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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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世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爱他，因为他很少去爱别人。在他死去之后，人们对他并没有多少怀念之情，只是为他塑了一座石像，冷冷清清地站在一处并不繁华的场所。他的目光肃穆地盯着前方，面部毫无表情，这使人们难以对他的内心世界做出合情合理的诠释。
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绘一个因为连连得胜而四处找事的将军的形象。在这本书里，我把俾斯麦写成是一个满肚子都是骄傲、勇敢和怨恨的人——这三种元素构成了他性格的基石。至今，对于俾斯麦的功过得失，人们褒贬不一，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他，我们很有必要对他的精神历史作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
历史人物常常是有机的统一体，性格构成比较繁杂。我们不必用学院方法，不需要许多注解，我们认为今天有必要把这种人物绘出具体形象，作为世人的榜样或警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政客是分不开的，情感与行为是互相关联的，公与私总是如影随形，美术家若能真正认真对待他的作品，他必须要从多个角度了解他的创作对象。
到１８３０年初，俾斯麦的性格已经基本上定型，当然，在此前的十五年间，他的性格波动是很大的。此后，俾斯麦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刻好的线再弄得深一些。我们之所以要把他的少年时代（在没有从事政治活动之前）说得尽可能详细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大多数传记作家在此处只有寥寥数页，只有一位作家曾经较为细致地描写过俾斯麦的心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位作家就是被人误会的克来因·哈丁根。１９１１年，我开始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描写俾斯麦那种令人难以猜度的性情以对抗关于这位“铁血宰相”的稗史。十年之后，我又创作了一部关于俾斯麦的戏剧，曾经希望能够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演。
我的较早的著作是不谈政治的，现在却有所改变。和我的第一本关于俾斯麦的书相比，这本书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在新旧两个版本中，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是别人无法猜度的。环境有所变化了，所以我要对俾斯麦作一个新颖而更为批判的描写。欧战之后，我们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关于俾斯麦的事实材料，这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变换了视角后的俾斯麦，形象愈发显得丰满。显然，他不是为了那座无人喝彩的雕像，而是苦苦追寻一个奋斗家的功业。俾斯麦的一生永远是不停地奋斗，有时打胜仗，有时也打败仗，永不停止的激情，永不满意的现状。有时候他也办错了不少事，但即使办错了，也总是带着天才的特色。总之，他是一个令传记作家们着迷的人物。



第1卷武士的后代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有一个小孩在园里的一棵老橡树下嬉戏。这个小孩双眼乌黑发亮，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
这是个四岁的小男孩，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大一些。此时，他耐心地用铲子刨土，把一块块的土装在小推车上，然后推走，堆在池边。他在那里用石头和泥土不知在筑造什么，看得出，他干得很卖力。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园丁跑过来请他回去吃饭，他拒绝了，而且还发了一通脾气。
他家的住宅是一所很简单的乡下房子，并不像一个乡绅的住宅。房子的材料基本上是木头，没有多少装饰，只有一层，中间却是两层，大概有五个窗户那么宽。
小男孩又出现了，他站在一楼明亮的窗前，出神地向远处望去，他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广阔的平原，成熟的庄稼滚动着金黄色的波浪，这幅景象极其富有诗意。小男孩想起了父亲。每次，当父亲领着他去村子里的时候总是说道：“这都是我们的。”父亲新近在尼朴甫得了两千英亩的田地。
当小男孩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离开萨克森的申豪森，来到波美拉尼亚。小男孩想道：“这全是我们的。”是的，整个村子都是他们的。他们没有佃户，只有种田的小工。小工住在破草房里。其实，他们就是农奴，尽管他们和雇佣他们的乡绅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村子里有煤窑，还有打铁铺。
有一天，小男孩跑入牛栏，快乐地在牛身下爬来爬去。管牛的老头，九十岁的布兰德着急地喊道：“少爷，小心呀！母牛会踢着你的眼睛。它只顾安心地吃草，眼睛可看不见你，它只要一踢就会把你的眼睛踢坏！”这个高龄的老头子称这个小孩子作“少爷”，他说的是下日耳曼方言。
七十年后，俾斯麦依然记得这个慈祥的乡下老人，他对孩提时的俾斯麦讲了许多关于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故事。据这位老人说，远在腓特烈皇帝之前，他就在库斯特林亲眼见过这位国王。
每次庆祝日，父亲带着俾斯麦来到那间有三个窗子的大厅时，就会讲起许多古老的故事。大厅中央挂了好几位祖先的画像，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士，年久日深，画架上都落满了尘土。五百多年前，祖先们大都在易北河畔做着乡绅。到了九岁俾斯麦更懂事的时候，父亲就会给他讲更多的故事。父亲说，好几百年以来，祖先们都是住在庄园和大宅里，有许多农奴为他们干活。他们都是一些在地方上有实权的地主，自古以来，每当星期日来临的时候，他们会与亲人分开，端坐在教堂里另外一个地方的橡木座位上——今天，许多地方还是这个样子。
也许，父亲还告诉过俾斯麦，祖先们都是旧玛赤的硬汉子，大多是对君主不满才远走他乡的。父亲说，很久以前，有一位诸侯强逼俾斯麦家族让出他们最好的森林，以此换得申豪森。一百年前，俾斯麦父亲费迪南的曾祖父去面见国王呈上旧玛赤的武士们的抗议书。那时，国王坚持要求他们纳税，他们坚决不肯，并说道：“我们是自由的武士，不是纳税的地主。”国王在临死之前交了一份黑名单给儿子小腓特烈，黑名单上开列了四个抗命不尊的姓氏，俾斯麦氏首当其冲。
俾斯麦的祖父喜欢饮酒，还喜欢打猎，据说他曾在一年内打过一百五十四只红鹿，俾斯麦长得最像他祖父。俾斯麦的父亲和祖父都不是武士。他的祖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他的年轻夫人死去的时候——刚好在威尔德时代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挽歌，用很赤裸大胆的字句描写他的夫人和他们结婚的细节。
俾斯麦的祖父还是卢梭的弟子，他只希望四个儿子都做谦谦君子。他称儿子们为“我的朋友”，他喜欢看儿子们写给他的文辞优美的信，他的藏书室内满世界都是学问高深的书籍。受父亲的影响，费迪南和他的几个兄弟都秉承了胸无大志的特性，几个兄弟虽然都打过仗，立过赫赫战功，但是他们都不愿去做官而宁愿悠闲地呆在家里。
费迪南二十二岁时打过一次仗之后，就甩手不干了，跑回家教育儿子去了，这令国王很生气，一怒之下革去了他的武职，收回了他的盔甲，直到很久以后才归还给他。其时正逢乱世，费迪南却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１８０６年，弗兰茨皇帝已经退位，当时费迪南不过四十岁，正当壮年，当年耶拿战役爆发之际，他还是躲在乡下不去打仗。
俾斯麦这位厌恶战争的父亲，有着高大魁伟的身躯和同儿子一样的急性子，感情异常丰富。在他的孩提时代，他曾同腓特烈大帝说过话，这件事令他记忆犹新。费迪南的父亲是法国文明的信徒，他既教育孩子们如何作一位贵族，又要求他们抛弃阶级偏见，平等待人。费迪南十分感谢父亲的谆谆教导，这使他一生居然能够保持一种泰然宁和的心境，自己当家作主，没有什么奢望。他的性情很温和，看上去很快乐，靠自己的产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田产已交由别人管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猎，要么就是饮酒——数百年以来，俾斯麦家族一向有好饮酒的习惯。这可以从费迪南的信中窥见一斑：“今日是奥托（即俾斯麦）的生日，我最喜欢的公羊死了，天气很糟糕……有两种葡萄酒好像不太够劲儿，所以我改喝波打和舍早，但愿能合我意，当然，没有浓咖啡，我可过不了。”随后又写了两句关于牡蛎和鹅肝冻的话。“我虽然净吃这些好东西，但还是腰痛——人老了，不中用了。”
他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娶了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做妻子，她长得很漂亮，高而挺拔的鼻子，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她面容冷峻，神态显得很有教养。她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讲理不讲情，而且还有强烈的奢望。她的祖先是门肯氏，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法律或历史教授，并把这两种素质遗传给了她的父亲。腓特烈皇帝在位的时候，门肯当过内阁参政，随后担任内阁主席，随之失宠被革职。这是１７９２年，正是国王对俾斯麦的父亲发怒的时候。到了１８００年，门肯再度做官，随后弹劾腓特烈国王，要求国王确定权限，力劝他实行内阁责任制。门肯一再表示自己如同斯泰因男爵那样是一位改革家，斯泰因曾恭维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自由党分子。门肯的女儿就是俾斯麦的母亲，她承继了父亲的许多优点，对所作之事大多数都很有主见。她热爱城市生活，好出风头，还喜欢宫廷。她简直和她的丈夫格格不入，她的丈夫只想自己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极不希望受到干扰，她却不一样，表现得很不安分。
俾斯麦的理性，他的深入而不为情所动的睿智，都是母亲遗传给他的，但是他的脾气，他的性格，大概是从他父亲那儿得来的。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几种性情证实了叔本华的学说。


第1卷一段柏拉图恋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波美拉尼亚乡间的小乡绅队伍里，虔信派忽然变得很时髦。老塔登、他的妹夫路德维希·冯·格拉赫、路德维希的兄弟（是一位军官，也是君主的侍臣）老普特卡默、皮尔萨赫——所有这些军官学校的学生，后来在自由党战争的时候都成为军官——都在柏林改信了新教派。后来，他们把这种新教带回了波美拉尼亚，与此同时，他们还带回了与他们思想一样的牧师们。这些牧师在家里、乡村里讲经布道，人们开会忏悔，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
玛丽·冯·塔登是一位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也易动感情，喜爱音乐、多愁善感。她曾读过让·保尔和歌德的书，演奏过门德尔松的乐曲。作为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未婚妻，她认识了未婚夫的朋友俾斯麦，那时俾斯麦正在考虑到亚洲旅游。她虽然爱他，但羞于出口，因为他是她未婚夫的朋友，应该尊重他，所以只能把爱的思绪埋在心底：“他潇洒的仪表，拨动了我的心弦。但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感觉到如履薄冰。”在她看来，俾斯麦不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魔鬼。我们可以从她的言辞中进行推论。这是流传下来的惟一的一封信。一个家境良好、易动感情的女孩子碰见了三十几岁的俾斯麦，她心里所想在这封信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波美拉尼亚人的眼中，俾斯麦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但在这个少女心中，他却是一个魔鬼。
玛丽·冯·塔登原是一位虔信派的小姐，曾以妹妹的身份接待过俾斯麦，在她和她母亲及俾斯麦的一次长谈后，她写信给她的未婚夫：“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人发明了不信教或泛神主义，但俾斯麦是那样的坦白，那样的真诚……你当然知道奥托自己也不喜欢这些见解，但他的确是一个爽直的人，他十分畏惧自己创造出来的如烟如雾般的上帝。他对他最后一次说的祈祷文记得很清楚。还记得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再祈祷……虔敬的人们往往自以为是。上帝是伟大的，绝不肯为渺如沙子的人而烦恼。俾斯麦把苦与乐看得很淡。他也有莫名其妙的烦闷和无所事事的感觉。他说，‘我真难相信自己竟然没有信仰。’他显示出寂寥和惆怅的神色，但却没有打算离开，虽然他曾答应过要到附近赴宴，可他还是留在了这里……俾斯麦很快活、很激动，因为爱情已侵入了他的灵魂……你是十分了解他的，他非常慈爱。我曾千万次想对他说，‘抛弃不规行为吧，昂起头来，迎接新的生活！’”
俾斯麦曾附和这位秀美而多情的女子。为了多与这位女子接触，他也曾多次写信给她的未婚夫探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的未婚夫布兰肯堡这时已改信新教派，俾斯麦称：“一个带着基督教狂热的少年写的信，像一阵很密的雹子落在不健康的心上，带着极其真挚的向往。”布兰肯堡曾三次写信给俾斯麦，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他的未婚妻时常向他说：“俾斯麦，这个波美拉尼亚的远方客人，人们认为是一个蛮横骄矜的人，却不知为何这样迷人？”她送给布兰肯堡一朵深蓝色的花，他很快乐地接受了，她同时也送给俾斯麦一朵深红色的花，俾斯麦明白她所表示的意思。
在圣诞节那天，这对未婚夫妇在园亭里商量要让俾斯麦有所激动。他们让俾斯麦看一封信，信是一个患肺痨的女子写的，这个女子暗恋着俾斯麦，但她表示一定要等到俾斯麦改变宗旨相信宗教才肯死去。随后是布兰肯堡所写的赞扬的信，里面有许多郑重其事的劝告：“患肺痨的女子已经死去，但在死去时已得到消息，深信俾斯麦的灵魂将会有所依托……你知道死者是如何为你祈祷呀！”俾斯麦对此事的回答没有留传下来，因为后来布兰肯堡为官场纷争发怒把这些答复撕毁了。但是在他的批复中有两句话说道：“你为什么流泪？当我读你的信时，我自己的眼里为什么也含着眼泪，奥托奥托，你所写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后来俾斯麦意识到这件事对于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但是不久他就不写信了，因为他的傲性决定了他不能受怜于人，他不愿被人分等次，不愿被别人置之不理。从此，他不愿意再提这件事。
落在石头地上的雨是很容易被吸收的。我们可以理解俾斯麦听见暗恋他的女子的死讯为什么会落泪，虽然他是个骂世派，是个伟人，却也是个容易为情所动的人，甚至决定重大政治策略时，他也容易落泪，因此他不能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俾斯麦一生都是迷信的，当有任何特别侥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他心里总把它当做天意。对于他的最后一次定亲，他认为：“我一向怀疑有天意，怀疑我与天意的距离是那样的近，但这次因为不由自主而定的亲事却把它破坏了。”虽然这样说，他的怀疑主义的思维依旧活跃。有一次在海上遇着大风，他写信给他父亲说道：“有几位夫人晕倒了，有几位在哭啼，在男客的房间里只听见一个不来梅商人祈祷，这个商人在未通风之前，好像非常关心所穿的背心而不甚注意上帝。……不论怎样，我们的性命好像是亏了商人的祈祷才得救的！”当庆贺玛丽·冯·塔登结婚的时候，放的火箭把全村子都烧完了。有几个奉教虔笃的人说这时候祈祷比泼水还重要得多，俾斯麦引用克伦威尔的话讽刺他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相信上帝，但不能把火药也同时弄湿了！”他随即骑马去救了一夜的火。第二天有人辩驳保火险是不可允许的，因为有了保火险就夺去了上帝对人进行道德审判的一个办法。俾斯麦反驳说：“这是纯粹亵渎神圣的，因为上帝总会有办法捉住他们。”
不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有许多人纷纷议论说，俾斯麦是布兰肯堡夫人的爱人，其实他（她）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不规矩的事，他们两个人常在一起，所谈的都是浪漫的事。他很热心地称赞拜伦；她却很热心地称赞让·保尔，不久，她有身孕了，行动不便，无法经常探望俾斯麦，俾斯麦更显无聊，他对玛丽·冯·塔登说：“让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不能经常来探望我们，Ｓ小姐在那里是个很俗的女子；……后天我赴一个美术茶会，那里有书，祈祷和波罗酒。”他就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个社会，因为他喜欢自由散漫“我就是整个家庭”。
俾斯麦在这个社会里，神经始终是躁动不安的，当他出去散步时，他会突然间发一阵的愁闷。甚至随便两句不相干的话都能令他发愁。有一次玛丽因厌烦而玩耍两只玻璃杯，不可避免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他就求她停止说：“这是很凄惨的声音，我听见了会使我追忆贺弗曼所说的灵魂幽闭在一把提琴里的故事。”
有一天，俾斯麦在布兰肯堡家里遇见了一位女子——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她没有玛丽那样可爱，她身材瘦小，皮肤略黑，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但她的面貌详和，两只灰色眼睛流露出热诚，她与玛丽不同的地方，就是她的秀雅，她的自然，她感情的热烈，她很容易被情所动，只要她一打定主意就很难改变。她只要恋上这个男人，她就会无条件地崇拜他甚至很快乐地牺牲自己，她所求的是要这个男人疼爱她，她所给的是一个可以避风的港湾。
俾斯麦，这个许多女人都喜欢的怪物，在她看来，正是她所需要的，她不在乎俾斯麦信不信教。也许她有过暂时的不放心，因为玛丽写信给她说：“你的自相矛盾并不得罪他，因为他喜欢坦白，至于你预测他将来会改变见解——事实上，他心里已经改变啦。但是他的变化莫测常常隐忍在心里，别人很难窥到。”玛丽的这几句话把俾斯麦描写得很透彻，她把他比作一条冰封的河，冰封消融时很慢，并且需要借助外力；她了解他的性情同谜语一样难测，他之所以从前要当堤坝总管，玛丽所说的话可以揭示出谜底。他当这个小官，其实为的是听易北河春汛的澎湃声，要看大水冲过时的壮美。
俾斯麦从波美拉尼亚搬到易北河边，不是简单的迁居。这里是他生长之地，几百年里都是俾斯麦氏所执掌的，即将离开这熟悉的故土，他心里很难过，在他眼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哀怨。“附近所有田地、水、老橡树都好像很愁惨。我办完了一些棘手的事情，在日落时，我到我所喜爱的地方辞行，这是一块我为之操碎心的土地，如今我却要抛离它们了。有一处地方我是原想盖一座漂亮的新房子的。我看见一匹马的骷髅躺在地下，这是我心爱的坐骑‘加立巴’的遗骸，我骑这匹马七年，走了不知多少英里，它有时候走得很神气，有时候却不然，有时走得很快，有时走得很慢。我思忆起在马背上所走过的丛林、田野、湖、房屋，一直到我仍是小孩子在那里嬉戏的时候，我的眼前如同展现从前的生活图画。”
“两滴泪水无言地滑落在草木上，我看了许多次日落，我心里的凄惨追悔将要溢出心湖，我追悔我少年时虽有的睿智、财产、健康，却不知珍惜。无目的无结果地糟蹋……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觉得极其愁惨，我所植的每一株树，包括亭亭玉立的每一株橡树好象都责怪我不该这样的拱手让与外人，工人们责怪我，都聚在门外发表他们所受制于别的佃户的种种痛苦……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我父亲手下有多少年了，其中较老的人禁不住流泪，此情此景，我自己几乎也滴下泪来。”
这样动人的语句让人感到有诗的情蕴，不由使人追忆起歌德与他的避暑亭园辞别时所说的话，我们不能不问俾斯麦为什么要离开尼朴甫？是不是缺乏钱财，抑或是因为想住更好的房子。都不是！他的用意是由于奢望。
因为他父亲死的时候，俾斯麦已经很亲密地开始与上文所说的社会往来，那时他三十岁，他认为少年任意恣肆的时候过去了，心里产生一种新的愿望，要运用一种较为宽广的潜力，要节制他后来的五十年。祖宗的荫庇使他有可能交往于贵族界。萨克森是他开始发迹的地方，那里的堤工局在议会拥有席位，这件事唤醒了俾斯麦沉睡多年的感觉，觉得他与这条河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把这种感觉苦心经营地变成事实，从易北河堤不过几步就可以到达议会。这时候有一位虔信派想帮他挤入官场，当东普鲁士的钦派委员，但俾斯麦从申豪森写信给他的哥哥说他并不愿意就职。
“我虽然可以在东普鲁士得到提升，但是我不论得了什么差事，一旦就职就觉得不尽人意，事情太繁重，太无味。倘若我到东普鲁士，我必须辞了这里的堤坝总管差事，政府却已经答应给我这件差事了……堤坝总管差事和议会差事，我敢说我必定会被选中，这就够忙的了，我已经很难同时兼顾我自己的产业……我所打定的主意是首先偿还我的债。”同时他也很看重将来当议员的前程。
俾斯麦心中自有计划，堤坝总管可以继续做下去，他深信自己也会被选为议员，还知道被他顶缺的那个人还有几年活头。他有了许多筹备之后，就想法子挤走现任堤坝总管，故意擅离职守而被免职！俾斯麦一面请求上司以求宽恕，一面设法减轻他的产业所应纳的治河费，他找着一条古老的提议，凡是堤坝总管，他的地产与他的差事必须有直接的利害相共的关系。他还找出几百年前的一宗旧案，说这一定会逼他的祖宗们交换产业。他作过这几种事，为的是巩固他自己要求的这种差事。同时也有利于他的邻居们，这样做给人印象是他从无能之辈手上夺取这个席位将能帮助他们。其实他这样的举动同时也是要保护他自己的产业，减轻他自己的费用。他的最后目的是要当地方行政长官和代表。
俾斯麦的特点是精明，有才干，是个实干家。这些特点很快在他的第一次政治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现，使他的人生道路出现转机，于是文化成为他追求更高境界的动力。


第1卷投身政治

俾斯麦如同一匹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样，一听见外面有跑马声，就要出猎；他一听见普鲁士王想从每个省的议会成立一个联合议会，就如同那骏马一样按捺不住，这个议会将在柏林召开，以便讨论宪法，这是在自由之战以后现在国王的父亲答应过人民的。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议院。骄傲的俾斯麦少年时代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这预示着普鲁士将要成为“一个有自由宪法”的国家啦。当俾斯麦二十三岁的时候，尚无这种宪法，所以他不肯投身于官界。现在关键的时刻已到，俾斯麦怎能不努力争取？如果他能在柏林的议会占据一个席位，那么他一定会在马格德堡有一个席位，有发言权。就是这种前程将他引出波美拉尼亚，指引他在武士议会担任职务。由于年纪最轻，他那个阶层只派他当议会的替身代表，只是在遇到有缺席的情况下他方能出席。
他现在坐在申豪森家里，研究着诸代表出席的初次家庭式的会议。在他的心里和脑海中，他在激动地想像着这些事情。在柏林，那些代表们的资格都比他老，而且身体结实，使他找不到展露头角的机会。他只好另想办法，找机会拉一个下来。于是他抗议说：“有一位男爵，才当了省长（借用），不该又作议会代表。”他的老前辈们听了，耸耸肩，反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波美拉尼亚？”俾斯麦听后大怒，一气之下跑去探望他的未婚妻。随后，对这件事就不再那么耿耿于怀，再谈起来也只是付之一笑，不久便辞职离去。
随后（到底机会来了！），有一位在柏林的萨克森武士得了病，俾斯麦便耍了一些手段，最终顶了他的职，进了议会。这是发生在１８４７年，时年他三十二岁。
在柏林议会，从莱茵河到默麦尔，各省都有代表。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然而在议会中，最有知识的人们的主张却不是在普鲁士而是德意志。所有能放眼未来的人都渴望自由主义，渴望将诸邦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德意志帝国。国王现在也似乎有这样的意向，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他父亲所痛恨的，尽管有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作后盾。在这个联合议会中，共有五百名议员，其中保守派只有七十人，在这七十个人中，却无一个主张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觉得自己很是孤立无援，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愿意附和君主之意，但是依他个人意见，他从少年以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哪一个党派他都无法真心附和。在他的本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骄傲、胆识和愤怒，如今孤立的状况使得这一切都受到煽动。在第三次会议上，有议员提议发起一个农业银行，由国家担保。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俾斯麦作了第一次演讲，反对保守派，替政府辩护。这次演说极富进攻性，同时攻击两方面。他很瞧不起他们，他写信给未婚妻：“演说家肚子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却胆敢乱说一气，真是怪事。他们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许多无用的话，还不知羞耻地自鸣得意。……议会之事如此触动我，这真让我出乎意料。”他又说：“我对政治如此激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当俾斯麦处在热恋中时，他已经抛弃了的怀疑主义，如今更要抛弃啦。他以绝无仅有的热忱关注着一些人和事。他现在为什么如此激动？并不是因为辩论的有关问题，因为他并不太顾及农民，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较为有利的四处借钱的条件。他认为考虑普鲁士是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考虑德意志是更不可能的。之所以让他激动的是，他终于入了“战场”，在议会中他可以大规模的“作战”。当他快要出门赴会时，他屡次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很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打仗。”从前，俾斯麦的傲慢表现在他瞧不起人上，如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要不就是在决斗中。他的傲慢却未曾遭遇对手。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异常丰富的知识。他太过于骄傲，不肯做官，他太过于自由，不愿作一名军人。他所管辖的不过是些农民。他有许多才能，这使他没有费多少力便当上了领袖，却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他并不努力要实行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就是要大胆说话，大胆做事，该拔刀出鞘时会毫不犹豫。
他的第一次长篇演说就是在他所出席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那一日，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这样描绘他：“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身材魁伟，两肩很宽，他长着贵族的脸庞却不是精雕细琢，脸上线条流畅。他的脸色红润，浑身都是气力，显得极为健康，他的脸的下半部多肉，似乎带着一股挖苦人的神情。他的鼻子长得不好。他的双目之上是柔和的双眉，额头很宽。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过舒服日子的人，但是如果细看就会察觉，他是一个自信、有着操纵欲望的人。”这一段描写虽不免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所润色，却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对他较好的印象。然而这位见证人却忽略了一点，这个时候的俾斯麦与其后数十年相比，说话总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凡是听到过俾斯麦说话的人都对此表示认可。他的语调有些尖，声音温和，话语有些半吞半吐。
有一位自由派贵族在议会上发言说，“１８１３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非是怨恨拿破仑。因为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形一定会胜过今天，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是以人民为根基的。”这两句话中，他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思想，认为自由之战是国人为求得自由而发起的，而１８１３年之战是为民众政治而战斗。俾斯麦奋起反驳，表面看来他的反驳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冲动，实际上他是早已预谋好的（草稿至今还有），他说道：“１８１３年的民众举动，理由和动机早已昭然若揭，还用有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岂不是很可笑的吗？所谓理由和动机，没有别的，就是帮人在我国驻兵、使我们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是哪个国家遭受这种羞辱，都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在羞辱我们国家的体面。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他不解释自己为何要挥拳反击，反而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第三者。这合乎情理吗？”
俾斯麦的这一番反驳并没有得到他的朋友们的支持。他的满腔热情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为之前讲话的那个人并没有讲什么大不了的事，是本不应招来他的这番斥责的。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弟们，甚至包括保守党的一部分人听到俾斯麦的这番驳斥后，无不忿恨不已。有人答复他说，当有人激励人民奋起抗争时，并不是忌恨国家，而是爱国。俾斯麦只是年纪太轻，不晓得这件事罢了。俾斯麦认定这人将来必定是一个敌人！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吵的太凶啦，议长请众人安静。”然而众人却丝毫不予理会，这位最年轻的议员非常气愤，掉过脸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在那里读了起来，直到人们安静下来。他又第一个站起来，说道：“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却也无能为力。但是今天在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后，却不再遗憾了。因为你们说普鲁士之所以变作奴隶，并不是外国人要你这么做，而是自己想作奴隶。”
他的这番话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实在让人费解。”俾斯麦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你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布兰肯堡说道：“在这里吮过血的狮子，不久就会换个腔调大吼了。”此时尚为少年历史学家的济伯尔，在报上撰写文章批评俾斯麦的演说，说维新与自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别。
济伯尔批评的很正确，所有的批评家包括布兰肯堡在内都是这样认为。但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没有哪一人能理解俾斯麦为什么要这么做，为自己制造这么大的一个笑柄。事实上，理由就在于，凡是天才，在他与群众第一次相遇时，常常与人们发生冲突。他预备好他的演说辞，毫无疑问地说明他没有把握。他确实难以理解当代的法律，所以才激起他的朋友们反对他。另外还有一点，在于他的愤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愤恨法兰西的人，相形之下指向反对法兰西的人少一些。他在议会中尚属无名之辈，然而却胆敢在议员们争吵之际第二次登台演讲，这足以说明他瞧不起这班人。在这次斗争中，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道：“昨天我说了几句话，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我的浪潮，这几句话确实有些语意欠清晰之处，是关于１８１３年人民战争的性质一事。我的这几句话很是打击了与我同党派的几个议员的虚荣心，自然使他们全力反对我。他们很痛恨我，也许因为我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骂我年轻，还骂我一些别的话。”
他写给乔安娜的信，柔情蜜意虽不比从前的减少，却渐渐有了仅仅向她汇报情况的趋势。当她得了重病时，他虽也为她祈祷，却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本答应她圣诞节回来看她，然而圣诞节到了他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只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一张决议票就可以将一些国家大事全翻过来……议会与你相隔不过一百几十英里，我却不能回来看你，我实在是有难处。你们女人真是奇怪，同你们见面说要比写信说效果好的多。在赖安菲尔，我是个闲人，只有结婚后，我们才能如你我所愿的住在一起。”
才订婚没几个月，俾斯麦给未婚妻写信已俨然是一个丈夫的口吻，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不久，他就露出大男子的面孔，他的意志别人是不可违背的。俾斯麦平生第一次爱惜时光，说他是一个闲散人。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将有些事情看的很要紧，他说，政治可以使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们不顾一切地制造谣言使我发怒。”沉缅于政治的俾斯麦不久却又怀念起田园般的农村和他的乔安娜。在他做了两个星期的议员后，告诉乔安娜说，他对政治极感兴趣，政治使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信中他写道：“假使我能拥着你，带你到远处的森林里打猎，休息时我们呆在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我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你秀美的脸庞。我无时无刻地不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越来越厌倦政治的无休止争斗……假如我能够只同你在一起，这就是我越得不到的就会越渴望得到。”
我们在这段话里又看见他自相矛盾的特性。在他尚未体味到政治的滋味时，他对她的未婚妻说，他要闯入社会。现在，他已进入议会中，却渴望能在森林中打猎，充分体味大自然带给他的放松。他的性情很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让他满意，他总是游移不定，像一个四处游荡的闲人。


第1卷当选议员

当时在位的普鲁士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他是一个不喜安静、爱慕虚荣、性情不稳定的君主。他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其实不过扮演了战场上一个小丑的把戏。他是一个浪漫且头脑不太清醒的热心人，他妄想自己一登上王位就会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同时会推进东边诸列强与法国的利益，与神圣联盟携手，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当他装出一副崇尚自由的样子，履行他的父亲曾答应过国人的条件，在召开第一次议会时说：“你们将来必定会毁了全局！”当他应当放手给人民权力时，却一次次地故意错过各种机会。他根本不懂现代人的精神，既执拗又骄矜，相信自己肯定能当一个专制的君主。他已被发现有精神病的征兆，不久人人都知道他得了这种病，可惜国人却无法不让他当君主。二十年后才正式宣布他是个疯子。他将一件利器交给人民，当人民敢运用这件利器时，他却掉过头来恐吓人民。他一面说“我很欢迎你们”，同时却禁止人近前。他说：“有许多事只需要君主知道即可。”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很难找出一个人，要比俾斯麦还要与这位君主合不来。虽然这样说，在１８４７年俾斯麦还是常常出入宫廷。当哈裴尔出巡时，他也同往。“在复活节前，我们去探望朋友，只有宫里的人很敷衍我。”那些贵族子弟们恭维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国王却不便恭维，恐怕别人怀疑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他知道俾斯麦至今仍然是非常独立的。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君主的两位顾问，其中一位是军长，另一位是主席（两兄弟对整个世界都比较了解），他们也是俾斯麦的顾问。他们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路德维希是一个虔信派，曾在塔登家里见过俾斯麦，很喜欢他。路德维希根据君主的示意，给了俾斯麦许多演说的资料。
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利而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奠定基础。当他第一次与君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武士阶级所特有的情愫越来越浓厚，变作君主主义，后来他称之为“封建情愫”。
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写了一封很保密的信给他的未婚妻：“你说到君主，不要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是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以前的哪一封信都没有这封信口气严厉。他屡屡劝他的夫人尊敬他的君主，就如她屡屡劝她的丈夫要敬重上帝。他们双方都各有各的信念。他的祖先的血液仍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的祖先诚然常常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却绝不欺君。他一面拿君主与他的父母相比，对于他的父母，只有他才有资格怀疑他们。他一面注意这个大家族，威严高居，别的人都在其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他今日的这种状况，是他为了家族门弟所不得不为之，这并没有抹煞他的傲气，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尽管有人敷衍他，他仍是一个批评家。将来怎样却无从得知，也许他会成为君王的顾问与指挥，但他却是君王的臣仆！
无论做怎样的牺牲，这个年少议员必定是离不开演讲台的，除了在此，否则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力量与睿智的。如果每年都要召开议会，那么他必定要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他该做些什么呢？给君主带来麻烦是不忠的，所以俾斯麦的策划就是将这个重大问题置于不表决之列。当提议犹太人的问题时，俾斯麦就不想出席，因为他对于这件事与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来他却愿意出席，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变成极右派的诸多领袖之一，他针对左派提倡的“人民平等”作了演讲，说这是“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很傲慢地说道：“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据我看来，对于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非空话……但是我只能将那些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倘若我们将国家的宗教基础给撤掉了，国家就会变作不过是许多偶然凑在一起的权利，也不过是一座城墙，是极为不稳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例如共产党的观念，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不能侵犯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
凡是专制君主、专制大臣，都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腔调。假设俾斯麦的外祖父门肯也用这种腔调说话，他的君主是不会怪他的。假使老门肯不用这种文明主义教养他的女儿，她是不会把这种主义灌入她儿子心里的。也许小俾斯麦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母亲的缘故，才会变作一个自由派——假如从他的父亲那里吸收了许多反动观念！俾斯麦少年时代羡慕弥拉波与皮尔受过拜伦的诗歌的吸引。
俾斯麦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五分钟后，传最底层社会的一个人作他的证人。“当我代表君主时，我没想到要服从一个犹太人，我承认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觉得我受到极深的侮辱。……我同较下层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情感，在他们当中，我决不会引以为耻。”其实他绝对不愿服从君主的无论什么代表，无论是犹太人，抑或是基督教人。尽管他自己也是君主的一个代表，但是强迫自己服从君主，是与他的本性所不合的。
只有当他同未婚妻见面时，或者是在思念她时，他的傲气才会稍稍被柔情所淡化。在未婚妻生病时，他一点也不理会那些住在赖安菲尔的基督徒们，因为他们只信奉上帝，说只要祈祷就可以治病。他根本不信这一套，他相信医学，竭力主张吃药，他认为药是上帝赠给人类的。
“当我的思想开始趋向你现在的生活方向时，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悲喜因你而变换，尽管我们总是争吵……这使我很不快乐，但是我仍然是一手指在唇上，一手按在心口，静静地为你祈祷。……我非常害怕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也许以后你会更加瞧不起并不热闹的赖安菲尔。”有时她就用这种胆怯的语言，道出她内心实实在在的恐惧。她曾用一种很可怕的语气写道：“亲爱的，你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热血人。”
俾斯麦很为婚期的临近而兴奋，他用一种很迷人的手法写信说道：“你盼望我在一个和煦的晚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帽子上插着一只很大的驼鸟羽毛，走到你的窗下，轻轻低唱‘我们私奔吧’等等（我现在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唱得也不错），我在中午时候跑来见你，穿着绿色的骑马服，带着红色的皮手套，双手拥抱你，既不唱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搂着你，我这样做你会喜欢吗？”当他劝她请几位朋友作他们的蜜月伴侣时，她却不肯。
他们的婚期定在订婚六个月后举行。在婚礼上，有人送给新娘一块手帕，并在手帕里包了一朵白玫瑰花，以此为她祝福。新郎在喝了许多香槟酒后猛然看到了这朵花，新娘尚未来得及解释，这个鲁莽的新郎就已用雪茄烟将花烧毁。
他们过了一个很长的蜜月。俾斯麦同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娘子周游世界。他写信告诉他妹妹：“我是老了，所有的新鲜景致对我来说都是很平淡的，惟有在乔安娜的脸上露出笑容时，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不会晓得他是三十二岁的人。他还写信给他的哥哥：“大的花费还在后面，我花光了一百个金腓特烈（币名）之后，乔安娜还得添上她的二百元，这些钱她原是预备买银器的。不买银器也罢，用瓷器喝茶，味道还不是一样？况且我们还有许多结婚礼物。我们这次蜜月旅行，共花掉七百五十元。共计旅行五十七天，每天花十三元……在我们外出旅游期间，我有六条母牛都害病死了，都还是些不错的牛。”
他原是一个冒险家，如今却变得多么老实。当他旅行时，无论是独自一个人，或是同夫人在一起，他出手都是极为阔绰的，毫无吝惜之色。但是当他蜜月归来时，他却将花费的总数用五十七来除，平摊每一天的花费。在他给他哥哥的信中，他说死了六只母牛，这很让他可惜。从这里我们看出他其实是个随环境不同而量入而出的人。


第1卷外交官（1）

有关德意志统一的文件、提议如今被锁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铁柜里，由梅特涅保管。虽然这样说，自从解放之战以来，所有的德意志爱国者用以激励自己的烈火，仍在不声不响地燃烧，这些革命的火种隐藏在一些很小的邦中，并不敢四处煽动。到处都有随时扑灭这些火种的蒸气，这些蒸气是“维也纳政府制度的铅制室里释放出来的”。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从巴黎转移到德意志。欧洲看见在德意志人之中，居然有政治的激情发露，不禁大为诧异。不仅仅是创造自由，而且还要创造德意志的统一，就在这个时候，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贵族阶级或从奴隶制度中争得自由，争得统一，这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王公们、军阀们、全数执掌政权的人们都是反对自由的。说到德意志的统一，却有一个民族的障碍，在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与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奥地利之间的反对，就是这个大障碍。所以１８４８年的大举动，虽然有许多思想作支撑，虽然有着境内的帮助，然而不久却夭折在诸联邦所制订的《宪法》中，《宪法》中制订了虚假的自由，随着君主派与民主派的争吵，随着大德意志派与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民主最终消亡。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许多活动，这个会议的德意志民权书，我们的国民议院第一次所定的法律，这个议会体制的许多朦胧与抽象的观念，如今都残余无几，只剩下一幅羊皮纸所写的断简残篇，却令人不知如何执行。这一切一开始就受了那些仇视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人们的怠工之苦，后来试图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又毫无结果。受奥地利青睐的古老联邦议院又设立起来，１８５０年夏天，议院发出了开会的正式请帖。
普鲁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肯做世袭的皇帝，很羞怯地埋头于浪漫主义里头。他的德意志领袖的权利，都集中在所谓的联邦会里，就是北德意志的小邦与中等诸邦的靠不住的联合。耶尔福议院受到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恐吓后就宣布解散了，不肯派人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这就等于挑战。
但是奥地利的新执政者施瓦岑堡王爵不肯容忍这种骑墙行为。黑森选侯，因为他觉得他在小邦里所办的事都要受宪法约束，这使他觉得很难堪，于是就介绍维也纳式的政府体制。黑森就因此而发生民情不服的状况。施瓦岑堡王爵借助手段，联邦议院主力担保给他选侯，对他加以保护。经过革命不久，就有这样的挑战，我们能否想像比这更加无礼的办法吗？普鲁士原是联邦的领袖（黑森就是联邦之一），自然会抗议。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普鲁士原是自由的保护人！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变为全德意志所爱戴的。拉多维茨是一位军长，也是一位在柏林的大臣——他不是恺撒，只是一个人——却敢冒全部的危险。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在与普鲁士军队火力范围内，严阵以待。两大劲敌相较量的时候好像已经到了，二者决一雌雄，决定由谁来当德意志的领袖，将古老的日耳曼联邦制扫入垃圾筒里。这是１８５０年１１月间发生的事。
俾斯麦原是民团一位军官，现在被传归队，与此同时他又被请去尽议员的职责。在他赶往柏林的路上，有一个过去的乡下地方官赶到马车旁同他说话。这个人曾经在解放之战中打过仗，他问俾斯麦：“法兰西军队在哪里？”俾斯麦对他说，这次的仇敌并不是法兰西人，而是奥地利人。这位老军人大失所望。俾斯麦一到柏林，就先去拜访陆军大臣。在拜访中，他才得知普鲁士军队布防太松散了，一旦有战争爆发，柏林势必要投降。所以他就答应在议院未召开议会之前，尽力宣传和平见解，因为过激的演说很可能要煽动起大火，普鲁士必要用缓兵之计。俾斯麦得到陆军大臣的允许，暂缓服役。
威廉亲王是极为主战的，他很是称赞拉多维茨，因为他在这个当口辞职。有人猜测他甚至将佩刀解下来，摔在国王脚下，嘴里还说着一句粗话：“一个顾体面的人是不会再在陛下手下办事啦。”毛奇是总参谋，也以为普鲁士有四十万人准备打仗。“世界上顶不好的政府，也不愿毁了他的民族。无论怎样，普鲁士将来总是德意志的领袖。……然而，世界上没有比德意志更加可怜的民族啦！”拉多维茨在他辞职之后，临终之前写了一篇名为《１９００年的眼见》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说道：“我看见一个已经复苏的德意志，以普鲁士作领袖。法兰西失去了阿尔萨斯，缩回它的自然疆界，变得再无侵略之心。”这人虽然预知俾斯麦政策的结果，却仍然说俾斯麦是“普鲁士的凶神”。
俾斯麦为何主和？是他认为普鲁士的兵力不够强大吗？也许他对于这件事如同保守派大臣们一样，之所以迟疑的理由，还是自由党的势力。也许他与大臣们一样，国王也是这样，宁愿与奥地利及反动派一致，也不愿意承受革命观念的统一。至于俾斯麦，他不断地吩咐又不断地取消预备马匹、皮靴以便从军，这就表明他内心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对他的夫人说，决定七千万人命运的，并非别的，只是阴谋。假使是保存和平的局面，也许他就要尽他的一部分的力。“这个时候打仗，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打仗的结果，还不过是我们的政府向左多走十几里罢了。”
他忽然成了演说派的一员，这是他期望在下个星期演讲的内容，他说无谓地将几十万人卷入这场战争是一种罪恶。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对谁说话（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他写信是写得最自然的），他说道：“普鲁士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我们得了民主党的帮助而去征服，民主党就会把伤痕露给国家看，他们是要报酬的。我一想到有什么事要波及到我的傲性、我的欢乐、我的祖国；一想到忠诚的普鲁士人怎样喝了烈酒，为普鲁士的体面而喝醉了，我禁不住就想流泪！”俾斯麦是一位善于写简单明了的信的，从来不会写这样的信给别人，尤其是给不熟悉的人。写信给他的夫人则更未曾有过。原来他是为演说拟草稿！过了几天，时局又危急起来，战争好像是免不了的，他吩咐准备好马匹与器械，用一种听到战争就由衷地高兴的派头，结束了他的信，在他给夫人的信中，第一次自称“你的永远”。有一次他写信给她说道：“不久之前，我原本打算去打仗分分心。”
“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这就是好夸口的俾斯麦反对战争的理由。这一战要以普鲁士为首领，反对奥地利，达到统一德意志的目的。过了几天，决定议和，这是被俄罗斯所逼迫。其实理由是：（有如俾斯麦晚年所解释的）沙皇喜欢奥地利的少年皇帝超过喜欢普鲁士。新执政的曼陀菲尔来到奥尔米茨，告诉施瓦岑堡说，普鲁士不再称霸啦。普鲁士关闭两年的联邦议院将重新设立，奥地利将在法兰克福充当首领。
整个普鲁士，这一次可以说全部普鲁士人都为之激动。各地都要求革去曼陀菲尔的职务，要求宣战。我们自然盼望俾斯麦的顾存国家体面的热心受到煽动。他常常是反对奥地利，忠于普鲁士的。现在经过一番倒退之后，他管不住自己痛恨对手的心情，这简直要毁灭了他！俾斯麦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只能与那些被征服的人调解，绝不能与征服者妥协。
不久他就知道一件琐事，很挫伤他的傲气。奥地利的王爵住在奥尔米茨旅馆的二层楼里，还有一大帮的随同人员，普鲁士的代表却住在楼下，并且只带两个随从，必定会让别人看作下等人。俾斯麦很注意施瓦岑堡的计划，——施瓦岑堡会对他的朋友们供认他的计划，奥地利的目的在于先屈从普鲁士，随后将其毁灭。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奋斗家俾斯麦动手啦！为什么动手？他发表了一通普通的演说辞，在议会面前，他保护政府，保护奥尔米茨！这是他当议员时所发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今日大国为什么要打仗，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是与小国所不同的。……当大臣的原本可以很容易地鼓吹战争，一面却围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取暖。一个大臣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大吹大擂，一面却叫手持钢枪的军人在雪地中流血，来决定是否可以打胜仗赢得美名……一个执政者毫无理由的就要宣战，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还能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理由才是有力量的。战争结束后，你们将会以另外的眼光看待发生过的这一切。你们要有胆量面对那些在沉思自己的田产为什么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的农民，面对那些受了伤残废的人，面对那些儿子已阵亡的父亲们，你对他们说，‘你们虽是极为痛苦，但是要与我们同乐，因为统一的宪法已经得救啦’。”
他说完这些挖苦的话之后，转向左边说：“人民们要说这下普鲁士是很体面啦，最奇怪地是自由党特别喜欢说。但是你们却不能将普鲁士的陆军变作议院的陆军，３月１９日陆军……已经被认作被征服之列。普鲁士的陆军永远是君主的陆军，以服从君主为天职。我们感谢上帝，普鲁士陆军不必证明他的勇气……普鲁士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洁身自好，不与民主政治作无谓的联盟，我看普鲁士的体面就在于此。”他接着替奥地利说话，他说道：“奥地利是德意志种族的一个强国，幸亏统辖异族，从前却是德意志各邦军队所征服的对象……我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德国的代表与继承者，常常很风光地利用德意志的利剑。”
这是俾斯麦三十五岁时所说的话，最后他说了一句诅咒的话，反对那些仅仅为统一宪法而流血的人们，因为想统一而撇开奥地利的人们——十六年后，他却因为这样的联合而流血。俾斯麦就是这样为普鲁士辩护。然而我们却无法证明这番演说是一种外交手段，将好战与反对奥地利的计划隐藏在背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君主的全部参政大臣们都是反对打仗的，附和奥地利。他们的理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反动的巢穴。俾斯麦要同他们并肩前进，只要他需要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利器，他就不能不这样做。现在时机到了，只要他用一大篇演说帮助政府与君主，他就会稳获这两方的支持与帮助。这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赢得一部分权力。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扶持国家。俾斯麦所有传统的贵族公子的精神和门肯氏所介绍的新思想共同发展的结果使他变作袒护奥尔米茨的人。
他的算盘打得不错，他这番大演说的效果是替自己闯开了一条当外交官的道路。他在国家蒙受耻辱时，却毅然胆敢袒护这样的耻辱，必定适合于在联邦议院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他还是需要同奥地利合作的。他早已在两年前就订好了计划，那时他说道：“只有将事情变得极糟，那样才有扭转的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将会找到我们的位置。”现在时机到了，在他演说后四个星期，政府就派他当安哈特的大使。他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并没有四处走动，只是听天由命。这份差使是很好的。公爵是个无能之辈，驻使就是公爵。在那里以一个独立的公爵的身份统治诸事是很舒服的……。”


第1卷外交官（2）

他从前从未写过“统治”两个字。他现在好像是用粗大铁锤用力一击，声音震动了那里的森林。因为安哈特计划没有成功，他对于第二步有点犹豫，心里踌躇是辞退他申豪森的车夫好，还是留着好。随后他又以地主的资格设想，又语含讥讽地说：“我看出卖家产是一种鲁莽的举动，我之所以想出卖，却有种种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是说不过去的。”
他历数他的同党朋友们所取得的地位，提议辞了堤坝总管不干。宣布他“只愿在申豪森，或尼朴甫或赖安菲尔当地方行政长官。……假设我们一定住在申豪森，我该再雇一个车夫。但我若是奉命到别处办事，用惯了某人就不想换别人。”
他说“办事”二字，我们好像听见一个人刚刚丢掉了自己的职位，现在急于要找饭吃的意思。其实他仍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他是绝对不会在众人之下做事的，他常常竭力避免服从任何人。现在他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不再考虑自己过私人的日常生活。他在申豪森时，是一日也离不开夫人，他虽然要在那里工作，但因为夫人不在那里，所以他就极不情愿到那里去。他不能离开柏林，尤其是不能离开宫廷，他说他对柏林和宫廷永远都不会厌倦的。他有好几年没跳舞啦，现在他又跳了起来，乔安娜一个人在赖安菲尔，心中自然吃醋。但是不久俾斯麦就很好地安慰了她。他告诉她，跳过舞后，君主对他说：“最后这半个小时，王后一直向你暗送秋波，你却毫不理会。”有一次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描述宫殿的仙境，那里有一千个女人和穿制服的男士们。“坐在走廊的白榻上，四周是棕榈树和喷泉，听着优雅的音乐，看着下面旋转的男男女女——真是身处仙境，让人若有所思。”
其实有许多不太如意的事情，对他纠缠不放。只不过他暂且将这些置之脑后，不予理会，变作一个出入宫廷的宠臣。他写信回家向夫人卖弄自己出入宫廷的手段：有一次从俄国来的一个使馆武官将俄国皇帝和皇后恭维他的话传达给他听，他又转述给他的夫人听，随后又加上自己的批语，说道：“说来确实是好听，但我只愿我们两个人在这房子里静静地坐着，位置最好在尼朴甫，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舒服些，好过帝王的恩赐。”他是在勃兰登堡君主的庄园里写这封信的，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情景，其实并没有什么事阻挡他们夫妇两人在尼朴甫过舒适的日子。但是宫廷的生活也是不可轻视的。假若俾斯麦能把君主的宫殿拖回家去，一边从事政治，一边与乔安娜过着闲适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梦想。他最不愿意摆脱的就是终日不停地忙碌，他写信回家却很不满意地说终日不停地忙碌，很让人心烦。这就是他的特点。“我把我的生活描绘给你看：星期六，从上午十点钟起到下午五点钟止，忙碌不休。庆祝宗教节、七点钟召开商务局长会议、阅览公文、随后去拜见曼陀菲尔，然后吃茶点，讨论一些问题直至深夜。回家后再写两封信，到午夜两点钟才入睡。星期日是这样度过的，六点钟起床，七点钟至九点钟，磋商在安哈特——博恩堡驻使一事，听布沙尔讲经听到十一点，与内阁大臣议事直至中午，外出拜访到下午三点，六点与戈尔茨约会，商讨普鲁士亲王委托我办的一件事，然后在书桌上写这封信到九点，随后去见斯图堡，在午夜一点钟才上床休息。”
１８５１年春天，格拉赫军长居然劝好了君主派俾斯麦前往法兰克福。格拉赫说这件事之所以成功，完全是他一手出力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事前肯定与他的朋友们详细商量过，尤其是他的计划要通过俾斯麦在联邦议院中方能实行——他将俾斯麦看作是自己在政治上的弟子。俾斯麦极为渴望得到这个差事，他为此想了好几个月（他也是很努力地去争取这个差事），这个差事是极为重要的。在普鲁士想做官却是极不容易，倘若只是一个人，哪怕你有再大的能力，若要爬到上层去，还需要许多秘密的关节。有人若提议升他的官，光提议就要好几次，还要在宫廷内活动，在内阁活动。
现在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着地道的外交官的话，这个职务是费了许多力气才得到的，他认为是出于偶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差事，就如同从前的一则“捕鸟者亨利”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亨利外出捕鸟，忽然有人请他做皇帝。俾斯麦对于得到这个职务就是带有这种感觉的。他探望夫人后，刚刚回到柏林就给夫人写信，说道：“这里没有人不在谈论法兰克福这个差事，今天报上已经登出这件事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又写道：“他们派给我的是一件外交差事。……我想将这个差事长久地保持下去，以便也将你安顿在那里。……也许我对这件事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也许这件事会失败的。……凡是不能使我享受家庭之乐的差事，我不久就会摆脱开的。”他又说：“假使我甘愿受这种束缚，那就意味着我要失去许多人生的快乐，失去了和你与孩子们第一次过冬和过安闲日子的希望。上帝将会决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快乐的事。……我尚未对外声明我的想法，也不想在哪一方面活动活动。”又过一天，他说道：“我的可怜的小宝贝，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啦，还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一份薪水。”
俾斯麦解说这一件事，说这是上帝对他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要用“格拉赫”代替“上帝”两个字。他所说的关于房子和家庭，尤其是他所说的“束缚”两字，却是极为真实。他想这必须先要在法兰克福站稳脚跟，因为他既想舒服地过日子，又不想放弃政治。又过了一天，曼陀菲尔问俾斯麦，想不想担当这个职位？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愿意。”他一得到这个差事，他那久已暗藏的傲气全部发泄出来，他去见君主。
“你一向并无外交阅历，却担任这个外交责任，这表明你是一个胆大的人。”
“陛下将这样重大的事托付给我，应该是陛下的胆子大。倘若我不称职，就请陛下毫不客气地免去我。我自己不能说凭我的才力能不能称这个职，要等我试了以后才敢说。陛下有胆量任用我，我就有胆量执行。”
“好呀，我们试试看吧。”
这次君臣的谈话着重谈如何为国家尽力，但是十三年前，他辞职的时候，只告诉了省长的门卫，说他一走就不再来啦。今天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你曾经说过不满意的话，说长官们不肯委派给我官职。今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忽然得了这个差事。从现在看来，这是我们外交差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他虽然在这封信里流露出他的夫人要他做官的事情，又因为他得不到官做，他的夫人很难过，他却很安详地说：“我并未求这个差事，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只好奉行。我不能做别的……辞去就意味着你无胆量，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有一位慈祥的上帝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危及我们的幸福，不伤害我们的灵魂。”又过几天，他却改变了这些见解，吩咐要缝制一些丝绸衣服，置手枪，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是不叫一个外交家的。他还告诉她，他不过只做几个月的属员，随后就做大使。
现在乔安娜却开始说不满意的话啦：“你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在国外诚然是很适意的，但我一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乡下，而且隔得很远，我就心怀怜爱，一想起来几乎就要落泪。……你一定要习惯这一点，明年冬天你就要到这个大世界来。如果你不来，我怎么会感到温暖呀？将来有几年，我将不时地请短假回家。……我是上帝的兵，他打发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凡是上帝让做的事都得做好。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吧。……我害了想家的病，想你们，想翠绿的春天，想乡下的生活。我的心很沉闷。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军长，用条约和君主的情形来教训我，我却从窗口看底下的花园，园里的野栗树开花了，在风中摇荡，我只想同你一起看，我看得十分入神，并未听见格拉赫说的什么。你的信是昨天到的，我觉得很不快乐，心里以为你病了，躺在床上流泪。……我在法兰克福，最初的薪金是三千元。我要变作一位参政——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参政，现在我却要当参政了。这是上帝惩罚我。……我只想抱你一分钟，告诉你我是多么地爱你，若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会十分难过的。……我忽然得到这样体面的差事，心里却是很痛的……我比以往都爱你！”
在他心中，来来去去的就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上帝与爱人使他无从选择。他不能坦白地承认他的诸多用意，其实这许多用意都是很合理的，各方面都说得过去。俾斯麦到底害怕什么呢？他不怕权力，也不怕奋斗，也许他看见这官道的阶梯而觉得可怕，这是他少年时就望而生畏的。他虽然并未爬到最顶层，他也是害怕，怕他的长官，怕受强迫，怕作报告，怕长官将他指挥来，指挥去。他的傲骨怕是要被折服。所以他忽然很想回去过田园般的生活，这是他多年所不享的清福。所以他想将乔安娜搂在怀中以求欢乐。但是格拉赫站在他的身旁，正在教训他。还未说完便催俾斯麦动身。这位新任的外交家写信给他的夫人，信尾还附了几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奇异的悲喜交加的感情：
“你以后写信要写明寄交莱茵河边法兰克福，钦派普鲁士大使馆参赞俾斯麦收。”


第2卷大使生活（1）

“我觉得这里面让人厌倦得很，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奥地利人接连不断地搞些阴谋，但是我们在面子上还不得不作相处友好的样子，……各小邦的代表，大致看来，都是一群老派的外交家。即使他们只是同你借个火，他们也要拿出外交家的态度。当他们向别人索要厕所的钥匙时，他们也要带着特有的礼貌，选择好讲话的字眼，摆出友好的态度，然后才向你索取钥匙。……倘若我在这里能够不受他人控制，我就要斩除野草，不然我就打道回府。……我在这里觉得有些埋没自己，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我盼望不久这一切将会有所改变。……况且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德意志政策能否实行，如果能够实行，那么将要实行到什么程度，除非我重权在握。……据我看来，在普鲁士外交界里头，极少能使一个成年人的奢望达到满足，他能够办的事也寥寥无几。除非他是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所以当俾斯麦初入外交界的时候，他的心情处于不耐烦和厌倦之间，挖苦与讽刺之间，他所渴望的东西，也只不过才到手几个礼拜，如今他所处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他已说过，他所做的事不值得一个成年人去做。他认为他的同事们是极其可笑的，他想解除自己身上所承受的种种束缚。假若有人告诉他，不到１８６２年，大权是不会落到他手里的，假若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再等十一年，他定会立即辞职，然后躲在申豪森的家里安闲度日。他一定不喜欢当副军长，却喜欢做君主。如果能这样的话，德意志问题他转瞬间就会解决掉。
现在使他伤神的是，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顶头上司，他要听这个顶头上司的调度，而且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他到法兰克福的第一天，写信给乔安娜说道：“我必定要习惯做名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接着钟点做事，什么时间办什么事，而且一办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那些游戏与跳舞的事都与我无关了，上帝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对他的夫人说着这种郑重的话语。其实她与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也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枯燥无味的人。他还是以前的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性格是永不安静，无论他办成功什么事，事过不久他就看不起这样的成功。凡是浮士德那样以长久的努力而办成的事，由于他那永远不能满意的精神，又让这件事败坏于魔鬼之手。
他写信给格拉赫：“去年春天，若是派我在德意志作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当一个学徒的话，我想我会更加高兴的。”其实，据他看来，无论什么差事，都要比在最后的第三年里整日听着那些他所耻笑的代表们乱说着一些毫无道理的话要强得多。对于他第一次打交道的这些外交官们，他觉得：“比下议院的代表们更可笑，而且他们更加盲目自大。……现在我深知在一两年或五年之间，他们将办成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一整天不要胡闹乖乖地呆着，我自己在二十四小时就可以办成。”他才称赞柏林的气象好，谁知在法兰克福呆了几年后，回到柏林，他又开始生气：“议院的诸多争辩毫无道理，有各式各样的无理取闹的事令人气愤。其实我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作一番长长的有礼地辩驳。”
俾斯麦的心情就是这样变来变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事物观察明晰，善于推理，使他能够很快地解决诸多问题，甚至能超过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而且由于他性情的变幻莫测，又使他一旦办成一件事，立刻就转而瞧不起这件事。俾斯麦若是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人，他也就会因之而愁苦至死的。
他所担心的就是腓特烈·威廉承受不了奥地利的压力，最后终会取消派遣大使。仇敌们见了这种状况，该会多么高兴！他写信给格拉赫说：“我并非像你的兄弟所想的那么有野心。……假使是由于党派的原因给我的这个职务，若是辞退了，别人就会以为有势力的人认定我不称职。……我现在很想得到这个差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就是这样两面进攻，游说格拉赫兄弟两人，他想这兄弟二人肯定会把他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但在他心里，他对于自己的将来还是很有信心，因为他写信给夫人说道：“薪水已经有三千元，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进项，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但是还需要节省。所以倘若到了夏天，我还未当上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让他们给我加薪，若是办不到，我就不干啦。”
他的朋友们却劝拿不定主意的君主，俾斯麦今年不过三十六岁，向来未曾为国家出过什么力，现在一切例案都已推翻，居然当了大使。因为他原是君主麾下的一名侠士，还因为他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俾斯麦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自己一手操办，因为他的夫人尚欠阅历，又不在他身边。现在为了使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身边就需添置一些东西，这与他少年和晚年时一样。他的大使的薪俸从二万一千元起，他手头上从未拿过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开始就置办了好多东西，但仍是很节俭的。他写信给哥哥说道：“一年前，或是六个月前，谁能想到我会花五千金币（每个合二先令）租一间房子。我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以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已经花了一万至一万两千元购置家具，如今尚未置办齐全。花钱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等器皿。地毯与木器却花钱不很多。因为这里吃饭是每一个盘用一个叉，请三十位客至少要用一百副餐具。……我要开一个三百人跳舞的舞会。……仆人们忙着准备东西，无用的花费实在太大……更不必说那十二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一半男仆，一半女仆，我宁愿管理三十个乡下仆人。”
在这个讲究钻营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猜测没有任何人开始做一件大事会像俾斯麦这样从容。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却也会细致地讨论用多少副餐具，或告诉他哥哥说他的老马夫穿起新式衣服来，好像一位伯爵——他对他哥哥说起这些琐事，从另一方面表示俾斯麦的祖先们是成长于不甚宽裕的家庭。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称他是个“世界伟人”，然而他却不过是二等乡绅，只是在忽然间受命当国家代表。俾斯麦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他那乡绅的本色，如少年时大手大脚地花钱，后来才开始知道节俭，一心想增加田产，努力清还田产所担负的债务，然后添置新产，添置森林与村庄，为子孙谋利。有时他觉得这样做很让人讨厌，但是从基本上说，这样做却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由于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使得他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家，并且使他由家长制作风演变成国父的作风。
他的阶级骄傲，也是忽然间变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派头，因为这样的骄傲大于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这个伯爵认为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就是失了身份，俾斯麦报告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说道：“我同那些卖给我家具的商人的太太们跳舞，这些人极有礼貌，几乎使我暂时忘记他们丈夫是那么狡猾的商人。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就是卖给我雪茄烟的商人的太太，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同一位先生跳舞，那位先生是前天卖给我太太窗帷的商人。”俾斯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不同阶级宣战，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种行为很符合他的个性。


第2卷大使生活（2）

惟有他的哥哥明了这一切，但是却不明白俾斯麦的别的事情，他的哥哥“就是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他兄弟二人虽有言在先，两人的钱财要分得清清楚楚，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做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哥哥经营什么事情，他们却彼此不断地互相传递经济方面的情况。他现在属于本地的政事局，却向局里诉说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填补款子、河堤等等。“我现在从申豪森收到欠租，我有许多还债的计划，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极为贪财的资本家。”当他们夫妇不断地被一些王公贵族们宴请时，他却在心里算计，“赴宴时须随身带着行李与仆人，坐马车需要花钱，喝酒也需要花钱，这样算来，我们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在家请几位客的。”接着他又算计，以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多少次客。“请这许多次客，要花许多钱，我得小心打算，从前对于钱财却没有像现在这般小心。我们现在花费很节省，赔补去年冬天的费用，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又可以好起来。”有这样一笔一千元的款子，从前是可以记公账的，现在却要他自己掏腰包，他当然很不高兴。其后他对于社会上的诸多应酬，他也不再肯花钱。不仅在他早几年的信中，连后来六年的信，都提到这种宴会。“说到这些宴会，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那些切碎了的肉！倘若我一个人将剩肉都吃了，会弄坏脾胃的，倘若我宴请的老少们都帮我吃掉，我喝了太多的酒，也会伤害我的脾胃的。”
基本上讲，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他写信给他的岳母：“我从早上吃茶点时起到中午，这段时间接见大使、听属员们报告公事……随后再到议会，闭会最早也要在一点钟，迟则在四点钟。闭会后等到五点钟，有时我要出去骑马，有时要阅览公文。……我们吃大餐时多数时候有一两位随员相陪，餐后（往往我还未吃完，就有人请我出去）是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我躺在大虎皮交椅上吸烟，乔安娜同儿女们围着我，我翻着二十张报纸。到了晚上九点或九点半左右就有人来报告，说马车准备好了。我满肚子的不快，关于社会上所说的快乐，我有一种很痛恨的感觉，我们必须装扮好自己，以便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乔安娜在宴会上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同她们的女儿们跳舞，要不就同她们的父亲们谈一些严肃的话题，将近半夜时，甚至更晚，我们才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看书，直看到我睡着。等到乔安娜喊我起来，问我究竟是起床还是再睡。”
“使馆里有一种随意的舒适感，其实就是乱，因为太多的礼节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的一个老朋友美国人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说道，‘有好几处大房子，人们在里边可以随随便便’，这就是其中之一。……私宅都在后面，向着花园。人们在这里都是很亲密的，老的少的，祖父母们领着孩子们，旁边还跟着一条小狗。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弹钢琴。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啤酒、饮料、香槟等应有尽有。人人都收藏着极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就吸。”当俾斯麦能够穿他的那件带花的睡衣，并穿到很晚，有时穿到中午，他为此会非常高兴。当他要出门的时候，却不得不脱下这件花衣，打扮整齐。“与其买十件浆过的内衣，不如买五件更好一些的。你只花两元钱是买不着好内衣的。”
这样的生活，使他觉得活得很年轻，在他的朋友柏克给他画的一幅油画中，俾斯麦就显得很年轻。现在他剃了胡子，却失去了许多苍老的感觉。在他未当大使之前，他确实显得有些苍老，后来渐渐地恢复了年轻。他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做外交家考虑的，他虽然对夫人说，他之所以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听从她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听了涅塞洛德的一句示意的话，才决定将胡子剃去的。因为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他不习惯那种坐着不动的生活，这样他会觉得难过。他说了不满意的话：“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使我讨厌到疯狂，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种糟蹋。因为人们要吃许多杂七乱八的东西，以便敷衍到终席。我的肝可要毁了——这些不良后果就先别提了。”但是当他的医生告诉他要他早上五点钟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说：“假使能够找着一个死的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死得更自然一些。”
他身体很重，只能靠骑马、打猎才能把体重减轻些。倘若有公事使他不能出猎，他常常会发怒。“到底还是打猎才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在森林的深处，那里既无人，又无电线，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会感觉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日子，想出了思乡病。……我已日渐衰老，我想享受这闲适的生活。”他求他哥哥给他一匹马，“要能载得动我，还要好看一些的。我不管马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的体力。”我们看什么样的马，就知道他十年间的变化。从前他看马匹与女人，是越野越好；现在他不要驯服什么人。只有当他在丹麦海口外，在狂风大作时在船上过一夜的时候，只有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的时候他有时还会火气很猛地发牢骚说：“人们在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是得不到这样的阅历的。”
其实他的新事业使他老得很快。在他当大使的时候，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力也日渐衰落，然而他却更难以让人对付。他变得更加敏感，看见时光转瞬即逝。他虽然在十年间很不满意普鲁士所作的事，然而却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报告与公文中消磨。两年之后，他写道：“我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会习惯了例行公事，如今我在这里已习惯了这些。……我天生不愿写东西，又是天生的懒，我极为惊异我竟能如此节制这两件事。”我们要想起从前的俾斯麦是什么样，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受了怎样的约束。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了两个星期没得到报纸看，就后悔自己少年时虚度了光阴。他在法兰克福三年后，他又说不满意的话，“因为没有事做。”
他说的事自然是政治上的事，并非日常公事，这些是他的属员们去办的。在联邦议院，当议员们发表一些繁冗的演说时，他就写家信逍遥。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犯了政治罪，他得知要拘捕他，他就一大早爬了三层楼去见这个年轻人，说道：“你赶快跑到国外去！”少年迟疑不决，俾斯麦又说道：“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没钱，我给你点儿钱，你赶快跑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说巡警办事可是比外交家麻利。”又一次在俄国都会，有一个逃犯是使馆认识的，俾斯麦替他预备衣服改变装束，从后门把他放走——俾斯麦随后反责备警察让坏人逃走！这样不合法的事是少有的，但是当遇到这种事时，俾斯麦的冒险敢为的性子又发作了。
当他写信时，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的随员们说他走来走去，穿了一件绿色的睡衣，话从口里一句接一句地冲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些批评的话。当他心情好时，他会拖住一位秘书，然后他口述，由秘书来记录，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做人家的长官是很正直很和蔼的。他受不了同他拘泥于礼节的秘书，这使两人在一起不舒服。他请他的秘书们同他一起去打猎，同他一起饮酒，当他在不太得志时，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满意。有两位秘书说起他时，所讲的情形基本相同，俾斯麦训斥他们如同训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有一次有一位秘书没有完全听他的命令，俾斯麦说道：“我想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见解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顾体面的人只要负责一件事，他就会把它做得很好。”如此类的话，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而且他还用一种颇为和气的语气说出来，让人听了真有些不寒而栗。有一次，有一位秘书将一件历史事件记错了，他很客气而又冷冰冰地问：“难道你没有读过柏克的世界历史××页吗？”


第2卷转折点(1)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俾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罗勒莱，有关莱茵河上的传说中女郎。），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王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垩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１８６０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入到自由党与对１８４８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会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对这位失去了权势的人就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久他就渐渐地将格拉赫忘记了，又同别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久他又重回俄都，如今时势变得更为紧张，他从俄都远远地观望那边的形势、甚至为之激动到发狂的地步，然而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一遭。以下这段文字施勒策描述俾斯麦的情形：
“我那‘土耳其总督’激动得令人可怕，在柏林逗留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那里流行的慌乱和疑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就要到来、施莱尼茨很快就会辞职不干了，前景极为光明。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适合于普鲁士吗？普鲁士人对他的口味么？在这样狭小而有限的诸多环境中，忽然闯入这样一个性如烈火之人！……他们并不喜欢俾斯麦，而且他们在做事时也并未考虑过他的存在。所以他也只好玩自己的把戏。他不愿住在这里，牢骚满腹。他嫌这里物价太高，嫌这里人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整日也很难见到一个。他经常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便坐在那里披着一件绿色的睡衣动也不动，由于很少运动，酒就喝得多些，喝过酒就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同我谈了许多话，都很开诚布公。他的话很有趣味，对什么都显得猜疑不定，对理由化的东西不屑一顾。试想一下，如果让他来掌管整个外交部，事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来他常说施莱尼茨必定会改当内务府大臣。‘君主就会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当外交总长。’这是总督自己说的话！他日夜都做梦做了一部的大臣！”
如今俾斯麦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有铁链拴住他使他无法吃人，他却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开来。他开始觉得过去的那些消遣都变得索然无味，既不想见人也不想打猎，在他心里时常转动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何时才能手握大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俾斯麦，比给夫人写信时要真实的多。在这些家信中，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受挫折的信奉基督的人。
后来到了１８６１年１月间，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摄政王威廉便做了普鲁士王。为了这个位子，他足足等待了三十年，现在已六十三岁。登位后他发觉国内局势极为混乱，自由党对他的陆军新计划大加攻击，心中十分不安。回到家中又要同妻子争吵，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在他心里有一阵是想着让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今年三十岁），全部的保守党（也就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腓特烈·威廉一旦传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会很受他那英国夫人的影响，立刻就会同自由党联盟。君主最重要的帮手罗恩是个正派军人，是君主周围那帮人中最为正直的一个。他这人极有大丈夫气概，严肃、谦逊、忠诚不二。他还不善于恭维别人，对有才能之人也从不妒忌。他为人靠两句话作指导：“作你所应该作的，忍受你所必要忍受的。”铸造普鲁士的各种利器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最反对作战的，但是在这个以武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他自己也必须依靠武力来作成一件事情。新君主本是一个军人，在他当摄政王时就请罗恩帮他整顿陆军。罗恩让威廉追忆他那伟大的祖先，他亦决心扶持这位君主。当威廉终于加冕时，罗恩劝威廉要学习他的祖先，要臣仆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他的祖先从前都是专制君主。其他的大臣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反对这个主意。罗恩知道只有一个人会勇敢做出决断的，并且只有这个人才配担当施莱尼茨的席位。这个人还有坚强的毅力，他会强迫大臣们宣誓效忠于君主，还能在一个立宪国与党派发生冲突时力行整顿陆军，这个人就是俾斯麦。


第2卷转折点(2)

但这时君主却不想对俾斯麦作太大的让步，他只想让俾斯麦担任内阁大臣，因为他需要一个奋斗家与压制家来管理这一摊事务，但是绝不能让他来掌管外交部，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党”。俾斯麦为此写了一封私信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说：“若是人家诬蔑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条顿种的魔鬼，而不要诬蔑我是一个加尔种的魔鬼。”这是他第一次避而不用普鲁士人的名词；这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当时罗恩竭力主张大臣们应向君主宣誓，并要将此列为王室的一条规矩，须人人遵守。他请俾斯麦来柏林，请他电传告诉他自己的策略，因为“君主很难受，王室的至亲没有一人不反对他，劝他不顾体面地签署和约”。在这个冬季，俾斯麦极想得到一个部臣的职位，如今已过去六个月了，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他所愿的职位，这令他大为失望。他并没有发电传告诉罗恩，只是很小心地写了一封回信。
“当我一边想打一只嫩竹鸡，一边却想着回家看我的妻子时，你却命令我‘上马’，很与我的心境不符。我现在已不如从前那样好动，整日无精打彩又加之心灰意冷，我的身体也就远不如从前了。”他认为宣誓并非什么很要紧的事，他并不想执掌内部的一些事务，因为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是太过于自由了，而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又太过于保守，其实这二者完全翻过来才是正确的。他的心里既然装了这么多想法，他就写了两句关于德意志人的话，这两句的含义是极其深奥的：“我们几乎同法国人一样虚荣，倘若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我们在国外还有威望，那么我们在国内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迁就的。”他又说到：“我忠于我的君主，忠到牺牲自我的地步，至于别的什么人，我都懒得为他们动一动手指头。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我恐怕与我的君主的想法是太合不来，他很难认为我会是一个好顾问。”当他结束这封信时，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倘若君主能略微让些步，与我的意思相符，我想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的半推半就的态度，这种不敢冒险的腔调，只可以说是他这个人太为执拗，并不能说明是因为他有病。他能够半夜起来外出打竹鸡，而他却以健康为借口，只不过是他要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其实俾斯麦已经看破对他的宣召并不像在办一件公事那样郑重，这样就将他放置于一个极不庄严的地位，这令俾斯麦极为恼怒。后来他来到了柏林，他的老对头奥古斯塔已经赌赢了，君主已经让步，并不要求臣仆们非向他宣誓效忠。“加冕的礼服是二月间定制的，”罗恩说道，“君主似乎更听王后与周围那群人的话。他的身体必须变得更加强壮，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将来会趋向于受议院制和共和制的束缚。”
俾斯麦赶紧去巴登拜见君主，威廉一见到他，立刻显现出“极不高兴的诧异，他认为我是因为看到政府有变动才来的。”只有等到君主对这个“魔鬼”的见解深信不疑时，他才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时有一个日耳曼学生想刺杀威廉，因为他认为威廉并没有为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任何努力。俾斯麦与这个暗杀未遂的学生的见解相同，只不过他不是用手枪射向威廉，而是将许多观念射向他。俾斯麦认为时机已到，便紧紧抓住不放，对威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时幸免于一死的威廉也被学生那单纯的动机所触动，俾斯麦也趁机将自己的意见说与他听，随之将这些内容写个提要。这是他在赖安菲尔避暑时所准备的，是由他的夫人来誊写的。在这件公文里面表达了他的许多可贵的思想，许多不成熟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他那统一德意志，成立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思想也充分表露出来。
“普鲁士绝不能在德意志处于从属地位。……一个联邦要行使的权利要多过其它任何一邦，必须有一个统帅的力量来制约这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在联合的中央法权内派德意志人的民族代表，尚可以联络诸邦，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对抗力量，与诸邦分立政策的离心趋势相抗衡。一旦在每一个德意志之邦中都建立了民众代表制，就不能认为整个德意志采用同类的制度是革命的办法。……假使会员不由民众直接选举而是由各议院公举，那么这样的会员的睿智及他们的保守行为，大约是可以有担保的。……议院的一些穷极无聊的争论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将精力投放在如何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来处理德意志的普通利益问题。”至于内政，各邦必定要保全自己的法权没有任何缺损。因为奥地利一定不会采纳这种计划，自然不能由现在的联邦议院实行。“若想尝试走一条关税联盟之路，来促进异种民族的发展，也许会较为有利。这许多计划一经宣布，必定会发生一种双关的效果：第一层，关于我们计划的范围，要安抚德意志诸王侯之心，可以使他们明白，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乎让他们独立以保存他们的名位，而是在乎他们是否是一种自愿的心态；第二层，要不至于令人们灰心，只有让人们抛弃那些错误的观念认为现在的联邦议院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就会徘徊不前。”
俾斯麦的那许多关于建立关税议院的观念，开始发展成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将现在与他在１８４０年发表的演说和书信相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已从一个政客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现在是想将他的革命理想转化成为现实，那就是统一德意志。从前他却抛弃这种理想，那是有他的原因，他曾说道：“无人不想德意志的统一，但是有着这样的宪法，我却不要统一。”到了今天，他虽然还是不要这样的宪法，却极力赞成德意志的统一。他的顾虑经过多年之后已化为乌有，并且也成为合乎法律之事：“绝不能再称其为革命。”他不仅仅承认，而且宣称允许德意志人来自己统治，不仅仅是允许，而且是必须——用以对付诸王侯的妒忌！
上文所引的公文是用律师笔墨来写的，俾斯麦政策的大改变，在他所写的一封信里可以发现，信中还有更为有力的话和俾斯麦所特有的话语。这封信是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反对保守党计划的内容。“德意志诸王侯的无稽的、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的妄想（他们用我们的联邦关系作为一个架子，他们站在架子上，当自己是欧洲的列强），将要变作保守党的惯坏了小宝贝。……我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该向那些挑剔的民众们让步，无论是在联邦内抑或是在一种关税联合的议院内。……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彻底保守的民族议会而尚能得到自由党的感谢。”
俾斯麦说这番话的十年后，果然召开了第一次德意志帝国的议会。


第2卷出使巴黎（1）

加冕仪式开始了，威廉一世站在神案之前，从神案上拿起王冕，戴在自己头上。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是从上帝那里而不是从人民那里得到这个王位的。随后是大检阅，在那些神采飞扬的阔人堆里，有一个穿蓝色军服的魁梧汉子。常常出入宫廷的人会猜他是俾斯麦，然而他却满头头发，只有当你走近他听他大声说话时，你才会真正肯定他就是俾斯麦。他说：“我站在宫廷大院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仅要穿上军服，还要戴上假的短发，把伯恩斯托夫压倒，若是无假发，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我想我会受不了的。”国王加冕这一天，他就是这副打扮，再过十年到皇帝加冕时他居然又是这样打扮。第一次加冕，国王躲着他的臣仆们，十年后加冕还是这样。这次威廉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避免外界说他是反动派，王后的行为很让他的丈夫和俾斯麦难堪，她遇到她的对头——俾斯麦时，已经比以前客气了许多。有一次正在行大礼时，她站住脚，站在俾斯麦前面，开始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国王抓住她的手领她走，叫她不要再说下去，连拉了她几次，她都一动也不动。”
但是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王冕，他仍不安心，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到了年底，进步党选举得胜。君主要检阅新军，议院却不答应，到了春天，他命令解散自由党内阁，成立了保守党内阁以助罗恩之力。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见解也还算新颖，但力量却不够大还不足以使他走上新的道路。他代替了施莱尼茨当了宰相，但施莱尼茨仍在背后掌握大权。所以在后来将俾斯麦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他就称不久就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侯作了一件错事，当他所辖的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他就派了许多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件事给别人留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俾斯麦对伯恩斯托夫说道：“你若要同黑森宣战，就派我当你的次长吧。四个星期内我保证你有头等的国内战事。”
１８６２年春天，俾斯麦变得很热心于工作，他预备当内阁大臣。俾斯麦自己认为他的专长在外交方面，君主又说一些屈辱他的话，说他当别的还可以，但是绝不可当外交总长。他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久等着，后来他送了一道最后通牒给他的长官说道：“请给我委派职务，不然我就辞职。”结果是在三个小时内就派他到巴黎当大使。他虽多次与上方抗争，但以辞职来恐吓君主这还是第一次。恰好此时巴黎与伦敦都尚未派大使，伯恩斯托夫想到伦敦去，所以就将俾斯麦派往巴黎。他的官运并不太好，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王后更是视他为眼中钉，君主将他看作是一个不祥的政治家，然而俾斯麦却仍敢下最后通牒，敢冒敕令辞职之险。伯恩斯托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帮助俾斯麦的只有罗恩一人，他很得君主重视。
在俄都时，俾斯麦认为他的职务不过是暂时的，果然他只上任不过一年半便调离俄国。他将到法国当大使看作是旅游，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局势一发生变化，罗恩就会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达成的心心相印。从前他很喜欢巴黎，现在却很难有什么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空气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却喜欢装模作样，凭空显出许多虚伪的成分。这两年来，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手握重权，另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会令他生厌，有时过于沉闷使他显得郁郁寡欢，常令他追忆自己少年时最不欢乐的那段时光。
当他从俄都调任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自从我得病以来，我就变得懒于动心计。我的精力再也无法应付那些充满激情的环境。三年前我还可当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如同马戏团里的一个有病的马夫。……上帝与君主喜欢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或到巴黎、或到伦敦、或是仍然留在这里，这一切都无所谓，既不会令我懊恼也不会让我欢喜。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我害怕担负一个内阁大臣的职责，如同一个人见了冷水浴就先抖。我宁愿接受那些形同虚设的席位，或回到法兰克福，或是回伯尔尼，我在那里会很舒服。……凡哈根是个爱慕虚荣且心无恶意之人（俾斯麦正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但是谁不是这样呢？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如何使他们的心走向成熟，成熟的果实中有的就会长了蛀虫，有的会在阳光下显得更为饱满，也有的会被雨水所淋坏；果实有的会变苦，有的会变甜，有的却烂掉了。”
其实俾斯麦是很少受过病魔的折磨，他的夫人，他的子女及其家中的其他人口，却接连不断的有病。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尤其是写信给他妹妹，口气日渐和蔼，也更加柔和。当他自己得了重病时，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以哈姆雷特的心境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世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伪诈与幻术。无论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或是得了一场热病，亦或是一枚子弹将一个人的面具拆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迟早是要扯下来的。等将面具扯掉后，有谁能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普鲁士人，哪一个是奥地利人呢？等到人的血肉与面目都化为乌有时，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与愚钝还不是都一样了吗？如此这样看待世事，就会使人摆脱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干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哥哥，口气似乎是一个小军官在玩了一夜之后写的：“同妻子分离使我觉得沉闷极了，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我多么想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那样我就可以安度余年了。”


第2卷出使巴黎（2）

他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只有一次在与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有一番长谈，这一次还如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耍弄俾斯麦的脾气，只不过比上次要急得多。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晓得这个人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就会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当这两人一同散步时，这个法兰西人忽然对那个普鲁士人说道：“你认为君王会预备同我们立一种条约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自身，存有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所存的成见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惟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订立同盟才会有益，也只有在这时，同盟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必须有意义。”
法兰西皇帝说道：“这却不尽然。有些国家彼此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些却不然。由于不知道将来将会是怎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非随意而为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痛痒相关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关系，除非有成员阻挡。尝试着去制造就是大错而错的。事态的变化是自己会来的，我们既无法预料到其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其力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事先预备应付的对策。当事变一到，我们就不难于对付，且能够为我所利用。”他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随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你想像不到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什么令人惊讶的条款。……维也纳好像是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同我谈论过全权，全权的范围极其广大，连他都几乎不敢说出来，他说他有权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所拥有的大权是向来君主未曾给过使臣的。他的这种宣言却使我很为难，我不知该怎样答复他。他屡次说他想同我商讨一些大事，既愿意牺牲一切，却又毫无限制。从这一方说，先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我却有一种感觉，惟恐会被牵涉到奥地利的命运之中。”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极其惊人的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不拘礼节，这并非他向来的习惯，然而这次却展露在另一个政治家面前。这位政治家是以狡诈装作坦白诚恳而著名。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想，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由于他的任性和过去看轻这种礼仪上的事，但是据他的性格和从前的历史来看，似乎并不能同意我们的猜测。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全无根据的制造谣言说梅特涅答应他条款；俾斯麦所说的话，并非他的实实在在的见解，不过是一句借口的话而已。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他那有关“贞洁”的推辞，他把自己的推辞比作波蒂娃夫人勾引约瑟，约瑟不答应同波蒂娃夫人苟且，“他的舌尖上有一种关于同盟的极不正当的提议，假若我半推半就，他就会说得更加明显。”
俾斯麦若想尝试从法兰西皇帝的口中探听到更多消息，那么他会肯冒什么样的险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统派，是不会太顾及道德的。如果他真的带了一个法国的强有力的务实提议回国，君主也许愿意讨论这件事情。况且我们知道他给伯恩斯托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极为夸张地渲染他同一天的报告，说法国皇帝是“极力扶助德意志的统一，说的是一个小规模的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他同我谈事时说，他要普鲁士变成一个海权国，至少也要办成二等海权国，还说着普鲁士一定要有军港，他认为将吉达海湾收窄了是一件无理取闹的事。”但是关于对奥地利的诸多提议，俾斯麦并未将自己答复拿破仑三世的话告诉他的长官。他只是说了两句普通的结束语，只说不便以指明的条款同法国联盟，而且不愿意成为奥地利的帮手来反对法国，只因为奥地利“绝不会心甘情愿的答应我们改善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只愿意牺牲威尼西亚与莱茵河左岸”。大致说来，“就是愿意订立任何条款，只要这些条款能够使奥地利在德意志压倒普鲁士。”
我们应该注意到俾斯麦没有对他的长官说那番话，因为他很快便晓得了这次在符腾堡明显地发现，他对法兰西皇帝所说的话比对他的长官要开诚布公得多。他正在等候这位长官的离开，他好趁机补他的缺。他还希望不久伯恩斯托夫就会出使英国，到那时他就会成为外交总长。从前是他的上司，如今就要成了他的属员。他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谈话实情都告诉了伯恩斯托夫？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其实俾斯麦是绝对可以将这件事隐藏起来不告诉君主的。虽然他只是对拿破仑三世说了些比较大概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从拿破仑三世的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四年后，当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时，他同拿破仑三世比较接近，也许他又会对他提起这些事情。
当俾斯麦在巴黎时，他碰到了梯也尔——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他又到了伦敦一次。有人说他在俄国使馆吃过饭之后，他所说的那些坦白话会使狄斯累利与其他领袖们为之惊慌，但是下面的这次传闻，我们必要认定是不符实的。传说有人问他，倘若他得了政权，他会做些什么？俾斯麦答道：“我第一要注意的事就是整顿陆军。等到将陆军训练得极为强大的时候，我就会得到第一次机会同奥地利算账，解散德意志联邦……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普鲁士为领袖。”俾斯麦喜欢用恐吓的语气讲话，他认为人们常常是相信那些不真实的恫吓，却不太相信那些真实的恐吓。然而这一次他却是算错了，因为在座的有一人与他一样的足智多谋。当狄斯累利转述俾斯麦所说的话时，很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说道：“我们要提防这个人，他常常是心里怎么想，口里却不这么说。”
德意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普鲁士陆军上，那时有三个党派，每个党派都想将陆军掌握在自己手上。自由党要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保守党分两派，第一派极力主张变作德意志人，却不愿受治于普鲁士之下。第二派极力主张作普鲁士人，不愿意变成德意志人。所有的人民、社会、宫廷、官界、王室都分裂成这三个党派。他们之间观念的冲突犹如波浪此起彼伏，像是在革命时代。
只有君主一人愿意听两种声音对他说话，他志在整顿陆军已有三十年了。他所惟一关注的也就是这件事，而且他又是一个这方面的行家，自“解放之战”以来，陆军制度并未改变过，国内的人口虽已成倍增加，入伍的年龄却从未改过。威廉现已手握大权，他那无能的哥哥已经死去。他志在创造一个新的陆军，要更多的人参军来扩充队伍，兵役为三年。同时减少乡兵，因为这些人都是娶过亲的。这样一来陆军的总人数未变，但在营里的人数却从四十万增到七十万人，且多数为青壮年士兵。这样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减轻了兵役，似乎是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君主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军人，但初时心里也不过只想到这一层。
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论，就不见得还有人对他的这种办法有其它说法。自由党认为可以从两方任何一方来攻击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乡兵是民众最后要塞，自从１８１３年以来都是由民众的最后连续据守的。从前的“解放之战”之所以打了胜仗，都是他的父辈、祖辈们的功劳，并非贵族之功，因为贵族在紧要关头往往是拿不定主意的；也不是君主之功，因为君主是反对民众的。从前沙恩霍斯特所创建的民众的军队，现在竟要降格为君主的军队。况且自由党与君主的观点相同，都要巩固陆军。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他们都赞成两年的兵役。他们所反对的是增加贵族操纵军队的势力，反对扩充军官队与陆军学校的提议。他们不愿看见那些由中等人家当的军官改为乡兵。无论什么权力都集中到了贵族的手上，所有的外交官、省长、及地方行政长官都是由贵族来担任的。但是只要能够保存陆军还是民众的陆军，１８４８年的精神就不会消失。
罗恩使这件事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他是个宗社党，比君主要厉害得多。他在议院宣布，到了紧要关头，君主之权是不能依靠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依靠党派的演说。他就是这样当众表示他自己反对宪法，使左派掉过头来自卫，一如他所愿的那样。君主一向都是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陆军的人数，直到宪法成立。“我们要普鲁士变作一个立宪国，抑或是如同古时那样的一个陆军国？”罗恩说道，“当兵是要领军饷的，你们若是不肯投票决定三年兵役的军需，就要解散议会。”这次冲突就是这样闹起来了。
在几个星期里，柏林的形势一直很紧张，而在那段时间里，俾斯麦每天午后都要在大西洋里游泳，法国的海岸中以那里的水势为最猛。他通常在比亚里茨游泳，那里与西班牙的边界相近，离铁路邮差、德意志报馆都很远。他每天都要享受海水浴的快乐，起初他不过想在那里只呆几天，后来却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他躺在沙堆上，“吸着烟，悠闲地眺望大海，有时兴致来了再练练打靶。……我已经将政治忘得一干二净，也没有读过报纸。”伯恩斯托夫和罗恩都有很重要的信要给他，他们一直追到比利牛斯山脚下。俾斯麦很舒服地躺在沙滩上说道：“只愿没有直接的宣诏叫我到柏林去！我浑身都是大海与阳光的气息。……我在海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会飞，可惜我却没有翅膀。饭后我喜欢到沙滩上骑马，月光照着我，海水已经退潮，我独自一人一直往前走去。你要知道我又找回过去那种雄伟的感觉了。”


第2卷出使巴黎（3）

俾斯麦有十多年没有像这几天那么快活了，因为他是那么地轻松与舒畅。他是一个极为了解女性性情的男子，他渴望无时无刻不得到女人的爱抚。他每天都写信给他的夫人，发狂般地谈起另一个女人，拿她与他们已死的朋友相比。他杜撰了一个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我躺在两块石头之间，谁也没有发现我，石头上开满了野花。我看着大海，水是绿色的，浪花却是洁白。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极其可爱的女人。如果你了解她的话，你肯定也会喜欢她。她让我追忆起玛丽·塔登……但是人却是极其新鲜的——活泼、聪明、可爱、秀美、清纯。”奥洛夫王爵夫人，就是俾斯麦在海边避暑的地方遇见的，她夫妇二人，造成人间的一道美好的风景。俾斯麦到了晚年是很喜欢这种景致，不再喜欢野蛮的森林与凸出的峭壁。“同你分离后，我觉得很好也很快乐。”他睡得早，起得也早。到了晚上，这位迷人的俄国女人就会弹琴给他听，他就站在窗边边欣赏音乐边看着大海。她所弹的都是他爱听的贝多芬的曲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当你了解她后，你也会崇拜她的。”他们相约同去看一处灯塔，在这里他们发觉那个管理灯塔的女人快要生产了。望着这个女人，一种很奇异地浪漫的想法笼罩了这两个人，他们将对彼此的爱意悄悄地流淌到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身上，他们愿作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当这个男孩生下后，果然替他取名叫奥唐·拉伏雷，是这两个人的联名。只有这一次俾斯麦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抛在了脑后。这个俄国女人已将这个阅历丰富的男人彻底征服了，俾斯麦是很容易被外国女人所吸引的。此后他再也没有这种激情了。
这时他是坐在这个美貌的女人的车里，走向他那巨大的欲望，那就是权力。
发了许多信，打了无数个电报之后，他才在亚威农收到罗恩对他的警告。当他回到巴黎时，对他的宣诏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在两个星期之前，罗恩就有信事先与他们打过招呼。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８日他接到这封信，１９日又发来电报一封。１９日凌晨，他坐火车赶回了柏林。他的心情与十五年前的一次极为相似。那一次也是在他久候之后，他的农人们骑马快速跑到申豪森的家门前，喊道：“男爵，冰已经开始化了，请赶快来！”
进步党在下议院不肯通过陆军提案，要求只有将兵役期改为两年才肯通过。罗恩由于受他的那些懦弱的同事们逼迫，答应说这事他再想想。但是君主如今有毛奇扶助，态度很是坚决，决不让步将兵役改为两年。正在这许多事都处于僵持状态时，罗恩自作主张，趁机将俾斯麦请回，要他提供军队给这三位军长。
当俾斯麦在巴黎接到动员令的时候，君主尚在新巴贝尔斯贝格宫，事态对他的扰动很大。他其实只是一个贵族而并非一个政客，所以他又想到了让步，想到了退位。他平生所经历的那些恐怖的镜头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在他是个孩子时，就逃到默麦尔，长大后逃往过孔雀岛与伦敦，还到过奥尔米茨。在克里米亚开战的前一天，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失败的。９月１８日，他将他的儿子喊了过来，将他那尚未签字的禅位文给腓特烈看。太子为人太过于懦弱，不喜欢这些事情，更不愿夺他父亲的王位。他不肯宣读这个禅位文，说他不能一登位就望着议院退步。他还说禅位不但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反倒会使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右党的政客们会拿父亲来抵抗思想较为自由的儿子。在这里，他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
腓特烈说道：“他是一个亲法派。”
威廉说：“我有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要他当内阁大臣。”
当罗恩又力举俾斯麦时，伯恩斯托夫也帮着他为俾斯麦讲情。老威廉被这两个人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便说：“他现在是不肯来的，再说他也不在这里，我们无法同他商量事情。”这就是威廉最后所做的努力，以避免所不能避免的事。２１日早晨，俾斯麦赶到柏林。有一个认识他的人是这样描述他到柏林的情形：“他很瘦，身体却很好，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好像是一个骑骆驼过沙漠的人。”在俾斯麦的眼中，如今没有一件事不是纷乱的。许多人都有话要对他说，并且对他呈上了各自的奏折。尽管君主太子为了图个清静，避免纷乱，到了一个临近的矿泉处。２１日太子召俾斯麦来见，俾斯麦到后什么都不肯说，因为这位大使尚未同君主讨论过。君主知道他已见过太子，同日罗恩入见，君主很不高兴地对他说：“同俾斯麦不能办什么事，他已经去见太子啦。”这是日后俾斯麦自己所记载的话，这句话也将威廉的全部性格特征显露出来，君主宁愿退位也不肯让步于议院，因为他是个军人，倘若他的儿子不肯继位，其实也很好，因为说到底，他还是愿意长久地手握大权。但是当他一想到他昨天刚刚同意宣诏来京的人今天就已去巴结太子，就满是怀疑。他怀疑这其间有什么阴谋，罗恩是自作主张并且自己负担责任地将俾斯麦召回，这么说罗恩也一定知道这个阴谋，不幸的是这个令他怀疑的人已到了，威廉不能不见自己的使臣，对这些置之不理也是无用的，况且其他的人也不见得比俾斯麦强到哪里去，眼前俾斯麦最想办的事就是新军。
“好吗，就让他来见，叫他试试看，我们手上有什么利器，就用什么利器。”
２２日一早，俾斯麦就去了巴贝尔斯贝格宫的君主的书房，君主这时并不像三天前那样想着退位了，却仍将退位的意思告诉了俾斯麦，并将退位文给他看，先前他已将这退位文交给罗恩与太子看过。他虽然也很满意是上帝恩赐他当君主的，他虽是从神案拿来的王冕，他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当处于奋战之际，他还是显露出他军人的本色，屡次说道：“既是这样我将退位。”
“除非我能对得住上帝，对得起良心，对得住我的人民，不然我就不当这个君主。……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内阁大臣，他愿意来执掌我的政府，所以我决定退位。”俾斯麦晓得君主会有这么一番话的，君主也晓得他希望他说这一番话，因为全部的内阁大臣都会知晓君主的意思。俾斯麦回答说：“陛下是知道的，从五月以来我就愿意入阁。”
俾斯麦用他惯用的手段，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早些请我来。”接着俾斯麦又说，罗恩是要继续留任的，所以必须找其他内阁大臣。
“你会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决意准备整顿陆军吗？”
“是的。”
“既是这样，我就借你的帮助向前奋斗，我不退位了。”
全盘的谈话表示君主于未开门接见俾斯麦之前就已打定主意，要借助于这个意志坚强的政治家，继续作他的君主，这样也就有面子保全了自己地位。他所问的几句话，启发对方给予他所期望的答复。威廉这个人太过于简单，太过于直率，不肯作戏台上的装模作样，于是他扯碎了退位文，同这位新来的大使手拉起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同俾斯麦一样，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以一句话来决定一件大事。君主请他一同在花园里散步，又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这时威廉将自己写的有七页长的时事提要给俾斯麦看，内容涉及到国内面临的全部问题，从让步于自由党起，以至于改良行政。这篇提要的计划是保护威廉以抵御俾斯麦的冒险作法。俾斯麦略一翻看，就知道这必定是皇后授意的。
于是俾斯麦一改刚才的腔调，他知道在暗处有一个人会处处与他作对。然而既已委派他重任且已稳如泰山，他那往昔的自信与骄傲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在这样危险的限制面前，他第一要做的是要坚持自己的政策，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利。他不肯讨论这个提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问题，而在于普鲁士将来的政体到底是独裁制还是议院制。如果有必要，应该在一个时期内用独裁制来抵制议院制。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一种计划不过在约束我们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之内，即使陛下命令我做那些我认为并非明智之举之事，我也要对陛下开诚布公地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但是陛下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我宁愿与陛下同时死去，也不肯在同议院作斗争时将责任全部推到陛下身上。”
他是用一种新的腔调谈话，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他很费了些心思，因为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威廉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声明自己绝对服从命令，我们却能够从他那“魔鬼”一样的心里听到他在说：“我会一直拖着他走，直至他不再怀疑为止。”
他不仅仅是以臣仆与军人的身份，而且是以一个外交家的资格应召的。一分钟之后，他说出了他那实干家的远见，那时君主正要把那如今变得毫无价值的计划摔在干沟里，俾斯麦一把将他拦住。这是俾斯麦第一次以臣仆的身份劝他的君主。
俾斯麦从巴贝尔斯贝格宫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施勒策，这个人很是经历了许多波折才赢得俾斯麦的信任和重用。施勒策说俾斯麦用一种很奇怪地腔调说道：“我想我已被看管了。”


第3卷遇刺（1）

在１８６５年间，普鲁士人俾斯麦变成了一个德意志人。
我并不是说他现在或从前未曾想过要在联邦会中打倒奥地利。在这件事上，怨恨与自炫超过一个人的理智。使普鲁士处于奥地利的地位上，征服他的劲敌——这些都是他的血性的冲动在作怪，而并非什么“德意志观念”。德意志已经成为自由党的一种宗教，他们从前否认俾斯麦信仰他们的宗教，这原是不错的。那时他就已经觉得自己同莱茵河人和巴伐利亚人都不是同类，而是同维也纳人与萨尔茨堡人一样。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心思将境外的这些人分类呢？今天与十年前他写信给格拉赫的时候一样，假若他普通政策是要开枪打死这些人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再过几个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眼看着千万个萨克森人、黑森人、汉诺威人为他的战争而战死沙场。他认为阵亡的都是些外国人，只有普鲁士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桑梓之邦。
德意志的历史曾把爱国主义称为德意志人所特有的。对俾斯麦来说，爱国主义在他身上更是淋漓尽致。俾斯麦晚年曾经说过，德意志人效忠于其父母之邦的君主，最多不过是热爱那一块土地而已。所以俾斯麦的大部分感情是献给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也不过是后来多次征服的土地，这样是不会激起对它的国家感情的。至于科隆与默麦尔更无同族感情。俾斯麦却决意要热爱普鲁士，并不在乎它的地形是什么样子，这样是很罕见的，他这样做是由于他看重王室的征服，而对种族问题却看得无足轻重。他是普鲁士王的臣仆，是勃兰登堡的武士，在他心目中他考虑的只是普鲁士的扩张，他宁愿如同数百年前一样，征服德意志诸邦来开拓普鲁士，不愿费事解决德意志族的联邦会的诸多问题。他要当“盟主”，惟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当“同列”，这就是在他身上流淌的血液所决定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诸多因素而最终难以实现。现在他只将眼光盯在他能够办得到的事情上，他只想打倒奥地利，以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他诚然要为普鲁士扩充几个省，但是他不再以征服为目的。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乔特尔是一个可靠的见证，十年前俾斯麦对他说：“我惟一注意的是在普鲁士的君位。”现在记录俾斯麦所说的话：“我的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德意志打成一片，造成一个国家。”十年前，当作一名党员的俾斯麦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时候，摆脱了多少反对派的成见，开始计算官职的大小而不顾道德；现在他从一个普鲁士宰相变成一个德意志政治家，他又开始以德意志土地着想。他有一种天生的与众不同的性情，只考虑王室而不考虑种族。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他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见解。所以俾斯麦是当代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却不是一个先知者。
在这个当口，俾斯麦很高兴让奥地利为难。奥地利认为管理霍尔施坦这么遥远的一个省很是为难，这就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样。奥地利很愿意将霍尔施坦卖给普鲁士，将威尼斯卖给拿破仑三世，要价四百万意大利银币。如果奥地利不卖出这两处地方的话，它就是任由奥古斯滕堡公爵捣乱，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加斯泰因条约的诸多权利的规定。这个条约称普鲁士在这两个公爵国内享有发言权。现在俾斯麦就可以指给他的君主看，说什么普鲁士的许多权利都被人侵犯。现在他能够促使腓特烈·威廉再向前迈上一步，他很坦率地说出他的计策。他对法国大使贝内德蒂说道：“君主的性格是这样的，倘若我劝他要求一种权利时，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别人也正在争取这种权利，只有这样，君主才会为之所动。无论有什么人胆敢限制他的法权，他就会立即做出决断。”
他给奥地利送去了一份表示权利受损的极不满意的公文，不久回文传来，也是很生气的答复。１８６６年２月间，在柏林召开参政会议。普鲁士王在会议上很坚决地说：“我们不敢去挑战，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也绝不会畏惧。”全部的阁员都表示同意，只有太子持异议。君主说：“这两个公爵国是值得我们一战的，但事前我们必须仔细磋商并等待时机成熟。我喜欢和平，但不得已要为之一战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现在乞求上帝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八个月前，他在兴勃隆时，上帝已经让他看得很明白其实他在这两个公爵国内并无什么权利；今天就只以他而论，德意志联邦会与奥地利的许多权利都已变成往事。
俾斯麦久盼的希望就在眼前，他同太子辩驳了一番，争辩得“很激烈”。同那天晚上一样，他口说着让秘书实录后，他坐在窗口对乔特尔说：“曼斯多夫若是重新回头于旧政策，那么我们必定要在他面前卖弄一番黑——红——金。什列斯维希问题与德意志问题纠成一团，我们必须要同时解决，万不得已要作战的话，也会在所不惜的。一个德意志议院就会约束住其余的中等邦与小邦。”过了一会他又说道：“若是偶然有个伟大的德意志举动，就会打倒他与他的主人！”随后“他赶快站起来走了出去”。俾斯麦就是这样打定主意。他慢慢地，一点点地想出对策。随后一件历史上的与之相似的事情忽然又闯进他的心里，让他从历史转入现实。他引据这段历史反驳了反对派们，随即站起来，发表深藏于他心中的决定。
战事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决意实施自己的决定。独裁者制如今限制得更紧了，只要代表们喜欢说什么事，就让他们说去吧，反正他们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那些检察官们必要挖苦自由党们，告他们滥用自由言论之罪。于是俾斯麦就派了两个可靠的副裁判员去办理这件事情。议会得知不禁狂怒，“你可以用普鲁士国家的所有奖章奖给你的裁判官们，但是这些表面的光辉是遮不住他们那不体面的举动的，也遮不住世人的眼睛的！唉，这些人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民，更是国家和体面……这样的举动会激发悲观人的心态，这是危及国家的。即使是很安分守己的人也开始想将来只是一个复仇的时代！”这是特韦斯滕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的发言，他也是被控告者之一。他最后的两句话，直指革命。
俾斯麦答：“若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将议院变成一个上控的法庭，比至高无上的法庭还要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给予议员们高过其他公民的特别权力，这样的特别利益就是那些最善于想像的贵族阔少们也绝不会梦想到的！假若你可以随便乱说，那么凡是议员都可以讲一些极其粗俗的羞辱人的话！”冲突得不到解决，只有在这种冲突中君主才愿意任宰相的后盾。于是君主下令解散了议会，俾斯麦对于这个结局十分满意。
俾斯麦将要采取的第二步就是要拿得住法兰西与意大利。当日拿破仑三世曾与威廉会面，并约好说一旦情况危机，就请普王立即写信给他。普王称现在就有必要写这封信了，大使将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拿破仑三世；如今确实是时机已成熟。戈尔茨对皇帝说：“我们不仅仅想得到这两个公爵国，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的德意志、法国皇帝答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他又怀疑普鲁士会进一步拓展，于是他事先声明：普鲁士若要再进一步拓展，他对莱茵河的土地将会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这个问题，俾斯麦非常谨慎，他派他最信赖的巴里施罗德前往巴黎。巴里施罗德将俾斯麦的想法告诉了罗特希尔德，由他转告皇帝。俾斯麦就是这样在办公事时任用他的一些私交甚厚的朋友，甚至任用犹太人。不久以后，梯也尔在议院中称，北德意志的统一不久将成为事实，要保持法兰西的势力，就必须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议院中的各邦派无不闻之喝彩。拿破仑三世听后却极为恐慌，自此以后他就开始盘算奥地利失去了什列斯维希，是否该取偿于西里西亚，不然的话，普鲁士就会变得太强大了。一个内阁来了，一个内阁走了；一个议院来了，一个议院又走了，都在那里上演重新划分国界的把戏。带有密码的公文来来往往得十分密切，都是关于战后列强想发表的种种要求，也许这场战争将不会发生。



第3卷遇刺（2）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意大利的军长出现在柏林。俾斯麦认为如果将普鲁士与佛罗伦萨进行磋商的密约泄露出去，维也纳方面一旦知晓后，奥地利就会提出严辞抗议。他要让奥国的君主激怒，这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策略。他既已存有这种目的，于是就将密约告诉弗兰格尔，弗兰格尔是个最喜欢四处传播小道消息的人。俾斯麦对意大利军长说：“我希望我能够劝君主答应宣战，但是却不敢保证一定能劝说成功。”在柏林的全部外国人都警告这位军长，让他不要上了俾斯麦的当，中了俾斯麦的诡计，但佛罗伦萨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当预料到从维也纳方面传来的抗议文书果然到手时，意大利方面决意要同普鲁士联盟。当普鲁士军队去侵犯波希米亚时，意大利军队就去侵犯威尼斯。这是一个三个月的同盟契约票。俾斯麦是个德意志的君主党，他如今却在借助外国军队攻打德意志的哈布斯堡朝廷，且一点儿也不难为情。
谁知他的同盟预备签字时，威廉却不答应！俾斯麦为此费力劳神，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病。罗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朋友，他一连不分昼夜地累了好几天，精力消耗怠尽，前天肚子疼得厉害，直到今天也提不起精神来，现在他的精神状态很令人担忧，易发怒、易激动……我今天也是非常着急，因为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这时候俾斯麦却被病魔缠扰。”在这几个星期中，他与罗恩都很郑重地想过辞职一事。后来罗恩恢复了原有的信念，劝他的朋友坚强些，要一直往前走。俾斯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从自己的阅历中就会总结出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人生所发生的事情，人生的劳苦……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写是由于灰心所致。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应该打的，却不知道我能否亲眼看得到，每一次我都会被这些事情累得精疲力竭。”这个奋斗家很少说这样的话语，带着哲学意味，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丝无奈与疲惫。
当他的反对派们纷纷结成团体来反对他、围攻他时，他的精神却很快恢复振作起来。现在多数的保守党都抛弃他的政策。他们的眼光认为攻打正统的哈布斯堡朝的君主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认为十六年前抗拒拉多维茨的人现在却变成拉多维茨第二。路德维希·格拉赫有时是他的朋友，有时又是他的保护人。当他们晚上坐在火炉边喝苏打水，抽雪茄烟时，格拉赫就用上帝的谴责来恐吓他。格拉赫在《十字报》攻击俾斯麦的政策时，俾斯麦非常生气地反驳说：“我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中受累的人！”俾斯麦对待这位老虔诚家就是说这些气愤的话：“关于这件事情，我必定要跟着自己的方针走。这是我独自一个人与上帝商讨的结果，并未与我本党的党员们商量过。”“他言辞直率，脸色胀红，怒气冲冲，几乎没有一句和气的话。”当格拉赫说希望不要因为他们两个人政见上的不同而导致他们友谊破裂时，俾斯麦却低头不语。他的不语就是不肯，从此以后俾斯麦再也不同格拉赫讲了。
太子与太子妃同时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反对作战，奥古斯塔尤其卖力。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俾斯麦。有一位希望和平的公爵将几封奥国宰相主张和平的信交给威廉。许多上流人士如查理亲王、森弗特·皮尔萨赫、布达施温格、格拉赫，甚至包括全部虔敬派的人士纷纷出现，如同一个个死鬼从坟墓中钻出来一样，结成神圣联盟，共同反对战争。在闹得这样厉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仍是安祥的。就在俾斯麦吹响战争的号角时，毛奇宣称，奥地利兵力的报告只不过是夸大其辞。但是俾斯麦还是能够想方设法诱引奥地利首先出兵。俾斯麦知道威廉不肯同意作战的主要原因是他怕老婆，俾斯麦说：“这时奥古斯塔的战略是反对本国的，当波希米亚边界上已经开了火的时候，在柏林还有多场极其可疑的交涉在进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王后策划的。”
太子妃的举动更加恶劣。３月底她写信到伦敦，对她的母亲说：“因为君主叫弗里兹写信给你，那个恶人就非常生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应该知道……那个恶人说这样做使不得，这样会干预他的计划，说是无谓的干预……总而言之，他很生气，他现在尽一切努力阻止任何人、任何事对他的干预。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才直接写信给你，这样做虽然有些私通外国之嫌，我却不得不这么做！”太子妃这样做不是阴谋，却是谋反大逆。即便维多利亚公主（即是太子妃）仍是一个英国女人，那么她也应该从英国阁臣们的传统中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些阁臣们都绝不会允许外来的王公们干预他们的政事。
俾斯麦已被扰动得如同发热病一样。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说，当他吃饭时，有时就用两手捧住他的头低声说道：“我想我们都疯了！”
德意志的王侯们将干些什么？其它德意志族会跟着俾斯麦的步伐走吗？现在他开始大胆地利用一些手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舆论。他对德意志联邦会提议，要召集一个德意志代表会议，会员是通过普遍选举直接选出来。拉萨尔早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几个伟大的观念之一却死而复生。俾斯麦在晚年时写道：“因为受时势所逼迫，又要同许多国奋战，所以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借助革命的手段。我很愿意采用普遍选举的方法（这是给予自由的最大权利）这样以来我就可以以此来恐吓那些实行君主制国家，以免他们来干预我们的国家政事——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会不择手段的，无论什么利器都可拿来一用。到了这个时候，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使其它国家不来干预！”
十八年前还是一名议员的俾斯麦却反对普遍选举权，他说：“一磅人肉与人骨是不能作为权衡的标准！”芬克曾大声回答说：“灵魂可以。”
俾斯麦现在出其不意地宣布德意志之战，招惹周围的一片哄笑！四年以来，他一直认为独裁者的手段是违背宪法的，如今却要让步于国人，他不怕让国人耻笑吗？况且这种让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胆怯了。假若将太子所说的话公布出来，众人必定会欢迎：“俾斯麦即使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时也是不虔敬的。一个穷兵黩武的宰相是不可能解决德意志问题的。”连太子都不晓得在１８６０年就是这个人在他的巴登奏章里，劝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特赖奇克写道：“事情并非如此，并非是如同用符咒请出来的鬼神来对付一种紧急的需要，其实是在普鲁士的严谨遵守宪法制度下筹备成熟的，因为这个理由，也为普鲁士民族的坚定意志所扶助，并为德意志人民的允许而受欢迎——全国人民所久存于心中的观念，就是这样走入政治家的战场中！……全国人都在想为何普鲁士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国人都惊讶无比，以至于将自己也弄糊涂了！”
德意志精神战胜了理性！当德意志的理想家在那里谈论道德，说“不是这样”时，俾斯麦压住自己对议院的厌恶之情，而是理性地决定一切。



第3卷遇刺（3）

无论俾斯麦听到什么，都不如听到维也纳求和那样令人恐怖。奥地利政府也忽然改变了政策，向普鲁士求和，提议两国罢兵。俾斯麦经历了这一波三折后，再也受不了如此打击，真的病倒了，他与君主交流意见只能用信函来传递。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决定出兵，因为他有拿破仑三世作后盾。奥地利出兵相迎，它不仅仅调遣了足以抵御意大利的兵力，而且还调动了倾国之师，因为奥地利已晓得在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有个秘密约定。俾斯麦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君主在内阁会议上采取了很强硬的态度，当再一次催逼他时，俾斯麦便按捺不住地跳了起来，他说：
“请陛下相信我，我是不想凭自己的意志来潜移君主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那是与我的性情不相符的，而且与我的信仰不符。我很满意由上帝指导陛下为祖国求得幸福的热心，我宁愿多多祈祷，也不愿意上些什么奏折陈述利弊。但是我却无法隐藏自己的看法。我深信我们若是主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也许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战争的阴云就会笼罩在我们头上，到那时一切会更加不利于我们。……如臣这样的人，在这十六年里对奥地利的政策是再熟悉不过的，奥地利一直以普鲁士为复仇对象，这是奥地利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维也纳内阁一旦见到对普鲁士复仇的情形更加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奥地利的第一次努力就是要在与意大利和法兰西战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为他们对付普鲁士争取到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威廉又要祈祷上帝，对宗教的信仰会使威廉激动，俾斯麦不说便罢，一说就说得很透彻。他对君主讲从前的奥尔米茨之事，十六年前，他曾同一人就此事争辩过，这个人就是今日的君主。老威廉一想到还会失败便浑身发抖。他写道：“你可以告诉曼陀菲尔说，倘若有一个人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奥尔米茨之事，我就立即退位！”
到了五月初，威廉还是开了动员会，但并未说明就要开仗。奥古斯塔一怒之下离开柏林，以示抗议。王子原是高级军官，她说这样手足相残是不会有好结局的，会丧失西里西亚与莱茵河的土地。前王的王后原是巴伐利亚人。对此也很愤怒。有几位老军官事先得知这次战争将发生在诸民族之间，也表示反对。现在君主与俾斯麦都同意主战，这一决定却使这两人陷入孤立。君主说：“我知道他们个个都反对我，没有一个不反对我！但是我宁愿亲自拔刀率军赴敌，也不愿意看见普鲁士让步！”同时俾斯麦称：“我知道我已十分令人所憎恶——好运气是靠不住的，如同人们的见解一样。我是拿我的头来作赌注的，哪怕是晚上就砍了我的头，我也要赌到底！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德意志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这两个国既不能不变而且将来也都走很长的路，除此之路别无他路可走。”
是的，他的确是在用他的头作赌注的。有一个刺客在随时搜寻他，只要这个令人憎恶的宰相再次当众露面时，他就会动手。这一年的５月７日，俾斯麦病后第一次离开家，当他与君主会过面后，独自一人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中街往回走时，忽然听到三声响亮的枪声，俾斯麦立即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少年又要开枪。俾斯麦跳过去，一手抓住这名刺客的右手腕，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但是这个刺客的敏锐程度绝不亚于俾斯麦，左手抢过右手的枪，连放两枪。一枪只穿过俾斯麦的衣衫，另一枪却击中了俾斯麦。俾斯麦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扳住这人的喉咙不放，直到有一个过路人走过去，还有两名士兵的帮助下才将刺客捉住。俾斯麦虽然觉得有点疼，但令他诧异的是尚且能走回去，乔安娜和几个客人还在家中等他吃饭。
他进门的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他先进了书房，仔细检察了一下他的衣裳，随即写了一封很短的信报告君主。随后才出来与他的夫人在一起，他吻着夫人的额头说：“小宝贝，你不要害怕，有一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受伤。”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这件事竟像描述出猎时碰见的一件很偶然的事一样轻描淡写：“我原是个打猎的老手，我对自己说道，‘最后两枪肯定会打中我，我必死无疑’，然而我却能够安然无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我仔细检查了身上一遍，我的外套、褂子、背心都有了洞，但是子弹却像在衣服外边溜达了一趟，并未伤及皮肤。我的一条肋骨有点疼痛，好像是子弹打的，但是不久就不疼了。野兽的肋骨被子弹打后有时就呈现凹凸的形状，甚至能打断。子弹打后擦去野兽身上几块毛皮，所以才能够看见子弹所打的地方。我猜我的肋骨也是这样弯曲的，也许是那两颗子弹的力量并未完全施展出来，因为枪口就紧靠在我的褂子上。”
他向朋友们诉说这件事情时就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那样镇定。他并不向他们解释说他之所以救了自己的性命是由于自己的胆量与镇定，还有他擒拿刺客的手段。他是用自己的神勇紧紧卡住刺客的咽喉，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现在他又可以镇定地与朋友们举杯喝酒了。不久君主就赶来了，紧紧拥抱了他的宰相。亲王们各怀心态，许多人聚在宅子里，俾斯麦走出露台，他的夫人紧紧跟在他的身边。普鲁士人一向极为憎恶俾斯麦，从未有过成群的人向他喝彩。今天却因为一个刺客开枪却未打死他，民主党的人们却对他欢呼喝彩。俾斯麦说过几句话后喊道：“君主万岁！”第二天刺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这个刺客名叫科恩·布林德，还是个学生，是半个英国人，他希望杀了人民的仇敌就可以免了战事。刺客已死让俾斯麦非常懊恼。恨自己不能亲自处置他。假若俾斯麦的骨架真的是铁铸的，假若他不是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力，假若他饮弹而亡，普奥两国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瞬就可以激发起来，但是德意志之战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不是人民之战；也不是两个内阁制造出来的战争，这只是一位宰相策划的战争，他让那些内阁成员、君主、军长们都跟着他的脚步前进。假若这几个星期他病倒在床上不能办事，用罗恩的话来说：“据我看来，普鲁士人会第二次打输了科林这场战役。”
俾斯麦遇刺之后，据乔特尔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上帝选好的利器，但是他却不说出这个思想来。”乔特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天天都与俾斯麦见面。他的话我们是绝对可以相信的。俾斯麦的这次杀身之险恰恰发生在这场战事之前，这场战争确实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并不晓得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样。他认为自己遇刺不死实在是一种奇迹，难以令人置信，他认为是上帝在保佑他。


第3卷普奥战争

就在理想派的子弹开向俾斯麦这个人民的仇敌之后五个星期，俾斯麦就号令军队向自己的德意志同胞开枪。在德意志军队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巴黎方面已在喊叫要求“赔偿”。拿破仑三世被梯也尔攻击得很凶，开始后悔自己的政策。俾斯麦派人秘密告诉拿破仑三世说：“假若我一个人可以作主，也许我会为了这件事，犯一点小小的欺君之罪，把摩塞尔河口南边一小块莱茵河的土地割与法国。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成分要多于德意志人。但是，你是知道的，君主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拿破仑三世听了这几句话竟半信半疑，在这几个星期里，俾斯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将自己比作一个驯狮者，把拿破仑三世比作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每天晚上走到狮子笼面前，一动也不动地久久地候着，等着看狮子将那个驯狮者吃掉。”两三年后，那位不疑心的君主被几件流露出来的事情所惊恐，俾斯麦也承认确有其事：“即使我的政策因为这几件事情而被置于不利的地位上……那么那也只能不断地让贝内德蒂与意大利的人们晓得我自己将要走一条不怎么道德的路，但是我的君主却不愿意，他们必须给我时间让我慢慢地劝说君主，使他不再生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阻止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陛下是知道的，我一向未曾尝试做过这种事情。……法国人认为我尝试去这样做会对我们非常有利。”
在这几个星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劝君主反对俾斯麦。老年的密友也纷纷写信给君主，伯特曼·霍尔维（后来他的孙子也给这个君主的孙子上过同类的奏折）在信中说得更加离奇，他不承认这个行为不良的俾斯麦是个德意志人，他说：“只要还有这个人陪在君主左右，只要君主还任用他，君主就免不了被别国所误解——因为由于这个人的举动，导致所有别的国家都不相信陛下您啦。……事态已非常紧急（现在已到了十一点钟），只要是一掷这颗流血的骰子，后悔都来不及了。”写信的人不晓得已经到了十二点钟了，君主也不知道自己已处在困苦之中。因为到了六月初，奥地利已经召集霍尔施坦的各阶级的人。俾斯麦责备他们失信，威廉闻之更是大怒！有一位信仰宗教的王公警告君主，威廉回答道：“奥地利背约之后就是奸诈，奸诈之后就是失信。我在祈祷中恳求上帝让我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我将普鲁士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上，以其敦促我以良心做事！”这位贤主确实相信了俾斯麦的话，认为是普鲁士的体面受到了玷污。南方的乡绅们在多瑙河边，虽用不同的语言，祈祷的却是相同的上帝，祈求能够保护他们的哈布斯堡的体面。
就在俾斯麦为此劳力劳心之时，忽然觉得心神不宁，这一天早上他随便打开《圣经》求得一预告，打开的那一页是一首圣诗：“我将为你而欢乐。我将对着你的名字高唱颂扬之歌，你是至高无上的。当我的仇敌们退去的时候，他们将会当着你的面消失。因为你保全我的权利与我所要做的事情；你坐在高高的殿堂上，判断公道。”乔安娜看见自己的丈夫得了这几句话后，“心安理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是不足为怪的。乔特尔也记载过这件事，他却不问他自己，也是在那一天早上，曼斯多夫在他的家里也可能是贝斯特在他的宅子里，是否可以不去占卜？是否可以不找那些相类似的话来安慰自己？是否可以不去相信上帝真的是在帮助他们？当这位贤良的基督教徒（丢勒的武士、死神、魔鬼合而为一）请求神圣允许时，同时却同一个匈牙利军长磋商能否招募一支匈牙利军队来反对匈牙利的正统元首，这件事却无人注意。俾斯麦确实曾劝过威廉宽恕这一次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党联手之罪，这件事也无人注意。
当普鲁士军队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他鼓动捷克人起来谋反。他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对“光荣的波希米亚居民”说，如果普鲁士军队获胜，“时机对波希米亚人与摩拉维亚人来讲会更加有利，他们就会如同匈牙利一样，按照自己的民俗所欲行事。”
当时多数的德意志王侯都出兵帮助奥地利，普鲁士退出了德意志联邦会，对黑森拿骚、汉诺威、萨克森等邦下最后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打定主意。在这些天里，俾斯麦请一名记者吃饭，这名记者是从伦敦来的，他们以前并不相识。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说了些俏皮话，讨论巴黎的旧事，俾斯麦故意做出一幅很神秘的样子，这位客人当晚就给巴黎发电，详细描述了这次相会的情景。在下最后通牒的那个晚上，俾斯麦同英国大使在外交部的花园里散步。他谈起阿提拉，说他当天晚上是为了德意志而找着他。“说到底，阿提拉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名要超过你们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当钟敲十二下时，他掏出表来看，说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开进汉诺威与黑森，这次战斗同以往相比会更加激烈，也许普鲁士会打败仗，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奋战到底。假若我军失利，我将不会回来，我将战死在最后的一次冲锋陷阵中。一个人终将一死，若是战败不如一死了之。”
两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普军已大获全胜，现在普鲁士人的心境与以前相比也大不相同。自上次那个理想派的刺客暗杀俾斯麦未遂自杀身亡后，有许多人暗地里用桂叶装饰死者的尸体，以示哀祷。假若俾斯麦被刺死在菩提树下大道，想必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当时有人还私下里编了一本小册子，册子里画了一个表情骄矜决意复仇的人，面貌酷似威廉·退尔，正举枪欲射俾斯麦，本来可以将俾斯麦杀死的，不料这时有个魔鬼出来干预，站在这两个人之间说：“他是我的！”如今六个星期后，情形却大不相同。成群的人挤拥在宫门之前，大声欢呼他们的君主。这位君主在三月间的那几天却要逃出来躲在一个小岛上。君主站在罗恩与俾斯麦之间，向他的人民表示感谢。当俾斯麦要坐马车回家的时候，许多人却将马卸下去，甘愿以人代马抬俾斯麦回去。千万人聚在他家门前，其中有一人善意地喊道：“我们欢迎这位军长在外交战场上的胜利。”俾斯麦同他的夫人站在窗口同人民说话，他居然这样说：“君主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很正确的。”他的话尾被一阵雷声淹没了，他大声喊道：“上天开炮恭贺我们了！”这样自大的话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要想了解俾斯麦的为人，有这几句话足以胜过任何别的宣传。
俾斯麦向来不求讨好群众，今天他的地位使他更加瞧不起他们。他正在寻求较为稳固的基地以解决冲突，他决定重新进行选举。在前方开火第三天，他传反对党的两位首领前来商讨有关事宜，特韦斯滕曾在下院发表演说而与俾斯麦不合，如今他也跑来见他的对头俾斯麦了。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怀着一种普鲁士人的信服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前来与宰相相见的。虽然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见到宰相，但特韦斯滕还是比较满意。俾斯麦同时召见的还有自由党成员温鲁，他们一起共同探讨国家新局面。俾斯麦同温鲁谈话是在花园里，在夏夜清凉的时候进行的，因为俾斯麦白天没有时间，温鲁只是谈到了宣言，并未说什么立宪政府的话题。俾斯麦听后激动地说：
“人民通常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为此会付出多少努力，这一切有谁能体会到？我不可能劝君主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但是人们却常常以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接着就会说：‘这篇宣言与宪法同样不好’，按着这样说，一打过仗之后，他们可以裁我的军队！这是做不到的！”
这并非借口之辞，俾斯麦对着这两个人很率直地转述了君主的话，这就表明他同威廉明争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温鲁说：“我们现在的局面很像七年之战之前的普鲁士的局面。……但是，我是很尊敬君主的。……”
俾斯麦说：“局面虽相似，但在位的君主却不同，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居然能够劝一位普鲁士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我觉得很得意。这样的一种政策却不是发一番空论。要决定几条议案空话是靠不住，要五十万士兵才能解决。……我们要同匈牙利、鲁西尼亚、斯洛伐尼亚打仗，并不要同兄弟们打仗。
温鲁说：“人人都很诧异为什么宫门上还挂旗。”
俾斯麦说：“我问过君主几回，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君王听后很不高兴地回答我说，什么时候动手他自己会做出决定，所以你就知道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君主快到七十岁了，王后又常常反对我。”
温鲁说：“我们若是打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
俾斯麦说：“那时候君主将会退位。”
这几句话如同炸药一样，表示他如同一个游泳的人，一旦跳下水后就不得不用尽全身气力。现在如何暂且不管，最要紧的是要游到对岸。他和温鲁的对话很简短，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几次说出了君主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十分清楚温鲁会把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他也知道打败仗对他不利，君主退位也对他不利。当太子对他说有打败仗的可能性时，他也是凶狠地回答道：“倘若把我判绞刑，那又算得了什么？倘若那条绞索把你的君位捆在新德意志之上，捆得越来越紧，那就够了！”
出兵三天后，俾斯麦与君主一同来到离柯尼希格雷茨不远的一个山顶上。此后，最令人关注，令人同情的是打败仗的司令官布涅得克的命运，法兰西皇帝会对他耍一种很不体面的把戏。普鲁士这次能打胜仗，全仗着太子的师团恰到好处的接应。乔特尔写道：“俾斯麦骑在一匹栗色大马上。他穿着灰色外褂、戴着钢盔，他的两只大眼睛放射着光芒，神色非常怪异，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从冰冻的北方来的巨人！当俾斯麦骑马从大批阵亡的将士尸体中走过的时候，俾斯麦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他低声对乔特尔说道，‘将来有一天，赫伯特（俾斯麦的儿子）也许这样横卧在沙场上，想起来令人心痛。”
当炸弹四处炸裂的时候，他哀求军长们把君主请出火线之外。但是哀求也没有用。罗恩回答说，君主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他们无权干涉。“军长们都很迷信，他们既然是军人，就不会对君主说危险。那时候我只是一名少校，他们把君主送到我这里……我的身边就有十个披甲骑兵和十五匹马正在血泊中翻滚。”他跑上前对君主说：“如果你在这里被炮弹打中，我们打胜仗的欢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请陛下赶快退出战场吧！”君主随后慢慢地向左走了，走到了一条大路上，不久就被几个山头遮住，远离了敌人炮弹的射程。君主时年已有七十岁了，有五十多年都未曾见过战争了。俾斯麦劝说君主走开，为的不止是一个原因。他也许想到了前君主腓特烈·威廉的怯懦；倘若现君主中弹而死，他就想到了继位的人；他也会想到上帝，因为战后，他给他的夫人写信谈论君主一事说道：“我宁愿君主像这样，不愿意他过于小心谨慎。”
当敌军开始做出让步的时候，他骑马过去问毛奇；“我们已经抓住了手巾的一角，你知道这条手巾有多长吗？”
“不知道。至少有三个师团，也许是敌人全军。”
打胜仗之后，有一位副官说了两句话很能总括俾斯麦的问题；“大人，你现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棍了。”俾斯麦闻言后并不怪罪他，反而仰天大笑。


第3卷普奥议和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罗马，教王与大臣们大声嚷道：“世界要毁灭了！”此后，普鲁士变成了当强盗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同盟。就在开战那天，普鲁士公开选举了一百四十名守旧派议员。第二天，俾斯麦同太子商谈战事。君主力主和平。俾斯麦要成立北德意志联合会，来推进德意志统一，这个计划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很久，他希望太子协助他办成这件事。虽然意见不同，他们却合力办事，立了奇功，两人都深为感动。这次奇功使他们亲近了许多，以默许的方式和解了两人的矛盾。太子亲赴俾斯麦的宴会，这是多年来俾斯麦第一次宴请太子。
经历这场战争，俾斯麦有机会看清了周围群众的真面目，他说：“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服从命令、守秩序；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和气，不掳掠不焚烧；他们很信奉、畏惧上帝。”在信中他对夫人说这完全是真实的，是他亲眼所见的。在他看来这番话好像是说他的农人们如同慈心的乡绅，他们敬畏上帝，才使他们身上产生诸多美德，他虽为平民的美德所感动，但与他们其实仍是格格不入的。他虽贵为宰相，却并不为自己要求特殊待遇。柯尼希格雷茨战后第一夜，他所睡的地方“不过比粪堆略好些，四周都是伤兵”，后来一位公爵把他带到稍好些的地方。
军长们常让俾斯麦生气。当他一言不发时，军长们反而发号施令。为此他觉得很难以忍受。有天晚上，一位军长喊醒他，说君主要早上四点钟骑马出去看一场小战斗，他在床上大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必定是你们过于热心，想布置一种后方的小战，在君主面前出风头，所以不让我睡觉！”有一次刚打完胜仗，他就给他夫人写信说：“倘若我们不过于苛求，倘若我们不相信已经征服天下，我们会缔结和约。我要拿冷水浇发酵的酒，让人们明白不是我们独居欧洲，还有其他三个强国怨恨我们、妒忌我们！”
俾斯麦把注意力紧紧盯在欧洲时，军长们挥动着军刀，要进攻维也纳。在琴尔纳霍拉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上，俾斯麦到得较迟，君主把新闻告诉他，大炮在两个星期内可到，大炮一到，就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听后浑身发抖：“两个星期！”他只是个少校，肩章既无宝星，也无一道红线，他说此话时军长们对他冷嘲热讽。他劝告君主不必攻打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堡进发就从那里渡丹努比河，敌军走东面就会处于不利之势，不然就要退入匈牙利不战而自动放弃维也纳。君主看过地图后，大加赞赏俾斯麦的战略。后来俾斯麦说：“他们虽采用我的计划，心里却不甚情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与奥国相冲突，，要避免发生难堪的记忆。……普鲁士得胜之师一旦进入维也纳，会很伤害奥国的傲气。当时我与腓特烈大王的想法一致，即使将来有战事，也要守护好此战所得的地盘。……同奥国开战后，必定要同法国打仗，这是历史上所不能避免的事。”
几天后又在布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提议与维也纳讲和。俾斯麦当面劝谏君主：“倘若敌军放弃维也纳而退入匈牙利境内，我们一定要追击。只要一过多瑙河，我们就不能与后军相接济，最妙莫如向土耳其都城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俾斯麦睿智镇静，表现出天才的雄志大略，挑起战争的是他，催促战争的还是他，然而打过一次胜仗后，他却浅尝辄止，收兵待命。因为此时新的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了，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战后十日，他打定主意同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讲和。军长们血气方刚，要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少校找不出一条更好的方法来，他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同时他又要实行他的计划以免得君主不高兴。（君主是军人）当军长们告诉君主说俾斯麦少校无精打采时，威廉有点不高兴。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只好另想办法。
由于法国的催逼恰在柯尼希格雷茨将战之时，维也纳被迫答应把威尼斯献给拿破仑三世，只要他能阻止意大利进攻。法兰西皇帝却不愿干预他国的事，只愿给双方交涉，他对普鲁士的波希米亚大营献策，法兰西愿在中间调和。俾斯麦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答应：不要奥地利的东西；由戈尔茨在巴黎处理德意志问题。他说他预备对这个“高卢种”发一个汉尼拔的誓。这时巡哨兵已与巴黎交换过电报，危险似乎已不存在。俾斯麦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要称霸欧洲，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权力出来干预他了，他就是普鲁士王！
威廉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再加上将军们怂恿，这位爱好和平的君主对土地也贪得无厌了。他对俾斯麦说：“请拿破仑三世作调停人，普鲁士要作德意志的领袖，要赔偿军费，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威廉向巴黎所放出的一箭。但是俾斯麦从他自己的箭袋里取出第二支箭放了过去，他让大使把详情报告给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被大臣们所逼迫，“很动摇，很灰心”，他做错了一件事，以后怎么办呢？奥地利与萨克森是一定要保存。法国反对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最要紧的事就是仍使南北分离，无论怎样，至少也要做到表面上的分离。沙皇想乘机染指，要分享异味并提议开会商谈。这更使拿破仑三世雪上加霜。此时“瘟病”蔓延欧洲，内阁们得了割地热病，普鲁士军中传染病流行，霍乱病并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同奥地利讲和，是早晚的事。“因为贪图小便宜，而阻止和谈，是我所不愿做的……”贝内德蒂的论调又出现了。他开始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商讨。普鲁士打胜仗却也不能割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贝内德蒂给巴黎打电报商讨让步，双方同意了。１８６６年５月２７日，和谈会议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
普鲁士的将军们打了胜仗，不肯就此罢休，君主受他们的鼓动，也反对俾斯麦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在军事和谈会议之前；要完全独立地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四年后在凡尔赛宫，他已不能自己独断专行）这次与奥地利打仗，他是孤立的。假如他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保护自己，必要时，还可以上书辞职，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切后果均有他一个人负责，他十分清楚惟有成功，国人才能饶恕他。
这时恰逢俾斯麦患病，他无法穿蓝色军服，挂刀摆出威严神色来，只好穿着陆军便服在屋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只好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列出好几个理由。军长们提议乘胜长驱直入，君主对此大加赞赏。俾斯麦彻底孤立了。他的大脑已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了，精神都要崩溃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走进卧室放声大哭，不久军事会议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感动，是在十七年前，那时候他在作演说，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走的这条新路，如果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致谢。……但现在还不能够……”俾斯麦为此已奋斗十七年，他从长远利益、多方面、多角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解开，不以一个单独观念为目的，也不从一个单独的思想为目的。
议会这块拌路石被一脚踢开了，他的国君却挡住了路。十七年前，君主禁止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国君是一个懦夫，后来成了疯子死去。后来威廉继位了，他既不疯又不儒，却非常讨厌打仗。他在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却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俾斯麦这时已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君主和将军们不把他看在眼里。事实上俾斯麦是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他们原应该感谢他才是。此时这位老政治家不再发表任何激情的抗议，也不再以辞职来恐吓他们，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去，不想听见、看见他们。如同十七年前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杰出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主，站起身来，将军们也跟着走了出来，俾斯麦正哭着，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凭他灵敏的外交官的感觉，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提起精神把和谈的理由详细地写下来，并附了一条要求，若不听取他的建议，请君主让他辞职。第二天他拿着这件公文去见国君。在前厅听说霍乱病已在军队蔓延。他早预料到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匈牙利、奥地利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奥地利若受重创，将与法兰西、俄罗斯联兵共同对付于普鲁士，这就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将为它新的革命开辟一条路。他再一次阐明，普鲁士用不着德意志的奥地利，拿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拿奥地利当作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应赶快做出决定，不要让法国先下手为强。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够，一定要奥国割让西里西亚，再从其他德意志诸邦取几块零碎土地。俾斯麦对此竭力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分割那几个城邦，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威廉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不肯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但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俾斯麦，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个首犯，必须惩罚！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可以从轻发落。”
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开庭审判不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只管德意志政策。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就如同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要办的事，是以普鲁士王为首领而成立统一的德意志，或者先迈出一步，走向统一。”俾斯麦从前从未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八百万德意志人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俾斯麦要阻拦他们，反对对立与分裂。俾斯麦挑衅奥地利而引发战争，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治疗伤口。他不要土地，不要赔款，只想建立起性质相同的一种合于理性的联盟。他排斥过分依赖武力，他看重仔细地打“算盘”。俾斯麦惟有在尼科尔斯堡，惟有在这个地方，才走近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第十八世纪的威廉，他为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而感到十分生气。“我再往下解释也没用，他已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最先想到的事是入伍当军官，利剑在手，继续打他以为很糊涂的仗。这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没有勇气。走回去后他又觉得很难受：“不如从窗子跳下死了完事。这时太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知道我原本反对打仗，要打仗，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若感到已经达到目的，要讲和，我愿帮你同父亲讲话，作你的坚强后盾’。”
不到半小时，腓特烈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辩论得厉害，父亲终于答应了。”太子这样帮助他的对头，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相持不下，危急关头，宰相把责任交付给我，我暂且找不着人替代他。我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我很难过，却也不得不听从他们。”
这件事很像一幕诙谐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不许他再跳，并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他找不出另一个医生，别无所措，只好接受儿子的劝告，他对乐队点点头，优美婉转的音乐戛然而止。


第3卷大赢家（1）

一个星期之后，两国君主同时在柏林和巴黎发出话来，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要强迫本国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让他们的选员持械以待，投票要求选员们出钱助饷。此年七月双方都有一些人反对打仗。有一篇来自巴黎敬告全国劳工的书信说：“在全国工人看来，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助一个王朝只能是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也和书信所讲的意见一致。然而在普鲁士却无人敢这样说，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兰西人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与法兰西皇帝决战。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德意志自卫之战。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兰西是进攻的一方，他们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说过很激烈的话之后，有十个人不肯投票筹饷。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弃权票，因为他们要躲避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在社会党的报纸里有这样的议论：“拿破仑三世的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我们的利益与法兰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但由于这是德意志中的恺撒主义者和法兰西中的恺撒主义者决战，这与我们并不相干。”翌日却发了一篇宣言，有许多人竟说到了“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而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而投票的。
战事初起，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塞雷兹》是一个套调，像整个第二帝国……在普鲁士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威廉第一唱‘耶稣是我的深信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提白（警察总监）这就是德意志的《马塞雷兹》，德意志的俗物，好像是十分快乐，因为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炫耀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１８４８年之后二十二年，一场民族之战在德意志竟会引起这样一番冲突！”但是这时候还没有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的回音。
欧洲对法兰西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士。俾斯麦要用他的铁腕手段制造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仪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任意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德意志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正式答复时说，这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说，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也会提议的。以牺牲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１８６６年在未放第一炮之前俾斯麦自己所提议的。
贝内德蒂的要点是可靠的，欧洲是信任他的。这不过表示人们清楚俾斯麦办事所用的诡诈。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样是好东西，所有的污秽衣服都要当众洗濯，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把戏，将要从此告终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德意志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在１９２６年刊登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时才揭露出来的）因为怨恨俾斯麦，生自美国的普鲁士的维多利亚王妃和其丈夫阴谋叛国。战争过去后，普鲁士王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１８７１年７月３１日在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过早饭后遇到弗里兹。他为人很公道，也很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独断专行，其实就是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他，却对他毫无办法，说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说是贝内德蒂所提议的。弗里兹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他们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向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仑储君感激俾斯麦的原因，他在六个月前不久，替太子赢得了最想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无论什么人都附和他，如同１８６６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每一场仗结束之后，那位军官立刻就联系实际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莱茵河来，你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恶棍！”
这一次，一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了。色当之战后那天晚上，汪普封哀求毛奇放过法兰西军队。俾斯麦干预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的感谢，尤其不能相信法兰西人民的感谢。法国连续改朝换代，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所束缚。法国是个好妒嫉的民族，我们柯尼希格雷茨之捷并不伤害法国人，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慷慨大度，因色当而饶恕我们！”普鲁士要求法兰西全军不留枪械不留旗地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对付法兰西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磋商中他运用一样的手段。他的政策不为人所动，是征服者的政策。但却与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政策不同。他有诸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无定性，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理由。在这样的政策下取得洛林，是在意料之中的。
９月２日清晨，他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看见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是骑马的军官，“我立刻握住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而面对的却是六个时，我不由自主地看着我的手枪并伸手去摸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满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被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了。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以一对六，战胜者紧握手枪，战败者却面如灰土。
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说这次谈话如同“跳舞谈话”，他们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同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说他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却有一种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他还有点怕这位皇帝，他尝试赢过他。现在，他待他的对头如同对待被他征服的女人一样，只剩下同情了。
其实被俘的这个皇帝是个累赘。拿破仑三世投降后的当天晚上，俾斯麦说过一句话，露出其思想来：“我们还要等许久才能赢得和平。”事情变化到这个地步，他很想走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所走的路。他想避免再动用兵力，想要求土地以补偿。因为敌军有被消灭的，有被掳的，不然也是被完全包围，这个国会分裂为几个党派，到那时这个软弱无力的国家定会让步。假如俾斯麦如四年前那样实施他的计划，那么他的政治手段就会凌驾于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手段之上，但从前他要阻拦君主和军长们进入维也纳已经是很为难的事了，现在要阻拦他们进入巴黎，那更是办不到的。当俾斯麦坐火车赶向前线的时候，他偶然听见波比斯基说道：“这次我们有准备了，俾斯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现在有许多事催逼他，最要紧的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疾呼。在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德意志害怕要占据维也纳的人多，愿意割去这个地方的人少。现在却不然，德意志报界大声呼吁：要求割取阿尔萨斯“作为担保，免致将来被世仇所攻击”。
有一部分德意志人是社会党，只有他们宣言说拿破仑三世倒台了，战事就告终。９月４日在巴黎宣布共和国成立。９月５日，在几处德意志民众会议里，发表了同情支持共和国的宣言。从此以后，劳工阶级每出一张报纸，都有两行大字作标题说：“同法兰西签公道和约！不割地！罚惩拿破仑三世与其同党！”马克思写了一篇宣言，流传到德意志，预言割取阿尔萨斯会使“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割地不过使两国暂时停战，但这种和平决不是永久的和平。”于是一个严厉的军长拘捕了党派委员团的委员，把他们锁起来送到炮台里。雅科比在尼科尔斯堡发表演说，反对割地而被拘捕。八月中旬，马克思说：“有两种人要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古普库斯的阴谋派里头的人与南德意志喝醉了酒才有胆量的爱国人士们。因此割地就会变作一件不幸的事。”初时俾斯麦好像也是这样想的。
“当战事开始的时候，他有必要在谕旨里头说无论是德意志人民，还是法兰西人民，都正在享受基督教文化和与日俱增的幸福，现在却被传作一种积极的竞争，过于血腥的竞争。法兰西的元首们为了取得个人私利起见，知道怎样以一种惨谈经营的不良指导而牺牲我们伟大邻近民族的公道。”开仗的第一天，俾斯麦就是这样对仇敌说的。同时又是这样对欧洲说的。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不能把一个民族与这个民族的政府分得如此清楚。当时只有一件事也许是俾斯麦未曾提防的，那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权与人格变化得那样快。
八月中旬，威廉进人法国境内，俾斯麦宣谕：“拿破仑三世水陆进攻德意志以后，德意志以前和现在都愿意与法国人共享太平……”同时腓特烈·查理发出一道陆军号令：“法国皇帝始终未问过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邻国作战，而先前这本为打仗的先例。”


第3卷大赢家（2）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呢？发出宣言之后的第五个星期，共和国的第一个外交部长走进胜军的大营请求选举议员的时候停战。福尔毫无理由希望战胜国把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人民区别得这样清楚，难道不是幻想吗？难道两国反对打仗的人们不相信普鲁士承认法国人的和平的意思么？他们推翻从前好战的政府，把与这个政府作对的人们抬出来执掌政权以作表示——从根本上改革，把帝国变为共和国，以表示出他们爱好和平的意思。且当危急之际，梯也尔与福尔两人不是排斥宣战的么？他们的朋友不是不肯投票筹军费的么？他们现在不是都当了共和国的领袖了吗？
可惜理想与事实相差太远，打了六七次胜仗就更不同了。从前法兰西被那些求私利的人所误导，于是俾斯麦在谕旨里发表同情邻近民族的话。八月中，俾斯麦在他的宣言中说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共享太平。现在的俾斯麦还是以前的俾斯麦，却发出两道通告书给两位大使，说此战德意志民族应负责任。福尔对他说法国人已经驱走了皇帝，愿意赔款以取得和平。俾斯麦驳道（厄热尼皇后派了一个喜欢冒险的使者去见他）：“我们不管你们团体的情况，若拿破仑三世复辟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和平，我们会把他送回巴黎……假如我们知道你们的政策的确是法兰西的政策，我会劝君主不要退兵。但是你们所代表的不过只是少数人，我们从你们的政策中得不到什么担保。考虑到将来的安稳，我们打算要全部的阿尔萨斯和部分的洛林及麦茨市。”
福尔是律师出身，但此次他站在那里，面无血色，胡须杂乱，拿起他的沾满尘土的外衣和被挤扁了的帽子说道：“我们既不割让一寸土地，也不割让我们炮台的一块石头！”但他却敬畏俾斯麦这个人，他说德意志政治家“威严而苛刻，但是他的苛刻之处被一种自然而几乎是和蔼的态度减轻了不少。他客气而庄重，无任何装腔作势，显出一种和蔼且坦白的态度，始终都保持着此种神情”。
俾斯麦态度的变化有了重要结果。后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都表明他能够利用这个好和平的君主进行协商，虽然有多数军长反对。他要求法兰西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以保护德意志。他说除此之外无任何办法可以担保和平。不过一年以后，他同柯雪林谈到：“假使普鲁士打胜法兰西，会有什么结果？譬如我们赢得阿尔萨斯，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所得，在斯特拉斯堡永远派兵镇守。因为法国总会想办法找同盟的——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是会不好过的！”
马克思的说法是：“这不过是暂时停战而非永久和平！”俾斯麦见战事快要到了，显得很高兴，因为有战事就有可能会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思想和欲望绝不因为邻国不老实而想到攻打它。在五十五年间，有一半法兰西人忘记了德意志人的最后一次入侵。普鲁士的扩张虽只有四年，便使法兰西人神经不安。在二十年前发表的演说中或私下的谈话中，俾斯麦并未有这样的动机。他从未谈过“世仇”。他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喜欢谁呀？现在他忍然感到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经过这一番战事而产生的另一个国家。无论什么人读他的最后的宣言，都不希望他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恰恰完全相反。俾斯麦原是一个建筑家，如今却变成一个征服家。
欧洲有人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他们自己既想有中立地，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变作其中立地呢？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答复时说：“若是这样，铸成一条链的中立国，从北海延长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就不能从陆路攻打法兰西……虽然我们是习惯于尊重条约的。……这样一来，法兰西就得到了一条保护带以隔离我们；只要我们的海军不能与法兰西的海军抗衡，我们就无法阻止敌人从海道进攻。这虽不过是一条次要理由，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比利时与瑞士确实想独立，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都不想。“我们只能盼望强大的法兰西精神之特长远住在那疆土内的——这诸多元素，是依附于法兰西的——遇有新的法兰西德意志之战时，会触动这个中立国……再成为法兰西的依附……所以我们没法，只好把这块地连同炮台等完全归入德意志，作为德意志一道坚固城墙以抗拒法兰西。我们就要保护这些地方，且要将法兰西将来攻击我们的起点挪开，延长几日行程。”
“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障碍就是居民的仇视……那里有一百五十万德意志人，他们有德意志人性格的许多长处，同时却与另一个民族杂居，这个民族有许多的长处，却独独没有这样的好处：他们的诸多属性给予一种享受特别利益的地位。……德意志人性格的一部分就是每个种族都要求自己特别优等，尤其是反对最近的邻国。一个阿尔萨斯人或一个洛林人，只要他一日说自己是法兰西人，一日就有巴黎的繁荣及法兰西的统一的伟大在背后，他见到德意志人就带着‘巴黎是我的感觉’。……这种仇恨还存在，这确是事实……我们应该有耐心把这种仇视推翻。我们德意志人有许多方法。总体而论，我们善于治理也较为人道，胜过法国政治家（大笑）……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恭维自己，说成功就在眼前了。”
经过这样合理与公道的考虑，这位政治家的谨慎观念表现出来了。倘若胜利议和之后，关于胜利品，他敢于告诉国人说他只好拿来，这就证明他并非不经过一番考虑就做出决定。既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拿来呢？过了几年，他对两个新省代表说，他不愿意拿阿尔萨斯和洛林，只因陆军诸师所逼，不能不这样做。
最初的几个理由，要求诸陆军与统帅们保持冷静。打了几次胜仗后，将领们自然都有些陶醉了。此外俾斯麦有一种一贯的仇恨：他不能容忍莱茵河一边还有一个法国。最后就是一种德意志民族派的考虑：民族派觉得德意志容易受到法兰西的攻击，因为卢森堡王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如果仅以南德意志而论，这个国家的弱点会成为统一的障碍。俾斯麦在国会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的形势：“阿尔萨斯的一角在靠近威森堡的地方插入德意志，将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分开。”但这样的弱点只不过只是该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大笑说，战时的国家就是用特别的话语来煽动激情。他说：“我们要的是炮台，有人说阿尔萨斯在古时候是日耳曼种族的一部分，这是教授们创造出来的谣言。”他知道大选侯所用以对付路易十四的态度是用丧失阿尔萨斯作为主要的理由。他知道霍亨索伦极少有权利要求这一省，因为九月初六他早已说过：“我不要割取洛林，但军长们说麦茨是不能不要的，因为这个要塞代表十二万人的价值。”不久之后，他又对一个英国外交家说：“我们不想要阿尔萨斯或洛林，法兰西可以有这两个省，但却要承认几个条件，使他们不能用这两个省作为根据地以攻打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斯特拉斯堡和麦茨。”
割地原是件很冒险的事，他却强迫自己一定要割地，他所依据的理由就是决心要创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认为民心涣散，只有“一种公愤”才能使呆滞的民心激动起来。现在德意志人有了他们联盟的证物，那就是这块共有的土地。他相信南北德意志必定要联合。当他们合手培养这株新树苗时，成果会显而易见的。
色当之战那一天，俾斯麦的密友德布鲁克说了句俏皮话：“从帝国土地（指阿尔萨斯与洛林两个帝国的省）将生长出帝国（指德意志帝国）来。”


第3卷德意志帝国成立(1)

“现在的形势已不是上个九月的形势了。你若还要说，连我们的一块砖也不肯让给你们，不要商量了。”这是俾斯麦对福尔的开场白。那时德意志已经围困巴黎三个月了。俾斯麦接着说：“自从我上次见你之后，到今发现你头发变白了许多，但令人遗憾的是你来晚了。有一位奉拿破仑三世之命来的新使者正在等候，我可以与他商量……我为什么对待你的共和国就像对待合法政府一样呀？你们几个不过是叛徒！当你们皇帝回来时，他将来有权力枪毙你们。”
福尔说：“那会与政府发生内战。”
俾斯麦说：“你以为真会发生吗？我看不出你们的内乱会怎样殃及德意志人。”
福尔说：“你不怕穷追我们到绝望？你不怕我们的抗拒变得更激烈吗？”
俾斯麦说：“你有抗拒力！但你无权力——请你仔细听我说——你无权在人与上帝面前因为一件极为可怜的小事，使全城二百多万人作战俘！请你不要再说抗拒。你此次的抗拒是一件罪恶！”俾斯麦掉过脸去看那道门，他告诉福尔说，拿破仑三世的使者在门后等候（其实并无此事）。
福尔说：“在我们受过所有苦难之后，请你切勿强迫法兰西受辱而容忍拿破仑三世！”
五分钟后，割地与赔款的重要条款都商量好了！后来就是吃饭，人人都留心看这位从挨饿的首都巴黎来的大使吃多少东西。现在草约已经讨论过啦。俾斯麦请福尔吸雪茄，福尔不肯吸。
俾斯麦说道：“这是你错了。人们彼此争得不相上下时，最妙的莫如吸烟。凡是吸烟的人，都不想失掉他的雪茄，所以他要避免激烈的身体动作。况且吸烟和缓我们的心境。从我们的雪茄向上升的青烟有一种迷人的力量，使我们较为容易相互通融。”说过这句话不久之后，同福尔来的一位法国伯爵，微笑着看他吸雪茄，上面那番谈话的故事就是这位伯爵告诉我们的。
法国人称赞俾斯麦有极大的操纵欲望，并且毫不客气！他自然是同他们玩耍。如同一只猫耍一只小老鼠一样。但是这一次他用高卢族的善于说俏皮话的本事，以迷惑他的仇敌。因为他也要急于讲和，几乎同他们一样。假使他是同英国人磋商条款，他的腔调会变得很不同。当后来梯也尔同他相见的时候，梯也尔说了几番善于辞令的话，俾斯麦要六十亿赔款。梯也尔说道：“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俾斯麦首先说德语，又说必得请一个翻译来：“我不太懂得你们的言语，我听不懂梯也尔先生最后所说的几个字。”等到他又开始讨论实行的细目时，俾斯麦又说法语。
福尔说道：“对一个政治家而言，他的才能是几乎无所不及的……他神经是机敏的，他的眼光只盯准那些实际可行的东西。我很诧异，有时他很体恤，有时他毫无怜悯之心。他始终不骗我。他太过苛刻，往往使我痛心使我生气，但是无论大小事，我都认为他是正直的。”
因为要同君主与军长商量许久，耽搁了磋商条款。各式各样的未奉过命令的人都上奏章。
奥古斯塔一马当先。俾斯麦说道：“我知道这有许多不光彩的阴谋。我请君主写一封长信给她，她将不再急于写信了！”他要用捐助巴黎而得的两亿偿还１８６６年强取自德意志诸王公的款项，君主不答应。除了俾斯麦外，没有人不苦劝要法兰西交出几处炮台。后来他要阿尔萨斯、柏尔福、一部分的洛林和麦茨。他又要求赔六个亿兵费，德意志军队进入巴黎。他把兵费减到五十亿。１８０７年普鲁士赔偿兵费是按户口来计算的。这次俾斯麦所要求的兵费，是按照普鲁士所赔的比例算的。俾斯麦也把巴里施罗德召来商讨。后来他任由敌人二者择一，或交出柏尔福，或答应德意志人进入巴黎。法兰西即刻决定宁可受入京之辱，也要保存柏尔福的炮台，这次决定与我们所估计的法兰西人的性格并不相合。
当人人都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俾斯麦仍然是疑虑的，关于割地，他的心很不安，他对太子说：“我答应保住麦茨不还……”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以我个人的见解，我们已经赢得许多，超过我们所预料的。……我既要听上头的话，还要听底下的话，另外还要听许多有远见的人的话。我们快要取麦茨啦……”
等到他把诸事都安排妥当后，轻松的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最近他经常神经痛，现在却不疼了。他走进军人们等候他的屋子中，晚上他邀请巴伐利亚使臣与巴里施罗德两人吃饭；这是统一与财政的符号。他请人奏乐，听的就是霍亨菲列波尔格进行曲。
第二天，梯也尔来签条约，这个打败仗的大臣重新又变作无情的历史学家。他看着俾斯麦说：“促成你们统一的就是你与那剩下的人。”
俾斯麦很机灵地看了下这个有学问的法国人，只好用一句话答道：“也许是的。”
这次签订和约耽误了很长时间，在双方的奋斗与阴谋之后，他们两人利用很短的谈话讨论了数字与利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两个所争论的问题，不过是这一方面不肯让那一方统一，那一方面不动兵是不会达到统一的；德意志的民族进步，要依赖德意志与法兰西之间的国际上的不和——用大炮与理性相攻，那个走好运的俾斯麦，并不否认这都是事实。梯也尔的年纪，比俾斯麦大得多，也是一个聪明人。俾斯麦既不想无礼于他，也不想使这个法国人猜度他自己无主见。俾斯麦却更不愿意置自己于梯也尔的掌握之中，所以他不肯说承认的话，恐怕梯也尔后来从议院的演说台上，能够卖弄这些承认的话作为他所赢得的出乎意料的胜利。俾斯麦一眼就看透，立刻权衡与计算，知道怎样跳出困境。他的天才使他觉得很有把握，他答道：“也许是的。”
到了十一月底，德意志统一的初级条件已经具备，只差一座王冕，自从恺撒三次不肯戴皇冕以来，帝国历史从来未有过这样的戏剧。期望自由主义的人们，无不反对帝国的成立，甚至于弗莱塔格也反对称帝，他说这是“一种虚伪的观念主义复活”。全部德意志称王诸邦与大多数的德意志称公侯诸邦也反对称帝。这是由于妒忌，最重要的还是威廉本人不愿意。他十年前自己把冕戴在头上，难道要现在诸王公先齐声喝彩，其后来是人民喝彩，请他再戴第二顶皇冕么？这却是他哥哥所不肯戴的。视皇冕为粪土的威廉想起他的祖先们与他的七十四岁年纪，决意抗拒说道：“我是一个普鲁士人，要这个东西作什么，还不是同一个化装跳舞的人嬉戏一样吗？”威廉原是一位陆军军官，所以说这样的话。俾斯麦带着很诡谲的幽默，只能答道：“陛下诚然不要永守中立，只当一个‘主席’（会长）是不是？”
等到除夕，这位谦让的普鲁士王还对他的儿子说道：“我最反对的，最不喜欢的，就是称号问题。我不能不说起德意志的更大的统一问题是兄王所最注意的，我又无法不记得这顶——纸上的王冕是怎样送给我哥哥戴，他怎样不肯戴！……但我心里尚有一个普鲁士人的血性的一面，……现在却要看见已经退入历史舞台的称号，我不要称王称帝，这是普鲁士的仇敌们所称的，已有一百年啦！……这是诸多不良的命运阴谋摆布我。”
一千年前，查理大帝的感觉和威廉今日的感觉相同，因为当教皇把皇冠加在查理大帝的头上时，是出其不意的，查理是不愿意的，皇后后来说：“这一天，虽然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假使预先知道了那教皇的用意，我们也不会往那堂里去的。”
俾斯麦，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实干家，初时也反对称帝的意思。后来到了十月间，关于旧时普鲁士朝廷的光辉，也曾同太子说过，不料他逐渐也热心于称帝，认为皇帝称号会促进统一与集中。
有许多德意志种族赞成成立一个帝国；巴登大公是赞成的，尤其赞成的是普鲁士太子。弗莱塔格那时常同太子密谈，他批评太子：自腓特烈看来，为他与太子妃先筹备一顶新王冠与一件新利器，这是很郑重的事件。弗莱塔格说的是把德意志重新凑拢起来，太子原是最初的发起人，他是制造这件事的最重要的人。当第一次德意志帝国议会初开会时，原是腓特烈布置介绍萨克森朝诸帝的古时加冕仪式。
但是现在普鲁士王的儿子与普鲁士王的女婿都没有提议的权力，这个提议要出自最强的德意志诸邦之王——而他却坐在梦境的城堡里，被音乐所迷。巴登王的王位仍然被搁置不被理睬，因为路易王既用不着皇帝，也用不着帝国。一直等到有人告诉他，说他可以暂住在一所更华丽的宫殿，他才开始注意于正在进行的事，他便打发他的太傅到打仗的地方，在巴黎城外先确定下住处与马号。
俾斯麦抓住这位太傅不放手。这位太傅就是霍伦斯泰因伯爵。俾斯麦费了许多劲，难道因为一个国王不肯接受皇冠，一个国王不肯送皇冠，就让他的许多计划消失了不成？他写了三封极有文采的信，就是在饭桌上写的，用的是不很黑的墨水和比吸墨纸好些的纸。他证明给路易王看，（路易王有他的忠厚之处）假如普鲁士王在巴伐利亚境内具有势力，自然会令巴伐利亚难堪，但是这位德意志皇帝却不只是巴伐利亚的一个邻居，不仅仅是属于一个不同阶级的邻居，还是同国人；所以路易王只能让步于德意志皇帝，不能让步于普鲁士王。假使这个论据还不能使他相信，此外还有一层更有力的论据，难道俾斯麦想维特尔斯巴赫氏与俾斯麦不能联盟么？三百年前曾常有这样的联盟！所以他在一封信里头附了第二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感谢这位国王，“感谢巴伐利亚坦白诸王在数十年间，对于我的祖先们表示这样异常的亲爱，那时候维特斯巴赫氏，辖治勃兰登堡的玛赤地区。”


第3卷德意志帝国成立(2)

在这两封信中我们既有对方的权位的依据，又有利用对方的性情的依据。路易要回信的话，写些什么呢？他若与俾斯麦的意见不同，他若用什么刺激威廉，事情就有可能不成功了，因为普鲁士王为了等一句借口就不肯称帝了。据俾斯麦观察，威廉“不免想在诸邦的王公面前卖弄他的优点……表示他更注意看重普鲁士威望，超过要他们承认帝号。”
所以俾斯麦要扮演治疗神经病的专家，把祖传的药给他的两位高贵病人吃，药味虽同，而所用之法不同。当他把信送给路易王的时候，他低三下四的把复信稿子也附在其中，这个信稿，是他代替路易模拟威廉的（“陛下只须照写就是啦”）。那位太傅带了三封信回去了。不料路易王有病，虽是这样说，路易王把这封信读了两遍，果不出俾斯麦所料，这位国王果然接受了恭维。他叫一个马夫拿纸墨来，坐在床上，并不时地同他的诸臣们商量，写了俾斯麦要他写的劝谏书。霍伦斯泰因于是迅速把信送回凡尔赛。
恰巧那里庆祝某公主（也许是一位王妃）生日。一位巴伐利亚亲王，“在开宴会之前，把信送给了威廉”。——虽然是一件公文，俾斯麦应先看，这是他分内之事。所以吃过饭后，威廉把信交与俾斯麦，请他大声读给大家听。俾斯麦很郑重地高声读。授信人说什么呢？威廉不理会写信人的感觉，因为他还在原位，这里又无仆人，所以老头子愤怒地喊道：“来得真不凑巧！”腓特烈告诉我们，威廉王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很不高兴，这封信使他极其沉闷。威廉虽看不出这是阴谋诡计，但叫腓特烈与俾斯麦都出去。太子觉得他比较满足，在屋外同俾斯麦拉手。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皇帝与帝国都不能挽回的形式现在重新成立啦。现在没有皇帝的时代，困难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傲人的称号，可以称得上是十足的担保。”
初时这封信中被入选的皇帝，进行消极地抗拒。无人敢同他说新皇冠的事，因为他不想作皇帝。但是诸事都筹备好啦，到了现在，民族都赞成。这出滑稽剧的第二幕，是在帝国议会中演出的。有位议员奉准提问，德意志人民是否想要有一位至尊无上的君主。德布鲁克便“开始大声宣读巴伐利亚王的公文。……好像这顶不幸的德意志皇冠，是包在一块报纸中，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俾斯麦说道：“这出称帝的滑稽戏剧，缺少一位能够较好管理场面的人；应该有一种较吸引人的布置。”巴伐利亚议院表示不愿意批准此条约。威廉对于这个“劝进的代表团”很生气。晚上，代表们到了，他要等全数诸邦王公正式用写得黑白分明的公文，不然他是不接待这个代表团的，“因为若不是这样，恢复帝号与帝国的提议就好像是从帝国议会中得来，而不是从诸邦王公中来的”。据太子说，在宫廷众人面前，俾斯麦居然敢问：“这些人来干什么？”大本营的警察长斯提白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宫廷党与陆军党给人都是冰冷的感觉，我在这里代表德国人民。”
因为斯提白从前冲撞过一个共产党，他最好加几个字说：“在非常时期！”
来参与帝国议会的代表们是要被接待的，但是王公们与军长们等到接待前一点钟才打定主意出去侍候。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临时把警察署改作接待处。太子不满意地说：“不幸今日不用好看的云石楼梯。”西姆松演说一番，也许记得二十一年前他对前王，即威廉的哥哥所说的一番话，那时候他所敬献的同是这顶皇冠，却碰钉子。他觉得很诧异。后来西姆松读劝进文，里头有句话说：“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将同德意志诸邦的在位王公们，一起请陛下接受德意志帝位，以敬祝统一成功和神圣。”威廉的答辞，使合法地位朦胧不清。威廉说：“我只能在德意志王公与诸自由派的一致说话中表明，在德意志民族及其代表们正式表明与诸王公相同的志愿之中接受，如同承认上天的命令一样，我深信上帝将降福于我，我将能敬奉天命而行。”就是这样，人民不过只是一种志愿，这“一块粪土”就是这样镀上了一层金。德意志这次选举了两个犹太人当代表，因为西姆松嘴里说的话都是拉斯克亲手写的，君主反来说道：“我实在要谢谢拉斯克推荐我做皇帝！”到了今日，帝国成立了，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都被拘捕，罪名是大逆不道。他们不过只是评论新宪法的形式，实际上还与其他六人为新战费投反对票，他们的理由是说这些款子是为征服外国而筹的。当日拘捕他们，其目的在于不许社会党的领袖们去参加竞选。
这位老先生还要演第三幕，这一幕比前两幕还要困难。１月１８日，内务总管的公事房发出下列的请帖。一种宗教节将于中午在凡尔赛离宫的玻璃廊举办庆祝仪式，将有短暂的祈祷。这份请帖上不光德文引人注意而且“玻璃廊”三字又是法文的错译。昨天君主不肯作“日耳曼皇帝”，想作“德意志的皇帝”，不然就干脆不做皇帝。俾斯麦竭力劝他相信“德意志的皇帝”称呼包含土地的主权，并以俄国皇帝不是“俄罗斯的皇帝”做榜样，但苦劝无效。威廉同他辩论，说他的反对源于一个错误的翻译。俾斯麦给他一个银圆，上面刻的是普鲁士王，而非普鲁士的王。随后他引用自己信里的句子——巴伐利亚郡王照抄送给普鲁士的。他们的谈话从此过渡到帝与王地位的比较，太公爵与大公爵地位的比较（太公爵是奥地利皇帝之子的称呼，大公爵是统治大公爵领地者之称，又是俄国皇帝之子的称呼）。他说到一位普鲁士王曾在一个亭子里与一位皇帝相见，引用许多历史的榜样证明给威廉看，明天的典礼确实不包括普鲁士的王登位的意思。那个老头子越发生气地说道“不要说这些事以前是什么样子，今天该我说现在是什么样子！太公爵地位高于普鲁士王公，将来也是这样！”
老王忽然流泪哀叹他为难的地位，因为明天他就要同宝贵的老普鲁士辞行了。他在一阵激动之后说：“我儿子满心赞成新的办法，我却丝毫不愿同意新办法，只抱定普鲁士……”后来他发怒跳起来，不再讨论关于明天的典礼，不愿别人再提一字。这就是最后一个普鲁士王的最后的叫喊。这位君主当德意志前进的时候，把他出征时军营的睡床放在路特西尔特某一宅第中最华丽的卧室里。把洗澡房当作书房；当人家说他是一位老英雄时，他会发怒的；当人民说霍亨索伦的鹰时，他很生气地答道：霍亨索伦的徽章无鹰。在１８４８年间，威廉曾愿退隐以救他的哥哥，在１８６２年间，他也曾想过退隐，以便在军事奋斗中保全他的名誉；现在是１８７１年，他第三次愿意退出，要让位，“把一切权力都交给弗里兹”因为他的爱全集中在普鲁士。用先知的眼光看，他害怕这个过于夸张的新称号。
太子写道：“演过这一场之后，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要吃药，后来我知道君主晚上不出来吃茶。”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无人知道。但是内廷总管的职位比君主们强，威廉所受的老派军官教育，使他不能不照办。第二天早上，在太子的安排下，军官们出现，共有六十个抓大旗的，六百个军官，还有若干兵，随后就是德意志的王公——威廉王。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愿意在什么帝号之下当皇帝，他后来很直率地写此事：
“关于军队的位置我不烦心，也不知道旗子该插在哪里。他们要求我设一座宝殿，被我禁止了。当我看见我旗队在哪里时，我就走到哪里。台阶上挤满了人，诸王公们几乎没有地方，他们都站在我的下面。我叫人把护卫军第一队、榴弹队、乡团大队等的旗子都放在背后。我站在神案前，说我的誓辞。却被高台上的旗子挡住了。我懊悔全部卫队的旗不在那里。”
“牧师在神案前读了一篇演说，是反对路易十四的，又说了一篇论一月十八日的话，把俾斯麦激怒得不得了，因为这些话是‘普鲁士人自己崇拜自己的话。’俾斯麦随即走上前，读了宣言书，开始的几句是这样的，‘我们奉上帝之命的普鲁士威廉王，德意志联邦的诸王公与自由市一致请我们重整中断了六十余年帝国的威严，请我们重建帝国以保持这样的威严……’这篇宣言书是对‘德意志人民’说的。不过人民只是听宣言的，只处于听命的地位。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王公自己选择了一个皇帝，如同中国古代的做法，于是就把这件事实告诉了人民。”
“当俾斯麦说开始那两句话时，他呼吸紧促，脸色灰白，两耳无血几乎透明。”一个当时在场的医士说。太子说这件事时却不同，他说俾斯麦“像个办事的人毫无热烈痕迹或严肃心境”。关于宣言后发生的喝彩，腓特烈说：“这时非常令人感动，我双膝跪倒在皇帝面前，吻他的手，他扶我起来，让我站在他面前。他动情地拥抱我。我无法写出我当时的感受。”太子并不十分动心，因为他还能细察他动作的诸多效果，他还说：“甚至拿大旗的人也同样表示动情。”
这位老君主不久就来了精神，因为他不喜欢讲得太多。他从台上走下来，走向人群，军长们站在前排。在王公旁，两堆人之间站着直直的俾斯麦，手里还拿着宣言书。俾斯麦绝不肯如腓特烈一样屈膝。他其实并不了解他的老主人。威廉并不希望做皇帝；若要做皇帝，他宁做德意志的皇帝，而不做日耳曼皇帝，他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不愿融入日耳曼族人中去。俾斯麦把威廉在庆典上的全部快乐都破坏了！威廉并没有理这个得罪了他的人，从俾斯麦面前走过去，把手伸向军长们。
这是威廉最薄弱的时候。他知道是通过这个人的努力办成全部事情的。他不理俾斯麦是由于老年人的悟性，而他知道自己是不应该这样的。在这次极为严肃的大典上，当着全部王公和众多记者的面，还有那些军长们，威廉明确表示他喜欢什么人，不喜欢什么人。宰相独在一处，便是一个暗示。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明天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想像中重演这一幕。
俾斯麦不动声色地受一此番冷遇。不过据有关材料记载，这件事并没有改变其它诸多政治关系。几天之后，“我们逐渐发现他仍处在原来的地位上。”威廉一向节俭，凡有公文来，他批过之后仍用原来的套封发回。当天晚上他批阅俾斯麦送来的公文。封套上写道：“联邦会宰相呈皇帝陛下。”他用笔勾去“联邦会”三个字，改作“帝国”。
德意志帝国就这样谨慎，节俭，不出风头地开始了。
罗恩躲开称帝大典，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曾希望皇帝顺利登基，就该使俾斯麦暂时满意，不幸他并不如此。”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说：“我好久不写信了，请你谅解。诞生皇帝是一件极其为难的事，国王到了这个时候有很奇怪的欲望，如同女人生孩子前一样。我当产婆，产出来的却是一枚炸弹，快要把房屋炸了。”
大典之后，有人辩论“日耳曼皇帝”与“德意志的皇帝”俾斯麦后来问道：“你们有人知道德文香肠，拉丁文作什么？……笑话！滑稽！我知道这事对我来说是一幕可笑的滑稽剧！”


第4卷帝国议会（1）

“值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自４月２４日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俾斯麦伯爵将于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这是第一次发给各位议员请柬，它使人民代表们颇为激动不安——一些议员很喜欢这样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人极力反对。西姆松说：“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以保持此次会见的庄严性。”然而，俾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每星期都营业的政治交易所。一等到建立，“在一间客厅里的一角，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
许久已来，俾斯麦已不赴约会了，也很少进宫，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喜欢穿一件长褂子，褂子的大领子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他老了，已经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但是他的贵族傲气使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不是客人，无论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他都厌恶。因为有了这许多原因，再加上他的办事明敏和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请他的最危险的仇敌每星期在自己家里聚会。
在有战事的十年间，俾斯麦曾经把菲尔绍当成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但是现在，当他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十年——整个帝国议会都反对他。俾斯麦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把仇敌的房子锁起来，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他喜欢公开的挑战，总要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刺儿来，他心里才能够安宁；假若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龃龉的许多因由，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俾斯麦常常不满意，经常发脾气。这种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的不顺心感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以便对付外在的众多对手。
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正是造成俾斯麦的许多错误的比较深层的原因。因为他诟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的地位或才能让步，因为他越来越不肯与人商量，越来越独断，所以，他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他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一个对手：如果没有优势兵力，更重的炮，或者更有力的联盟作后盾，俾斯麦绝不会冒险行动。但是说到国内的事情，他现在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悖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看不起新的和老的对手，因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罗恩的大炮，毛奇的好机枪，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他自己的人民最终使俾斯麦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
俾斯麦把自己的意志强施于全国，把帝国议会看成他的一个仇敌，而不是他的利器，他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政党，所有政党都被他取消了。当时有一位漫画家，把俾斯麦画成克洛那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对于国内的事情，他毫不客气地随心所欲：想结盟就结盟，愿毁约就毁约。在外交方面，只要他认为必要，也同样如此。后来，全国无论哪个阶级都不相信他，因为每当五年一次的选举来临时，他就会同另一个阶级的人民发生冲突。在欧洲人看来，他的天才激动着整个大陆，使人惊奇，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专制政策却遭到了本国平民的痛恨，他们不能理解他的外交才能。他搞外交时，可以独自一人坐下，与列强下棋，并且一言不发。他只对老王一人负责，但他却能使老王跟他走。处理国内的事情时他就无法这样。在国内，先要拿出议案，随后得为他的议案辩护；他往往不答应做出让步，仅仅因为他讨厌帝国议会的这一位或那一位领袖。而议会也往往因为憎恶他，不肯在他的意志面前屈膝。一个人只能够作一个独裁者或作一个政客，而决不能二者兼善。
到了星期六晚上，议长巨宅的大屋子里塞满了人民的代表。有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也到这儿来了——是被他们的大对头的磁力吸引来的，也有冲着他那极其丰富的饮食而来的；主人预备下了上好的酒食，以之作为一种政治平心剂。俾斯麦极其客气地欢迎他的客人，有时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仪。他虽然不能说出每位来客的名姓来，但他都认得他们，所以，他说他的眼睛如同新式枪一样瞄得极准，他的记性却很慢，又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枪一样。除了客人到来时向客人表示欢迎外，俾斯麦没有其他礼节，也不介绍客人，而是随客人自己跑过去拧开黑啤酒的龙头，灌满一大杯啤酒。在这种自由随便的聚会里，很少有女士参加。聚会进行到接近夜半时分，主人仍然站在一大群人中间，自言自语，讲过去的故事，说未来的蓝图，时时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作派。在他四周环绕着许多人，他们正在等待良机，以取代那个高高在上的人。
俾斯麦坐在那里，半倚着椅子，右手夹着一支德意志大烟筒，周围放着许多报纸，这使他像一个独奏演员面对着一群给他伴唱的演员。他的双眼牢牢地盯住客人的眼，看得很深也很透，尤其留意他的主要敌手。他穿着军服，没有带武器，理应有几个保镖才对。有两只高大的丹麦狗守卫着他，始终不离他的左右，虎视耽耽地监视着一切，犹如在弦之箭随时都可以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议员的晚上，被宴请的一百多个仇敌，或许他更应该留神。有一位他的世交这么写道：“在这种宴会中，他自由自便地吃喝，当他叫人把他的烟筒拿来时，他犹如一位师长面对着他众多的门徒。”在这里聚会的人，性格大异其趣，命运也便个个不同，正所谓“性格即命运”。
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瘦弱不堪，但动作敏捷。他有着高高的额头，脑袋几乎全秃了，浓黑的胡须与红彤彤的脸色倒也相配。他双目炯炯，透着聪慧，他的神态温和却又不失庄重。从外形看，谁都会当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但是他脸上那道宽宽的刀痕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而他的神态气度却又显示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仁慈的军人——他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一位最杰出最具才能的人。他像罗恩，话不多，有男子汉气概，大度而忠诚，自然谦逊，但他并不菲薄自己的才能。似乎他天生就是上天为了让他当国家领袖似的，而在节骨眼上，他又迟迟不愿进入内阁，他似乎要把毕生精力放在做一个党的领导人上，他的善于调停是与生俱来的。他因他的罕见的正统的演说，因他在委员会会议的勤劳，和他的全体同事们经常呆在一块儿，而非常有利于他的工作。他的那个党原本是一个中立党，这就是民族自由党，他在这个党里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嫌他太柔和，不喜欢他看上去像一幅画一般的感觉和没有什么激情；俾斯麦认为他是一个日耳曼理想家，这不错，并认定他是一个敏于思想而拙于行动的人。当本尼格森七十岁时，他仍在格丁根大学同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个元帅的儿子，也算得上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可堪与俾斯麦家族相媲美，所以宰相还算敬重他。他背离了他的父母之邦——汉诺威，而为德意志效力，却也并不爱普鲁士。俾斯麦是把汉诺威并入普鲁士版图的人，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有时候，俾斯麦还愿意称本尼格森为“受尊敬的朋友”；本尼格森作为一党领袖，遇到他的党不再听从他的命令——而非要与他决裂时，俾斯麦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因而，俾斯麦称本尼格森是一个笨伯。
再一个就是卡尔多尔夫，他显得有些粗鲁，冷淡。他身材高大结实，显示出他有相当坚强的意志；他那灰色而凌乱的头发给他增添了几分斗士的风度，同俾斯麦一样，他是一个斗士，骄傲而粗暴。他比宰相俾斯麦年轻些，当他不戴眼镜时，他的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像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但是，当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他那古铜色的脸庞上时，谁都不能不注意到他那蓝白色的鼻子——这是一只假鼻子，他原有的鼻子当他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斗掉了。
他的性格和他的才干曾经引起了俾斯麦的注意，只因他决心要独立，才使他没有被俾斯麦所支配。他因为是独立的，所以能够与俾斯麦长久地作朋友。当其他人永远离开而另投明主时，他却依旧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他比他的同阶级的人思想开明，虽然处身于右派政党中，但他往往会大胆地进入自由的领地之内。在经济方面，他却死死揪住流行于易北河以东的众多观念不放，支持俾斯麦采取一种保护税的政策。
在众多的德意志贵族人群里，有一个犹太人，黑而且瘦，脸上棱角分明，这位名叫拉斯克。他与本尼格森同岁。与本尼格森一样，当陷身于他家的深宅大院之中时，他学习骑马和练习击剑；当他作为一个小孩子住在波森的一个小市镇里时，他读过《塔尔木特》（一部希伯来法典），曾把席勒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他本是一位不错的律师，人又聪明，是激进派的领袖，他很快就成了本尼格森强劲的对手，也就不足为怪了。以批评家、辩论家、演讲家的标准去衡量，他都要超过本尼格森。他心目中的国体是立宪国体，本尼格森却趋向于民族国家。他有社会党化的倾向，他爱国的热情并不亚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在于实行。他没有什么嗜好，脾气蛮横，所以与俾斯麦合不来——况且俾斯麦喜欢胖子及随和的人环绕其左右，不太喜欢瘦子与热心人。
还有一个犹太人，是同一政党的党员，有着灰白色的脸，带着怀疑的神色听拉斯克讲话。他叫巴姆贝格尔，有把子年纪了，胸膛窄瘦且又驼背。眼前的他瘦多了，使今天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他在１８４８年曾经那样行动，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著名的大力士。看到今天的他，人们会认为，像这样一个人，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作点小事，他的热心顶多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可是，从前的巴姆贝格尔虽然患有肺结核，却也曾受他的激情驱使，加入了激进派。由于弄出了几桩事，他只得逃离普鲁士，本想逃往美国，后来却跑到了伦敦，跟他有钱的亲戚住在一起。他二十六岁就在他们的银行里当了一个二等助理，发了大财，在开仗前迁往巴黎，而他的浪漫精神却使他留驻在这儿——法国人的机灵，法国人的作派，法国人的幽默，还有巴黎的佳丽，把他迷倒了。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各界人士都喜欢他，欢迎他。


第4卷帝国议会（2）

这家伙在人生的舞台上曾一度扮演过很活跃的角色，只是后来他变得把人生也当作是一出戏，不过，当他心境好的时候他自个儿上场。他没有成家，人们都欢迎他，他说和写法文跟他的母语一样自如流利，所以他的观察和事先预料的灵活手段能够在巴黎大有用武之地。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变成一位民族自由党党员，当发生战争时，他持定一种几乎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曾经给一位挚友写信说：“在巴黎，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花盛开；在凡尔赛，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一个暴发户的激进主义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监狱正遭到围攻，福尔与甘必塔是维护正统的，威廉与俾斯麦是革命的。”尽管这样说，他仍然奉召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能使他关于银行的专门知识得以发挥。巴姆贝格尔很公平地说俾斯麦是“一个化合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普鲁士军官、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西班牙的唐吉诃德化合而成的，”无论现在和将来，他都会承认俾斯麦的伟大之处，而俾斯麦却无法容忍他。
这儿有一位，利希特，年纪轻轻，却有了胡子，是一位少见的客人。俾斯麦憎恶他，超过憎恶巴姆贝格尔。可以断定，俾斯麦今天晚上一定会失眠，因为利希特离开这一群人，独自远远站在那儿，戴着眼镜，犀利的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俾斯麦。利希特身体强健，年纪又轻，醉心于奋斗——那个比他年老的人很妒忌他拥有这几种优势。利希特很令人奇怪地知晓许多事实。他毫无通融余地地抱定他的宗旨，任何贿赂也无法使他有丝毫动摇。在暴发冲突的那几年，他受到了惩罚，成为俾斯麦的众多牺牲者之一！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被撤销了，他的市长职务和收入也被削夺了，因为他胆敢写文章斥责警察的专制。他只好改行当了记者，但是，因为拉萨尔同俾斯麦谈判时，他曾反对拉萨尔——他最喜欢为国人的公利效力，他追求的既不是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权力，他只是希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不断发展，所以他很密切地注视着拉萨尔——现在他又很密切地关注着俾斯麦。他既不愿在统治阶级面前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下来，也不肯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势力面前使自己受到屈辱，所以，当利希特在议会里开始发言时，俾斯麦就走开。到了次日早上吃早饭时，俾斯麦就读报上登载的利希特的攻击——也许是批评陆军预算，有数字为证，有许多揭露为发明——俾斯麦迅速去到帝国议会以便展开反攻：“可惜得很，利希特常常呆在房子里与报纸堆里，并不怎么了解现实生活；民主党的这位专制者专门喜欢夸大其辞说些吓人的话；他的演讲里往往藏着一根刺。”于是，利希特便带着令人愤怒的安详神情回答说：“帝国宰相晓得……么？”
也许宰相看见了这位客人背后有另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了，这两位都是影子，像班寇的鬼魂，而不是血肉之躯——因为在俾斯麦与这两个影子之间的看不见的辩驳，只有两个相冲突的与不可和解的世界的无声且怒气冲天的竞争——是一种像地球的南北两极那样相距甚远的两种见解的冲突。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决不会出现“我们”。这两个影子之一就是李卜克内西，他能像俾斯麦一样追数出自己好多代祖先，并且当他敬祭祖先时他能够考证出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相像的地方，甚至比俾斯麦的祖先——强盗武士，更像俾斯麦——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代。况且他能够考证出他是好几位有学问的德意志名人之后，他既是他们的后人，他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学者和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少年时代父母双亡，日子过得极为艰苦。假如效法他们同一阶级的人，这个有志少年的生活会变得十分舒适，但是，他的头脑里有着一个理想家一样的目标——他不光要为自己的阶级谋福利，而且要为全人类谋福利。所以，在他二十岁时，因为是一个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１８４８年，参加巴登人起义。二十二岁时他就是这样举起共和大旗。结果呢，他碰巧幸免逃脱镇压，不然就会与他的同党一样被枪毙——就像七十年后他的儿子因创立共和国而遭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这种人永远与仇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立，与无情的狱卒相对立，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只有被逐出境才会获得自由。但他们的事业却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不亚于君主派。俾斯麦的神经在四十年的奋斗中诚然要经受许许多多折磨，这个天生的治国之人奉命出来治理国家，人们也曾听见他叫苦，但是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是一天比一天优裕起来。他买了森林与城堡，他可以享用可口的精美食物。同时，国王和平民相互比赛似的争着赏赐他，赠送他东西。现在李卜克内西对他的裁判员说：“倘若我获得了前无古人的众多成功之后，我仍然是一个穷人，可我自己却会感到十分欣慰。”当他被驱逐出祖国十二年后又回到祖国德意志时，他确实是贫穷得一无所有。他的物质生活的困顿只有用精神生活的充裕来减轻：既不是被钱财也不是被权势所减轻，只是被他坚定的信念所减轻。
如果这两个人素昧平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森林小径上相遇，俾斯麦与李卜克内西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俩都喜欢树木森林、都谙识鸟性，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者。然而实干家不久就意识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者也觉察出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预言家则知道他是一个梦想者——如果这条小径太窄，两个人又彼此都不肯让路，也都不肯往回走，那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骨子里都是专制者。
倍倍尔都不及他们那样的专制。他的祖先们既没有谁是革命家，也没有谁是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炮台上，从遗传性来说，他应该是服从命令的，他应该是一个提倡秩序的人。他是一个学镟匠的，因为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一入会，他的聪明就使他很快地明白了他及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过着这样困苦的生活。他因为愤怒而喜欢演说，他动员他的同志们，居然进入了帝国议会，同时他却继续做手工活儿。给他机会让他推广他学问的人就是俾斯麦。他受到的惩罚是被监禁在一座炮台里（因为他生长在炮台，所以这样的监禁并不使他感到恐怖）。他在监狱里遇到了李卜尼西内，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他从这位难友这儿学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许多基本理论，他为这种事业已经牺牲了他的自由。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被监禁了两年，倍倍尔就有机会熟悉了马克思的理论——李卜克内西以前在伦敦跟着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是比较实干又比较灵活的超过一切学者的人，他的睿智是相当可靠而又明显的，他的判断力比较简单而又通俗，超过现在与他订立长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个人的深深自信是相同的，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是相同的，敢于冒着失去自由与健康之险的胆略也是一样的。倍倍尔曾经干过长时间地坐着不动的活儿，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时深受神经衰弱不能安眠之苦。他说：“每逢失眠之时，我就会想到俾斯麦，因为他也受着神经衰弱而失眠的痛苦。”
这两位客人从俾斯麦的大厅里散去了。客人们也都告辞了。那个整个晚上坐在一把交椅上，始终不动一下的瘦小人物，这时也站起身来。即便他站立起来，仍然像是一个矮子。他迈着小小的步子走到主人面前站住：小鬼见着大鬼似的。这位巨人的手简直可以把小矮人的手捏碎了，而小鬼的手却可以用魔力战胜大鬼之手，但他们并不这么干，而是很和气的握手告别。在分手之时，那个大个子对小矮子说了些什么，似乎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矮子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可怜瘦小的身躯之上却顶着一只硕大的脑袋，硕大的脑袋上有一张大大的嘴，但却很少开口说话。他灰色深陷的眼睛透过很厚的眼镜看着空中，俾斯麦双眼向下注视着这副骨头架子，这副骨头架子的右手缩进黑色长褂子的胸前，注视着温德赫斯特脸上所显现的睿智之光。当这个小矮子开口回答问题时，声音十分坚定，多多少少还带着些严厉。而俾斯麦的腔调相当高而尖利。
因为矮子的视力不好，所以他把自己的听力与记忆力锻炼得加倍灵敏。在帝国议会里，无论谁在台上讲话，他都能分得清他的声音，并横插一句话。当他发言时，因为他能不用看记事本而把所有的要点记得一个不漏，到最后就一定能够使他的论辩对手显出无理取闹而令人发笑的样子。他祖上好几代都是律师，因而他从遗传基因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矮小，他的视力先天不好，这就逼着他历练心智以弥补他的身体缺欠。温德赫斯特少年时代在格丁根大学勤奋刻苦地读书。他是一顿饭只花几个钢板，滴酒不沾。而俾斯麦却相信自己的气力与兴致，拿他贫穷父亲的钱大吃大喝。结果，温德赫斯特在三十岁时就做了高等法庭的一个审判官，而此时的俾斯麦却正在想方设法用狂饮与骑术（往往惹事）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中制造一点印象。
据温德赫斯特的朋友说，他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一向能够容忍不同的派别。他善于制造幽默的东西，所以不肯做预言家。他的讥讽到了与人辩论时就会变成戏谑的形容，当他想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时，还会形容他自己，他嘲笑自己的矮小，嘲笑自己的丑陋，说到这两点，他会失声痛哭。他喜欢轻松地谈论音乐，他与女人说话时，故意惹恼她们，他说些放肆的话，这是古代侏儒弄臣的特色。然而，他与他们不同，不向从前的驼背人显示恶意，他至多不过表示他知道同胞们的缺陷——他却决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与俾斯麦大相径庭。至于自重，他与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党员们都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政治家的成份少，政客的成份多。这话极对。在这两个范围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他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体力似的，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身体，因为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好像是天生为众多的理性力量作顾问似的，他太过谨慎，绝少写信，当他不得不写信时，他还要哀求收信人读过信后立刻烧掉。他既然不戴僧侣的风帽，他就用不着低眉顺眼；他可以斗争却不用装作有先知的火。当帝国议会开会时，他要在柏林过星期天，每星期天早上他去往赫德维格教堂，然后去看望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他的休息日过得很特别，他绝不尝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以人格征服俾斯麦，所以，这个被征服的斗士总忘不了他的失败。俾斯麦说：“恨是人生的一种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有两个人是我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第4卷颁布“五月法令”(1)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王”所吓怕了）请教，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士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１８７０年７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殚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第4卷颁布“五月法令”(2)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比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
“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伽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俾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１８７３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腾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
“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士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腓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第4卷独裁（1）

这位独裁者，现在脚步很重的、很霸道地在帝国走过，国人称他铁宰相。他们是不知不觉在说着笑话——因为这位独裁者处理内政极其强硬，国人却不愿意他这样强硬；他处理外交相当灵活，德国人不再要什么东西。不过，无论怎么说，当国执政发号施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有睿智和忠诚，但却有万种理由自信拥有的机警，不管哪个人，只要有才能，他就疑心可能是自己的劲敌。种种迹象表明，他越来越变为一个独裁者，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但这样的自以为是（他的天性不好笔墨与纸张），他恨人而爱树。对参政者与他们的各种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都促使他想休息，想过乡下的生活或者长期度假。他一休假就是五个月，临离开时他把公事交他人办理。但如果承办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会惹来祸端的。对这种情形最清楚的，莫过于罗恩，罗恩在未做内阁总理之前曾写道：“那位归隐于瓦森的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却发出极严厉的禁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惊动他……除非他踌蹰满志，以便以一个上议院与必要的阁僚共事于帝国，不然的话，将来的历史会把他作为一个反面的人物……你不能永远依靠动手才得温饱，无论你的手多么灵巧，多么有力，你的口齿多么能言善辩……他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他特别愿听他仇敌们的话，这些仇敌中最坏的就是其中的几个崇拜者……只因为我自己如此看重他，所以我希望多方改变他。”不久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拉斯克发牢骚，说俾斯麦不再能够迁就任何一位部长。他只与司长们联系。我们又读道“德国人愿意被俾斯麦管理，以至于他回到瓦森称病时还是要他管理国家，哪怕是任何较少的管理都不愿意是俾斯麦以外的任何人。”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各部部长与王公们身上；第二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帝国议会的更为厉害；其三便是施加于官吏们的专制，而且达到极点。即使是诸邦在位的公爵们，如果不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就不会见。甚至于国王们在他那儿也会碰钉子。如果他约一位王公晚上九点来见，八点三刻俾斯麦还在处理事情，便会打发人去拿来他的制服。到了九点一刻，他换好办事的衣服，口授台德曼写字道：“在位的君主们，不必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这时候有人来报大公到了，两扇门大开。台德曼的记载说，俾斯麦原是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嘴里说着。一听见大公来到，便赶快坐在书桌旁，装作埋头于公文的样子。随后他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不盼望殿下今晚来探我啦，因为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他这样的行为意在使王公们不要太离谱；但是他还有别的意图，他要叫参政议会晓得他做了什么。他知道外交部是说长论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次萨克森王出其不意地走来，看门的是一个老牌的普鲁士人，问道：“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我可不能让你进去。”萨克森王只好走了。后来俾斯麦赔不是就完了。
俾斯麦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阁员和大使，这是处于他不喜欢他们或想躲避答应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与台德曼都告诉过我们，当俾斯麦不愿意的时候，必须用妙法才能够使他收回一项通告或决定。我们简直有跟读关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记载一样的感觉。有头等睿智的人物，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使内阁徒有虚名。越来越没人愿意在内阁供职。他诱人入阁，过不久又将其踢出阁外，有一个会说俏皮话的伯爵，把俾斯麦比作唐璜，说他起初引诱美貌女子，等玩腻了就抛弃她们啦。俾斯麦看重一位阁员，至多不过两年；很少多于两年的，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倘若我要吃一勺汤，我必须先问过八个傻子！”但如果他的同僚们投入到对手的怀抱，他却大发牢骚，说他们忘恩负义，自称是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只要有人来访他，除非客人只是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否则只要客人一插话，总是惹起他的反感。“凡是有人要同我说话，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说完。有多数的大使们坐得太久，他们意图从我这里套消息，以便向国内汇报。”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是密友，如果没被邀请或预约，千万别去见他，哪怕他住在乡下。他在瓦森的时候，就是威廉皇帝也不例外，打发去的人他照例会不欢迎的。驻巴黎大使赫因罗厄王爵觐见皇帝，皇帝说赫因罗厄不如去瓦森跑一次——这句话就跟上谕一样。但赫因罗厄却答道，先要俾斯麦请他去，不然的话他不能去。皇帝与王爵面面相觑许久，随后这位大肚能容的君主只好收回成命。但俾斯麦如有话说，他却会毫不客气地打发这位赫因罗厄从瓦森去见君主。
他要表现他的专制有许多方法，其—便是把他的健康作玩具。当他除了告病之外别无他法可想的时候，他还就真病了。真病假病他总是说自己气色不佳想要告退了。《喧声》报套用海涅的语调，这样评论这件事：“我从千辛万苦中才凑够这一点儿纳税的款子！”
他这样的屡次辞职，不仅仅是根据身体欠佳；还抱怨勤劳于国事，甚至有几次对皇帝也有些微辞。有一天，赫因罗厄在瓦森看见俾斯麦的气色很好，非常高兴。而当天俾斯麦却请赫因罗厄告诉皇帝，说自己仍然重病，神经还是很不宁！“因为皇帝很不体恤我，麻烦我。”
俾斯麦不体恤帝国议会，却要求帝国议会体恤他。在１８７９年间，有一天俾斯麦正在攻击拉斯克个人的时候，主席轻轻摇铃。俾斯麦停住他的激烈演说，说道：“为什么摇铃？会议厅里是很安静的！”后来他对路西亚说道：“我在这里是帝国最高长官，不须受主席纪律的约束，他无权摇铃打岔或警告我。他若作这样的事。我们紧接着的下一步是解散议会啦。”他就是这样做众矢之的，他越来越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但却想同他们作战。当利克特在细节上攻击政府的时候，俾斯麦好象是拔刀相向地说道：“诸位攻击我们的立法、我们作为政府的政策，你们这样的攻击目的究竟在谁呀？……除了我能是谁？我不能让你们指桑骂槐的装作攻击政府而侮辱我，我不能不反攻！”
还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他改变了面目，从名誉过渡到竞技，因为他对利希特说道：“既使我不过是一个竞技的人，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以抵御这样的攻击呀！”有一天，他被一种介于自大与谦逊的心境所困扰。拉斯克说世上没有什么事都能做的人。俾斯麦以为这句话意在挑战他的能力，便答道：“据我看来，你的阿尔瓦所能做的，查理也能做，不过如此而已，”他就是这样误引席勒所说的“查理不能多做”（显然与他不利的）。他很少说到自己的历史。但是，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宣称道：“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敌手，在我所对付的人中你们不算是第一个！”这时候，即使是最厉害的敌手，也几乎不能不发抖，他们晓得他说的是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他越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玩权术的行家。在帝国议会里，他教训理想家说：“政治不是一种科学，不是教授们易于想像的那样，政治是一种技术，政治不是科学，如同雕像与绘画不是科学一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能力的批评家而却不是一个美术家。即以莱辛而论，他绝对是个地道的批评家，却不能胜任于雕刻一座雷奥科温。”在这样冲突之后，当他满肚子不高兴坐下吃饭的时候，在吃过三四样菜之后，他又诙谐起来。
他的专制脾气变成任性，尤其与他的保固禄位相关。就这件事而论，俾斯麦实在象一只狮子，有的阁僚好像一只被他捉住放掉的野兽，最后又被捉回来。１８８０年４月间他大发狂怒，因为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第一次投票失败。在十点钟时候，他把台德曼喊来，吩咐台德曼立即在《北德意志报》发表他将辞职的声明。虽然有人劝他不要辞职，不要把辞职书送去草拟稿件。当撰稿的时候，他到花园散步，每走一圈，都抬头望窗子，说出更严厉的词句，让台德曼把责任归咎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与他们的代表。当报纸快要发印之前，台德曼劝他等到天亮再说。“不能！”俾斯麦拒劝道。当下那篇辞职书写满了四大页，有四个抄写人誊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于四点半钟送去给皇帝。深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就打发送信人骑马送到宫里；再过一刻，俾斯麦坐下来吃饭。他几乎还未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打发人说，不要去送辞职书了。台德曼赶快跑上楼说，辞职书已经送出去有半点钟了。他自然希望能从副官手里取回来，但是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会看见的。“好嘛，随他去吧，他屡次令我讨厌，现在轮到他啦！”
俾斯麦当他自己和宰相地位动摇时，就是这样演诙谐的闹剧。即使是对付一件次要的外交，他也不肯为怪脾气所影响，宁可跟着理性走，假使他的一位属员对于这样的事任性行事，他是会发狂怒的。但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地位他却能扮演傻子，因为无人能够替代他。路西亚与台德曼是两个议员，一个被保荐当阁员，一个当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只有这两个人有战略有精力，能够接连好几年在俾斯麦手下办事，后来施勒策当财政部长也能够这样。
布施与布赫尔是两个很有意味的人，他们俩年纪都比俾斯麦小，都当过革命党，随后成为有名的记者，都做了官。布施较为聪明，比较无忌惮，柔滑而浅，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甚广，后来变作《边疆报》的主笔，颇引俾斯麦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很喜欢他，战后他却失宠了，被俾斯麦赶走了。随后他又用阴谋，几乎等于勒诈，又把自己变作一个非他不可的人物。俾斯麦又用他又怕他，甚至于怕到了比他怕俾斯麦更厉害的程度。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采访好手，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瞒不了他的耳目与他的注意。他的日记提供给读者许多无价的宝贵材料，使人了解俾斯麦。俾斯麦自己也得承认其中他所不欢迎的真实。


第4卷独裁（2）

布施是一个强健、快乐、狡猾的人，布赫尔与他相比，却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初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里四十九个急进党之一，被判监禁逃往伦敦。他在那里住了十年，过的是孤寂穷苦的日子，是马克思逃亡时的邻居，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拉萨尔介绍他见俾斯麦，这时候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无可靠的谋生之道，厌倦了当革命党的漂泊不定。这是很好的机会，俾斯麦很容易地被见到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他敞开了大门，并奠定了他升迁的基础。倘若他奉命而行，不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希望有体面的升擢。
他是一个毫不动人，身体赢弱的人。当他能够暂时摆脱公务的时候，他喜欢撇开人们与报纸，在树林里闲游，同时带着一个绿色标本箱放草或苔的标本，他认得所有的鸟，他又是一个老鳏夫，养着他的姊妹，自己吃得很少，不喝烈性酒。他一回去同俾斯麦办事，就不分昼夜了。倘若他去看戏，他先要把他的座位的号数告诉他的东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思想家，写的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他写过不可胜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简和德意志律的草本。他虽然不喜欢俾斯麦，却把灵魂卖给了他。他的东家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停止表示自己的任何见解，这样就能够暗示给俾斯麦改良，且能够从俾斯麦的脸色就晓得他的批评是否有效。他是俾斯麦的无价之宝，俾斯麦称他是“真珠子”。俾斯麦向来未这样称赞过别人，他又称赞他道：“他是我的忠心朋友，是屡次批评我的人。”他却不这样称赞阿比肯。有一次他说这个可贵而忠心于他的阿比肯是他的苦力。
俾斯麦要求所有议员说话时要简练，文章要精悍通俗。这些人当中如台德曼与布赫尔都能够说话写文达到俾斯麦简短的要求，又常能够在当天晚上与第二天早上之间把各自的公务办完，是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说话不要带情绪，写东西不要用过火的字眼。关于说话与写东西，俾斯麦曾发明几条极有价值的规则：“字句越浅白，印象越有力。”又道：“无论一个地方多么繁复，只要用几句话就控出心脏。”凡是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必须要在十分钟以内把一篇一百多节的法律草稿作一个报告。要具备这样入门的工夫，自然要多磨炼。”当他要晓得一个经济问题时，五大篇长的简报他都嫌太长。
他很有忍耐性。初听虽不高兴，后来却利用这样的反对。他并不是铁一般无热情的人。我们有必要晓得这个凭冲动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神经受了扰动时，他捻自己的眉毛与别人捻胡子正好相反，台德曼遇到这样的日子时，常在公文卷宗里头放好一件关于简单公务的公文。“倘若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窗口向外望，满脸厌世神色，且我看见他要捻他的眉毛时，我就给他一件关于无足轻重的话柄和极短报告。”他顶多就说：“你以为最好怎么办，就可以照着办。还有别的么？”于是台德曼走出去。第二天早上，当这位上司正在床边时，他肯很有耐心地听报告，一连好几点钟都可以。
因为俾斯麦习惯于迟起床，他的公事要等到中午才开始办。他从十二点到六点，又从九点至半夜，他很辛苦地办公事。他喜欢在晚上办事。他很想议院开会开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如同英国一样。一个人晚上办事很有效率，说话也说得好些，较为通融些。在早上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揭别人的短处的。
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同许多有神经病的人一样，要他的属员格外的努力。一篇大稿子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一个钟头里，文书们也许被他惊动十次。“在署里的文书们要小跑着工作。无论什么都要加倍地快节奏，即便神经很坚强的人，也易于坍塌下来。”台德曼却说道：“他向来从未对我激烈过……我记不起他对我说话是不是用上等人与上等人说话的腔调。他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为其他大臣们做出了表率。但是我们都要小心，千万别使他不耐烦，千万别刺激他的神经，属员们是很怕这位上司的。他们晓得，即使是犯了最小的疏忽，都会挨骂的，他们在这样狂怒的太岁面前发抖。”
他住着一间宽敞又无几件家具的房子，里面有一盏高高的银灯照着。他半个身子靠着椅桌听人报告，很快就断定该怎么办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里头不记得俾斯麦有什么事不是当机立断地处理。当他口里说叫人写的时候。他向来都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１８７７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１８７０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１８７０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第4卷儿子的婚事（1）

“我的性格并不像画家们给我画的那样凶狠残暴，其实我很爱幻想与柔弱。”他所说这两句话也的确反映出了他性格中某些方面的特点。少年时，他有着拜伦式的悲观厌世，中年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愁闷烦忧。果然中了他少年时的预感，他心里非常地难过，浮士德的拼搏奋斗与魔鬼的愤世常使得他心里矛盾交织，有时他自己甚至认为他煞费苦心建立的功业不名一文。如果有人想向他的青年学生们说明主观努力纯属无用的话，那么俾斯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他这么多亲人密友之中，却无一人能够洞察他的这种心情，乔安娜曾对路西亚说：
“当一星期以前海因利齐开枪自杀以后，奥托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寝食不宁，总想着那悲惨的场面……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转移注意力。”俾斯麦就是在这些好人之间生活，但却得不到理解，无论他们怎么地想方设法，他却始终处在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在他六十二岁那年，那时他的事业与权力都正达到了顶峰，经过苦思冥想了好久，有一天他对人说道：
“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让我失去了多少生活的乐趣呀！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并未获得人们的赞同，也未曾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与我的妻子和儿女们带来丝毫的快乐。”这时有人赶紧阻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但他却只顾自己往下说道：“相反，却给许多人带来不少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我，三次大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八万将士不至于战死沙场，也不至于父哭其之子，妇哀其夫……这件事我已经向上帝做了忏悔，我从我所做的这些事里得不到丝毫的乐趣。不仅这样，相反却为此劳心伤神。”他这样的坦露心扉何止一次，据霍尔施坦说他这样直白自己的心意的情况就有好几次。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上路德派教徒精神的影子，主动在承担责任，而不逃避责任。从而我们也能看透某些投机暴发起来的人所许的空头诺言的本质，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沽名钓誉而已，实际上掩饰不了自私自利的本质，这是真正的普鲁士人如威廉与罗恩等人所不能做到的。
有时他那种厌倦的心态也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但却带着一种炫耀的神情。在１８７７年有一天晚上，在二三十位议员的聚会中，他对众位客人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某天出去打猎，开始的时候，他见什么打什么，他会为打一只鸟走上几英里崎岖的路，但等到他跋涉了一天，口袋里装满了各种野味，快要回家的时候——他又饥又渴又疲惫——他别无所求只想休息。他决不会再去为打一只鹧鸪费神。但这时如果有消息说林子深处可以猎到野猪，如果他是位真正的猎人，他就会立即忘却疲倦，精神抖擞，一定要在林子里寻着大猎物方肯罢手。我现在就是那位疲倦的猎人，我已经奔劳一天了，已经很累了，打野兔鹧鸪之类的事就让别人去做吧。但如果有野猪可打，那还是让我来吧！”
当他处于低落的情绪之中，他的愤世嫉俗，又会卷土重来，这样他会高兴起来。他曾经在树林里敞开胸怀对他的密友说过心里话，这是他心里真实的写照，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常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我却以为，没有人能够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什么巨人和伟人。当我听见有人赞扬我，说我足智多谋，是有先见之明，能够治理天下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到非常好笑。当人们正在争论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判断说明天是晴天或者雨天，并要接着这样的判断去做事，如果侥幸给猜着了，世人就一片欢呼，‘太聪明了，太有先见之明了。’如果给猜错了，那将会招来一片唾骂与痛打，但我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我最起码懂得谦虚的益处。”
这一段话是俾斯麦对莫特利说的，这和他对他的仇敌阿尼姆发怒时所说的话一样，带有很浓的虚无色彩，他这些话是一个最自私的人的心理坦白，但他却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他在权势盖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与青年时一样地相信命运的力量。他走过艰辛而曲折的道路，现在他非常地谦虚，但这种谦虚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罢了。
这个时期，他也不愁眉苦脸了，并流露出更多平民的自在神情来，这时候他更羡慕那些名分不如他，但却生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有一次，瓦森的租户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他们，在宴会中，只见一个游民的歌声从门外传来，于是他们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杯葡萄酒，过了一会儿，他就抱着一把琴进来了，他朝大家一鞠躬，优雅得如俾斯麦向高贵的国王鞠躬那样，然后就唱了一支少年情歌，唱到最后，他举杯向俾斯麦问候，然后一边唱着就退场了。乔安娜这时就问在座的人，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可爱的人过安全的生活。俾斯麦接话说道：“你们不可能让他过安定的生活。他喜爱自由甚于一切，甚于安定的生活和常人所谓的快乐。”说完他一言不发，双眼呆呆地望着那位可爱的游民走去的影子，好像是他少年时的翻版一样，并喃喃自语道：“他的心境很让人羡慕，他的生活也实在让人羡慕。”
他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如常人一样留恋自己的生活。当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忍不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给了他的哥哥听，他说：“我们暮年的日子越飞越快，如同陨石一般……我不能骗自己说我喜欢这种感觉，虽然我知道死亡随时就可能会出现在眼前，但我实在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我太喜欢生活了，这倒不是功名利禄让我抛弃不掉，实在是因为我一想到要与妻子儿女们永远诀别，就让我感到恐惧万分……我工作上处处得意，但生活上我却很不幸……但上帝保佑，我们家庭和美，儿女体健神明，这也是我向上帝所祈求的结果，只要这些幸福永存，我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的儿女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中更多的是俾斯麦家族的利己主义。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评价他的女儿说：“很有个性，但却并不可爱。”她的外貌越变越难看，能力也逐渐衰退，她非常散漫，爱嘲弄人，喜欢空谈却不能身体力行，生活不太讲究，常弄得乱糟糟的。她们夫妇刚搬出大使馆，攸连堡走进去看的时候，房子里非常凌乱，床边摆着十二把藤椅，椅子上放着三个吃了一半的糕点，到处是他们养的鸟与小白鼠，以及帽盒等等。当俾斯麦对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女士谈到他女儿玛丽的时候，他说她只顾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她最亲近的亲戚，此外她什么人都不顾，“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懒惰。”有人说可惜他的女儿不如他那样好，俾斯麦却说：“我夫人也是这样的，但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让我感觉回到家里就换了一种心情。”
有一段时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帮他做事，但后来只有赫伯特成为了他的帮手；赫伯特虽然天资不甚过人，但他却非常勤奋好学。比尔比他虽然要聪明一些，但却非常懒惰。比尔的妻子是他的表妹，赫伯特想娶的一名女子，受到家庭的反对。两兄弟的共同点是嗜酒如命，所以都去世较早，五十岁左右就不在了，在奥托降世之前，俾斯麦夫人的家里未曾有过天才的人，在门肯氏里，只有奥托的外祖父是位有名望的人，但自从奥托·冯·俾斯麦发挥出他的天才能力以后，这种复合型的性格在他的子女身上很少得以体现，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父亲的暴躁，却没有他们母亲隐忍克己的美德。
他的儿女们非常顺从他的意志，从不敢把聪明伶俐又美貌异常的朋友带到家里，但有一次，他的长子却犯了这个禁区，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冲突，差点大闹起来，但最终以儿子的退却与失败告终。在政治生活中，俾斯麦与保守党的分歧与冲突早已成过眼云烟，但俾斯麦心里仍有一些阴影。在公元１８７０年间，赫伯特与卡罗列王妃暗通私情，她便把她的丈夫冷落起来，她想离婚以后嫁给赫伯特，成为俾斯麦的儿媳，为此她愿意改信耶稣教。她貌美异常并且又有很高的家世（伊丽莎白是哈茨菲尔·特拉汉堡王之女），离婚对她而言也并非不可理解。而赫伯特也已经事业上有成就，被他父亲培养、提携到已经可以世袭爵位的地位了，舆论以为他父亲是不会反对这件事的。
但是伊丽莎白有两个姐妹，一个嫁给了军界的罗伊，一个嫁给了施莱尼茨，施莱尼茨是内务府的总管，这两位都是反俾斯麦派的头领人物。施莱尼茨多年都是皇后奥古斯塔的心腹，罗伊司令是一位贵族的兄弟。这个贵族是诋毁俾斯麦所有人中的带头人，俾斯麦怎么能容忍这两个人与赫伯特结成连襟呢？如果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就要请这两家人参加婚宴，或许以后赫伯特有了儿女之后，还要请他们参加孩子的命名大礼，难道要他们的家族同他所最痛恨的两个家庭来做亲戚吗？这些势利小人在这里诬蔑诋毁俾斯麦家族的名誉，把明枪暗箭一齐射向这位当朝宰相，诬蔑诋毁在这里满天飞，妒忌在这里孕育，这难保不是一个潜藏在婚姻下的阴谋。他心中疑虑重重，顾忌颇多，所以最后决心干脆不同意这门婚事。
此时那位王妃为了与赫伯特的婚事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报纸上也吵得沸沸扬扬，为此事她差点与家人闹翻天。她是位爱幻想性情浪漫而又感情热烈的女人，她宫廷里的亲戚们都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可她哪里听得进去。后来她就在维也纳租了一套别墅躲起来。如果我们把她写给赫伯特的信和赫伯特写给她的信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出她是被预计的情况牵制，而赫伯特却是为情所困，或许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爱情的力量抵不上畏惧的心理。相比之下，他更害怕与敬重他那位强有力的父亲。
当王妃离婚的消息已经公开之后，赫伯特在给攸连堡的信中写道：“五月初我将前往维也纳，看我们的婚事究竟是否可以如期举行，以及我们能否被社会所容立足……我这次回来将向我父亲做最后的努力，这件事对我生死攸关，但只怕前途是吉凶难测，我预感恐怕与王妃难有金玉之缘。”
两天后他又写道：“父亲满眼含泪地对我表示，如果我与王妃结婚，他已打定主意绝不苟活人世，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对我期望值很高，他为我不断地争取机会，他从我不断的进取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但如果我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前途，那他感觉一切都完了，他曾经对三四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或许他的情况更糟糕，有两个医生告诉我母亲的情况很危险……说感情上大的波动会对她造成非常不利的打击！再说可怜的王妃吧，她的病刚有一点点起色，情况也非常之孤寂凄然，她本想我们的婚事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我告诉她婚事失败了，她肯定会受不了打击大病一场的……就我而言，如果我不堪重负自尽的话，那将置王妃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会使我的亲人朋友陷入更深的病苦。”


第4卷儿子的婚事（2）

又过了两天，他又写信说：“父亲说我与王妃的亲事如果能成，那他的名字将会与哈茨菲尔、卡罗利、罗伊的名字搅在一起，这样因为一个女人让人说三道四，这将对他的名声大打折扣。这个女人绝对不能成为我的妻子，他告诫我说我不能不顾及自己家族的声誉，我的声誉与我的家族紧密相关，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他与我的兄弟。他威胁说他将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桩婚事，且是‘彻彻底底地反对’，王妃也写信给我，她说报纸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她已无退路可言，结婚是她惟一的选择。她说假如外界如果不是这般地议论，她或许不一定要结婚。我父亲却不以为然。”
“目前，因为我受限不能辞职脱身，所以婚事无从谈起（要等十个月后才有可能）而且我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没有能力供养王妃与我的生活。最近皇帝批准颁布的《长子继承法规》，男子娶一名离过婚的女子是不能继承家庭财产的。我父亲只有两处限定继承的大产业，我想我是不可能继承的……这件事也并不重要，我知道我自己不会在这世上活太久，与父母决裂的痛苦会折磨我早亡。假如我与王妃结婚不久就死了的话，王妃连卡罗列王爵约好送给她的一半财产也得不着了，尽管她们的婚约上已经有言在先，这样她恐怕也无法生活了。现在看来，前途是荆棘密布，乌云重重。我父亲现在这样不满意王妃，也别指望他会给我什么经济上的帮助，况且他还说过，如果王妃与我结婚的话，他就会绝望自杀……我们的谈话简直使我六神无主，一时难以描述我此刻的心情，从此我将永远陷入痛苦的深渊，摆脱不了对父亲造成如此深的痛苦的阴影。”
一星期之后他写道：“王妃写信给我，问我还记得《圣经》上‘因为这件事一个男人将离开他的父亲与母亲，依附于他的夫人’这句话吗？……我现在无法秘密前往维也纳，王妃的亲戚很有几个人，想方设法要将我的行踪公布于报纸。他们同卡罗列家族的人是一样的居心，非常关注我们婚事的进展，他们如此地热心只为了一个钱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全无责任啦，假如我们果然结婚了，卡罗列家族尤其是卡罗列王爵就能省却许多的开支，对于这件事的公开报道，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他们家族服务的律师写的……我的父亲说，如果我要前往维也纳，他将陪我一起去，他说他此刻关注于我的前途胜于一切，甚至超过他关心整个帝国的利益，超过关心他本人及他的余生。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让我一个人前去，他要亲自与王妃商讨我们的事……在我与父亲的几次谈话中，一切都显得昏乱无绪，我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用的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想我终将与欢乐绝缘……我与王妃的关系已经被人议论好几年啦，现在报纸上炒得热闹非凡，这很影响王妃的名誉，即使我对她的热情已经熄灭，但为她的名誉起见，我还是应该与她结婚，但父亲的意见却恰恰不同，我不能说服他半分，我想自己应该为了父母做点个人的牺牲，我个人名誉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或许经过这么多的变故，我会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前途矛盾重重，最后还是王妃本人打破了这种僵局，她通过别人向赫伯特传话，说她很看不起他，她现在过得很好，不需要什么，赫伯特被这意外的打击彻底弄垮了。“事情本是因我而起，现在对不起王妃，我自己活该受忧郁痛苦的折磨……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罪过，我厌恶我自己……我的余生意味着什么我现在非常清楚，前方如同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只好一步步地跋涉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懂得那其中的滋味。”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只有赫伯特一人倍受痛苦的折磨，只有他的柔情万种，愁肠百结的信才能唤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之心。但他可曾知道他父亲在年轻时曾答应多个女人说要娶她们，等到他醒悟之后，他统统耍赖不娶了，当时也没有什么人非要逼着他去实现诺言。因为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不过是个贵族浪荡公子，既无财富，又无地位，现在他却又拖住儿子的婚事，任儿子痛苦不堪，为感情之事倍受折磨。
我们或许容易责备赫伯特，怪他不该让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应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这样才能自我解脱，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好办法，但事实上赫伯特被他父亲给吓住了。
但这位王妃的目的也难逃一般的规律，她使出手段用离婚来逼迫赫伯特娶她，她催促他到维也纳与她在一起，她明白这样一来就会发生飞短流长的事情，情势所迫之下赫伯特就不得不娶她为妻，引用《圣经》中的话来促他就范是她的最后一击。但她绝对不会尝试在茅舍中结婚的滋味，更不想在里维耶拉的别墅与人随便苟合，她的如意算盘中赫伯特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名位与财产，当她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时候，她便立即另寻新欢，与新的追求者过起新的生活。
在王妃的背后，有许多人想使这件事闹得更糟。王妃的丈夫想逃脱供养她的责任，她的姐妹中就有许多人写一些粗俗不堪的文章登在报上，求得具有煽动性的效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促成王妃与他们最痛恨的家族中的赫伯特结婚。如果这件婚事促成了，他们将会得到许多好处。首先他们会得着钱财，如果婚事成了，他们就不必再供养这个心无定性的妹妹啦，这不就省了一大笔的开销。此外他们还能得到势力；婚事成了，俾斯麦与他们自然就是亲戚了，他们肯定要互相来往，这样俾斯麦就得替他们的儿子找份差事。不仅这样，他们甚至幻想，也许俾斯麦会因为这件婚事被击垮，也许他会愤而辞职，这样一来，将会正中他们的下怀，这样，王妃建立的丰功伟绩，岂不是要比《警钟报》多年的业绩突出得多，她就会如同神话中的美貌公主一样，不仅把老龙给杀了，还可被称为打胜仗的女英雄，威风凛凛地把一只脚踏在老龙的头上。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条龙是条有千年道行的老龙，一眼就识破了仇敌的伎俩，他自有对付仇敌的招数，有任何利刃也伤不了的坚甲御身，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欧洲诸国，压制住了他们，或者他们之间成了联盟，难道他会被一个柔弱女人打倒吗？况且这个女人并非有钱有势，这个机警的外交家略使手段就把握了整个局面。
我们怎么评论赫伯特呢？他生性软弱，他怕他父亲，敬畏他父亲，他被这敬畏给镇住了，况且他不愿意失去遗产；他既没有能力又不想自立。首先，在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俾斯麦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他以辞职相威胁，以自杀来逼迫；这样迫使他的儿子赫伯特让步于他，他鼓动医生，让他们向儿子表示，如果不听从于他的意志，招致而来的种种烦忧将致他的母亲于死地；第二，这位宰相以儿子赫伯特上司的面目出现，属员不经上司允许是不能娶亲的。最后，俾斯麦以大地主的身份去争取主动，他以将被继承遗产的地主身份去晋见皇帝（产业原是皇帝赐予的），请皇帝修改地契，这样如果赫伯特违命的话，他将分不到一分遗产，经济拮据。只好靠王妃的丈夫所给的弃妻抚养金过活。
此外，俾斯麦已经是过来人了，年轻时的爱情经历使他明白，男人是经不起枕边香风的，所以他绝对不答应赫伯特独自前往维也纳——倘若要去，老爷子俾斯麦定要同赫伯特一同去，他知道儿子会明白，舆论的箭头指向他们，会让他们很伤面子的。如果有几个不值钱的作者在报上大肆宣扬，说俾斯麦如何乘坐快艇去救他的儿子，有人作诗讥刺他们父子与王妃的事，有人拿着相机去拍照，有画漫画的去画他们……他将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料。
虽然如此，赫伯特还有最后的对策，他多次对父亲说，他在道德上如果不娶她的话将会受到谴责。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事，她是不必离婚的。俾斯麦却老练得很，无论赫伯特使出什么招法，他都有对策，他说那个王妃早就不是一个行为端庄的女人，今天她与你赫伯特恋在一起，可谁知昨天她与谁搅在一起？而明天她又会与谁纠缠在一起呢？她的名誉已不值得去怎么保护，老爷子坚定地说，他不希望俾斯麦的名字与罗伊或者施莱尼茨的名字连在一起，如果要权衡孰轻孰重的话，还是俾斯麦家族的分量重得多。
至于爱情良心上的谴责以及长子对名誉的爱惜，这都是年轻人的奢侈品。先不要管这些事，勇往直前吧！


第5卷组织三国同盟(1)

１８７７年，当俾斯麦在启星根疗养之时，他让人代笔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法兰西有一家报纸上评论，说我现在正在做‘某某国联盟的恶梦’，说或许德意志帝国的大臣们将来以至于永远将惧怕这种联盟的方式。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再联合上奥地利以达到与我们抗衡的目的。但这或许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俄罗斯、奥地利、法兰西三国结成联盟。如果这三国之中有两国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他们的作法就会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对象，他们随时都会给我们国家以威胁与压力。”他不愿出现这种局面，所以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普通而又有效可行的办法。那就是“除了法兰西，别的国家对我们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的交往中，找出最好的理由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从他这几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做宰相的基本政策与观点，他这样做是出于三重的考虑：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地位，欧洲各国的威胁以及各强国之间的冲突。他既是位实干家，又是位高明的棋手，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考虑，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心里清楚孰轻孰重。他虽然很注重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也不会让国家因此损失个小村庄。他明白他的一切权力来自于祖国，如果因为个人的私欲而让国家蒙受大的损失、他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他竭尽全力防止出现几个强国间的联盟抗衡德意志帝国的可能，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雄心大志的英国与俄国的合作，并设法阻止法国与奥地利的联盟。
各国都无法信任他，英国女王的文件，俄国大臣们的奏章，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说，无一不在表明对他的怀疑，不相信他口中所高唱的和平。反之，恐惧与怨恨与日俱增，他们都对“这个征服家”表示出了明显的不信任。他就是这样，七年之内连续发动三次大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他难道不是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吗？德意志种族分离有三百多年了，他们为各邻国所收容，难道不是他在欧洲的中心缔造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吗？在国内，他以铁血镇压，在国外，他同样是以镇压征服——他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怎么能够这样用武力来缔造一个拿破仑式的社会？全国的人都称他是“铁血宰相”。
本国人民不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长此以往也就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名，我们只要看清他真实的性格，了解了这个心里矛盾重重的人，就可以完全抛掉这许多的成见了。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他的公文、他的言论以及他的各种信件，我们就能得到一些更为真实的材料，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认识。只要我们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宰相生活细细地对照一下，就能证明我们这种认识的确不错。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多次反问自己，是否不必通过三次战争同样也能达到德意志统一的目的，当他记录１８４９年大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发动战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侵占土地，割地不过是战争胜利的一件附属品而已。他很像一个正走鸿运的人，走在路上就能碰到女人，他捡到篮里就当菜，并不挑肥拣瘦。
他用兵打仗的本意并不是要夺取土地。第一次他并不是为了夺取什列斯维希而攻打丹麦，他不过是顺着民族党的主张，长普鲁士的士气，第二次用兵也并不是要夺取黑森与汉诺威，他不过是为了驱逐奥地利的势力，第三次对阿尔萨斯动兵同样如此，志不在土地，无非是为了教训一下法兰西而已。战争胜得如此之迅速，胜得如此之彻底，都出乎他的意料，他坐下来看着地图，一副来者不拒的神气。
俾斯麦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从不把弓拉得太满，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当然从未菲薄自己，但也绝对不妄想太高。外交中他分寸把握得非常恰当，我们曾经试图把他办理内政方面这些微妙的经验向众人说明，却感到力不从心。１８６６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外交事情很重要，无论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如这件事。”他的运气一直不错，要打仗就有仗可打，但他从不滥用权力凭借实力去侵占他国土地，他这样维持欧洲的和平大局达二十年之久，今后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别的方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一大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但他维持欧洲二十年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名誉之类，只是因为他深知欧洲诸国已不满意于只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具备了联合起来对抗德意志帝国的能力。这种压力使他在１８６９年做出放弃阿尔萨斯的决定声明。１８７１年以后，俾斯麦对法兰西的态度有了改变，变得更加温和与讲究策略方法。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让法兰西破坏我们的和平稳定大局，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防止他找到盟友。只要法兰西找不到合作伙伴，那就不能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而欧洲的君主国联合起来，无论什么共和国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就法兰西而言，它也很难与一个君主国结成真正的联盟来对抗我们。”
从他这段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各种反德意志联盟成立的真正意图，以及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加入到每一个联盟之中，从１８５０到１８７０年间，俾斯麦使普鲁士处于中立地位，这样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当有人向他求助之时，他可以开出大价钱，现在德意志帝国日益强大起来，但为了不至于遭受攻击，他更需要联盟。因为弱小所以要中立，现在强大了，所以要联盟，他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了作用，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仍有借鉴意义。
“与我们大陆邻邦比，我们更有条件保持和平的局面，他们的企图，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多只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而我们的发展与强大，使许多国家产生了畏惧心理，害怕我们的强大会给他们以威胁，我们为此起见一定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与追求和平的信念来改变他们这种认识，驱除他们的畏惧心理……尊重他国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魅力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会做任何侵占他国土地的事情，我们自己决不把开拓疆土当成一件有功之事，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国内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就不能巩固我们建立的基业。既然我们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局面，下一步我们就要赢得列强各国的信任，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公式似乎太欠妥当。”
台德曼评价说，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俾斯麦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从他的外交政策的大概来说，他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讲话，向来不以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认为只有自己国家的人民才有权利，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窠臼，他曾对一个代表团说过：“我认为阿尔萨斯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精华，他们的军人是最好的。据我所知，他们具备了两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假如我能够让每个聪明的德意志男人都娶一位法兰西太太，那我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有力的民族。”梯也尔生日的时候，俾斯麦想向他祝贺，但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他在国人面前的形象与威信，后来梯也尔逝世，俾斯麦与他的朋友们共同举杯悼念这位法兰西的政治家。１８７５年，他完全有理由举兵攻打法兰西，因为此时法兰西积极备战，在边界上吵吵闹闹，准备报仇雪恨，情况非常紧张，战争之火随时都可能烧成燎原之势。但俾斯麦却主动把战火熄灭了，他解释说：“如果让人以为法兰西是为生存而战，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不义的境界，而且如果这样草率举兵，就正中了英国的下怀，成为他们大唱人道主义论调的借口，又会使俄国从两个皇帝间的个人感情考虑出发，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影响两国的交往，因为这时候俄国已经疑心我们，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不加制止，是否有别的企图？”
在１８７５年春天，将在１９１５年结盟的英、法、俄三国已有了初步的意图，关于教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弗兰茨·约瑟夫、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利奥波尔德二世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戈尔查科夫盯上了巴尔干，想与法兰西建立一种默契关系；英国因为正与德国有矛盾，也想靠近俄罗斯，俾斯麦的政策遇到了挑战，似乎他就要承受失败的结局了，他怎么办呢？他发动所有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同事；同时，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要打起来了吗》。罗马、伦敦以及各地的外交家们，他们因为怨恨俾斯麦，都不约而同地向俄罗斯宰相靠拢。戈尔查科夫也就在巴尔干的问题上向英国稍微作了让步，然后他就陪同俄国皇帝去了柏林，此行不知是减轻了抑或是加剧了危机的到来。俾斯麦很热情和气地接待了他，最后还把自己的辞职书给戈尔查科夫看。辞职书中说，他因为身体有病，国事不必非由他操持，再说现在国际环境也很安宁。俾斯麦对俄国皇帝也是这么说的，俄国皇帝其实也不愿意打仗。
这个俄国宰相是个爱慕虚荣而又诡计多端的老头子。这次却上了徒弟的圈套，终于使他的晚节不保。他为了炫耀自己，就写了许多电报给驻在各地的代表说，“和平已经有指望了”。这些电报无非是表明戈尔查科夫打败了俾斯麦，俄罗斯降服了条顿人的愤怒，向欧洲表白，是俄罗斯与戈尔查科夫救了爱好和平的法兰西，使他不为俾斯麦所害，俾斯麦是欧洲各国的共同敌人！


第5卷组织三国同盟(2)

俾斯麦得知这些消息后大发雷霆，事后他自己回忆说，他忍不住对这个俄国人说了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向上爬，也不该让朋友为你牺牲名誉……即使你想在巴黎出名，也不应该为此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作主在柏林铸若干枚五法朗的钱币，钱上印‘戈尔查科夫是法兰西的保护神’，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在灯火辉煌之下，把你介绍给法兰西人，同样带着那几个字，把你扮成一个保护法兰西的天使，穿上白衣服，再插上一对翅膀。”据说戈尔查科夫被他这一顿挖苦弄得很尴尬地下不了台，但这一次的经历给俾斯麦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心里震动很大，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很急于见俾斯麦，所以事先未预约就来了。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德国好战的传言。”俾斯麦还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到他的宰相时说：“让他去享受他那老糊涂的虚荣吧！”但在表面上俾斯麦却好像输给了戈尔查科夫，更何况他并无不良政治企图，所以他尤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事情，但他暂且忍耐着，不再理会他的言论。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着五十年前在学校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起来他还寝食不安，可想而知在他此时权力最鼎盛时期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如何地反应激烈，他决定要反击。
不到一年，他就要面对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选择的难题，当危机过后，在１８７５年夏天俄国与奥地利两国之间的龃龉发展得厉害起来，这表现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要依靠俾斯麦的魄力了，在关系缓和之后，他立即组织了三国同盟，这样可以牵制巴尔干，他曾私下对人说道：“我不想再干预此事，过多干预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假如我厚此薄彼，法兰西会乘机拉拢那一方。我现在牵制住这两大国，使他们分开，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他们不互相残杀，第二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他在帝国议会里也发表过这个观点，不过说得更堂皇些：“我反对德国干预这些事，只要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事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必去干预，请各位原谅我的坦白。”
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深知这三国联盟是十分不牢固的，他也不清楚这样会使另外两大国并立的局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惟一可以维系三国关系的，就是三国的皇帝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宁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和与民主，所以在１８７０年后几年间，俾斯麦轻而易举地促成了三国间的联盟关系，而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时他曾打破过这样的联盟。但在俄国与奥国皇帝的心中，保全他们的统治高于一切，甚至使他们暂时忘却忌恨征服者。但是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促使他们共同联合结成如前代一样神圣牢不可破的同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如同一夫两妾式的斗争中，德国好比一位年轻的丈夫，两个年纪大的夫人互相争宠，两个女人都争强好胜，丈夫处理起来就难以把握尺寸。“如果俄国与奥国打起来，而我们保持中立，那失败的一方就会怀恨在心。”这是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所说的话，“如果奥国被彻底击败，那时我们毫无益处。我们当然可以夺得奥地利，但是我们如何对付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呢？况且，舆论上的压力也不允许我们攻击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灭亡了，俄罗斯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们有了奥地利，就能够牵制住俄罗斯。”俾斯麦的见解不久就验证了。
１８７６年春天，俾斯麦的代表告诉戈尔查科夫说，他上年在柏林的行为已经对两国间的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两国失却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戈尔查科夫却大放厥词、甚至假惺惺地说，如果仍有人说俾斯麦是他的徒弟，那无异于是说拉斐尔是佩鲁吉诺的徒弟。他使出两面派手法，一面口里说着甜言密语，另一方面却酝酿着更为恶毒的诡计，同时在外交界大肆攻击俾斯麦。当他得知他的对头俾斯麦处于两难境地时，他忽然想出一计。１８７６年秋天，他从利瓦迪亚托德国使馆的武官捎信带回柏林，他在信中问道：“如果俄国与奥国发生战争，德国会采取中立吗？”戈尔查科夫这个人很有技巧，他如果不是想到了这样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他是不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问题的。俾斯麦是在瓦森收到这封信的，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用异乎寻常的加重语气对外交部说：“德国不知道戈尔查科夫为什么要这样问，也不知道他如果得了我们的答复之后会怎样地加以利用……这种问法既不礼貌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弩张的风波就过去了。１８７７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自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第5卷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３日送到俾斯麦手中，库尔曼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召开，同年７月１３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１３”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１３”起，“１３”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嬖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霭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入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嶙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牍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制众人，让人忍受他法权的厉害。他法语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同说德语一样，如流水般时缓时疾。“我很少在早上六点前睡觉，往往到了八点才睡，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午前我不见客。你就可以想像到开会前我的心境如何了。每次开会前我总喝三四杯浓葡萄酒使血脉畅通。若不喝酒，我不能办什么事。”虽说如此，所有的报告都称赞他无愧于主席一职，其干预与指导也极具效力。
他初时信任的会员，只有安德拉西与罗素两人。他曾尝试打罗素的“藏而不露的毛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无理，罗素是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人。”俾斯麦很想把索尔兹巴利交给一个德军操练官，使他能站得像样些。他把阿其密·阿力看成一个逃兵，用冷漠无礼的态度待他。对于他的仇敌戈尔查科夫，他极尽讽刺之词。一次这个老头子探望他，俾斯麦想扶他站起，他的狗以为此乃攻击的记号飞跃上前。俾斯麦大声喝住狗，戈尔查科夫以为是俾斯麦要报复他，忙跨上马车逃走。到了晚上，俾斯麦对人说起此事时，外加一个爱狗的政客的旁注：泰拉斯尚未受过正规训练，还不知道应该咬谁。如果它知道，应该咬那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会议里头的三个有名的冒险家——轮船上的侍者、小说家、俾斯麦——互相反对多不相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道：“我很想知道康菲尔是否主战。”天晓得！大家普遍以为英国宰相握着天平。他心存犹豫，替他画像的魏尔纳不懂英文：狄斯累利经过他几番说明不识英文后，才肯放心。这个老头子好诙谐，却能享受柏林人的俏皮话滋味，这个柏林人却牺牲狄斯累利本人、名字及犹太种族而说俏皮话。其中有一段笑话就是：当一个军官巡哨到狄斯累利的门口时，问把门的哨兵替谁守门，哨兵答道；“我替康菲尔守门。”
假使俾斯麦憎恶犹太人，无论狄斯累利什么动作都会与他气味不相投，尤其是这个英国人的辞令趋势。但是自从他们谈过几次后，俾斯麦喜欢他甚于别人。几天后他说：“他同我谈过几个晚上。他身体不太好，等到我没有其他客人时才肯来。我就是这样跟他亲密起来的。虽然他写了几种富于幻想的小说，但与他共事却是容易的。在一刻钟之内，我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打定主意何去何从，稍为讨论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啦。”俾斯麦与狄斯累利的交情保持终生。这次会议之后，狄斯累利却在他所著的小说《康迪米恩》里批评俾斯麦——即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是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四十年后的事。
俾斯麦好像只同巴里施罗德谈公事。第一天晚上他对巴里施罗德说：“主张和平者百分之六十六，主战者百分之三十四，大致比例为七比三。”巴里施罗德摆了一次盛大宴席，席间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设宴。突来一阵狂风，几乎把代表们全部淹死，随后他们前往莫愁宫。据赫因罗厄的报告说：饭前代表们看见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作洗手之用，它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
柏林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已成陈迹，详细节目毫无意味，关键是近东三国争雄之事，即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竞争已达白热化阶段。当俄罗斯不肯让步，狄斯累利吩咐备车准备离开时，俾斯麦事先从舒瓦罗夫口中了解俄罗斯的弱点，忙劝英国代表小让步，俄国代表大让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以牺牲与俄斩断交情为代价来维持和平，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会说“俾斯麦使俄罗斯受屈辱。”
当日正式讨论问题中有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这是假的。除此之外，整个过程其实是强国下棋，拿小国当卒子。也有讨论势力范围的边界划定，但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大臣所知道的知识，并不见得比德意志的调停人多。比如把某处归入新的保加利亚的版图，后来才揭露出来。这一片地方伸出巴尔干山脚之外很远。英国让步太大，想收回失地。赫因罗厄写道：“我们考查许久之后才知道，我们能从俄国人手中取一块小地，是一条山脊，……我们却无人知道这条山脊是否为合理的边界。……许多地图是不准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四个星期后，条约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坟地的安全，也无担保。……保加利亚成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特尼格罗“独立”，希腊幅员比从前宽广，多瑙变作中立，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但海峡还是封闭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仍是土耳其的，奥地利驻兵其上并进行管理。此事虽在一年之前已为俄奥两帝布置妥善，谁知却植下了数十年后的祸根。按照种族的诸多考虑，甚至按照居民的愿望，连一件事都没有办到，却把塞尔维亚人分开，安置到四个国家去，把保加利亚人分别安置到三个国家，名义上回转的边界推回去了，但土耳其人仍然在欧洲，用一张薄簿的皮纸，掩盖了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德意志没有得着丝毫直接的好处，相反还失去了不少间接的利益。德意志与俄国的事情因此受了严重的动摇，与英国也没有拉上关系，但是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在开会之前，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与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我赞成满足俄国人的全部要求，可是俄国皇帝却用舒瓦罗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对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后来，戈尔查科夫向沙皇报告说：“我们得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如何感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后说：“既然这样，你还继续当你的宰相吧。”
沙皇必定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上了自称为“童叟无欺的经纪人”的俾斯麦的当，他称这次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还说舒瓦罗夫上了俾斯麦的当。
柏林会议引起了巴尔干的骚动，以及各强国间的不和与争端，这潜在的问题不久就暴露无遗了。


第5卷联盟奥地利（1）

１８７９年８月间沙皇写一封长信给威廉帝说道；“我的尊贵舅舅，我蒙你长久的友谊相待，我敢请你允许我对于一件使我心里很不安的事体，坦白对你发表。我说的是德意志外交人员的行为，他们不久以前，会不幸地仇视俄国，我们两国的政策一向都是互相要好的，利益谐和的，这样一来岂不与这种政策完全冲突。在我一方面我是不停的努力要保存这样的友谊，使它不改变，我盼望你也是这样。但是世界是以事实裁判的。土耳其人，被你的朋友们英国人与奥国人帮助，不停的设置诸多小的难题以阻拦保加利亚人。现在大多数的欧洲委员们要决定，几乎在全部事体中，法兰西与意大利都是帮我们的，德意志人却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总要维持奥地利的见解，他们有系统的仇视我们。”
“我觉得我应该请你注意于这样的举动，这可能使我们的交情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请你勿怪。我们两国报纸已经开始扰乱我们啦。我很明白，你与奥地利要好是你的一件要紧事，但是我却看不出来牺牲俄国的利益对德国有什么好处。当一件事情发生，与列强的利益大有关系时，使其中一国受惠，１８７０年的受惠国曾经说明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受惠，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不值得为个人的诸多屈辱难堪所影响的！环境是很严重。我若不告诉你，我恐怕所发生的诸多结果，会影响我们两国极其重要的关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提请你注意。我请求上帝使你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使你阻止祸害降临！”
当威廉读这封长信里头的严重话语时，他还是没体会到后果的严重，在最后百年间，这两个同盟的交情与利益屡次被阻力所扰动，但是诸事最终常被理顺下来。俾斯麦的格言说，德意志与俄罗斯是自然的朋友，是被人们所坚信的，所以人们不能盼望柏林会议后的报纸上的论战会改变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感情，甚至会改变俾斯麦棋盘上的棋子的走动。
这两国的边界是很长的，两国有了事故发生，是不会变作开战的原因的，因为这许多理由，所以在最后二十五年间俾斯麦都是俄罗斯的靠得住的朋友，即使形势变得很吃紧时也是这样。况且自从１８７１年以来，法兰西曾想与俄罗斯联盟以便从两方面攻打德国，俾斯麦所以在最后八年所用的政策是要在俄奥两国之间作调停人，以免这两只猛兽相互撕咬，同时却很谨慎地避免帮哪一国。他曾对米纳特说道：“假使我们帮助奥地利，俄罗斯就会变作我们的不能和解的仇敌，就会与法兰西联合。”
据驻俄都的德国大使的最后报告，曾说这封长信提到了诸多误会令沙皇不满意的话，同时又说在一次宴会上沙皇说过几句很恭维德国军队的话，并且举杯向军队表示祝愿。俾斯麦几个月来对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与他的匈牙利朋友安德拉西更亲密，他现在请这位朋友到加斯泰因会谈。戈尔查科夫的势力虽然很小，因为想报复也许成为其中的动机之一。在戈尔查科夫使他难堪之后，俾斯麦就开始仇视俄罗斯。在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此外还有两件事使他仇视俄国，一个是俄国不断增加军队，另一个就是俄陆军大臣反对德国。因此沙皇的那封长信使他更是火上加油。他立即与安德拉西会面。
俾斯麦在加斯泰因写信给他的君主，用词十分的重。“沙皇所有关于友谊的话都是极其不重要的，他的话里毫不隐讳的恐吓陛下，在君主之间的交际中，若不是你的政策受制于他的政策，他能说出这样的恐吓话来？这样恐吓的话必定是破坏和好的先兆，除非有许多条约阻止破坏。君主之间相见以礼，不应用如此刻薄的话，即使是已经宣战，向来也未曾用过这样的语言。倘若陛下用同样的腔调来答复他，恐怕不久我们就会和俄罗斯兵戎相见。”
俾斯麦接着说，俄国陆军大臣是一个蒙了面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计划是想把俄国拖入战争的漩涡之中，以改建共和；１８７０年的俄国自制归咎于奥地利的压力，逐一提及普鲁士曾如何有益于俄罗斯。俾斯麦据以得出结论，他说他一直主张与俄罗斯亲近，因为他一向以为这是较为稳妥的方针。可他现在却说：“我们与奥地利有更多公共之处，多于俄罗斯。血统相同，信仰相同，德意志语言，在匈牙利的诸多利益，我们与奥地利联合，这些都较为合乎德国的舆论，并能传之久远，这胜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朝代的关系，亚历山大帝的个人交情，却反过来利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是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已经遇险。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竭力培养我们与奥地利的友谊关系。”威廉帝读到这句话甚为恐惧，等到他明白俾斯麦要前往维也纳时更加恐惧。但是威廉表示出异常的坚决，答道：“无论如何我都不答应这一步，因为俄罗斯立刻会认为我们这样做等于是破坏交情！”
过了几天，威廉接着俾斯麦的公文，叙述了他与安德拉西所说的话，安德拉西提议德国与奥地利订立攻守同盟以防备俄罗斯的进攻。老头子很害怕，自己出主意同沙皇约好在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市镇相见，以讨论沙皇的信。俾斯麦十分气愤。他写一封长信对他的君主阐明他的政策。他说到戈尔查科夫的妒忌，亚历山大的恐吓信，七年之战时代的同盟之危险。从另一方面说，奥地利与德意志相亲已有一千年，正如他在尼科尔斯堡曾指出的，德国和奥地利不必彼此负责，就能够联合以相互保护。最后俾斯麦还是用他所惯用的手段，以辞职恐吓，他说他不能奉行任何其他一种政策。
威廉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把他与沙皇的谈话告诉他。其中虽有误会但决无恐吓之意。俾斯麦应该当这封信未曾写过，还谈及威廉的父亲，全是和气的担保话和友好之情。所以更有理由不要与奥地利联盟！当时俾斯麦正在经营这种联盟的计划，现在加斯泰因几乎每日必送专门讨论欧洲政策的文章给老皇。最后在九月间他写道：“我们的平安依赖俄罗斯，当然是一个不能计算的日子，奥地利却不是这样的不能计算。奥地利因为其地位及她的几部分的性质，如同德意志一样要在欧洲有一个支柱。俄罗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不必要这样的支柱，因为无支柱并不会冒它的帝国分裂之险。而奥地利、匈牙利的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们对于此事是要发言的，况且这些人民盼望太平。而俄罗斯却不然，明摆着的仇视德意志政策，同德意志打仗，并不有害于帝国的国内地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采用这样的政策。奥地利用得着我们，俄罗斯却用不着，在欧洲诸国中，大抵以奥地利的内情最健康，皇室的权力在诸民族中有巩固的地位。在俄罗斯却不然，无人知道诸多革命的元素，可以随时忽然倔起于这个强大帝国的内部。”
俾斯麦一向相信至少也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俄罗斯是铜的岩石，反对革命，奥地利却不然，它的稳定被它帝国里头的几种民族所暗陷。现在俾斯麦告诉我们说奥地利是一个可以作模范的帝国，俄罗斯反而是革命的焦点！他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尝试劝自己并劝君主。但是我们能够在字里行间看见他的真正动机。奥地利弱，要我们帮助，俄罗斯强，不要我们帮助。所以俄罗斯是我们之害。俾斯麦是习惯节制一切的，他当一部的大臣（这就是说他要同其他大臣合手办事）常愿意有他所能指挥的人们在内阁。难道现在要他承认那个恐吓的沙皇作朋友吗？他拒绝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胆敢同德国一样的要求同等权利，这是他无论在政治上，在家族生活上还是在大臣们的会议上所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个匈牙利人安德拉西不是这样，他急于要使强大的德意志喜欢，以生活在一个强过他自己的人保护之下为乐。但是德国皇帝不听话。威廉今年八十二岁了。在最后的十七年间他都是受俾斯麦操纵的。为什么这时候硬起来了？因为他的名誉感被激起了，他想起了他父亲的产业，动了家族的感情；况且他的外甥沙皇已经郑重地向他和气地赔了不是。他们全部的芥蒂都洗涮干净了。“我为这样的深信所激动，扪心自问，我觉得不能答应帝国宰相的提议。我现在进退两难，我宁可让位，把政权交给我的儿子，也不愿向我自己深信的人挑战，对于俄国作阴险的事。王爵若想与安德拉西伯爵讨论将来的诸事，原是可以的，但是不许联盟。我不答应，王爵自己从前曾因发表反对联盟而受束缚，他曾说奥地利是靠不住的。”
这个老头子在不放心的时候，记性是很好的。俾斯麦的答复说到更广大的题目上去了。俾斯麦的心显然是在想建筑伟大的事业，并以此来劝谏君主。现在他说精神垮了，说他受不了这样的阻力，他要辞职，除非是联盟。“假使我有幸能够在决断时局时与皇帝能有相同的见解，我或许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劳。我的体力和精神仍然能够像以前受到阻力一样坚持工作。自从我开始忍受这样的情形以来，到本月十九日就整整十七年了，一直奋斗，从未停止。我相信在这十七年中我已尽了我的职责。倘若这样的情势并不改变，八天或十天以后我就要递正式辞职书，也就是说，按帝国的法律我宣布辞职。”


第5卷联盟奥地利（2）

俾斯麦说几天之后就要辞职，反而使老皇帝发怒，老皇多次说，俾斯麦若辞职，他就决计禅位。
他们两个人的书信就是这样从柏林送到加斯泰因，从加斯泰因送往柏林，这两个老头子都说你若是执拗我就不干啦。几乎每天这位宰相都要发一封电报告诉皇帝自己的心境。皇帝也是这样问赫因罗厄：“我猜宰相对我很不高兴，是不是？”皇帝不太明白怎样对付这位俾斯麦。这位宰相的做法是自己拿主意，起草最重要公文的文稿。皇帝写信给宰相说道：“当我们正在要同奥地利联盟以反对俄罗斯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应该对俄罗斯表示友谊，我很为这个思想所动。在你的那方面，你已拿定主意，你要单独同安德拉西伯爵讨论这件事，而且你让他同他的皇帝谈过这件事，他的皇帝立刻接受这个意思。你试着设身处地从我这方面想想，我去看我的私人的朋友我的亲戚，时局好与不好时，他们都是我的同盟，我们相见，把他的信中写得匆促而令人误会的话能解释清楚，我们的谈论取得满意的结果。现在要我同他国联盟以反对这位君主，也就是说要我在他背后作言行不一的事，是不是？但是我不愿意也必不否认你关于安德拉西与奥帝而走过的几步，所以在维也纳你可以讨论，万一我们与俄罗斯的不和，可以应对邦交破裂的办法。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你与奥地利订立任何条约、合作或联盟。威廉。”
这是两个世界在这里谈话：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帝国，武士与外交家，良心与机变谈话。但是魔鬼手下有更有力的方法。赫因罗厄在巴黎，雷奥斯在维也纳，毛奇在柏林，内阁会议的全数大臣，必定得扶助他的政策。整个内阁以辞职恐吓皇帝。皇帝看到自己被包围了。我们议论这件事情既不能称赞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称赞他的手段。我们只能称赞老皇。
俾斯麦怎样往维也纳，把条件准备好了，联盟是商妥了，只等画押；他害怕塌台，送跋扈的报告给皇帝，先送到柏林，随后送到斯德丁，最后送到巴登；老皇顾全他本人的名誉（因为他不再能维护他的政策）怎样一步一步的奋斗，尝试在反对俄罗斯的条约中不提出俄罗斯三个字，最后他怎样认输，我们读这件事情的记载，如同读挪威的古代英雄记一样。
这位打败仗的君主写道：“在维也纳所签的条约，与我的名誉感觉，与我的本务冲突，我奋斗了四个星期。到了昨天晚上，我全部的反对计策都用尽了，最后我答应了。我不知道我将变作什么！亚力山大帝将以为我欺骗他，因为我写信给他，我又要听俾斯麦的话，亲口说我意在‘保持我们祖先的遗业’。”这个老头子是十八世纪的最后的独存者之一，我们想像他说这一番的叹息话，同时想起六十五年前他曾同现在的俄罗斯皇帝的祖父第一位亚力山大，骑马入巴黎，刚好在流放拿破仑于厄尔巴之时。
他虽不能实行他的政策，他的政策却是对的。并不是他比宰相看得更清楚！但是他被道德与传统所迷信，这就能保持他相信与俄罗斯的联盟是对的，他不能不被破坏这样的联盟而心痛。况且破坏这样的联盟不能不有害于国。正因为他年纪这样老，因为他的心已经比他的骨节变得更不灵便，他比别人更能看清这件事情有诸多重大结果，在其后几十年间，与在今日，没有谁比威廉更能简括深透地批评俾斯麦的决定与奥国联盟了。他在宰相的诸多公文之一旁批道：“我们既满意于倘若法兰西攻打我们的时候，奥地利坚守中立，我们为什么用全力帮助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呀？我们同奥地利作什么反对俄罗斯，奥地利也应该同我们作什么以反对法兰西。否则这是不平等的！现在所提议的条约必将逼俄罗斯与法兰西亲善，滋长法兰西人报仇雪耻的渴望！法兰西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与奥地利置于两个大敌之间。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三位皇帝的联盟，不可破坏这个联盟以另成立两国的联盟。一旦这个提议的条约被人了解或被人猜疑有这样的条约的时候，法兰西与俄罗斯不能不联合起来！”
俾斯麦曾逐条考虑这样的反对意见，都抛弃不理。他如此改变政策的主要动机似乎更多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仔细考虑；其最重要的冲动还是出于感情。当时马克思有一封信给恩格斯。其中的批评就是俾斯麦自己关于戈尔查科夫而说的话的影子。马克思说道：“俾斯麦因为一件事就反对俄罗斯，这就是他最有特色之处，他要废戈尔查科夫让舒瓦罗夫出来，因为他干不成功，其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这就是仇敌！当下，东方的一片黑云是很有用于他的，这时候又是非他不可了。他的陆军预算将在第二次帝国会议上重新提出，也许变作永远的。”次要的理由也是出于感情。从前俾斯麦拒绝把舆论赞成作为联盟的一种动机，也绝不把舆论当作破坏联盟的一种动机。现在他却屡次提到舆论。其实南德意志是很高兴的，帝国议会中几乎全数的党派都是赞成他的政策的。他很盼望这件事，因为他的议院的大多数有点靠不住。第三个理由是关于他的脾气，他对路西亚说道：“同一个专制君主，同一个半野蛮而不受压制的民族联盟，是很危险的，但是同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如奥地利联盟却有许多利益。”他又说道：“倘若我必须选择，我愿意选择奥地利，这是一个立宪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又在德意志枪炮之下；我的枪炮却不打到俄罗斯。”俾斯麦从前压制过同一位专制君主联盟吗？从前他何曾想过宁愿同一个立宪国联合吗？从几时起奥地利变作比俄罗斯好和平呀？这几句话不过是自己的暗示以遮掩更深的理由以瞒己瞒人罢了。俾斯麦自己的专制思想就解释为他愿意与“比较弱小”而“在德意志枪炮之下的”一个联盟——况且该国的宰相是一个好迁就的属员，他更愿同这个国家联盟。这位政治家，只有当他小心盘算时才是个大人物，他改变政策与否就被这样的感觉潮流，这样的心上的黑影所拘定，他常以为这种政策有利，最后就决定用这样的政策。他要选择，这就与他的老宗旨冲突；他要选定奥地利，这就是祸害，他一向都能赢得那一国的交情的，现在他与那一国背离了，他因此而得的保护是微乎其微。况且他所得到的远不及他所期望的。
从前的三帝联盟曾给德国以保障，现在即有破坏的恐吓，若不能之以新的保障，只重新担保是不够的，俾斯麦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所期望的是一种简括的与奥地利联盟，要与两国的宪法合为一体。就这件事而言，他又是感情用事；他要重建年代所已破坏的，他梦想完全是现实的。他想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难道１８６０年以来几年间的冷静计算家消失了吗？难道俾斯麦忘记他的诸多考虑，使他从德意志帝国除去八百万德意志人吗？因为他怕把还有几百万原不是德意志种的人包括在帝国之内，又因为他要摆脱哈布斯堡朝的劲敌？现在劲敌是没有了，那几百万的异种人还在。其实是当初打破奥地利势力的人，现在因为奥地利变弱了，要同奥地利联盟。
命运就是这样在一条曲线上行进：仇敌走回来同他的牺牲要好，他以前打破这个国家的势力，现在却要同这个国家联盟：当一个女子正在妙龄的时候，他抛弃她，现在她老了，他反要娶她。对方既这样的热心来迁就他，他就该停住想想呀？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夺去了奥帝一半法权，十三年之后，弗兰茨·约瑟夫亲自来拜访这个打胜仗的人，但是皇帝与安德拉西都很执拗的一定不肯与德意志订立俾斯麦所提议的联盟条约。现在维也纳游览的人已经破坏了德意志联盟会，被他打败的人不想请联邦会的鬼出现了。俾斯麦很想把大陆的重心向西挪，但是奥地利的眼光却盯在东方——同时若遇必要时它将要向西看，与俾斯麦的计划不很相宜。安德拉西简直不肯为阿尔萨斯而帮助德国打仗，所以老皇很诧异的喊道（老皇觉得在那方面有危险）：“这是不平等！”俾斯麦这是生平第一次做付出的多而所得甚少的买卖。
俄国反对德国，法国人因为想为报复而打仗希望俄国帮助时，他们将信任西方的打核桃的钳子，因为一条钳子腿挖空了，打核桃打得更容易。俾斯麦请出一只危险的鬼来，用八年工夫总算把他安顿好了。在俾斯麦的后任时代，这只鬼又来恐吓。
在他来选择之前，他曾写过几篇专论这件事的东西。总论利害：他曾说以事实论俄罗斯当然是个更有力的同盟；提及君主的交情，自卫的本能，全无冲突。后来说到奥地利的诸多弱点：“奥地利人民中有匈牙利种，斯拉夫种，有信天主教的，他们舆论的起落，皇族听从神父们的影响，有以天主教作基础而重新成立法奥两国亲密关系的可能。”他提及波兰问题（在他的记事又说及）说道：波兰将来的问题，若有德意志与奥地利联合兵力事务，就会变得尤其繁复。他总论时势如下：“无论哪一种联盟都不能当作是稳固的，我们与俄罗斯的朝代的联盟，或根据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民众同情的联盟，都不是稳固的。如恶梦那样可怕的为反对德意志而发生的联盟还是有的。”１８８０年间他写道：“我们仍然渴望与俄罗斯和好。倘若因为俄罗斯攻打我们或奥地利，无和好的可能，就会发生与俄罗斯作战，或与俄罗斯、法兰西、意大利三国作战——这样的一场战事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于这样的一场战事，即使是我们打胜，我们的所得与所付出的痛苦是不相称的。”
当他与奥地利联盟的时候，俾斯麦总摆脱不开世界大战的鬼魂。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使这个鬼魂不出现。


第6卷老皇帝逝世

“我的心脏现在每分钟比以前多跳了五次。……谁知道他们在我背后干了些什么？”俾斯麦承认，他的心境颇不安宁，这导致了一首宏伟的交响曲的终结，显露出他在奄奄一息的皇帝的病榻边，一百天里，忐忑不安的心境。
他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想方设法来适应新环境；因为当老皇帝的死期即将来临的时候，腓特烈在俾斯麦的算计中不过是两幕之间的小角色，威廉亲王从此以后就成了主要人物。当腓特烈回家等死的时候，俾斯麦就以宰相身份第一次给皇帝上书。从他当普鲁士王的顾问，至今恰好是差一日四十年。当他乘坐马车从这个内苑的栅门走过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想起从前的日子呢？
从前他曾坐在一辆御车里走过同样的路。奥古斯塔曾在仆人们的堂屋里秘密地接见过他。她不想让人们看见她同这位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贵族谈话，因为那时候柏林还有巷战。假使这位贵族赞成她的计划，那位十八岁的腓特烈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君主，只要他的伯父和他的父亲都会退让。其实是俾斯麦强逼奥古斯塔先成为王后，随后作帝后的。结果就在她节制丈夫的同时，她也成为俾斯麦最大的仇敌。威廉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现在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只能用东西垫起来坐在椅子上等死。俾斯麦曾阻止他在少年时候得权，因而他整整等了四十年。
当俾斯麦上楼的时候，他看见维多利亚在那里等候他；腓特烈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被她制服了。她把病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并未得到她所梦想得到的权力）。处在这样的境地，她很想同自己有势力的仇敌与臣仆商量条件，她已经同这个仇敌奋战了很久。不久，她当了寡妇，其实，很需要这个仇敌的帮助，凭借他来抵抗她的另外一个仇敌，就是她的儿子——未来的皇帝。俾斯麦要用他所有手段把这两个维多利亚争取过来——因为英国女王来波茨坦看望女婿，很快便被她所畏惧的政治老手的迷人手段所欺骗。俾斯麦在这所离宫里布满了一种迷人的空气，宫里头的男人们个个都穿了软毛底的鞋，悄悄地走路，惟恐惊动那位有病的皇帝，要不然就是担心做了什么事情被太子看见。因为太子已经在宫里密布了侦探。
那里还有第三个维多利亚，因为她，宫里的所有争斗，变得更加激烈。“中间的维多利亚”就是腓特烈的皇后，招得巴腾堡亲王作了女婿，这位亲王成了第三个维多利亚的丈夫。巴腾堡亲王完全有做保加利亚王的资格。但是被俾斯麦阻止了。
俾斯麦同布施谈话时说道：“沙皇所憎恨的就是巴腾堡亲王……我们的新皇后永远只是一个英国女人。现在她要达到她的目的，想利用巴腾堡促进她的计划。”俾斯麦还同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夫人私下谈道：“最坏的还是腓特烈皇后，她是个野女人！她双眼里冒着不节制肉欲的怒火，当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我浑身发抖，她爱巴腾堡，渴求他在她的身边，同她的母亲要求他的兄弟不离左右一样！”
宰相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位有病君主起初并不反对这门亲事。有人从俾斯麦的演说中预感到一种可能的变化：君主是快要死的人，奢望与斗争都锐减了，他的灵魂只是渴望安静。俾斯麦却与君主不同，他还老当益壮。在前一年，他提及腓特烈与维克多利亚时，曾说：“他们在家中煽动不合，正在筹备谋反。他们毫无德意志人的特质，在人们心中早已失去地位。”今天，他又在判词中声称：“我的老君主清楚地知道他非常依赖他的女人。他常说，‘你得帮我，你知道我是怕老婆的，’但是腓特烈却过于骄傲，从不肯承认他怕老婆。不过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对老婆他简直是依赖甚至屈服，像一条狗一样，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会怕到那种程度！”
俾斯麦越老越好骂世，他痛骂世人的脾气变得像石头那样硬。到了晚年，他失去了能深入细微的性格，失去了他先前料事如神的本事；现在他再也不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变得更加冷淡、多疑。这头老狮子躺在窝里，两眼冒着残忍的怒火，永远在那里守护着他的帝国，谁靠近他，他就会狠狠地抓住谁。俾斯麦少年时期的朋友柯雪林很少来看望他，有一次，柯雪林在探访俾斯麦后说：“鬼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并不以曾建功立业而得意，并没有在劳苦之后静享和平安静的滋味……”
俾斯麦的同事和议员们都觉得他堆积了这么多的骂世主义，是想让全国人民都明白他们的领袖看不起他们。他在议会上曾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大多数是由保守民族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他就是依靠多数派通过他的劳工法律和保护税则法案的）。如今，在帝国议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厌恶这个老头子了。有次从议会回到家时，他有气无力地说：“在这样的辩驳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外面过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夜晚。”与俾斯麦同事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他们希望那位少年很快就能做皇帝。霍尔施坦已经同温德赫斯特达成默契，预备将来怎样行动。
像其他老年人一样，俾斯麦现在常常回首过去的时代，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他的君主死了，现在他颂扬他，就像当年君主在世时批评他一样。“皇帝真是一位靠得住的人，他竭诚帮助与他联手办事的人们——他往往走错路，但是后来，总能改正。”这位宰相冥想维多利亚时代，他居然觉得奥古斯塔还是好样的，他曾批评过奥古斯塔，说：“她常常使我为难，但是她是一位顾体面的女人，她能尽她的分内之事，而现在新皇后却完全不懂得她该干些什么……她可以为她主张进步的朋友牺牲，因为她的丈夫自己没有主意。处于这样的地位，事事又不顺心，我们不能说这是对的来安慰自己……我将坚守我的地位，假使免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很负责！……现在不再有君主了，但我对少主人抱有许多希望，他少年时经历过很多艰难，这对他大有裨益。”
威廉亲王觉得家庭没有温暖，后来几年便与俾斯麦较为亲近。１８８６年间，腓特烈曾写信与俾斯麦谈论威廉亲王，他在信中说：“他判断问题来得太快，不成熟，而且越来越骄傲。”腓特烈这封信的意图是让俾斯麦体恤被批评的少年人，俾斯麦自然要医治这位亲王的“波茨坦愚钝病。”在腓特烈未得病之前，俾斯麦就预感到新君主在位不会长久，当初俾斯麦之所以同威廉联合，是因为他俩都反对亲王的父母。
不料相处还不到一年，威廉二世的自傲就致使他俩的不和睦。斯托克尔与瓦尔德塞向他建议说，要抵抗社会主义不如用柔和、善意的手段。威廉二世提议新设马队表演来筹款赈济柏林的穷人。这样的活动并没有使俾斯麦发怒，令他发怒的是，这位皇帝非常外行地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他却一向坚持用法律和利剑来解决。对他的抗议，威廉二世答复说：“我宁愿被切成若干小块，也不肯做让自己为难的事。”俾斯麦不喜欢这样过火的话。事隔不久，在老皇帝在世的最后一个月里，俾斯麦更加烦恼，因为这位亲王竟然把一个提议的草案送给联合起来的几个元首。威廉二世在这件公文里警告他的父辈：若想阻扰他们的宝贝侄儿是不明智的。
这位储君的祖父与父亲还在世时，他就拟好一篇宣言书的草稿，准备送给十几个衙署，俾斯麦对此越来越不放心。这小子的血在发烧，有帝国的王法在，难道他不明白他凭什么这样对待联邦，好像他是他们的尊长？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印刷起来足有八页。他说写这封信他收不住笔。在这封信里，他把帝国的诸多原则，逐一给储君解释，他还请储君把自己的提议草案烧掉。这些话触到了储君的痛处。他要当皇帝，起初几句话就不适合通告诸邦。他容忍宰相太多了，现在还要忍受！现在这位储君已经能够对自己说，“他牺牲自己其实是为了反叛父母。”
他冷冷地回答，并恐吓说：“将来我能发号施令，让他们等着瞧吧！”这些话显然是说给反对他的人听的，但是这种刺耳的腔调并不能打动读信者的耳朵。在他的长信中，他有许多理由对储君说：“据我看来，君主制最坚固的砥柱不在于太平时期君主与臣下合力处理国事，而在于危难之际陛下手执利剑，准备以死而奋斗，这样的君王临危时绝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德国人而去。”
俾斯麦在三十年前就用这样的话苦劝威廉二世，究竟出于偶然，还是他深知人类的品格，抑或他有先见之明？三十年后，威廉二世果然因他懦弱的品格失败了。
威廉二世还是储君时就学会了腓特烈的派头，拿笔批公文。在几件公文里可以看到俾斯麦与少年威廉二世的问答，还看到了俾斯麦是怎样批驳他的，他们所讨论的都是政治问题。俾斯麦交给大使们的书信越来越多，涉及的越来越广泛。现在能够通过研究抄写出来的论断、命令来发现俾斯麦的格言与他关于政术的讨论。可以把这些公文当作一个善于想像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者当作一位政治家真实的写照。当国内反对俄罗斯越来越激烈时，当陆军正在催促宣战时，他就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写信说：
“俄罗斯因为它的天气、它的广阔的国土、简单的需要，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破灭的，它是我们的死敌——如同在西方的法兰西。这样会造成永远吃紧的形势，我不愿承担出现这种时局的责任。即使拿最弱小的波兰民族来说，一百年的时间，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灭掉她……但我们可以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危险因素，必要时筑坝来提防它，这是每一个聪明人必须要做的。”
威廉二世审读了这篇公文，他对“树一个新而好报复的仇敌”这句话批驳道：“不能比现在还要厉害。”俾斯麦批驳说：“我告诉你，比现在要厉害得多。”对于“渴望报复”的话，威廉二世批驳：“也许是极想报复，但是他们还办不到。”俾斯麦批驳说：“他们很快就能办到，如同法兰西已经办到十二年了。”对于“一个民族”那句话，威廉二世批驳说：“但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战斗力。”俾斯麦反驳说：“但是五年之后又会恢复，请看看法兰西。”
这篇公文的对答，其实是阅历与不耐烦的辩驳，是成熟的裁判与不成熟的裁判的辩驳。这个老政客仍然希望教训这个少年。后来俾斯麦写了一封长信与威廉二世讨论德意志对俄罗斯的政策，说了两句警告话反对这样的批语。俾斯麦说：“我和官员们明白陛下的旁批，政府要改换了就不会站在从前和平的地位维持德意志政策，从我所悟解的殿下旁批而言，我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对德意志政策，我认为立场反复无常比主张战争更危险！”
俾斯麦选择了这样有力量的字句来警告这个少年。第二天，他很惊愕，因为这个少年声称，俾斯麦对他的批语有“过于夸大的意思”，而且竭力声辩，他自己的心是向着整个和平的。这个少主人是一个任性的人，他懂得这样说话的后果吗？威廉二世又说，他以后会避免加旁批。“有一部分是承认你的推理力量”，他还说，如果不用这个方式，他还会用另一个方式来公布他的见解。老威廉从没有写过这样无礼的话。俾斯麦觉得“一部分承认”是件新鲜事。少年的储君们自然喜欢谈论战争，但他们不知道战事所包含的危险；他们并不因为战事的许多忧虑而睡不着觉。这位太子被好战的将领们所包围，假如他们听到了俾斯麦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前途黑暗的预言，威廉二世肯定会感到恐怖的。
“倘若上帝之意要我们下次打败仗，我认为打败我们的仇敌会采用所有的手段阻止我们重建家园，使我们的国家十年都不能复原……我不相信我们的仇敌取了阿尔萨斯就心满意足。我们在１８１２年曾得到俄、奥、英的帮助，这时我们再也得不到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统一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对俄罗斯进行预测。他说，俄罗斯是很急进的，“大多数人过于相信俄罗斯革命与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有许多人希望俄罗斯被打败，这样一来就可以灭掉这个破旧的朝代了。”他最大的顾虑是在一个报告的旁批上显露出来的：“只要和平有可能，我一向都需要英国相助。”
皇帝去世前一天，宣召宰相。他伸出那双因发热而烧红的手给俾斯麦，随即把皇后的手放在俾斯麦手里，使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老皇帝不能说话了，但是却很动人地警告了这两个人。他临死前将政治赐福于他一生所反对的俾斯麦。
第二天太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做了新主人。


第6卷威廉二世

“陛下，假设腓特烈大王当初登位的时候，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核心人物辅佐他，有这么有权力的人来处理国事，又假使他仍然留他效力，腓特烈就难以获得大王的美称啦。”这句话是瓦尔德塞说的，他的话很能迎合这位少年皇帝。他登位时仅二十八岁，自那日起，他勇往直前，努力实现“威廉大帝”的梦想。瓦尔德塞也有自己的奢望——他想当宰相。这个新主人当初还畏惧俾斯麦，用许多恭维话来笼络他。
赫伯特·俾斯麦现年四十岁，好像还有继承其父地位的可能。这个俾斯麦是左右为难的。他不仅被他是一个有天才的父亲的儿子所累，尤其还被他父亲决意要他继作宰相所累。这位俾斯麦可以把诸多矛盾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君信臣忠的关系，从前就是这样的关系把奥托·冯·俾斯麦与现在威廉的祖父连结在一起的。威廉一世与俾斯麦一世比较容易建立这种关系，因为君主几乎比臣仆大二十岁，而现在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二世却迥然不同，臣仆比君王大得多。俾斯麦曾说过，他觉得他与老皇帝如子与父，比较容易容忍脾气暴躁的父亲，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能。
以这两个人物的才智而论，又体现在不同方面。威廉一世的睿智虽不如威廉二世那样有异彩，却较为善于操纵人物，他讲礼貌，不轻易说话，逐渐变得愿意听随一个天才宰相的指导。威廉二世喜欢做他所做不到的事，他过于自信，不敬重他的祖先。俾斯麦二世赞美自己的父亲，明白自己无创新的魄力，这就使他更趋向于替他的父亲做事，而不是替祖国做事。赫伯特不自信，被他过于敬重的父亲所累，所以遇到要他自己拿主意与照着这样的主意去做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威廉二世自小到大不被父母所宠爱，而赫伯特却受宠于极慈爱的父母之手。老俾斯麦家族感情是很坚固的，他越老越替他儿子出力，要他继做宰相。
赫伯特成了父亲惟一的心腹，又从这位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那里学习权术。他若是一个革命家，决不会亚于他的父亲，他不仅学到了他父亲的知识与手段，而且还继承这两样所综合而成的骂世主义。赫伯特的骂世主义变得很浓厚。他的父亲说：“我不过是看不起人，他却怨恨人。”老俾斯麦因为成功而惹人畏惧，小俾斯麦却没有这样的成功基础。赫伯特的冷淡与不和谐的态度，是因为他太骄横。有人秘密地说，所有内阁大臣都不喜欢他，不过碍于他父亲的面子才容忍他。威廉二世当储君时就与赫伯特要好，但有许多人说看不起他的话，而且还有人诬蔑他，所以无定见的威廉二世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反对他。有人说俾斯麦父子很想一手遮天，王室将因此而置权力与荣耀于危急之中，所以更不利于威廉二世对赫伯特的印象。对威廉二世进谄言的人本是以谗媚为生的人，俾斯麦父子是决不会做这种事的。
威廉二世很狡猾，起初并不显露他的想法。奥地利大使写信回国说：“君臣互相赞美，如同过蜜月一样。”俾斯麦完全被皇帝所骗，所以他称“皇帝更独立，超过了他的祖先。”当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坐等到晚上十一点钟欢迎威廉二世来作客的时候，这个少年皇帝十分感谢宰相这样体恤他。因此，威廉二世又为主人考虑，早上不到九点钟不起床。当威廉二世出访东方的时候，他经常发封电报问候宰相。过了不久，他却对巴登大公发牢骚，说这个老头子想教训他，过于卖弄他自己的阅历。威廉二世所说的话肯定要重得多，因为大公说皇帝仍然重用俾斯麦父子，只不过是“暂时的”。
到了１８８９年，国难当头，宰相亲俄亲奥，维持他均衡的老政策，而皇帝却反对俄国。第二年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将要期满，俾斯麦必须尽力设法延长保险期限，因为帝国的平安依赖于此。沙皇应邀来柏林作客，他对宰相很信赖，但对德意志却感觉很冷淡。威廉二世主动提出去俄国打猎，亚历山大勉强答应了。威廉二世与沙皇告别之后，请宰相坐上他的马车。当马车缓缓前进时，皇帝说他打算探望沙皇，俾斯麦听后一言不发，威廉二世对此很不高兴，他责问俾斯麦：“你没有一句赞美我的话吗？”
这句话自然流露出威廉二世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但他误会了俾斯麦，作为一个智者，俾斯麦明白沙皇不喜欢威廉二世那样的脾气，亚历山大又是个胖子，喜欢舒服，他恐怕同这两个皇帝一块去打猎，会破坏了原来不甚坚固的交情，所以他便劝说威廉二世不要去。少年皇帝听后如冷水浇背。他最好慕虚荣，俾斯麦的劝谏伤害了他的虚荣心。于是他让俾斯麦下车，并说了一句简单无礼的告别话。他原想对沙皇提起此事，后来还是放弃了。
此次分歧是导致二人关系破裂的开端。这场戏颇像两个恋人因为第一次不让接吻而发生情感危机。不久，“土狼们”都聚拢上来，煽动主人的烈火。最近腓特烈当太子时的战事日记未经允许就被刊布，俾斯麦心怀恶意地强逼皇帝忍受对他父母的责怪。因为俾斯麦要打破自由派霍亨索伦的无稽之谈（这个日记的话语有鼓动这种无稽之谈的趋势），同时他并不愿意给民主党在将来的选举中引用先皇言论的机会。于是贵族们又抬起头来，竭力反对俾斯麦。宰相在１８７０年后几年间仍在为国家而作战。《帝国官报》里攻击《十字报》说，这样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俾斯麦很有办法影响老皇帝而不能影响新皇帝。”
德意志这部机器并不是运转得一帆风顺，它磨擦之声早已四起。矿工罢工，皇帝要用“理想”对付，而宰相却要用“铁血”对付。俾斯麦误以为这次罢工是社会党举行的暴动。从前有人想行刺威廉一世，俾斯麦曾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现在他要利用这件事反对社会党，以利于选举，不料却被皇帝识破。当内阁开会时，皇帝忽然走进来，大骂矿主，他已经命令他们多给矿工工钱，否则他就撤回军队。显而易见，这个少年害怕革命，他想用改良的措施避免革命，而俾斯麦却宣称革命党要是敢出来，他就会用枪打倒他们。尽管如此，从外面看来君臣还好像是团结一致的。新皇帝的不讨好的新思想原是无可厚非的，但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显然是不能奏效的。这种方法是从几位近臣那里得来的，他的顾问是奥斯比德，是他的老师。这人在俾斯麦谈话时时常恭维他，后来在他的记事日记中，却从不说俾斯麦一句好话。
俾斯麦终生没有意识到他把仇敌估计得太低，而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过于稳固。他同整个阶级作战却忽略了几个近臣，让他们随心所欲。１８８９年５月至１８９０年１月间，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都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皇帝屡次苦劝他住在那里疗养身体，他却毫无防备。好比老夫少妻，俾斯麦虽不能常伴她，与她一起消遣，若是智者也要尽其所能陪伴她，但俾斯麦却任凭他“夫人”自由地享受年轻而有精力赞美她的人陪伴她。他不明白这群少年怎样引诱她。
俾斯麦受到过多次警告，他只要在夫里特利士鲁读一下报纸就会知道。所有的党派都反对他，有一张报纸称：“国事都已半身不遂了！”《日耳曼尼亚报》社论的题目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走上了邪路》，《十字报》更是怀着恶意对俾斯麦进行攻击，同时自由党的报纸对着皇帝改良社会的计划畅所欲言。社会党同往常一样，总是与宰相唱对台戏。当沙皇问他是否仍想当宰相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当布狄克警告他经常不到衙署是很危险时，他满不在乎地答道：“我劳苦功高，不存在被免职的可能。”他像丹敦一样，凡有人警告，他总是回答“他们绝对不敢！”
像以往一样，他的批判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他说皇帝起居无时，“阁臣们向他奏议往往要预约，但他却未必放在心上。”威廉曾在《居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政论，俾斯麦说皇帝有“遗传的疯病的趋势”，所以才发这种议论。那时俄罗斯大使的报告的确提出过疑问：当时有许多人窃窃私议，互相询问，皇帝到底是不是疯子？
俾斯麦快要离职的时候，皇帝送给他一件“信物”狗，作为二人冲突的符号。这是一条“极难看的黑狗，头极大，两眼流水，胸部枯萎”，这狗决不是良种。俾斯麦说：“我是君主的臣仆，还得把心爱的泰拉斯交给管猎场的人料理，躲避这只黑狗。我当然可以把这条狗毒死，但它有很忠诚的眼睛，我不忍心。”俾斯麦快要被免职了，他仍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森林里，同那条黑狗作伴。当俾斯麦步行或骑马的时候，这条新来的最难看的狗陪伴着他；当他坐在火炉边时，这条狗把头放在他的膝上，要他抚摩它。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因为他是君主的臣仆，君主希望他像狗对主人那样忠诚。
俾斯麦以为无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因而自鸣得意。十二月间他对一位女朋友说：“皇帝是一个最能迁就人的主子，无论什么政事他都不敢反对我……假使我再年轻些，能常伴在他左右，他一定会听我的。……一个人可以三次解散议会，但最终还是要彻底摊牌的。如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不流血是无法解决的。德意志问题也是这样。但我们的少年皇帝却不肯动用武力。……”俾斯麦并没有把话说完，却写了很多东西，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地误会了威廉二世。


第6卷议会选举失败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威廉二世电宣俾斯麦赴柏林。到达柏林时，他疲惫不堪。第二天开御前会议，讨论社会问题。布狄克于是站起来（他十年来一直是俾斯麦的心腹）说在诸多阁臣中，皇帝最喜欢他。俾斯麦最近才对他发生了怀疑。布狄克说，内阁不如发号施令来做些事。不久前，同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喝酒时，布狄克秘密地对俾斯麦说皇帝要建设社会，实行改良。现在他竟对同僚们说起这样的话，完全出乎俾斯麦意料。
俾斯麦被同事们抛弃了。他八个月不在内阁，他的同事们就改奉他人作领袖，现在他明白自己失去了许多机会，这是二十五年来未曾发现过的很可怕的事情。他拿阁臣们出气，骂他们的公事办得不好。他原指望他们同声反对，他就乘机辞职，但众人默不作声。这次会议就此告终。俾斯麦去见皇帝。自从那次君臣同坐马车后，他们一直未见过面。这位老政治家说：“我要取消现行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因为我要制定更强硬的办法。”皇帝听后深感恐怖，他告诉俾斯麦他要通过保护劳工的法律，他的梦想是抵制正在示威的叛乱，他要在生日那一天召集会议，举行一次演说。
路西亚写道：“我们坐在那里越久越觉得诧异，心想究竟是谁把这种意思吹入他心里的。”在会议上布狄克首先请俾斯麦发表意见。这位老政治家很安详地说，皇帝若实行他的计划，将对选举不利，因为资产阶级会不高兴，而劳工们却得到了鼓励。皇帝很客气地答复道，他很想减轻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这是忠心的顾问们所主张的。俾斯麦咆哮起来：“我现在不能证明陛下的让步政策是否会招惹祸端，但多年来的阅历使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办。若现在我们让步，将来我们无权解散帝国议会，必定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法律不做出规定，留下许多空隙，将来就会有许多冲突！”
皇帝不高兴地说：“除非有极端重要的事发生，我才会这样做，我不愿拿人民的鲜血来开玩笑！”
俾斯麦答道：“这是革命党的过错，不流血就不能解决这件事，不流血就意味着向革命党投降！我劝陛下不要走这条路。自从我入主政府以来，君权总是日渐增长……自愿退步是迈向议院制的第一步，这是很危险的。陛下不听我的忠告，我不知道能否还能在政府任职。”
皇帝把布狄克叫到一边说：“这很使我为难。”一句秘密话，揭示了皇帝与布狄克密谋反对俾斯麦的企图。
皇帝请阁臣发表意见，大家虽知道破裂临头，却无一人敢随声附合皇帝。在这一场两个人的决斗中，究竟支持谁呢？如果俾斯麦仍大权在握，以形式上而言他们都会附和他的。但俾斯麦看得出他们神色紧张，很惊慌，他感到实在控制不了他们了。
保守党领袖以这次的争执为缘由，第二天就投票反对永久存在的反对社会党法律，以实施俾斯麦的政策。就在当天，皇帝发怒了，伸出拳头，对着陆军大臣说道：“你们不是我的阁臣，而是俾斯麦的阁臣！你们的神情好像是挨过一顿鞭打似的。”在这一时刻，俾斯麦被打倒了，他穿着睡袍躺在榻上对宰相署的办事长说：“皇帝同我严重不和，专听像达格拉斯这类人的话。我的同僚们都抛弃了我。”只有他的儿子比尔劝他赶快辞职，还对一个朋友说：“我父亲再不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
这句话说得正确，但俾斯麦仍然犹豫不决了七个星期。从前，以他那如铁般坚强的意志与他的睿智，是不会如此犹疑不决的。他什么事都依赖选举，但对选举既渴望又害怕。开过选举会议的第二天，见到了同事们时，俾斯麦很和气地说：“一个君主的任性，如同天气变化，我们打了伞，身上还是湿的。……皇帝的态度虽然如此，我仍尊敬他，因为他是他祖先的子孙，他是我的君主。我受不了他这样营私结党……我只好让步。”他辞去了商务大臣的职务，他宣布他将只担任外部大臣或帝国宰相。皇帝生日那天，君臣的关系稍有缓和，彼此都说着相互敬重的话。
到了２月，老头子的心境有所改变，他劝他的同事们反对将为社会党而发的谕旨；当布狄克说与皇帝旨意冲突的决定，将使皇帝不喜欢时，俾斯麦在会议上对他大肆攻击：“当负责的阁臣们看见他们的君主将走危及国家的路时，而不坦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假如我们都完全按皇帝的意志办事，八个属员就可以做现在几位阁臣所做的事了。”可谕旨还是颁发出来了。俾斯麦见到皇帝想刺探一下他的意思，便说：“我恐怕拦住了陛下的路。”威廉二世一言不发。他还试图让他的同事们反抗皇帝，但并未奏效。当他宣布他想辞去几个职务时，他们仍然没有反应。后来，俾斯麦对儿子说：“他们也想把我哄走，那样他们如同得到了解放！”
他的同事们不喜欢与他见面，他便向他们宣战（这是他自己说的），打定主意不辞职。这下可激怒了皇帝，皇帝希望他辞职，现在两个人相持着，看谁更有持久力。他们俩都觉得这样相持下去不是办法，但是谁都不愿担负决裂的罪名。皇帝不敢免俾斯麦的职，而俾斯麦不到踢他出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自愿辞职。这两个人如同反目成仇的夫妻，一个要离异，一个怕离异，谁也不肯轻易地做出选择。
俾斯麦既不装模作样，也不多揽权。他同以往一样：要打架！他十分清楚这次他绝不可能打胜，他所期望的只是在事实上打败他的对头。他满肚子都是愤恨与妒忌，顶小的权利他都要争。次长没经他签字就把开会的通告发出去，他大发雷霆；他很留心察看自己的仇敌们所走的曲折路径，其实并无阴谋的地方，他也疑心重重，他以为维多利亚是奥斯比德的主谋，“奥斯比德是手枪，装子弹的是更有才华的维多利亚，而使用这把手枪的是皇帝。“同时他也开始委屈求全，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他找到维多利亚，对她大发牢骚，说他自己不合时宜了。等她问他怎样才能帮助他时，他叹息着说：“我不要别的，只要一点怜恤。”倘若当时的历史只留传下来这一句话，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还是担心被打破饭碗的。
此时，这个老牛似的实干家还能够安详地冥想全局。二月里，他叫人把他的恤俸草案弄好了，他把真实情形告诉了各位大使，把这次争吵归咎于宫廷与皇帝——他仍企图赢得威廉二世的信任。俾斯麦曾对萨克森大使说：“皇帝随便问一个轻骑军官，社会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接受了他的见解……皇帝浑身上下都在发痒，他想得到众人大声喝彩来维护他，但是有钱的阶级并不爱戴他，因为他与劳工们要好。总有一天，连军队都不能相信他，到那时德意志就完蛋啦！”在拿不定主意的几个星期里，这位政治魔术师就是这样摇摆于伟大与渺小之间。
选举解决了这件事。当军队奉君命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们一队一队的选民不声不响地去投了他们的票。他们受了十年压制，如今要进行报复。李卜克内西的新近预言果然言中了：“十一年后你得到了什么？……在巴黎会议上，人人都承认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强的，也是组织最有力的……他要勒死我们，反使我们变得更强……德意志没有工人会变作什么样？一个新观念来到世界上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谁若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冲突，必祸及自身！”
如今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已是从前的三倍，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一百五十万增加至七百万，反对俾斯麦的票数有四百五十万，超过了赞成他的票数。
俾斯麦本来有好多理由相信皇帝的谕旨导致了这次选举的失败，他坚信若没有皇帝的这几道谕旨，选举的结果必定会与三年前一样。他相信自己仍有重新奋斗的机会，他并未因此而气馁。他束起腰，操练起他的旧军械，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国家正处在危难之机。他对皇帝说：“倘有最坏的事情发生，我必须召集各联邦君长，限制选举权。群众被罢工与选举的结果所激动，或许会引发叛乱。那时，最利于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一决胜负……我们仍能获胜。我有足够的力量，再迟就不行了，千万不要投降！”
这个老将所说的同样这番话在三十年前，就具有扭转时局的力量。这位少年君主与俾斯麦一样，并非是人民的朋友，但他却不愿意动用武力。
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我们既然同他们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来得越早越好。你绝不能用改良政策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将来总有一天，你会用枪来消灭他们的。”
俾斯麦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所以又提出辞职。威廉二世一心想扩军八万，这是俾斯麦答应过并替他在帝国议会上争取过来的，所以他紧紧握住俾斯麦的手，演戏般地重复着俾斯麦说过的话：“不要投降！”
在内阁会议上，俾斯麦像打了胜仗似的高兴得不得了。他宣称：“皇帝预备奋斗了，我仍在他左右！”阁臣们听见这句话，都看着他默不作声，内心却很着急。他高兴了，他决计不让他的同僚们见到皇帝。他要他们记得，以前有过阁令，当部长的阁臣们不许与皇帝直接通信。可惜这句话说得太迟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部长、近臣、陆军的领袖，无一不告诉皇帝选举失败都是俾斯麦的过错。威廉二世毫不迟疑地否认他所说的不投降的话，他在一个公宴上发表恐吓言论：“我将打倒阻挠我的一切力量！”布狄克的运气来了，在俾斯麦对皇帝说不满意于布狄克的话的当天晚上，皇帝就赏给布狄克黑鹰宝星。好几年前，俾斯麦曾得到过同样的宝星。俾斯麦听说布狄克得了这颗宝星，便引用了席勒《沃伦斯泰因之死》上的话说到：“奥塔维奥，你得法了！”
现在俾斯麦最想在帝国议会恢复他的大多数席位。古老的君权好像在他的脚下动摇，他环顾四周，要寻找一个新的更坚固的立足之地。


第6卷斗士的风采(1)

“我要说我的话，这原是我的本务，压在我的良心上，好像一把手枪指着我的脑袋一样。我相信现在的政策正在引导帝国陷于大泽中，我以为莫如躲避为妙；我知道这个大泽，别人却看错了这个大泽的性质；假使我不敢说话，我就是犯了叛逆的罪……我的朋友们要我甘受一种活死人的情景：躲起来，不说话，不动……但是我虽归隐，我还能够效劳于祖国。……以几个方面而言，我现在较为自由；我现时能够赞成在外国的和平宣传，这是我二十年的主要目的。”
他关切自己的功业，就是这样联合仇视他的后任们，并联合急于报复诬蔑他的人们。在他的最后十年间，他恢复了左右舆论的力量，这是他前些年所丧失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表明，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可以的。当他由心腹人之手，把威廉一世所写的许多信函登了报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己，使自己免遭阿尼姆的命运，他示意说若有必要，凡是刊登这样信件的人们，必须声明这种信件曾在夫里特利士鲁任由客人传看过，必定是在这里抄出来的。他又说他写给君主的私信，是他的精神产业，他还把别的秘密授予哈登。他读过这个政治记者的论说后，便请来见面，同他作朋友。
当俾斯麦起初告退的时候，他难以在德意志报章上发表他的意见。大多数的报馆恐怕同他往来受到拖累。在头几个月里，他所接见的，只是从外国来的记者，在德意志的诸多报馆中只有《汉堡改正报》请这位前任宰相登东西，这张报因此在好几年间变作帝国最有味道的机关报。他口授过许多论说，让这张报纸登载，他所授意登的更多，所以人们不久都以为《汉堡报》是夫里特利士鲁的政党报。这些年里时局曾发生过两三次危险，这个时候，《汉堡报》与《帝国官报》几乎齐名。
俾斯麦免职的那几天，接到了六千封恭维他的电信。汉堡给了他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他在满街挂满了旗帜的路上坐马车走过时，有一个英国水手走到他的马车旁，说道：“我要同你握手！”俾斯麦平生头一次同平民握手。他从前一向未曾请过农人同他吃过饭。这时候有两个很热心的农民从申豪森来，俾斯麦请这两个人同他吃便饭——因为俾斯麦被他们的卑躬称赞所感动！赫伯特说了一句很适当的话以总结这个情景：“他们当你是他们的保护神，是很有好理由的。”有许久，这种事件不过是偶然一见的。再过两年，在１８９２年５月间，这个逐臣说道：“我自己骗自己之处，就是关于德意志人……他们不知道逼我批评的不是只因发一阵脾气，不是想报复，也不是想再揽大权……使我失眠的，原是为帝国的将来而烦心。”
再过两星期他是不肯说这种话的。赫伯特听从父亲的旨意，与一位继承家产的奥地利女子定亲。俾斯麦想去维也纳，参加他们的婚礼，他求见弗兰茨·约瑟夫，要求其答应欢迎他。但是威廉二世与近臣们恐怕这位前任宰相心怀叵测，威廉二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道：“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去受恭维他的人们的计划好了的欢迎……你是知道的，他的诸多最得意之作之一就是同俄罗斯订立两事兼顾的密约，这是在你的背后立的，被我打消了。俾斯麦自从归隐以来背信弃义反对我与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用尽他的手段与奸诈，尝试使世人相信是我先向他求和的。他的诸多计划中之最要紧的，就是他会请你见他。我所以敢于求你，在他尚未到我面前认罪之前，切勿见过这个不受约束的子民以使我在本国的地位稳固。”
与这封不光彩的信同时送往维也纳的还有一封，是霍尔施坦起草，卡普里微签字，给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的，信中说道：“倘若俾斯麦或他的家族要到你家来，我请你限制你自己的俗礼形式，切勿去参加结婚典礼。不仅是你该遵照办理，全大使馆的人员也应照办，我还可以告诉你，皇帝不肯改变任何结婚报告……我命你把这件事实告诉卡尔诺基伯爵，你认为最适宜用什么法子告诉他，你只管用。”
有人秘密地告诉俾斯麦有这样的一封信，他最初就想到送一封挑战的信给卡普里微，他想道：“我已经选好一位见证，我的右手还是很稳的，我又常练习手枪。但是当我想过之后，我总记得我是一个军官，这件事应该归一个年长的军官们所组织的名誉法庭处决。我决不能够使他同我当面决斗的。”这个巨人现在是七十七岁了，还显示出了他的狮子般的勇气。他要保护他的姓名、位分、名誉，那怕冒生命的危险，也是要保护的，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不肯打发他的儿子去替他决斗。他要自己去，他要惨死，以结束这样受骚扰的生存状态，他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次也是被这样的思想所激动的。
他走了一条更为有深谋远虑的路。私下里他称这封“乌利亚信”是一件不要脸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篇文章，公布与众，说道：“奥地利皇帝本来想接待俾斯麦王爵的，有人想出阴险的办法使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的从前历史里头，不可能遭受如此凌辱。”这个炸弹轰然一声炸裂，碎块飞过了德意志边界。
自从普鲁士立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君主，从未象激起过全国的人如此沸腾地反对他，因为即使以１８４８年而言，普鲁士的怒气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懦弱无能的君主发作的。现在半个德国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从柏林经过，群众就在辇轮之下，走入车站，请老头子演说。他是个很有思虑的人，自然是不允所求；他的报复计划中，早巳盘算到他到了维也纳，贵族们觉得很难为情，只好走开，德意志大使装病，睡在床上，但是他的夫人却很有胆量，替这位受了羞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所激发的诸多恐怖与枝节之中，赫伯特与女伯爵荷安施结婚了，十年前他也曾处于同样的恐怖与枝节之中，那时候他节制自己绝不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须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么？……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6卷斗士的风采(2)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
“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揶揄人。”
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揶揄。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胃。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辨别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惟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第6卷最后的归宿

俾斯麦原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他的夫人与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所爱的狗马也全都死了；现在他不太关切他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他的权力没有了，而且常常因此而发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了。他得了种四肢十分刺痛的病。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许多话，使所有人都听他说，不敢插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变得不肯说话了。他坐在桌子旁的一把轮椅上，（现在喝酒喝不多了）听少年们说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
森林还在那里，同从前一样，八十三岁的俾斯麦还在森林里坐马车——他一言不发，只同自己的思想交流。他说道：“现在我只有一个躲避之处，那就是森林。”他不再注意田野了，他最注意的就是杉树。树苗圃也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森林里最老的树木也能使他注意，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当许多鸟都聚在房后的时候，他说道：“它们今天开会议，我猜这是因为春天快到了。到了傍晚我就等它们在屋顶出现。”这几对鸟他全都认识。“只到了五对，应该是七对的，为首的最后到，它们能够去睡觉，起来时也不觉得腰疼。”随后他坐马车去察看池子，在那里想该用什么好法子来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当一个客人戴了高顶帽正要坐马车去逛森林的时候，俾斯麦把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让给他戴，说道：“请你不要使我的树木看见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爱客人不如爱树木，爱德意志也不如爱树木。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现在他想死在森林里，他选好两株差不多高的杉树，指给他所优待的客人们看，并说道：“在森林里有自由的空气，在两株大杉树之间，就是我最后的休息之所，这里的阳光与新鲜的微风，都足够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埋在土下，这种思想是很难受的。”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与印度人，他们把死人挂在树顶上。他只管这样谈，心里却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预备葬身之地了，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寝。他还知道墓碑都已刻好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同森林里大树在一起。假使他能够顺从他的想法，他是不要墓，不要墓碑的，他只要阳光与风。
俾斯麦以此为始以此为终——他是一个无神派，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许多场合说的话都表明了这个立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奉行一种葬仪，是一个相信基督教上帝的人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却号令他人四十年，最终却要在墓碑上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在森林里呢，同阳光与上帝在一起，为什么要抛弃他的森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老橡树下嬉戏；少年时，他曾抬头看这些树，他为国家劳累的时候，曾在树下歇息，到了晚年，他爱听树叶的声响，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些树，为什么掉过头去，与农人们分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旷野？迁徙到别处去，他的心里赢得了什么？
回顾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到被迫无所事事的暮年，俾斯麦很感慨。他追忆从前的日子，那时候他有许多事要办，使他感到欢乐。但如今，功成名就都不会使他满心狂喜，怀旧也不可能，他的事业已被他的后任们置于危险之地。当新世纪快要到来时，他所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动摇，他所订的条约正被人诘问，他政术的基柱，已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不再能藐视人们了。俾斯麦被根本地铲除，从他的活动范围内把他拖出来，把他摔到他的森林里去了。他考虑过许多虚无主义的问题，当他少年时在树林之下骑马走过时，时常为这些问题所疑虑，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是个体弱力衰的人了，他无数次在森林里乘马车走过，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只有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深思。
三十年后，德意志人站在俾斯麦的墓旁，向他行礼。他的坟墓简单而结实，很耐久，超过了工头所预定的保质期。他所创造的帝国，原是建于诸邦王公之上的，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夫里特利士鲁那位王爵，即使到了八十岁，还是有胆量拔刀斗争的，这些王公们却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但是，这个帝国仍然坚固不散，这些部族，这些德意志人，虽然已有一千年没统一了，在大战的震动中，却能团结，传统形式破坏之后，他们还能够独存。德意志的统一，并不与君主们俱亡。
德意志还活着！尽管德意志王公们在德意志最需要他们扶助的时候，抛弃了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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