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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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现在看来，“笔部队”这个词非常恰切地表明了这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的作用和性质。实际上，不仅是到侵华战场从军的作家是“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本书的标题——《“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笔部队”这个词的。
大量炮制“侵华文学”(即所谓的“战争文学”)，是“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在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文学”为中心来进行的。我所说的“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诚然，“侵华文学”这个概念并不能统括二战期间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全部的日本文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却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前言在日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文学史著作在谈到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一带而过。更有一些当事的文学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甚至掩盖、歪曲历史。几十年来，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战争文学”。所谓“战争文学”看起来倒是一个颇为客观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难表明日本“战争文学”的军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性质，因此它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在世界文学中，一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战争文学”。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可以称为“战争文学”，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战争文学”。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侵华文学正在泛滥的时候，日本就有文学评论家、研究者把那些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以此来证明日本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文学”是一回事。在战后，更有的作家(如火野苇平)把自己同世界文学史上的“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雷马克等)相提并论，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辩解。看来，在日本，“战争文学”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鉴于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特殊性质，我不使用“战争文学”这个暧昧的概念，而把此种文学称为“侵华文学”。
把日本文学家的那些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篇章称为“文学”，读者也许难以接受。诚然，“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侵华文学不仅不配称作“文学”，而且还是对文学的滥用和对文学的亵渎。但是，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假、恶、丑的文学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主流。日本的“侵华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前言（2）

但是，在我国，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张十方先生撰写的《战时日本文坛》和欧阳梓川先生编的文集《日本文场考察》两本书。这两本小册子，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日本的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日本侵华文学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七万字，内容上也互有重叠)。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除了近来为数寥寥的几篇文章以外，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那么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反映实际情形。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文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长期充斥文坛，数量巨大，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而且必须消化、鉴别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我在本书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方法，对侵华文学中的重要的文学活动，对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的个例进行重点分析解剖。不但要对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要回答诸如下列一些问题：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华战争?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成了“战争协力者”?日本文学及文学家在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日本文学家负有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他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侵华士兵的形象、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侵华文学中如何被塑造?如何从日本的侵华文学看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等等。与此同时，还对侵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说，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因此，单从每一章看，它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而把全书各章贯通起来看，它又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的侵华文学史。
侵华文学史，就是日本文学的罪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就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一份“罪案”。整理这么一份“罪案”非常必要和重要。不立这么一份“罪案”，其罪责就有被忽视、被忘却的可能。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战后，日本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政客官僚悍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动辄大放厥词，掩饰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他们一方面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作形式上的“反省”，另一方面又在每年夏天摩肩接踵地到作为军国主义之象征的靖国神社参拜。同时，日本文学界的军国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文学家中有人在兜售《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如林房雄)，有人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如石原慎太郎)。1998年5月，歌颂战争犯子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又粉墨登场。这些都表明，对日军侵华历史的追究和清算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仍然是日本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而又艰巨的课题。本书的研究，就是这个重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俗话说“以史为鉴”。将日本侵华文学加以研究整理，以此警世，以此儆人，这就是本书写作的根本宗旨。
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战争常常决定着、改变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的面貌。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日本的“侵华文学”自然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文学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因此，本书也是战争与文学关系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一个尝试。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图1福泽谕吉像“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 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中江兆民：“三醉人”的醉翁之意

明治时代另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中江兆民(笃介，1847～1901)以另一种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形式表达了和福泽完全相同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中江兆民在他那著名的《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中，设计了一种戏剧性的情节结构。“酷好饮酒，又酷好谈论政事”的南海先生，有一天“把酒独酌，已入陶然步虚”之境。而就在此时，两位客人带着洋酒登门拜访。其中一人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身躯颀长，举止潇洒，能言善辩”的“绅士君”；另一人是“身材高大，手臂粗壮，面目黝黑，目光炯炯”的“豪杰君”。三人礼毕坐定，交杯换盏，纵论天下大事。
“三醉人”当中，“绅士君”是主张以文兴邦，认为“民主平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各国迟早都要建立这种制度。而劣弱的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之策没有指望，所以，还不如干脆放弃不及强国万分之一的兵力，撤去水陆军备，而致力于无形的“理义”、“学术”、“美术”，使强国尊而敬之，不忍侵犯。
与“绅士君”相对，“豪杰君”则慷慨激昂地赞美战争，他说：“争源于人怒，战源于国怒，不能争者为懦夫，不能战者为弱国”，“文明国必是强国”，“征诸古今史籍，昔日的文明国均为昔日的善战国，今日的文明国均为今日的善战国。”接着，“豪杰君”切入了主题：
在亚细亚，抑或在阿非利加，我时常健忘，只知有一大国，国名不记。其幅员甚为博大，甚为富饶，而又甚为劣弱。我听说此国有兵百余万众，但涣散不整，缓急均不能用；我听说此国虽有法度，但形同虚设。那是一头极为肥硕的牲牛。为天下众小邦所垂涎，待其充饥果腹也。何不速割其半，或割其三分之一耶?(中略)若割取彼邦一半，或三分之一归于我邦，则我邦必成大国。物产丰饶，人多势众，乃施以政教，可筑城池，可筑防御，陆可出百万精锐，海可泛百千战舰。我蕞尔小邦，一跃可成俄罗斯，可成英吉利也。
“豪杰君”还进一步从日本的内政方面说明对外出兵侵略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身上均有“恋旧元素”，而“恋旧元素”好像癌肿，承平既久，癌肿就要扩散，因此，“国家若一声令下，挑开战端，二三十万之众，可立即集于麾下。……割掉癌肿之处，莫若我忘记其名的阿非利加或亚细亚一大国也。所以我等二三十万癌肿患者，开往那一大国，事成则占地雄霸，且可打开那一种癌肿社会；事不成则横尸原野，名留异邦。为国割除癌肿，成效必得。此可谓一举两得。”
那么，“豪杰君”所说的“那一大国”是何指呢?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关于这一点，居于前两人之间、取中庸态度的“南海先生”在后来已明确地指出了。“南海先生”说：
豪杰君所说阿非利加或亚细亚那一大国。我不知其所指。但倘若那一大国在亚细亚，则应与之结为兄弟国家，缓急相救，互相帮援。若妄动干戈，轻佻邻敌，使无辜人民死于弹丸，尤非计也。若夫支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引者注)，从其风俗习尚、文物品式、地理地势而言，亚细亚小国当与之修好，巩固邦交，勿以怨恨相加为妙。我国产品日益增加，及至货物丰盈，那支那国土广大，人民蕃庶，实为我国一大贩路，滚滚不尽之财源也。
可见，《三醉人经纶问答》与其说是讨论天下大事，不如说主要谈论的是中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如何对付、掠夺和瓜分中国。“三醉人”的三种看法，表面看来互有不同，但实质是相通的。“豪杰君”杀气腾腾，说得最为露骨，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丝毫不加掩饰，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绅士君”和“南海先生”表面上似乎不赞同他的看法，但其主旨与“豪杰君”并无多大差别。在“绅士君”看来，像中国那样的弱国干脆不必有自己的军备。那么国防怎么办呢?他没有明说，其实也不言自明，那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由日本人来“保全”中国；“南海先生”不主张对中国动干戈，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成为日本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日本的“滚滚不尽之财源”。
在《三醉人经纶问答》里的“三醉人”当中，中江兆民处在什么位置呢?我认为，“三醉人”是中江兆民三个不同角度的发言，代表了他对华思想的三个不同的侧面。换言之，“三醉人”加在一起就是中江兆民。总之，在这部作品里，中江兆民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独立富强的牺牲品来看待的。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冈仓天心：“日本的伟大特权”

如果说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表达了针对中国的军国主义意识，那么，冈仓天心则是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冈仓天心(1862～1913)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研究东方艺术(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并不是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和倾向。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图2冈仓天心像在《支那游记》中，冈仓天心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在支那没有支那”。他写道：“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冈仓天心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江南和江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谁都知道，中国的南北方在风俗文化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正如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的风俗文化和东京的有所不同，是同样的道理。以此为依据来否定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无论如何不能不叫人“嗤笑”。实质上，这里暗含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一开头就提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亚细亚是一个”(或译为“亚细亚是一体”)，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既然在他看来连中国都不是一体的，那又遑论整个亚洲的一体性呢?原来，冈仓天心是要导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亚洲应该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这个理想。那么，由谁来实现这个所谓“东洋的理想”，使亚洲成为一体的呢?在冈仓天心看来，当然非日本莫属了。
以研究东洋问题而自负的冈仓天心不会不知道，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和印度的学生，那么，日本有什么资格自告奋勇地来担当统一亚洲的使命呢?他认为：
在这复杂当中明确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遗传。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而在中国，王朝的覆灭，鞑靼骑兵的侵入，疯狂的暴民的杀戮蹂躏。——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次席卷了全土。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
(中略)
就这样， 日本成了亚细亚文明的博物馆。不，她远远高于博物馆。因为这个民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性，这个民族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古老的东西，同时又欢迎新的东西。凭着这种具有活力的精神，我们把过去一切理想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下来了。……
显而易见，冈仓天心的这一套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日本为核心，来统一亚洲文化。他打着弘扬亚洲文化的旗号，强调亚洲各国文化上的连带性，同时又把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对立起来，提出“欧洲的光荣，亚洲的耻辱”(《东洋的觉醒》)。正是这一套理论主张，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表面上看，冈仓本人并没有明确鼓吹对华侵略，但是，他又为对华侵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在这句口号的掩护之下，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成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义举”，对中国的“三光政策”成了“宏扬亚洲文化”的“圣战”，侵华战争也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半个多世纪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在《建设大东亚秩序》(1943)一书中，把冈仓天心的话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亚细亚的复兴，并不只是意味着从欧洲的统治下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它同时也是在亚细亚诸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复活古代的光荣。而日本实际上正在为这一庄严的使命而战。因为，东洋的好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纵使在其故国最终也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伟大的影子，但在日本，今天却以生机勃勃的生命跃动着。(中略)今天支那和印度从我们的生命中所摄取的正是这种作为东洋精神的日本精神。”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战争“是日本人惟一的精神文化”

3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体制全面形成，侵华“国策”也逐渐全面实施。与此相适应，日本文学界也全面军国主义化。大部分文学家加入了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的宣传鼓噪中。其中，在理论上为日本的侵华“国策”鼓吹辩护最卖力、影响也比较大的，是保田与重郎和武者小路实笃。
保田与重郎(1910～1981)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家。他的大量言论与著作，极力煽动日本人的非理性的狂热，故意使用别扭费解的语言，暧昧混乱的话语方式，来构建日本人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非理性的膜拜。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家，他试图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寻找日本文学的血统。他认为，“现代文艺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就是……为了伟大的日本，而把‘日本’的血统在文艺史上列出谱系来。”(《一个戴冠诗人》)极力把日本的文学史说成是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学，证明日本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所谓“皇国文学”，宣扬“日本主义”和“日本精神”。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因此他认为日本出兵中国内地是日本人在20世纪中采取的最“壮丽”、最“浪漫”的行动。
1938年，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杂志社的特派员，到朝鲜及我国东北、华北和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并写下了游记随笔评论相杂糅的文集——《蒙疆》。这本书集中地表现了保田与重郎的中国观及法西斯主义战争观。他在北京看了故宫、万寿山，认为在中国已经丧失了唐宋文化的辉煌，断言北京是一个“颓废”的“废灭”的城市，而日本军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美丽的生机。他极力赞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把卢沟桥看成是日本的“大陆发现时代的端绪”；在八达岭、上关等处看到了飘扬的日本的太阳旗，则惊叹为“壮丽的浪漫的风景”。一路上，他贪婪地环视着美丽富饶的大陆，同时又不断构筑着日本吞并大陆的“浪漫”的蓝图。他写道：“我等如今要去北方旅行。在那里，日本毅然决然书写世界历史，从事着改变我们民族历史的伟大事业。况且我所走过的路线，将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最初的交通线路。我所走的，是大和民族对世界上的异国异族展示我们浪漫的日本而开拓的路线。现在是军队的进军路线，不久就将成为世界性的交通干线，成为世界文化的一大变革的据点。”“今日日本的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是通过征战的形式来实现的。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越过宁夏，到达黄河的源头，到兰州去破坏赤色的线路呢?那个时候世界的交通线路就会发生伟大的变革。而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日本的惟一的精神文化。”在这里，保田与重郎着重鼓吹的，就是使侵华战争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他写道：
大陆征战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空想力和构想力增大了。这个时代创造力的衰退，莫过于毫无诗的天分的告白。如今日本的行动，比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行动规模远为宏大。(中略)这是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世界历史上的文化飨宴中的最大的地盘，正由日本人来开拓。我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壮观的宿命。两洋文化的交流是20世纪的理念。而这个理念的惟一的实现者，就是东方的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历史的惟一的防卫者。同时，作为反抗欧洲侵略的亚洲的防卫者，用鲜血谱写开国文化的精神史的，也只有日本及日本人了。在这种世界文化的意义上，从日本的自豪感出发，国民支持这场战争。更有士兵们遵照大君(即天皇——引者注)的敕令，以英勇无畏的历史的忠勇的谛观，从容赴死。这种雄伟壮丽的精神的风景，决不比明治的战争稍有逊色。
保田与重郎正是以这种狂热心态，构筑起了他称之为“浪漫主义”，实为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美学”。那就是把侵华战争精神化，把精神战争化。在他看来，最浪漫的东西，或者说最美的东西，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的精神文化，就是他的美学。在《蒙疆》的最后，他总结说：“严格地说来，所谓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体，因此它是象征的浪漫主义，它是新的面向未来的混沌的母胎。”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人的使命”

侵华期间另一个战争吹鼓手是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此人原本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白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出发，曾一度采取了反战的立场，并写了反对日本军人屠杀台湾人的《围绕八百人的死刑》和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均1915)。但是，到了后来，他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1942年，武者小路实笃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亚战争私感》。这是一本赤裸裸地进行侵华战争宣传叫嚣的言论集。全书分为若干章，均冠以标题，如“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人的慈祥”、“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未来东京的梦”、“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战无不胜”、“大东亚战争及以后的事情”等。在这部臭名昭著的书中，武者小路实笃对“大东亚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做了荒谬的论证。
在《日本的使命》一章中，他极力把日本说成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恩人和救星。他声称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对日本不抱好意的一部分亚洲人”看的。他要告诉这些人：“如果亚洲没有日本这个国家，那亚洲会怎样呢?”结论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满洲肯定成了俄国的地盘。不光是满洲。如果没有日本，那么朝鲜不用说，中华民国的北部就成了俄国的，南部就成了美英的了。”“如果没有日本，他们(指中国、朝鲜等——引者注)，无论怎么折腾，都将成为美英国家的盘中肉。或迟或早都会如此，不会有别的结果。只有日本国的存在，才能毅然站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这种观点出发，武者小路图3武者小路实笃(右)和周作人
实笃极力为日本的战争行径评功摆好。在他看来，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霸权而进行的那场“日俄战争”，完全是为了东亚和中国；当时欧美人自视比亚洲人优秀，又倚仗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良的武器，欲把亚洲人当作奴隶，而敢于对此提出抗议的，惟有日本。“他们之所以不能无忧无虑地从事邪恶的勾当了，就是因为有了日本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日本国看去虽小，但却不接受美英的蔑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亚洲，只有日本是一个从来没有受到侵略的国家，因此它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解放亚洲”。他希望亚洲人明白一个事实：“日本拒绝美英随心所欲地压榨亚洲，惟有日本一个国家能够使他们把亚洲的财富还给亚洲，使亚洲人不再作奴隶”；“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就可以视为日本为完成使命而进行的战争。”“所以日本人绝不是只顾自己的国家，谁扰乱了东亚的秩序，就必须受到制裁。”“对那些不得不向美英屈服的弱国，不能再让他们弱下去了。日本即使付出牺牲，也必须帮助他们。”所以他认为，亚洲“都得感谢”日本；“亚洲人要深刻地意识到，日本的存在，对于亚洲来说实在太幸运了。”“倘若日本失败了，那对于亚洲来说，对于东亚来说，都将是无比悲惨的。因此，亚洲人民爱日本，盼望日本取胜，是理所应当的。”
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把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拾掇起来，大肆宣扬“日本主义”，宣扬日本人和日本国家的优越性。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国体”的优越。那就是：“日本国民全部都是天皇陛下的臣民，衷心奉仕天皇，万众一心”；人民为了天皇献身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战争中涌现出了“特别攻击队”那样的为了完成任务而从容赴死的人。其次，日本之所以强大，还因为“日本恐怕是世界上拥有实干家最多的国家”，这一点使日本人“在世界上出类拔萃”。日本人从不懒惰懈怠，“都是勤勉的国民”。在《日本人的慈祥》一章中，武者小路实笃认为日本人是“慈祥”的，武士的感情，日本人的感情比较脆弱，但是，“越是慈祥越是强大，越是强大也越是慈祥”。在《克服死亡》中，武者小路实笃和保田与重郎一样，宣扬“死的美学”。他说：“人间有超越死亡的东西。我赞美为了超越死亡的东西而从容赴死。这是最美的死，也是超越生的死。”
武者小路实笃关于日本强大的结论是：
日本人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突击、肉弹(意即以肉体为枪弹，同归于尽的自杀——引者注)，这些都是日本军队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俗话说：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日本人的这种断然前行是日本人的得意中的得意。敌人闻风而逃，空战时日本使用这种战法常常取胜。舍身的战法，这是日本从古代就有的战法，这种战法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有个词叫如虎添翼。日本人的强大，就像老虎添了翅膀。武器齐备，精神昂扬，举国一致，拥有两亿人的巨人站了起来，所以强大。
作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武者小路实笃显然坚信日本必定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此，他在《未来东京之梦》一章中还设想了胜利后的美妙情景。他写道：“东京是日本帝国的首都。这个帝都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亚洲第一文化中心地。”“东京是亚洲的军备的中心，学术文化的中心。东亚人如果不来一次东京，那就不能开口说话。”“在大东亚战争完成的同时，天皇陛下居住的帝都，必然成为亚细亚全体精神的中心。所以东京一定是亚洲第一的完全的城市。”
然而，事实证明，武者小路实笃盼望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以上，我们分述了明治维新后到战败前的约半个世纪中，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军国主义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文坛上的这些人的言论在日本军国主义及侵华“国策”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从“文明论”、“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制造了理论根据；第二，站在“民间”和“在野”的立场上，和天皇制政府的侵华“国策”上下呼应，一唱一和，强化了“官民一致”、“一亿同心”的军国主义体制；第三，利用文学家的影响，将军国主义思想加以阐发，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中起了重要作用。弄清日本文坛与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这些密切联系，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更全面地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特征。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都处在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两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直接交流也不多。明治维新后，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国策”，一步步地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许多文学家也关注中国的情况。但是，这种关注和古代文学家不同。在古代，日本文学家大都对中国充满着景仰之情。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文学家对中国由景仰变成了轻蔑。在有关以中国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中，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好憧憬，但对现实的中国却充满着鄙视。例如，日本近代文学的泰斗夏目漱石在1909年，曾应“满铁”(即“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总裁的邀请到中国东北和朝鲜旅行，并以那次旅行的见闻为题材，写了长篇游记《满韩处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这部作品中，夏目漱石处处以一个先进国家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甚至偏见看待和评论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例如他看到中国马夫用鞭子抽马，看到人们对街头一个受伤的可怜的老头儿不予理会，就得出了“残酷的支那人”的结论；在奉天(今沈阳)喝茶喝出咸味来就相信是沈阳人的粪便渗透到地下所造成，便得出了“肮脏的支那人”的结论；看到住处窗户后面埋着一口接废澡水的大缸，也觉得可怕，等等。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１９２１年曾在中国游历数月，并写了以此为题材的数种游记。他在《支那游记》的“上海城内”一节中，这样写道：
……从那巷子转弯，就是久闻其名的湖心亭。听起来是个好地方，实际上只是个破烂颓败的茶馆。亭外的池中，漂浮着绿色的污垢，几乎看不见水的颜色。池子的周围用石头垒着奇怪的栏杆。我们刚走近这里，就见一个穿着浅葱色布衣，拖着长辫子的高大的中国人，正在悠然地往水池中撒尿，(中略)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水池倾泻的小便，——这不只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中略)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这人群当中，这号人物似乎不少。但是，什么杜甫，什么岳飞，什么王阳明，什么诸葛亮，却似乎一个都找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在猥亵、残忍、贪婪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中国了。
诚然，这样的议论和描写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是，日本人诸如此类的对中国野蛮落后的描绘，本身却常常暗含着日本人的一种优越感，一种傲慢与偏见，甚至是一种“弱肉可食”的潜台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台词”变成了“前台词”。从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鼓吹对华侵略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在对中国及中国人形象加以扭曲描写的同时，某种程度地显露出了对华侵略的信号。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1）

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侵略和挑衅活动。其中，1928年的“济南惨案”就是一起重大的侵华事件。
以济南惨案为题材的作品，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
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中国北方、特别是在山东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1928年初，蒋介石率军北伐，日本则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并与北伐军在济南遭遇。日军蓄图4黑岛传治像意挑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在惨案中，日军占领了济南，屠杀中国军民6123名，杀伤1 700名，造成财产损失2 957万元。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从惨案发生前写起，以日本在济南开办的一家火柴公司为中心，描写了日本在济南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在“排斥日货”的运动中，这家火柴厂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在日货上贴上中国产品的商标，充当中国的“国货”，千方百计在中国倾销产品。他们视中国的苦力为牛马，给他们吃的是黑窝头、高粱渣，却逼他们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的活。他们的理论是，“支那人都是恶劣的人种。千万不要夸奖他们”；“他们不知廉耻。我们无论怎样善待他们，他们也不知足。给他十块钱，他们发牢骚，给他一块钱，也一样是发牢骚。……所以，要是给他们很大的恩惠就太愚蠢透顶了。”而且他们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们来到支那，的确是雇佣苦力干活了。但是，难道不是我们给了那些家伙一份工作吗?没有我们在这里开办的工厂，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他们不仅要中国工人给他们卖命干活，还要求中国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在朝鲜，在满洲，支那人都对我们敬而畏之，战战兢兢”，而“这里(指山东——引者注)的支那人还敢摆谱，就是因为这里没有日本的军队。”
而向山东进军，早就是日本蓄意已久的事情了——
〔济南〕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山崎(小说中的日本记者——引者注)是很清楚的。
“济南，实在是天下之要冲。陆为南北中间，海上遏制渤海南半。站在济南一动，则可影响天津北京之形势。若把滦河上游的北京看做脊背，济南则可看做腹部。而且，在去青岛的沿线，坊子、博山、淄川、章丘等地，埋藏着约十八亿吨的煤炭。在往西二百数十里的地方，就有山西的大煤田，那里蕴藏着相当于全亚洲煤炭储量八成的六千八百亿吨煤，还有无尽的铁矿。 日本今后要在资源需求上独立，就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价值，而且也不能无视山东煤炭的世界的价值。”(《日本和山东的特殊关系》，第19页)
山崎当然知道这些。
“为了在满蒙的特殊利益， 日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进行开拓。应该始终维护这一利益。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放弃山东，在满蒙的特殊利益也必须保证。满蒙是先，山东是后。有人认为，为了满蒙我们以国力相赌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山东，某种程度的忍耐也是不得已的。当然，满蒙的天地广阔，利害关系重大，对全局的得失关系甚大。但是，从广东兴起的支那的民族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悄然兴起，如今眼看已经完全渗透到了支那中部。北部及满洲，也处于魔手可及的状态。山东作为满蒙的屏障，有着重大的价值。有了山东，满蒙才有安全。况且山东在地理位置优越方面，在军需的价值方面，在作为黄河流域无限财富的后方地带方面，使得它在我国的国防上、国民生活上，都永远不能脱离我国的势力范围。像美国的资本家，早已看到黄河泛滥区适合棉花的种植，已派人进行调查研究。如果那里能够生产棉花，那么，就可以结束日本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丧失了山东的主人公的地位，那么，将来，日本在钢铁、煤炭方面的独立性就要丧失掉。不仅如此，日本如果从支那北部退却，在保守退缩的政策之下，如何可以避免日本国的沦落和衰退?支那大陆虽广，但我国在经济上绝对支配的地域，除了满蒙，就只有山东了。日本在过去十余年间，投入了巨额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开发山东的资源，现在国人的投资已达一亿五千万元。确保我们的同胞辛苦开拓的经济基础，并加以发展，是理所应当的。”(同上书31页)
也许没有比黑岛传治在小说中引用的这段资料更能说明日本对山东的野心及制造“济南惨案”的原因的了。所谓“保护日本侨民”云云，不过就是保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罢了。
于是日本军队来了。他们在济南大逞淫威，烧杀抢掠。济南的街道就成了“武装的街道”。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济南惨案”与《武装的街道》（2）

黑岛传治作为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对济南惨案的看法及其描写是不同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文人的。尽管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他对日军在济南惨案中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洗劫中国的商店，滥杀平民，甚至违反国际法准则，惨杀前去交涉的中国外交官等等，——都未能加以表现。但是，他能够尖锐地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真正原因在于维护日本在山东的“特殊利益”。他还写到了日本士兵的反战行为，并且正面描写了对中国工人抱有同情心的日本职员。大体上说，《武装的街道》对济南惨案的描写是公正的，立场是“反战”的。例如，作者指出了济南惨案发生时日本宣传媒介向日本国民所做的歪曲报道：
那一天，被杀害的日本人，连同两天后在土中发现的九人，一共十四人。
但内地(指日本——引者注)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却报道为二百八十名。报纸上写道：〔日本〕妇女被强奸后遭杀害，赤裸着身子，惨不忍睹；姑娘的阴部被插上了木棍，胳膊被木棍打断，眼睛被剜出。
在特派员的面前，〔日本人的〕头盖骨被敲开，脑浆迸裂，流在路上。关于抢劫，也有同样的报道。
报上登的遭难者的叙述：贵重的衣物不用说，连床板、铺席、天花板都被卸了下来，小学生的课本都被偷走了。金锁、金表、二百四十块大洋、三百八十块纸币都被抢走了。
读了这样的报道，有谁不恨南军(即北伐军——引者注)呢?有谁不气愤地要把这些暴军全部消灭呢?
这种夸张的报道，具有强大的力量。
黑岛传治敢于指出日本报纸的欺骗和煽动的宣传，是难能可贵的。为此，黑岛传治在战后也一直被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称为反战的作家。甚至中国有人评价《武装的街道》“是黑岛传治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最高表现，是他的优秀论文《反战文学论》在创作上的出色实践”。(见《革命作家黑岛传治》，载中文版《黑岛传治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武装的街道》对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是揭露了的。但是同时，作者也不可能不受当时日本国内主流舆论的一些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的北伐军，即所谓“南军”的看法上。
在济南惨案中，日军的敌人是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因此，日本当时极力宣传北伐军如何野蛮无礼，以便为他们出兵济南制造借口。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同样对北伐军抱有偏见。他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和中国的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相提并论，把国民革命军旨在铲除军阀势力的北伐革命说成是“南军的侵入、掠夺和破坏”。当然，黑岛传治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这种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立足点有所不同。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左翼作家便不断地对蒋介石进行攻击和批判，如小牧近江、里村欣三合写的《前往青天白日之国》(1927年6月)、前田河广一郎的剧本《蒋介石》(1929年7月)等都是如此。在《武装的街道》中，黑岛传治虚构了“在莫斯科的儿子蒋经国”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借以抨击蒋介石。信中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父亲，你是反革命的英雄，是新军阀的首领。你在上海对劳动者的屠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拍手称快吧，帝国主义者，赏给你不少礼物吧。可是，无产阶级却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黑岛传治没有弄清中国国内的内战同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区别，也就是混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本质区别。即便蒋介石是军阀，也决不能成为日本出兵济南、入侵中国、屠杀中国军民的理由。对蒋介石及北伐军的丑化，对“支那兵的乱暴”的渲染，妨害了作品反战主题的表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武装的街道》本身的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与1930年11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出版时许多段落和字句被删除。但是尽管这样，出版后仍被政府勒令禁止发行。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反对侵华战争的长篇小说，就这样未见天日就被扼杀了。因此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影响。直到战后的1953年，《武装的街道》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1）

歪曲的描写和侵略的叫嚣在《武装的街道》同时或之后出版、并得以公开发行的以日本侵华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再也难见反战的倾向了。例如，伊藤永之介(1903～1959)有名的短篇小说《万宝山》(1931年)对“万宝山事件”的描写，不但失去了客观公正性，而且是有意地歪曲描写了。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为了加快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所谓“满蒙危机”的宣传，以便为武力侵占东北制造借口。“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利用朝鲜人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开垦水田而故意挑起的事端。1931年，李升薰等180多名朝鲜人，在未经中国地方政府部门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从一位汉奸地痞手中承租大片土地，并打算将旱田改为水田，引伊通河水灌溉。因开挖水渠而损坏了中国农民的农田，并可能造成汛期淹没水渠两侧数万亩农田的隐患，中国农民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长春县政府依法命令李等朝鲜人停止不法施工。日本以朝鲜人是“日本国民”为由，强行干涉。日本驻长春领事奉日本政府的“坚决保护”朝鲜人，以“显示我方威力”的指示，向吉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本国臣民有权在中国租地，无需中国方面许可”，并派日本军警，武装护卫朝鲜人继续施工。7月2日，400多名愤怒的中国农民拥到现场填渠，中国方面也派了300多名警察以稳定事态。日本军警先是强行制止中国农民填渠，并将多名中国农民打伤，然后又首先悍然开枪38响。中国农民被迫撤出现场。7月3日，日本又派500多名警察，携带大量轻重武器前往万宝山，并占领万宝山乡的马家哨口，在那里强占中国农舍，悬挂日本国旗，并令朝鲜农民继续挖沟修渠，修复水坝。水坝在7月5日修成。同时，日本方面蓄意制造谎言，称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以此煽动朝鲜境内的朝鲜人疯狂排华，致使华侨被杀119人。
“万宝山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日本人在当时和以后，一直通过各种形式对事件真相进行歪曲。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就是以文学形式歪曲“万宝山事件”的典型例子。
《万宝山》以流浪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赵判世及其妻子裴贞花一家为中心，描写了“万宝山”事件的前前后后。小说从赵判世等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挖渠开地被中国“长秋”(即长春)政府下令禁止写起，到朝鲜农民离开万宝山结尾。小说极力表现赵等朝鲜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在朝鲜被地主压迫剥削，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满洲。但是，来到满洲后，他们又不断遭到中国官民的迫害。小说一开头，就写在开渠被中国当局强令制止后，赵一家以编制“满洲式的柳斗子”为副业。但中国巡警突然闯入，说未经许可，不得随便编东西卖，于是，“狡黠的支那人，像猫一样快速伸手，夺过了两个柳斗子”。赵怒而欲夺，被中国巡警一铁棍打倒在地。当朝鲜农民不顾中国方面的禁令，继续施工挖渠的时候，中国的骑兵队便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并且把赵判世抓走。中国农民在中国官方的怂恿支持下，不断地向挖渠工地开枪威胁。小说写道：
从昨天晚上就听说，由于水渠的开挖多少受点损失的图5伊藤永之介像 上游的〔中国〕农民，非常恼火，要来袭击。支那官方夸大其辞地说雨季来临的话，水渠上游就要遭洪水袭击。还说闸门一修完沿岸的农田就进水了。而实际上，仅仅是一小块田地进水罢了。
(中略)
水渠贯通以后，在三荷屯有二百名〔中国的〕马队和步兵驻扎在那里。原野上随时都能看到成排的马队。摇着青旗在土丘那面横冲直撞。
他们每天都照例在平原上到处巡察，威胁着朝鲜人村落。
手拿长枪、手枪和铁锹的支那农民，像野鼠群一般袭击平原。开枪的主要是他们。
平原上的支那农民似乎从官方那里得到了武器，然而，在长秋拥有相当多的军队和警官的〔日本〕领事馆，却不知为何，连一名警官也没派来。
“俺们就是死了，有谁会哭俺们呢?”他们〔朝鲜人〕都这么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朝鲜农民们从这里赶走，使等待播种的五百垧水田，完全收归支那人支配。
(中略)
蒋介石政府下达了驱逐满蒙的朝鲜农民的命令，这好像是事实。驱逐朝鲜农民并不自今日始，但由于受到利权回收的煽动，现在是愈演愈烈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万宝山》和《日本的战栗》（2）

小说最后写道，正当这些朝鲜农民挖渠的时候，荷枪实弹的中国保安局的马队和带武器的中国农民，忽然包围了他们，并向他们猛烈地开枪射击。而在场的日本人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中国人打伤许多名朝鲜农民，烧掉了用来筑渠的柳树条。被驱逐的朝鲜农民们，包括丈夫被中国人扣押而生死不明的裴贞花，都扶老携幼，“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无目的地流浪”。
显而易见，伊藤永之介在这里完全颠倒、歪曲了历史事实，把非法入侵者写成了受害者，把受害者写成了蛮横霸道的暴徒，把日本500多名军警的武装干预写成只有“五个担任警戒的警官”。至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农民首先开枪，更是只字不提，却写成了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的开枪射击。《万宝山》发表于“万宝山事件”刚刚发生不久，据说在当时的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小说中不顾事实的歪曲描写，为所谓“满蒙危机”火上浇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直到战后，日本还有学者认为它“尖锐地揭露了万宝山事件的实质”(竹内实《昭和时期的中国像》，中国研究所1957年版)。这篇小说是作者伊藤永之介的成名作，伊藤永之介在日本被称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文学家”。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万宝山》中，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表现在对所谓“日本国民”的朝鲜农民的同情上，却丝毫没有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连一点理解都没有。而他的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倒是非常明确的。
像《万宝山》这样的作品对日本蓄意侵华的事件做了歪曲描写，但毕竟还没有达到公然地进行战争叫嚣的程度。而就在《万宝山》发表一年后，这样的作品也出现了。那就是直木三十五(1891～1934)的长篇小说《日本的战栗》(中央公论社1932年版)。
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战栗》是以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亦称上海事变、淞沪战争)为题材的。1932年日本为了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并对上海的排斥日货的救国活动予以打击，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秘密策划，决定在上海挑起战端。1月18日，他们雇佣打手袭击了三名日本僧侣，然后嫁祸于中方。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上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5月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下，中日双方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而在此间，伪满洲国终于袍笏登场了。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目的也达到了。
还在淞沪战场硝烟未散之际，作为当时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家的直木三十五来到了上海采访。就在此前不久，即这一年的1月，直木三十五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法西斯主义宣言》，公然宣告：“我对全世界宣言：我是法西斯主义者。”2月，直木三十五和吉川英治等五位作家在军部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成立了法西斯主义文学团体“五日会”。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文学的急先锋，来到淞沪战场后，狂热之情难以按捺，在回国的船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写起了《日本的战栗》。他在该小说的“序”中称：战争何时到来?来了又怎么办?“我想到这个，就感到战栗。这是日本的战栗，同时也是我的战栗”。他交待说：《日本的战栗》“是我的战争观的一部分，是对于日本人作战的特异性及日本的士气的新解释”。
这部小说主要以新闻记者江南的见闻为视角，以上海事变发生前后为背景，以鸟见泽老人一家及周围的人物为描写的中心。鸟见泽在日俄战争中负伤致残。这次他的儿子烈又将去上海战场，女儿吉子在酒馆当服务员，邻居夏井是工人。依夏井的看法：战争“对谁有好处呢?对资产阶级”。而“俺们是无产阶级”。镇上的其他人也认为“夏井说的也有道理”。吉子接触的一些新闻记者也议论说：“现在这种社会，不‘左’倾的人，就是没有正义感和良心的家伙。”还有人说：“日本还是打输一次为好。”当江南作为从军记者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送行的人中还发出了猴子般的叫声，以示嘲弄。人们都骂日本，毫不顾忌地说军队的坏话。他们认为，在支那，“战争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现在的战争，就是祸害”。烈被征兵并将被派往上海前线的时候也不想认真地打仗，他说：“我反正是跟在坦克后边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走。”然而，当这些日本人来到上海战场后，以前的观点完全改变了。烈所属的部队担负进攻江湾镇的任务。在这支部队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为了完成使命和任务，随时准备牺牲”。烈也觉得，“军队这种形式，平时都是挨骂的。但是在这里却是作为人的最高的精神之所在”。于是，他并没有消极地“跟在坦克后边走”，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向前。烈的灵魂终于在战场上得到净化，他对以前自己参加罢工感到羞愧。中队长指着士兵对前来采访的江南说：“他们都是‘爆弹三勇士’，不同的只是有没有那样的机会罢了。”面对此情此景，江南感动了。他想：“战争真是太好了。因为战争没有生，也没有死。——在这里，只有人性之美，只有勇气。”在上海的战场上，日本的官兵们简直都不想回日本了。……
在这篇小说中，与其说直木三十五写出了“日本的战栗”，不如说它写了“日本的疯狂”，是日本的疯狂的战栗!这是一篇赤裸裸地鼓吹对华侵略，美化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品。在直木三十五看来，战争既可防止日本人赤化、又可焕发日本人的民族精神，还能够“净化”一个人的灵魂，结论是：“战争真是太好了”。直木三十五在这里表现的所谓“战争观”，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观。直木三十五显然是试图通过这样的小说，将“自己的战争观”变成所有日本人的战争观。不幸的是，后来的无情事实证明，这样的战争观竟真的被日本的大多数国民接受了!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上海》与《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七七事变前的日本文学中，较早透露出全面侵华战争信号的，是横光利一的《上海》和阿部知二的《北京》。图6横光利一（右）在中国
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的现代主义流派“新感觉派”的核心作家。这个流派的作家，特别是横光利一本人，擅长描写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1928年4月，横光利一曾到上海旅游了一个月，同年底开始在《改造》杂志上连载，1932年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集大成的作品。《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幽灵般在上海滩上徘徊的日本人的形象。这里有背负着爱情的创伤、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上海银行的职员参木，有贩卖木材的商人甲谷，有自称“国粹主义者”的甲谷的哥哥甲谷高重，有收购医用死尸以供出口的“亚细亚主义”者山口，有山口的情妇、俄罗斯人奥尔迦，还有中国女共产党员芳秋兰。参木钟情于土耳其浴室的女招待阿杉，但遭到夫人的嫉恨。后来阿杉被甲谷强奸而沦为妓女。参木也被银行解雇，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被潜入工厂的美貌的女共产党员芳秋兰所吸引。在上海工人暴动的混乱和危险中，参木两次救出了芳秋兰，于是两人相爱，拥抱接吻。后来参木听说芳秋兰因被同伙怀疑为奸细，生死不明。参木来到贫民窟寻找阿杉，他似乎在阿杉身上看到了秋兰的影子。……
这部作品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跳动的、闪闪烁烁、浮光掠影的新感觉派的写法，表现了五卅运动前后上海的混乱情形。横光利一似乎想表现各种势力、各色人物在上海的纠葛与沉浮，虽然他在单行本序言中声称要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实，要人们了解五卅运动的“真相”，但他的立场和偏见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中国、对上海的了解和理解显然是皮毛的和肤浅的。他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写成了一场乌合之众的暴力活动。在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描写上，尤其反映了横光利一的偏见、可笑和幼稚。在他的笔下，甚至策划工人暴动的共产党员芳秋兰，在暴动中陷入危险时，竟需要日本人来救她。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还明显地表现了横光利一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他在序言中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他说：“那一年蒋介石掌握了政权，以那次事件为契机，他在东方的政治舞台上变得引人注目，今天这已成了历史的事实。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还不太为人所知。(中略)现在，日本和支那的战争尚未平息，如果考察一下这个作品的主题和现在的战争的关联的话，那就可以想象东洋的命运会有多少曲折。”原来，横光利一着意要表现的，就是通过日中战争背景下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活动，来表现日本在中国推行的“东洋主义”。从这一主题出发，横光利一在《上海》中，不但对中国人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而且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中国作了恶意的评论，如甲谷高重说：“谎言对于支那人来说，算不上谎言，这就是支那人的正义!如果不知道这种正义观念的颠倒，就不能了解支那人。”更有甚者，横光利一还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山口的军国主义言论：
——然而，只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把东洋拯救出来的惟一的武器，难道不是吗?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看看中国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罗吧，看看波斯吧!承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才是东洋的公理。——
山口在人行道上一边走着，一边想起前些天的亚细亚主义者的会合，并为此而兴奋。那一天，支那的李英朴以日中签订的《二十一条》为靶子，破口大骂。对此，山口立刻回答说：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认可日本的军国主义，亚细亚的联合才有可能。然而， 日本要求把南满的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就对此愤愤不平，那我们岂不是一定要毁掉东洋吗?我们必须记住： 日本由于租借南满九十九年，就保证了九十九年的生命。”
就在《上海》出版单行本的两个月后，日本终于悍然发动了吞并“满洲”的“九·一八”事变。可见横光利一笔下的山口的这些露骨的军国主义言论，绝不是个别人的高谈阔论，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再看阿部知二的《北京》。
《北京》的作者阿部知二(1903~1973)在1935年夏末到北京旅行，在北京逗留了一年多。在1952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的《阿部知二作品集》(全5卷)第一卷的“解说”中，阿部知二回忆说：“因为那是我初次到外国去旅行，所以对风物的印象特别新鲜。古都的魅力，很快把我吸引住了。然而，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着手侵略活动了，不安的空气笼罩着那里。即便是迂腐的我也感觉到了。那忧郁的美的幻影，直到回国后还久久地留在脑海中。”他还声明，《北京》“不过是我的幻想的产物，我绝不是抱着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意图来写作的。(中略)它只是从我过去的感伤的旅行中产生的幻影。”诚然，阿部知二也许并不是着意描写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北京城的气氛，但是，《北京》从头到尾却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的空气。作者通过主人公大门勇和他的中国房东王世金一家人的接触，特别是他与王世金的儿子、北京某大学哲学系的教师王子明和王家的女家庭教师杨素清，以及和在京的日本人的交往，反映了1935年前后处于日本威胁之下的北京城的情景，——日本的飞机在北京低空盘旋，北京周围的紧张局势，北京学生的抗日活动，对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权的“弹劾”运动等等。作品的第四章，写到了大门勇和日本的一个名叫加茂的青年在王府井一家茶馆里交谈，加茂极力劝说大门勇到长城看看，因为——
“……只有长城，才是如今日本民族的一条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命线，您对这条生命线看都不看就要回国，真是太遗憾了!”加茂站了起来，用演说的语气大声说道，不时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使周围桌上的中国人都为之惊愕。
…………
加茂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神情，继续说下去。内蒙方面的形势，还有以河北为中心发生的事态，——于学忠的辞职，第51军、第2师、第25师和保安队的撤退，国民党委员会的阻止，对于日本的进出， 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势力的拼命抗争，红军由南方经四川迂回到达陕西方面，因而对北方增加了压力，等等。加茂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着。
“总而言之，先生，现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正在孕育中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里传达出的是全面侵华战争即将爆发的信号。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

“大陆开拓文学”是以日本在“满洲”(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活动为背景的。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移民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向满洲移民看做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把它作为和俄国争夺在东北的霸权、长期侵占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侵略整个中国内地的重要途径。满洲移民方案的始作俑者，是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早在1926年任奉天(即沈阳)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时候，东宫铁男就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的初步设想。“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任吉林铁道守备司令部顾问，来到长春，再次向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了移民方案，其要点是：让武装的农民(在乡军人，即复员军人)来北满洲定居，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主要是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后援，维持当地治安，抵挡苏联的南进。和东宫铁男的“武装移民”方案相补充的，是所谓“农本主义”者加藤完治为代表的“农业移民”方案。其要点是通过向广阔的满洲地区大量移民，摆脱当时日本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解决日本国内的土地矛盾，把满洲建成日本的粮仓。他说：“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满蒙的原野，才是我们神州人民敢于进出的天赐的土地”。1932年，加藤完治通过石原莞尔的介绍和东宫铁男见面，两人向议会提出“满洲移民案”，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年，日本内阁负责移第三章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陆开拓文学”民的“拓务省”提出的“第一次试验移民案”被临时议会通过，从9月1日开始，以日本东北地区的十一个县为主，招募在乡军人，经过短期训练后来到佳木斯。次年4月完成了向永丰镇的“入殖”(殖民定居)。这是日本第一次向满洲实施有组织的“武装移民”。殖民者把“永丰镇”的移民村称为“弥荣村”。这个“弥荣村”，作为日本在满洲的第一个移民村，成为稍后“大陆开拓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
此后数年，日本每年都向满洲输送成批的“武装移民”。1933年的第二次移民在离“弥荣村”40公里外的七虎力(千振乡)，1934年的第三次移民在“北安省”王荣庙地区的北大沟(瑞穗图7大日向村的“开拓团”打着太阳旗，敲鼓吹笛，向满洲进发
村)，1935年成立了移民事务的实施机关——“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并向“东安省”的城子河及哈达河进行了第四次移民。1936年的第五次移民在“东安省”的黑台等另外三个地方。继1936年冈田内阁倒台以后，广田宏毅内阁上台，加紧实施对东北的移民侵略。这一年成立了所谓“满洲移住协会”，向满洲的移民由“试验”阶段而走向大规模实施阶段，并把移民重点由“武装移民”转向所谓“农业移民”上。移民由以前的在乡军人，转到了一般农民。他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在二十年内分四个五年，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分别向东北移民lO万户、20万户、30万户、40万户，以便二十年后，使日本的移民占那时的5000万人口的十分之一，即500万。在头一个五年中，由加藤完治主持，编成了所谓“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并在日本内原设立了训练所。加藤自任所长，培养训练了一大批移民侵略的急先锋。为了实施移民侵略计划，1935年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成立了“满洲移住协会”，1937年前后又在日本实行了所谓“分村”运动。所谓“分村”，是指将有关的村或乡分出一部分人，以家庭为单位，除继承家产的长子以外，都在移民范围之内。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分村”运动做了一系列的动员，组织成立了“街村青年团”，制订了《街村青年团满蒙开拓活动纲要》。1939年，又出台了《移民根本国策基本纲要》，进一步规定了移民侵略的目标，要求移民除了以“北满”为主要入侵地外，要迅速入住整个满洲的其他重要地区。接着，在此《纲要》的基础上，修订颁布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1939)。这个文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总方针。至此，日本对满洲的移民侵略完全制度化了。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为止，日本在“满洲”的移民已达10万6千户，共318万多人。这些移民，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入住在满洲的不同地区。日本当时把这些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即与苏联交界地区，其主要目的是为关东军直接提供兵源，或充为兵站，这一地带的移民占总数的十分之四；“开拓第二线地带”，是指长白山、巴尔巴岭、老爷岭、大小兴安岭、松辽平原的外侧等东北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目的是利用移民切断抗日武装和东北人民的联系，这一线的移民达二分之一；“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满铁”沿线、重要河川沿岸的经济交通比较先进的地区，目的主要是进行殖民经济掠夺，移民人数达十分之一。但不管是哪个地区的日本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最高的目标，那就是使满洲日本化，使日本“开拓民”成为五族(即日、鲜、满、汉、蒙)中的领导者，把满洲建成日本人统治下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日本移民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后，首要的是对那里的人民进行土地掠夺。在1923年10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拟定的“选定及取得一段农耕地对策案”中，认为日本移民入住的土地，应该是治安、交通、农耕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的地方。而这样的地方大都已被中国人所占据，因此，必须强制征收过来。他们在伪满傀儡政权的协助下，先是以“处理”旧有官地为名占据了大量好地及林区。1936年又设立“地籍整理局”，颁布《土地审定法》以重新制定地籍、审核地权、确立土地制度等方式，大量侵占土地。还通过低价强行收买，强行“开垦”及商租的方法，大肆掠夺。被掠夺的土地，大都为中国人早已耕种过的熟地。
日本在对“满洲”进行移民侵略活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由于殖民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大量的财产和资源，剥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土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抵抗。自从日本移民踏上东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遭到袭击。日本移民侵略者提心吊胆，但同时也更疯狂地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报复和屠杀。他们把反抗的中国抗日军民统称为“土匪”，“马贼”。其次，由于日本移民不习惯“满洲”的高寒气候，尤其是“试验移民”阶段物资缺乏，条件恶劣，以至发生了移民的动摇和抵制事件。为此，东宫铁男处心积虑地推行了所谓“大陆的新娘”的方策，动员日本女青年远嫁满洲大陆，称作“大陆的新娘”。“大陆的新娘”在“女子拓务训练所”学习烹饪、裁缝、插花及农业技术，并以集体结婚的方式与男性“开拓民”结婚。东宫铁男还亲自作了一首题为《大陆的新娘》的歌曲，命人广为传唱。
上述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种种情况，构成了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的背景，并且在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其中，“大陆开拓”的主要策划者东宫铁男，第一个移民村“弥荣村”，“分村运动”，“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乃至“大陆的新娘”等等，都是“大陆开拓文学”的重要题材。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团体组织（1）

对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大陆开拓移民”的侵略活动，文学界表现出了积极配合的姿态。早在日本向满洲移民开始的时候，不少作家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自发地到满洲旅行和采访。1939年1月，作家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三人，在“拓务省”和“满铁”的支持下，成立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推老作家岸田国士为会长，委员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田村次太郎、春山行夫、汤浅克卫，会员有伊藤整、高见顺、丰田三郎、新田润、井上友一郎等人。据福田清人在《昭和文坛私史》中的回忆，福田通过好友荒木巍和荒木中学时代的同学近藤春雄相识，想请近藤春雄的叔父、拓务大臣八田嘉明帮忙，为他们的满洲旅行提供方便。为了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就发起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据1940年出版的《文艺年鉴》记载，“恳话会”的目的是，“把关心大陆开拓的文学家集合起来，在有关当局的密切的联系提携下，对国家事业的完成提供协助，以文章报效国家”。“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设立了“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奖”，对“有关大陆开拓的优秀文艺作品的推荐和授奖”提供资金。同时，“恳话会”还决定对“大陆开拓事业的视察和参观提供方便”，也就是对作家们去满洲提供方便，对有关大陆开拓的文艺研究会、座谈会、演讲会的召开等也提供支持。除了作家个人的作品外，“恳话会”还决定出版创作集《开拓地带》，创办《开拓文艺丛书》等。
和日本的“大陆开拓”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文学团体，那就是“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个“恳话会”几乎和“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同时成立。和“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一样有着官方的背景，一样有着强烈的“国策”色彩。1937年，几部以农民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和田传的《沃土》、久保荣的《火山灰地》等，——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的近卫内阁的农相有马赖宁对这些“农民文学”也给予了关注，企图利用“农民文学”，推进他的农业政策。1938年10月，有马赖宁召集当时比较著名的“农民文学”作家“恳谈”。参加“恳谈”的多是当时的所谓“乡土文学”(也称“农民文学”、“乡土艺术”)流派的作家，他们是和田传、田研一、和田胜一、丸山义二、岛木健作、打木村治、键山博史、楠木宽等人。他们决定成立“农民文学恳话会”。11月，“恳话会”举行成立仪式。“恳话会”决定有马赖宁为顾问，主要成员除上述者外，还有伊藤永之介、桥本英吉、本庄陆男、德永直、森山启等四、五十人。会议决定创办会报，编纂作品集，设立“有马赖宁奖”。其中更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决定向“大陆”，主要是满洲派遣作家。关于这一点，有马赖宁在“恳话会”成立时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日本的农民问题不单是粮食的问题，而是今后农村是否能够繁荣的问题，农村的繁荣就意味着日本的繁荣。不能把农村置于国家的发展之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甚至认为，没有农民文学是不行的”。他还说：“读了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我想才能够了解前线的战斗及官兵们的真实情况。松田甚次郎君的《土地上的呐喊》，编成戏剧，在新国剧上演了一个月，和农村没有关系的人也许从中更多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希望在农民文学领域也有《麦与士兵》那样的作品出现，从而使国民加深对农村的理解。愿农民文学家协力。”很明显，有马赖宁是希望农民文学也适应当时的侵华战争的要求，把农民文学纳入侵华战争的“国策”体制之内。为了使《麦与士兵》那样的作品在农民文学领域出现，当然也就需要把作家派到中国来。事实上，“农民文学恳话会”在成立后，就向满洲派遣了多位作家去了解“大陆开拓”情况，其中包括和田传、岛木健作等人。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团体组织（2）

“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和“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两个文学团体，集中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大多数作家，成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两个基本的核心和阵地。“大陆开拓文学”所有重要的作品，大都是由这两个“恳话会”的成员炮制出来的。
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不仅有着这样的团体组织，而且有着它的“文学理念”。属于“乡土文学”和“农民文学恳话会”系统的作家们，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从极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乡村和农民是民族文化的“根”，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他们把传统的农民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并以此为前提排斥现代外来的西方文化，认为日本的近代文学过分西方化了，只重视城市，忽视了乡村和农民，以致给日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有害的思想。认为“大陆开拓”有助于纠正现代日本文化的弊端，并能够为日本的农民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如菅野正男在给福田清人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在满洲〕建立起独立的村庄，那就可以努力使在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衰退了的乡土文学获得振兴。宫泽贤治(1896～1933年，乡土文学的提倡者——引者注)想做的事情，我们在满洲的大平原中正在变成现实。”有些热衷于“大陆开拓”的文学家，不但从政治经济军事角度看问题，更从文学角度看问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开拓”，能够改变日本文学的狭小的格局，并期望在满洲的日本作家创作出一种能够体现“征服者”之骄傲的“大陆文学”。如到满洲旅行视察过的评论家浅见渊在《关于大陆文学》(1940年9月《文艺情报》)中认为，日本文学、日本作家写的“大陆小说”缺乏的是大陆文学那样的“飘渺感”和“悠久感”，场面比较狭小，缺乏大自然的“野性味”，他写道：“我想说的是一句话：大陆文学，不限于移民文学的真正的大陆文学，归根到底，不在大陆扎下生活的根，是不可能一朝一夕产生出来的。”大陆文学就是“开辟从前的日本文学中从未有过的征服者的文学之路，也就是以大陆为背景的体现民族之骄傲的文学。同时我想，只有这一点才是新产生的大陆文学的当然的性格。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这种意见不单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在满洲的严肃地从事作家修炼的多数作家的意见。”还有的认为，日本对满洲大陆的“开拓”，将有助于带来日本文学风格的变化，如评论家保田与重郎在《大陆与文学》一文中说：“我认为，日本要在大陆把日本的精神树立起来，在它的光荣贡献给世界历史的时候，与此相适应，需要有大的营造。这话的意思是，将来需要有大艺术。需要伟大的舞台，伟大的设计，伟大的台词，需要这样的综合的样式。”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大陆——它不在地图上的满蒙支之外——的出现，会最先引起文学鉴别法、批评的分类学的变革。更慎重地说，所谓的大陆，既不是地形，也不是风土(即不是地理学的现象)，今天的大陆作为皇军的大陆，是严整的一个整体，因此是象征的浪漫主义。这是展望新的未来的理想主义的混沌的母胎。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母胎的大陆就是这种混沌。”
集中表达这种“大陆开拓文学”之“理念”的是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一书中，福田清人不但全面地论述了日本“大陆开拓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评论了数十位有关的作家作品，而且还极力为“大陆开拓文学”寻求文学理论上的依据。他指出：以“大陆开拓”为主题的文学，绝不是应时的“时流文学”或“旁流文学”，而是《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等日本的古典文学所蕴含的“创造开拓精神”在当今的表现。他说：“在开拓文学的理念中，日本古典中的根本的精神，应该在今天得到表现。”他认为，“大陆开拓文学”对于日本文学“大陆性”的缺乏有重要的弥补作用。他批判日本近现代文学是“输入性”、“城市性”、“文化人性”、“个人性”的，说它忽视了“传统性”、“开拓性”、“地方性”、“农民性”。他列举了明治时期那些在他看来关心“大陆”的作家，如二叶亭四迷、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森鸥外、夏目漱石，还有后来的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前田河广一郎等，推崇他们以“大陆”为题材的作品。福田清人的结论是：“日本已经在大陆的圈子里头了。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文学这种样式不是派生的，而是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流动的真正的河床。”大陆开拓文学“筑起了一条新文化的康庄大道。它不局限于满洲文学一个地盘，而是包括日满在内的‘兴亚文学’的萌芽。”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1）

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的大规模的出笼，大都开始于1937年以后，到1945年日本战败，移民撤回国内的八年间，“大陆开拓文学”数量庞大。而且1938年～1942年这五年中数量最多，小说、报告文学、诗集、评论、游记、随笔、传记等各种体裁都有。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中，光单行本就列举了80多部。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有：
汤浅克卫：《先驱移民》，1937年
《遥远的地平线》，1940年
德永直：《先遣队》，1938年
菅野正男：《与土战斗》，1939年
打木村治：《制造光的人们》，1939年
《迟缓的历史》，1940年
林房雄：《大陆的新娘》
岛木健作：《满洲纪行》，1940年
《一个作家的手记》，1940年
丸山义二：《庄内平原》，1940年
和田传：《风土》，1938年
《生活之杯》，1938年
《大日向村》，1939年
《殉难》，1939年
福田清人：《日轮兵舍》1939年
《大陆开拓与文学》，1942年
《东宫大佐》，1942年
竹田敏彦：《开垦部队》，1939年
田研一：《奉天城——满洲建国记1》，1942年
《王道之门——满洲建国记2》，1942年
《新京——满洲建国记3》，1943年
浅见渊：《文学和大陆》，1942年
《满洲文化记》，1943年
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编：《大陆开拓小说集(一)》，1939年
农民文学恳话会编：《农民文学十人集》，1939年
满洲移住协会：《潮流·大陆归农小说集》，1942年
满洲移住协会：《开拓文苑》，1942年
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描写日本对满洲的初期移民活动的重要作家有福田清人、德永直、汤浅克卫、打木村治等。福田清人的“大陆开拓文学”的特点是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形式，表彰日本“大陆开拓”的先驱者。他的《日轮兵舍》以宫城县远田郡南乡村的“高等国民学校”的校长杉山为中心，展现了初期移民活动的各个方面。作品写到了日本农村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杉山在时常来视察工作的加藤完治的指导下，在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来信的感召下，决心动员学生向满洲移民。他选择了一些毕业生加以训练，把他们派遣到满洲。杉山本人也只身去满洲考察，回国后辞去教职，成立了“南乡村满蒙移民后援会”，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福田的另一部作品《东宫大佐》是以“大陆开拓武装移民”的策划者东宫铁男为主人公的作品，意在为东宫铁男树碑立传。德永直本来是日本“普罗(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被捕“转向”后积极参与法西斯主义文学及侵华文学活动。他的《先遣队》以第六次“武装移民”村汤原东海村为中心，从“分村”运动，一直写到移民开赴满洲以后的生活，几乎包含了初期移民“开拓”活动的一切方面，描写了满洲大地的荒凉，移民的水土不服症，强烈的思乡情绪，与“土匪”作战以及“大陆的新娘”的选定等等。打木村治是最早描写日本移民在满洲的所谓“建设”活动的人，他的《制造光的人们》以第一个“武装移民”村——“弥荣村”为题材，描写了一批来到了松花江畔、作为最初的“开拓者”的武装移民如何同“土匪”、严寒、穷困及思乡情绪做斗争，最后迎来了“大陆的新娘”。作者强调了“开拓”活动如何艰苦卓绝，把日本移民侵略者誉为“制造光的人们”。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2）

以“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为题材的主要作品是汤浅克卫的《遥远的地平线》，特别是菅野正男的《与土战斗》。《遥远的地平线》描写了“大陆开拓”如何艰难。满洲的大平原，展现在主人公面前的是“遥远的地平线”，图8《与土战斗》单行本书影象征着“大陆开拓”事业的任重道远。《与土战斗》的作者菅野正男本身就是“青少年义勇军”中的一员。作品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义勇军”在日本茨城县进行了两个月的基本训练，到达满洲嫩江县之后的一年多的生活经历。描写了食物如何粗劣得难以下咽，如何因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习惯患上“屯垦病”、流行病，还有那猛烈的沙暴，彻骨的严寒、横行的“匪贼”等等。但作者为适合“大陆开拓”的宣传需要，并没有表现出悲观和不满。只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些比较真实的感受。如写到作者的一个伙伴这样说：“义勇军在三年的时间内，接受和军队同样的军事教育。可是并没有参军，而是直接来到了移民地。以前听说只要提出志愿，就可以参军，来这里一看，才知道全是假话。而且，说是根据志愿和能力，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这倒不假。可是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净是特殊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极力表现他们如何义无反顾，在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与土战斗”。所以，即使作品的文学性很有限，还是得到了评论界的较高的称赞，并获得了1940年度的“大陆文学恳话会奖”。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一书中认为《与土战斗》“是产生于新的开拓地的文学的经典”。
在“大陆开拓文学”中，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和田传(1900～ )。农民出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文系的和田传，曾以农民文学名作《沃土》而出名。1938年以后，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大陆开拓”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风土》、长篇小说《生活之杯》描写了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农村的形势。在《生活之杯》中，主人公柏木繁市说：“事变的真正的意味，大家都有切身感受。(中略)当我们还以为大陆在远隔大海的遥远的地方的时候，农村还不会感受到战争。大陆就在这里，每个村庄和耕地都在大陆上。”这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看法。在代表作《大日向村》的“后记”中，他写道：自从参观了加藤完治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训练所”以后，“对于农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不能不和大陆联系起来考虑了。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此就开始思考大陆的事情了。觉得日本海已经被填平，已经和满洲大陆连了起来。”
《大日向村》是和田传的集中描写日本农民向大陆移民的长篇小说。作品取材于日本中部信浓地方的一个叫做“大日向村”的穷山村，在“分村”后向满洲移民的真实经过。大日向村虽云“日向”，却是地处深山沟、连太阳也不能全晒到的“半日村”。村里四百多户人家，只有六反(一反等于992平方米)多一点的“猫脸”似的土地，在种地不能维生的情况下，农民们又砍林烧炭卖。但木炭价钱低，树木砍伐殆尽，农民因为借钱买木头，陷入了“借债地狱”。在昭和初期的“农村恐慌”中，农民更加贫困，村长因无可奈何，相继辞职。在这种情况下继任村长的浅川武麿，在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向满洲移民，把村子一分为二，将其中的一百五十户移至满洲。于是他们浩浩荡荡，来到吉林省舒兰县的四家房，在那里建立起了“新大日向村”。移民们唱着自己的“村歌”——“希望燃烧在大陆上，大和岛国先驱者，分了村的大日向。此地是满洲四家房，移住而来千人强，男女老少喜洋洋。严寒零下三十度，严寒酷暑何足惧，挽起铁腕挥起锄，从南岭山到水曲柳，开拓广漠十万里”。然而，这些“开拓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开拓”的呢?有一封写给“母村”的介绍“新村”情况的信，便泄漏了天机：
新村的区域，水田约一千四百町步(一“町步”约合992公亩——引者注)，旱田二千六百町步，另外还有山林四千零八十町步。听说在其他的移住地，移民后再开始开垦的比较多。但是在这里，净是很好的耕地。而且水田中已经有了两条长达六里和四里半的水渠，虽说是熟地，但充其量耕种了不过三四年。所以，看来，今后至少十年间，不施肥也能有一石到一石五斗的收成。
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伙移民不仅侵占到了中国的领土，而且还从中国农民手里掠夺了大量的熟地，包括水利设施。可见，他们的“开拓”其实就是掠夺。以“大日向村”为代表的日本移民对贫困和危机的摆脱，是建立在我东北人民的巨大牺牲之上的。
1939年，和田传出版作品集《殉难》。其中的中篇小说《殉难》，以大陆移民村为舞台，可以看做是《大日向村》的续篇。关于《殉难》，作者交待说：“大陆的新村过去是没有的。年轻人们都从新村中找到了出路，都为了崭新的生活而奔忙。这些人的行动的美好、壮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篇小说所描写的行动的世界，都是以北满的开拓地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敷衍成篇的。”然而，《殉难》中所描写的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故事”呢?他写了中国的农民在受到“匪贼”袭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的移民如何舍生忘死，全力相救；名叫赵海山相当于村里长老的中国农民，和日本移民村的“部落长”樋口清三郎如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建立了友谊和信赖；日本移民团夜间巡警队如何保护着中国村民。在小说的最后，被“匪团”抓住的清三郎面对着枪口——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大陆开拓文学”的炮制（3）

冷静地，然而又是用申斥的语调说：开枪吧!再说一遍，本人是但马的穷苦百姓，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人敢回头瞧我。现在本人要作大陆开拓的柱石，把骨头埋在这里，正合本人的心愿!开枪吧!清三郎再次叫道。就在这个时候，“乒”的一声，手枪响了。
于是，清三郎做了“大陆开拓”和“五族协和”、“日满一体”的“殉难”者。不难看出，这里所描写的根本就不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野蛮移民入侵的实相，反而把入侵者美化成了中国农民的保护者!
日本“大陆开拓”的作家作品，就是这样自觉地做了日本军国主义“大陆开拓”的“国策”的宣传品。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似乎只有岛木健作的创作是个例外。岛木健作(1903~1945)原属于无产阶级作家，“转向”后加入了“农民文学恳话会”。1938年11月他被“恳话会”派到满洲视察，历时三个多月。回国后以在满洲的见闻为题材，发表《满洲纪行》和《一个作家的手记》。《满洲纪行》收录了作者十几篇纪行文章。在这里，岛木健作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国策”宣传的需要，用冷静的、客观的观察分析，披露了“大陆开拓”的实相。他指出，迄今为止日本人所写的绝大多数有关大陆开拓的文字，都是凭空杜撰的东西。在他看来，日本移民在满洲获得了土地，但并不等于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条件的恶劣、土地的荒芜、劳动力的缺乏、不适当的耕作法，使得“大陆开拓”问题成堆。他还第一次大胆指出：日本移民在满洲的农业活动，实际上靠雇佣“满人”作劳动力来支撑的。他写道：
现在， 日本开拓民依靠驱使满人劳动力，才获得生存的基础。这个事实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两者的关系是主人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两者间的亲睦伴着感伤。在被雇佣的人中，有的在日本人入殖之前，是自耕农，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没有交换来的土地呢?他们卖地的钱总是能留在手上吗? 日本开拓民的能力还小，现在还需要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也觉得这种联合还好。但是，这种联合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像这样明确地指出日本移民的入侵使“满人”由土地的主人沦为被雇佣者，就等于戳破了“大陆开拓”的实质：原来“大陆开拓”就是变“满人”为奴隶!从这一点上看，《满洲纪行》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但它的直面真实的勇气，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大陆开拓文学”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总之，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移民侵略的宣传工具。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了它们存在的只顾宣传实用的“素材主义”和缺乏艺术性的倾向。在今天，它们除了让我们从中了解日本的移民侵略活动，看到日本文学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可耻的堕落，此外已没有别的用处。实际上，“大陆开拓文学”已经随着日本在满洲“大陆开拓”移民活动的彻底失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指移民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殖民者的文学。日本学者在谈到“满洲文学”的时候，一般把“满洲文学”分为中国人的“满系文学”和日本殖民者的“日系文学”两大部分。这里所说的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就是“满洲文学”中的“日系文学”。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与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侵略活动相始终的。从发展线索上看，以1932年伪满洲国的成立为界，可以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日俄战争结束到伪满洲国的“建国”(1905~1931)。这一时期日本对“满洲”的移民侵略活动，主要以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为中心，日本移民也大都是“满铁”的有关人员，所以文学的中心也在大连。长春、抚顺、辽阳等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文学活动。从事文学活动的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大多数也是“满铁”的职员。随着移民人数的逐渐增加，殖民者的“满洲”意识也逐渐增强。他们不但希望满洲成为日本的经济基地，也希望在文化文学上使满洲日本化。于是，进入20年代以后，在大连、长春等地出现了许多沙龙式的文学小团体。并且有人还提出了建立“满洲文学”的初步主张。如1925年出版的刻印版小型杂志《我们的文学》的二月号上，刊登了题为《满洲与文学杂志》的文章，文中表示，“希望有代表满洲的一种文学杂志”，“我们所希望的杂志出现的时候，作为地方特色，会带有殖民地的气氛和气质，也有表现乡愁的美丽诗句。但时代要超越这一切，而要求表现世界主义的实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此前后，文学杂志不断涌现，如1920年俳句杂志《黑炼瓦》出刊，1924年综合性文艺刊物《黎明》出刊，1927年诗刊《亚》出刊，1928年短歌杂志《合萌》出刊，1929年《满洲短歌》出刊，1930年文学杂志《街》出刊，1931年，诗与短歌杂志《胡同》出刊，等等。此外，《读书会杂志》(后改称《协和》)、《大连新闻》、《新天地》、《大陆》、《大陆生活》、《满蒙之文化》(后改称《满蒙》)、《月刊抚顺》等日文报刊也辟有文艺专栏或发表文学作品。有的报刊还举行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如《长春实业新闻》分别在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短篇小说的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举行了两次长篇小说征集活动。《满洲日日新闻》明确提出征集的对象是“以满洲为背景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清新的作品”。总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已经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和初步的规模。
在创作上，此时期已经出现了集中反映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生活的作品。在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是清岛苏水的《三个世界》，诗歌方面的代表作是诗歌集《塞外诗集》、《三人集》等。清岛苏水(本名清岛贡)是“满铁”的职员，是在“满洲”的日本殖民者中最早出版小说集的人。1924年，日本国内的岩崎书店出版了他的《三个世界》。《三个世界》收入了19篇短篇小说，全部以满洲为背景，其中不少小说描写了日本殖民者在满洲的生活和见闻。如《咸鱼》描写了一个放荡的日本殖民者的妻子，在“满洲”的穷乡僻壤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三个世界》表现了“满铁”职员的过失；《饭》描写了主人公如何恶作剧地捉弄饥饿的中国小孩儿。这些小说虽不免幼稚，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殖民者的生活和心态，所以被认为是“满洲文学”的先驱性的作品。由本家勇(城小碓)编辑，1930年出版的《塞外诗集》，收入了安西冬卫、稻叶亨二、加藤郁哉、小杉茂树、岛崎恭尔、城小碓、龙口武士、市川贤一郎等人的以描写满洲风物及中国内地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其中写到了黄河、黄土高原、敦煌、辽河、哈尔滨、旅顺等。《三人集》是移居于奉天(沈阳)的三位诗人——土龙之介、高桥顺次郎、落合郁朗——的诗歌合集，1931年由奉天的“胡同社”刊行。表现了满蒙的荒凉、辽阔以及满蒙百姓的原始混沌的生活。市川贤一郎在跋文中认为，虽然这三个人的作品还没有摆脱日本人的“洁癖”，但是，“我并不失望。在迄今为止满洲出版的诗集中，还没有发现像这样态度真挚的作品”。他希望诗人们“今后要喝着满洲的泥水，吸着蒙古的黄沙生长起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有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满洲文学”的来龙去脉（2）

第一，从以前的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自发的活动，变为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满洲文学”的建设。敌伪当局也从文化殖民主义出发，积极支持和扶植“满洲文学”的发展。光文学奖就设立了“满洲文话会奖”、“建国纪念文艺奖”、“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奖”等好几项。还通过制订《文艺指导纲要》(1941)等官方文件，对文学活动加以引导和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宣传以日本殖民主义为基础的所谓“建国精神”，并用日本“内地”的文学来指导“满洲文学”，确立日本文学对“满系文学”的指导地位。如《文艺指导纲要》在第二条“我国文艺的特质”中明确写道：“我国文艺以建国精神为基调，致力于八纮一宇的大精神的显现，以移植于我国的日本文艺为经，以原住各民族固有的文艺为纬，取世界文艺之精华，而形成浑然独体的文艺。”此前，在满洲的日本殖民文学家也提出了“在满洲建立满洲的文艺”的口号。如高田悟朗在《高粱》的创刊号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作家〕好不容易从内地(指日本本土——引者注)来到满洲，几年以后又回到了内地。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在满洲常住下去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满洲还没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文学之类的优秀的作品呢?通过以满洲为背景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能使满洲的印象立刻浮现在人们面前。满铁率先把中意的作家，从内地请到满洲，保证他们五年六年的生活，为他们写出好的作品创造条件。这种作法被证明是必要的。笔者虽然不能无条件地全部赞成，但目的和他们是一致的。我们不一定要借助内地作家的力量。难道我们的条件不是得天独厚的吗?我们生活在这真实的满洲，为了我们的目的而竭尽全力，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重大使命吗?”《作文》杂志也认为，所谓“满洲文学”必须和它的国土相照应，必须写出满洲的独特性来，为此，“满洲文学”决不可以指望来满洲旅行的日本作家，“只有誓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并对之抱有感情的作家，才能叩开满洲文学之门”。
第二，和前期文学刊物的小型分散的状况不同，后期文学刊物开始发展为大型化、核心化。1932年9月，《高粱》在新京(长春)创刊，同年10月，住在大连的小说家、诗人青木实、吉野治夫、竹内正一、町原幸二、城小碓、落合郁朗、岛崎恭尔、日向伸夫、富田寿等人创办了《作文》杂志，一时形成了所谓“北有《高粱》，南有《作文》”的格局。1935年，《新京》杂志易名为《摩登满洲》，成为又一家重要的文艺刊物。1938年，日本文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日本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北村谦次郎在“新京”发起创办《满洲浪漫》，其同人有木崎龙、绿川贡、逸见犹吉、横田文子、大内隆雄、长谷川濬等。北村谦次郎说：“《满洲浪漫》不是日本浪漫派的分派，但却是日本浪漫派的‘延伸’和‘实践’。”《满洲浪漫》创刊后，便形成了“北有《满洲浪漫》，南有《作文》”的新的格局。《满洲浪漫》和《作文》两家刊物从创刊到1942年先后停刊，一直是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的两大阵地。当时的评论家浅见渊在《满洲的文学、文化运动》一文中说过：“说起来，现在看到的满洲文学，是由原在奉天刊行的名叫《作文》的同人杂志开其先河的。(中略)后来在新京出版的《满洲浪漫》的同人们筑起了今日的满洲文学。”
第三，与文学刊物的核心化相适应，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文学团体组织。先是有“满洲笔俱乐部”、“新兴诗社”、“一家”等三个较大的文艺团体，到了1937年，又在大连成立了“满洲文话会”(后移往新京)。这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它网罗了满洲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人，不但是日本人，也包括“满人”，会员有433名。“文话会”设有会刊《满洲文话会通信》，并决定设立“满洲文话会奖”，编纂发行满洲文艺作品选集。“文话会”在1937~1939年的三年中，分别编修了三部《满洲文艺年鉴》。在此前后，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等地还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如“满洲歌友协会、抚顺文学研究会、刺槐短歌会、满洲乡土艺术协会、满洲短歌会、北满歌人社、平原俳句会、大连俳句会、川柳大陆社”等等。到了1939年，由日本殖民当局在满洲的文化权力机构“弘报处”召集成立了全满洲的文学家(包括“满系作家”)组织“满洲文艺家协会”。该“协会”的会长是山田清三郎，会员有近80名。和“满洲文话会”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专门的文学团体。关于“满洲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原委，该“协会”出版的“指南”写道：“我满洲国的文艺政策，今年三月已由政府发表。为了确保《文艺指导纲要》的实施，今后要在《文艺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在与政府的紧密的联络下，准备结成文艺界同仁的团体……。”
总体来看，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虽然有时搞得比较热闹，都始终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说它是“业余爱好者”的文学，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职业作家，除了《满洲浪漫》的北村谦次郎在“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挂了个虚职，专门从事写作以外，作者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二是文学写作的水平还处于“爱好者”的档次上。当时的日本政府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浅见渊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在满的日本作家全都是业余作家。不过，我前些日子在东京参加了一个满洲新闻的座谈会。会上，听说最近政府要根据创作的实绩在满洲认定一些专家，政府将为这些专家们的创作活动作后援。”(《在满的作家们》，载1941年7月《现代文学》)日本军部和政府的确为“满洲文学”费了不少心机，除了不断派“内地”作家到满洲视察督促之外，为了促使“内地”的日本读者关注“满洲文学”，权威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也向“满洲文学”加以倾斜。如，日本在满殖民作家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获第13届芥川龙之介奖的“候补”作品，第14届芥川奖的候补作品仍然是在满日本殖民作家野川龙的《狗宝》，第17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是石塚喜久二的《缠足的时候》，第19届的获奖者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切合了日本的殖民主义的意图。尽管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从内容上看五花八门，但引起注意，或得到当时的好评的却都是宣扬日本在满洲的殖民主义思想的作品。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站在客观的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作品加以剖析。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1）

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是以所谓“建国精神”为中心思想的。什么是“建国精神”?就是在满洲建立日本殖民国家所需要提倡的精神，也就是在满洲推行日本的殖民主义。其要点，第一是极力宣扬满洲“独立”的思想，意在使满洲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来；第二是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对满洲的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同化，即实行所谓“文治”，或明或暗地宣扬日本文化的优越和先进，中国的野蛮和落后，以此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之甘愿服从日本文化的“指导”；第三，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把伪满说成是“五族(即日、满、汉、蒙、鲜——引者注)协和”的“独立的新国家”，是什么“王道乐土”。在“建国精神”的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建国文学”的主张。有的人认为，“满洲文学”就是体现“满洲建国”的文学，如《满洲浪漫》的重要人物长谷川濬在《建国文学私论》一文中说：“建国”思想就是思考在满洲如何建立新国家，如何建立新生活，“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精神为母胎而产生的文学，我称为建国文学。这是满洲文学精神的基础的理念。”他还说：“以前我主张满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个主张始终没有变。就是说，满洲建国就是世界的建设，……这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大道。满洲文学和满洲建国必须同时存在，必须是同呼吸的亚细亚的世界精神。天心(即冈仓天心——引者注)所谓亚细亚是一个，——这句话就是新兴满洲国文学发展方向的预言。”有的认为“满洲文学”是在日本的指导下实现满洲的民族融合的文学，如青木实在《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文中说：“满洲既然是民族融合的国家，那么，日本人就不能独善其身。(中略)要以文学表现民族融合之实。”有的人则强调满洲文学的独自性，如吉野治夫在《满洲文学的现状》一文中认为满洲文学的特色应该是：“一、在满洲发现独特的主题；二、摆脱对日本文坛的依存心理；三、发现满洲文学的独特的文学形式。”这些主张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立在“建国精神”之上的“满洲文学”的理念。在创作上，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尽管形式不同，但或多或少地都贯彻着这种“建国精神”。
最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建国精神”的，是诗歌杂志《亚》的创办者安西冬卫。安西冬卫在《亚》中发表了不少以大连为背景的诗，后结集为《军舰茉莉》(1929)出版。他的短诗《春》这样写道：
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
这首乍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诗，在当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它用诗的形象的语言，说出了当时一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在满洲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的1938年，作家长与善郎在《少年满洲读本》中，进一步发挥了安西冬卫这首诗的意思。书中一开头写一个少年请父亲带他去满洲，于是找出了《世界地图》和《最近远东地图》。当父亲给他指出地图上的“满洲国”的时候，少年惊喜地说道：“真大呀!满洲!真像是蝴蝶的形状。”父亲说道：“啊，是啊，蝴蝶正朝着日本的方向飞呢！”作者接着写道：
的确，从东方的带着浓颜色的长白山脉，到东侧的国境都是蝴蝶的身子；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的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那地方，是蝴蝶的眼睛；南边关东洲的大连旅顺一带是蝴蝶的尾巴。看上去就好像在西部的国境向热河省方向展开着翅膀。
“哈哈哈，真的呀!一只漂亮的大蝴蝶从亚细亚大陆方向朝着日本，展翅飞来，真是太好啦!”
为什么这只“蝴蝶”要向日本飞，为什么日本必须抓住这只“蝴蝶”呢?在他们看来，首先是这里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衰落和退化。1936年，满洲“建国”前夕，诗人石川善助在题为《移北》的诗中这样写道：
向北方移住的吉尔亚克吉尔亚克是黑龙江河口地区以渔猎为生的蒙古族——引者注
那空空的草舍中的秋气
那散落着的鲸鱼的白骨
令人想起民族的退化。
用贝壳和羽毛装饰的神
就是一种可悲的暗示
——向北， 向那极光的方向，
建立我们新的国家吧!
蒙古民族“退化”了，汉民族又怎么样呢?一个名叫稻叶亨二的人在题为《夜航船》(1932)的诗中写道：
中华，患上了神经丧失的
不治之症，昏睡不醒
黑暗中，“永利”号悄悄地在龙口解开了缆绳，
满载着山东的杂草
在渤海的夜空下高唱民歌
邦杰船长忽然感到一阵战栗
抱着元宝跳进海中
失去了船长的轮船
在黑暗中盲目漂流
除了等待锅炉的死灭，别无办法
不安的船员们
得知了漂流的真相
拆掉了甲板
当成新的燃料来烧
野花在黑夜中开了
中华，就像在动脉上扎了一根针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所谓“建国精神”与“建国文学”（2）

在这位“诗人”看来，“中华”民族就是失去舵手、盲目漂流的“夜航船”，如果没有人来拯救，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是灭顶之灾了。于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就出现了为“拯救”满洲各族人民而“牺牲”、“奉献”的日本人。如长谷川濬在短篇小说《乌尔顺河》(1941)中，就描写了一位为“满洲建国”而献出了生命的人，用浪漫的手法表现了他所主张的“满洲文学”的“建国精神”。这篇小说以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为线索。两个生活在满洲、并热情地致力于满洲“建国”的日本青年——“我”和竹村——都爱着名叫若子的姑娘，因而成为情敌。竹村从事危险的“治安”工作，在一次讨伐“匪贼”的战斗中，“壮烈”地战死了。若子姑娘在竹村死后也自杀身亡，用自己的死对爱情做出了选择。为“满洲建国”而殉身，成全了他们的爱。小说中，特别反复描写了竹村自己作的题为《乌尔顺河》的歌，——“蒙古的沙漠啊，乌尔顺河呀，可爱的亚细亚的人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感到自己融会到了那在日本无法感觉到的广袤的天地之中”。
表现相同主题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村谦次郎的长篇小说《春联》(1942)。这部小说有三个主要人物：把妻子留在东京、只身一人在满洲的“新京”一家照相馆工作的作，作的弟弟贞造，还有和这兄弟俩作邻居的小野。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小野。刚刚担任国境警备队分遣队长的小野，遇上了满洲地方司令苏炳文的“叛乱”，小野在和叛军作战时被包围，险些丧命。逃出后被一个在俄罗斯牧场做工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藏了起来，后来平安返回。听了小野的故事以后，在新京因失业而意气消沉的贞造，决定和小野一起到北满的日本人的“开拓地”去。在小野的感召下，已经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的作决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是应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要求写的。川端康成希望作者“通过建国当初的苏炳文的叛乱，国境警备的警官的遭难，救助他们的白系俄罗斯人，还有作和贞图9《春联》单行本书影造兄弟的不同的性格及所走的不同道路，来体现满洲国的希望和新生”。小说写出后，川端康成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建国十年间的满洲文学的最高的收获，恐怕就是北村君的《春联》了，这绝不是偶然的。”他称北村是“满洲国惟一的‘专门作家’”。《春联》所表现的正是勇于献身、敢于开拓的“满洲建国”的精神，小野被描写为“建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历险故事，象征的正是“肇国”的艰难。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1）

日本殖民作家显然意识到了“民族协和”的困难。1938年，“月刊满洲社”出版了小川菊枝的长篇小说《满洲人少女》。小说以“我”家雇佣的满洲人——十四岁的小保姆桂玉为主人公，描写了“我”对她的观察，与她的交流。“我”在和她共同生活当中，不断试图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她进行影响和教育，但事实证明非常困难。请看下面一段描写：
有一次，我说到了“思想匪”(赤化思想)的问题，她却严肃地打断了我的话。我问： “不是匪又是什么呢?”她回答：
“他们是爱国军。”
我吓了一跳。她有点害羞，用来作交谈的笔在手里颤抖着。(中略)我与桂玉这种交谈大概是在她来我家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真有点害怕，甚至想把她辞退。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根本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对于“匪”的看法如此坚定，和日本人如此针锋相对，“民族协和”、“日满协和”又谈何容易呢?
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纠葛，不仅发生在生活的表层，也发生在殖民地人的内心世界里。有的日本殖民作家站在民族文化冲突的角度，表现了日本人入主“满洲”之后，“满洲人”的内心世界的震荡。在这方面，日向伸夫的《第八号道岔》(1935)较有代表性。日向伸夫在奉天铁路营业局旅客科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国人。这种工作环境使得日向伸夫有机会观察和描写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铁路从业人员。《第八号道岔》的主人公是扳道岔的老工人张德有。他年轻时代在俄国人统治下的北满铁路(“北铁”)工作。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在家说俄语，遵从俄国式的生活习惯。现在俄国人走了，他在日本人统治的“满铁”工作，原来学会的俄语没有用了，从头学习日语又很吃力。他们习惯了俄国式的工作方式，对日本式的讲究效率、严守时间感到不习惯，又听说“满铁”要裁减老“北铁”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张德有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他甚至打算离开他干了多年的“第八号道岔”。他的老同事李连福已经不想干铁路了，用退休金开个面包店，他劝张德有也这么干。小说最后，写到李连福开的面包店毁于一场火灾，而“满铁”裁员只不过是个谣传。这篇小说以“第八号道岔”为喻体，表现了处在殖民地易主、人生处于转折时期的满洲中国工人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作者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描写满洲人是可取的，但它最终要说明的是，尽管要满洲中国人适应日本的统治并不容易，但满洲中国人本身并不执著于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习惯和生活、工作方式，既然他们能和俄国人合作，也就能和日本人合作。作者显然在肯定张德有继续为铁路工作，而否定了李连福式的对“满铁”的失望。
但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中，更多的作家不是从现实，而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热衷于制造日本统治下的“民族协和”的神话。
表现“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恐怕首先就是八木义德的《刘广福》(1943)了。这个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刘广福，是由故事讲述者“我”作“保证人”、由乙炔气体工厂雇佣的汉人勤杂工。刘广福拿很少一点工钱，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但他却任劳任怨，没有一句牢骚，没有一点不满，只知拼命地干活。他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吃苦耐劳的品格、勤恳诚实的态度，是“满人”工人的带头人。可是，有一天，工厂仓库里的电石罐被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是刘广福所为，于是，刘被警察署逮捕关押起来。但“我”不相信刘广福会干那种事，就去警察署和刘广福见了面，并从刘那里得知了盗窃犯的线索。通过对全体工人搜身检查，果然从一个工头身上搜出了和他的收入不相符的治疗花柳病的巨额单据。警察逮捕他后，他供认不讳，于是刘广福还了清白。又有一次，工厂发生了火灾，刘广福奋不顾身救火，使工厂避免了重大损失。但是他的手和脸却被严重烧伤，虽没有生命危险，但看起来要留下后遗症了。刘广福的未婚妻、在奉天一家饭店打工的“那娜”姑娘，无微不至地在医院照料他。刘广福终于出院了。“我”看见出院后的刘广福，竟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对他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我”赞叹不已。——小说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篇小说中，“我”对刘广福的信赖和友情，刘广福对工作和职务的勤劳和奉献，特别是刘广福在火灾事故中为了工厂而勇于牺牲的精神，还有刘广福和那娜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完全是日本殖民政权“勤劳奉仕”、“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主义宣传口号的一种诠释；“我”和刘广福的友情，是“日满亲善”的象征。我们还不难看出：日本所谓的“五族协和”、“日满亲善”，就是需要像刘广福那样的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做亡国奴的悲哀，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为日本统治者当卖命的“苦力”。这才是“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的前提。“日满协和”、“五族协和”绝不是在民族平等下的“协和”，而是以服从日本人殖民统治为条件的“协和”。


第二部分：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民族协和”的现实与神话（2）

牛岛春子的短篇小说《一个姓祝的人》(1941) 中的主人公祝廉天，则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人”的另一种形象。如果说，八木义德笔下的刘广福是殖民地中的“顺民”的典型。那么，牛岛春子笔下的祝廉天则是日本殖民者的鹰犬的典型。祝廉天是县长办公处的翻译官，他在“日系”职员中评价很坏。因为他具有一般“满系”职员所没有的傲慢和精明，以至周围的人都怵他三分。而新上任的日本人副县长风间真吉却欣赏他的才干，赞同祝廉天所奉行的日本式的行为方式。祝廉天作为中国人，运用的是“日本的原理”和“现代社会的法则”，是日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制度的忠实和严格的贯彻者。他对于诉讼和告状，总是作认真的调查，公平行事；对于“满系”警察的不公正行为，也决不姑息通融，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从不能在他的手下逃避兵役。这些作法，与依靠金钱和人情驱动的“满人”社会的法则截然不同。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恨他，恨他竟然比日本人更“日本人”。《一个姓祝的人》中的祝廉天就是这样一个被日本殖民主义同化了、扭曲了的“满人”的典型，他已经失去了民族意识，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是满洲殖民地造就的一个畸形儿。据1936年“满洲事情案内所”编写的一本书《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日文)中记载，当时的“满洲”中国人就对祝廉天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还给他们编了民谣加以讽刺。有一首民谣曰：“礼帽戴在脑袋上，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一口好牙也要把金牙镶，手里提着小拐杖，手指夹着朝日烟，用日本的火柴来点上。开口就说日本话，恶言秽语把人伤。把吃饭说成‘米西’，最后啪地煽你一巴掌”。但是，尽管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人们对祝廉天的反感，可是，作者显然并不是要否定这样的人物，而是要从日本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满人”，并以此表现日本殖民主义对“满人”的成功渗透。当时的日本文坛的评论家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如第12回“芥川奖”的评委小岛政二郎说：“看了《一个姓祝的人》，祝这个人的奇特的性格历历如在眼前，由此了解了外族人种。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宇野浩二认为，小说通过“祝”这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描写，“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满洲国的内面或一面”。
综观二十多年间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基本上是日本殖民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许多作品，是自觉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充当了日本向满洲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的工具。有的煽动日本人吞并满洲的狂热，有的鼓吹“满洲建国”，有的为“满洲国”涂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协和”、“日满协和”的神话。即使有些不是自觉地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作家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殖民主义及军国主义的文化的、种族的成见和偏见。他们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中国人”，也在殖民主义的有色眼镜下不同程度地变形和扭曲了。因此，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缺乏真正的写实主义精神，倒是不乏狂想、偏执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与生俱来的绝症。随着“满洲国”在1945年的土崩瓦解，日本殖民者的“满洲文学”也灰飞烟灭了。战后，还有不少从满洲回国、有着满洲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不少以殖民地时代为背景的作品。但是，那些战后的“满洲文学”已不再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而大多是回首那不堪回首的往日，为那失去的一切唱挽歌了。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1）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 日本向侵华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特殊的侵华部队，当时称其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胡说日军和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一、初期派往中国前线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就在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第五章“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起初，报纸一般并不刊登文学性的报道。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主要是由杂志来发表的。但是到了后来，连报纸也刊登了所谓“战争小说”、报告文学、战争诗歌、作家的战场通讯之类的内容，在读者中大有市场，报纸杂志对此类稿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报社和杂志社除了他们的“社员”之外，又把一些文学家派往中国战场。8月3日，当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云：“本社为事变报道添异彩／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飞机到达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写出，并在该报头条刊出。接着，该报又派出小说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达上海，24日便开始发表有关上海的战事通讯。
到了八月底，杂志社也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如《主妇之友》杂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她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于8月25日飞往天津，9月3日回到东京，旋即又从长崎飞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妇之友》10月号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又在11月号上发表《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同时，《中央公论》杂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别派往中国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进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发前往华北。九月初，《日本评论》杂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润。他们在中国战区采访了三周左右，然后回国。10月，《中央公论》开辟“现地报告文学”专栏，发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和林房雄的《上海战线》；《日本评论》杂志则发表了榊山润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这些作品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最早的一批有关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接着，１１月初，《文艺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国士去华北，《改造》杂志社派三好达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国士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北支日本色》，三好达治在《改造》上发表《上海杂感》。几乎与此同时， 《中央公论》社派出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评论家纷纷进入中国采访。1938年2月和3月，诗人草野心平、评论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国内地。其中，小林受《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特地来到杭州，给正在侵华部队中当兵、此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特殊鼓励。小林在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逗留一个月，回国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杭州》、《苏州》等作品。他回国前后，又有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为各杂志社及文化文学团体的特派作家，陆续来到中国。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的文学家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内地“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一时充斥杂志报端，对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这时，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着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兹举榊山润的《上海战线》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死尸。
在第一邮船码头，有死马一样漂浮的黑色的尸体，看起来就像便衣队。据说，黄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层水在流动：表面上的水在涨潮时向上游流动，它下面的却反着向扬子江流动，最底下的水则和表面的水一样向上游流动。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2）

此话是“上海丸”上的船员们说的，也许不假。因为这个缘故，浮尸才不容易冲到扬子江。黄浦江鳗鱼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鳗鱼，那些鳗鱼正在吃着浮尸。不，不只是鳗鱼。到了秋天，黄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产，留在这里的〔日本〕移民诸君对我说，这里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像真有人品尝过这种美味。
有点儿冷。
在前线看到的支那兵的尸体，就是这个样子。半裸着，仰面朝天，火辣辣的太阳晒着，连肚子都成了古铜色。人都死了，还曝尸于烈日之下。在炎热的天气中腐烂的尸体的恶臭味，非常难闻。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连草丛中的热气都闻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战之后留下的烧焦的尸体，最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上半截，耷拉下的脑壳，泛着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详写。
那些尸体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就像孩子们的胆怯一样，我回到宿舍之后，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纠缠着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拂之不去。晚上去厕所，就着摇曳的蜡烛光，在朦胧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烧死的死尸的游魂。的确，人的脸在深夜映照在镜子中，是可怕的。那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严格的灯火管制，倒使人生起这多余的恐怖。
然而死尸倒算是好的，在街头散落着的土袋子上，沾着鲜红的血。正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容易让人生起种种想象。我心里一阵难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着。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制造的人间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的评价。《悲风千里》描写了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但他笔下却很少那种人间的恐怖，而是带着一种温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华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支那的孩子，听人说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样的外貌，鬼一样残忍，甚至肚子一饿就要吃人。
图11日军的宣传性图片：日军士兵与中国儿童在天津
东洋鬼——这个词有表示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含义。据说只要一说“日本兵来啦”，所有正哭闹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吓得缩起身子来。然而，日军攻占华北，支那的孩子们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们肯定都躲在隐蔽处，扭着脖子偷偷地观察追击支那军队的威严的日本兵——
没见头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样啊， 既没有龇牙，也没有咧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样，也是人的脸。要说这就是东洋鬼子，真有点奇怪呀!无论看多少次，看了哪一个，都不是听说的那种东洋鬼。
于是孩子们从隐蔽处爬出来，怯生生地出现在东洋鬼的前面，远远地靠在一起，朝这边张望。
可是，不仅看不出他们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眯眯的，朝这边看吗?还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绝没有放毒。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二心。
日本军每攻克并占领一个地点的时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旷无人的街上出现一两个孩子。不久他们从各处走出来，并成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机。
…………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3）

众所周知，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的孩子们死在了“东洋鬼子”的刺刀和枪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废墟瓦砾中!而尾崎士郎却在这里刻意描绘颇有“人情味”的场面，这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所谓的“思想战”、“宣传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纸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石川达三意欲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即遭当局逮捕，法院判处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军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舆论管制，干预作家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日本士兵之一员在侵华战场作战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在当时却发行了120万册以上，成为最畅销书，极大地煽动起了国民的战争狂热，也为军部所激赏。《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二、军部和政府直接组织派遣“笔部队”
1938年8月20日晚，在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明日即23日午后3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23日，在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作家前来赴会，他们是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据与会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的回忆，主持人是情报部的几个人，此外还有陆军省新闻班的松村中佐、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犬塚大佐、松岛中佐等人。会议开始时，只是随便地交谈一些有关战争时局的问题，后来陆军省的松村中佐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武汉攻坚战的情况，最后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虽说是从军，但并不对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无条件的；现在时局重大，相信作家们会有正确的认识；看一看战争的现状，未必马上写出战争文学作品，但十年后执笔也好，二十年以后再发表作品也好，悉听尊便。云云。
尾崎士郎在题为《一只文学部队》的纪实作品中写到：当时，当军部提出希望作家从军的事情以后，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问道：从军没有危险吗?——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注)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注)，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恐怕文坛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从军，要确定人选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至少需要二十个人。中佐当场回答：“可以。”并且说：“还有，在战场上难免有个万一，还是办个生命保险之类的为好。当然，各位都将受到军属的待遇，所以会事先给你们在靖国神社那里办好安放遗骨的手续。”
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组成的经纬》中也写道：
我们都一齐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还有文学家被当做嫩芽一样爱护而产生的那种自豪。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实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8月23日这一天，将作为划时期的第一步永远铭刻于文艺史上。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4）

具体帮助军部策划“笔部队”事宜的菊池宽，在事后不久发表的随笔《话的屑笼》(原载《文艺春秋》1938年10月号)中说：
作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我，当初想派出四五个人。因为是到激战的中心汉口，我担心愿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来情报部开会。不料，十一二个赴会的朋友都说愿去。我自己最初没打算去，但是听了情报部人的讲话，就想无论如何要去，下定了从军的决心。情报部说，二十来个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确定下来。军务紧急，不能个别联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个人联系的话，会有一半人愿去，所以就发出了快递。于是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说愿去。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报部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富泽有为男，共22名。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一时成为舆论的宠儿。其中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政府的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图12“笔部队”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泷井孝作,
左三为片冈铁兵，左五为久米正雄
“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无怪乎当时有的报刊把“笔部队”的出征说成是“大名旅行”(诸侯巡视的意思)。未被选中的作家，有的也怨天尤人，抱怨菊池宽等人做事不公，选的大多是与他所支配的《文艺春秋》杂志有关系的人；有的则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广津和郎在《都新闻》上撰文说：“有人问我，你想从军参加武汉攻克战吗?我说真是朝思暮想，高兴得心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出乎预料的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单里头没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场。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厉害。”
在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武汉会战从6月11日起，进入八九月份，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本为了最终攻下武汉，正在加紧进攻并占领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也集中全力，保卫大武汉。日本赴武汉前线采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九江，9月底10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七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他们是：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二、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的作家们当时的心态怎样?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的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从军部队》(1939年2月)，写的就是“笔部队”的活动本身，从“笔部队”的组成，到赴前线之后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写。并且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一心想参加“笔部队”，又对“大名旅行”的批评心有顾忌；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的物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作品发表后，当时极右的评论家中村武罗夫在《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2月1日)的《文艺时评》栏中发表文章质问道：“《一支从军部队》的作者究竟是什么写作意图呢?描写那种事情，——把那些行为抖搂出来，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用那么长的篇幅，写那种题材，如何表现人生的意义呢?或许作者觉得有什么意义，才一味写那种事情也未可知。但只从现象上看，它显示了作者浅薄的黑幕猎奇的趣味。这样说不为过分吧?”他指责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所谓“诚实”。现在看来，《一支从军部队》描写的是事实也好，还是杜撰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神圣性的怀疑。它对我们认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参加“笔部队”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它是一个恶劣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可以说，“笔部队”的出现是日本文学大规模堕落的开始。日本当代一位有良心的学者说得好：“8月23日，只要不像今天这样给它作一个极其详细的年表，就什么记录也留不下。然而，正是这一天作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时刻，现在有必要从相反的意义上明确地予以记载。以此为契机，到若干年后以英美为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征用更多的文学家派往南方，这个国家政权一开始就露出骗子的嘴脸，对文学家使用怀柔政策。文学家们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高崎隆治《战时下文学的周边》第10页)。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1）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开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各报纸杂志仅在12月份发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
富泽有为男：《中支战线》，载《中央公论》
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同上
《战影日记》，载《日本评论》
《站在第一线》，载《日出》
《战云可测》，载《雄辩》
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同上
《上海的暴风雨》，载《文艺》
《变化的街》，载《新女苑》
片冈铁兵：《战场就在眼前》，载《改造》
《从军通信》，载《妇人俱乐部》
图13正在观战的“笔部队”。自左至右依次为
丹羽、川口、佐弦、尾崎、浅野、富泽。
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同上
《从战场寄给儿子的信》，载《妇人公论》
《汉口溯江入城记》，载《大陆》
佐藤惣之助：《战火行》(诗)，同上
《南京展望》，载《大陆》
《中支的自然》，载《嫩草》
岸田国士：《从军五十日》，载《文艺春秋》
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同上
《从军感激谱》，载《妇人俱乐部》
北村小松：《战场》，载《ALL读物》
《战场风流谈》，载《大陆》
浜本浩：《溯江部队》，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从军作战观战记》，同上
浜本浩：《从军作家和炮弹》，同上
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载《现地报告》
《闸北三义里战迹》，载《新潮》
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同上
《南京和庐州》，同上
菊池宽：《从军的赐物》，载《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陆之日》，载《新女苑》
等等。“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说，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和“笔部队”同时作为《都新闻》特派员被派往武汉的井上友一郎，在《从军作家的问题》(《日本评论》1939年1月号)中，引用了“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这个“行动表”上明确写着：
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2）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呢?况且，石川达三因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和不加掩饰的真实描写而刚刚惹下了“笔祸”。受军部政府派遣的“笔部队”作家们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笔部队”成员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谷口胜等身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呆的时间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因为这些缘故，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她是“笔部队”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中略)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图14林芙美子在前线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只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对于林芙美子的这些从军记，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其问题是缺乏战争报道应有的纪实精神，过多地记录从军中的身边琐事，而且缺乏知识品位。但我认为她制作的从军记——无论是在《战线》，还是《北岸部队》——的症结，在于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呆的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后来以这次中国之旅为题材，出版了随笔集《支那、支那人与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版)一书。参加“笔部队”后，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发，而且又晚于其他“笔部队”的作家，单独一人回国。他跟随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杉山平助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这些“勇敢”行为颇为自得。他曾说：“看看这次的从军作家或从军记者吧。他们(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回国以后极力强调自己是如何冒着危险。有的作家的确是到了第一线，司令官都给他们发了证明书。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尽可能地夸大，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罢了。”(《从军备忘录》)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确到了第一线”的杉山平助对其他作家的轻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的报道占领汉口的文字。回国后又加以整理充实，出版了《扬子江舰队从军记》。杉山平助在上述两本书中，极力宣扬对华侵略，抨击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些人的所谓“和平主义”。他在《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说：“现在，无论做怎样的和平主义的念佛，无论愚蠢地念它一百万遍，现实也不会有一步进展。而且企图搞垮日本的国际上的重压，像无形的钢刀，悬在我们的头上。我在〔中国〕现场直接感受到了这一点。直面这一事态，就会使一切退却无为的消极态度变得失去意义。即使在精神的领域，我也从来主张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此外别无选择。这本书是我支那旅行的报告，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在《扬子江舰队从军记》中，他又以日军在武汉的“胜利”，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所谓“悲观论”和“怀疑论”。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依照陈词滥调的常识论，在没有实际做起来之前，就散布悲观论调。对于这些愚蠢的人，这又是个何等好的教训!近来日本一部分所谓理智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可悲的怀疑论者实在太多了。”但与此同时，在武汉前线亲眼看到的残酷的战争现实，看到惨遭涂炭的中国民众，他又不禁流露出一丝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观”起来：“每当我看到支那民众的凄惨痛苦的样子，我就难受，不禁生出一个念头：自己也想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当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话，我又会拼命地逃脱和挣扎。”杉山平助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也如此)，常常在军国主义的侵略狂热和人性的良知之间徘徊，难怪有的日本的评论者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笔部队”炮制的侵华文学（3）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井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还想向日本国民再说一遍：这场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你们为什么对此置之不问呢?这不是一种怠慢吗?我认为，中日开战的理由，除了谁先向谁开了炮、谁先杀了对方的一个军人之外，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为了我们国家的威严，应该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 ‘撤回这样的教育吧!否则就兵戎相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意志力，真正的国际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请看他的一段描写吧：
途中， 在硖石车站， 支那一所小学的学生出来迎接我们，我很感动。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我们很高兴。抗日教育一变而成为东洋人和平相处为基调的教育。这种教育早就开始发芽了。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宁说非提倡不可。
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的教育，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教育!
总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一方面，侵华的“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笔部队”有被动的受军国主义驱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自觉地主动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的一面。因此，他们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责，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或受到处分的作家是这样，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不少作家也是这样，特别是“笔部队”的作家更是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在战后日本，有关作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家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轻描淡写，或有意抹杀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介绍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字中，有关作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被忽略不计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1986年第1期上，开设了曾是“笔部队”重要成员的林芙美子的“特辑”。该“特辑”中由中国评论者撰写的有关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笔部队”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她在战后的“反战”。文章说：“尽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看来，虽然在战后“反战”比起在战后仍然恋战要可取一些，但在战后“反战”，总像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喊“杀”一样，不免有些虚幻。况且林芙美子在战后是否真的“反战”了，也不能凭小说中的几句话来下判断；而她在侵华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我们为什么要为之隐讳呢?但这样的情况反倒说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华“笔部队”及其有关作家的行径加以审视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
在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中，有一批特殊的军人。他们有的在入伍前就有写作经历，有的在入伍后因炮制所谓“战争文学”而由文学的外行变成了“军队作家”。这些所谓的“军队作家”以自己的战场体验为资本，以侵华宣传为目的，一手挥刀，一手操笔，文武两道，蘸血为墨，为日本侵华战争“现身说法”……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1）

日本的侵华文学，主要有两部分作者。一部分人是受报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如所谓“笔部队”的成员。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观战”，而不是“参战”，因此，他们写的，要么是“从军记”之类的东西，要么是“观战记”之类的东西。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即所谓“军队(日文作“兵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原来就是作家，或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后来入伍从戎，如火野苇平、上田广等。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评论者也称为“外行作家”。
由“军队作家”制作的所谓“军队文学”，其数量相当庞大。虽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但由于他们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当时的读者中，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由军人而成为作家的，不乏其例，但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军人“作家”。日本国第六章“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民的战争狂热，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对“军人文学”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战争宣传的需要，也使日本文学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放宽了作为“作家”应有的水准，使得他们把那些“外行”也看成“作家”，并欣然予以接受。另一方面，有较高的知识层次的人，在日本侵华军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也是产生军人“战争文学”的重要条件。这种情况，在一个名叫池田源治的从军记者写作的报告文学《知识分子部队》中，有具体的描述。所谓“知识分子部队”，是指1938年参加武汉作战的以本间中将为师团长的第27师团。这支部队“全部的三分之二，是中等学校以上的学历，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是大学或专科学校出身”，因此被认为特别强大。为什么特别强大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知识分子部队的首长既是优秀的知德武将，又是稀有的勇将”；第二，“第一线首长周围人才济济”；第三，“士兵都是最精锐的”，“这些勇士们，由于教养好，了解这次圣战的意义，熟知国防之大义，上下团结，遵纪守章，各安本分，珍惜名誉，深知廉耻，是真正的勇者。”事实上，并非日本所有的侵华部队的士兵都有这么高的文化和学历层次，但在日本士兵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同时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人一旦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一旦有了战争体验，一旦受到宣传媒体的诱导，就会操笔写作所谓“军队文学”。在这些“军队文学”中，有不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所描写的题材也很广泛，前线、后方都有涉及。在描写前线的作品中，尤其以上海淞沪战役、徐州会战、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的战役为题材的最多。其作者，涉及日本军队的各个级别层次，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包括特务兵、医务兵、铁道兵、甚至随军和尚都染指“军队文学”。
图16藤田战车部队在南京中华门横冲直撞
在侵华日军将军中出现的“军队作家”中，最著名的是陆军少将、当时的战车(坦克)队长藤田实彦(此人在战后被判为战犯，1946年在中国通化畏罪自杀)。他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加攻克南京的战役的情形。他写到了沿途的中国“良民”(实际上是日占区受日伪军蛊惑的一部分民众)打着日本的太阳旗，或抬着开水，在路旁欢迎和接待日本坦克兵的情景；他也写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写到了中国军队为了阻击日军进攻对桥梁等交通设施的破坏，在南京外围修筑的许多防御工事。但《战车战记》着意表现的是日本战车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面对这先进的武器，中国军队在抵抗无力之后只能撤退逃跑。以致修筑的碉堡一次也没能使用，留下了两千多罐汽油来不及运走而落在日军手中；在南京城，特别是在中华门，中国军队是如何的顽强，而日军的坦克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发挥了作用。作品最后还写到，中国兵在失败后无法逃走，便换上便衣混在老百姓当中，装作“良民”，但“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今天看来，这一描写在无意间带出了一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每天都有数千人被检举出来”，就按这个数字而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后，“检举”并屠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啊！
在普通日军侵华士兵写作的“军队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上等兵谷口胜的《征野千里》和松村益二的《一等兵战死》。谷口胜是最早写作“战争文学”的侵华日军士兵之一。他的《征野千里》(1938)以“手记”的形式记述了他随所属的中野部队，从华北经海路到杭州湾登陆，转战南京、芜湖，挺进大别山地区，参加武汉会战，在田家镇战役中负伤回国的经历和见闻。和一般的侵华文学所惯常描写的日军如何势如破竹、中国军队如何不堪一击有所不同，《征野千里》表现了日军行军作战的艰难困苦，——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他们和战死者一起，浸泡在水沟里三天，一步也前进不得；他们的坦克陷入火海，他们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尽管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征野千里》没有描写日本士兵对战争和生死的真实的想法，但其描写还是能够给人留下相当真实的印象。松村益二在战记集《一等兵战死》(1938)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等兵，只知道一等兵的事情。”他集中描写了日本士兵，特别是一等兵战死的情形。那些士兵的年龄、出身、性格各有不同，死的原因和情形也各不一样。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作业中，有的死在休息时，有的死在医院里，有的预感到自己会死，有的没想到自己会死。有的死的时候来不及说话，有的死时高呼“天皇万岁”。大山上等兵在行军途中的小憩中，看到稻田时说：“看见这熟了的稻子，真想收割啊!”说着起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年轻的和田一等兵在进攻时中弹，别人安慰他说“伤不重”，他说了句“你可不要哄我啊”，便倒地而死。当“我”第一次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宿营的时候，想到战争的残酷，极力思考“战争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战争是什么?不知道”，于是便抛弃一切思考，“必须胜利，必须打!此外别无出路”。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不断的死亡，反而放弃了理性的思索，更加激发了侵略和屠杀的狂热，这样的表白和描写是符合日本侵华士兵的实际情况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2）

除《征野千里》和《一等兵战死》之外，由侵华士兵写作的比较重要的“战争文学”作品还有特务兵田村元劭的《马和特务兵》，步兵军曹西田稔的《山与兵队》，陆军少尉田中荣次的《斗魂》，陆军伍长赤石泽邦彦的《张鼓峰》，陆军中尉并木龙男的《藜部队》，陆军中尉铃木泰的《失去双眼》，陆军军曹玉井政雄的《泥与兵队》，步兵中尉冈田的《士兵及其家属》，等等。
二、日比野士朗、栋田博对正面战场的描写
日本侵华军人的“战争文学”，从题材范围上讲，可以分为描写正面战场的“战场文学”和描写占领区日军活动的“枪后文学”两部分。
在“战场文学”作者中，当时影响较大，后来的学者们评价较高的，是日比野士朗和栋田博。
日比野士朗(1903～1945)，入伍前曾在农村中学当代课教师。七七事变之后，加入侵华军队，来到上海前线参加吴淞渠渡河战役并在战斗中负伤，回国后，以自己在吴淞渠渡河战役的经历为题材，发表了处女作中篇报告文学《吴淞渠》(1939年2月，《中央公论》)，引起了较大反响。接着，又发表了描写自己归国养伤的体验与见闻的《野战病院》(1939年4月)、以自己应征参军前后的经历为题材的《召集令状》(1939年6月)等。因为这些作品，他获得了1939年度的“池谷信三郎文学奖”，和当时的火野苇平、上田广等一起，被视为有名的从战场荣归的所谓“归还作家”。此后的日比野士朗还积极地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文化宣传活动，任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文化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发表后，当时权威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在《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1月26日的“枪骑兵”栏目中撰文指出：《吴淞渠》所描写的还不是战争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贯注于这一战争的场面中。因为这一点，我想这个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学中的一篇杰作。”日本战争文学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坂垣直子在其名著《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1943年)中，对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做了高度的估价，她写道：
“……《吴淞渠》不单单是著名的战役的纪念，而且最充分地体现了日比野创作上的优秀的素质。”
“首先要说的是他的艺术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最优秀的例证。因为有了艺术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围是沉着的、醇化的。比起描写激战的情形来，这是创作的更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迈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于他严肃地描写了渡过吴淞渠这一世上罕见的激烈战斗，并表现了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吴淞渠是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御工事。日比野的《吴淞渠》表明，这些工事对日军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从自己所属的部队接受渡河命令起笔，通过参加战役的“我”的眼睛，细致地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过程及其个人的体验：
现在，我们宇野部队已经向遥遥在望的南方的大场镇推进。但是，问题就是挡住去路的吴淞渠。那是一条宽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敌人依靠这惟一的屏障，在对岸修筑了坚固的阵地，大有不让日军跨过一步的架势。那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敌人的最精锐的军队。不用说我们也有着坚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我们都静静地仰望着天空，耐心地看着天上飘浮的白云。在这难以琢磨的大陆的大自然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意志。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一次次地撤回渡河的命令。但是，日军靠挖交通壕的办法，一步步地逼近吴淞渠岸边，并在交通壕内伺机强渡——
在南王宅的壕沟里迎来了第三天的早晨。那是十月五日的早晨。乱云不断地从秋日的晴空上飘过。令人心烦。
打开日记一看，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敌前渡河今天还会连续吗?这个疑问，像乌云一般压在每个士兵的心头。既然大家都是人，就没有人“想死”。可是，渡河不管有多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决然而行，后方的大部队就不能前进。所以，我们必须去死。
我们被“死”这个怪物纠缠着。这几天，“死”这个词，我在身边到底听到了几百遍啊!……
日军的数次渡河被中国军队所粉碎，于是他们组织了“敢死队”，并且搞来了渡河用的船只：
“船来啦!船来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3）

不知谁叫了起来。我听到从老远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声浪。“船”、“船”的急促的叫声在壕沟内回荡。在猛烈的弹雨中，唐桥中队抬着十艘船，在一无遮拦的棉田里前进。那越来越近的喊声，使我们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船!船来啦！”壕沟中沸腾起来，嘹亮的喊叫声响彻壕沟。人们都充满了杀气。喊声很快传到后面，“来啦来啦来啦!”士兵们站了起来。……从左边，从右边，步兵们抬着的船，就像一种活物一样，向吴凇渠前进。我紧紧地盯着它们，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日比野士朗就是这样，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艰苦和“悲壮”。他们终于过了河，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我的周围，到处布满了浑身沾满污泥、被鲜血染红的负伤者。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被染成红色的泥人。”“我”本人“受伤最轻”，但也中了四弹。显然，《吴淞渠》作者的意图无疑是为了宣扬“皇军”的“英勇”，而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除了可以窥见当年日本侵华军队的疯狂之外，也可以知道中国军队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抵抗!
和日比野士朗比较而言，栋田博(1908～)是一个真正的“外行”作家。日比野士朗在入伍前曾在一家杂志社任过职，甚至发表过小说，而栋田博在入伍并发表他的著名的《分队长的手记》之前，完全和笔墨无缘。在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月以后，栋田博就应征入伍，其处女作《分队长的手记》所附“作者的战历”载：“作为赤柴部队的上等兵(分队长)，自塘沽登陆，经天津，由浊流镇、静海县、马场、沧州，进入山东，横断山东平原，南下津浦线，12月23日进入济南城。后南下进军徐州，昭和13年5月2日在台儿庄战线，强行突击岛隆桥东方突角时，被手榴弹炸伤，后由某地乘船回国。”1939年3月，在长谷川伸主持的《大众文艺》杂志上连载《分队长的手记》，连载完毕后出版单行本，在短时间内印刷三十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栋田博也被认为是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齐名的“军队作家”。1942年，发表以台儿庄战役为题材的纪实小说《台儿庄》，获第二次“野间文艺奖”。后又多次赴中国和东南亚前线进行从军采访，不断写作并发表以战争为题材的所谓“军队小说”的写作。1969年日本出版了九卷本的《栋田博兵队小说文库》。
《分队长的手记》是栋田博的代表作。由《急赴前线》、《马腰坞的战斗》、《敢死队出发》、《黄河敌前渡河》、《突入济南城》、《城墙的下士哨》、《出发前夜》、《夜袭》等多章组成。整篇手记大都是当时激战的实录，也写到了军队的日常生活情景、士兵的心理状态。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出现的篇幅较大、影响较大的“军队文学”作品之一。杉山平助最早发表评论文章，对《分队长的手记》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最近读了一位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栋田博的新著《分队长的手记》，深感他又给日本的战争文学添了异彩。事变以来作为从战场上出现的作家，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最为有名。而《分队长的手记》和他们中任何一位的作品相比，都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在我们以前渴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方面，给了我们以满足。在这些方面栋田博高出了他们。我读着读着，好几次流出了眼泪。又好几次禁不住欣慰地笑起来。(中略)‘谁想了解日本人，谁就得读这本书啊!’我一边读，一边在心里喊着这话。” (《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2月2日“枪骑兵”栏)
中村武罗夫在《新潮》杂志1940年2月号上发表《战争文学的多样性》一文也写道：
图18《分队长的手记》、《续分队长的手记》书影
“这里有一个日本人。他是最前线的尖兵，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地前进。他把这样一个日本人的赤裸裸的灵魂和赤裸裸的行动，极为正直、坦率地记录了下来。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套子、没有任何虚饰、披肝沥胆的栋田氏的样子，——由栋田氏而得以表现的日本人的样子。(中略)
火野氏的军队作品及其他作品，令人感动的不是在士兵本身的描写上，而是把描写的重心放在‘战争’方面。而栋田博的《分队长的手记》，对于‘战争’、‘作战’的来龙去脉不作辨析，从士兵的立场上也不能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战争。作为一个日本士兵，在那生命轻于鸿毛、困苦无可言喻、实况无比悲惨中，士兵们只管战斗、只管勇往直前地行进。他只是贴近士兵，最充分地描写了这些士兵的情绪和状态。所以，可以说，从了解战场上士兵的真实立场和情绪这一点上看，《分队长的手记》比《麦与士兵》或《花与士兵》还要优秀，还要令人感动。”
那么，《分队长的手记》究竟如何描写士兵的呢?请看其中的一个段落：
刚进入一条小路，刚才那个士兵就惊慌地叫了起来：
“步兵兄弟，步兵兄弟!班长死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4）

我虽吃了一惊，还是沉着地走到后面。那地方我曾经过了两次，怎么就没看见呢?在倒下的死马之间的血泊中，军曹仰面朝天，摊着手脚。腰部被打得稀烂。他的大胡子盖在钢盔里头看不见，但他那纯棉的小袄上绣着的“忠君爱国”，和我前不久看到的完全一样。不，不一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现在所看见的“忠君爱国”四个字， 已经不是刚才还活着的军曹背上的那四个字了。
“嗯，是那件小袄。这个军曹叫什么?”我问。那三个士兵似乎和他不属于同一个小队，所以不知道。
“是吗?也罢。我来背着他走。”我说道。他们吃了一惊。
“沾身上血可不好。我们一人一只手脚抬着走吧。”
“不，那像什么话!血又怎样?不要小看人!混蛋!步兵哪能对这点事大惊小怪!血怕什么?混蛋!”
我一下子生起气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训了他们一顿。好容易把军曹扛在肩上，走了起来。军曹那血淋淋的胡须靠在我的脖子根上，凉飕飕的，鼻子里又涌出了血。我拄着枪当拐杖，摇摇晃晃地走。
血顺着我的右臂流下来。军曹慢慢地变得沉重了。这使我更加吃力。走到小路上，我在他们三人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喘一口气。大汗淋漓，胸口发闷。我蹲下去，使劲地用腰把瘫软了的军曹放到我的脊背上。军曹的脸一下子耷拉到我的眼前来了。血在流淌。只见他嘴巴微张，在被血染成黑色的胡须中， 白牙齿露了出来。当我开步走的时候，他的一颗金牙闪了一下，吓了我一跳。
蓦地，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了和战争毫不相关的火盆、衣柜、茶碗之类的东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对敌人强烈的仇恨，使我忍无可忍。我想，干脆，就把军曹放下，拿着地雷或什么可怕的东西，冲到马腰坞上，把那些家伙杀个精光!
“唉，混蛋!唉，混蛋!”我咬着牙，呜呜地哭了起来。“唉，混蛋!唉，混蛋!”我一边骂着，一边走。
我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战友，每次战斗时，都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的人啊！战斗结束后，就把这种事忘到脑后，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他们给茶喝，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要是有孩子，就说“小孩，过来过来”，老想给他们点东西。然而现在我真想再也忘掉这些，还是那句话：“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这就是栋田博笔下的“我”，这就是日本士兵!踏上中国国土的侵略者，对“自己人”的“人情味”、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疯狂!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中说：“栋田的才能在于，即使在写到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落入浮泛的武勇传的窠臼。他写得从容，找到了某种艺术感受。有的批评家说，假如栋田的作品比火野苇平发表得早的话，也许社会上会因为栋田的作品而对战争文学感兴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像为栋田的作品作‘推销’，显出了无批判性和盲从。(中略)栋田作品的趣味，很难获得文学教养比较高的读者。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盲从也罢，有人公然这样评价是值得注意的。至少，栋田作为大众作家的文学才能是不能否定的。”在我们看来，日本当时的有些评论家之所以给《分队长的手记》以过高的评价，真正的原因不在文学，而在于借此进行“战争”宣传；当时日本的很多读者之所以乐于读它，也不是从中得到文学欣赏的乐趣，而是期望从中获得对战争的了解和认识。栋田博的“优势”正在于，他本来不是什么作家，而是一个纯粹的士兵。并且是一个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立即奔赴战场，并在侵华战场上转战南北，经多见广的士兵。《分队长的手记》从七七事变的爆发一直写到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北线战场的主要战役的情况都写到了。当时的日本还没有一本书如此迅速、全面地描述了北线战场的战况。由于这些原因，处于战争狂热时期的日本读者青睐这本书，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1）

除了上述描写正面战场的作品之外，“军队作家”的“军队文学”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描写日军占领区的“军队文学”。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的广大地区，并驻扎军队维持“治安”。日占区作为日军的所谓“枪后”地区，没有正面战场，没有大规模的战役，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和中国抗日民众组成的游击队，仍然不断地给日军以各种形式的打击。在这个地区，有一支日军的铁道部队，在这支铁道部队中有一个日本士兵，名叫上田广。他制作的以华北占领区铁路沿线为背景的“军队小说”，在日本侵华军人的“军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上田广(1905～1966)，本名浜田升，小学毕业后，由于梦想当火车司机，便进了铁道部门做工。边工作边在“铁道省教习所机械科”学习，毕业后当了火车机车的司炉，又做了机车库的助手。后又当了两年铁道兵，任陆军工兵伍长。那时的上田广除了喜欢铁道和火车之外，还喜欢文学，并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 曾以“上田广”为笔名在左翼文学杂志《文学建设者》上发表过作品。1937年，上田广应征入伍，被编入铁道部队。在联系华北——石家庄和山西太原的正太铁路线上，修复和保护被中国抗日军民破坏的铁路，铺设新线路，保证军事物资的运输和沿线的警备，并对沿线的中国居民作所谓“宣抚”工作。从此， 上田广和“铁路”与“文学”这两种东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他在紧张的铁道战之余，以日军占领的山西铁路沿线的中国人为题材，写作了短篇小说《鲍庆乡》、长篇小说《黄尘》等，并把稿件寄往日本。1938年8月，《改造》杂志发表了《鲍庆乡》；三个月后发表短篇小说《归顺》。《黄尘》也在1938年10月号的《大陆》杂志上连载，并在11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回国后，又发表了以铁道战为题材的《建设战记》(1939)、《续建设战记》、《本部日记》、《指导物语》、《临汾战话集》(均1940年)等一系列作品。并被时人视为“和火野苇平并列的两大战场作家” (见改造社1940年版《新日本文学全集》第24卷《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集·年谱》)。对此，日本“战争文学”研究者坂垣直子指出：“〔上田广〕的重要作品全都是以他服兵役时作业的铁路为题材的铁路文学。像这样反复地执拗于同一题材，会有助于强化社会上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印象。而且他的作风极为朴素。这使人想到，在普遍追求华丽作风的文学时代，上田广因为这两点也许要成为了不起的作家。”(《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第103页)事实上，上田广的作品没有像火野苇平的作品那样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但在今天看来，他的独特的铁道题材，他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在日本侵华士兵的“军队文学”，乃至整个日本侵华文学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侧面，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上田广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日军铁道兵同破坏铁路的中国军队作战、修复线路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主要是《建设战记》、《本部日记》、《续建设战记》(上田广把这三部作品以他的部队首长的姓名为据，统称为《水间队记》)。此外还有小说集《指导物语》等。一类是中国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包括《鲍庆乡》、《归顺》、《黄尘》、《燃烧的土地》等。
图19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日军列车车皮
第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是《建设战记》。其背景是山西北部地区的正太线和同蒲线。日军为了保障前线的战争物资的供应，极力确保华北有关铁道线路的畅通。而中国军队则不断地破坏铁路，常常炸毁铁道桥梁。所谓“建设战”，指的就是日军修复和建设铁路的战斗。作品写了为保护铁路和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斗，写了日本的铁道兵们如何英勇顽强，官兵如何团结一致，在艰苦的条件下如何克服困难，牺牲自我，保证任务的完成。至于是中国的什么部队在破坏日军的铁路线，日军主要在和谁作战，作品中语焉不详，但从中不难看出，日军的主要威胁来自八路军。其中写到了日本士兵们在闲谈中谈到当时在山西的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时，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阎锡山，我们的感觉是，他虽然代表着敌人的一方，是当前的关键人物，但我们对他是很有好意的。我们都听说，阎锡山本人很有决心投降我军，但由于中央方面的牵制，他没有办法。我们对他抱有同情。
这当然是日军在山西、在铁道“建设战”中对阎锡山所作所为的亲身感受了。此外，和其他的侵华文学一样，《建设战记》中也充斥着军国主义的表白和说教。如：“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我必须把刚才敌人发射的炮弹的威力压下去，我必须代表我们民族的意志来击退他们。我的眼前闪现着父母的影子，妻子的影子，兄弟的影子，闪现出刚会说话的孩子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照顾我家庭的国铁同事们的声音……我更加意识到了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我握紧了拳头。”这个中篇纪实性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日本读者的喝彩，后来日本的“战争文学”的选本大都选了它。主要原因是采用了铁道的“建设战”这样的独特的题材，满足了日本的读者了解日占区，特别是铁道运输情况的需要。但是仅此而已。总体上看，《建设战记》和其他的战场文学没有多大不同。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2）

上田广有特色的作品是第二类，即以中国人的形象描写为中心的一系列小说。其中发表较早的是短篇小说《鲍庆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鲍庆乡是铁道旁边一个村里的年轻姑娘。她家在村里很有势力。村里驻扎着中国军队，村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被拉去当兵，就企图让儿子与鲍庆乡结婚。但鲍庆乡已与一个清贫的铁道员周德生相爱，她拒绝了村长儿子的求婚。为了不让周德生被拉去当兵，她还筹措了二百元钱，梦想着与周成婚。不料驻扎在此的中国军人向她求欢，鲍庆乡不从，求救于周德生，而周德生无能为力。鲍庆乡在绝望之下，向中国军队的队长交出了贞操，并在黎明时分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篇作品完全是道听途说和胡思乱想的产物，情节荒诞不经。但写作动机却一望可知，那就是丑化中国抗日军民。在他笔下，中国的老百姓都不想当兵打仗，而中国军队强行征兵，在村里为所欲为。
这样对中国军队的肆意诬蔑在中篇小说《归顺》中更加露骨。《归顺》描写中国军队的情况：士兵得不到军饷，甚至连枪都得自己买。对战死者弃之不顾，对受伤者不送医院。失散的小队，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人数越来越少，看了日本人的劝降传单，他们就动摇了。看到日本兵追了上来，他们就惊恐万状。他们拥进村子里，抢老百姓的饭吃，强奸妇女。有的兵偷偷串联想开小差。最后，他们认为日本军队是他们的“最后的救助者”，于是决定投降……上田广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在中国呆的时间还很短。而且，在华北，在山西的日本占领区，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和日本军队进行游击战，日本军队难以正面接触到中国军队，正像上田广自己在《建设战记》中所描写的，日本军队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在破坏他们的铁路，在同他们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上田广当然也就根本无法了解中国军队。然而，出于诬蔑中国抗日军队的动机，“聪明”的上田广在小说中采用了投降日军的一个中国士兵孙丙山的手记形式，一切由孙丙山的口说出，似乎真实可信。但这当然也只是“艺术手法”罢了。联系上田广的其他作品中的描写，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军队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是谁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是谁在猛烈地破坏日军的铁路?日军的所谓“建设战”又是同谁打的呢?
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还集中地表现在对汉奸的描写上。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黄尘》和短篇小说《燃烧的土地》。
图20日本报刊为《黄尘》做的广告
《黄尘》采用以第一人称“我”(作者的化身)自述的形式。写了作为一名铁道兵的“我”，从石家庄，经娘子关、阳泉到太原的所历所见，但描写的重点是“我”和两个中国青年——柳子超和陈子文——的交往。小说分为三篇。第一篇以石家庄、娘子关为舞台。部队已先行，“我”接受了留守任务随后而行。其间“我”雇佣了二十一岁的柳子超作苦力。在娘子关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而柳子超拿起枪来帮助日本人作战。“我”诧异地对柳子超说：“你是中国人啊!”柳子超却说：“即使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了。为了活命不能不这样做，在这个事上马虎不得。比起亡国来，自己的事更重要。”而且柳还劝说旁边的中国难民来帮日本人干活。“我”让他们把粮秣运到火车站。活干完后，柳子超被一个难民叫出来，两人先是吵架，最后那个难民大骂柳子超是“汉奸”，举刀就砍。“我”眼看着柳被砍伤肩膀，倒了下去。第二篇的背景是阳泉。“我”仍然随部队之后而行。除柳子超之外，又雇佣了一个中国青年陈子文当帮手。两个中国青年关系紧张，动辄吵骂。在中国军队的袭击中，“我”的左腕受伤。柳子超得知要遭袭击便逃之夭夭。这回是陈子文要过枪来帮日本人打仗。第三篇，写“我”回归了驻太原的大部队。不久部队向同蒲线进发，“我”和陈子文告别。重点写了和中国军队的两次交火。此外，还写到了“我”石家庄遇到的一位中国年轻女人如何“爱”着“我”，受到中国军队的残兵败将抢掠的阳泉的老百姓如何欢迎和信赖日本军队，日伪的“治安维持会”的活动如何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等等。从这个简单的情节线索中就不难看出，《黄尘》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国人如何没有国家观念，如何没有民族意识，如何甘当亡国奴，如何容易做汉奸。两个中国青年，在一起就互相挖苦、嘲讽、吵架，这显然是为中国人闹不团结的所谓“国民性”作的注解。而这两个闹不团结的中国青年，却同样对祖国绝望，同样咒骂自己国家的军队，同样投靠日本人，同样为日本人效犬马之力，同样为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可耻。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上田广对华北占领区的描写（3）


《燃烧的土地》和《黄尘》的主题和思路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黄尘》中的两个中国男青年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女青年，《黄尘》中的两个日本军队的苦力在这里变成了日本军队中的“宣抚官”。小说采用了一个日本的“宣抚官”的“手记”的形式，而表现于小说中的显然是作者本人的观念。两个中国的年轻姑娘朱少云和李芙蓉，虽然一个性格直率，一个寡言少语，但都甘心情愿地为日本军队做“宣抚”工作。她们跟日本兵学说日本话，帮日本兵在铁道沿线的村庄中走村串户，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散发日本人的传单，进行奴化宣传，为的是让老百姓协助日本人维护“治安”，“爱护”铁路，创建所谓“铁路爱护村”。日本人让她们单独出去完成任务，她们也决不借机逃跑。而“我”也逐渐爱上了她们，并认为“这绝不是可耻的事情。”在一次“宣抚”中，一个老村长当场气愤地骂朱少云为“你这个汉奸”。朱少云反问：“什么是汉奸?你再说一遍。”老村长说道：“说多少遍都一样!你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朱少云恼羞成怒之下，说他是假村长，并告诉日本人说：这些村子里有两个村长，一个是跟中国军队打交道的村长，一个是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村长。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我”听了这些话，对她以前一直秘而不宣“感到非常气愤”，而朱少云则辩解说这是迫不得已。不久，朱少云因为日本人卖力而被一个愤怒的中国年轻军人刺伤。当这个中国军人被日本人抓来后，朱少云要求日本人杀死他。小说最后写朱少云巴不得立即就离开她的家乡，她再次恳求“我”把她带到日本去。值得注意的是，而朱少云就是这样一个汉奸，却最忌讳人家说她是汉奸。小说写道：
朱少云说， 自己被骂做汉奸，比什么都委屈。一提起这个话题，什么伤痛啊，现实中的不顺心啊，苦恼悲伤啊，似乎全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大发雷霆：以前从来没记得有人说我是汉奸。如果我真是汉奸，我宁愿死!汉奸就不能和中国人在一起生活，我一直害怕成为汉奸。不，我是为了把自己从汉奸中救出来才活着。不是救我自己，而是大家。所以我才和老百姓们共同生活，共同受苦。这怎么是汉奸呢?
当时上田广在从事“宣抚”活动的过程中，和汉奸接触较多，单从技巧上看，这篇小说对汉奸的复杂心理的表现是比较细致和准确的。作为一篇以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宣抚”活动为背景的小说，《燃烧的土地》意在表明，日军在中国搞的“宣抚”活动“成效”有多么大，“宣抚”不但维护了日军铁路命脉，而且也在精神上征服了朱少云那样的丧失民族自尊和廉耻之心的中国青年!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战争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

侵华诗歌，是指以侵华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包括日本独特的诗歌样式“和歌”(又称“短歌”)、“俳句”及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自由诗(新体诗)。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侵华诗歌(日本人称之为“战争诗歌”)在数量上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直到现在，在文献学十分发达的日本，诗歌研究者们也未能编出一个“战争诗歌”的完整的目录清单来。
侵华诗歌之所以泛滥成灾，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由诗歌，特别是和歌、俳句在形式上的简单性所决定的。和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征是“五、七、五、七、七”，共5“句”31个音节；俳句从后来和歌中脱胎而来，取和歌的前三“句”而独立，即“五、七、五”，共17个音节。和歌俳句都由五音节和七音节构成，所以在音律上称为“五七调”。日语和汉语不同，一个音节并不等于一个有独立意义的字或词，而一个有独立意第七章日本的侵华诗歌义的字词，一般是由二至三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这样一来，和歌的31个音节，实际上只相当于十个左右的汉字；俳句的17个音节，也只相当于五六个汉字。因此可以说，和歌，特别是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在古代，日本的和歌、俳句除了上述音节上的这些基本规范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规范，在取材、趣味上也比较讲究。但取材范围狭窄，不外风花雪月，恋爱应酬之类；抒写个人的情绪感受，超越政治和时事，追求闲适、寂静、典雅的女性化的风格。但是到了近代，和歌、俳句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形式上更为自由，有时候甚至“五七调”也可以突破；在手法上，强调“写实”，扩大了取材范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诗，也逐渐打破所谓“无丈夫气”的女性化倾向，提倡“虎剑”精神。这些变革，使和歌俳句摆脱了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进一步走向庶民化。只要有一些文化修养，都可以吟咏、写作和歌俳句。而且，发表的园地很多。近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有关和歌、俳句的社团组织，出版印刷了无数的报纸杂志，一般的报刊也开设和歌俳句的栏目，竟至出现了日本人为之自豪的“全民皆诗人”的局面。同时，西方的现代自由诗，传到日本后更为自由，除了分行书写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上的束缚，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高度庶民化的文学样式。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国处在战争的狂热中。本来属于文字游戏式的消遣性的、纯审美的和歌、俳句等，也很快成为战争的工具。一些诗人和评论家，“敏锐”地发现了战争给日本诗歌带来的机运，提倡短歌的“革新”以配合侵略战争。如著名歌人冈山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吹“以现代的血做现代的歌”，用短歌积极配合日本的对外扩张。他在《现代短歌的创造面》一文中说：“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对现代短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正像我屡次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事变，现在的短歌也许还处在沉沉大睡中。事变对今天的短歌来说是最后的审判。”他主张短歌的主题要“取自战争”。在战争狂热的驱动下，在像冈山严这样的著名歌人和理论家的鼓动下，短歌，乃至俳句，自由诗，纷纷面向战场，此前长期死气沉沉的歌坛、俳坛、诗坛一下子沸腾起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小说、写剧本不太容易，而亢奋的战争情绪，最容易用诗歌来表达，这就造成了日本的“战争诗歌”的畸形膨胀。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侵华文学体裁大都是“文学者”之所为，而侵华诗歌的作者，除了“歌人”、“俳人”和诗人之外，更有众多的非文学者和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军人、政客、工人、学生、农民和家庭妇女等参与其中。在和歌、俳句和自由诗三种诗体中，和歌数量最多，现代新诗次之，俳句又次之，另外还有一部分汉诗。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篇章难以计数，仅结集出版的“歌集”(和歌集)、“句集”(俳句集)、诗集(自由诗集)等，就数以千百计。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1937年至1945年间的出版的单行本，就有上百种；当代日本学者高崎隆治专门编写了一部《战争诗歌集事典》，共选收有关的诗歌集近三百种；东京的讲谈社在70年代后期，曾出版了20卷本的昭和年间的和歌选集《昭和万叶集》，其中以侵华战争为主题或与之有关的和歌，就有4卷。
这些战争诗歌，呼应着进攻中国的每一声嚎叫，配合着日寇的射向中国的每一声枪炮，成为全日本侵华战争大喧嚣中最为聒噪的音符。卢沟桥上枪声刚刚响过，诗人佐藤春夫就写了《我站在卢沟桥头放声高唱》；所谓“支那事变”刚刚爆发，“大日本歌人协会”、读卖新闻社以及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人就先后出版了题为《支那事变歌集》的好几种和歌集；“大东亚战争”的“理论”一出笼，在名称中出现“大东亚战争”字样的诗歌集就接连出现了几十种。无论是和歌、俳句、还是新诗、汉诗，都充满着强烈的火药味。形形色色的以“战”字招摇的集子多如牛毛，如《宣战布告》、《战争诗集》、《决战诗集》、《野战诗集》、《战斗的塑像》、《战争的岁月》、《短歌战记》、《圣战短歌集》、《圣战俳句集》，《大东亚战》、《大战之诗》、《土的战线》、《赴战歌》、《决战》、《火战》、《战争》、《战魂》、《战场》、《战火》、《战尘》、《战线》、《转战》；各种各样以“军”字为名的集子不胜枚举，如《军神颂》、《军靴之声》、《紧跟在军神后面》、《军歌选抄》；五花八门的歌颂“枪”、“弹”的篇章铺天盖地，如《枪后》、《机枪声》、《炮车》、《手抚炮架》、《歌唱肉弹》、《弹痕》、《弹雨中的祓濯》；以“大陆”为题名、或以被占领的中国城市为题名的渗透着殖民主义意识的集子俯拾皆是，如《大陆之秋》、《大陆巡游吟》、《大陆讽咏》，如《歌集·北京》、《诗集·北京》、《歌集·北京谱》、《歌句集·南京》、《上海杂草原》等。还有各种各样以宣扬法西斯主义、“日本主义”为主题的《爱国诗集》、《日本诗集》、《日本的欢喜》、《日本美论》、《日本之美》，等等。在汉诗方面，著名汉学家盐谷温编选了几本《兴国诗选》，还写了一本汉诗集《大东亚战争诗史》(1944年)，收集了他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各个阶段写的歌颂侵华战争的汉诗。
总之，侵华战争仿佛给日本的诗歌注入了兴奋剂，侵华诗歌如雨后的毒蘑，争先恐后，五颜六色，拱地而出，整个歌坛、诗坛、俳坛，都处在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中。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1）

日本的侵华诗歌，由于其题材和内容的限制，甚少有“诗意”者。而其中数量最大的和歌、俳句，由于其特有的“五七调”的格律，也很难译成中文。勉强译成中文，也难以像“诗”。不过，译出大意，从中看出这些诗歌究竟写了些什么，是可以办到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包括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所有环节，从战争宣传，到征兵、参军、送行，从行军、作战，到进村入城，烧杀抢掠，从战场上的艰难困苦、负伤、战死，到后方的慰问、支援，等等，都“有诗为证”。
鼓吹战争、宣传战争的诗，大多出自诗人之手。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狂热，鼓吹为国捐躯，是战争宣传诗歌的主题。如著名诗人西条八十在1938年写了一首诗，题为《两朵樱花——战友之歌》，就颇有代表性：
你和我是两朵樱花，
在土堆的背面绽开花朵，
既然是花，就免不了凋谢，
不如壮丽地散落，
为了皇国。
(第二、三节略)
你和我是两朵樱花，
早晚都要凋落，
不如到那花的王国靖国神社，
在那春日的枝头，
永久会合。
在鼓吹战争、煽动战争狂热的诗歌中，很多是为侵华军人唱赞歌的，《肉弹三勇士》、《爆弹三勇士》之类的诗歌，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如所谓“肉弹三勇士”，指的是“一·二八”事变中抱着爆破筒炸开中国军队设置的铁丝网的三名日本士兵。日本人把这种以肉体作枪弹的献身行为叫做“肉弹”，把那三个士兵誉为“肉弹三勇士”。歌颂“肉弹三勇士”的诗歌一时大为流行，如下列的两首和歌(括号内是作者名)：
以身为弹炸敌人，可歌可泣动人心。(斋藤浏)
动天地，泣鬼神，英雄赞歌遍乾坤。(冈山严)
描写征兵、参军和送行的和歌，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有的诗歌虽然对当兵打仗透出一丝无奈，但极少见有抗拒情绪者——
只要看到士兵，就高喊万岁；群众，就像疯了一般。(中田清次)
哥哥也应征，弟弟也应征，明天马也得应征。(奥川梦郎）
支那事变形势险，镇上后备老兵又应招。(小松已巳生)
出征士兵排成列，眼含热泪唱军歌。(安田章生)
妇女冒雨摇小旗，送走亲人上前线。 (小笠原信夫)
数量较多是描写战场情景、抒发战争体验、宣泄战争狂热的篇章，即所谓“战地咏”。如描写日军作战的和歌：
射击射击再射击，枪筒打红了，放在雪上降降温，接着再射击。(今村宪)
排山倒海气如虹，穷追猛打中国兵。 (铃木清太郎)
穷追不舍到江岸，敌兵跳到江里边，是死和活看不见(三田泠人)
生命今日就可舍，对准敌人只管射。(仲定之)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2）

这些和歌显然都出自侵华士兵之手。在“战地咏”中，还有不少诗歌反映了日军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如炫耀屠杀中国军民的和歌：
今天杀人未过百，磨快刀剑待明日。(中勘助)
在支那几千人被杀，在我家庭院绽开了秋海棠花。(铃木四郎)
拔出刺刀来，从敌兵胃囊中带出的是小米粒。(香川进)
躲在树底下，伏击一敌兵，一枪打出去，敌人丧了命。(茂木忠雄)
扔出颗颗手榴弹，敌兵个个倒在前。(菰渊正雄)
反映放火的俳句：
匪贼就在此处藏，村落麦田都烧光。(长庐叶愁)
土民尚未逃光，放火烧光民房，屠宰生猪真忙。(伊东佑雄)
反映日军抢占民房、抢割中国农民的小麦、抢夺并屠宰中国农民的家畜的和歌：
支那的房屋真凄凉，士兵点着油灯话家常。(甘利英男)
士兵到城外，枪林弹雨下，慌忙割小麦。(小泉苳二)
士兵饥肠响，屠宰活家畜，权且当军粮。 (俵一郎)
也有反映日军“扫荡”的和歌，如：
白灰写的“扫荡济”三字在门边，行军途中随处见。(柴田达雄)
“扫荡济”，意思是“扫荡完毕”。可见日军扫荡过后，要在各户门上写上这三个字，表示此处已扫荡干净。扫荡完毕后，中国居民或死或逃，日军破门入室，俨然家主。如高泽圭一的一首诗：
我踢开门搜索房间，
书桌上
有墨，有笔，还有纸笺，
我拿起笔来看，
以前主人的手温尚存，
纸上的字飘出一股阴气。(下略)
有些诗歌是在日军攻占中国重要城市的时候写的。如诗人佐佐木信纲写了一首题为《南京陷落》的新体诗：
皇纪二千五百九十七年，
十二月十三日午后十一时二十分
大本营陆军报道部发表了公报：
“十三日傍晚，敌人的首都南京
被完全攻克”。
十四日早晨，我手里捧着这份公报，激动地颤抖，
泪流不止，沾湿了面颊。
我大日本帝国靠神明的庇护，
靠大元帅陛下的皇威，
终使敌人首都南京陷落，
我皇军将士忠勇义烈，
多少将士付出了宝贵的鲜血、宝贵的生命，(下略)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战争喧嚣（3）

侵华士兵写的攻占徐州和武汉的和歌：
脚踏将要收割的麦田，千军万马进攻徐州。(山田耕二)
南北大军攻徐州，徐州街巷军人满。(竹村丰)
今日军靴踏上去，古色古香黄鹤楼。(浅见幸三)
还有不少反映日军在战场上的困窘状况的诗歌，如写行军苦状和歌：
昨晚战斗一夜，士兵精疲力竭，躺在战壕歇一歇。(坂垣家子夫)
躺在战壕中，粮食已吃光，数着打剩的子弹，渐渐入梦乡。(稻盆良善)
敌兵尸体浮河面，早晨我还要取河水淘米做饭。(浜田初广)
断粮已数天，通信也中断。(堀川静夫)
粮食已吃光，藜叶也当粮，伤病员身体更够呛。(小泉苳三)
站在船舷解小便，敌前登陆抢时间。 (坂本登希夫)
作战已数天，黎明小睡时，精液遗在裤裆里。(福田二三男)
写思乡的诗歌也不少，如：
呵口气暖一下冻住的钢笔，今夜写信给家乡的妻子。(曾我部由安)
想到家里还有父母妻子，不由生起悔恨之情。(渡边年应)
千万敌人不足惧，只怕妻子生病时。(住谷三郎)
图22“奉公袋”、“千人针”
除了“战地咏”之外，描写支援前线、慰问士兵，送亲人入伍等内容的诗歌也相当多。其中最大的是描写所谓“千人针”、“奉公袋”、“慰问袋”的诗歌。当时，日本人接到入伍通知后，其家属就走到街头，手拿围腰子，让众多的女性缝上“武运长久”之类字样或老虎之类的吉祥图案，即所谓“千人针”。据说士兵围上这种“千人针”，在战场上可消灾保平安，女性也以缝“千人针”为荣；“慰问袋”是后方的日本人自发赠给前线士兵的白色布袋，里边装有食品、书刊、慰问信等物。下面是几首有关“千人针”、“慰问袋”和歌。如：
抢先去缝千人针，千人当中我第一。 (若山喜志子)
匆忙赴征途，车站争缝千人针。(山村玉女)
腰上缠着千人针，心里想着众女子。(堀川静夫)
孩儿们拿来牛奶糖，寒夜缝入慰问袋。 (香坂幽香)
轻轻打开慰问袋，泪水簌簌滚下来。(鸟上三平)
后方女子不仅以“慰问袋”、“千人针”鼓励前方日军，而且还发生了女子为战死的日军殉情的事情。日本人战争狂热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见一斑。如一个名叫井上美子的女人，因未婚夫战死而殉死自杀。她的行为被当时的媒体大加宣传，她写的和歌也被收集成册出版，其中有歌云：
君已舍我长离别，我在此世难苟活。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中国（1）

日本的侵华诗歌，不少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或者写到了中国。其中，有的诗歌是对中国进行宣传渗透的，如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的新体诗《沉思吧，蒋〔介石〕先生》：
(前略)
先生太忙，
一个人要照顾到四面八方，
目前的事情的处理时间也不大长。
美英的民主主义在左侧，
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在右方，
华侨的势力在后边，
日本的炮火逼近你的胸膛，
先生你一人如何承当?
先生你何去何从，
还请仔细思量。
(中略)
我也承认先生的伟大，
但有一件事你做得不当：
你从何处产生了抗日的念想?
那些害怕东亚强大的人，
要把先生的国家埋葬，
要把我们日本的力量消耗光。
想想那异色人种的苦肉计，
他们是要我们兄弟阋墙。
在应该抵御外侮的时候，
你却蛊惑民心，举起了抗日的刀枪。
只要有抗日思想，
东亚和平就没有指望。
先生难道不喜欢东亚的和平与共荣吗？
那又为什么和异色人种结成盟邦?
我想知道先生的真意，
你心里到底是何主张?
(下略)
高村光太郎的这首诗宣扬的完全是日本的“大东亚主义”以及“东亚共存共荣”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日本侵华诗歌中的一个基本的主题。
有的诗歌诬蔑和丑化中国军队。如田中喜四郎在题为《支那的军队》的新体诗中写道：
(前略)
对妇女施暴者，
处以死刑，
不是明明写着吗?
而这种事情，
支那人不是天天都在干吗?
盗窃民间的财物，
处以死刑，
不是也写着吗?
(后略)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侵华诗歌中的中国（2）

此诗是作者的诗集《政治诗集·战争的诸神》中的一篇，作者曾作为侵华士兵到中国来过。他在《战争的诸神》中，把侵华日军写成“神”，却把中国的抗日军队写成了无恶不作的恶魔。作者把自己的这些诗说成是“政治诗”，可见他对中国军队的歪曲描写完全是在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
也有不少诗歌有意无意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英勇的抗日的情景，特别是“娘子军”、“学生军”，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许多和歌写到了他们，如：
最后负隅顽抗者，竟是敌人的娘子军。(波多野土芝)
水上抓到的娘子军，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泉苳三)
河南学生义勇军，坚守战壕到最后。(小泉苳三)
拿着手榴弹，哭着冲上来，一下倒在地，再也没起来。(小泉苳三)
长发少年擦掉泪，奋不顾身来反击，都是广西学生军。(渡边直己)
龙胆花开遍山野，敌兵尸体少年多。(永井隆)
在一些炫耀屠杀和战果的诗歌中，也反映出我军抗战的某些侧面，如：
上等兵谈论支那兵的暴勇，声音虽小我也听得清。(金子健)
捉了一个精悍的俘虏，俘虏当夜自杀。(野村熏)
打死一批又一批，红枪匪(手持红缨枪的中国农民抗日武装——引者注)口念咒语再次来袭击。(堀川静夫)
《抗日建国纲领》，放在〔中国〕营长办公桌上。(堀川静夫)
敌人逃得急，南瓜饭还冒热气，来不及装进饭盒里。(菰渊正雄)
墙上写着“彻底抗日”，村里没有一个人影。(坂本义夫)
抗日标语写在墙，一路行军一路有。(三国一声)
我拿着墨汁和笔，涂掉学校墙上的抗日文字。(浅见幸三)
有的写到“敌兵”的和歌，反映了我抗日军队作出的牺牲：
支那兵额骨中枪弹，双手抓土苦不堪。 (儿玉柴门)
喇嘛塔影映水中，敌尸塔影两相映。(行方晃)
雨野行军山路上，脚踩敌尸默默行。(庭山良一)
战壕中敌人伤兵在呻吟，我踏着他们向前进。(堀江坚)
有些诗歌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某些情况，如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强制性的招募中国人作苦力和劳工，对沦陷区进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等等。
拂晓占领小村庄，村中百姓全逃光，只有一个患麻风病的小姑娘。(藤田楫一郎)
此国土民， 冒着流弹割小麦。(三国一声)
劳工排队鱼贯来，手印按在白纸上。(竹内六郎)
道路旁，土民抬来开水，打着仓促作成的太阳旗。(笠原实鹤)
我看见在太平小学校，有日语发音字母表。(下田武夫)
从以上列举出的这些侵华诗歌，我们足可以看到战争期间日本诗歌的大体面目了。当时，日本文坛有人曾预言：“这次的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会促使伟大作品的产生，其中最伟大的作品，要出自和歌的世界。”(《圣战短歌集·序言》，书物展望社编，1938年)岂料，这些企图以“伟大”名世的诗歌，倒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史上的一份份铁证。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1）

什么叫“宣抚”?除了当年受日军的“宣抚”活动骚扰的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外，在今天已经是鲜为人知了。就是在日本，“宣抚”这个词也早已成为一个死词，年轻一代大都不知何所指了。日本学者竹内实在《宣抚的思想》一文中写道：“‘宣抚’或者是‘宣抚班’这类词，今天，在日语的世界中已经成了死词。然而，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到整个日中战争时期，这却是一个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尖端的、思想的、政治性的用词。它试图使人忘掉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可耻性(多少是无意识地意识到的)，它不能不带有咒语的意味。”又说：“‘宣抚’这个词的起源于中国唐朝的制度‘宣抚使’，指的是从中央到地第八章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及“宣抚文学”方进行地方的安定工作的高级军事司令官”。(见《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岩波书店1992年版)可见，当年日军使用“宣抚”这个词，是故意取唐朝的意味而用之的，意味着日本把中国的沦陷区作为日本的“地方”，并加以巩固和安定，具有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侵略的含意。
把“宣抚”二字分析起来看，也是“宣传”、“安抚”的意思。日本的中国的侵略活动，一开始就是武装侵略与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他们非常重视在中国沦陷区的宣传，称为“思想战”或“思想宣传战”。侵华战争全面发动之后不久，日本就出版了不少诸如《战争与思想宣传战》、《战争宣传论》、《大陆的思想战》之类的论述“思想宣传战”专门著作。日本的“思想战”或“思想宣传战”，按其不同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面对中国文化人和上层阶级的，在这些人当中进行“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皇道文化”之类的宣传渗透，拉拢亲日势力，培养和扶植汉奸。另一部分是面对沦陷区的普通老百姓的。而所谓“宣抚”，指的就是面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宣传活动。这种“宣抚”活动，是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所谓“思想宣传战”的主要形式和途径，在日军的“思想宣传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规模很大，为害甚烈。如果说，武装侵略、烧杀抢掠是日本军队对付中国人民的硬刀子，那么，“宣抚”活动则是对付中国人民的软刀子。他们在占领区采取种种手段，大肆进行欺骗宣传，造谣惑众，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分化当地老百姓的抗日斗志，成立汉奸组织，为日本侵略军收集、提供情报，离间、破坏民众和抗日军队、特别是与八路军的关系。由于“宣抚班”的这些活动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所以很快受到了日本军方及日本国内的普遍关注。从1938年开始，日本国内改变了此前只注重报道前线战役，而对宣抚活动注意不够的情况，出现了许多关于“宣抚”及“宣抚班”情况的报道。例如，1938年，日本组织了一个由“转向者”(即变节了的原共产党员)组成的“皇军慰问团”前往华北沦陷区。这些人回国后出版了一份报告，极力宣扬日军“宣抚班”的“宣抚活动”。如中山义郎在1938年3月发表的《左翼转向者所看到的北支》(“北支”即中国北方——引者注)中写道：
在北支，最让我们关注的是宣抚班的活动。在皇军进驻的地方，无论何处都可以看到宣抚活动。我们旅行所到之处，到处都张贴着宣抚班搞的宣传画和传单。只有这种和皇军的威武相伴随的宣抚工作，才雄辩地说明这次战争不单是攻击和侵略，也是促使支那民众反省、并重新握手的前提。我们奇怪为什么从军者们只注意热闹的战争状况的报道，而对虽然平凡无奇，然而事关重大的宣抚活动未予报道。我们对此很不满意。
宣抚班在前线推进之处，到处开展活动。首先，占领一个村落后，就马上去那个地方保护非战斗人员，向战争中逃散的村民宣传皇军的恩威，让他们回到村子来。在棉花、高粱尚未收完的地方，指导他们收获。还从城里带来经纪人让他们从事生意活动。总之是努力把村民从战争的伤害中拯救出来。……
八条隆盛在《事变意义的确立》一文说：
我有幸看到了保定、石家庄、邯郸的街区。在居民逃离的房屋上，都贴上了日本军司令部的封条。上面写着：“归来者未经治安维持会办手续者不得入。”一打听，才知道〔日〕军占领了城区，在挨家挨户扫荡了残敌之后，宣抚班的人就贴上这种封条，把不在者的家产保护起来。保定城内，大部分居民已经回来了，很热闹。我看见两家铺子前面聚集着人，吵吵嚷嚷的。那是治安维持会在发米。和支那的亲日家提携，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像这样的活动，就是宣抚班的工作。
宣抚班让民众理解皇军出兵的真意，告诉他们皇军决不干掠夺之类的事情。从而让民众安心、信赖，让他们积极地与皇军配合。这些工作，就是宣抚班的任务。……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2）

本田弥太郎在《大同的一夜》中也说：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太引人注目，然而支那事变的真正目的，不在领土的野心，而是变抗日为亲日，抓住民众的心。如果是这样，现在的战争最终必须发展为宣抚活动。
到了1939年，对“宣抚”进行报道的文字增多起来。由短篇的新闻报道发展到了对日军“宣抚”活动的详细具体地描写反映。许多作者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以较长的篇幅，集中反映“宣抚”活动。这些以日军的“宣抚”活动为题材的侵华文学，我们可以称为“宣抚文学”。日本的“宣抚文学”，数量比较多，仅是题目带“宣抚”二字的单行本就有不少，如：小池秋羊的《北支宣抚行》(1939年)、川夜濑不逢的《宣抚行》，(1940年)、新垣恒政的《医疗宣抚行》(1940年)、岛崎曙海的《宣抚班战记》(1941年)、木场敬夫的《陆战队宣抚记》(1941年)、山本英一的《爱的宣抚行》(1942年)、小岛利八郎的《宣抚官》(1942年)、关田生吉的《中支宣抚行》(1943年)，等等。一般的侵华文学，大都以前线的军事活动，特别是行军、作战等为题材，主要反映了前线的状况。这些“宣抚文学”反映了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所作所为，描写了沦陷区中国民众的某些生活侧面(当然主要是歪曲的)，提供了日军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思想宣传战”的具体情况。由于日本“宣抚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所以相当一部分“宣抚文学”均出自日本“宣抚官”之手。总之，“宣抚文学”作为日本侵华文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侵华文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二、从“宣抚文学”看日军的“宣抚”活动
现在，我们主要以较有代表性的“宣抚文学”——岛崎曙海的《宣抚班战记》(作品集，含《宣抚班战记》、《续·宣抚班战记》、《宣抚从军行》、《宣抚官战死》等，东京：今日问题社)以及小岛利八郎的《宣抚官》(大阪：锦城出版社)——等文本为例，看“宣抚文学”如何反映和描写日军的“宣抚”活动。
首先，“宣抚文学”提供了有关“宣抚班”本身的情况。从“宣抚文学”可以看出，从事“宣抚”活动的日军，有专门的编制，那就是所谓“宣抚班”。“宣抚班”的成员称为“宣抚官”。“宣抚官”由日本士官和汉奸两部分人构成。由于从事宣传活动的特殊需要，日本“宣抚官”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人会写会画，有人能言善讲，有人懂得医疗。他们在“宣抚班”中往往“人尽其才”。“宣抚班”还接纳一些汉奸，其中许多人是所谓“满人”，即伪满洲国的人，被日本“宣抚官”称为“满人宣抚官”，他们主要承担情报“密探”和翻译工作。
什么是“宣抚班”?或者说“宣抚班”是干什么的?岛崎曙海在《续·宣抚班战记》中一开头就用抒情散文的笔法写道：
什么是宣抚班?如果用风来做比喻，它就是春天田野上的微风。微风习习，并非席卷落叶，而是报告春天的消息。如果用微风来比喻，那么，草木就是支那的民众。在急风暴雨式的军队过去之后，宣抚班随后来到支那的村落，和屋前的阳光一起，照到支那的家屋。对在那里生活起居的男女老少，报告春天的到来，劝他们下地耕作，和鸟儿一同歌唱。——这就是宣抚班。……没有我们宣抚班，小草般的民众就不能感觉到春天的到来。(《宣抚班战记》第68页)
图23日军“宣抚官”与中国“镇长”这就表明，“宣抚”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战争过后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而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也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抗日游击战的主要战场。所以，日军在沦陷区的宣抚活动的敌人，就是八路军。这一点，日本的“宣抚文学”作者都有清楚的认识。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写道：“……北支到处都有八路军，他们有一套特异的收买人心的方法，在破坏我们的工作。所以，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的战斗，就是要把八路军灌输到土民(日军把中国当地老百姓称为“土民”——引者注)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清除出去。”在《宣抚班战记》的第二章中，岛崎曙海写道：
宣抚工作就是“与八路军的战斗”。这一点我们在北支感受最深。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知道八路军的事情决非容易。我们宣抚官拼命地想探知八路军收拢人心的手法，但在空空的城内却一筹莫展。仅仅是看抗日传单，或者是审问土民和俘虏，还是不得要领。……就是说，敌人让〔土民〕吃了什么药，我们必须给他们吃解药。但这里又有障碍。就是究竟什么是良药?我们作为外国人，不能了然于心，为此而日夜苦恼，不知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而八路军方面却不同，他们对良药知道得一清二楚。……八路军吓唬老百姓说： 日本鬼子额头上长着角。其他的事情即使不说，老百姓也容易相信。……所以民众就成了八路军的伙伴，堕入了可怕的荒废的深渊。但是我们又不能防患于未然，否则就有背圣战之名了。 民众不是敌人，民众一人幸福，也是我们东洋民族全部的自豪。这样想来，我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然而，北支的破坏分子屡禁不绝。八路军无处不在。扫荡了以后还有，扫不胜扫，真是太可怕了。(《宣抚班战记》第21～22页)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3）

“宣抚班”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八路军，他们最恨的也是八路军。面对八路军的顽强卓越的抗日斗争，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不由地慨叹道：“八路军的组织能力真是可怕呀!”在《宣抚班战记》中，作者多处写到八路军所进行的抗日宣传活动：八路军的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抗日口号，画着抗日的宣传画。“在曲阳县城里，墙上充满了抗日标语。照例都是白墙上写着黑字，黑墙上写着白字。有什么‘没收汉奸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啦，‘民族的解放战场’啦，‘粗食淡茶’啦，‘长期抗战的胜利是我们图24撒传单的日军“宣抚官”的’啦，‘拥护八路军抗战到底，杀日本鬼子’啦。”在王快镇的民房墙壁上，则有“一切服从抗战”、“国共合作万岁”、“为抗日救国不怕流血”、“坚持华北抗战”、“强奸杀人放火的日本兽军”等标语。日军“宣抚班”看到这些抗日宣传，往往气急败坏。——“这样的标语，和共产军用枪刺杀日本士兵的壁画、还有撕破太阳旗等侮辱日军的过分的东西，满墙都是。使我们大为愤慨”。而他们的“宣抚”活动的内容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企图抵消八路军的抗日宣传的作用。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了解当年八路军进行的有声有势的抗日宣传，可以看见八路军深入民众所作的抗日宣传，在破坏日军的军事占领和奴化宣传活动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日军每到一处，居民们都弃家出逃，而“宣抚班”则把居民的出逃说成是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所造成的：
共产军净向居民们宣传日军的暴行，特别是向妇女宣传什么日军是残酷至极的日本鬼子，逼着他们全部逃走。我们在进入阜平县城的时候，看到的抗日文字中有宣传画，那就是对妇女钩乳、割乳、打钉子，×后枪杀之类的煞有介事的壁画。还有的壁画，画的是日军在头盖骨堆旁边持枪挎刀的样子。此类宣传极多，通过宣传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处有一个名叫龙泉关的万里长城的关门，壁画上画的好像是那里的自卫剧团演戏的场面： 日本兵拿着剑在追逐妇女，站在一边的孩子哭着喊着妈妈。支那妇女被这种宣传吓坏了，在此次首次五台山作战的六个月间，五十岁以下的一个也看不到。(《宣抚班战记》第194~195页)
所以，日军“宣抚班”每占领一个地方，首要的事情是想办法，让弃家逃难的“土民”们回家。因为，用他们的话说，“宣抚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让土民归来”，否则，就没有“宣抚”的对象了。那么，宣抚官们如何让老百姓回家呢?当日军占领了一个空城或空村的时候。“宣抚班”便找到老百姓的避难处，向他们“宣抚”——
土民们吓得蹲在暗处，像乌龟一样朝地下缩着脑袋， 一动也不动。我们连声说： “不要怕，不要怕”。“日本军队决不打良民，你们不必担心。是你们的敌人共产军才打你们。不要担心。”——我们向他们说道。
“日本兵一来，你们就逃，有什么必要呢?”高桥君(日军宣抚官——引者注)让土民们坐在子弹打不来的凹地上，让蒋密探拿来纸烟，一颗颗地分发着。……木然地拿着纸烟的老人们一人点上了火，两人点上了火，一会儿工夫，大家都悠然地喷烟吐雾起来。土民们似乎恢复了生气，他们慢慢地开口说话了。据他们说，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到离这里40华里的平沟村避难了。“共产军来了，就强行要布鞋、被子和粮食。年轻人因为怕被征兵，都逃了。说是日本兵来了，不逃就是汉奸，汉奸就该杀。”就这样，支那的国民憎恨支那的军队。听着这些牢骚，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我们没有话说。越听越觉得土民们可怜。如果不打败共产军，他们就没有幸福可言。(《宣抚班战记》第193～194页)
这就是“宣抚”。可见，“宣抚”也就是对八路军宣传的反宣传，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就是恶狼披上羊皮，把自己装扮成羊的朋友。而“宣抚文学”的作者却把这种“黄鼠狼给鸡拜年”式的行为，说成是了不起的善行。《宣抚班战记》中甚至说：“宣抚官对于土民而言就是救命之神，就是救世主”(221页)；“宣抚官”是什么“不拿枪的文明战士”(111页)!
日军的“宣抚”手段之一，就是向中国老百姓做“宣抚演讲”。下面是小岛利八郎《宣抚官》中描写的一个“宣抚演讲”的场面：
不久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忽然遇到一个老头儿。万宣抚官(一个汉奸——引者注)一下图25
听日军“演讲”的中国沦陷区老百姓子抓住了他。命令他把城内的民众都叫出来。他说着“是的，是的”，挨家挨户地敲门。先是出来一两个，老头儿继续转，人数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来到附近的家门口，说：“都来吧，不要害怕!”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所谓“宣抚”与“宣抚文学”（4）

老头儿、老太太、小孩儿，约集中了五十来人。都是一种惴惴不安的眼神。我和万宣抚官登上十字路口的一辆牛车，慢慢地开始了演讲。
诸位，我们是日本军。我们今天在这个村落的前面和你们国家的军队打了仗。激烈的枪声把你们给吓着了吧。我们日本军队是不把你们这样的善良的中国民众作为敌人的。我们的敌人，只是怀有错误思想的中国的军队。请看，你们的皮肤和我们的皮肤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吗?诸位和我们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们和日本人流着相同的血液。我们日本人希望和你们中国手拉起手来。但是蒋介石一派却抵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才拿起武器惩罚他们。再说一遍，我们日本人的敌人，只是继续抗日的中国军队。我们日本军不是侵略者。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我们是侵略者的话，现在就直接把你们杀了，把你们的财产抢了，把你们的家放火烧了。可是，你们现在围在日本人的身边，一个被杀的也没有。这个事实你们看到了吧。有人在日本军队进入亳县城的时图26日军“宣抚”照片：日军正在进行“医疗宣抚”
候，就警备着县城，保卫着民众的安全，并且已经成立了自治委员会，正在县城建设王道乐土。你们当中有看到的吧? 日本军队的行动就是这样，是神圣的行动，所以我们把这场战争叫做圣战。诸位现在必须和日本军队合作，在这个十字河建设王道乐土。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幸福。这样，你们就再也不受支那军队的掠夺了。如果有人暗通敌军， 日本军队会毫不犹豫地把铁锤砸在你们头上。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赶快行动吧!(《宣抚官》第201～203页)
“演讲”里充满着谎言、欺骗、劝诱、恫吓与威胁。那么，这样的“宣抚演讲”效果怎么样呢?从“宣抚文学”中的描写看，沦陷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在敌人的枪口和刺刀下，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凡表示服从的，日军“宣抚班”就发给他们所谓“良民证”，然后，为了进一步笼络民心，“宣抚班”还利用沦陷区老百姓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一点小恩小惠。那就是给老人一支烟，给妇女一盒火柴或一点食盐，给小孩一块牛奶糖或一块点心。还有专门的所谓“医疗宣抚”，即给患病的老百姓打针吃药。而施小恩小惠、发“良民证”和进行奴化宣传，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茶的味道很好。〔土民〕闻着茶，连说“好吃，好吃”。不光是茶，这次把叫做“小孩儿印”的纸烟也拿来了。每人分了一支。我们自己不抽，所以有时间从衣兜里拿出烟来，一人一支地分发。不够的话，就从屈和蒋(均为“宣抚班”的汉奸——引者注)的杂物包中取出给他们。土民们见状，做出“这怎么行”的不好意思的表情。……庐宣抚官趁机向他们说明共产军和国民党如何是恶党，像那种欺负良民的人，应该快消灭他们。说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识的土民听得明白。“八路军如何向日本军开战，他们终究没有胜利的指望。看看日本的飞机，看看大炮、重机枪吧，八路军哪有这种东西?”这么一强调，土民中有人高声说：“没有，没有，就连短枪也不是每人都有。”“是啊是啊”。太阳照到了山冈上，遗憾的是良民证做的太少，只好把十四五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村名记下来。按序号交给他们。规定良民证戴在胸前，一个老人戴上了，我笑着对他说：“好看，好看。”……(《宣抚班战记》第107～108页)
日军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这种“宣抚”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从近处说，就是企图收买人心，破坏抗日的群众基础，破坏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直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服务。为此，他们除了用小恩小惠对当地老百姓进行拉拢以外，还扶持成立“治安维持会”等各种汉奸组织。小岛利八郎的《宣抚官》中写到日军在安徽亳县扶持成立了汉奸武装“警备队”，编成了两个中队。平时由日军宣抚班进行军事训练，还对他们“施以东亚新秩序的理念为中心的教育”，战时则为日军作伥。在铁路沿线地带，为了保障日军的运输畅通，宣抚班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所谓“铁路爱护村工作”。他们对村民软硬兼施，扶植伪村长，划分责任区，在铁道边建造“监视小屋”，让村民监视、阻止抗日武装对铁路的破坏。并让他们每天都向“宣抚班”汇报铁路运行情况。如稍有松懈，“宣抚班”便传换他们，“严加训诫”。
为了长期占领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宣抚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进行奴化教育。宣抚班对老百姓进行奴化宣传教育，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上述的贴标语、宣传画、做演讲等方式之外，据川夜濑不逢的《宣抚行》(东京：作家社)中的描写，“宣抚班”自办新闻小报，并且把小报送到各家各户，还在街头朗读。另外还到各村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宣抚行》中写道：
从昨天开始的读报和放映的慰安电影，非常地受欢迎。作为会场的女子学校挤满了民众，他们在画面上看到了我们的宣抚工作的情况，似乎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拼命地费尽千言万语，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抚行》第142页)
“宣抚班”在进行奴化宣传的时候，特别注意以儿童和少年为对象。《宣抚班战记》中写着，宣抚班在曲阳县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成员达到30多人，称为“少年吃饭队”。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小岛写道：“要真正地把握中国的儿童，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的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可见，开办日语学校，是“宣抚班”对当地的师生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径。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1）

“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的这些“宣抚”活动，效果如何呢?单从“宣抚文学”中来看，日军在很大程度上，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他们“宣抚”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坏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维护了日军的后方基地，特别是一定程度地对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进行了奴化宣传和奴化教育。在“宣抚班”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诱之下，沦陷区出现了一些事敌或媚敌的事情。对此，《宣抚班战记》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写：
前面出现了可疑的影子。于是，尖兵小队的战士们屏息静气、系紧头盔，猫起腰来。 以悬崖为屏障轻步前进。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军的枪口，而是十四五个土民的身影。他们打着用奇怪的染料描画的自制的太阳旗。他们鞠着躬从枣树林中现出了钝重的身影。挑着破桌子担着茶水，小心地捧着盛茶的陶制小茶碗，还抱着五六个叠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烂衫的老百姓，到日军所经过的路口来迎接了。曲阳的山区，农民家的院子里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现在土民们把葡萄、红枣、熟柿子等山果，满满地盛在筐子里，摆在桌子上，连声说： 日本军队，辛苦，辛苦!低着头笑着请士兵吃。我们早晨出了曲阳城后，一直没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头盔的士兵们高兴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语说：谢谢。表示好感。
图27日军“宣抚官”在街头“演讲”
像这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让宣抚官们感到非常欣慰，这是常有的事。士兵们会想到，土民们这样顺从，完全是宣抚班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结果。……土民们对骑马的士兵，必定连呼“万岁”、“万岁”!士兵们也举起右手，扭过身子，呼应着土民的喊声，非常地得意。等部队首长到达的时候，土民都累得够呛，嗓子都喊哑了。……(《宣抚班战记》第38～39页)
关于沦陷区老百姓“欢迎”日本军队的与此类似的场面，在日本的“宣抚文学”中比比皆是，在整个侵华文学中也并不少见。在沦陷区，受日本军队“宣抚”活动的影响，或受汉奸卖国势力的蛊惑利用，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抚文学”的作者们也特别喜欢描写这种场面。他们企图从这类场面的描写中证明两点。第一，“宣抚”是有很大成绩的。由于“宣抚文学”的大多数作者，本身就是“宣抚官”，他们需要在“宣抚文学”中表现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第二，他们要通过中国民众欢迎日军的情节，说明中国民众是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会接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国民中实行“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行的。对此，《宣抚班战记》中写道：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军队和共产军在五台山浴血奋战，他们竟毫无所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切与我无关。不想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宣抚班战记》第57页)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华诗歌“宣抚文学”的谎言与“宣抚”的实质（2）

这就是日本军队，也是当时的日本的主流舆论对中国民众的共同看法。而“宣抚”活动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对中国民众的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不料，他们在中国却遇上了八路军那样的顽强抗日的军队。八路军难道不是中国民众组成的吗?这样，他们对中国民众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谬，只好把八路军骂作“共产匪”，并极力把八路军描绘为中国老百姓的敌人。而日本军队，特别是“宣抚班”，倒成了中国民众的“救世主”。
然而，“宣抚班”果真是来“拯救”中国人的吗?尽管“宣抚官”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宣抚文学”是不敢加以如实描写的。“宣抚文学”所描写的，只是“宣抚”活动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抚文学”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抚班”的侵略本质。事实上，不论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也好，还是“宣抚班”也好，作为侵略者，实质并无区别。“宣抚班”不过是装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战士”的侵略者罢了。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宣抚班”极力美化的“宣抚文学”，也还是常常不慎走笔，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径。如在中国，日军以喜欢吃鸡而“闻名”。而“宣抚官”们也不例外。在《宣抚班战记》中，写到“宣抚班”为了满足口腹之欲，特组织了什么“征发队”(“征发”，在日语中是“征用”之意，实为抢劫)，到老百姓家“征发”抢劫。“征发队”中有专门的“鸡征发队”。“鸡征发队，不必说是由中国人“杨”宣抚官为队长，有马夫和密探组成。宰杀、拔毛、烧毛等，由我们(指日本人宣抚官——引者注)担当。”(第26页)这种无耻贪婪的场面，对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中国的抗日文学中，对于日军“宣抚”活动的实质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鹰发表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宣抚》(载《屠场》，杭州正中书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说是一篇“反‘宣抚’的文学”。这篇小说通过儿子做了汉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动地描写了“宣抚班”的“宣抚”活动的情形。王老太的六只鸡，已经被日本人抢去了五只，现在只剩下一只老母鸡了。王老太虽然认为：“不管你们什么人造反，我们老百姓只要钱粮吃饭。革命党造反也好，孙传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们全不管。”她对日本人来“捉鸡”和课税不满意，但毕竟日本人还让她“吃饭”。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抚官”来了。“日本兵共有九个，他们是来‘宣抚’。他们近来时时到四乡去‘宣抚’，但真实的目的，却在女人及鸡和香烟法币(当时流通的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引者注)。”“宣抚官”一进村，看见阿发想逃，认为“不敬”，便一枪打死。“宣抚官”铃木闯进王老太家，将王老太那个汉奸儿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强奸，直至将她折磨至死。“宣抚官”植田闯进王老太家，王老太受过汉奸儿子的“训练”，“便对植田深深一鞠躬。岂知年高腰硬，身体便往前一扑，植田就砰的一枪!”于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来到王老太屋里，发现一个箱子，无法启锁，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贝，便用枪柄猛砸，不料箱内是王老太的汉奸儿子藏匿的弹药。弹药爆炸。植田飞上了天。其他正在抢劫的八个“宣抚官”，听到爆炸声，慌忙逃走，“立刻报告班长，说正在宣抚，碰到支那游击队”。易鹰的这篇小说，证明了日军的“宣抚”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抚”的实质，也讽刺了沦陷区有些民众的愚昧麻木，饱含着深受“宣抚”之害的沦陷区民众的血泪。
日本的“宣抚文学”对日军“宣抚班”及其“宣抚活动”美化，和中国抗日文学对“宣抚”的揭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的“宣抚文学”本身就是为日军侵华做“宣传”的，因此，它只能描写那些符合他们“思想宣传战”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宣抚文学”中的某些细节上的写实，根本不可能掩盖其本质上的虚假与虚伪。实际上，“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强奸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的占领、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1）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国战场的作家，调查采访后写了一本反映日军在中国所作所为的小说，发表后却被日本军部当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并被判了徒刑。这就是侵华期间日本文坛最有名的“笔祸”事件。那个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达三，那篇给他带来“笔祸”的小说就是《活着的士兵》。图28石川达三的“从军许可证”
石川达三(1905～1985)在当时已经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龙之介第九章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文学奖”。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1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石川达三到达南京的时候，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却亲眼看到了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们。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战争和屠杀的兴奋情绪中。石川达三有意识地深入到他们之中，以便搜集到真实的材料。据“审判调查记录”记载，石川达三当时的想法是：
我觉得，和士兵们交流，听他们的交谈， 比起和将校接触，更能把握战争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在那里我和将校们几乎没有接触，而是注意士兵们的谈话。而且我亲眼看到了战地上的人们的真实情绪。
他在战后也说到过同样意思的话：
我到南京战场去的时候，打算尽可能地不见将校和军事首脑。我抱着这样一个方针出发了。到达后按照预想的那样，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听他们的聊天和侃山，从而了解了他们平常的情况。将校们对外界净说谎，冠冕堂皇，文过饰非。为了了解战场上的真实，我才深入到士兵当中。(《石川达三选集》第5卷，八云书店1948年版)
可见，忠实地描写“战争的真实的情况”，反映“战场上的真实”，是石川达三的最初的创作动机。由于见闻和材料的充实，石川达三从南京回国后，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约合中文八万多字的《活着的士兵》。
《活着的士兵》把进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高岛师团西泽连队仓田小队的几个士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写了他们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令人发指的野蛮罪行：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一窝蜂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那个本来是来战场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士兵。他们以中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很强”为由，对战区所见到的老百姓“格杀勿论”，有时对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无视基本的人道准则，有组织地成批屠杀俘虏，有时一人竟一口气杀死十三个；他们认为“大陆上有无穷无尽的财富，而且可以随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攫取”，随时随地强行“征用”中国老百姓的牛马家畜粮食工具等一切物资；他们每离开一处，就放火烧掉住过的民房，“认为仿佛只有把市街烧光，才能充分证明他们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他们视中国人为牛马，有的士兵“即使只买一个罐头，也要抓一个过路的中国人替他拿着，等回到驻地时，还打中国人一个耳光，大喝一声‘滚吧’!”……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活着的士兵》：日军兽行的真实描写（2）

在这里，石川达三显然没有像其他“笔部队”作家那样把所谓“战争文学”作为军国主义宣传的手段，而是抛开了军部对“笔部队”作家规定的写作戒律，集中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当时，这种真实完全被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掩盖。正如石川达三自己在战后所说：当时，“内地(指日本国内——引者注)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在法庭对《活着的士兵》的调查中，石川达三陈述了他的写作动机。他指出：“国民把出征的士兵视为神，认为我军占领区一下子就被建设成了乐土，并认为支那民众也积极协助我们。但战争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我想，为此而应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国民，真正使国民认识这个非常时期，对于时局采取切实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达三在《活着的士兵》中，着力表现战场上为宣传媒体所歪曲所掩盖了的方面。尽管他在作品最后的“附记”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进行相当的自由创作的尝试，故部队与官兵姓名等，多为虚构。”但是，事实上，这篇“虚构”的“自由创作”的小说的价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上。小说对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写，对战场情况的表现，是侵华文学中那些数不清的标榜“报告文学”、“战记文学”的所谓“写实”的、“非虚构”的文字所不能比拟的。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之流的“报告文学”、“战记”，都声称表现了自己“真实”的战争体验。但是，他们要么美化侵华日军，要么丑化中国军民，要么歪曲报道中国占领区的情况，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而向他们传达了片面的错误的战场信息，其局部和细节的写实，掩盖了整体的本质的真实。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
《活着的士兵》不仅把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的残暴野蛮的行径真实地揭示出来，而且进一步表现了侵略战争中的更深层次的真实，那就是侵华士兵的人性的畸变。他不满足于战争状况的表层的记录，而是通过描写战场的“人”，揭示战争的真实本质，把“人性”与“非人性”的纠葛，作为整个作品的立足点。着意表现随着战争的深入，在侵华战场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变成了杀人机器。《活着的士兵》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层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长)是农民出身外，其他几个都是知识分子：在来中国战场之前，近藤一等兵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排长)是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也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知识青年，片山玄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侵华战场上，却一个个都成了残暴的野兽。一开始就残暴无比的是笠原下士，“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人都渐渐地羡慕起笠原那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来。在经历了多次杀人之后，他们都在极力摆脱内心世界中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仓田少尉“已觉悟到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对战争罪恶日益麻木，以至完全丧失了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 ‘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片山随军僧本来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战场上杀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石川达三就是这样，把笔触深入到侵华士兵的内心世界中，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作为剖析的对象，真实地描写出了他们丧失人性良知的过程。
这就是《活着的士兵》所揭示的侵华战场上的赤裸裸的真实。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忌讳、最害怕的，正是这种赤裸裸的真实。
任何邪恶的东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饰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不例外。军国主义者极力把侵华战争说成是“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现在忽然有《活着的士兵》这样的作品出世，戳穿了“圣战”的谎言，这就令军部当局恼羞成怒。于是，石川达三闯下了“笔祸”。
《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发行的行政处分，接着，又以违反报纸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石川达三被警视厅逮捕，并接受了调查。下面是负责调查的警察和石川达三的一段对话：
警察：你在从军的时候，都看到了些什么?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写着呢。
警察：你写的，都是你看到的东西吗?
石川： 因为是写小说，所以有时候把在南京看到的东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实!那不是牵强附会，造谣惑众吗?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
经过如此之类的调查，8月4日，石川达三和《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被起诉。并被判有罪。罪名是：“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的“笔祸事件”。军部当局制造的这起事件，意味深长。它不是一般的对犯罪的惩罚，而是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们传达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只能为侵略战争作正面宣传，不能随意描写真实，从而使文坛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服从对外侵略的“国策”。从此以后，《活着的士兵》这样的反映战场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文坛上基本绝迹了。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成了宣扬军国主义的“国策文学”。
石川达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中央公论》刊登了石川达三的照片及特别启事，称“石川达三氏将作为本刊特派员参加汉口攻克战”，还发表了他的题为《再度从军之际》的文章。文章表达了自己被准许再次从军的“感激”之情：
汉口也许快要攻陷了。百万大军的会战，近代东洋史的一切含义，尽在其中。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战。在这样的时候， 自己获得再次从军的机会，真是令我不胜感激。我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男子汉干大事业的关头。
在中国采访一个多月后，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号上发表了长篇作品《武汉作战》，副标题为“作为一部战史”。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的“附记”中写道：
……目的只是希望内地的人们了解战争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是说，笔者尽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战记。(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战场上的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笔祸。这次尽可能避开个人的描写，而表现整体的活动。……
可见，石川达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笔祸”。所以，《武汉作战》和《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它不再以几个主要人物为“研究”和描写的焦点，而是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武汉作战的整个过程。全书分为“武汉作战之前”、“作战基地安庆”、“马当镇”、“远望庐山”、“进军武穴”、“九江扫荡战”、“星子附近的激战”、“总攻击”、“田家镇大火”、“民族的飞跃”等31章构成。全书的一开头就为日本侵华做了荒谬的辩解——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闯下“笔祸”与“戴罪立功”（2）

为了使蒋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钱。但结果却徒劳无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着抗日的准备。民众更加团结。战争到了非打不可的状态。(下略)
图29向武汉市区进攻的日军汽车部队
这场战争只靠占领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占领了南京的时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现了偏差。
从日本人的洁癖的常识来说，首都被占领，那就明确地意味着失败了。德国驻华大使，那时也悄悄地劝说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传达日本的战胜意识。但蒋将军拒绝和平谈判，扬言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日本对支那的这种态度感到气愤， 日本于〔昭和〕13年1月16日发表声明，“不以蒋政权为对手”。日本本来不想发动这么大的战争，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了。
《武汉作战》就是这样贯穿着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的蛮横的战争观，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颂。在此前的《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活着的士兵》中的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武汉作战》中，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见了。石川达三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攻击诬蔑蒋介石及其中国抗日军队。他颠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难民说成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制造”的，并引用了据说是中国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攻击蒋介石：“自从出了蒋老介，闹得地覆天又翻，亲爱同胞遭祸灾，大户人家财产尽，小户人家变炮灰，叮叮叮……损失数目实难猜。公敌就是蒋介石，难民不尽滚滚来，无衣无食无遮盖，生活艰苦实难挨，呼唤和平快到来。”他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本军队每占领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谓“宣抚”工作来安抚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本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于是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活着的士兵》中写到了日军如何屠杀俘虏，而《武汉作战》却写了日军如何优待俘虏，以致使得中国俘虏情愿给日本军队当苦力。……在石川达三的笔下，日本侵略军简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华战争简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战”。说什么“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下一个作战区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痛烈的洗礼，就不会迎来和平。”石川达三把日军的武汉战役中的胜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跃进”。他写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总之，石川达三虽然标榜《武汉作战》是“一部真实的战记”，但由于露骨地为自己“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颠倒黑白，谎言连篇。
在《武汉作战》之后，石川达三还以第二次从军为题材，写了几篇短篇的“战争文学”，如《敌国之妻》、《五个候补将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敌国之妻》。
《敌国之妻》写的是日军在占领九江时，“占领”了一处民房作野战医院，一个军医在这处民房主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记。从日记上看出，这个洪秋子是个日本女性。她不顾家人的劝告和强烈反对，和一个名叫“洪青年”的中国留学生恋爱并结了婚。后来和洪青年一起来到中国。结果发现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愿做妾，为自己受了骗感到痛苦。后来日本大规模进攻中国，秋子成了“敌国之妻”。但她抱着日军最终会取得胜利、大陆将恢复和平的愿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难到了汉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国军队告发了秋子。秋子孤立无告，在绝望中自杀。……后来发现日记的那个日本军医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赞叹道：“死得太悲壮了。作为敌国之妻，她为祖国尽了自己的责任。她应该受到褒扬。”在小说中，秋子爱着中国，想和中国人联姻，结果却遭到洪青年的欺骗和他的老婆及母亲的出卖，遭到中国军队的搜捕威胁。这里所讲的故事具有显而易见的隐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诚”的象征，她代表着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亲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象征，他们代表着中国。小说所要导出的结论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记中写的那句话：“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种，洪是不值得爱的伪善者”。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石川达三从真实地表现战场上的真实，到服从军部的指示，利用文学明确地进行侵华战争的宣传，其间的转变是巨大的。但是，这并不是对侵略战争态度的根本转变，而只是描写的角度的转变。有人认为，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与《武汉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客观地暴露战争，后者是主观地歌颂战争。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
和《武汉作战》明确地支持和鼓吹侵略战争不同，《活着的士兵》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这种客观性特征是由石川达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所决定的。石川达三很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地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环境和遗传(本能)视为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就突出地表现了环境和遗传本能这两点。第一，他把小说中的环境(战场)看成是决定人(士兵)的行为的惟一因素。作者特别要告诉人们的就是——“战场，似乎有一种强大的魔力。它可以使一切战斗人员鬼使神差地变成同一种性格，同一种思维，提出同一种要求。正如医学学士失去了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一样，片山玄澄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宗教。”第二，他把本能看成决定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这种看法，从他创作伊始到战后，一直没有改变。他曾说过：“……生物界里，相互生存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离奇的。我以为说明这个最终不过是两种方法：其一是研究本能这种东西，如果仍不可解就得用神去说明，别无他法。总之，生物本能，是可以和神匹敌的伟大的东西。”《活着的士兵》表现的就是由战场这种特殊的环境所激发的人的生物的本能。在石川达三看来，战场是人的生物本能暴露最充分的地方，士兵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物本能来支配的。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石川达三曾说：
国民一般都把出征的士兵看得像神一样，那是不对的。我想只有表现人的真正的样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信赖，从而改正国民的认识。
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有人说他是“反法西斯斗士”。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作为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并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日本卷》似乎没有全面考虑到石川达三在侵华战争中的言行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而把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其中。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在石川达三及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全部的创作和言行中，在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的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对石川达三其人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评价和批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1）

在侵华战争期间，提起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说，在日本的侵华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那是没有异议的。《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尽人皆知。当时有一首和歌云：“《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电影对观众的冲击。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华文学的作者当中，火野苇平是少数几个“士兵”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他在20岁之前就曾写作过长篇小说，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20岁的时候，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退伍。此后从事文学活动，1937年，发表以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以及诗集《山上军舰》。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战争中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样的“文学者”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军部操纵的权威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决定把本年度的奖项授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来到杭州，向火野苇平颁奖。日本军部的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为了表明对“士兵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鼓励。是年5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即华中——引者注)派遣军报道部”，主要从事战争的宣传报道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徐州会战，接着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图30戎装的火野苇平
此间，他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发表了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改造》杂志1938年8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文艺春秋》杂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朝日新闻》1938年12月)。不久，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之为《我的战记》，评论者也称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队三部作”)。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题为《广东进军抄》)；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文艺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接着，《士兵三部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台湾等地做旅行演讲。1941年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为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而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游览、讲演。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作为“报道班”成员被派往菲律宾，后又被派到缅甸。1943年初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战争文学”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2）

在侵华战争中，火野苇平以“士兵”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手挥刀，一手操笔，连续制作出不少侵华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当时“战争文学”作者作品众多，为什么日本读者对《士兵三部曲》最为青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那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如痴如狂的战争狂热中，人们非常希望了解侵华战场的实际情况。但当时的“战争文学”绝大部分出自从军作家之手，他们一般只在前线呆几周的时间，难以深入部队中，缺乏实战的体验。而像火野苇平这样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广也是身兼作家与士兵双重身份，但上田广一直在山西的日军铁道部队，经历比较单一，所以其作品的影响也远不如火野苇平。当时有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记录片，表现的都是日军如何节节胜利，特别是占领中国战略要地或某某大城市的场面，缺乏对士兵生活的详细报道和描写。而日本国内的读者，几乎都有亲朋好友在中国前线作战，他们关心前线的士兵，希望了解战场上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士兵们日常的战斗生活。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正是在这些方面适应了读者的要求。
与此同时，日本的文学评论界对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也给予了异口同声的赞扬。如，评论家森山启在《阵中文艺与文艺政策》(载《文学界》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火野苇平把“士兵宝贵的血与汗真正地渗透到作品中了”，同时又“闪耀着清醒的文学家的眼光”，所以《麦与士兵》等作品是“第一等级的战争文学”。三好达治在《麦与士兵的感想》 (载《文艺》1938年9月)一文中认为，是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作品“把新闻报纸上、电台广播中以及银幕上没有的东西，终于完美地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北原武夫在《战争文学论》(载《文学与伦理》，中央公论社1940年版)一文中说：火野苇平和其他的战争文学的差别，“就是在战争之中还是在战争之外的差别”；“火野苇平作为一名士兵服从军队的严格的纪律，并在这种纪律所规定的行为中了解了战争”，“他是一个作家，但又是作为一名战士充分地融入了规定的行为之中”，这就是他的作品成功的原因。伊藤信吉和今日出海都认为，《麦与士兵》等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诚实”。今日出海说：“《麦与士兵》是作者……在蜡烛前不敢懈怠地写成的日记。这个日记比几百条战争新闻都更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原因不正在于它的单纯吗?不正在于面对生死存亡，面对命运的那种诚实吗?”(《战争和文学》，载《新潮》1938年9月)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六兴商会出版部，1943年)一书中说：火野苇平只是描写自己的真实的战争体验，他的战争文学的写作方法和过多强调勇武的写法大有不同；“火野苇平的态度和方法，反映了现代日本的少壮作家的文学方法”，“在战争文学中如何强化作者的个性，火野是一个典范。心态的健康性和充满生气的富有弹力的睿智，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具有公正而又纯正的文学感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日本诞生了。”
战争状态下，日本军部当局对火野苇平如此重视，读者对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如此嗜爱，日本评论家如此慷慨地赞美，其更深层的原因，只能到作品里边去寻找。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1）

《士兵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日本读者的普遍赞赏，首先在于火野苇平对日本士兵的描写，正好投合了战时日本人对士兵的心理期待。
《士兵三部曲》首先是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士兵的颂歌。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是伟大神圣的军队，他们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置身于这样的军队中，感到一种力量和自豪——
我在这行进的队伍中感到了一种雄壮的力量，仿佛那是一股有力的浩荡汹涌的波涛。我感到自己身处在这庄严的波涛之中。在这广漠的淮北平原，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我为踩在这片大地上的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我将有力的双脚踩在麦田上，眺望着蜿蜒行进的军队。那饱满的、气宇轩昂而又势不可挡的雄壮的生命力撞击着我的心扉。……
士兵们在战场上时刻都有战死的可能，但是，为了祖国，他们随时准备着死：图31踏着麦田向徐州行进的日军
我觉得“祖国”这个概念在我的心中越来越伟大清晰了。这当然不是今天忽然产生的感觉。但是，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耳闻目睹了士兵们无法形容的艰苦，与此同时，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杭州湾登陆以来，直到现在的徐州会战，像以往一样，很多士兵倒下了。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死。何时战死无法预测。然而，在战场上，我们从来没有畏惧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很多士兵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可是，在战场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容易舍弃掉。而且舍弃了也决不后悔。……(《麦与士兵》)
为了祖国而奋勇前进，这比什么都简单而又单纯。也是最崇高的事情。为此，我们前进。在战场上，被枪弹打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国万岁”这句话。(《土与士兵》)
而这种不怕死的无畏，又来自对“支那兵”的“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但是，面对着战场上的险恶环境和艰苦卓绝，火野苇平并不是一味纠缠在“死亡”与“憎恶”中。总体上看，他是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把残酷的战场美化了。他特别注意表现战场上的诗意和美感，他觉得：“和这些士兵一同在战场上驰骋，真是快乐得很。”在他眼里——
无论哪个士兵，肯定都是脚疼、胸闷，咬紧牙关艰难地行进。但是看上去，又是那样英姿飒爽，那样美。不，也许是我逐渐地感觉到了这种世上少有的美丽的情景。每一个都是那样难以言喻的辛苦，但整体又是非常的美。不是看上去美，而是感到真美、真强，真勇。(《土与士兵》)
不仅如此，火野苇平还极力在日军对中国人的残酷的屠杀中，体现出日本士兵的英勇来。一方面，他们把疯狂屠杀中国人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美德，在给自己的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宣称：“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引者注)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一方面疯狂地杀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在杀戮中表现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对日本士兵的美化（2）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附近战壕纵横，麦田下面都挖有通道。这些膝射散兵壕似乎挖成不久，因土色尚新，也许是刚挖好的。堆积的尸体也都是血迹未干的新尸。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阵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就是日本人的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火野苇平曾手书一个条幅，大意是：“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这就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
在他的笔下，士兵们是那样的单纯，只要性命还在，他们就充满着快乐。行军或战斗结束后，他们“互相充满了庆生的快乐，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着”，洗澡、做菜，朝着东方，向他们的天皇“遥拜”。甚至在野外蹲着大便时面面相觑，都觉得那样有趣。士兵们像兄弟般的亲密无间，部队长官对士兵也是那样的关怀备至——
高桥一等兵躺在担架上，抬头看着我。说“班长，对不起，对不起”，说着，眼睛里噙满泪花。……“对不起”，我说了一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土与士兵》)
部队长一一看望伤兵来了。他只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但在他那表情上，却又在说：干得好啊!那无言的感谢之情分明流露在部队长的脸上。 (《麦与士兵》)
这就是火野苇子笔下的日本侵华士兵，既是那样的英勇无畏，又是那样的富有“人情味”；既有那样的伟大的爱国精神，又是那样的朴实单纯；既是那样的艰苦卓绝，又是那样的乐观自信；官兵之间既是那样的上令下达，又是那样互敬互爱。总之，俨然正义之师的形象。这就是火野苇平所要刻意表现的所谓“忠勇义烈的皇军的形象”。火野苇平在表现日军的这一总体形象的时候，比其他日本侵华作家显然技高一筹：《麦与士兵》使用自言自语的日记的文体，《土与士兵》使用的是给弟弟通信的形式。因此，这里没有其他侵华文学中常见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和生硬的侵略战争的说教，而是从琐碎的战场小景写起，尽可能显得冷静客观、真实可信。日本读者从火野苇平的作品里，找到了他们期待中的日本士兵的形象。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1）

在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的情况，火野苇平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特别注重对于中国军民的描写。
他笔下的普通的中国，大都是徐州、杭州一带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沦陷区。在对有关中国老百姓的描写中，火野苇平着意地表现了中国人的亡国奴相。在他笔下，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没有反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支那人一看见日本兵，就会照例做出笑意来。”(《麦与士兵》)当日本军队到来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打着日本国旗，抬着茶水，欢迎日军。他们不知道什么国家和民族，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
……附近村落中的避难的农民陆续到庙里来了。我们的部队留在村落把土民全部集中起来避难。……庙里挤满了避难的人。老人和孩子烧了开水来到我们面前。他们端给士兵说：喝吧喝吧。庙里有一个村长，拿着装饰过的长烟袋悠悠地喷着烟雾。那是一个长相有点严厉的老头儿。翻译正跟他说话。村长微微转过身来答话。引起了一阵快活的哄笑。他说：这一带蒋介石没有来过，李宗仁和另外几个大人物倒是带着军队来过。要问拿出茶水招待吗?不，我们不光招待日本人， 中国军队来了的话，我们也招待。又问：那要是两方面的军队都一块来了呢?笑而答日：那就跑啊。真是个直率而又狡猾的老头儿。(《麦与士兵》)
日本军在其占领区召开所谓“难民大会”。让中国方面的“代表”发言，说什么：我们老百姓从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多亏了追求东洋和平的大日本国“皇军”的庇护，使我们安居乐业，真是说不出的幸福，云云。虽然看不懂日军的传单上写的是什么，但是为了讨好日本人，他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从日军手中接过传单。面对这样的中国老百姓，火野苇平的看法是——
我对于这些朴实如土的农民们感到无限的亲切。也许是因为这些支那人与我所认识的日本的农民长得很相似。这令人无可奈何的愚昧的民族，被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政治、理论、战争弄得晕头转向，但他们仍充溢着不为任何东西所改变的钝重而又执拗的力量。他们一个个像比赛似的抹着鼻涕，把沾满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抹一抹，或用好不容易讨来的传单揩了鼻涕后丢掉。看到这可怜的农民，我心想：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啊，禁不住笑出声来。(《麦与士兵》)
在火野苇平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们不把日本人的到来看成是侵略。为了证明这一点，火野苇平在《花与士兵》中，还通过一个中国人“肃青年”(实际上是个汉奸)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民众和国家之类的一切东西都是游离的，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和日本军队的战争，民众也看得与己无关。中国军队失败了，民众也满不在乎。”并认为：“中国的民众没有自己可以保卫的国家。”对此，火野苇平感慨地写道：
图32日军宣传性图片：沦陷区老百姓“迎接”日军
我们日本军队每占领一个支那城镇的时候，留下来的支那人就到我们的驻地来，满脸堆笑地和我们套近乎。这种作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我想，这如果是在日本，敌军攻来的时候，不是军人的国民谁都不会讨好敌人，连小女孩也会同仇敌忾地反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们对“萝卜”、“咸菜”(作者对两个汉奸的称呼——引者注)为代表的支那人，单个的人觉得亲近。但对这整个的民族，置本国失败的命运于不顾，为了个人的性命而向敌人献媚，是感到轻蔑的。用我们士兵的话说就是：都是些没有廉耻的东西。
在这里，火野苇平把中国人中的汉奸败类，看成是整个中国人的代表，把汉奸卖国的言论，看成是不刊之论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软骨头，那就会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火野苇平及日本的军队又是在同谁作战呢?
火野苇平还极力宣扬“皇军”的“功德”。他借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嘴，说什么：“中国军队每到一处，米、钱、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军队什么都不拿，非常好”。(《麦与士兵》)仿佛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倒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在日本占领区，“皇军”对中国老百姓是那么友好、文明。中国老百姓给他们水喝，他们硬是要付钱；鸡蛋和蔬菜都是花钱跟老百姓买；中国老百姓的店铺都开张，“景色悠闲竟令人不相信这里是战地”。(《麦与士兵》)这一切描写，无非是让读者相信，日本军队到中国来不是侵略，而是在“帮助”和“拯救”中国老百姓。
更有甚者，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讲述了一个名叫河原的日本士兵与一位名叫莺英的中国杭州一家裁缝店的姑娘的浪漫的恋爱故事。河原救助了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莺英，莺英爱上了河原，于是两人恋爱，互相学习日语和汉语，最后决定结婚。为什么要和中国的姑娘结婚，作为班长的“我”(火野苇平)论述道：
我们现在的确在和支那进行战争。但是，战争的目的不是扼杀人间之爱，让人们互相憎恨，而是为了我们两国人民更紧密地握起手来。也就是说，现在两国的战争就像兄弟吵架一样。我们现在一面和支那军队交火，一面必须和支那民众融合起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你和裁缝店的姑娘的事情，我不想因为她是敌国的姑娘就加以反对。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作为军人的本分。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2）

于是，河原就和莺英结了婚。莺英的家人喜出望外。从那以后，莺英家的裁缝店就义务地为日本士兵们缝补衣服。日本士兵一个个“变得漂亮干净了”。……火野苇平正是通过这样杜撰的故事，既说明了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日军在中国的“文明”与“正义”，同时还把中国沦陷区描绘成了日本保护下的“王道乐土”，从而宣扬了“东亚共荣圈”及“大东亚主义”。可谓一石三鸟。
但是，侵略毕竟是侵略。火野苇平常常一不小心，便带出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真相。在《麦与士兵》的5月9日的日记中，火野苇平写到了日军满地追着捉老百姓的鸡，在老百图33《土与士兵》书影姓的菜田里“收获”蔬菜；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屠宰中国老百姓的猪；在5月15日的日记中，写到了日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日军侵入农家，大肆入室抢劫；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日本人在麦田里捕杀中国农民，理由是他们与中国军队有“联络”；在《土与士兵》中，写到了日军放火烧房，并拉牛、捉鸡，称为“战利品”；还恬不知耻地写道：“我们自从登陆以来，粮食一回也没分发过。反正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中国米，也能捉些鸡来，还有蔬菜什么的。”在《花与士兵》中，火野苇平还写到了日军侵入中国民居，由于不了解情况所造成的窘状——
……老百姓家家闭门锁户。只能见到零零星星的肮脏的支那人。来到石桥上一看，浑浊的河道上，有两只粪尿船在通过。支那人不时地从建在石崖上的房子里，把红漆的粪桶提出来，把黄色的粪尿倒在船上。我一看见红漆的桶，就不由地打了一个冷颤。因为我意识到这是登陆以来最叫人生气的一种失败。原来，我们登陆以后，在支那每户人家都看到了涂红漆的漂亮的桶，我们就用它作饭桶，或者用它打水。那上面有泥金和黑漆的花纹，很干净的样子，而且有的还放在架子上。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是便器，支那人称为“马桶”。我们知道后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情节至少说明了：日军登陆后中国老百姓都弃家逃难了，日军便侵占了中国老百姓的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对中国抗日军队，诬蔑之余，也禁不住感叹中国军队的勇敢顽强。《麦与士兵》写到一个中国兵，当日军走近的时候，突然跃起来掏出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麦与士兵》在讲到一次战斗时还写到：“敌人非常地顽强。而且实际上勇敢得可怕。临阵脱逃的一个没有，还从围墙上探出身体射击，或者投掷手榴弹。很快又在正面和我们展开了格斗。……”《麦与士兵》结尾处，写到了三个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
……败残兵中，一人看上去四十来岁。另外两人不足二十岁。一问，才知道他们不但顽固地坚持抗日，而且对我们的问话拒不回答。他们耸着肩膀，还抬起脚要踢我们。其中一个蛮横的家伙还朝我们的士兵吐唾沫。我听说这就要处死他们，于是跟着去看。村外是一片广阔的麦田，一望无际。前面好像做好了行刑的准备，割了麦子腾出了一块空地，挖了一条横沟，把被捆着的支那兵拉到沟前，让他们坐着。曹长走到背后，抽出军刀，大喝一声砍下去，脑袋就像球一样滚下去，鲜血喷了出来。三个支那兵就这样被一个个杀死了。
在当时出版时，这一段文字被日本军部的书报检察机关删除了。之所以被删除，恐怕是因为他不但表现了日军屠杀俘虏的情况，而且反映了中国军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火野苇平写到这样的情节，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表现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紧接着上一段引文，火野苇平写道：“我移开了眼睛。我还没有变成恶魔。我知道这一点，并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一段话作为《麦与士兵》全书的结尾，不过是在表明作者觉得自己还没有变成“恶魔”罢了。四、“人道主义”?“写实主义”?
然而，火野苇平即使还没有变成“恶魔”，也是和“恶魔”为伍、并自觉地为“恶魔”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人。正因为这样,日本投降后他被判为主要的“文化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当代有的日本的学者以“我还没有变成恶魔”这一句话为据，以出版时这句话及其他许多段落被军部删除为理由，认为“这可以证明”《麦与士兵》等作品“不是以军国主义宣传为写作目的的”。(见《日本文学鉴赏辞典·近代编》，东京堂，1985年版，第677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为军国主义侵略做宣传一开始就是火野苇平的写作的出发点。一直到日本战败后，他对此也没有反省。他坚信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认为日本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是伟大的，值得赞扬的。他在战后写的文章中仍然说：“很多军人牺牲了，这尊贵的死绝不是白死。他们永远活在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中。作为皇国日本的精神基础早晚要发挥它的力量。很多的军人死了，但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死。”他还为自己的《士兵三部曲》等作辩护，说什么：“战争是以杀人为基调的人间最大的罪恶，最大的悲剧。这里集中了一切形式的犯罪，抢劫、强奸、掠夺、放火、伤害等等，一切战争概莫能外，即使是神圣的十字军的宗教战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作家倘若不立体地表现这一切，那么作为文学就很难说是完全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卡罗沙的《罗马尼亚日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就在于以高度全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写出了这些战争的罪恶。”但是，对于火野苇平来说，问题不在于写不写战争的罪恶，而在于没有把日本侵略军的“罪恶”作为“罪恶”来写，况且火野苇平从来没有承认日军的“罪恶”。所以在这里他无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竟把产生于反侵略战争的文学名著拿来作自己的侵华文学的虎皮。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士兵三部曲》中的中国军民（3）

还有人认为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等三部曲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表现了对战死的中国士兵的怜悯之情，而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见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筑摩书房，第155页)这种说法也实在是匪夷所思。人道主义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对人的同情和爱，而火野苇平明明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拥护者，谈何“人道主义”！事实上，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日军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见《土与士兵》)之类的事情；不过是对将被残酷屠杀的中国俘虏虚伪的怜悯。我国作家、评论家巴人在评论《麦与士兵》的时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兵士们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烟送给孩子，她们却非常怀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个兵拿出刀来大喝一声，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强受了。
巴人接着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刀头下的恩惠，却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只有汉奸汪精卫才会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苇平所宣扬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这类情形的大炮下的怜悯。”(见巴人《关于〈麦与士兵〉》，原载《文艺阵地》第4卷5号，1939年)
还有的当代日本评论者认为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所描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作品是“写实主义”的，认为它们“丝毫没有修饰和虚构，具有能够再现真实的强烈的真实性，即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见小松伸六：《昭和文学十二讲·战争文学的展望》，改造社)火野苇平自己在《麦与士兵·作者的话》以及《土与士兵》“前言”中，也都强调说：“我相信，能够真实地描写战争，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他还声称，《麦与士兵》等“三部曲”是作战的日记，而“不是小说”；《土与士兵》是写给弟弟的信，“更不是小说”。也就是说，作品所写，不是向壁虚构，而是真实。诚然，《士兵三部曲》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细节的描写非常细腻逼真。但是，写实的手法和细节的真实，并不等于作品是“写实主义”的。因为，作为日本士兵的一员，作为指挥十几个士兵的“伍长”，作为侵华日军报道部的成员，火野苇平非常清楚他写作这些“战争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军部政府也对火野苇平这样的士兵作家做了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和限制。据火野苇平自己的记述，这些规定和限制主要有如下七条：
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
二、不能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
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
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
五、不能透露部队的编制和部队的名称；
六、不能把军人当做普通人来写。可以写分队长以下的士兵，但必须把小队长以上的士兵写成是人格高尚、沉着勇敢的人；
七、不能写有关女人的事。
(转引自《火野苇平选集》第4卷后记，
创元社1958年版。)
火野苇平显然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的。按照这样的规定来写，还谈什么“真实”、还谈什么“写实主义”呢?在《士兵三部曲》中，火野苇平写了军部所希望宣传的“真实”，回避了军部不希望披露的“真实”，因而是不可能真实反映战场状况，尤其是不可能充分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烧杀奸掠的真实情况的。
总之，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站在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立场上，按照军部的要求，美化日本侵华军队，歪曲地描写中国抗日军民，壮日本侵略军队的声威。它向日本数百万的读者传达了侵华战场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煽动了日本国民的好战气焰，影响十分广泛和恶劣。战后几十年来，《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又不断被再版或重印，仅《麦与士兵》在战后初期就发行了50万册，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因此，对《士兵三部曲》做科学地分析和批判，对于正确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历史，准确评价日本侵华文学，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后记

1997年7月，我给《北京社会科学》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这是当时我正在撰写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的一节。编辑部许树森先生对文章非常赞赏，决定临时调整已安排好的版面，将该文尽快刊出。该文在8月份的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做了电话采访，并将该文译成英文。译文连同采访录音片段，在9月18日和9月25日两次对外广播。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促使我把这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下一步的新的研究课题。当时(1997年8月)，我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已全部完成并寄交出版社，我决定接下来写一部新的著作，题目暂定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并很快投入了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采用论文式写作法，即把每一章节的内容都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写完后陆续发表。有关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再次引起了反响。如，我在《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了《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并在7月9日播出；《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对该文做了摘发。5月，该文在南京获“全国东方文学第3届学术评奖”论文一等奖；6月，《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李君红两位编辑联名来信，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文学还是“鲜为人知”，“很有必要把这些内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并说“我们是代表日报四五十万读者向您约稿”。我应约给《北京日报》写了题为《“笔部队”——日寇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的文章，《北京日报》7月20日予以发表，并加“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了“编者按”。文章刊出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多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抗日老战士屈保坤先生在信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史实；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黄美超先生在来信中说：“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日寇之凶残诡诈。这个侧面，尚鲜为人知，极有必要大加揭露……过去，人们对日寇之认识，几乎一律地只知其军事侵略，飞机、大炮、屠刀和铁蹄。而对其软屠刀——笔部队，竟一无所知。这是莫大的遗憾。你率先揭露日寇的软屠刀，警醒国人，警醒世界，我认为，这真是功德无量。”黄先生还建议我将论题集中在日本侵华文学，并单独成书。
后记本课题的研究就是这样，始终得到了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关怀。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打算写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两部分，并将两者置于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后来，光日本的侵华文学部分就写出了20余万字。所以最终决定以日本的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书名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至于中国的抗日文学研究的部分，也决定扩充内容，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百余年间的中国的国难文学，书名暂定为《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单独成书，计划在近几年内完成。
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认识到，在我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学术研究来宏扬爱国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的写作，把文学史的研究与时代、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与国耻、国难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直面未来的21世纪的挑战。虽然我个人写的一两本书，作用微不足道，但我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为了使读者对书中内容有些直观感受，特安排了35幅历史资料性图片。又在正文之后附了一篇文章，即我在上面提到的《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它是孕育本书的母胎，特附在书后以志纪念，对正文的内容也算是个补充。
最后，我感谢为本书的有关章节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家报刊，如《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外文学》等；感谢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许树森先生，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及李建平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丁云先、李姝香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张健、张宁先生，北师大出版社的常汝吉、马新国、傅德林先生等。感谢郭志刚先生审读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提供的资料服务。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将本书列为“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精品工程”丛书项目并给予资助。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王向远

1998年12月11日于北京志新村再版后记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9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精品工程’项目”丛书中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文艺报、团结报等媒体记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本书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作为作者，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关于那次座谈会的情况，上述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又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2000年，本书有幸获得了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本书再版之际，我特向关心、阅读、评论本书的有关部门和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一些读者，包括北京市内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打电话，说买不到本书。据我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认定不太赚钱的学术书印数不多，且发行不畅。本书出版几年过后，北京的几家大书店却一直未见销售。实际上不是读者不想看，而是想看却看不到。面对此种情况，作者自然也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手头有限的存书寄给特别需要的读者。现在，我手头的上百册存书也渐渐所剩无几了。
现在终于有了再版的机会。昆仑出版社的张良村博士决定将本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和《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皇国”史观与免罪情结的病理剖析》，作为“三部曲”纳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一并出版发行。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图书，这次发行当能满足当前读者的需要。再版之前，我通读了一遍全书，觉得不必做大的修改，只是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对个别地方稍作改动，对初版中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改正，同时增加了七幅资料性图片。如此，《“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又获得了一次新生命。开心之余，写下以上文字，权作“再版后记”。
王向远
2005年2月4日，新春将至，于北京回龙观家中。再版后记《“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自199年7月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重视。9月16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举 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出版座谈会，四十几位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土参加了座谈会，其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近代史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抗日战争纪念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院所及大学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国国 广播电台、北京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晚报、文艺报等媒体记者。各位专家围绕本书进 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热烈讨论，作为作者，我本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关于那次座谈会 情况，上述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又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在本书再版之际， 特向关心、阅读、评论本书的有关部门和各位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出版后，许多读者，包括北京市内的读者，给我来信或打电话，说 不到本书。掘我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对“不赚钱”的学术书印数不多，且发行不 。本书出版数年间，连北京的几家大书店都一直未见销售。面对此种情况，作者自然也无 为力，只能将自己手头有限的存书寄给特别需要的读者。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再版，昆仑出版社同意将本书的修订本，与我的新著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一起，作为姊妹篇同时出版发行。我 信如果发行做得好，当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再版之前，我又反复通读数遍，觉得不必修改，此次只是对初版中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改正，同时增加了七幅图片，其他内容，一仍其旧。
特此说明如上。
王向远
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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