨胀的担忧,可是直到7月5日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他们照样我行我素。就连老百姓也看出其中奥妙,一首最新流行的民谣是这样说的: 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 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一轮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八,比1991年高出五个百分点。现金投放增长更快,第一季度是百分之二十,还算“平稳”的,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第三季度是百分之三十,到年底达到百分之三十六。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的货币,但是居民的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市场再也绷不住劲,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七,在那些大城市里则超过了百分之十三。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三;燃料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九;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五。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有一份报告还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1992年平均贬值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人喜欢看到权力遭到挑战,尽管他们自己一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的组织原则一向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南海如此抱怨,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可是听者嘴上唯唯诺诺,心里不服。那些天大家都在总结过去三年政府行政的得失,其中最富有喜剧同时也是悲剧意味的一条是,“中央政府号召‘下马’的时候,乘机大干快上。”这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经验,另外一些人则后悔当初老实听话,结果导致今天的落在人后。地方官员用这样的口吻谈论得失,真是前所未有,但却也不是全无根据。现在大家追昔抚今,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朱基在上海市长任上多年,对于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所以只好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倒是袁庚说的话更中听。此人在80 年代深圳特区崛起时是个传奇人物,现在已经退休,时常去林则徐塑像前凭吊。人家问他觉得今天局面如何,他说,中国其他地方也有极大可能出现几个“特区”。还颇有煽动性地说:“肯定有人会比我做得更好。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闪亮一下,但是后来它把整个世界变得灿烂光明。”一位作家也有同样看法,只不过多了几分诗意:“特区的‘大雁’开始由南朝北飞,由东朝西飞。它跨越长城,跨越秦岭,跨越天山,在塞北高原、在西南重镇、在长江沿岸扎下根。”他说的是下面这些地方:有长江沿岸的十个城市,西起重庆,东至上海;有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成都等十五个省会城市;有东北边境一线的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有西南重镇南宁和昆明,有南部边城凭祥、东兴、瑞丽和河口。那一年,这些地方全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开放城镇。河北省的白洋淀也说自己将要后来居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跑到这里的“温泉城开发试验区”,转了一圈就说“看到了特区建设的景象”。 但是更多的人在说另外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这里是中国的“第二个香港”,而且它是一块永远生长着的土地 ①,不必像那个真香港一样耗尽钱财去填海造地。“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江泽民看来也对这里情有独钟,十四大刚刚结束,他就来了。上海报纸上说他是“打道回府”,回来给上海人“加油鼓劲”,言外之意,这里是江的老家。可是江说,邓小平同志对浦东寄予厚望。 这样,中国人的心里就有两个香港了。然而这还不够。“中 国到底能造几个香港?或许还会有第三个第五个第八个第十个!”那年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这样描绘的。第三个“香港”将是浙江舟山市所辖定海、普陀两区和嵊泗、岱山两县。那里拥有一千三百三十九个岛屿。报纸上一会儿说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市’”,一会儿又说它是“全国最大城市”,还有意识地把它和香港新加坡对比,说舟山本岛的面积是香港本岛的七点四倍,和新加坡相差无几。至于“第四个香港”,有可能是南澳,这是广东境内最接近台湾的一片陆地,四面环海,像一只飘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有人说它是“一个还没有揭开面纱的少女”。还有人说,“南澳不再孤独。南澳正在向香港迈进!” 这一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激动,振奋,热血沸腾。民用航空业计划新建四十个机场,再把全国现有的二百五十架客机增加四倍。可是铁道部的官员大声喊道:“铁路才是当务之急啊。”他们说客车拥挤不堪,货车供不应求。每天至少有八十万人站在车厢里旅行,度时如日,度日如年。每天都需要十二万辆货运车,而他们手里只有七万辆。到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等待运输的物资:吉林有四百四十五万吨、辽宁有六百三十二万吨、甘肃有一百零八万吨、贵州有三百三十二万吨、四川有二百万吨……铁道部的一次调查指出:仅仅因为铁路运输不畅,我们的国家每天损失十一亿元,所以他们希望“京九铁路”的建设快马加鞭。这铁路从北京城南伸出去,纵穿九个省市,直达香港九龙,有二千五百三十六公里,牵涉了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和两亿人口———几乎都是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群,有些人过去连铁路也没见过,倒是听说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现在知道火车真的要响了,不禁激动万分,纷纷筹划“大京九经济”。 京九铁路的通车尚需时日,“大京九经济”仍是纸上之兵。不过,广西的一个海滨小城,北海市,却真正是一块热土了。各地官员纷纷涌来,说是考察。那时候官员的出行不像现在,假借 公务之名,其实是旅游休闲,他们是真想干事情的。在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第一支开进来的是“川军”,他们在北海买下四千亩地。第二支是“湘军”,承建十五公里长、一百二十米宽的疏港大道,以换取这个城市的两千亩土地,说是要建一个“小湖南”。第三支是“琼军”,有一百九十多家公司在北海注册。还有“黔军”,正筹划着在北海港“占领”两个泊位;还有“滇军”,省委书记普朝柱对属下说:“等不到南昆铁路线竣工了,先把南昆公路弄通再说吧。”还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北海签了至少一百个项目。当日报纸上兴高采烈地说,有国内二十三个省市区、境外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登陆”北海。到1993年春天,这海滨小城就有一千家房地产公司和十万建筑工人了。现在,全中国都知道北海了,都用当年抗击日本人入侵时的一个著名战役———“百团大战”,来形容它今天的情势。你只要去北海看看,就会发现,与其说那是“百团大战”,还不如说是“军阀混战”。不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有个最著名的“政绩”,是几年前在海南的时候,依靠走私汽车为政府积累第一笔建设资金。他因此一案遭到中央政府严厉申饬,被贬官来到广西。中国官员但凡遭遇这种下场,一般都会被冷落,只是雷宇这人与众不同,同事对他一力维护,百姓对他全都恨不起来,记者们也在寻找机会为他开脱。现在,北海一鸣惊人,广西全境振奋。当地报纸再次提起雷宇,就像是“闻颦鼓而思良将”,说他“极富开拓精神,常有惊人之举。”还说“这位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广西未来充满信心。”他也说自己“历经宦海沉浮,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声言“真心想为人民干一点点事情”。 北海出现的这个局面,一定要和中国人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联系起来,才有可能被理解。我们国家自近代开放海禁,受益者大致拘泥于东南,至于遥远而又辽阔的西南地区,只有三条出海 通道:北路沿铁道至宝鸡经过陇海线,到达江苏连云港;中路由重庆沿长江东去,走到尽头是上海港;南路则穿过湖南,抵达广东湛江港或者广州港。此三条通道都须绕行数千公里,乃致成本巨大,耗时甚多。中央政府自80年代开始修建南宁至昆明铁路,希望能够开辟西南出海的第四条通道。从地理上说,南昆铁路将川滇黔三省与广西连接,直接和间接受益的西南民众至少有三亿人。他们可以经此捷径直抵出海港口———钦州、防城和北海,进入南海,然后跨过浩瀚的太平洋。 可以想象这个梦对中国人的巨大激励。在1992年冬天到1993年春天的几个月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广西就这样走上中国经济舞台。中央政府的官员们频频光顾,有李鹏、李瑞环、朱基、刘华清、邹家华、李岚清和宋健,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东西南北的地方官员也尾随而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心口如一,同仇敌忾,这在过去十多年里本已不多,但在当日广西沿海一线,你还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大家都在表达“大干快上”的急切心情,只有朱基一个人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告诉那些人,南昆铁路的建成尚需漫长时日,“铁路不通,港口起不了作用。”又说“建设不能太超前。决策一定要慎重。”可是北海、防城和钦州三个城市已在海岸摆开一线,不惜血本地争建码头,没有人会静下心来,听这位副总理说些不入流的话。 也难怪广西不听话,全国都是如此。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八千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但是还不够用,事实上投出去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亿元,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般动向。每天都有五百家新公司开业,其中有五十家是专门开发不动产的。每周有一百四十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中央政府一下子批准了一百一十九个经济开发区,前所未有,可是实际数量还要大得多———有八千七百个经济开发区开张了。这 一年地方政府官员似乎都在忙一件事:开发区的批准和剪彩。只要派出几个人,圈出一块地,盖上一个图章,拉起一条彩带,就成了。有些地方,连这些也都免了。比如安徽中部一个褊狭闭塞的村庄里,一个面容消瘦的白发老农,严俊昌,就是这样做的。十五年前他和另外一些农民按下手印,分田到户,让自己吃饱了肚子,由此引发了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这“十八个手印”也就成了中国农民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而现在,他把专家找来,帮助他的小村庄成立一个工商贸易总公司,名字就叫“手印公司”。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2）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3）
虽说“成果令人鼓舞”,危机并没有消失,笼罩在中南海里的紧张气氛也没有放松。不过,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总算被制止了。有些人抢购了黄金首饰,有两家银行发生挤兑,很快就过去了,并无蔓延。下的药是过猛了一点,可是当时只能这样做。资金这东西就像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谁也没有办法。企业现在全都畏惧银行如虎狼。那些还想赖账拖欠的企业没有办法,只好去买保险柜。收支不走银行,只走保险柜,所以保险柜的生意忽然走红。没有人能算出到底有多少保险柜进了企业,但是有人计算出,那个月里,这些保险柜里放着六百二十七亿元现金。所以专家们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体外循环”。这意思是说,金钱对于经济,有如血液对于人体。血液都跑到人的身体外面来了,这人还能有好吗?看来朱基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开始对企业发布命令:“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他知道光靠这样说是没有用的,所以还有更严厉的办法在后面。有人说,他的办法如果成功,将青史留名;如果失败,政治前途就完蛋了。他自己说,他不求有功,只希望在他下台的时候老百姓说他是个清官,他就满足了。其实他是不会容忍失败的。他的“改革新政”接着就开始了。 大凡中国人遇到内忧,总是争论不止,不拼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可是一遇外患,便会集合起来,同仇敌忾,根本无须过问是非真相。1993年有个多事之夏,魏京生被放出来了,禹作敏被关起来了,“马家军”的中长跑队员王军霞把“万米纪录”提高了四十一秒九六,世界田径场上刮起“中国之风”,外国人怀疑这是兴奋剂的功劳,中国人都相信这是马俊仁创造的奇迹。汪辜 首次会谈,海峡这边不许那边“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得逞,却要求归还劫机罪犯 ①。抗议美国人卖给台湾四架E—2型“鹰眼”预警飞机。拒绝香港总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说他“干扰破坏”了香港的平稳过渡。与整个西方世界争论人权问题。要日本人承担战争责任。山西盂县羊泉村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万爱花,踏入东京,以自己被蹂躏的惨痛经历,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性暴力,千万中国人站在她的背后,怒眼圆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败给悉尼,十三亿中国人没有自责,都把愤怒的情绪撒到美国人身上,就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说“某些大国从中作梗”。这“大国”不是美国又是谁呢? 中美两个国家积怨已久,冲突时起时伏,自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的问题一下子突出了。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纠缠不休,中国人则在霸权问题上予以回击。到了1993年的夏天,两国的矛盾集中到航行在波斯湾水域的一艘中国货轮“银河号”上。 《华盛顿邮报》写道:“中国在继续进行并在扩大生化武器的生产。”在当时看来,它好像有真凭实据握在手上。但后来,对美国人的敌对情绪在全中国弥漫开来,“银河号事件”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令人充满疑问的事,成了美国人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93年8月第一周发生在波斯湾水域上的事件,首先要知道化学药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的性质,它们本身并非杀人工具,但却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所以也被叫做“化学武器前体”。就科学的定义和武器制造的程序来说,这没有疑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它列为禁品,也是中国和美国都 认可的事情。问题出在,美国人认定自己掌握了“可靠的情报”,证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这两种东西,而中国政府则予以否认。事态拖延多日不能解决,终至发展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满载六百二十八个集装箱的“银河号”7月7日由天津新港启航,它拥有万吨级排水量,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其计划中的航线是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驶向中东,将在8月3日抵达波斯湾沿岸的迪拜港卸下货物,然后转头驶向沙特达曼港。 7月23日,就在“银河号”将要进入波斯湾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忽然宣布,他们怀疑中国人将违禁化学品藏匿在这条船上。五角大楼没有当场出示证据,但却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动用了各种侦查手段,跟踪“银河号”已有月余,已经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后者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所有人———政府官员、记者、学者、商人、技术人员和军人,都确信五角大楼的消息准确无误。美国政府据此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其实所谓“确凿证据”,从一开始就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五角大楼的情报说,“银河号”从大连港出发,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就与事实全不相符。可是当时没有人注意这些情节,即使注意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在指责中国违反条约出口化学武器,却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回是天赐良机,一定要让中国人难堪。 “银河号”却还蒙在鼓里,一往无前驶入海湾。风平浪静,碧波蓝天。8月的第一天,周围出现异样。一艘美国军舰不近不远地尾随其后,上面标明“六一号”。船员们都说这军舰是来伴随他们一起航行,虽不同舟,却可共济。五十四岁的船长张如德看出不对头。接下来的一天,令人生疑的船只更多了,都在周围 海面跟着,都架着照相机,都把镜头对着“银河号”。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飞到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去,机舱门敞开,一架摄像机伸出来,镜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海上战斗。 除了中国,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刊登“银河号”的“劣迹”,图文并茂,可是“银河号”上的船员却一无所知。3日上午8时,他们到了阿曼湾,看到陆地,港口近在咫尺,却忽然接到“不能靠岸”的指令。原来这些国家接到美国人的通报,阻止“银河号”进港卸货。张如德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带着善意的船只,挂着星条旗的“六一号”还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直到傍晚,他终于得到指示,把船开到距霍尔木兹海峡约十一海里远的公海上,抛锚待命。现在,“银河号”周围更加热闹,不仅“六一号”跟了过来,而且还增加了“九七五号”和“九九六号”两艘军舰,还有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绕着船舷飞来飞去,卷起浪涛阵阵,张如德抬眼张望,看出飞机上都是美国军人。 美国人兴高采烈,就像是警察抓住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他们告诉“银河号”不得乱动,漂在海上听候发落,又掉头找到中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掉转航向打道回府。 北京刚一开始有点懵。自从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大统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就不再像80年代那样从容,摩擦就没完没了。不过,导致两国如此尖锐交涉的突发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本来缺少经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嘴上强烈抗议,心里有点发虚。二十四个小时以后,中国外交部才做出回应,告诉美国人他们已经全面调查,“银河号”上根本没有那两种东西。美国人当然不信,决心登船检查。中国人同意检查,但却拒绝美国人登船。他们答应把船开进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可是美国人现在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他们参与的检查全都不能算数。这种要求在中国人看来,乃是一种蓄意侮辱。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4）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5）
90年代中国的历史自有其饶有趣味之处,轰轰烈烈的事情常常不能持久,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银河号”事件当日闹得纷纷扬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只是一个小插曲。既然历史在过去十几个月里发展得很快,那么自然,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就掉转方向。毛泽东当年对年轻人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引起几十万人山呼海啸般地欢呼,可是现在,关心大事的人越来越少了。“那离我们太远了”,一个大学生这样说。“就让政治家们去关心吧。”年轻人嘲笑年长者的忧国忧民,开始构造自己的精神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潮流悄悄地占领了他们的领地,当时也有人把这叫做“物质第一主义”。有个调查机构在北京、广州、成都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到处寻找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们在想什么?结论是:自我观念浓厚;对自己比对国家社会更关心;对生活更乐观,相信中国会继续开放。百分之四十四的人认为是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百分之四十三的人最关心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时候城里的青年,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没有今日青年那么大的消费欲望,没有买汽车买房子出国旅游的计划,只不过把一半钱用在饮食和衣服上,另外一半钱用来买进口电器和进口香水。有二十五万人吸毒,有几百个人沾上了艾滋病病毒,这是官方宣布的,实际人数更多。不过,大多数年轻人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和前辈的最大不同在于娱乐和享受。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摇滚演奏,生意都极好。门票价钱比三年前涨了一倍,五十元一张,周末还要增加。全世界的声色场所在星期三都是清淡的,只有中国热闹非凡。还有流行歌曲演唱会,那一年歌迷们追捧的是香港“四大天王”,爱看电视的人津津乐道《戏说乾隆》,从春天谈论到盛夏。 不过,在西北古城西安,有几天,人们不看电视了,都跑到城东去看“神火”。那是8月15日深夜,大新巷与龙渠堡交汇处的一株老树忽然起火。这是唐代古槐,直径两米,空心。根据后来警察的调查,火从它的腹腔中燃烧起来,原因不明,也许是有人将尚未燃尽的炉灰倒进树腔,或者是顽童的胡闹,或者是地下水道内长期聚集的沼气忽然焚烧,还有人说是目前尚难解释的物体自燃现象。不管是什么,火势很快就被消防队员扑灭。可是消息迅速为周围百姓得知。他们说“神树”起火,是“火龙”降世,普渡众生。次日凌晨,几位老者来到树前,火势已尽,只有青烟缕缕。老人焚香祈祷,跪拜如仪,围观者越来越多,许多人加入了跪拜者的行列,日复一日,渐渐增至数百人。事情终于惊动了当地党的领导、官员和警察来到现场,劝说大家回家,可是无人理睬。等到第十天,周围百米之内已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依次上前,环抱老树,口中念念有词,左手捧着黄纸,右手摸着树皮,将树干上褐色颗粒粘在手上,期待神祉降福。又有一座祭坛在古树东侧搭建起来,五米长,两米宽,烛光摇曳,香烟袅袅,四周一片信徒。三跪九叩之后,将燃烧的香烛插于坛中灰烬,伸展双手在空中挥舞,说是能够取到“神药”。根据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政府再三劝阻无效,只好动粗,取缔无证摊贩,清扫现场垃圾,又沿老树砌起两米多高的环形护墙,禁止闲人接近,“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火龙’在8月25日彻底熄灭了。”这个夏天,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上的商业部,把牌子摘下来了。差不多同时被摘牌的国务院部委有七个,物资部、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轻工业部、航空航天部,以及东长安街上的纺织工业部。不过,又成立了五个:国内贸易部、电力部、煤炭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务院的计划是“裁减两百万干部”,还说机构改革就是“拆庙送神”。这是几个月前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九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四十九元四角,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四十四元;拖拉机车检换本,三十元;农民结婚登记,二百二十七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四十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一百零四项。山西“农民负担”有二百二十八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一百一十四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五千元到一万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 “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四亿一千七百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二十四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三十六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著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 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这个词是针对城里人的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发明的。国务院在会上严令属下采取措施控制物价。这一回各地的官员们倒是雷厉风行,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旧历新年来临之际,江泽民走进北京的菜市场里视察,向一群正在买菜的市民表示他也在关心物价,但是他已经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1992年冬天,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再次肆虐中国。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足够信心迎接“压力”,在这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政府交给人民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百分之六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百分之八。江泽民总书记则老实地承认,“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到了这年6月,政府又有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百分之十。如此三番两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恻隐之心。政府口中唾沫 未干,通货膨胀就成了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物价指数看,1993年为百分之十,看上去没有超越政府的限定,可是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在欺骗他们。 统计数字不能准确说明普通人的实际感受,这是1994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方面的两个缘由。 那一年市场上大部分商品还是由政府来确定价格,数据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说出两件小事,就可以知道商品的政府定价与实际价格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限定每公斤不得超过一块六,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块九。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毛甚至两毛。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的。这是第一个缘由。 另一个缘由,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我们国家所谓“社会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用于生产的;用于生活的;服务;以及非生产亦非生活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以1994年的情形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的价格上涨最少。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虽然符合规则,却不能符合实际。在所有消费者中,普通百姓承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6）
可是政府不必过问生活本身的细节,他们只关注数字。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报纸上还在争论不休,其实老百姓早已清明 在躬:中国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了。这局面他们在1988年见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泥潭”。在此之前,50年代、60年代,还有70年代出生的整整三代中国人,只知道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症状,是资本家强迫老百姓掏钱购买自己的危机。1988年,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出来,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幸运的是,1994年的老百姓已比1988年更坚强,骂街归骂街,很少有人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品的人们很快也拔寨回营,并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煞住物价涨风”,只有于光远别出心裁。他要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一律地把通货膨胀看成坏东西”。可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心思听。国务院正在制定新的承诺,老百姓都想看看他们这一回怎么说。记者们纷纷打听。国内贸易部部长张浩若一不小心,就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百分之十以下。听了这话,高兴的人不多,说风凉话的人倒挺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啊!” 说政府官员在开“空头支票”,稍嫌刻薄,可是谁都知道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无本之木。就在那个冬天,广东大批粮商跑到中原收购新粮,哄抬粮价,全国粮油价格应声而起。把经济专家们吓了一跳,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中,至少有六成是由粮食涨价推起来的,这一回可不要重蹈覆辙。话是不错,可经济这东西就是奇怪,不论你说得多么正确,它该朝哪里去就径直走过去。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跟着粮食涨价了,每一天都在涨。惟有人民币在贬值。尽管国际权威组织测定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三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上,一美元可兑换十二元人民币。国务院急中生智,发动“全国物价大检查”,数千官员(来自政府的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 监督部门)奉命分赴全国,从3月查到6月,然后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个春天的物价的确老实了不少。可是检查组的官员刚一转身打道回府,这边物价又是扶摇直上,而且一直到年底都不肯停下来。全年总计,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让张浩若部长再也无颜到电视上去说物价了。 国内经济越是毛病百出,经济学者们就越是活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经济理论界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不分老少,全都公开发表意见,争先恐后为政府出谋划策,甚至某些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的人,诸如吴敬琏、厉以宁、童大林、董辅秖、戴园晨、周叔莲、王珏,也都加入进来。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走出书斋,登上讲坛,传播理论,分析大局,还说些什么叫“通货膨胀”一类的经济常识。家里电话铃声不断,其中不少来自海外,有请赐文章的,有诚邀出席的,有恭请题词的,有预约采访的。无论大报小报、电台还是电视台,都要独家专访,记者们鞍前马后地追着他们,叫他们“老师”、“经济界名流”、“著名经济学家”,如此等等。一大堆后起之秀,像胡鞍钢、李晓西、王逸舟、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乔刚、田源、卢健、李剑阁、贺阳、迟福林这些人,那时候都被叫做“活跃于经济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胡鞍钢属于有生活底蕴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李晓西博士把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趋势概括为六个字”、“今年三十六岁的王逸舟70年代中期曾在湖北省钟祥县当过知青”。这些都是报刊上描述这些人的话。不过,最受推崇的另有四人。有魏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有樊纲,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有钟朋荣,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还有刘伟,他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肖灼基以前辈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扬,把他们叫做“京城四少”,说 他们“大有建树”。“京城四少”说起来并不年少,这一年都是四十来岁,都曾有过沦落异乡的经历,都曾在80年代受到良好教育,都是博士或者硕士,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挺志得意满,都以敢于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著称。那一年,“京城四少”喜欢说的话是: 魏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刘伟:国家之所以有贫富,“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总量的差异,而在于结构质态的差异。” 樊刚:“国有银行最不遵守‘正常秩序’,‘违章拆借’的资金大部分收不回来,谁也没把谁怎么样。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胆敢如此去做。” 钟朋荣:“我们不能只为今天的稳定,更要考虑中国的长治久安。”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用不同语言表述同一个思想。他们不在乎通货膨胀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不在乎经济的大起大落能不能被制止,而在乎能不能催生新的制度。他们的那些白发苍苍的前辈们,想法也是一样。吴敬琏说:“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刘国光说,“加速发展首先要加速改革。”童大林说:“只讲发展不讲改革,肯定要出乱子。”然后吴敬琏又大声说:“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就像商量好了似的,经济学者们———四十多岁的、五十多岁的、六十多岁的、七十多岁的,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意思,人们不免想到,经济学的“代沟”已不复存在。他们认为政府对经济的推动过分借助于投资,忽视了改革。还把这些意见告诉朱基。可是朱不像80年代的赵紫阳,不喜欢收罗一大堆“精英”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对学者们似乎若即若离,有时候很在乎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则显示出轻蔑,甚至在公开场合说某些人 胡说八道。这一次,看来他是把他们的意见听进去了。“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他把手一扬,拧起眉毛说:“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有没有条件干的改革。”这话要是不加署名,人家就会以为是哪位四十岁以下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说的,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出自这个党的高级领导人之口。 可是当时这样说话的人还不只是朱基,还有江泽民,还有李鹏。总理的身体现在全好了。报纸把他在北戴河海滩上的照片刊登出来,证明总理已经康复。党的三位最重要的领导人连续出席一个会议,全都发表长篇讲话,另外四位常委也全都在场聆听,即使在中国这样充满了会议和讲话的国家,这局面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听众是几百个官员,全都来自党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会议也被叫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其规模,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只有50年代毛泽东召集的那次会议可与之相比,至于说到对新制度的渴望和呼唤,则又是毛泽东时代望尘莫及的。这就证明,这时候中南海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让“改革之风”吹遍全国。 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口风大变,说“中国的改革正式进入了‘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也在说“出路只有改革”。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有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有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王忠禹,有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有中国人民银行的新闻发言人马德伦,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陆南屏,这些人纷纷出来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朱基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 企业制度改革; 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他有一次谈到1994年税制改革,把他这个角色的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 年代有所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区别,让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当时中央政府有个说辞,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利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朱基无论怎样“才自清明志自高”,依然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另外一些新奇的事情,让1994年成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历史上的分水岭,其中有些情节比那时候理论家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激烈辩论还要令人难忘。 官方推崇的是三个身遭不幸的人:“党的优秀干部”张鸣岐,他在7月14日凌晨指挥民众抗洪抢险的时候,被一排大浪席卷而去;“爱国拥军模范”韩素云,她的股骨缺血性坏死症被叫做“新癌症”;还有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徐洪刚;他留下了一个勇斗歹徒的感人故事和一件血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人民崇尚这颗星》中把徐洪刚的故事娓娓道来,后来就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些虽未引起轰动但影响更加久远的事。例如7月5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经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随即由江泽民签署主席令颁布。共产党自从执政那一年开始谋划的这部法律,在历经四十五年之后,就此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其中一章规定了“五天工作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即使加班,每月累计也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且加班时间的报酬,在平常日子不得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休息日不得低于工资的两倍,国家法定休假日不得低于三倍。这些事实中有个明显征兆:法律不仅维护强者, 也开始保护弱者。所以这法律实行第一天,即有一万多件劳动纠纷有了诉讼依据。又比如你在受到法律保护的休息日里,打开收音机,可是你对徐洪刚其人其事早已耳熟能详,不愿再听,于是稍微转动一下旋钮,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音乐频道,就可以听到老狼用他那哀婉直白的嗓音唱出的《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摇头晃脑,低吟轻唱,一边透过窗户,看到都市街头的车水马龙,还有钢筋水泥之林,一边想到隔壁频道里还在播放的经世济困的大道理,就会觉得,这首歌的确是妙极了。它能大行其道,真是不可避免。一首歌曲能够流行,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情感在流行。说来也怪,那一年人们一边向前奔命,一边回头看,最流行的歌曲都是怀旧的,除了《同桌的你》,还有《涛声依旧》,还有《小芳》。一个中年男人,历经沧桑变化,却还留恋昔日情人,彻夜无眠。一个都市青年,分明已投入全新时代,却又想起当年落难农村时的邻家女孩儿。这都是那一年的流行情感。歌词直白从容,旋律婉约动人,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情缓缓流出。你可以听出来,那里面不是政治,而是人的本性;不是在寻找道德世界里的美好与崇高,而是在寻找世俗社会中的单纯与亲和;甚至也不是怀旧,而是在告别。 可是,这只不过是社会意识回归人性的最早雏形。既然是“雏形”,就少不了还有形形色色的声音。一篇批评“拜金主义”的评论获得了这一年“中国新闻一等奖”,但是发财致富的念头也受到鼓励。这个国家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也乐意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了。通货膨胀比1988年还厉害,也不再号召老百姓“过紧日子”。“中国今天买什么?”中新社的两个记者王湛国和刘磊写道:首先是“花钱买健康”,光是陕西就生产出了两千种保健品;其次是“花钱买教育”,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已经出现“北大家教”和“清华家教”的牌子,“考托福”也成了潮流。此外还有“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温情,花钱买包装”。你怎么理解都行———只要有钱花。可是有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说不清楚”。他们最苦恼的事情还是兜儿里没有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家官方研究机构前所未有地把热情转向普通人,有个课题就是“各阶层公众评说1994年国内社会问题”。陆建华执笔撰写的一份报告说,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确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是所有人中最多的。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也是所有人中最多的。政府官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认定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另外百分之六十二认为,自己即便没有下降,可也没有上升。几乎所有人都对改革的推进抱有积极评价,但却全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或没占到便宜。这真是奇怪!其实,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惟独在校大学生例外,他们的感觉正好倒了过来:对自己的处境最为乐观,却对“改革顺利推进”疑虑最大。他们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严惩腐败”,这一点同1989年居然如出一辙。要说过去五年来这国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恐怕就是这个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1）
像往常一样,四十六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 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八十五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压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两千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四十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做“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十九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二十七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五十万退休工人, 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一十九元失业救济,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二十七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 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两千六百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一亿八千万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百分之二点九,而是百分之二十五 ①。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允许把这样的观点刊登出来。现在,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直言 不讳地谈论失业,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舆论提到失业者,不把他们叫“失业”,而是叫“下岗”。“下岗”也是不便公开谈论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到劳动部门去询问那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官员,这城市里有多少“下岗职工”,他们准会说不知道。再到总工会去,结果也是一样。你走出来,到大街上去,找到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去打听,结果还是一样。她们也许会说出一个数字,却又再三念叨这不准确。不是她们在隐瞒实情,而是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登记的待业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民政部门是负责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发放救济款的,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完全没有收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失业者还得不到任何保障金。看病吃药虽说可以公费报销,可是他们都把发票锁在抽屉里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还没有着落。根据多年以后的一项调查,1995年全国的城镇有五百六十四万下岗者,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在领取救济金,比此前七年的总和还多六十万人。但这仍然只是贫困待助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两万多“下岗者”中,只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领到救济金。在河南,每一百个“下岗职工”中,只有四个人在领取救济金,此外有三十四人依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二十人依靠亲友接济,有四人依靠借贷和捡破烂,还有人沿街乞讨,还有人被迫卖淫,还有人偷盗。可是这些情况当时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你在城市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能够感觉到失业者与日俱增。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盘桓在这里,希望能碰巧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不说失业而说“待业”,理由是这些人的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假如这理由真的可以成立,那么“待业”就越来越像“失业”了。因为这些人去年平均“待业”还是四个月,到今年就是七个月了,其中“一年待业十二个月”的,在广州有百分之九;在吉林有百分之四十四。在湖北有百分之五十五。一年以前,每一百个下岗者中,有七十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可是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五十三人还能重新工作了。在一些小城市里,比如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泉州,情形好一些。这些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所以国家从来不肯在这里建设工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地的企业几乎全是私营的,职工原来都是农民,本来就把上岗下岗不当一回事。在江苏的苏州,市委副书记黄俊度现在最庆幸的事情,就是这里国有企业少,产业工人少。“国家的越少,负担就越小”,他对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这样说。记者听了不免感叹:“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可是那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情况正好倒过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或者英国的曼彻斯特,刘金芬居住的沈阳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很少有哪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比它更多了。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个中级和高级人才。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可是,过去越是辉煌的城市,现在也就越是倒霉。有如《沈阳城市史》的作者张志强所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 张志强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的所谓“悲壮”,不光指工业的色彩,也是在说这座城市的色彩,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色彩。“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在1995年冬天这样写道。工厂全都冷冷清清,工人坐在墙角下棋,就像乡下的农民坐在屋檐下面晒太阳。大街两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旧式建筑正在被拆除,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还有一座式样别致、规模很大的神学院。它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党的委员会大楼的对面。星期天出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也是在这一年,曾连续十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的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甲B。英雄末路上的最后一幕只有六分钟,那是与“太阳神队”的一战。终场前的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把旧时代的英雄送进了“地狱”。“太阳神”的主教练张京天,一个辽宁籍人,在胜利之后竟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2）
《中国青年报》的三个记者到那里去,想追寻昔日辉煌,盘桓两个多月,希望有所收获,最后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抛到美好的生活外面来了。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十二个半“下岗”了。劳动局安排不了劳动,只好安排这些人去放假,结果一下子就有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个人去休长假。这可不是现在人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处旅游观光、享受“假日经济”的那种“长假”,而是在家里呆着,或者在廉价的小酒馆里,在街头小卖部里,在医院里,在旧时朋友的家里。他们正在怀念他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正在反复抚弄着政府颁发的奖状,正在想方设法排遣无聊的时光,正在仔细计算怎样用那些下岗救济金支付全家人的生活,正在焦急地查看什么时候他们的“假期”可以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往往没有人听了,大堆大堆的报纸也不看就扔掉了,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场梦,杂乱无章,既清晰,又模糊。 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还有二十七万人连“长假”也没有,被通知“自谋出路”。韩寿华两口子就是属于“自谋出路”的人,他们去找居委会诉苦。根据当时在 场者的描述,这两个人“话未出口,泪已先流。一个劲儿求街道的老太太,‘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去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本儿。另外一个家庭更惨,两口子都没事情做了,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这些人二十多年前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年代里的那些“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自谋出路”了,贾桂敏是其中一个。此人原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又是市劳动模范,可是也下岗了。她灵机一动,租个摊亭,卖一点儿零七八碎的食品,还把“劳动模范”当做挣钱的招牌挂起来。那时候从火车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她的“摊亭”上有一幅醒目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人为了生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 历史并不总能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如愿以偿。她每发生一次变革———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倒霉。五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工人和农民是受益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差不多都倒霉了,现在是工人和农民走下坡路了。党的官员还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又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还说“贫下中农是产业工人的同盟军”,但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同的时候,总会依赖不同的人群。多年以后,政府终于承认,这些被叫做“主人翁”和“同盟军”的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中那些下岗的、失业的、待业的和背井离乡流落四方的,都是最贫困也最需救助的人,闹得不好,就会变成“活性炸药”。考虑到后来发生在各地的那些事件,这种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百分之四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可是从那以后直到 二十世纪结束的六年里,认定“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起来。“在城市中,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政治态度也是从这时开始变化的。在这之前,“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在这以后,那些自身利益相对受损的阶层“感到怀疑”,“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在这些精致的数据和推论中,可以悟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1995年是中国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善恶,这倒不是1995年才有,而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本性到这时候才有机会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信念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记者在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以后这样说,“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导报》总编辑莫新元也有相同的看法。“1995年是一个转折年”,他在多年以后这样说,“对,那就是一个转折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仓库里又装满了粮食,城里人用了三十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怎么 卖就怎么卖,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四十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四十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六百种商品供大于求。朱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至于是不是“商品过剩”,还有争论。有人说,不是这些东西太多,而是中国人吃得太少了。“我们的肚子都被饿小了”,一个学者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多吃一两肉,那就又要排队了。”这说法显然有道理,所以当时大家有个一致的结论:低水平下的商品过剩。不论怎么说,就从这一年开始,商品市场的风水转了过来,变成“卖家求买家”,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商品应有尽有,又很便宜,这让老百姓高兴,也让政府松一口气。在一番剧烈的跌宕之后,经济终于出现平稳发展的局面,政坛也是波澜不惊,右派们偃旗息鼓,“左”的人士暗地汇聚筹划新理论,但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卷土重来。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忙着勾心斗角,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动向,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 可是,让新一代人烦恼的事情依然继续着,没完没了,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有些事情变得更加危险了,而且这危险十之八九存在于自己的阵营里。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3）
如果腐败这个问题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那么1995年里有些事情就特别值得一提。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检察院的立案突然 增多了,有十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件,罪名差不多都和钱有关:受贿和贪污。二十四个省(军)级、二百七十九个市(厅)级、三千零八十四个县(处)级的官员被定罪、逮到监狱里面去服刑。官员级别越高,涉及的犯罪者越多,分别是:百分之一百六十六、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九,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公布这些数字时,用了一个通常是描述经济繁荣的词:“比去年同期增长。”所有人都能看明白,这是一些比通货膨胀率还要可怕的上升曲线。为了寻找犯罪证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小组在全国各地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黑龙江省有个人叫做朱胜文,身兼哈尔滨市委常委和常务副市长。由他掌管的各个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贿网,连接着六十七名官员。他本人则是这个网络中胃口最大的受贿者。在山东,最有名的人物叫胡建学。此人是泰安市的市委书记,是个外表文质彬彬、堂堂皇皇,内心阴暗丑陋的人。此人迫使麾下数以百计的官员,构成一个吹牛、撒谎、阿谀奉承、伪造政绩的独立王国。他命令统计局把全市四十亿元工业产值公布为二百六十亿元,把五亿元的财政收入报告为“十二个亿”。公安局向他报告一年发生刑事案件五千余起,他当即命令“改成八百起”。有些局长见此情形,不免犹豫,他就发出最后通牒:“不换数字就换人。”还把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拿去给宣传部,说是“公关费”,其实就是专门招待收买各路新闻记者,为他张扬政绩。在过去六年里,这位市委书记就是依靠这样的手段一路升迁。如果不是因为受贿罪行败露,他仍然是个前途光明的“党的后备干部”。很多下属明明知道他的劣迹,怀恨在心,却都在上级官员面前证明他是如何“优秀”。“胡大权在握,耳目又多。”泰安市政府的一个局长说:“如果投了反对票,被他查出来,将遭到可怕的报复。还不如说他点儿好话,让他快点儿提拔走!”胡在2000年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在他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人们都说此人欺世盗名, 死有余辜,但是法院认定的罪名只有受贿。 这些都是那一年暴露出来的官场大案,可是还有更大的犯罪活动潜伏着,没有浮出水面。广西有个人叫成克杰,也是从这时开始和他的情妇李平沆瀣一气,弄权受贿。胡长清这一年8月刚刚来到江西,当上了省长助理,就此开始他的“先后八十七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的历程。当然这一切都是后来揭发出来的,这两个人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批因贪污受贿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是在五年以后。而在1995年,无论是成克杰还是胡长清,都被当做优秀党员和优秀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侵吞金钱的野心,是以上级对他们的信任为动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都是一边仗权谋私一边获取更大的权力。成克杰后来成为自治区的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受贿的纪录也随着晋升的历程增加到四千一百零九万元。胡长清则是在他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之后,受贿骤然变得频繁而且数额巨大,按照检察官后来指控并被认定的事实,其非法收入“日进万金”。这超过了当时一个官员一年的薪俸。 赃款数额如此巨大,这在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心理上引起巨大冲击。仅就薪俸制度来说,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自从1989年那一次提薪以后,六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普通的公务员每月不过几百元,一个像成克杰和胡长清那样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千元。一个单凭薪俸生活的官员,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准。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仕途依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官员们在合法和非法之间,有着一块谋取利益的巨大空间。当日朱胜文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被捉进监狱里去,趴在牢中昏暗灯光之下,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收受的钱财都是过年过节和各种庆典时人家给的礼金和活动费,“这些虽不属于工资之类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违法的,应算是灰色收 入”。这话听上去有些可笑,但恰恰道出一些官员得以维系自己利益的关键所在。即使那些清正廉洁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官员,也难免沾上“灰色收入”。当时高级官员几乎都拥有配备专职司机的轿车,难免要让亲友搭乘,都在享受价廉物美的住宅,都不能避免用公款支付自己旅行和娱乐费用,在公家电话上说几件私事,也都享有免费进入名胜古迹或者观看一场演出的特权。此外,别人送来的一盒新茶、一篮瓜果、几包香烟、几瓶好酒,几本新书,也都使官员的实际收入在无形中扩张。只是大多数人小心耕耘“灰色地带”,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避免越轨陷入法网。问题在于,法网本来漏洞百出,所谓“灰色地带”的边缘又很模糊,宽严虚实总因时势不同而有变化,其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常情。河北省有个人叫平义杰,身兼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通晓法律界限,不肯公然受贿,但却使用公款长期租用高级轿车和无偿使用公家物品。“这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可是与常情相悖太远,”一个记者这样说。这一评价虽然并不堂皇,但却更加中肯,也更加符合实情。 有个故事就最好地说明了官员的“灰色地带”能够宽广到什么程度。山西省有个人名叫田玉明,身兼平陆电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二职。由他掌管的这家工厂,其实就是他和一群官员的钱柜子。根据后来的调查,在1994年1月到1995年9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这个人以公款支付自己的吃喝费用共计八十一万元,相当于这个厂两百个职工的年收入。工人们啃着冰凉的干粮,斜眼望着书记那美食堆积如山的餐桌,对一位记者感叹:“他的肚子怎么就装不满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贪污公款两万元的行为败露,这家伙的肚子是永远装不满的。一个官员肚子里的酒菜再多,也不会垮台,可是他那个由山珍海味构成的王国快要倒塌了。他的王国地处山西南部一个贫困县中,根据中央电视台记者柏杨的报道:政府花 了巨资建设这个电厂,这在当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投产那天,剪彩仪式轰轰烈烈,山上沟底都是人。人人都说这是平陆的希望。可是不过两年半,成千上万的平陆人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这电厂每周亏损两万元,四千三百万元固定资产只剩三千多万元。其余那些都变成了一堆发票,留在会计手中,上面写着: “红塔山”五十条,计六千元。“红中华”两条,计四百元。 “五粮液”六瓶,计一千零八十元。“飞天茅台”二十四瓶,计七千二百九十元。 …… 人们看到这些,又惊又怒:“平陆电厂就像是唐僧肉。”可是田玉明被逮捕以后说:“我认为我本人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这个企业搞好。我确确实实是这个想法,也是这么去努力的。”这话是为自己开脱,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说自己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表明很多人并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如此,因为美食佳酿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润滑剂,也是商场和仕途的通行证。有如当时一首民谣:“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 官员依靠薪俸之外的利益维系其生活水准,在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中,不仅为制度所允许,而且是制度本身的一部分。它在90年代中期突然尖锐起来,以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缘于某种必然的逻辑。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向前推进,私人财富的积累开始分化,官员薪俸虽有增加,却无法追赶这种进程,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又有极大的等级差别。多数官员的生活水准本来居于社会上层,现在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超过自己,诸如别墅、轿车、电话、飞机头等舱、火车软卧包厢这类东西,本来只 有高级官员才能拥有,现在也被别人分享。官员们若要在物质方面维护自己原来的位置,除了在黑白之间寻求回旋余地外,别无他法。 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下子通过七个法律。报纸上评价这一事件,说是“开创中国立法纪录”。仅就数量来说,的确如此,可是党的领导中枢显然认为还是太少,还有必要颁布更加具体的条文来约束官员的胡作非为。5月24日,中南海向数百万党的官员发出文件,命令他们每年两次申报自己的收入。差不多同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颁布若干禁令,要所有官员严格执行: 不准违反规定建私房。 不准违反规定参加集资建房。 不准违反规定使用军警车号牌及外籍车号牌。 未经批准不准用公款和单位车辆学习驾驶技术。 不准参加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的娱 乐活动。 这些禁令在当时被叫做“五不准”,人人皆知,但是它并非中纪委的新创造。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五不准”。 一个是1994年的“五不准”: 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 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 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 汽车。 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 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不准利用本人及家属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 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此前还有一个,是1993年的“五不准”: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 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看了这些,你就不得不承认,在全世界所有政党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给自己定了如此多的纪律,又如此无微不至(如果再把党章和此前几十年的规定翻出来,你还可以发现,共产党员要遵守的规则数以百计)。 禁令越来越多,可是仍然不能阻止官员们继续成为“灰色地带”上的耕耘者。有人说这证明官员的犯罪越来越多,也有人说这证明党组织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但是不论说什么,大家都相信漏网的要比抓住的多。老百姓众口相传的很多描述官员腐败的故事,在这一年忽然变得尖酸刻薄起来,有些挺滑稽,有些还带着恶意,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把官员全都拉出来排成队,挨着个儿枪毙肯定是有冤枉的,但若隔一个杀一个,那就肯定有漏网的。”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4）
这是明显的夸张,但这话里包含的情绪是真实的。官员们让百姓骂成这样,的确值得深思。不过,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不是被拉出去枪毙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枪毙的。这一年4月4日,他带了一支手枪,爬上京西群山之中,自杀了,陈尸在一片烂漫的花草中。市民一阵悲伤之后,才发现这位副市长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贪污取财二十五万元人民币和两万美元;挪用公款一亿多元人民币和两千五百多万美元,其中一千三百多万美元再也无法收回。除了这些罪行外,他还动用公款为自己营造豪华别墅,为情妇购买高级公寓。尉健行后来说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骇人听闻,触目惊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案件中最严重的”。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他的背后必有更大的罪犯,有可能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警方开始也有这种怀疑,但是后来汇集种种现场证据,认定他的确是自己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不过,“背后必有更大罪犯”却被不幸言中了,那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4月27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台基厂大街、北京市党的机关大楼里,来了两位常委。胡锦涛和尉健行。前者宣布王宝森一案的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所以中南海已经批准他引咎辞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委和委员。后者当即接任陈的所有职务。陈 没有到场,他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隔离审查了,不仅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连向他的下属道别的机会也没有。 陈这个人,是党内腐败之根在90年代阳光雨露中成长壮大的经典之作。他在60年代以前是北京市政府的秘书,练就一身官场进退的技巧,知道什么时候点头哈腰什么时候趾高气扬,在80年代末期是平息“北京风波”的总指挥,懂得在政治角逐的关键时刻,怎样像高明的赌徒一样下注。其发迹的奥秘,乃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谋取自己的利益,有如当时北京市民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小金库”。其沉沦的原因,又是他的仗权谋私和飞扬跋扈超过了党能够允许的范围,因而构成了对整个党的威胁。 反对陈的人,把他看成一个恶棍,怎么惩处都不算过分,甚至说这个人应该被枪毙两次。这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城里很多人的想法。可是在他受到公审的那些天里,也有一些人替他叫屈。他在法官面前始终昂首挺胸,故意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言谈举止看上去不像罪犯,倒像是一个官员在向他的下属做报告。很显然,他想给人留下这不是刑事审判而是政治审判的印象。“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用不屑的口吻对法官说。检察官当场出示他的受贿证据,可是,在旁观者看来,这却适得其反:“比他贪的官有的是,怎么就抓了他呢。” 陈是迄今为止因经济问题而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报纸上说这是党反对腐败的重大成果,预示着党风将会好起来。大多数人赞成党清除陈希同这样的人,可是并不认为这件事对党风好转具有那么大的价值。腐败是这个世界的通病,在任何制度、任何党、任何价值观念之中都不可能彻底避免,但是在中国,腐败却有其独到之处。对于这个政权最具腐蚀作用的,是那些既不违反国法也不违反党纪的行为,它们无法归入“大案要案”之列,却能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无所不在,乃至大多数人都会 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选择。1995年的秋天,葛维连成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安徽省蒙城县的一个农民,成名的原因是他善于养牛,还因为他的家碰巧住在三○七国道边上,距离县城不到一公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使他贩牛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当地官员来说,这给他们提供了表明自己政绩的最佳机会。 这个农民的厄运就是从官员们对他的格外关怀开始的。某一日,县委副书记刘政新亲自来到他家,告诉他全国第四次畜牧工作会议要在当地召开。葛维连的牛数量最多,个个体大肉厚,自然成了当地官员关注的对象,他们决定把所有与会者拉到这里来参观。 秋高气爽,正是黄牛的成熟季节,市场上卖价又好。可是刘政新告诉他,上级已经决定,他不准随便卖牛:“你是养牛专业户,首先要体现出你的养牛数量,这是我们的根本。”凭借着一点点原始的政治智慧,葛维连已经明白,刘说的“我们”不是他这个农民,而是当地政府的官员们。他养牛的目的很单纯,只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在官员们眼睛里面,那些牛不是钱,甚至也不是牛,而是他们的政绩。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有一大群牛在他们眼皮底下跑,“因为牛少了,参观的人来了就不好看了”。 可是那些天来买牛的人特别多。买主大都是临县的干部———村支部书记们和乡党委书记们,而且不惜重金。葛维连心知肚明,向他买牛的官员和不许他卖牛的官员,其实有个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上电视,给人参观的。”他说。他不管这些,看到人家出价好,当场卖了二十四头。 “二十四头牛都是个子又大,屁股又肥的,是最好看的。”葛维连后来回忆道。栏中有一千二百六十头牛呢,少了这几头,希望能够瞒天过海。可是这些牛现在头头都系在官员的心上,哪能 瞒得住呢?第二天,刘政新书记来了,顺着牛圈数牛,居然看破隐情。当即斥道: “你为什么要卖牛?全县就你一个葛维连不听话。” 这时候葛才知道,原来不能卖牛的人不只他一个,是全县的农民。可他仍然嘴硬:“你当你的书记,我当我的老百姓。我养牛。我管他开什么会!” 刘书记走了,把一句话甩在身后:“咱走着瞧。”这让葛维连心里发毛,转身跑出去买回二十四头牛。他满足了刘书记“要求”,赔了两万块。“不赔你怎么搞呢”,他后来说,“他们老是转过来,转过去。” 官员们重新燃起对葛维连的期望,可是他们的期望越大,葛的处境就越是危险。他们觉得他的养牛场太小,只有十亩,不够气派,于是为他在公路边选择了一块土地。葛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 期,必须在二十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十八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做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十六万元,征地三十四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一百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不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6）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四百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一百零八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十二名落水者挣扎五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 “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求情。 “不行就是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把电话挂了。“糊涂”的黄领着几个落水者的妻子到处奔跑,寻找拥有权力的官员,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找到企水镇的副镇长冯亚生,找到了镇党委会的陈副书记。陈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惟一替遇难者着急的官员,可惜他说话不算数。他找钟副局长去求情,没有用,找到渔监站站长黄其林,还是没有用,于是又找到了钟进的顶头上司、正局长关祥。关局长也是雷州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可是他说不能越过钟副局长下令开船。下午3点20分,在 村民一片哀求声中,船长冼亿康的传呼机响了起来,那是钟副局长下达的最后命令: “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 冼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不用起锚了。”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一具尸体被冲进港湾里来。绝望的人们离开“G905号”,沿着海岸去寻找他们的亲人,他们找到了另外11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一对父子。 一个名叫林炜的记者后来详细揭露了此事过程。牵涉其中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钟进和冼亿康首当其冲,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收监。另有局长关祥、站长黄其林、副大队长陈光星、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三个副镇长冯亚生、陈沛和邓碧华,也被处分。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求救者,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袖手旁观的种种情节。就像人们在评论“周永臣之死”时说的一样,现在人们都说,吞噬了那些渔民的不是风浪,而是官员对于百姓的麻木不仁。 但是这些官员并不这样看。“局里考核的惟一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要挨罚,扣发奖金。”黄其林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陈沛则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因为他那天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上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干部,中午开车去接人大主任梁发明,下午陪上级来的干部下乡了。还有雷州市党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陈永平,面对记者的询问,愤怒地谴责钟进和冼亿康,说他们的行为“令人痛心”,“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又说他出事那天正在向上级市委汇报工作,次日到了广州,两天后参加省委扩大会,提前去是“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忙得一塌糊涂,直到7月25日,也即他属下十二个渔民死去两周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又二十天后林炜坐在这位陈书记面前,希望从“第一父母官”的身上找到一点对弱者的同情,可是却意外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百忙中腾出一点时间去看 望受难者的家人。“面对一群这样的官,”林炜回到北京后对他的读者说,“别说死了十二个人,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 期待琼州海峡的这场风浪吸引北京的目光,是不现实的。这个夏天,首都一派歌舞升平,街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交通堵塞,食品充足,物价平稳,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反而更加忙碌。他们正倾全力应付当务之急。至少有八十四批外国人等着他们接见,有五十四个国家等着他们去访问,还有政府的会议等着他们去指示,地方官员等着他们去巡视,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下层百姓中的失业和贫困,国有企业改革的欲快不能,经济“软着陆”的时间表,这些都是中南海面临的大问题。除了这些事情之外,1996年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台湾海峡了。三年前汪辜会谈时的那种祥和气氛荡然无存,转眼间似乎就要兵戎相向。 新华社接连三次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向海峡发射导弹。3月8日至3月15日是第一轮,这还没有完,3月12日至3月20日,第二轮就开始了。接着是第三轮,3月18日至3月25日。军队的行动一向是高度机密,报纸上不得不提的时候,也是把演习说成“训练”,把发射导弹说成“运载火箭实验”。可是这一次,政府一点也不隐瞒,导弹还没有打出去呢,全世界就知道它们将落在哪里。新华社的公告说,导弹指向“北纬二五度五○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分,北纬二五度三二分、东经一二○度二四分,和北纬二四度五四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六分,北纬二五度一二分、东经一一九度二六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 华盛顿的军事专家们在地图上一看,发现那片“海域和空域”与台湾近在咫尺,觉得这分明是一次“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不免紧张。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立即召见中国大使李道豫,说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又耐下心来等了一天,发现北京对他说的“严重关切”置之不理,感到外交 努力不会有结果,就宣布派出一支特混舰队,由“独立号”航空母舰带领着,星夜兼程驶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外交对抗似乎正在演变成军事对抗,一触即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全都紧张万分,分秒必争地弄清了解放军的装备———苏—27战斗机、“基洛夫”级潜艇、“旅沪”级导弹驱逐舰、“江卫”级导弹护卫舰、C—300防空导弹、M9机动式弹道导弹、039级常规潜艇,还意外地听到张万年上将的一句话:“我们将要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张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最重要的将领。军队统帅中,除了江泽民,就是他了。他这样一说,把五角大楼里的情报官员吓了一跳。他们赶忙跑去向国防部长佩里报告,说“独立号”航空母舰孤军深入,面临危险,要求增援。佩里于是让太平洋舰队的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开过来,还命令驻扎在海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移师西向,和“独立号”会师。这些部署完成后,他信心十足地对国会议员们说:“北京应该知道它固然堪称是一个海上强权,但美国才是全世界最棒的海上强权,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海军,别人最好不要忘记。”佩里说完这些话,他那“最棒的海上强权”已经到达台湾东面一百一十海里的海面:两艘航空母舰、三艘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此外还有至少六种飞机———F—16战斗机、“大黄蜂”战斗机、“入侵者”攻击机、“北欧海盗”反潜机、“鹰眼”预警机、“海王”反潜直升机。这可是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以来开到这里的最大一支美国军队啊! 美国军队一向是美国人的骄傲。“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威廉·曼彻斯特曾经说,“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没有输过。”可是,随便哪个中国人也都可以告诉你,美国军 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越南战场。在中国军人眼里,美国人都是既怕苦又怕死的“公子哥儿”。他们从小受的就是享乐主义的教育,把人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嘴巴里嚼着口香糖,脖子上吊着十字架,一边看着女友的照片一边打仗。不错,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中国军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早就知道那些装备,每一样都比自己的速度更快、火力更强,中国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人过去一向认为,那些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毛泽东曾经轻蔑地说过的,是“纸老虎”,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精神力量,可是在目睹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后,他们开始对那些先进武器刮目相看。“你还没有看见人家,人家的导弹就打过来了。”一位退了休的空军将领这样描述“F—16”的性能。他在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是中国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在短兵相接的空中格斗中,击落击伤九架美国飞机。这一纪录前所未有,以后也永远不会被打破。因为新一代空军飞行员都知道,现代空中的两军对垒,再也不会有“短兵相接”那样的情节了。“没有冲锋陷阵了,没有刺刀见红了。你连人家的影子还没有看到,仗就打完了”,一个身材瘦小的海军大校这样说,“就像海湾战争中萨达姆遇到的情形一样。”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7）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8）
尽管国会拿人权问题羞辱北京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他们在台湾问题上却取得了进展。华盛顿的对台湾政策出现了变化。最初的迹象看上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1991年11月以强硬态度协助台湾参加在汉城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是第一个迹象;支持台湾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是第二个迹象。到了1992年,事情愈发严重,也超越了经济的范围。布什决定向台湾出售一百五十架F—16战斗机,这引起中国军方的高度警觉,他们说这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先进的战斗机,其实还有比“F—16”更重要的一笔交易也在同时完成,那是四架更为先进的“E—2T鹰眼式”预警飞机。后者单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前者的四倍半,就其技术来说,则明显地提升了台湾的空战能力。北京愤怒地指责布什为了自己连任总统,不惜背信弃义,违反中美之间“三个公报”的原则。一个名叫郑剑的中国学者指出,布什已经 “走上了盲目迎合选民需要的道路”。还相当具体地指出,得克萨斯州的著名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因为飞机订单减少正在大批裁减工人,“伤透了美国人的心”,而这正是布什总统的大本营。华盛顿则否认北京的指责,还引用“台湾关系法”为它的决定辩护。他们轻描淡写地对中国人说,台湾现有的战斗机———“F—5”,都是些过时货,美国已经没有那种飞机的配件了。其实,导致布什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原因没有那么简单,既不像北京说的,也不像华盛顿说的,而是另有缘由。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李登辉挺会争取人心。他有韧性,有耐心,还能忍辱负重,甚至还把不能离开座机的尴尬遭遇转变成美国国会议员对他的同情。他手上摇着两张牌———“北京风波”和“台湾关系法”,据说腰包里还揣了五百七十万美元,在美国到处游说。中国从苏联购入一批SU—27战斗机,这给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个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的理由。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军售是惟一能够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办法。更何况还有欧洲人呢,由于过去十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让台湾满意,所以台湾已经从荷兰买了潜水艇,现在又要把战斗机的定单投给法国了,这是美国军火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举出这些情节就可以证明,在中美关系这架三角天平中,台湾虽然是力量最弱的一角,却有相当多的机会争取美国舆论,组织利益集团,影响白宫,寻找华盛顿政策制定机制中的每一个缝隙,为己所用。 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在北京看来不是一个好兆头。中美关系本已麻烦重重。此君又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总统,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他的前任,更没有一点感情的联系。在与中国的这场博弈中,布什始终认为“人权”这个棋子不能奏效,克林顿却说这证明布什“太软弱”,还拿“同中国共产党人做不妥协的斗争”来表明他将采取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国会里以“人权问题”为筹码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终于促使克林 顿在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如果北京仍想得到最惠国待遇的话,就必须满足华盛顿提出的与人权有关的条件。新总统显然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民族,有如二十年前的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将它作为朋友对待,它真的可能成为朋友,但将它作为敌人对待,它则一定会成为敌人。” 分清敌友是政治家的事,商人们不管这个。他们眼看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两千三百亿美元的贸易额,还有那个拥有十三亿消费者的深不可测的市场,这让他们相信美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说起来真是奇怪,共产党本是穷人的政党,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可现在,一听到克林顿给对华贸易设置障碍,美国的工人就大快人心,资本家就心里难受。那一年,欧洲一些国家到处张贴着一幅“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的宣传画,美国的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且成功地让总统相信,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并非明智选择。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收回成命,宣布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这表明,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商业实用主义终于战胜了“美国价值”。 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是90年代中美关系的两个焦点,此起彼伏。当年发生在老总统布什身上的事情,现在要在小总统克林顿身上重演了。白宫在人权问题上收回成命之后,试图在贸易和军售方面靠近台湾。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克林顿政府每年都在悄悄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但是直到1994年夏天,克林顿还没有决定在政治方面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这叫国会中的亲台议员很不满足。根据郝雨凡教授的叙述,一个名叫姆考斯基的参议员把这些人集合在自己麾下,想方设法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而且立竿见影。这年9月,白宫批准一项法案,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使用“台北”字样,允许白宫高级官员访台。为了让此事 更有法律根据,参议院开始考虑对《移民法》加以修正,参议员杭克·布朗的一个提案也在一个月后获得通过。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看来是专为李登辉踏上美国领土而设计的:台湾总统或其他高级官员申请访美时,应获准进入美国。 北京的深秋细雨连绵,人们一如既往地庆祝国庆日的到来,法新社记者描述这里的情形:“坏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临近岁末的时候,北京的剧场里上演了一出话剧,名叫《商鞅》,观众中有个人是副总理朱基。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一样,这个人也特别爱看传统的中国戏,比如京剧,还能连拉带唱,就是很少看话剧。但是那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就去了。剧情说的是,两千年前秦国宰相商鞅以惊人勇气推行改革新政,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这故事他在读书时已经知道,此后又有无数人在他耳边提起,那时只是慨叹,现在以古衡今,竟有一种强烈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免伤心。那些陪着他看戏的人,忽见这位“铁面宰相”脸上淌着老泪,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就发现这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的意味。“看来我们的话剧有极大震撼力。”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得意地说,“大家快来看吧。”另外还有人发现了更多的含义,上海一家小报把这件事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结果人家把舞台上的那位宰相忘了,都在议论现实中的这位“宰相”。他们说这是“今日的改革家在为昔日改革家落泪”,还说“历史证明,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 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未免夸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位副总理所遇到的巨大压力,是他的强硬的改革主张造成的。1996年夏天,三万四千家国有企业 ①的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每卖出一元的东西,只得利润九厘钱,这是历史最 低点了。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倍,第一次超过了利润。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亏损最严重的行业———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纺织品和轻工业,差不多都是昔日的赢利大户。7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阴雨绵绵,把人们的心情也搞得愁云惨淡。吴邦国副总理在河南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产销下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额上升,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这局面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因造成利润下降?是总需求增长放慢?还是国有工业的结构和制度有问题?很明显,买方市场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不利于企业的价格垄断,但是这仍不足以解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因为民营企业的利润始终在顽强地增长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参照。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说,“三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竞争给予国有企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说明很多问题是国有企业作茧自缚引起的。“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当时中国企业的时候说,“利润的恶化揭示了国有企业在补贴和不完全改革掩盖下的不利地位。”会计制度改革增加了折旧费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了养老金和医疗费用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改革增加了工业原材料成本(例如粮食和棉花价格);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令贷款的实际利率由负转正,也让企业享受多年的隐蔽利息补贴大大减少、账面利润相形降低,后者在过去两年曾因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被人为扩大。 到了秋天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录中,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朱基和吴邦国。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忍不住开口说话了。这个人在前台的时候也不多说 话,人家问他有什么说的,他就说“如履薄冰”,自从退到后台,就更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年他跑到辽宁,一路走一路说,“国有企业改革十分紧迫,时不我待。”那些地方官员都对他叫苦,说这个难那个也难,他把手一挥,强硬地说:“不要顾虑太多,要加大力度,晚抓不如早抓。”中南海的心情之急切,于此可见。相形之下,倒是与这件事情关联最甚的企业领导者,大都有些麻木,或者说是在消极地应对。他们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就发现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开出的药方多得不计其数: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优化组合、租赁、拍卖、托管、股份制、企业集团、资产重组……每开出一方,便说取得了巨大成绩,连一向以批评政府为能事的“右派分子”刘宾雁,也曾为此欢呼“好,活了!”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效益日愈减少,亏损日愈增加的局面。现在开出的这剂药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说得天花乱坠,经理们却在暗自发笑。他们说:“过去毕其功而不能胜一役,今日焉能一役而毕其功?” “铁面宰相”看出这个门道,于是改变策略,打算步步为营,把“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两年期限延长了:原是要在1996年结束的,现在要经过整个1997年。这叫很多人意外。中国人执行计划,一向是“提前完成”的,极少有“延期”的事情发生,即使由于种种难言之隐不能如所期待地实现目标,也多是不了了之,不会公开说出,可现在朱基却到处说。“当初他有一百条理由加快”,国务院里的一个官员这样说,“现在他又有一百条理由延期”。他看出那些基层官员对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着笑容,口口声声要他指示,其实心里各怀异志。从他们嘴里跑出来的辉煌数字,也大有疑问。倒是原安徽省省长王郁昭说的“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还有民间对联“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欺上,层层渗水,水到渠成”,给他极大震撼。这让他明白他之所谓“铁腕”,其实从来就要打折扣。比如他曾下 令,一个项目也不要再搞了,“都是重复建设”。可是没人理睬他。有一次他被逼急了,在大庭广众演讲的口吻竟好像他已不是政府的官员:“他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说是“不行”,也只好如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他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毫无疑问,他是90年代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他清楚地了解那时候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朱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这和他的浪漫幽默形成对照。他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拉扯在一起。比如有的领导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我们细检这位副总理当时种种言谈,就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话。只有一次,他说他想起回答一下“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这个问题,然后说,1991年他到北京来的时候,私营和外资企业不到百分之十。而现在,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了。“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麻烦来了。就从这一年开始,对他不满意的声音一下子强烈起来。自由主义者说他“独裁”,是在“偷偷摸摸地复辟计划经济”,保守主义者说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那口吻就像当年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样。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的股民也在骂他。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种骂声推向高潮。文章要老百 姓注意股市风险,当即就有一阵狂飙卷了过来,深沪股市全面下跌,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当场撕烂《人民日报》,大家都说这样的文章非经朱基的批准是不可能见报的,所以就编出一句新话:“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后来说,他对什么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说法不高兴,还说,什么“猪市”,分明“骂人不带脏字嘛”。可是他不高兴也没办法,人家照样这样说。 这是怎么回事呢?三年半前,人人都担忧经济失控,看到此人出山来搞“宏观调控”,就觉得来了救星,不论他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现在和那时不同,就在于他把中国的局面扭转了,他所以挨骂,正是因为现在经济形势缓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降低了四十九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下降了百分之二十。银行的不良债务减少了两百亿元,又开始向外贷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供过于求;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四百五十亿公斤,前所未有。再等三个月,他就要宣布,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 老百姓对官员的印象也变了。他每次讲话,总是有人鼓掌,有人喝彩。从前常见的官员在台上演讲、下面打瞌睡的事情没有了。“人们又开始听总理讲话了,”国务院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很开心。”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听众有六千人。大家看他正襟危坐,以为他要说什么大道理,不料全是地地道道的“朱式”语录。“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多,没有不多的”,他得意洋洋地说,“统计局的人对我说,粮食多得仓库装不下了。我说,没关系,现在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好了。” 可是他却没有说,政府正在靠借钱度日,寅吃卯粮。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亿元,也是前所未有。每一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二十元是向国民借来的,其中又有十元被拿去还了老债。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1）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愈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 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革”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了。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五十米,宽四十米,绕院子一圈是一百八十八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 程,匆匆赶回京城。 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一百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一千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秩序有些乱,不过,不是要闹事,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报纸上的消息说,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公开选拔高干”的最大动作。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贴着一纸告示。上面说,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四十五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殿内展台密布,全都编着号码。“第7号”是市政府办公厅,“第12号”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主任叫韩铁城,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副局长的职位有五十七个,报名者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人(包括一千零二十个大学本科生、一百六十八个硕士和五十九个博士),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它的开头一句说:“年龄是个宝,学历不能少。”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都是一样,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在接下来的考试中,三十三岁的周茂非对一个试题的回答,就最好地证明中国社会中已经改变和还未改变的东西,是怎样精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周是毕业于长春邮电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是邮电部北京通信元件厂常务副厂长和高级工程师,现在他告诉 主考官,他希望担任北京市侨办的副主任。“好吧,现在你当侨办副主任”,考官对他说,“有四件事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同时办:第一件事是市里领导和部委领导来我们侨办视察,其中还有一位是你原来的老领导;第二件事是一位处长遭车祸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外商来谈判,你是主谈;第四件事,有一个急件送到你手里,要你阅处,现在你怎么办?” 周茂非把眼珠子一转就明白了考官的用心:官场行事的要点在于滴水不漏,而不在于轻重缓急。于是说他首先要去跟老领导见面问候,很虔诚地表示欢迎,委婉说明已和外商有约在先。在赴外商之约的间隙,他将紧急处理那个文件,当然也不会忘记,在这些事办完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处长。 当时文化宫考场的话题形形色色,问者煞费苦心,答者也挺机智,可惜很少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那个春天,人们谈论的事情真是不少:改革何以没有更快地推进;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意见;国有企业改革的苦无出路;城市失业问题;农民流动问题;正在出现的新贫困;农民利益的被侵犯;腐败问题;人口过剩问题;资源紧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问题;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海南建设中的工业污染;深圳空难;河南煤矿爆炸;北方大旱以及南方暴雨成灾;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了韩国大使馆;十五大谁去谁留;九十五岁的彭真去世;戏剧家吴祖光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说,陈希同“应当被判处两次死刑”;还有国有企业的“穷庙富方丈”和“富庙穷方丈”。这后一个话题是赫赫有名的“烟王”褚时健引出来的。头发花白的褚时健因贪污被捕。一年以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服刑于云南省第一监狱。他的“晚节不保的悲剧不 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辩护律师马军在法庭上这样说,还当场算了一笔账:褚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十七年,烟厂利税总额八百亿元,而他十七年的全部总收入约八十万元,其比例是十万分之一,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马军意味深长地辩护道,“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 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的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九十三岁的老人又挺了十二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惶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 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另一个人是黄琳:“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就又哭起来,“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2）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3）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4）
这样一算,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有两千多万人了,所以这文章的题目就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文内有个结论: 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你看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北京人在私下都把它叫做“万言书”。在中国,一篇文章如果有了这个称谓,不仅因其篇幅浩大,而且更因它的内容以政治为要旨,有着上达天庭以影响国策的明显动机。比如1895年康有为率领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举人签名呈递光绪的“公车上书”、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1959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都是属于这个性质的事件。可怜眼前这“万言书”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为己任,却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打印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有意思的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香港刊物,保守主义者一向视他们为魔鬼的,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却只有他们温情脉脉地伸过援助之手,让“万言书”有机会在香港刊行。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几十年里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舆论工具,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所以只好跑到境外去表达自己。现在这办法竟轮到“左”的人士使用,看来 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 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 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江的讲话全文两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四千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的人士指责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月最后一个星期,岭南天空阴云汇聚。临到30日,星期一,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一场小雨纷纷下了起来。港英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提前下班,午后便都打道回府了。路上湿成一片,夏日深灰色的阴霾笼罩着中环半山腰亚厘毕道上的港督府。自从它的首位主人———第四任港督宾宁住进去以来,这座二十五万八千平方英尺的英式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有一百四十二年。到1997年6月30日下午4时10分,第二十八任港督彭定康携妻牵女出席“告别仪式”时,整个港督府早已蜷伏在漫漫的雨水中。“告别港督府”是即将举行的一系列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导演的“香港喜剧”的终结。一切都蒙着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场,新的执政者———正式的说法叫“首席执行官”———董建华,正在维多利亚湾畔的会议展览中心,迎接中国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这一边,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督辕前的高台上,仰天闭目,一言不发。雨还在不停地落下来,落在他的白发上,落在他的西服上,落在他周围的草坪上,落在门廊外面缓缓降下的港督旗帜上,落在高台前沿那一群轻轻吹起“日落号音”的号手身上,也落在女儿丽思的脸上。这女孩子一直哽咽着,抑制不住两肩的颤抖,泪水和着雨水,掩面长流。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8节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6）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1）
朱基与民心向背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十五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 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百分之三十,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基,情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九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绝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二十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五百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三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 好地在煤渣胡同三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著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一百四十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二十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 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二百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三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二十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 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 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去年那样增长百分之二十,但百分之十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百分之十”?分明是个负数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2）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二十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二十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做“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四十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 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三分之一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九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 也挺贴切。朱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二千八百九十张选票(有二十九个人反对他,还有三十一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两千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时40分,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 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基的“”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点,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 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做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基!基!旧基,铸新基。”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三百二十三点。 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十年之后,现在目睹80年代以来又一个革新政府就要开张了。《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只有朱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好话的,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基的魅力:“风趣”、“幽默”、 “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大度”、“有气魄”,“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有一种大将之风”。另外一篇文章说,“他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基的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惟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3）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4）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一千三百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六十九家日本公司捐出二亿七千万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 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七十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著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北大校友,诗人李瑛,也在为自己脑子里的圣地唏嘘:“北京沙滩的红楼,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课堂,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纪念地,楼后有一广场,我读书时称‘民主广场’,后改称‘五四广场’。”写完这几行字,觉得心中仍有无穷感慨,于是写诗云: 红楼,对于我 你永远是一片红云 在呼啸中燃烧 在掣动中飞奔 不淡、不散 映透我凄苦的青春 广场在这里,我们点燃营火营火中倾听真理 在这里,我们聚集旗帜旗帜下呼唤明天 你教给我一种精神一种崭新的思想和观念你教给我以科学和民主创造和谐的新秩序和人间你教我为追求自由和真理赴死比生命更灿烂 之后,我从这里系紧鞋带,出发。过去一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里出发了,但后来的事情却表明这些人走向了不同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北大的代表,而他们心中想的却又相去遥远。“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定论,到了江泽民这一代,争论仍然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公开更加尖锐,每逢5月4日,就要涌到表面上来。出自北大的那些文人,大都倾向于以“自由”和“民主”来解释北大精神,就像李瑛诗中那一片“红云”。但是政治家们总要高瞻远瞩些,他们看出这所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价值,其精神也极有可能跃过学校的院墙,成为国家精神的先导。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那些容易诱发不满情绪的政治概念,将北大精神纳入爱国主义,顶多再加上一个“科学”。这成为官方媒体不断张扬的 意识。 但是,不同意见还是不断冒出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增加了,我对此高兴。这是很大的改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说:“同几年前相比,辩论的水平,出版物的性质都显示了开放性的大大提高。”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也在旁敲侧击:著名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必须国际化”。这些话说得委婉,但却是在明显地表达另一种观点。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做是对主流意识的补充,而非截然对立的异端。直到一本书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所谓“北大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受到正面的并且强有力的挑战。 书的名字叫《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里面全是过去一百年来杰出人物阐述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字。封面黑底白字,有如茫茫夜空中一道道银色闪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几个别出心裁的文人制造的一个“黑色幽默”。书是刘军宁主编的,此人是90年代年轻人中惯于自说自话的典型代表。为之作序的李慎之,则是老一代人中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序言虽然是在谈论一个学校的传统精神,但却极为强烈地掺进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 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 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 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 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八千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 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三千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九万八千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十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三百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9节 朱 基与民心向背（6）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六十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三百个部长和副部长、一千九百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三万工作人员减少一万七千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①。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三千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 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①。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六千万,官员集团不过由七千五百人组成;公元十四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一万七千二百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三点六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二百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二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二十三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 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明代:2900∶1 1949年:297∶1 1994年:29∶1 这一新闻有个大字标题:《三十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可见咸丰所谓一县官吏“盈千累百”,与今日相比乃是“小巫”。 现在到了1998年岁末。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是险象环生,好在都过去了。长江特大洪水安然流过荆江、皖江,经下游进入东海。亚洲金融风暴的破坏力也开始减弱。尽管吴敬琏还在警告“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既得利益已成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不过,朱基在九个月前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毕竟兑现了。这让亚洲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为之称道。 前述“万言书”的匿名作者之一终于站了出来,原来是《当代思潮》那位总编辑。他把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起诉《交锋》的两个作者和今日中国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者”们批评它给江泽民树碑立传,国内的一些人却在批评它对江泽民恶意攻击。那位总编辑属于后者,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了一连串尖锐批评《交锋》的文章,眼见没有产生期待中的效果,于是转而诉诸法律,说《交锋》未经他的许可就摘录发表他的文章,是侵犯了他的著作权。 意识形态的争论发展成为一场法律诉讼,这是1998年年末一件有趣的事。11月26日,“万言书”与《交锋》之间的一场官司拉开了帷幕,地点在南三环路边铁匠营胡同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发动了诉讼却没有出庭,只把被告、庭审法官、记者、一大堆旁听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师留在法庭上。代理律师期望以法律手段来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可是法官却说,法庭只裁决是否侵犯著作权,不评判意识形态的是非。一个记者听了这话当场感叹:“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时代这么一变化,“万言书”的作者就有麻烦了。一审判决以法庭驳回总编辑的所有诉求而告终,还要他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五千五百一十元。他不服判决,于是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责备代理律师不力,满城寻找最精明的律师来取代之。律师被更换了,可惜还是没有用。上诉又被驳回,除了再交五千五百一十元诉讼费外一无所获。京城那些激进的改革者都说,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无论在中国法律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开创了新的一页。境外的报纸也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只有“美国之音”摆出冷眼旁观的样子,请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讨论《交锋》。有人说到书中一个章节在西方广为流传:1996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朱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于是回答:“这反映了大陆改革者的一种焦虑心情。”又有人提到一百年前也即1895年的一段往事。它出自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化的努力》:北洋水师于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李鸿章硬着头皮去下关求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为胜利者颇为自得,对李鸿章道: “十年前我就劝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动静和起色?” “我国的事样样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的意愿去做。”李鸿章 颓然说:“我的愿望很大,却没有实行的可能,自己深以为耻!” 普林斯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胡学华没有参加这次讨论,但他想和新总理谈心,就写了一封信给朱基,建议“中央政府开办六合彩”,说他专门研究过博彩业,发现“六合彩是所有博弈游戏里负面成分最小的,至少比烟草的负面作用要小许多。”却“可以安定社会,它让每一个购买六合彩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充满梦想”,还可以“每年给政府带来五百亿至一千亿元的收入”。倘若真的如其所言,新总理就不用再向老百姓增发那一千亿元的国债了,也不用在五年以后担上一个“寅吃卯粮”的罪名。 但是胡学华要说的还不只是穷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库银”,还感叹政府官员的普遍贫困:“我在一本关于您的传记上看到,您的月薪才两千元,连套像样的西装都买不到。”又劝告新总理,“政府是不能长时间以低于市场经济标准的价格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的几千万公务员购买劳动的。”否则必然招致公务员中的平庸和腐败。他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感到美国总统的轻松之态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朱总理,您个人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这话说得不错,可是他却没有提到官员们从“人治”当中所获得的好处,没有提到他们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由他们享受的东西。“人治”的本质其实是“官治”,只要举出一件小事就可以明白,它所造成的“悲哀”,百姓肯定比官员更有体会。 1998年年底的某一天,二十岁的严涛坐着火车进了北京。这个出身于安徽省河东村贫困农家的女子,也是大学二年级的学 生。一周之前她放假回家,看到村民负担太重,父亲为此上访遭到官员报复,一家人愁眉不展,母亲和姐姐还有些神志恍惚。这瘦小的女子自告奋勇为民请命。 父女俩第一次来到京城,身穿单衣走出火车站,看到这陌生的城市飘着雪花,感觉周身寒冷,又没有钱去买衣服。以后一个星期,两人白天手捧一张北京地图挨门投诉,晚上睡在最廉价的地下室大通铺上。屋里没有暖气,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到隔壁有暖气的房间去徘徊一阵。“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好查清啊,没必要非去惊动北京那些大官啊!”一位陪严涛跑了几个部门的同学说:“可是看到农民到处告状没人理睬的样子,我实在感到可怜。” 终于有一天,父女俩找到农业部的大门,父亲被哨兵挡在门外。矮小的严涛跟在一位女干部身后走进去,递上材料,又指着后面一大片手写的姓名对人家说:“我爸是当事人之一,现在他就在大门外面。” 可是“北京那些大官”很忙,让她回家安心等待。于是她回到村子里,等了两个星期,官员没有来,来了两个记者,《中国青年报》的胡跃华和张坤。她对他们说:“叔叔,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呢……” 两个记者果然不负这女子的等待,回去就把文章写出来,刊登在1998年最后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北京官员来调查一番之后,为严涛父女和他们的乡亲伸张了正义,还把几个民愤很大的官员撤了职。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两个记者也“没有想到问题处理得那么快,力度那么大”,不禁心里也高兴。 有一天张坤忽然受到一个昔日同事的邀请,说是好久不见,想在一起坐坐。于是如约前往,不料席间主角竟是那个因此事而被撤职的乡党委书记。 昔日的书记如今改换门庭,酒过三巡,话也多起来:“……唉唉,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市里××对我好着呢,问题发生 后,我和乡长都下了台,但我现在被调任到另一个乡当人大主任,比过去舒服多了。哈哈……”他一边说一边笑,还伸出一只手拍着记者的肩膀:“我这次来,主要是带新任班子来认识认识新闻界朋友,请请大家,以后再去采访,提前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合肥不就这么大吗!谁不认识谁啊……” 张坤定睛一看,旁边还真坐着一个人,正是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1）
公元1999年,在中国旧历生肖中属兔。自古以来,兔年多被人们赋予祥和升平的意味,可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中南海的领导者大都使用“大事喜事多,热点难点多”来预计全年情势,而这句话也会在以后几周为地方官员辗转相传,反复陈述,谁料竟是一语成真:4月下旬中国总理访问美国,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协定在最后一刻归于失败;差不多同时,法轮功万余信徒悄然围聚中南海四周,警察事先居然毫无察觉;5月8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当场死亡;6月间长江下游连绵阴雨引发江浙水患,北方则又暴热干旱;7月台湾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导致海峡两岸气氛骤然紧张。这一连串事变皆出意外,但以我国内政外交的基础和情势来看,似乎在所难免。此后政府精心处置,又有舆论的呼应和民众的跟随,所以并未酿成大患。到了这一年秋季,柳暗花明,似乎又是四海升平的局面。但无论是权力中枢还是亿万普通百姓,谈论这一年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险象环生”的感叹。1999年在欧洲历史中,是两德拆除“柏林墙”继而统一十年之后,将首都大举东迁柏林的一年。在美洲,则有弹劾总统的程序被美国议会付诸实行,这在美国二百年历史上没有先例。由国内的方面来说,广学会月刊《万国公报》首次向国人提及马克思的资本学说、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重整旗鼓以自由民权思想启迪民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1999年均已过去整整百年。1999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五十周年的纪念,又是“北京风波”十周年,还有澳门脱离外强统治回归祖国的庆典。当时官方所谓“大事”,想必是指这些情节。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可以发现中国人在过去百年历程中所经历的无数大事,都能在这一年找到回应。 说到“百年历程”,我们的叙述不妨从一位老人开始,倘若他在1999年仍然活着,恰可享受百岁寿辰。只不过,他没有能够长命百岁,甚至不能像常人一样尽其天年。他在196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独自向西北而去,走出京城德胜门,在太平湖畔一片杂草中间徘徊,夜色降临时,终于不能抗拒内心的悲哀和绝望,投水自尽。他的品格在生前已为世人景仰,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众人的话题。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 他叫舒舍予,还有个人人皆知的名字,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城北一个贫苦的旗人之家。对于他的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也就从1999年的2月开始。 这一年2月1日,午夜过后,大多数北京人在一种凄厉的呼啸声中惊醒,狂风由西向东,卷地而来,整个城市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船。围墙倒塌,树干折断,巨大的广告招牌轰然落地,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第二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竟还没有一点春日气象。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 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 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 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 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2）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 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愈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十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五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 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一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二十五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一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二十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二十五万元改判为一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二十五万”和“一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端在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 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凌晨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力、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于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 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四十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十七只,另外二十七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四十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背景、不同利益的人们,过去碰到分歧就会你死我活,六亲不认,现在却都有了通融交汇的可能。这情形有如1999年流行起来的一首新歌:《好好过日子》。歌词是车行写的,每当单汝平唱起来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和她一起唱。伴随我们国家走过五十年的三代人,似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东西: 有句话,爷爷告诉爸爸,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姥姥告诉妈妈,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妈妈告诉我呀,好好过日子。 有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好好过日子。常吵架的人,想想这句话。 不勤俭的人,听听这句话。爱生活的人,珍惜这句话。好好过日子吧! 往日惊天动地的那些大事,现在全都淡了;往日不足挂齿的那些小事,现在却登上大雅之堂。有个调查机构想要看看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关心什么,就搞了个民意测验,报纸无保留地公布结果:普通城里人最关心的事情是“住房制度改革”。此外还有,物价会不会上涨?人民币是否贬值?这一次轮到我下岗了吗?股市还有没有机会?看病还能不能报销?上海这座城市正在为一种叫做“上海风采”的彩票着迷,因为每周抽奖都有可能造就几位百万富翁。北京市民却在追逐“三峡债券”,因为此种债券的利率较银行储蓄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排队抢购之势蔚为壮观。在广州,“广国投”破产,香港股市也无振作之象,年轻人对投资失去了热情,转而讨论大学校园里面该不该卖“安全套”。至少六成的年轻人认为爱与性无法分开,百分之十八的大学生正在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行。暨南大学一位专门管理学生的官员说:“安全套真的很重要”,因为就连最严肃的女学生也在提出“亲嘴会不会怀孕”之类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谈论“千年虫”问题、“亚健康”问题、大气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乔丹退役问题、腐败问题、城市交通问题……3月第一周的那几个夜晚,酒吧、咖啡馆和歌厅里的人少了很多,因为年轻夫妇全都忙着做爱,以便生个“世纪婴儿”。中年人开始打听一种出自美国被译作“伟哥”的壮阳药,老年人到处寻找保健药品争取长命百岁。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讨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私情究竟是厚颜无耻还是更富人情。汽车的“三点式安全带”被公认为一百年来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因为它挽救了至少一百万人的生命。上海市民最欢迎的报纸《新民晚报》报道说:它的发明者尼尔斯·柏林,是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首席安全工程师。那些因使用安全带而逢凶化吉的人常常给他打来电话,因为自己的大难不死而对他表示无限感激,其中有些人还在美国组成了一个“生还俱乐部”。1999年尼尔斯·柏林生日那天,他们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他祝贺,这让柏林在心中感觉到“一股暖流”,他说他“真正感到为人类做了些什么”。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3）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4）
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扮演强硬角色,把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晾在一边,这是代表克林顿政府的,但是她很快发现,冷落了中国人也就是冷落了他们自己。中国人的飞机刚刚离开华盛顿,她就成了克林顿的“替罪羊”。国会议员指责白宫可能失去了与北京达成一项有利协议的机会。那些最有影响的报纸———《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几天以前还在指责白宫对北京过于软弱,现在却又不约而同地说它没有弹性,连这么好的协议都不知道拿下来,还说此举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估量,但必是非常严重。那些大公司的老板看到中国人一下子做出那么多让步,以为大功告成,全都惊喜万分,忽然听说白宫还是不肯签约,都说克林顿的愚蠢让美国“错过了火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打开大门,把巴尔舍夫斯基叫来向他们报告谈判情况。巴尔舍夫斯基早知情势不妙,战战兢兢地说完了,就听见参议员查菲说:“那可不是好消息。他们肯定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巴尔舍夫斯基代人受过,有苦难言,赶紧叫他们放心,说她确信最后能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可是批评还是像暴雨一样朝她倾泻。有人说白宫已经失去一次有利可图的机会,有人说白宫正在逼中国人收回已经做出的承诺。参众两院从来都是指责白宫对中国过于软弱,老实说,克林顿这一次接受强硬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那些议员满意,可是现在这些议员好像比中国人还要愤怒。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穆尔斯基,索性把克林顿的决定说成是“政治上的胆怯行为”。“我认为,一项好的经济协议可能确实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尖刻地说:“不管是因为愚蠢和无能,还是因为权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罗斯的话倒是比较委婉,只是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与工业化国家已不分上下”。这分明是告诉白宫,不能指望从那份协议上占到更多便宜了,你要有本事,就走进他们的市场中去好了。 大公司现在想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啊。那个星期,代表大公司的“商业圆桌会”搞了一次调查,抽到六百个美国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赞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反对。道理很明显,他们让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才会让他们进入中国。这让白宫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利益,于是他们决定把那些公司的驻华代表请来,听听他们说什么。 4月12日,会议很仓促地召开了,一开始就气氛紧张,语调高亢,好像吵架。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也来了。二十多个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驻华代表已经知道中美谈判的内幕,也知道这两人立场不同。他们全都把热脸朝着巴尔舍夫斯基,而对斯珀林冷眼相向。“你们,白宫”,工商会会长卡普指着斯珀林,尖刻地说,“在一个能给美国带来以亿美元计的交易协议上退缩,不过是害怕与国会山的一场恶战。”斯珀林连连要求大家冷静,安慰那些愤怒的商人,说总统很想签约,只是等待恰当时机,还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卡普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们不一样!” 对克林顿来说,这情形真是难以想象,他百般刁难中国,不料弄巧成拙。有消息说,克林顿几乎在朱基的飞机引擎刚刚发动时就后悔了。有个一向看不起总统的记者,现在有了新证据,操起刻薄的笔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入主白宫以来最应该后悔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勾搭了莱温斯基;一个是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前者证明总统的无耻,后者证明总统的无能。”这是东拉西扯之谈。但是的确有证据表明克林顿开始不安,至少已经担心中国会收回那些“让步”,也许还在心里说,当初听了戴利和斯珀林那些人的话是个错误。巴尔舍夫斯基和伯杰看到总统满脸懊丧的样子,赶紧说,给中国总理打电话,他还没有离开你的国家呢。 克林顿于是命令白宫总机给他寻找朱基,结果在纽约沃道夫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找到了。这是13日下午两点,距离朱离开华盛顿七十七个小时。两人在电话上交谈了二十多分钟。朱基说他见到很多美国人,他们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赶紧顺竿往上爬:“我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我们应该详尽地商议一下。”又建议两周之内重开谈判,他将派美国贸易副代表卡西迪前往北京。听到朱基在电话那边表示同意,克林顿放下电话, 如释重负地挥一挥手,把占据自己头脑一个星期的那些强硬派的主张,驱逐得干干净净。 毫无疑问,这电话让朱基重新乐观起来。“某些观察家说,我们已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路程。我自己认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了。”朱基那天晚上在纽约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餐会上这样说。他告诉大家他和克林顿刚刚通了电话:“我认为,双方要达成协议不需要很长时间了。”有人问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他说希望“在两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说完这些话,他就飞到美国东北重镇波士顿。在位于波士顿近郊剑桥城的麻省理工学院克雷斯吉大礼堂,他再次显示了幽默和信心十足,对他的一千二百名听众预言:“目前美国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在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不会怒气冲冲。”听众全体起立,为他鼓掌,显然已经听出,中国总理已经设想那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而且深知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查尔斯·维士特当场说:“冷战时代东西方之间严重对立,很大原因是彼此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现在这段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 不幸的历史已经过去———那两天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对朱基来说,这不仅属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历史感,而且还有具体而微的事实来支撑。14日,当他的专机离开美国飞向加拿大的时候,克林顿的电话又来了,说他不想再等两个星期,想立即签订协议,还说美国人可以到加拿大去找他,也可以等他结束访问到北京去会面,还可以在他访问加拿大后再邀请他折回美国。听上去总统就像一个担心失恋的女孩子,一刻不停地重复着已经说了千万次的话,让朱基不免暗自得意。“那就到北京去吧。”他说。 两个星期以后,谈判如所期待地重新开始,可是大家都发现,自己被一个新问题给缠住了,一直到这轮谈判结束时也无法解开。原来美国人以为,既然中国人请他们到北京来,就意味着4月8日那次“最大的让步”是算数的,他们只要在上面加加减减就成了。可现在中国人告诉他们,那不算数,要重新来过。这可真是应了美国那些公司老板的批评,白宫“错过了火车”,也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几天的谈判就这么结束了,非但没有像克林顿和朱基说的那样完成协议,甚至还站在原来的起点上,没有前进。现在轮到美国人承受“被愚弄”的感觉,不过,也有消息说,并不是中国官员诚心为难美国人,而是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巨大压力,连朱基也面临着国内舆论的攻击。有人说他把中国的利益太多地出让给美国人,有些人则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挤进那个贸易组织。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这种抵制美国人的声音,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就成了席卷全国的大潮,也把力主与美国人达成协议的朱基弄得有些狼狈。 1999年5月7日,星期五。这天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位中国记者,都觉得该休息一下了。几个月来这个国家炮火连天,战事不断,也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当晚很快入睡,可是其中三个记者再也没有醒来,另外二十多人醒过来了,死里逃生,却已经受伤。凌晨,北约的战斗机飞来向大使馆投了五颗炸弹———不是普通的炸弹,是空对地导弹,颗颗命中,其中一枚还具有穿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威力,从楼房顶上穿过层层楼板,一直钻进地下室里才爆炸,就这样把使馆炸成一片废墟。 次日早上,这条消息成了中国所有报纸头版最主要的内容。事情突然,不少中国人想起当年鸭绿江畔的往事,都认为这回美 国要和中国打仗了。中南海倒是没有想得这么严重,可还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在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里,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止武器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国人根据来自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而且罪魁就是美国人。 普通人自信深谙美国人的霸权心理,正如他们自信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列强欺凌一样。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二十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也许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后一次,但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话)。随后的那个星期,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自从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街上聚众。北京的学生们获悉他们的游行申请得到公安局的批准,立即决定把满腔怒火烧到市中心去。西郊学院路上聚集的八大学院,历来都是学潮起点,现在也不例外。大学生们汇合起来,向城里进发。队伍沿着二环路向南,走到长安街上,向东挺进,绕了天安门广场一周,并不停留,继续东进,去包围秀水街上的美国大使馆。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人们挥舞标语,高喊口号,要求美国人出来向他们解释,可是得不到响应,甚至连个美国人的影子也看不见。后来的事情证明,那时候美国人全都吓得够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当时的中国学生可一点也不这样想,他们再次感觉到美国人的傲慢。有人开始叫骂,这声音让整个队伍更加激愤,砖头和石头从队伍中飞出来,越过使馆的院墙砸到楼房上。玻璃破碎的声音传过来,激起更多的石头飞过去。事先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头脑冷静的学生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极力控制着队伍的情绪。还好,学生没有冲进去,但他们转而去寻找那些最能代表他们心中美国形象的美国公司驻华机构, 继续发泄愤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驻华机构就这样被一群中国人扔来的石头击中了。微软公司原计划在遥远的广州召开产品介绍会的,可是北京的“反美风暴”也跟着南下了。没有人来冲击微软的会场,但也没有人来听微软公司说什么了。北京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应该说是对美国人最无成见也最有好感的一群人,现在也在自己的学校里面贴出标语,其中一张写着:“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学生们宽宏大量,网开一面,但到了其他中国人那里,能不能“除外”还很难说。所以微软公司大中国地区总裁罗迈克在那些天里特别紧张。他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微软公司全体在华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他对这个事件表示万分遗憾。还说,现在公司的方针是:公司利益第二;员工安全第一。如果有必要,公司驻华机构可以立即关门,职工也可以躲在家里避避风头。他的直接属下,微软中国公司的中国经理吴士宏却不愿意理睬他的想法。她后来说,她当时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报名去南斯拉夫”。但是她克制住了第一个冲动,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冲动:亲自主持一个“五·八死难烈士追悼会”。根据她本人后来的叙述,当时会场上哀婉凄切: 三位无辜牺牲的普通中国人的遗像,镶着白花黑绸,艳 丽的鲜花捆扎在表示死亡的花圈上,是无法欣赏的美丽,提 醒着人们,战争和死亡是多么地近!前一天夜里我把国歌的 词写下来,多年没唱过,竟一字未忘。哀乐起,默哀,唱国 歌,全体泪如雨下动了真情,像孩子在哭受了欺负的母亲。 这气氛与其说在悼念烈士,不如说在表白自己的“中华赤子情”。她后来说她“郁闷悲愤终日不可名状”,感受到白领们经常会遇到的那种外企雇员身份与民族感情的矛盾,“痛感自己的‘另类’身份”,但又坚持“作为中国人,至少能有哭一场的权利”。她真的哭了,一边哭一边发表演讲,慷慨激昂,说她作为一个微软公司的雇员觉得羞耻。罗迈克对属下的激愤不知如何是好。尽管他对事态的严重性作了充分估计,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只好去找微软中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排解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街老鼠,没有地方躲藏。”罗迈克对那位经理说。他这样说,并非无病呻吟。事实上已经有人把“北约导弹”和他的“微软软件”看做一回事了。方兴东和王俊秀的《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就是在这个夏天出版的。其中有些文字就是追赶着最新形势写出来的:“正如北约的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他故意把“北约导弹”和“微软软件”搅和在一起,对微软发出一连串指责:“君临天下”、“强权的傲慢”、“披着神圣外衣的知识霸权的阴影”、“破坏了市场公正”、“渗透”、“陷阱”、“垄断”、“掠夺”、“别人创意的集成”、“触目惊心的颠倒”、“竞争的天敌”、“残酷的局面”……又说,中国“面临并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舆论批评微软的声音不断,但是还没有谁像方兴东这样,将如此众多又如此激烈的文字集中在一起。所以此书甫出,立即成为一面“反对微软”的旗帜。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5）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1）
李昌平觉得自己实在感受不到“迎接新世纪”的欢乐气氛。他后来说,他是“在郁闷中”进入2000年第一个黎明的。这是他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第二十四天。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捷报频传,大家都说形势大好,可属下官员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而他两手空空,一个钱也没有。新任党委书记那几天开着一辆“桑塔纳”到处游荡,脑子里面没有“新年钟声”,没有“第一缕阳光”,也没有“为明天祝福”,只想着怎样才能度过眼前这“年关”。直到旧历己卯年腊月二十七,也即阳历2000年2月2日,终于借来一笔钱。他拿出干部名册,查明属下等着领工资的人总计三百六十一个,于是不论级别高低和资历深浅,每人发给两千元,另附一张两千四百元的“白条”,说是政府欠下的,请大家和他共渡难关,然后回过头来,对堵在门口的债主们满脸赔笑,一边嘲弄自己,一边好话说尽: “你们看你们看!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 “真抱歉真抱歉!今天只能还个利息。” “本金?一定还一定还。”“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请放心请放心。”就这样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债主。他在心里叹一声:“这哪里是过年啊!”嘴上却又和最后一批下属告别,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话要是放在二十年前,倒是祝福的。它表明革命年代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妥协和改造,但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可就有点讽刺意味。“假日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媒体叫起来,“七天长假”已经实行,这年春节,城里人可以好好休息了。在乡下,依照老辈习俗,正月里是不去筹划新年生计的,叫做“猫冬”,可是新一代人越来越早地离开家乡向城市涌去。在所有连接乡村和城市的公路上,在所有东去的列车上,在所有南下的客船甚至货船上,挤满了肩扛手提、衣衫不整的男女。2月8日,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报纸的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对农民稍微有点研究的专家都说,这话不是夸张。有个记者还计算出农民们离家出走的时间:十年以前,要到农历二月;五年以前,要过正月十五;就算是三年以前,也还要过正月初十;可现在,才初四啊,怎么就走了呢?“走迟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一个村支书这样说。 第一列民工列车是在初五这天开进上海的。它来自安徽西部的阜阳,被报纸叫做“民工列车”,是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阵阵令人窒息的汗臭。根据当日公布的消息,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还中了暑。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是幸运的呢———他们总算钻进了车厢。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照片证实,有一列火车的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那上面危险,列车会把他们都颠下来。上 面的人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下面的人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上面的人都笑了。有个声音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李昌平也是这一天走出家的。他想去看看自己治下的百姓怎样过这个“革命化的春节”。外面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不过,这不是被风吹的,而是“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他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人,直到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本来怀抱满腔热血,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因为按照杜润生的说法,这些到城里去寻找梦想的农民,“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的供应体。”他们满怀着结束自己艰辛生活的期望背井离乡,其实只不过是开始了另一段艰辛生活。 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小村庄。当李昌平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着,悄无声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另外有些农家有人声,但不是笑声。“到处都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这位党委书记的“桑塔纳”也被拦下。他打开车门,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他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些人说话夸张,也许就是城里人常说的那种“无赖”,或者是官员们指斥的那种“刁民”,于是又到角湖村去查看究竟。他走进党支部书记李先进的家。后者是他少年时代的同学,也是好友,所以 他相信能在这里洞悉乡下的真实情况。结果他看到两间熟悉的瓦房,那是十五年前建的,已经破败不堪,如果没有七八根树干支撑西墙,也许顷刻间就要倒塌。李昌平还能记得十五年前这位同学结婚时的情形。“我参加过他的婚礼,当年置下的黑白电视机,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李先进的母亲也还认识李昌平,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在他少年时代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端庄大方、知书达理的女人,可是现在,只有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却像是城里八十岁的人了,让他不敢相认。“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这老太太说:“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看来这是真话,李昌平上任这两个月来,亲眼看着他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还亲耳听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汉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头税”。他的上级说,这“人头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可是侯家老汉那一天跑了十几里来找他,就是为了问一句话:“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凭着对家乡父老的了解,他知道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汉永远不会是那种“刁民”,可是就连他们也是怨气冲天了。一个说:“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另一个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这场面令党委书记震撼,直到多年以后还能记忆犹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农民太苦了!太可怜了!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的是,他还感觉到农民对官员的敌对情绪。看来他过去听到的那些报告并非实情,下级正在糊弄上级,而他的上级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装糊涂。 组织的途径既然已经失去上通下达的作用,于是李昌平决定转而寻求他途。两天以后,他把十四个人请到办公室里,有干部,也有教书的、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这些人有个共同身 份:都是他少年时期的同学。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地位、权力、名声和财富都是让人蜕变的因素,成就反会让人远离真诚。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在昔日同窗中卖弄自己的成就,所以同学聚会常常是寻找真情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也是所谓“校友会”、“班级会”能够在中国人中经久不息的潜在原因。李昌平显然深悟此道。他的同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阮仁德这样说。他是棋盘乡党委副书记,也是李昌平的副手。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十五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表白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都变成了昏官、庸官、贪官。为什么?”阮仁德语气尖刻,自问自答:“干部的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与老百姓利益无法调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利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李昌平听了这些,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另一个同学是生意人,姓何,也说了实话:“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个姓黎的同学,是地道的农民,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那年三十七岁,浓眉毛,小眼睛,头发总是立着,额头总是拧着。他在城里受过高等教育,又整天混迹于乡下人,脚上总有泥巴,身上却是一件干净得体的衬衣,还系着领带。一个常常受到官方批评但却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南方周末》,将他评选为“2000风云人物”,这可能有点过分,但若说他是中国农村的罕有人物,则有事实的根据。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事实上城里人十之八九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这一年老百姓追捧的明星很多,有葛优、章子怡、成龙、王菲,年轻人还特别喜爱赵薇,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风云人物”;官方弘扬的模范也很多,可也没有他。在党的官员系列中,像他这样的乡党委书记有五万多个,乃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却是至少五百万个村庄和九亿农民的最直接的领导者。有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有一次还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应该下无数次地狱!”可是他却成了英雄,在农民中间传诵一时。只不过,这位英雄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他一人成了为民请命的代表,也成了他从属的那个集团的叛逆者。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叛逆者”。他起初相信过他的上级组织,这有三年以前发生的“茶卜事件”为证。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四分之一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交纳,所以监利此举显然违背成宪。可是在中国,实际情形总是千差万别,不是任何精巧的制度所能涵盖。当日乡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为一千二百万元,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期发放。从官员的立场上来说,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 惟一办法。只是征税期限不能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就不能不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强烈反感,一旦基层官员不能从容行事,甚至仗权欺人,就会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形成激烈对抗。 这在当地早有征兆。1996年7月,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所以贾志杰又说要给灾区减免税费。无奈实行起来问题丛生:如今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八千万元,不得有误。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这就埋下“茶卜事件”的祸根。次年官员再度登门收费。朱长仙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交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她若不肯再行交纳,则官员也就无可花费,所以干部的不允也是预料中事。朱长仙当然不能知道这些情由,于是发生争吵,直至打骂。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到小学校里,说是“办学习班”。这让朱长仙觉得不仅损失利益而且还受尽侮辱,万念俱灰,当即喝农药自杀身亡。这一结局难免让人想到那个著名电影《白毛女》。最要命的是,“白毛女”的故事一直都是共产党用来向百姓灌输“阶级意识”的经典题材,除了电影,它还被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广泛流传,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总是让人发生无穷联想。 朱长仙的尸体被农民抬到乡政府,这证明少数官员的恶行已令百姓忍无可忍。然而这还不是“茶卜事件”的最高潮。七天之后,在监利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一个小学教师也因不堪沉重税赋而自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随时有可能演化为一场更大冲突,恰巧发生在7月1日香港回归日前夕,这又牵涉政治大局的稳 定。所以当日即有指令从中南海传达下来:“从重从严从快”惩处肇事官员。 在处理官员和百姓的纠纷中,往往是以维护官员形象为前提,也就是百姓说的“官官相护”。但是冲突严重到一定程度,有如眼前“茶卜事件”,官员们也会采取惩处少数人的办法来维持大局的平衡。当日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就是根据这样的策略想出一个办法。按照事件调查组一个成员的说法,是“丢卒保帅”。李昌平后来引用这一说法来揭露真相,一定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卒子”正是他本人。那时候他是拓木乡党委书记,“茶卜”恰在他的统辖范围。事情发生时他不在任上,在距离他的领地好几百公里的武汉学习,自然没有能力约束下属的胡作非为。由常情来度量,本可找到从轻发落的情节,但由道德和制度的角度来衡量,自是难辞其咎。 县委书记利用后面这条理由,要他自请处分,因为不如此便不能对上级有个交代。李昌平顺从地接受,有人说这是出于张琼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细看李昌平的报告,可以知道那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对上级党的组织尚存希望。“和朱长仙的生命相比,给我这个党委书记一个处分算得了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如果给我处分能促进中央政策的落实,能让农民相信党,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可是事隔三年,当他回到党委书记岗位上来的时候,却发现他所担心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观,反而更加严重。 和同学们聚会的那个晚上,他没有回家去看母亲。曲尽人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思前想后,感到孤独无助。临近午夜时分,终于不能承受,拿起电话给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同学拨了过去,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可是电话那一头儿不紧不慢地说,“到处都一样,彼此彼此。”这让他更加失望:“一个人要想说几 句实话,真难啊!难到无处可说!” 辗转无眠。这位党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他若不制造一些惊人事件,就不会引起世人注意。“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他后来在一本类似自传的书里回忆这个晚上的情形:“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如果他的记述不错,这一刻应该是2000年2月10日午夜12点钟。就从这时起,他就不能不与组织系统中他的那些上级分手了。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闪烁的灯光下,写出当代中国农村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文字。身在北京的那些人,尽管都能对乡下的情形说出一二,但由制度本身所建立的渠道,根本无法知晓如此精确而又骇人的事实,而李昌平是想说实话的人中最了解下情的,又是了解下情的人中最敢说实话的。“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他告诉朱基,他治下的百姓四万人,已经走了两万五千人。因为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种田亏本。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平均每一百亩耕地中就有六十五亩成了荒田。官员本来是按照土地摊派税赋的,现在只好转而按人丁摊派,叫做“人头费”。中央政府税收体系中没有这个名目,可是干部执行此项制度却格外认真。“丧失劳动力的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交几百元的‘人头’费。”尽管如此,乡镇政府依然债台高筑。五年以前百分之八十五的村庄和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还有盈余,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村庄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六十万元,百分之九十的乡镇负债———平均每个负债八百万元。每年从农民那里弄来的钱,除了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够给干部发工资的,因为依靠税费养活的人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两倍。于是去借更多的高利贷,去农民头上搜刮更多的钱来还债。如此年复一年,政府的债台愈高,百姓积怨日深。“这样下去,党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啊?”李昌平感叹:“现在真话无处说,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出假典型,报假数字,做违心事却已蔚然成风。李昌平就这样写下来,一点也不隐瞒。一看就知,他已深陷满腔激愤中,用词不免夸张偏颇。不过,他对自己列举的事实有把握,还相信这些事不仅发生在他的辖区,至少还可以代表湖北省。“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2）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3）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4）
新世纪开始时,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心目中“自由”二字已非常渺茫,有如那些彻夜美梦不断的人清晨醒来时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很少几人还能想得起来。他们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也认为这一点是对的。 除此之外,父辈和他们的子女之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点了。不过,在文人的天地里总有一些东西,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就像“梦想”一样,“忏悔”也成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不过,这可不同于二十年前那次“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大潮。那一次他们都在渴望政治的昭雪,现在他们都在追求灵魂的圣洁。当然这也不是出自周国平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宗教情感”,因为所有“忏悔者”看上去都是道德的典范,而且都在通过鞭挞或者容忍别人的罪恶才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崇高。新华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书,不是痛斥文人无行就是倾诉文人哀怨。但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文人集团在所谓“舒芜的背叛”面前分裂 为“鞭挞派”和“同情派”。 这一争执牵涉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事情发生在50年代,年轻的舒芜把老师胡风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被毛泽东用于“反党集团罪证”,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胡风蒙冤入狱的直接契机,另有七十八人被牵连其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尽磨难和屈辱。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此开创了以“隐私”定罪的历史,在好友、同学、师生甚至亲人之间,也埋下虚伪和不信任。舒芜本是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行为玷污了他的诗名和人品,在我们这个以忠信为做人之本的民族中,很容易被看做“背叛”。可以想象,老师锒铛入狱的日子里,学生也不会有丝毫快乐。多年以后胡风一案昭雪,舒芜也开始表达他的悔意:“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致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话当时听来,实在淡漠得很,所以很多当事人认定舒芜并无忏悔之意,至死不肯原谅他。但在旁观者看来,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他在耄耋之年即将了此一生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回归五四》,有七百多页,证明此人至今都在经受心灵的折磨,甚至幻想着把过去八十年的历史一笔勾销,重新来过。所以祝勇说,这是他的“一生血泪”。现在,新世纪已经开始,旧事已经时过境迁,可是这一段历史陈迹仍能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因为自己“一生血泪”同时也让别人“一生血泪”的人,实在太多。 祝勇有可能是这场争论的发起者,他说了很多替舒芜开脱的话。赞成他的人中有余世存,还有“凸凹”和黎鸣。祝勇第一次 公开表达意见是在两年前,文章当时发表在《黄河》杂志上。这刊物发行量很小,也没有名气,但这一次出名了,因为有很多成名人物来抨击它。这以后祝勇至少还写过四篇文章,对那些“反击者”解释他的想法,到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对那位诗人“已经说得太多”。 对于许多人批评舒芜未曾忏悔,祝勇的想法是这样的:“说到忏悔,这个话题就复杂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心灵独白者或许有之,但一般来讲,都对指控他人熟门熟路,一旦涉及自身,往往不是芝兰便是香草,听上去很像征婚广告,专捡好听的说,即使做慷慨激昂状,也都自告奋勇地做原告,没有谁愿意把自己推到被告席上。”这是在暗示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些。话虽刻薄,却不是没有根据。然而更要命的是,对于身陷“胡风集团”蒙受不白之冤的那一批文人,祝勇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指出他人的过错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忏悔仅仅是给他人设定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我救赎就永远是比美国大片还离奇的科学幻想。”他回避了舒芜的行为,却抓住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行为,露骨地暗示“受害者”的灵魂并不比“叛徒”更纯洁:“即使并非所有的人都干过罗织罪名、党同伐异、屈从权贵、卖友求荣的恶行,然而,经历过浩劫的人,至少都学会了说谎,都懂得了求生之术,都知道如何对一种荒谬的思想与逻辑表现出顺从甚至忠诚的姿态———包括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受害者,也无一幸免地加入荒谬的合唱。” 就像打蛇打到了“七寸”,祝勇一伸手就揭开了中国好几代人的伤疤,让人人鲜血淋漓,也直接威胁到整个文人集团的道德自信,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击。反击者的队伍包括所有因舒芜行为而获罪的人,还有与此事无涉的袁良骏、丁东和卢周来。在他们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只有一个是祝勇无法反驳的,这就是丁东所说“做人的底线”。他列举事实说,并非所有人都如祝勇所 说“加入荒谬的合唱”,即使在某些特定阶段,有些人还是“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人格境界”,比如梁漱溟、陈寅恪、章乃器、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王申酉。即使在“胡风”一案中,也还有美学家吕荧不肯随声附和因而惨遭厄运。这些人的确都是文人楷模,但和芸芸众生比起来,毕竟凤毛麟角,所以丁东的本意并非号召每个人都去追求崇高,而是至少维持做人的尊严。“面对咆哮而来的洪水,除了少数人砥柱中流和大多数人随波逐流的区别,还有多数人随波逐流和少数人推波助澜的区别。”迫不得已随声附和,与乘风扬土、落井下石毕竟不同,“这就是所谓底线伦理。许多人之所以认为舒芜先生在这件事上有反省的必要,理由正在于此。” 然而为舒芜辩护的种种理由中,也有一个是很难被驳倒的。这就是余世存所谓“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在那样一个时代中,舒芜乃是一种必然之人,“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所以他主张把忏悔“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还说舒芜是一块“永不痊愈的伤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黎鸣则干脆说“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这种横扫一大片的气概令众多文人大为不满,于是他补充说:“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接着又回到他的起点:“面对新世纪,中国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大忏悔呢?” 但是文人的集团无论怎样忏悔,已经不能弥合其中嫌隙。很多人就连自己也不明白善恶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尽管全都振振有辞,言之凿凿,其实里面也是一锅糨糊。比如卢周来写了一片文章叫做《利益之外》,说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一事件,发现“一切都无非是利益”。舒芜的行为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胡风集团”的人不能原谅他,是因为与其交往全无预期收益,相反付出惨痛代价。今天年轻一代学人为其辩护,也不是有人说的“隔代理解”,而是因为做为局外人,“没有吃过舒芜的亏”。经济学就是这么庸俗,经济学家也都这么庸俗,但经济学却也是解释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更崇尚海尔布鲁纳所说的“世俗哲人”,而非耶稣基督一类的“精神圣人”。但是这个倡导“庸俗”的人还是不敢突破丁东划下的“道德底线”。他一方面指责那些替舒芜辩解的人是在“做消解道德底线的工作”:“无论你说一千道一万,无论你如何舌粲莲花,你无非是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师友的。”另一方面又好像要为谁开脱似的,说他研究了手头全部资料,结果发现突破“道德底线”的人并非舒芜一个,当时乃至今日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们,有很多人都不只是明哲保身,而且还落井下石。“我自己希望知识界多做建构的事,少做解构的事”,他最后说,“不然,我们也许可以掀翻旧的铁皮屋子,但却永远找不到新的遮风避雨之所。”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5）
那些日子,中年人和青年人就是这样评论和嘲笑前辈的懦弱,说得头头是道。可是老人们从心底里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只要提到韦君宜在谈论“知青作家”时的那种口吻,就不会怀疑,人类之所以难于沟通和理解,除了年龄辈分隔绝,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从中作祟。这位作家已经八十多岁,说话行文一向从容,可是谈到那些后来者的时候忽然尖酸起来,把他们叫做“文化大革命”时的“新一代人”,说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是“自愿变做无知的”,就连他们在沦落天涯后的挑灯苦读,以及回到城市后的发奋补课,也成了被嘲弄的理由,因为那“终归要差得多”。但最让这位老人不满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写成小说,“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个人的忠奸善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世纪的光芒不仅不能驱散旧时代的阴霾,反而促使 历史沉渣泛起,令今人再也不能维系心灵的统一,彼此分化,成为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群体。 在某些方面,文人的忏悔虽然深远,却很飘渺。他们撰写文章,写得泪流满面,参加讨论,说得心跳加速,可惜往往只为自己心灵的需要,很少知道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周国平有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试图向一千多个学生阐述“灵魂”、“信念”和“纯粹精神”这类问题。“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他说,“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望望一脸茫然的青年男女,提高嗓门继续说:“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这种追求心灵慰藉的心态,自90年代以来便不再具有支配中国人的力量,但却仍然可以诱使一些人夸夸其谈,还常常把他们的思绪带到很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怀旧中明显寄托着对未来的梦想,有如他们总是在忏悔中含沙射影地把对现实的不满掺进去。左拉是他们怀念的一个人,与此相应的还有一百年前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康有为是他们怀念的另一个人,还有梁启超,因为他是中国“呼唤人权”的第一人,还有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因为他在那时候曾尖锐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还勾画出新中国民主政治,当然还有那个在六十年代走进南美热带丛林的格瓦拉。 “格瓦拉”是在2000年春天登上中国舞台的。三个年轻人,黄纪苏、沈林和张广天,把这阿根廷人的故事编成几乎没有剧情的话剧,挑了个圆头小眼、除了满腔激情之外毫无相似之处的人来演格瓦拉,逗得中国人热血沸腾。有个人把它看了十二遍。有个名叫杨帆的经济学家说它应当成为“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划时代 的转折点”。可是与其把它归入“思想和文艺”,不如说它是“政治”,因为这些人是以再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改变历史之梦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在2000年的那个春天,知道张广天的人一定比知道李昌平和夏一松的人多。这个把艺术变成政治的人,原来是个多才多艺、心眼灵活、却始终没有什么成就的青年。他没有职业,依靠作曲为生,嘴上常说自己“为劳动阶级的艺术而活”,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社会风气今非昔比,媒体一力主张“告别革命”,毛的著名誓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已被改成“将爱情进行到底”———这话成了一个电视连续剧的标题,或者“将减肥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减肥药广告的标题。可是张广天仍然把毛当作心中偶像,信奉毛的思想,还借助格瓦拉的形象,提出那个曾经神圣而今却被抛弃的话题:革命。把革命的锋芒直指中国的腐败和贫富不均。一位剧评家说,看完这出戏的人,没有一个心情会平静,它是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它是对灵魂的拷问,是直逼中国现实的锋利之刃。就像黄纪苏说的:“我们的确不只是一次戏剧行动,也带有社会行动的性质。” 不过,大多数观众一定是被格瓦拉的魅力迷住的。此人出身于阿根廷的贵族世家,原来是个医生,二十八岁那年放弃了他的职业和家乡,追随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者。革命很快就成功了,三十一岁的格瓦拉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却又不贪“胜利果实”,身兼数职只领一份工资,在国家困难时期毅然退回古巴政府发给高级官员的“物资特供证”。此人不拘小节,喜欢坐在桌子上发言,即使在联合国大会这样的外交场合,也是一身普通劳动装。作为银行行长,他的最强烈的念头是废除货币,作为工业部长,他想用强迫义务劳动的办法发展经济,还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他推行的工业化以惨败告终,他的政策也被卡斯特罗纠正。1965年4月1日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辞去所有职务,然后 化名“拉蒙”,率领几十个古巴人组成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忍受着严重的哮喘,转战在南美丛林中。在尤罗山谷与政府军一场大战,他受伤被俘,二十二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二十六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著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著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十六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二十二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小剧场里。演员有七个,都是年轻人,都是无名之辈,表演技巧单调,大多数时间是冗长的对白,舞台、灯光和音乐造型等等,也都简朴单调,有如后来报纸上的评论,它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杂剧”或者叫“诗剧”。票价分成五十元和八十元两 种,还有二十五元的学生票。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首长或者名人来捧场,可是有个善于观察、名叫许攀的记者,却暗示这中间也有商业炒作。因为她发现十几家媒体同时为它刊登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每天晚上7时15分,北京人艺小剧场的门前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就像清晨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夜的三里河酒吧街。上座率总是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这里有个情节故意不让观众知道,怕他们泄气。主持者不仅把票价分成贵贱,而且要请手持“贵票”的观众全都进场坐定,才开始出售学生票。有一帮大学生从吉林很真诚地赶来,目睹此情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在戏里尖锐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贫富悬殊,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插曲,事实上演出效果极佳。由于台词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所以每天晚上人人爱看。 看来它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一根神经,有一大帮人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听到别人说“《格瓦拉》不错”,就去了剧场,坐在狂热的观众中,看着台上,很快便被感动。他后来写道:“这一切,似乎正在向我们昭示:格瓦拉精神,其实也许并不遥远。”他说得不错。尽管娱乐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在追索某种精神,或者是在寻找某种寄托。舞台上充满阶级对立的场面,一半站着身穿工装神情冷峻的穷人,另一半站着衣着入时轻狂傲慢的女人。一个女人举着两个白色幡条,上面写着:“老子有权又有钱,凌辱你又如何。”但是大多数台词都是即无权也无钱的人说的,而且尖锐刻薄:“凭什么世界上三颗富头的财产等于三十亿双穷脚的全部家当?”“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台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啪啪击掌,有人哭,有人叫,有人挥舞红旗,有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忽然间,台上一片红旗飞扬,戏结束了。可是观众不肯离去,有的人留下捐款,让张广天代为转交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后来也真的把一万五千元捐给了十五个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慷慨陈词。一个老人“回想起了青年时代,特别感动。”一个大学生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的人生”。有个名叫食指的,被人称为“现代诗人鼻祖”,他登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1）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2）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3）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七千四百万人,2001年七千八百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一亿二千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 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五 十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两万多人,每年有八百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两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两千五百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一百九十万人,2001年三百五十万人,还预计2002年五百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 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六百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百分之七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做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二十五个学者和二十五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百分之六,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百分之八,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 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一千九百三十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一百五十二元 ①。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一百零五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五十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三千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 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一千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两千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4）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带有餐厅的厨房。房子都是崭新的,有坡形屋顶和落地玻璃窗,无论高矮,都是西洋的风格,既亮丽又典雅。原来从1990年起,城市里的住宅就一代比一代更新颖更漂亮,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同80年代以前的房子区分开。有些房子在那个紧缩的年代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被人们叫做“烂尾楼”。例如在北京市中心米市大街和金鱼胡同的交叉口上的一栋大楼就没有完成,十多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顶一直仰望天空,日晒雨淋,现在也封闭起来重新建设,不日就将脱颖而出。80年代以前还不敢想象、甚至根本没有见过的很多物质享受,现在全都进入他们的家庭。家用空调机和自动洗碗机、洗衣机和干燥机、电烤箱、自动咖啡壶、面包烤炉,自动点火燃气灶、卫星电视接收器、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遥控高保真音乐中心、家庭影院、易洗免烫的衣服、双层中空玻璃窗、防水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录音电话、对讲机、家用电脑和宽带网、数码相机、玻璃纤维钓鱼竿、自动防盗器……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中产者的家庭就像一个时代进步的展示厅,每年都要增加几样新鲜玩意。商店里面有什么,他们就要搬回来。等离子彩色电视机最便宜的也要五万元,所以对于中产者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可是报纸上已经在说,要不了多久这种电视就会普及啦。果不其 然,这边话音未落,那边就有广告说它降到三万元了,所以它在2002年很自然地成为中产者的新目标。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两千六百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五十七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一千度还是一百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做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 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人的女儿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那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百分之二十五最看重服务水平,百分之十五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燕莎”来的人中,每一百个里有二十三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三千五百,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 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三十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三十六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一百对夫妻中有二十八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六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 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六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五点才回家,每周学习十一门功课,每天六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六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十二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 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郁郁寡欢。2002年1月6日深夜,有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失眠了。再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而他觉得自己“肯定考不好”,心里一个劲地想:“我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怎么面对爸爸妈妈,怎么面对那么多的亲人啊?”第二天强打精神来到学校,白天上课没精神,做作业又错了,纵身从七楼教室窗户跳下,当场身亡。后来人们在日记里看到他的遗言:“爸爸妈妈呀,不是儿子不孝,我真不是上大学的料,我尽力了,你们是往死里逼我呀。”当然这是偶然的一例,大多数孩子还活得好好的,可是这种情绪却有代表性。卫生部门有个让人惊讶不已的统计,说2001年我们国家一千六百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的。这项统计还说,“目前我国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儿童有心理疾病,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学生有心理异常表现。”这数字算下来大得惊人———以千万计。另外那些心理坚强没有疾病的孩子,也大都在重负之下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整天无精打采。《北京晚报》说这叫“应考综合征”,症状是,“疲乏困倦,四肢乏力,体力下降,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情绪低落”,还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精神病医生为此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专家们都在呼吁,我们国家的精神病学实在是大大落后了,十三亿人中只有一百多名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政府于是赶快做了一个“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决心在2010年以前把精神科医生增加到两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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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8）
2002年春天最著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愈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就没有垃圾之前的所有生活。”李枫写道:“普通人越来越习惯并善于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其实人们要表现自己是用不着上镜头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姑娘门都在翘首仰望明天,嘴里哼着刚刚在电视里面播出的宋祖英的新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明天又是好日子 而在那些失意者中,也有一首旋律快乐、胸怀宽广的歌,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感染力: 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谁都难免出错 别泄气 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跟我走 抬起你的头“幸福的快车”越来越多,纷纷跑到大街上,2002年6月8日,星期六,还在北京北三环路上的国际展览中心排成了队。有“宾利”、“奔驰”、“劳斯莱斯”、“宝马”和“奥迪”。这些车子普通市民是买不起的,但是仍然不妨碍他们去满足一饱眼福的愿望。这一天是北京国际车展的第一个“公众参观日”。根据政府后来发布的统计,来了八万人,其中有三万个女人。“如果女人也能开着漂亮轿车,在北京街头飞驰,”有个姓陈的女孩子说,“那可是非常酷的事情。”参观者在展厅内吃掉一万盒快餐,带走二十吨广告资料,扔下十一吨垃圾,都是前所未有的。组委会赶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观众太多,挤得连大门都进不去,因此请市民尽量等到星期一再去。一个叫蒋朔的记者在当天的晚报上写道:车展火爆有三大理由:有人把看车当时尚;有人做梦都想买辆车;还有人就是喜欢看世界名车。有个姓赵的年轻人属于最后一种人。“现在侃车可是朋友间最时髦的话题,”他说。他来了解未来几年轿车走势,至少也能增加些朋友间聊天的谈资,因为“要是对汽车一窍不通,绝对被人认为落伍。”轿车进入家庭的过程长达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更长。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进程陡然加快了。交通现在成了问题,道路修得太慢,车子时速越来越低,平均每小时只能跑十五公里。在此之前,轿车一直跑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中国的道路上,2002年夏天,北京一百七十万辆机动车中,私家车数量首次超过公务车。全国生产的轿车中,每七辆就有一辆卖给了北京人,轿车市场上的销量还在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政府不仅不限制,还在采取种种办法鼓励大家去买车。 这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面长思的插曲。插曲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轿车的车牌号码可以由车主自己来确定。这在以集体主义和国家精神为宏旨的国家中,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在中国人心中大吉大利的数字,本是属于少数人的,“001”、“002”在大多数城市中是书记市长的“专利”,而有钱人则去购买“666”、“888”、“999”这些数字,普通人家即使买得起一辆自己喜欢的轿车,也没有办法搞到一块自己喜欢的车牌。他们都是到交通管理所去排队,轮到哪块是哪块。 如今这个白色底盘六位黑字组成的牌子(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私人轿车都是蓝底白字)来到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城市的大街上。报纸总有先见之明,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纷纷站出来评论这件新闻,说“政府在鼓励人们张扬个性”。公安部说它是“2002式机动车号牌”,但是所有报纸都把它叫“个性车牌”。有家报纸说:“个性化就是人性化”。有个学者说,这“表现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对个性化的选择是尊重的、提倡的。”有个人在“人民网”发言,说它“使车牌号资源分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又有一家报纸说:“公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而社会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抢眼的范例。人们在‘抢’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车牌号之后,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而精神满足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削平了由特权导致的‘数字鸿沟’,那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特殊数字牌照将不再具有身份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特权’,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大街上‘吸引眼球’。”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事意义重大,最后有个结论:“这是公共资源的极大分享,是平民化时代的又一个明亮的信号。”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简单。8月12日是新车牌颁发的第一天,北京发出去二千三百个。第一个“个性号码”的车主姓昝,他为自己的国产轿车要了个“123-456”。然后是一辆进口车,车主要警察给他打造一块“BTV·001”,这成了“北京电视台一号车”,让人看了想笑,但还不算太离谱。前三天,北京发出四百三十副“001”,还有三百五十二副“168”。原来大多数人彻夜排队,心里想的不是“权力数字”就是“吉利数字”,就像他们过去羡慕的那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一样。《南方都市报》开始嘲笑他们,说“个性化车牌”没有个性。真正的“个性化”其实是不必排大队的。我的个性,你怎么知道?”又说,“‘个性化车牌’的大队仍然表明着中国人公共生活中个性化的稀缺,同时也表明,个性化要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自己生长出来。” 看得出来,直到这时,大家还是鼓励个性的。“个性”这东西的确奇特,不论你压制它多少年,只要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爆发。就像《南方都市报》盼望的,现在它“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了。新颖的牌号层出不穷,分外鲜艳,也越来越不像话。有CHN,这是“中国”的英文缩写;有USA,这是“美国”;有WTO,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有FBI,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263NET,一个网站的名称;有IBM,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有NBA,这是“美国职业篮球赛”;有UFO,这是“不明飞行物”;有ISO,这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还有TMD,这是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那些天,四个城市的道路上,行人全都张大眼睛寻找这些车牌,看到一个新鲜的就大呼小叫。真是满街笑语,满城兴奋。当然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USA911”和“SEX001”。前者是2001年震惊全世界的那场大灾难;后者挂在一辆金黄色的“现代牌”两厢轿车上,译成中文,就是“性·第一号”,媒体介绍车主其人,说是个“年轻的白领女性”。 于是人们纷纷掉转舌头,抱怨“个性超过规范难以接受”。人民网上有个网友说:“以他国的国难作素材,拿公众普遍厌恶的‘性’话题来调侃。如此一人‘张扬’众人不堪的‘个性’,值得去鼓励和纵容吗?”《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留言:“追求‘创意’的车主们应否有所‘避忌’?”但是这些来自道德意义上的指责显得不够有力。交通管理局还在犹豫,打算再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8月21日,政府终于不能忍受老百姓的别出心裁,于是发布公告,把诞生刚刚九天的“个性化车牌”给终止了。当时说是“暂停”,现在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又要过去了,却没人再提。可见个性这东西就像那神话中宝瓶里的魔鬼,你把它放出来容易,想要把它再塞回去,可就难了。这不是说政府不应做出这种尝试,不是这样的。这只表明,如今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某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精神,和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合拍。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二十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惟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尾声 后继者后继者（1）
后继者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
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北京阳光灿烂,天气寒冷,刮着北风。夜间气温已经降低到零下,可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从南方移过来的棕榈树依然生机盎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罕见的绿色。从早上8点钟开始,二千一百三十四名代表陆续登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高高的台阶,报纸上说他们代表六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名中共党员。此外还有一千三百七十一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比以往历次党代会都要多。让中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来自上级的通知,要求他们在自己的新闻中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称为“同志”,而不要再提职务。但是“同志”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些生疏,不要说那些对“同志时代”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了,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不习惯了。让境外记者不能习惯的是另外一个通知:采访会议代表必须先向新闻中心提交申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寻找机会自行其是。一个女记者看到一些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代表在广场上照相,就觉得有机可乘,径直走向一个穿着彩裙的女代表,操着汉语说她很想问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哪个民族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却又不敢造次,憋了半天只好赞叹:“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谨慎,坐失良机。因为她看到一大群港台记者正在把代表分割包围,问这问那。大多数记者心里关心的问题并不复杂,却牵涉几个月以来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党在理论方面的演变和中南海的后继者。国内记者是不能随便这样提问的,但是那些境外记者以为自己言论自由,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不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吗”这类问题。有几分钟他们围住了郭凤莲,知道这位“文革”时红遍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经信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觉得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有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混在其中,竖耳倾听,就听见郭的浓重的大寨口音响起来:“这要看他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有剥削人民的资本家,也有为社会谋利益、给社会增加财富的资本家。”又听见一个中国记者打断了她的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肯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了!”接着是一阵笑声。这外国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上,看到中国人如此放胆说笑,不禁惊道:“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
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十三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十三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十三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十三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授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十三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十三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九十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
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八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做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人中,有四分之三是三十五岁以下,有五分之四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五十年代曾经占百分之九十,后来占百分之七十,如今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一百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三十年里三十八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和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
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理念正是共产党八十一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它。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致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个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发展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阐述过不少思想。他说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说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说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说过“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说过“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过“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说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很了不起,可以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杰出的创造。但是时代在前进,共产党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新时代的理论大厦又能建筑在哪里呢?于是他指示属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还说要“理论创新”。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八十周年纪念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他那满篇长句的讲话,有身边的文件撰稿人加以润色,歌颂辉煌政绩,阐明伟大目标,提出理想主义新境界,这是遵循一贯原则,每次讲话都不能少。说了“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说了“五十六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说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说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党”,还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些也都在听众的预料之中。但是下面这些话可就超出了今人的想象,也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尾声 后继者后继者（2）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江的讲话两万三千字,洋洋洒洒,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表明他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他的这次演讲被简称为“七一”讲话,他的思想被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有的省委书记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站在总书记一边。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十三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
一个领袖无论多么英明或者多么昏庸,都会有拥护他的集团,也有反对他的集团。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诅咒他,有人歌颂他,也就有人嘲笑他。总书记呼吁党的组织“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可还是有些人现在连党组织自己的团结也不想维持了。对于江的这番努力,“左”的人士又惊又怒。反对的意见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都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有些人则认定,“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有意思的是,后者这一回借助他们一向仇恨的西方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个名叫哈利·哈丁的美国人说,“‘七一’讲话基本上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他们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日本《读卖新闻》说,江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这些材料都被他们收集起来,成为他们控诉总书记的有力证据。他们指名道姓地质问,看看吧,对于“七一”讲话,“谁最高兴?谁唱赞歌?谁在担忧?”然后自己回答:“西方媒体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化,终于开始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了。”
夏天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联盟就在北京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那位年迈的理论家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警告:总书记正在开创一个“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倘若不加制止,“将引起党内党外的疑虑和思想混乱”。赞成这位理论家的人,有些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五年以前就曾表达过对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愤怒之情。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本来不怎么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参与其中,自称“一群共产党员”。他们说: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直接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这是出尔反尔的做法”。还会导致共产党的理论蜕变和思想分化,进而“导致党组织的分裂”。所以,“‘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党的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如此为私营企业主“充当政治代言人”,“无异于向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便宣布:“我们同‘七一’讲话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气或派性之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之争。”
说起来有些奇怪,这些人如此愤怒,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其实引起争论的焦点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就算这真的是一次“理论修正”,充其量不过如此。
党的十六大在江泽民卸任前的最后一刻确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给中国的未来之路扫清障碍的,同时也是回答那些“左”派人士的。那些人曾经指出,总书记擅自以个人名义决定重大问题并向全世界公布,“违反党章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和公然违反”,“是建党八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违反党章行动之一”,还号召“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来及时纠正这一严重错误!”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两千多代表全都站在总书记一边,表达的意见也很一致,还把《党章》也给修改了,就组织程序来说,江的报告再也无懈可击,而且还像胡锦涛说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行动指南”、“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代表大会在秘密气氛中又开了几天,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里面正在讨论人事的更迭,但谁也不清楚究竟在说什么,国内的记者们不去采访,媒体不置一词,只有外国的媒体胡乱猜测。11月14日,大会就在这种半是期盼半是猜测的气氛中结束了,闭幕之前把新一届中央委员选举出来。江和他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的大部分同事都退出了,只留下六十岁的胡锦涛来主持新一届常务委员会,由九个人组成。
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在一篇可以被看做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五百多个记者当场聆听这一番话,全都明白:“左”派人士要想卷土重来真是难上加难了。
胡锦涛祖籍为黄山脚下的小城绩溪,尽管这里消息闭塞,但人们还是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开通了。那天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胡接任总书记的消息传来,小城立即沸腾起来。乡亲们冲出家门,跑到大街上。外面下着大雨,但是根据当日报纸报道,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兴致,小孩们也在积水的马路上忘情奔跑,分享大人的欢乐”。北京的记者们把电话打进来,可是没有人接,因为“这时的绩溪已经万人空巷,举城狂欢。比过新年还要热闹”。游行队伍阵容严整,锣鼓喧天,浩浩荡荡,而且和新一届常务委员会的人数正相吻合———九个方阵、九条龙和九只雄狮。有个记者看了,马上猜测这是经过严密的组织和演练。有家报纸说,县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准备“一个特别的庆典活动,并进行彩排”。没有人证实也没有人否认这些说法。在胡锦涛祖辈居住的瀛州乡,早有几大平板车的烟花整装待发,现在爆竹声声,礼花满天,硝烟的味道飘向几公里外。胡家祠堂门前,孩子们只穿背心,赤裸双臂,表演一个叫《丰收》的节目,把大人都吸引过来了,也把欢乐的气氛在寒雨中推向高潮。“有些事情就是神奇,不由得你不信。”有个农民说,“干旱快两个月了。十六大闭幕那天,天下起小雨。今天胡锦涛当选总书记,又下起大雨,庄稼都有救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啊!”现在小城百姓相互询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胡总书记什么时候才会回老家来看一看呢?”
人民大会堂里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在十三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五十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八十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当然只有那些真正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才能体会到。
2002年就要结束,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做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
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人民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当然对今天这些在超音速飞机的轰鸣声中、在移动电话的悦耳铃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有些奇迹看起来无惊人之处。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对于“谁是伟人”这样的问题,也抱着超然的心态。他们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
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四十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甚至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许比她已经取得的成就清单还要长: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亏损依旧、农村迄今无振作之象、农民的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再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出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做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十三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二十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率领全体离任常委和全体新任常委,会见十六大的全体代
表,这也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他的讲话情绪激昂,也比邓小平说得多,但是他却没有像邓小平当年为他做的那样,宣布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也没有说胡锦涛是“核心”。
胡锦涛带头为他鼓掌,两千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在过去十三年中,撤销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脱颖而出、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开发浦东、开发西部、开放边境口岸、修建三峡大坝、两次修改宪法、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总书记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继承了前辈的思想,居住在前辈居住过的地方,使用着前辈使用过的亭台楼阁,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容。在1997年2月24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注视着一辆灵车护送邓小平的遗体远去,经过后来建设“中华世纪坛”的那片土地,向八宝山公墓不灭的火焰走去。而在五年又九个月之后,他们的后继者来了。再过几个星期,2003年的钟声也要敲响了。
2002年12月改毕于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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